当今世界，哪些国家比较受欢迎？看看每天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的民航飞机，就可以看出国际政治格局的亲疏冷热。最近，外国航空公司开始停飞中国航线，这件事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都成了一个大新闻。但是，绝大多数媒体都是从民航运营成本的角度来分析。如此角度似乎有一种潜在的暗示，什么时候民航成本降低了，飞中国航线的外国公司就会立刻恢复营运。 然而，笔者以为，民航成本只是一个表象，而中国的国际重要性明显下降，才是各国停飞中国线的真正原因。民航公司送来多少外国旅客，是看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态度的镜子。因此，当一个国家的国际旅客数量突然大幅度下降时，从这面镜子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国际观瞻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即该国的国际地位之坠落。面对过去二十多年来国际社会的“中国梦”划下“终止符”，北京的反应是，对南半球的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凸显其对外扩张的战略威胁。 一、各国停飞中国线 8月19日中共在香港的一家对外宣传官媒香港01发出一篇报道，提到好几家外国民航公司停飞中国航线。 今年5月起，一连串国家宣布取消飞中国的航线。美国的达美（Delta）航空原定今年秋季恢复洛杉矶—上海的往返航线，现在宣布取消。然后，英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民航公司相继宣布，停飞从伦敦到中国的航班。8月8日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宣布，从今年10月26日起到2025年11月，暂停伦敦往返北京的航线，以后是否恢复航班，届时再议。英国航空1980年开通伦敦—北京航线，44年来一直运作，现在却突然关停了。英国第二大航空公司“维珍大西洋航空（Virgin Atlantic）”停飞中国航线的态度更决绝，它也是从今年10月26日起停飞，但停飞无限期。 而澳洲航空（Qantas）则宣布，从7月28日起停飞悉尼-上海航线。这条航线9个月前才恢复飞行，现在则完全取消了。10月27日起，东南亚的汶莱皇家航空也将暂停每周两次直飞北京的航班。 欧洲大陆国家虽然没停飞去中国的航线，但班次压缩了。今年夏季德国的汉莎航空（Lufthansa）从慕尼黑和法兰克福飞往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班次每周35班，仅及疫情前的三分之二。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旺季，全世界的航空公司正努力恢复并扩大运力，以弥补三年疫情的损失，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航公司突然停飞中国航线呢？它们并未压缩运营规模，而是把飞机和驾驶员、空服人员转移到别的航线去了。比如，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停了中国航线，却开辟了飞菲律宾马尼拉的航线，也增加了飞新加坡的航班。 还有一些航空公司虽然没停飞中国航线，但把原来使用的大飞机换成了座位数较少的小飞机。例如，阿联酋航空飞往中国的航线全面停用座位多的空中巴士A380，改为体型小一些的波音777。 二、中国航线乘客少 香港01的报道针对各国停飞中国线这个现象，讲了一句重话，“让人嗅到了一丝反常的气息”。那什么是反常的气息？该外宣媒体不敢讲。其实，反常的气息就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下降了。 五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各国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不仅大量商务旅客频频往返，而且国际游客也络绎不绝。这都反映出各国对中国的兴趣很大，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自然也就增加了。2019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以后，引发了全球性健康危机，各国的民航航班象被“拉了闸”，纷纷停飞。疫情结束以后，各国的民航航班开始恢复，但几年下来，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航班大幅度减少，那就是中国。 今年6月全球国际航线的旅客运输量达到535万人，比去年6月增长了112%，只有飞中国的航线冷冷清清。今年7月美中之间的航班频率只不过是疫情前2019年7月的24%，而航班上座率只有五年前的四分之一。用这两个数据粗粗估算了一下，假定疫情前美中之间的航班基本满座，那么，现在每个月航班的载客量比疫情前减少了93.7%，只剩下五年前客流量的6.3%。那这6.3%的旅客当中，还有很多旅客是去中国探亲的在美华人。今年暑假期间，连在美国的几十万中国留学生也很少有人回国，因为生怕拿着大学发给的I-20学生签证申请文件（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for Nonimmigrant (F-1) Student Status），回美时会遇到申请签证的麻烦。 全球飞中国的航线中，从美国到中国的航线最具指标性，因为中国人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中国出口赚外汇靠美国市场，从西方捞技术还是从美国偷。什么时候美中航线没人坐了，那就是美中关系开始接近冰点了。中国14亿人口，台湾才2,350万人，但是，现在美国飞台湾的航班比中国多一倍。去年12月台湾－北美的客运航线每周飞143班，而中国每周只飞70班。今年4月美国的航空公司集体发函给美国交通部，要求停止在中美之间增加航班。美国的航空公司这个大逆转说明，各国的商务旅客和游客已经用脚投票，表明了态度：我们不再去中国。 如果说，美中关系不佳，可能导致航班减少，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航班是否如常？今年7月，从中国出发的国际航班比2019年同期减少23%，而今年外国人到中国旅游的人数只有疫情前的三成而已。 三、欧洲航司的绕飞成本和中国航司的导航干扰 各国航空公司停飞中国航班，并非其本国外交部的命令，而是航空公司自己的选择，因为没有足够的旅客。不光是各国去中国的旅客减少七成，中国的出国旅客人数也大幅度下降。搭乘国际航班的中国人之所以越来越少，口袋里没钱，当然是一个原因；而当局严控护照，也使得很多属于中产阶层的学校、医院、媒体等机构员工无法出国。为了抢夺有限的客源，中国的航空公司实行机票打折，因此中国的四大国营航空今年上半年亏损70亿。即使如此，中国的民航公司也不敢停飞国际航线，因为申请航线要与对方国家的航空公司对等，一旦停飞，这条航线就可能被取消了。 俄乌战争似乎给中国航空公司的欧洲航班提供了一些机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各国制裁俄罗斯，而俄罗斯则对欧盟、英、美、加等36个国家关闭领空。原来从欧洲飞中国的航班从俄罗斯上空经过，现在只好绕道中东，增加了燃料、人工等成本。但是，因为中共与俄罗斯是同伙，所以，中国的航班依然可以从俄国上空抄近路。这就使西方国家航空公司的票价比中国航空公司的票价贵很多，失去了客源。 然而，最近俄乌战争升级到双方无人机互相空袭之后，民航公司又遇到了新的麻烦。俄罗斯军方使用的是国造的格洛纳斯系统，抗干扰能力较强，而乌克兰军方的无人机使用的是民用的GPS系统，没有抗干扰设置。于是，俄罗斯军方就用伪造的GPS信号，干扰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这种情形在俄乌战场屡屡发生。 而俄罗斯军方伪造的GPS信号，会无差别地干扰到民航机的导航和安全警告系统，造成了以前从未发生过的飞航安全风险。据SkAI Data Services和瑞士的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分析，今年8月每天受到影响的航班数量已超过1,100架次。由于中国飞西欧的航班会飞经俄乌战场的上空，因此，中国民航机遭到俄罗斯军方导航干扰的风险，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生因导航干扰而造成的飞行事故。 四、美国金流已断供 过去几年来，维系美中关系的最后纽带是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美国过去几年给中国送去了两万亿美元的金融投资。这笔钱只是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垮塌，但却让美国的投资“失血”。现在，华尔街一厢情愿的对中金流基本断供了。 讲到外企投资，一般人只注意到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就是建厂开店的所谓“绿地投资”。其实，更大的一块不是“绿地投资”，而是金融投资。从最新的中国外汇管理局年报可以看到，到2022年底，中共拿到的外国金融投资累计一共是2万亿美元，其中2017年以前大约是8千万，而这2万亿的六成是2019和2020年这两年投资中国的。那时，中共刚要点燃中美冷战，但华尔街并不知情。 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这2万亿金融投资的四成买了中国公司的债券，另外六成投到了中国的私募基金当中（private equity）。所谓的私募基金，即外国投资人与中方的初创公司签下合资协议。西方投资者作为合股人，不管初创企业前景如何，十年内不能撤股；只有等到初创公司成功上市之后，西方投资者才能出让股权，收回投资和利润。中国过去几年出现了大量的初创公司，很大程度上都是冲着这笔钱去的。 中美关系恶化以后，这些中国的初创公司到美国上市的路被堵死了，而中国的股市一直在3千点徘徊，今年一度跌到2,700点，所以中国的初创公司在国内或香港也很难上市了。于是，美国金融投资产生的中国初创公司泡沫，也随即破灭。在外国风险投资的高峰期，2018年中国成立了51,302家初创企业；到去年底只剩下1千家，仅余下一个零头而已。当然了，华尔街的这些金融投资也基本上被吞掉了。 最近英国的《金融时报》说，外国投资人现在表示，中国的初创企业是“整个行业就在我们眼前消亡了”，华尔街几乎不再抱任何希望；西方投资者现在都认为，与中国接触的风险太大，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远离对中国的任何投资了。而热衷于对中国做风险投资的美国著名的投资管理公司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9月18日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存在“真正的问题”，“中国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越来越艰难”，这家公司的投资组合中，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在中国了。 五、中国威胁终止西方“中国梦” 西方国家多年来的“中国梦”是如何终结的？始作俑者，中国也。从2020年起，中国开始公开威胁台湾和印太地区，并且霸占了南海的公海海域，建造了多座人工岛，辟为军事基地。为此，中国频频威胁菲律宾，仅仅是因为菲律宾的二百海里经济区与中共在公海上试图控制的军事要塞区相重叠。 中共对台湾、对南海、乃至对南太平洋海域的霸权野心，服务于同一个战略目标，那就是，使用南海东部广阔的国际水域，作为其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所谓的“堡垒海区”，是指这一国际海域水深数千米，可以隐藏发射洲际导弹的战略核潜艇舰队。中共的洲际导弹携带核弹头，可以从这个“堡垒海区”里随时发动对美国全境的核威胁。 为了展示其战略意图，今年9月25日，中共从“堡垒海区”的山洞型战略核潜艇基地（位于海南岛三亚市东面的亚龙湾东岸之亚龙半岛）的附近，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落到南太平洋海域，引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度关注。这个威胁行动证明，中共的国际野心并非局限于东海海域，其战略意图涵盖整个印太地区。 这样的国际霸权意图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各相关国家纷纷增加军费、加强相互合作，同时引进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加强国防。正因为中共“失道寡助”，它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孤立了。这种负面的国际关注，当然会影响到国际社会民间对中国的观感。 外国人现在对中国的观感改变了，那种单纯的对中国的好奇和向往没有了，剩下来的是对中国国际角色的疑虑和质疑。中国不断对外摆出侵略和扩张的姿态，对内不断强化政治高压，这样的一个中国，无论对国际间的商务往来计划，还是对外国游客的猎奇探索愿望，都是一种明显的压制。在大部分国家的商界和民众当中，当年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已经破产。这就是国际现实，这就是中国当下面临的国际处境，这就是中国正在变得与国际社会渐行渐远、日益孤立的现状。 六、北京的最新威胁姿态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遏制中共扩张意图的国家，而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就是明确表明，中共为了它的国际野心，已经公开挑战美国，摆出了一副威胁姿态。路透社曾经这样分析，虽然拜登政府明确表示，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冷战，但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和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全球竞争，类似于一场不同但具有新风格的冷战。 9月18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 在国会山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印太地区大国竞争的听证会时，有一番坦率的发言。他指出，“我认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坦率地说，与中国带来的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显得微不足道。这不仅仅是军事挑战，而是全方位的。它体现在全球南方，体现在技术方面。我们需要全面加把劲儿了”。 他还提到，“战略紧迫性显而易见。印度-太平洋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世界近三分之二的经济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七支军队。美国是印太国家，该地区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该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战——其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印度-太平洋寻求势力范围，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台湾日益增长的压力以及在与印度的实际控制线上的军事存在，都威胁着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的稳定与繁荣”。 坎贝尔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中共现在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全方位挑战，甚至比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挑战更大。而在坎贝尔明确表态要认真应对中共的挑战之后七天，中共用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来证明，北京的挑战的确就是全方位的，包括威胁南半球国家。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走线美国”，从兴起到落幕，前后两年多。如今，已经进入美国的数万中国人正在设法落脚谋生，但他们的行动也切断了那些跃跃欲试者的梦想。目前，走线之途已经基本上中断。现在来回顾一下这短短两年多的走线“运动”史，可以通过这个窗口看到中国人的无奈。 王力雄1990年在境外出版过《黄祸》这部政治幻想小说，其中最惊悚的情节就是，数亿中国人走投无路之际，踏上了步行“闯关”周边国家的求生之途。此书发表十年之后，中国人开始陶醉在经济繁荣当中，不再想“偷渡”这个话题了。但2019年底开始的疫情，却象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繁荣”的包装，暴露出了内藏的巨大经济泡沫。 自从恒大的突然破产刺破中国繁荣崛起这个泡沫之后，中国社会又渐渐重新陷入了焦虑，于是，偷渡美国成了一种集体行动。然而，成功的“走线”，本来就是钻外国的“规则漏洞”；一旦“漏洞”被堵住，偷渡美国的“空窗期”也就结束了。 一、中国人的社会认知：从乐观转为悲观 偷渡美国，曾经是一个早已在中国淡出的念头。在中国经济一度繁荣的年代，中国人对未来普遍抱有不错的期待，如果自己的境况不如意，他们会倾向于在国内打拼。所以，在那样的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偷渡美国基本上兴趣不大。 但这方面的社会认知，过去两年内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可以通过一份在中国实施的民意调查结果看出来。据《华尔街日报》今年8月21日报道，一位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和一位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曾经从2004年开始，在中国每五年实施一次民意调查。 上个世纪末中共就有明确规定，所有的涉外民意调查（即国外方委托的民调），必须由中方指定的合作者实施；问卷的设计与民意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必须经由国家安全部第十二局（社会调查局）审查批准。因此，美国的这个民意调查项目，会小心地回避敏感的政治性提问。而中共国家安全部批准这个计划在疫情后继续实施，应该是相信民意调查的结果会令当局满意，从而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 这个民意调查计划在2004年、2009年、2014年和2023年实施了调查，问卷发放范围很大，每次发出的问卷多达数万份。其多次调查覆盖的时间跨度，包含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时代。在前三轮调查中（包括2014年习近平上台不久的那次调查），受访者被问道，在生活中无法取得个人进展时，原因为何？而受访者多半将这种情形归结为，自己不够勤奋或能力不足；与此同时，人们普遍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 然而，在2023年的上述调查中，中国受访者的看法完全反过来了。面对与该项目以前民意调查中的相同问题，最近受访者的反应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变化。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将个人经济状况上的不如意，归咎为制度问题。比如，受访者认为，“社会秩序中一些与优秀品质无关的因素”，才是决定一个人贫富的更重要因素；他们多数都强调，人脉太过重要，这种体制下机会偏向国有部门而非私营企业；此外，受访者多半对未来相当悲观。 这两位美国学者没说明的是，就业靠人脉、机会向国有部门倾斜之类问题，并非2023年才出现的新社会现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来都如此。真正该问的是，为什么这些体制性因素，过去并不太影响受访者的认知呢？真正的答案是，经济泡沫的破灭，大量就业机会和升迁机会因此突然消失，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平民家庭的后代。因此，他们当中许多人担心，今后无论他们多想努力，个人状态都将停滞不前。 正是中国社会当中弥漫着的绝望情绪，催生出了近年来网上讨论火热的“润学”。 二、走线的缘起 走线是典型的中国概念，只有中国人懂它的含义；如果译成英文，就是routing，相信绝大多数以英文为母语的人，都无法识透其中的真正涵义。走线源自2022年之前就渐渐在中国火起来的网上热门话题“润学”。润是Run(逃走)的中文拼音念法，当时被疫情隔离所苦的中国人闷在家里，只能发挥想象空间，用“润学”讨论来排解郁闷。 2022年底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从2023年1月8日起恢复受理护照申请。于是，在原本没有护照的广大人群中，“润”潮就开始付诸行动了。“润”的头号目标国是美国，但申请不到美国留学或旅游签证的人，想要去美国，就只能偷渡了。 浩瀚的太平洋，显然无法偷渡；现实可行的偷渡，只能经由陆地。要从陆上进入美国，无非只有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来的两条路，即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墨西哥。加拿大签证并不比美国签证容易取得；而自从中国走线客用墨西哥作为倒数第二站之后，墨西哥的旅游签证也变得比较难办了。 然而，有两个规则漏洞为偷渡中介们发现，并由此开发出了走线通道。其中一条是经由进入厄瓜多尔，属于“出发容易途中难”；另一条经由日本，属于“出发不易途中顺”。这两条走线之路殊途同归，最后都指向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之所以闯关墨西哥边境，是因为美国对墨西哥边境的管控，出现了巨大漏洞。 所谓的“出发容易途中难”，指利用厄瓜多尔给予中国商务旅客的落地签证，先飞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然后跨越多个国家，最后抵达美国南部边境。这条路就是“走线”这个中文词的由来，因为从厄瓜多尔到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需要走很长的路。 很多中国人都找关系在厄瓜多尔办假商务邀请函，然后从中国出境，辗转飞到厄瓜多尔。接下来的行程约3千公里，要穿越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共七个国家。偷渡者没有这些国家的签证，不见得能搭乘飞机；若从陆上前行，这段漫长的旅程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要经过热带丛林、毒枭和黑道的各种地盘。 走线客可能会坐长途汽车经过城市，也会在泥潭里一步一步趟过去。途中最危险的地方是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边境的达连隘口（Darién Gap）。此处被称为南美最险峻的雨林，未经开发，没有任何公路；靠哥伦比亚的一侧是泥沼湿地，要穿过泥泞和湍急的河流，而靠巴拿马的一侧则是毒蛇盘踞的热带丛林。这个隘口也是黑帮走私毒品的小道，整条路线危机四伏。国际移民组织2021年曾在这段路上至少发现了51具尸体，实际死亡人数更多。 中国人还会利用日本与墨西哥之间的旅游签证协议，直接飞往墨西哥，这就是所谓的“出发不易途中顺”。因为墨西哥允许持有日本多次入境签证的外国人免签入境墨西哥，停留6个月。很多中国人就先设法申请日本签证，然后从日本飞往墨西哥，再走到美国边境。但是，中国人要获得日本的多次出入境签证，比较困难，并非人人能如愿。 中国的民航公司其实并没开辟直达厄瓜多尔的航班，但有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可以提供从中国经其他国家、转机飞往厄瓜多尔的机票。今年5月11日南方航空公司开通了深圳直飞墨西哥城的航班，但走线客要取得墨西哥签证并不容易。 三、偷渡入美知多少 从墨西哥边境偷渡进美国的闯关者，主要是南美洲国家的人，但也有来自中国、印度、俄国、乌克兰等很多亚洲跟欧洲国家的人口。2021年1月美国在墨西哥边境地区曾抓到过六名来自中国的非法入境者，这说明，中国的走线客早就开始利用这条通道了。 在走线活动进入2023年蓬勃兴旺的高潮之前，巴拿马政府掌握的情况是，2022年1月到2月，过境巴拿马的中国非法移民是71人。而到了2023年，仅1月和2月两个月当中，借道危险的Darien Gap峡谷丛林、进入巴拿马境内的中国非法移民人数，已经达到了2,200人。不过，边境管理松懈的南美各国，从来就无法掌握准确的走线客人数。 美国在墨西哥边境查获的中国非法移民人数，比巴拿马政府掌握的数据高很多；2022年的最后3个月，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数量，与上年同期相比，暴涨了7倍多。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办公室2023年3月24日发布了一篇与非法移民有关的新闻稿，其中提到，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数量激增，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2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遭遇了4,300名来自中国的非法边境穿越者，其中仅2023年2月就超过1,300人。 随着走线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踏上了经过墨西哥、闯关美国这条偷渡之路。因此，被美国查获的走线偷渡之中国非法移民人数成倍上升，2023年为24,125人，而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累计达到35,300人了。仅仅是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被查获的中国走线客人数已接近六万人。美国的边境管理部门虽然会在墨西哥边境追查闯关人，但漏网者众多，这六万人的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抵达人数。 当然，这样的偷渡旅程并非自由行，而是要靠偷渡中介与当地走私犯罪集团的安排，才能够完成，为此每人要向走私集团支付3万5千到5万美金。偷渡者自己还得准备大笔现金，来应付沿途开销和打点各种人。这些偷渡者并非中国最底层的打工仔，打工仔不会有这笔钱；能为一家大人小孩拿出这笔偷渡费用的，其实在中国属于中产阶层里的中低群体。然而，这些非法移民历经艰险，到了美国边境，前面也未必是幸福大道。 美国纳税人对美国边境的失控非常不满。美国政府并没废除移民法，在机场和港口照样对按合法管道、持签证抵达美国的外国人，实施严格的检查；美国国务院和驻外使馆以及司法部移民局仍然拒绝向有移民倾向的外国人发放签证，即使给予了签证，也可能在海关被拒绝入境。这些闯关者明显是抱持非法强行移民的目的，因此很多美国公民会提出疑问，既然合法入境者必须遵守移民法的严格规定，为什么非法偷渡者反而得以顺利入境？而且，纳税人还被迫要出钱为非法入境者提供生活费和免费医保。这已经成为美国今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事实上，美国并没有能力养活全世界想来美国谋生的非法移民。 四、走线关门将落幕 由于太多的中国人走上述这两条管道偷渡美国，其中的猫腻自然就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何况，还有大量走线客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交流偷渡经验。这就为循踪查路提供了便利，而走线通道被关闭，也就成了不难意料之事。 最先关门的是厄瓜多尔政府。在压力下，该国政府宣布，从今年7月1日开始，暂停给中国人落地签证。于是，这条最重要的走线通路就被关闭了。在厄瓜多尔通路被关闭前夕，有几千风闻此讯的中国人，赶紧抢在最后的时间窗口里，抵达了厄瓜多尔，而该国政府也放行他们北上去往美国。因此，今年7月到达美墨边境的中国走线客，依然人数众多，今年7月美国的边境巡逻队抓到了1,953名中国非法移民。但是，现在仍然在筹划走线、尚未启程的中国人，就没办法再顺利到达走线的第一站厄瓜多尔了。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发现，自己与墨西哥政府之间，为合法入境日本的外国游客提供到访墨西哥的免签便利，被中国走线客利用来偷渡美国了。比如，最近两个月里，有十几个中国旅游团到日本后，集体“消失”，跑到墨西哥去了。所以，日本政府开始收紧给中国人的多次出入境旅游签证，使得中国人没办法从日本转机飞往墨西哥。 美国政府则发现，来自中国的偷渡入境人数激增。从2010年到2022年，每年约有两千多人；而2023年跳升到五万多人，其中，一半走厄瓜多尔路线，一半走日本路线；今年中国偷渡者人数又翻番了，前五个月就达到5.6万人。 于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一项不寻常的行动，对中国偷渡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2日宣布，已经用包机把116名中国非法偷渡者遣返回中国。这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大型包机遣返行动，它具有明显的震慑偷渡行动的作用。对走线客来说，谁也不知道，今后美国是否还有进一步的遣返计划；而他们更担心的是，自己会不会被列上遣返名单，然后被扣押而送回中国。 上述一系列动作表明，中国人的大规模走线活动才进行了两年半，就面临被封门停摆的状态，连一些偷渡中介都表示，现在走线的难度，已经大到难以操作的程度，因此打算收手了。 在中南美洲，原来只有两个国家允许中国人免签入境，一个是厄瓜多尔，另一个是2021年5月开始对中国护照免签的苏里南。厄瓜多尔对中国人的免签待遇已经实质上取消，那会不会有人改走苏里南来继续走线？已经有中国游客到苏里南去踩点了，但似乎对当地观感不佳。 苏里南在南美洲的北海岸，位于委内瑞拉的东面。从这里要穿越多个国家到墨西哥去，必须经过混乱而危险的委内瑞拉。正因为如此，过往很少有中国人闯这条路线，因为路途更加艰难；在民不聊生的委内瑞拉，中国走线客很容易成为被抢劫的对象，因此严重缺乏安全感。如果中国人把苏里南变成第二个“厄瓜多尔”，就能继续他们坚定走线的梦想吗？走线不成，中国人在国内又谋生不易，那又能怎么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很快就要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了，但是，由于国家社会经济战略的严重失误，导致深度老龄社会即将面临养老危机。2019年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的预测是，养老金危机会在2035年爆发；现在中国经济每况愈下，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债务深重，养老金危机可能提前好几年就发生。事实上，中国养老金危机的爆发，会关系到城市里几乎每个家庭的家境和未来。 一、中国深度老龄社会的由来 国际上通常认为，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10%的时侯，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60岁以上的人超过人口的15%时，属于中度老龄社会；而这个比重超过20%，就属于深度老龄社会了。社会的深度老龄化会让该国的经济活力逐渐降低，而依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将越来越多。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必然在最近进入深度老龄社会，这是一个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专家都能想到的问题。中华民国成立后，长期的军阀混战，再加上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导致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人口伤耗严重。直到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从50后这一代开始，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 然而，从本世纪开始，50后这代人开始退休，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就会必不可免地发生。因此，中国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龄化的速度不断加快，现在中国已有18%的人口在60岁以上；要不了几年，就完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了。 3年前，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的记者分析了336个地级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当时全国已有149个城市进入深度老龄化的人口状态，占全部城市的44%，而这个比率每年还在上升。 如果说，医疗条件的改善会延长人的寿命，也因此产生了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那么，中国本世纪的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独特的难题。那就是，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还导致了人口结构的畸形化，即城镇人口中年轻人口相对收缩，使得一对中年夫妻要承担四位年老长辈的长期照护。 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原本是人民公社经济管理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农业生产力低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粮食产量增长很慢，人均口粮不足，所以，中共一方面坚持50年代开始的、在城镇严格地用粮票限制粮食供应总量的做法，也从1980年开始，在城镇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虽然农村经济改革打碎了人民公社制度，粮食短缺已经缓解，但政策惯性却导致独生子女政策一直到最近才放松。 二、养老金危机即将爆发 老龄化社会最关键的社会经济问题是老有所养。谁来养老人？不管是由政府的养老金系统和长期照护系统来支撑，还是由子女赡养老人，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畸形化，都必然加重中国的深度老龄社会之养老危机。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社会保障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提到，中国到2035年国家养老金系统的多年积累将耗尽。这则消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多方关注，而中国国内则很少有人注意这则可能影响到每个城市家庭财务状况的重要信息。 其实，中国社科院的社会保障实验室过去五年来每年都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每次的内容不断更新；而五年来唯一不变的结论就是，中国到2035年会爆发养老金危机。所以，这不是一个爆炸性新闻，而是一个讲了五年、却不被中国人重视的旧闻。之所以中国人不予重视，可能是因为，大家不太愿意面对这个令自己糟心的消息，同时宁可相信政府会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为什么过去几年国际媒体不关注中国即将爆发养老金危机，现在却突然开始关注这个旧闻呢？原因是，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再也不看好，所以，与五年来的历次报告相同的结论，此刻就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各国记者知道一个道理，如果养老金系统入不敷出，只要中国经济还能成长，财政就能补贴养老金系统，所以养老金系统入不敷出，就不会成为危机。但是，过去两年来，中国经济垮塌了，各级财政债台高筑，已经拿不出钱来补贴养老金系统，那养老金系统的财务危机就可能提前爆发。这就是中国的养老金危机会引起国际媒体纷纷报道的原因。 其实，中国将会爆发养老危机这件事，并不是秘密，中共高层早就知道，只不过他们一直在拖，希望能混下去。直到今天，养老金危机即将爆发，中共高层仍然束手无策。去年2月25日中国的《财经》杂志报道，已卸任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国现有的养老金基础并不好，国际上多数国家养老金的总量占GDP的50%-100%，有的国家占比超过100%，而中国的这个比例只有10%。周小川表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上最突出的，养老金缺口比其他国家更大；所以，未来的挑战很大，不要回避难题，不要认为养老问题还有拖延的机会，以后会更艰难。 如果说，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是一个客观的研究成果，那么，周小川的讲话其实是用他可能用的话语，从决策层面点出了高层的犹豫和为难。那中共决策层在养老金危机上，为什么如此为难呢？ 三、地方财政的“资金饥渴症” 中国的养老金系统跟其他国家相似，是现收现付制，即当年收入的养老保险金用于即期的养老金给付。如果当年收大于支，就产生结余；若支大于收，则靠财政补贴。实际上，剔除财政补贴的话，从2015年到2018年，中国每年的养老金都是支大于收，比如，2015年亏1,731亿，2018年亏4,504亿。在房地产高歌猛进的年代，地方政府不缺钱，补贴养老金缺口，还不算困难。 但是，2019年发表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提出了如下预测：随着退休人口迅速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增长会跟不上支出的增加，即使算进去财政补贴，累计结余也会逐步耗尽，到2035年，养老金就无法再按过往的标准如数发放了。 必须强调的是，这个2035年会爆发养老金危机的预测，是五年前按照中国房地产泡沫不会破灭、经济不会衰落来推断的；现在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那爆发养老金危机的时刻，就再也不是2035年了，而可能是提前好几年就爆发，比如，可能就在2028年前后，这个严重的警号离今天只有不多的几年了。 中国很少有人考虑过一个问题，那就是，财政能拿多少钱出来填补每年的养老金窟窿？中国各省市的养老保险金是分省市各自管理的，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补贴；而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时，仰赖中央财政补助。这是朱镕基时代实行中央、地方税制改革的结果。 在经济高歌猛进、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的年代，地方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尽管如此，中西部省份的地方财政缺口依然很大。因此，前些年中央财政会从上海、广东、江苏等财政状况相对最好的地方，“抽肥补瘦”，同时再加上中央财政的一部分钱，因此内地大多数仰赖中央财政补助的省份，并不担心养老金亏空，反正有中央兜底。 而疫情的那几年里，中央财政“抽肥补瘦”的来源已日渐枯竭，东南和南方经济曾经繁荣的几个省市自身也发生了财政困难。这样，全国的绝大部分省份就只能期待中央来满足地方财政无穷无尽的“资金饥渴”了。这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圈里经常讲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短缺经济学”问题。 《短缺经济学》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80年出版的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长期存在短缺现象的专著。他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提出，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不单纯是政策失误，更大程度上是这种制度必然产生的下级行为的产物。中国改革快五十年了，最后又重新走回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资金饥渴”症。而养老金系统目前及今后全国性的“资金饥渴”，其实中央财政是很难满足的，不然的话，中国就无需经济改革了。 四、为什么当局救不了养老金危机？ 中国的养老金危机，其实只是城镇养老金系统的危机，中共通过农村养老金歧视制度，已经省下了巨大的农村人口养老金开支。换言之，如果取消农村的养老金歧视制度，让全国城乡老人享受相同的养老金待遇，那么，城镇人均养老金就必须削减四成。 中共坚持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农村歧视制度，在就业、养老金等很多方面，都实行对农村居民的政策歧视。比如，毛泽东时代长期实行农产品低价制度，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剥夺农民，使得农民长期贫困，既无财产，也无养老帮扶。 上个世纪末朱镕基强行把国企改制为私有企业，几千万国企员工被迫下岗，失去了退休金，后来各地政府陆续给这些下岗的“国家职工”追加了比较低的养老金待遇；但同样在毛泽东时代被政府长期盘剥的农民，直到2009年才开始见到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覆盖面从10%的县份逐步扩大，农民每月领取百元人民币，仅为城市最低养老金数额的几十分之一。 中国的十四亿人口当中，九亿住在城镇，五亿住在乡村。这种农村歧视制度为中共省下了大笔的养老金开支。即便如此，城镇的养老金系统还是即将崩盘。中国社科院早在2019年就预判到的养老金危机之所以会提前到来，是因为有四个过去未能预测到的原因。 其一，疫情之后经济居然会拉不起来。其实，即便没有疫情，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畸形依赖造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这个泡沫必然要破灭。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腰斩，甚至跌落更多，继续补贴养老金缺口的地方财力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其二，经济衰退之后，失业率跳升。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处于正常状态，那么，年轻一代不断进入求职市场，他们就业后不但能养自己的小家庭，同时还为政府的养老金系统缴纳养老保险金，这就保证了养老金系统的资金可以源源不断。然而，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太高，特别是大学的文科毕业生就业率非常低，毕业等于失业。大学毕业生失业普遍，已历数年，看来以后也不会改善了。几年累积下来，大约几千万大学毕业生求职无门；相应地，养老保险金的缴纳者也大为缩水。 其三，新生人口迅速减少。养老金系统的资金来源能源源不断，还取决于另一个前提条件，即未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能充当缴纳养老保险的生力军。但现在中国的青年人很多人选择不婚或婚而不生，结果新生人口大幅度减少，生育率连续7年下滑。2023年中国的出生人口902万，比2022年少54万人，而死亡人口是1,110万，比2022年多69万。出生人口少于因病去世的人口，所以中国的总人口减少了，于是二十年后能为养老金系统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口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构成了长期性的供养危机。 其四，中国政府曾经寄望于养老金结余的投资收益能弥补每年的养老保险收入不足，但事与愿违，养老金结余投资证券市场之后，回报微薄，甚至亏损严重。中国财经媒体《独角金融》引用数据服务商Wind数据，中国现在共有462个在证券市场上投资的养老基金，其中2023年以前成立的是345个，而亏本的是310个，占90%；2023年以来新投资证券市场的养老基金是117个，106个亏损，其中34个的亏损大于10%，7个基金因为亏蚀严重而被清盘，剩下的11个勉强保本，其收益仅超过1%，比银行存款利息还少一半。 五、老龄社会无所依 为了应对深度老龄社会的经济社会需要，国家本来必须准备一个具有足够财力支撑的养老金系统。然而，上面讲的四个因素如果没有改观的希望，则养老金危机的爆发时间点肯定会早于原先预测的2035年；很可能，再混个三五年，到2028年前后，养老金危机就躲不过去了。十年前，中国是每个养老金领取者有10个劳动力在缴纳养老保险金；目前是每个养老金领取者有5个劳动力在缴纳养老保险金；这个比例会进一步下降。 养老金危机一旦爆发，首先会表现为支付拖延，而不是立即中断所有养老金给付；然后，给付的数额会逐渐缩减，由西向东在各省市蔓延；接下来，就只能指望中央财政大量发行长期国债，让银行认购，从而把民众的储蓄间接地变成养老金的来源，这个动作今年已经开始了；而最后的结果是，中央财政的天量国内债务抽干了银行的资金之时，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那时，不但养老金的支付将非常艰难，民众的银行存款也难以提取，因为居民储蓄早就被中央财政挪用来发放之前数年的养老金了。 中国的养老金危机爆发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这关系到几乎中国城市里每家人的未来。这种状况一旦出现，老人要害怕“老无所养”，年轻人会担心自己缴纳了养老保险金却退休后拿不到一分钱。中国政府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时，曾对国人承诺，“一胎政策好，政府帮养老”；但30多年后中共发现独生子女政策伤到养老金系统了，就改口说，“养老不能靠政府”。 中国现在已经逼近深度老龄社会，如果养老金枯竭，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陷入财务危机。因为，中国的退休老人有很重的家累，很多老年人不但要顾到自己的生存，同时还要养子孙。这与当局隐瞒养老金危机、营造养老金支付逐年缓慢略增的社会观感有关，很多中国的退休老人不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可能快要到头了。 中国各社会群体当中，除了极少数富人和官员之外，一直以来过得最舒服的就是领取养老金比较多的那些城镇退休老人了，特别是退休公务员，可以领到每月六七千甚至上万元的优厚养老金。现在健在的退休老人之下一代多半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婚后不一定供得起房子，于是很多退休老人就帮子女付房贷首付；甚至，有些独生子女人到中年，觉得父母的退休金用不完，自己去打拼也赚不到多少，不如就躺平在父母的养老金上。 因此，一旦养老金危机发生了，不但老年人可能不易生活，而且他们的子女也立即会感受到财务压力。由此看来，养老金危机不只是老人的噩梦，也是全国性的社会危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从美中关系从2018年开始逐渐恶化以后，中共经常指责美国的一句话就是，”反对冷战思维”。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针对中共威胁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之行动所采取的反制措施，属于不应有的”冷战思维”。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暗含着一个意思：我可以有威胁它国之国家安全的行为，但你不能用冷战式应对来反制我。此乃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本文分析美中关系恶化过程里中共的冷战行为，说明中共对“冷战思维”之所以非常敏感且深恶痛绝，其实是害怕冷战对自己不利的结果。然而，害怕冷战结果的中共，为什么却要点燃中美冷战呢？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作者通过介绍冷战的五个铁律，说明美中冷战可能的结果。 一、冷战与冷战思维 美中是不是在冷战当中？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冷战思维只是一种认知和思考，思考不能代替事实。那美中关系当下的事实是什么，到底有没有进入冷战？这个事实判断的依据是，美中双方是否有冷战行为；更重要的是，谁先做出导致冷战发生的行为？ 冷战只会发生在核大国之间，其原因从冷战这个名称的“冷”字就看出来了。为什么核大国之间的竞争乃至对抗，不能采用热战的形式？因为，持有核武器的两个大国进入对抗状态，便绝对不能走向热战阶段，否则失败的一方可能引发核大战。由此就产生了冷战的第一个铁律——“冷战就为避热战”。 从中还可以推导出冷战的第二个铁律，“冷战之中无热战”，其前提是，双方都承认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在这方面，苏联曾经和美国在美苏冷战期间取得了高度共识；而当年毛泽东挑战苏联的国际地位，就是从批判苏联的“和平共处”国际战略开始的。凡是了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与苏联笔战的“九评”系列文章，想必都会依稀记得。 人类现代史上有过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美苏冷战），而中美冷战则是继美苏冷战之后发生的第二场冷战。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球上就只有局部战争和大国冷战，却再也没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原因很简单，核武器的出现，让红色大国和美国之间维持了冷战式的世界和平。 这里讲的红色大国，不只是苏联，也包括中国。为什么总是红色大国点燃冷战，而且对抗的对象总是美国？其实是因为，拥有核武器的红色大国，只要它进入了经济自信和经济成长稍快的阶段，就可能展现出共产党政权对外扩张和敌视民主制度的本能。过去四年来，我在本网站刊登的数篇文章反复说明过，美中冷战与美苏冷战一样，都是红色大国点燃的。 有冷战就必有冷战思维。那什么是冷战思维？冷战思维就是对美苏冷战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领会；当然，美中冷战被中共点燃之后，冷战思维就不得不纳入对美中冷战的新认知和新思考。中共之所以讨厌冷战思维，却偏偏点燃了美中冷战，是因为它只想发动对外扩张，却害怕对方的冷战经验和应对策略，因为那些经验和策略对自己不利。 二、中共的冷战行为与美中冷战的缘起 以前我在文章中多次讲过，中共点燃美中冷战的行动是2020年1月，派遣舰队到太平洋中部美军防守的威克岛与中途岛之间海域演习；并且公开宣称，其未来的海战目标是，将来攻击台湾前，必须要切断美军西援的海上路线，会为此而不惜与美军一战。美国当时紧急派遣“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从加州南部的圣迭戈军港赶去对阵；随后立即开始强化威克岛的基地建设。 中共接着在2020年3月高调宣布，它已经通过在南中国海建造多个人工岛，把大部分南海的国际海域变成了中国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从此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将在这里安全隐身，随时可用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打击美国本土的任何地方。最近中国与菲律宾屡次在菲律宾近海发生非军事冲突，根源就是菲律宾不愿意被中共“中立化”（即默认中国在其200海里经济区内任意作为）。 美苏冷战时期，苏联把带核弹头的短程导弹运到古巴，对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从而酿成了“古巴导弹危机”。虽然史称此危机与导弹有关，其实，导弹只是运送核弹头的工具，真正的危机是苏联对美国发出的抵近核威胁。 那时导弹的最大射程只有几百公里，而现在中国的潜艇发射之巨浪型洲际导弹的射程已达到上万公里。因此，中共建成了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并且公然宣称“剑指美国”，就事实上等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导弹射程的延长，使得红色大国的核威胁再也不需要抵近部署了；只要红色大国公开宣称，它有用洲际导弹向美国发射核武器的意图，那中国在远方深海里隐藏的战略核潜艇，就构成了随时的真实核威胁。 中国拥有“二次核打击”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冷战必然爆发；但是，当红色大国的确拥有这样的能力之时，又同时宣称，可以随时核打击对方，这就制造出冷战的要件了。美苏冷战结束三十多年后，美国的国家安全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核威胁，它自然必须作出防卫型反应，这就是美中冷战的由来。 由于冷战都是红色大国点燃的，所以美国从来都是被动应对。而冷战思维，就是被红色大国的冷战行为激发出来的。 美国针对中国的对外扩张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威胁做出反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毫无关系。美国对世界局势的掌控，一向是美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在尽力付出，并非是为了建立美国的外国控制区或长期租借地。虽然美国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犯过反应过度的错误（比如对伊拉克的第二次攻击），但美国的目的并没脱离维护世界秩序的基线，更没有事后在世界上建立新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关于这一点，中共把自己的对外侵略意图解释成反对美国的霸权，其实与大日本帝国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所用的理由几乎一样。 三、冷战铁律：持久不降阶 冷战的进程一旦开始，双方就会展开全方位的实力竞争，同时也采用各种方法来遏制对方的实力提升。虽然双方都想取胜，但是，冷战不能走向“最后的决斗”，因为核大国之间不能“决斗”。那样的“决斗”不是零和博弈、一胜一负，而是双输；不仅是双输，而且是世界的末日。从这里就导出了冷战的第三个铁律，“冷战必为持久战”；换言之，冷战中的一方不会企图尽快消灭对方。 这里面还隐含着冷战的第四个铁律，即“冷战升级不降阶”。因为双方的核威慑始终存在，因此，任何一方宣称“退出”冷战，实际上是无效的，除非它完全自我解除核武装。那既然处于冷战状态的双方都没有“退出机制”，则两国之间的全方位实力竞争过程就象在拧一颗防盗用的“倒扣牙螺丝”，只能顺向拧、越拧越紧，却无法反向拧松、乃至卸下螺丝。 很多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美中关系恶化的严重风险，却不知道冷战已被中共点燃，因此他们不会从冷战规律的角度去思考未来。但是，如果他们懂得了冷战的第四条铁律，就不见得会再期盼如何恢复美中昔日的友好关系了。 冷战的过程必然涉及到军事、科技、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其中，外交的沟通和折冲不是为了消除冷战，也不可能消除冷战，外交的功能只是为了防止双方的对抗诱发危险的冲突。因此，冷战中双方的外交斡旋，并不会带来双方实质性的冷战关系之缓解或终止；同样，外交场合中某一方的强硬态度，也不会真正提升该国在冷战中的实力。 在军事层面，美中冷战与美苏冷战实质性的差别并不大，只不过是军事装备升级了。但在经济层面，美苏冷战与美中冷战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截然不同。也因此，美中冷战相比美苏冷战，美国面临更复杂的局面。 苏联集团是在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制度中生存；而中国则是先把国内经济体制部分地改变成共产党资本主义，之后又加入了自由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中苏两国在对美冷战中的根本性不同，给国际商界带来了巨大的迷惑和羁绊。因此，国际商界不太愿意改变以中国的“世界工厂”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1.0版，因为它们在其中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但国际商界无法左右冷战的方向和动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具备了威胁美国的经济技术实力，都是因为美国喂养过它们。苏联在二战前的工业化和二战中的军工体系建设，主要靠美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中国的“世界工厂”，也是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和投资的结果。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红色大国总是在经济实力增强后恃力反噬，而美国也总是后知后觉。 中共之所以敢于点燃美中冷战，既因为它缺乏冷战知识和经验，也因为它看到了经济全球化1.0版的“中国依赖”，进而误读并推论出“东升西降”这种荒谬的判断。 四、美中冷战的国际经济环境 中共过去二十多年来犯下了两个重大决策错误，现在到了算账的时候了。这两个重大决策错误是：其一，妄图称霸而对外扩张；其二，以为“世界工厂”不可动摇，从此中国支配地球，因此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唯一赢家。现在中共其实已经发现，过去所构想的所谓“东升西降”的辉煌未来不过是一个泡沫，它不得不趴下来舔自己伤害自己所造成的那些伤口。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政治正确”，中共为了政权的生存，无法承认这样的决策错误，就只能在自己点燃的冷战中硬撑下去。 冷战的结局有几种？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红色大国的失败，苏联的灭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苏联是在经济最强盛的时候点燃美苏冷战的，最后在冷战中因为经济衰落而败亡；而中共是在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点燃美中冷战的，因此，美中冷战的过程可能会比美苏冷战的过程短一些。 从这里可以导出冷战的第五个铁律，“不战而胜看经济”。可以讲，美苏冷战中，苏联是垮在它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而在美中冷战当中，将决定中共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以“世界工厂”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1.0版”逐渐弱化，而以“离开中国”为特色的“经济全球化2.0版”正在兴起。 特朗普总统2018年发动的美中贸易战，本质上并非冷战应对措施，而只是为了逼中共上谈判桌，认真谈判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遏制中国技术间谍的猖獗。但中共以点燃美中冷战来反制，却客观上把特朗普总统的美中贸易战变成了美国冷战应对措施的“前奏曲”。拜登上任两年以后，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冷战式应对措施，其中包括芯片禁运。 历史的巧合在于，就在今年，用人工智能思路(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来设计的芯片（Graphics Processing Unit，简称GPU）开始在国际商界刮起了旋风，AI PC（具人工智能的个人电脑）和AI Cellphone （人工智能手机）即将问世。以今年5月台北的Computex商展为起点，一场新的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开始了。未来全球各行业都将陆续踏上这场新风潮的浪头，哪个国家能逐浪前行，哪个国家的未来就会赢得光明。 然而，由于AI芯片可用于军事装备研发和升级，美国依照冷战应对程序，对中国进口高端AI芯片及其专用加工设备实施了禁运。中国再也不能象经济全球化1.0版主导全球的年代那样，方便地获取它想要的相关技术和产品。虽然中国会利用稍稍落后的光刻机继续开发中低端芯片，但它的产品显然已经失去了未来的全球竞争力，也因此注定会在新的产业革命中逐渐落伍。 与此同时，与AI高端芯片密切相关的“经济全球化2.0版”已经出现，并具有蓬勃兴旺的势头。从掌握全球大部分GPU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Nvidia）的股价今年从50美元跳升到120美元，该公司因而跃居全球市值第二名，可能很快会超越微软（Microsoft）而成为市值世界第一的上市公司这个现象，可以初窥端倪。GPU的加工和封装，很大一部分都在台湾，未来英伟达也会把设计中心的一部分放在台北，台湾因此正走向世界商界关注的中心。又由于世界上各大中型国家的政府部门出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必须加快“主权AI”的相关投资，台湾的国际地位会因此而进一步大幅提升。 在经济全球化1.0版的年代，各国企业和政府往往都“在商言商”；而在经济全球化2.0版的时代，美中冷战的现实存在，使得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变成了“国安（国家安全）言商”。“在商言商”的时代，技术封锁很少，技术盗窃更是家常便饭；那在“国安言商”的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就和过往完全不一样了。半导体产业（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简称 IC产业）本身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完全依赖经济全球化，而在经济全球化2.0版的新轨道上，中国这辆“赛车”没有“参赛资格”，因为中共启动了美中冷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反腐倡廉在中国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认真地问一句，共产党干部自称大公无私的“先锋队”,为什么共产党国家干部的贪腐从来都屡禁不止，而提倡共产党干部保持清廉，却比民主国家难得多呢？事实上，共产党干部的贪婪和虚伪证明，共产党政权本来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础之上，而反腐倡廉则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永远挂在嘴上、却难以兑现的宣传。中共推行经济改革四十五年，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现在中国政权面临的局面，已经不是经济改革能不能推进的问题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的怪圈。 一、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 习近平经常“教导”中共的各级干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党誓词也。中共的入党誓词中，有“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之语。事实上，共产党政权的制度特征显示，这些誓词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执行党的决定”和“严守党的纪律”，就是对立的。 中共党章第二条写明，“共产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党纪；而中共从延安时代开始，却明确规定了各级干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干部待遇”这种特权的分配，不都是“党的决定”吗？中共多少代的各级干部，发生过公开反对这种特权制度的故事吗，从未听闻。 其实，共产党的干部谋求私利和特权，本来就是共产党政权的特征，其党内诸人无不知晓；反对者即反对“党的决定”，“反党”也。当年在延安批评共产党干部特权制度的王实味，不就被共产党砍头了吗？ 延安时代的“干部待遇”和特权，建立在南泥湾种贩鸦片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待遇”和特权就建立在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数干部不贪不腐，或者属于“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贪腐，他们也从来不曾按照党章第二条的要求，反对过党规定的干部特权。这就是共产党干部的虚伪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励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上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而几十万共产党的经济管理干部，则受政策的鼓励和保护，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资本家。因此，称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并不过分。 二、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一个悖论：官场悖论 抓贪官是习近平上任以后的目标，他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巩固并扩大权力，用的是以贪腐问罪政敌的手法。为什么习近平不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对腐败只蜻蜓点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断地整肃官场，造成官员人人自危？ 实际上，习近平抓贪官而屡抓不尽，是因为反腐倡廉在共产党国家乃是虚应故事，真正影响共产党政权寿命的，是共产党的“官场悖论”。所谓的“官场悖论”就是，官员的为官动力乃是特权和贪腐，但官员们贪腐的结果，却从整体上撼动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从历史上看，中共官员并不是从建立政权开始就人人敢贪腐的。共产党干部为政，并非民选，而是上选。他们为官图什么？表面上是权力，但并非每个官都能升迁，所以升迁并非当官的唯一动机，贪腐则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动力。 中共建立政权后，官员们的仕途经历过几个阶段。一开始，官员们都是初次管理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还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确不太肆无忌惮。不过，那时照样也有贪官，还曾被枪毙过几个。 然后，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官场不断有派系整肃，因为毛泽东要建立个人独裁。所以，在这个阶段，官员基本上忙于执行上级任务，要站好队，不被上面的权力斗争牵进去。然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员被罢官了，自身难保，就谈不上特权和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权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干部，他们的贪腐行为并不少见，只是无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一直在计划经济的鸟笼里实行，大规模贪腐的机会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现了“官倒”，即有权势的官员勾结干部子弟，倒卖紧俏物资的计划指标，从中牟利。这是贪腐活动的“试水期”。 真正的贪腐合法化是朱镕基开启的。1997年朱镕基为了救银行，也为了加入WTO，打开了贪腐的大门。在国企私有化（即“改制”）的过程中，官员们发现，原来现在中央允许腐败了，从此就格外地胆大妄为。由于这件事属于政治禁区，所以中国现在几乎没人敢公开谈论其中的奥秘。 到了习近平上任几年后，中国的贪官们纷纷把捞来的财产转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间外汇储备减少一万亿美元，终于暴露出了“官场悖论”的后一个层面，即贪腐的共产党干部集体撼动了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三、共产党国家两条改革路径的相反结果 西方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直有一种非常幼稚的说法，以为共产党政权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中产阶级要民主化，然后就会发生民主化浪潮。这种想法源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一度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这种想法把非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发展，混同于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原因是对共产党政权改革过程的无知。 实际上，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先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化，另一种是先经济自由化。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先后顺序，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吗？实际上，后一条路径根本就不会在经济自由化之后产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说，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两条路径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现在为止，西方的学者还是没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共产党政权推行改革，会有上述两条路径，那共产党官员们可能倾向于哪一种路径呢？其实，不管他们偏好哪一条路径，对大多数人来说，目的都是一样的，发财。至于什么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路径，其实是看最高领导人愿不愿意放弃军权、愿不愿意放弃对政权的垄断。 要是最高领导人不与顽固的军方高层勾结，那其他的高层官员就敢推动民主化，就像苏联那样。而中国因为有个人掌握军权的邓小平，他绝对不肯放弃政权，而且他的家族因为腐败而遭到社会不满，他也不敢放弃军权，因此中国就只能单一推行经济自由化了。 无论哪一种改革路径，一开始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推动的。那中国和苏联这两种路径的实质区别在哪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来没解释清楚过。其实，这两条路径的简单区别在于，苏联是“先换装后发财”，中国是“先发财不换装”。所谓的“换装”，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官员们的政治包装。这样的政治包装，就象穿一件面子为红色、里子为白色的夹克。 那想发财的红色背景权势人物如何穿这件“夹克”，是红色对里、白色对外，还是红色对外、白色对里？俄罗斯的原共产党官员支持政治改革时，是把夹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产党官员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底投票通过了决议，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共产党，因为“换装”有利于发财。 中共坚持不“换装”，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发财，而“换装”却可能送命。所以，共产党政权的官员们之大多数选择哪条改革路径，他们的“夹克”是面子朝里，还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员们的利益需要。而无论他们走哪一条改革路径，贪腐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支持改革的最大动力。 四、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二个悖论：改革悖论 经济改革在共产党国家并非一条富强国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产党政权推动经济改革，就一定会产生第二个悖论，我称之为“改革悖论”。所谓的“改革悖论”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因为共产党政权推动的经济改革，必然演化为一波又一波的贪腐高潮，不打击贪腐，外汇储备会被掏空；打击了贪官，各级官员就活不好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继国企私有化之后，是大规模引进外资过程中的普遍受贿；然后就进入了围绕房地产开发而出现的全国性贪腐高潮。当时各级官员无不额手称庆，上下其手，迅速致富。这时，大规模、大范围的贪腐就渐渐对中共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什么“改革悖论”中，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贪官发财后没有安全感，必须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会造成外汇储备枯竭；而间接原因是，一旦为了堵住贪官资产外流，而展开打击贪官的行动，就会造成官场的严重不满。毕竟中共政权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官员们在反贪运动中心惊胆战，最后就会以“躺平”来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来官员们以为，改革就是有权力的人发财的过程。没想到，习近平上台后，官场变天了。贪腐的共产党资本家肯定会抵制民主化，在这点上，习近平跟贪腐的官员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发财之后官员们转移资产的自保行为，会断送中共政权，这就使当家的习近平跟大部分官员的个人利益发生了巨大冲突。 习近平抓贪官抓不完，是因为经济改革后贪官的为官动力就是贪腐；习近平之所以必须抓贪官，是因为不抓他们，共产党政权会在经济上垮掉。这后半个原因，习近平是永远不愿意承认的。“官场悖论”和“改革悖论”这两个悖论，构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谓“改革是找死”，并非改革诱发中产阶层要求民主化的社会运动，而是改革之后中共的官场全面腐败，当年那个令行禁止的集权政党就衰败了。 五、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三个悖论：打贪悖论 习近平推进反贪运动之后，就必然陷入“打贪悖论”，即不打贪，政权不稳；而打贪之后就无法松手，否则习近平必定遭到党内的严厉清算和报复。 习近平现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权的政治需要在抓贪腐，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当下对中共的经济困境影响比较大，他就在哪里抓人。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个人都捞足了钱。那习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变得越顺利吗？相反，抓人越多，树敌也越多；而党内树敌越多，习近平就越不敢放弃打贪，不然的话，各级贪官的大规模反弹，会把斗争矛头集中到他身上。 讲到底，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这样的内斗意味着，不抓贪官，中共政权会在经济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会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逐步累积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 习近平不知道这一点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轲德那样，在独自与风车战斗。不斗下去，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在和整个官场作对，终非了局。 从道理上讲，民主化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个共产党官员和整个共产党支持者群体。大多数民主化的前共产党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无法成功，中国也不会例外。经济自由化在先的中国，起初给世界的印象是，“中国模式”成功了；实际上，“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给大规模贪腐开通了最顺畅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飞猛进而已。这样的国家，不但民主化一定会扭曲，而且经济自由化也会慢慢地走上死路。
中国出现了饮食降级，这是经济难有起色的明显征兆。从人均猪肉消费量减少，到”穷鬼套餐”和”剩菜盲盒”大流行，在在显示中国民众的消费力正在逐渐萎缩。而餐饮行业的衰落，不但出现在内地，也影响到了曾经的富裕之城香港。如今的香港已经没有了未来，而中国是不是也再度来到了”历史的垃圾时间”呢？ 一、从消费降级到饮食降级 几年前，消费降级开始在中国成为网上的话题。在网络平台“豆瓣”上，17万年轻用户聚集在消费降级组，讨论消费结构的降级，如何减少不必要的消费，降低消费欲望，不再为购买廉价产品而自卑。而短短几年过去，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从消费降级变成了饮食降级。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90后这个社会群体，在中国经济繁荣的时代长大，他们拿着不错的薪水，追求“中产阶层”的品味和生活方式，把消费升级视为理所当然，“有钱不花怨得慌”，也因此“穷”得没有积蓄，有人称他们为“新穷人”。而00后的青年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大学毕业时失业成了普遍现象，很多人只能当个“啃老族”；其中有些人虽然小有收入，却难以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不得不节俭度日。 当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时，反映中国人饮食降级的一个指标最能说明问题。卓创资讯的猪肉市场分析师牛哲写道，2023年中国的人均猪肉消费23.5公斤，比2014年的人均猪肉消费量36.8公斤，下降了36%！ 中国人的主要肉食消费是猪肉，那人均年消费猪肉23.5公斤是什么概念？如果把2014年的人均猪肉消费量作为正常需求的参考值，那时是人均每星期吃肉1斤4两，大约相当于一大碗红烧肉；而2023年的人均猪肉消费量减少到了每星期吃9两肉，相当于每天午餐加晚餐只能吃一小块肉。这就是典型的饮食降级了。 我4月25日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文章《中国中产阶层的贫富真相》，说明了中国人现在饮食降级的真正原因，许多人虽然还不至于饿肚子，但收入已经少到了相当困窘的程度。2021年全国人口当中，处于收入中高端的11%的家庭（不包括富人），人均月收入不过3千到5千元，其中很多年轻及中年家庭还要背负沉重的房贷。至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84%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远远低于3千元，生活十分拮据。 二、“穷鬼套餐”和“剩菜盲盒”大流行 “穷鬼套餐”是中国社交媒体上喊出来的名词，它是指连锁餐饮店提供的折扣套餐， “穷鬼”花很少的钱，不但吃到饱，而且还能尝到一些平常比较贵的食物。中国的“小红书”上，“穷鬼套餐”最夯，“抖音”上“穷鬼套餐”这个话题有8亿播放量。 使用“穷鬼套餐”这个名称的人，并非中产阶层中歧视低收入者的那些人，而是低收入者们自己互相这么称呼；意思是，我们都是“穷鬼”，那就快去抢限时供应的“穷鬼套餐”吧，而且可以去美国名牌速食店“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连锁店过把瘾，解解馋，吃一点平常吃不起的食物。 那各家快餐店卖的“穷鬼套餐”有多便宜呢？麦当劳的双层起士汉堡，配饮料或甜品，13.9元人民币；汉堡王一个小牛肉汉堡、小份薯条、一杯可乐，15.9元；“米村穷鬼套餐”在小红书上被超过10万人打卡，消费者津津乐道的是，花12元，各类小菜免费吃、海带汤随便喝、米饭3元无限续。 麦当劳的供应品种其实很单一，吃不出花样，这样反而有利于比较。把中国大城市里麦当劳的“穷鬼套餐”价格，跟台北麦当劳的价格相比，台北麦当劳顾客的平均消费是200元新台币，大约合5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麦当劳的“穷鬼套餐”价格，大概是台北的三分之一，几乎就是成本价而已。 顾客到速食店消费，点折扣餐本来很正常；但如果很多速食店都特地按成本价供应顾客，而很多自称“穷鬼”的顾客则专门找到这样的店，只挑成本价的食物，那连锁速食店做这样的生意，就只不过是“赚个吆喝”，其实无利可图。 前不久中国许多消费者也在超市的网站上抢买“剩菜盲盒”。“剩菜盲盒”就是食品店、餐厅把卖不掉的过期食品混装在一起，低价出售。这些“剩菜”之所以被称为“盲盒”，是因为顾客在网上下单的时候，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种经销方法原来是丹麦的一家公司Too Good to Go最早推出的，为的是避免浪费过期食品、同时接济穷人，基本上是在店里卖，只是小生意。但在中国，“剩菜盲盒”变成了由电商平台来配送的大生意，每年经常在网上购买“剩菜盲盒”的有几百万人，年度销售总金额达到三百到四百亿元人民币。 这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现在靠“剩菜盲盒”度日，他们的饮食消费不仅仅是降级而已，而是穷到吃不起购买新鲜食品的程度了。显然，中国的消费降级现象已经从不买奢侈品、降级买服装，延伸到买菜买剩菜、进餐饮店只吃“穷鬼套餐”这种饮食降级了。“民以食为天”，当一个国家城市里的部分民众之消费走入餐饮降级的阶段时，说明他们的消费能力快要到底了，没办法再降了，再降就只能米饭伴酱油了。 三、餐饮行业见冷暖 中国的餐饮业早就经营惨淡了。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IQ发布的《2023年中国消费者洞察暨2024年展望》报告显示，43%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将严格把控全部的花费金额；37%的人将改变消费方式，寻求更低价的产品。这是消费降级的典型征兆。 面对消费降级，中国的餐饮业受到了怎样的冲击？中国工商登记平台“企查查”的数据显示，2023年餐饮企业吊销、注销超过136万家，比上一年增加128%；今年第1季度餐饮企业吊销、注销量又达到46万家，而去年同期则是不到14万家。在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上海，不少街拍直播显示，很多餐饮店门可罗雀，午餐、晚餐时间都没几个客人。餐饮店若生意清淡，就只好关闭了，因为店租和人工开销属于固定成本，生意不好就难以维持下去。 就在大批餐饮店倒闭的同时，今年1季度中国又新开了73万家餐饮店。既然餐饮生意清淡，为什么还有人要新开店？原因是，这些新开店的人没有别的活路，只能开一家餐饮店来养家。既然餐饮业整体上缺乏足够的消费力支撑，而餐饮店却此倒彼开，不少店家为了抢到顾客，只能开始降价。降价促销的餐饮店一般都是用短期折扣价的经营策略，却不敢长期降价，那样就亏本太多了。 就这样，中国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了“穷鬼套餐”，它最早是美式速食店推出的，现在已蔓延到中式餐饮店，连卖中式早餐的连锁餐饮店也开始卖“穷鬼套餐”了，为的是亏本抢顾客。专门吃“穷鬼套餐”的低收入者，就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去解馋的。中国餐饮业现在的杀价竞争，在“穷鬼”当道的时代，只会造成“先逼死同行，再逼死自己”的经营结果。 除了“穷鬼套餐”大流行，上海最近还出现了年轻人去吃“老人食堂”的风潮。上海有一些服务社区老年人的社区食堂，这样的“老人食堂”有基层政府的补贴，价格比较便宜，过去的顾客主要是住在附近的老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发现，吃“老人食堂”比较便宜，就纷纷去“老人食堂”占便宜，以便享受基层政府给老人的食堂补贴。这种社会现象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该报的报道标题是，《“穷人的幸福之家”：为何上海年轻人开始流行吃食堂》。 四、餐饮衰落现香港 消费降级并非内地才有的现象。BBC今年1月报道，香港经济低迷、收入不好之后，愈来愈多的香港人北上深圳消费。除了很多香港的家庭主妇到深圳采买比香港便宜的家用食品和日用品之外，很多香港年青人也相约专门到深圳的餐厅去吃饭。香港人比较喜欢的“海底捞”等餐厅，深圳的价格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去年香港到深圳去的人达到4千万人次，平均每人去过6次。深圳的消费价格低，是因为中国本身经济低迷，那香港人热衷于去深圳消费，对香港经济来讲，实际上是一种“慢性毒药”，香港经济会进一步枯萎。 香港的经济现在主要靠金融业，自从香港股市腰斩之后，最近有小幅调升，主要靠的是中国的南下资金，就是从中国流出到香港的资金，但数量有限；而经过香港流入中国的外资数量却明显减少。中国有个习惯，哪类经济数据不好看，就把这类数据“盖牌”，停止公布。今年5月13日起，中国宣布，不再披露经由香港投资到大陆股市的资金交易额，这是外资不再使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证明。 自由亚洲电台5月刊登了香港餐饮业衰落的两篇报道，据接受采访的港人表示，目前香港餐饮业不振的原因，一是因为经济差，二是因为很多人北上深圳消费。而香港餐饮业的不振和港人消费的降级，主要体现在中下阶层当中，这与中国内地的情形一样。 十年前，一部好莱坞喜剧片《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香港已经是明天）》在全球上映。此片讲的是美国年青人到香港追求未来的故事，迎合了上个世纪的流行观念，即经济全球化把中国和香港打造成了世界的明天或未来，谁赶上了这股潮流，谁的人生就充满了希望。《香港已经是明天》的主旋律，其实是“香港代表明天”。然而，这个梦想如今已经破灭了，这部电影的主旋律成了一个反讽。 昔日的东亚明星香港已经坠落，习近平在政治上扼杀了香港，中国的经济滑坡拖垮了香港，如今的香港已经没有了未来。如果把这边影片的标题“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加上一个词，变成“Already No Tomorrow in Hong Kong (香港已经没有明天)”，恰恰符合当下的香港状况。然而，只是“香港不再有明天”吗？ 五、中国：再度来到“历史的垃圾时间”？ 其实，“中国不再有明天”这个话题，已经在中国国内出现了，相关的说法叫做“历史的垃圾时间”。这样的说法开始在中国流行，表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象秋蝉一样，感受到了凛冽秋风的寒意，深秋已至，寒冬不远矣。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历史的垃圾时间”，指的是一个政权走入末期阶段的历史特征。中国人不敢针对习近平政权直接议论，但他们会用历史类比来影射当今中共政权的前景。 去年九月媒体人胡文辉写了一篇《历史的垃圾时间》。他写的主要内容是，虽然1991苏联才崩溃，但实际上苏联的奔溃从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开始了。对苏联来说，1979之后就是苏联这个国家的“垃圾时间”了，而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是让这段“垃圾时间”早点结束罢了。 他还举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例子。比如，唐朝亡于公元907年，但实际上，公元878年的黄巢之乱，就摧毁了东南地区的经济以及南北的交通，使唐朝的统治丧失了经济基础。所以，唐朝灭亡之前的29年时间，就是唐代的“垃圾时间”。那明朝的“垃圾时间”有多长？明朝的崇祯皇帝1630年听信谗言，杀了防卫满洲人的边关将领袁崇焕之后，明朝就每况愈下，到1644年崇祯皇帝在皇宫后面的煤山上吊，这14年时间就是明朝的“垃圾时间”。 胡文辉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势已定，败局难挽，无论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挣扎，只能求尽量体面地收场而已。那么，不幸而遭遇垃圾时间的人们，又该何以自处呢？是不是要跟时间的垃圾同归于尽呢？”这段话其实是在告诫当代的中国人，又到了考虑“历史的垃圾时间”的年代了。 当代中国“历史的垃圾时间”，可以被理解为，中共政权虽然竭尽全力展示对外武力和对内警力，但却难以挽救日益滑坡的经济；习近平即便用尽全力，仍然无力回天。虽然谁也无法精准预判，什么时候中共政权最后会撑不下去，但是，如果用“历史的垃圾时间”这样的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的未来局势，不失为一种未雨绸缪的思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分析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势时，经常会涉及到房地产泡沫，乃至中国的泡沫经济。从经济层面来看经济泡沫，会比较抽象；而从社会层面看，中产阶层的泡沫化就十分明显了。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消失，不是他们变富升级了，而是变穷了。去年中国就开始讨论中产返贫变“中惨”的社会现象。如果把中国的中产阶层状况与台湾对比，则情形与差别就更为鲜明。 一、从”中年危机”讲起 过去十几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购买了住宅，能付得起房贷的家庭，大致家庭收入就不错。因此，有房族与中产家庭似乎大致划上了等号。何况，随着房价飙涨，很多中产家庭把第二套房的房产价值计入家庭财富，自我感觉就越来越好。中产家庭的资产中，房产占比全国平均为68%，而京沪则高达85%。 但与此同时，城市家庭的负债也因为房贷数额很大而攀升。从2007年到2016年，十年内中国家庭的债务率翻了1倍多，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成了高负债家庭。虽然以房价计算的家庭虚值财富在增加，但每月的还贷支出也成为了硬开支。如此则中产家庭的财务维持就取决于收入现金流了，只要工资在涨，中产阶层就信心尚存。然而，沉重的家庭债务也会让中产家庭担心两件事，怕失业，怕减薪，因此就有了“房奴”一说。 中产群体具有一个社会特性，那就是，盼望局势稳定，也宁愿相信局势会稳定向好。因此，他们多半不太注意房地产泡沫这个危险的现象。自从2021年底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无法偿付境外到期债券之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短短两年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整个房地产业一蹶不振，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到了今年，到处裁员、全面减薪，二手房房价普遍下降两成，中产阶层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一方面，家庭收入不足，开支浩繁；另一方面，房产价值连带着家庭财富缩水，有限的金融资产对应大额的房贷，让他们不得不节约家庭开支。 仅举一例，大路品牌的进口红酒不算是高档奢侈消费，它多半是中产家庭的一种享受。但是，2022年中国的葡萄酒进口量比上一年减少21%，其中，散装葡萄酒进口量减少12%，瓶装葡萄酒进口量减少24%；而去年葡萄酒进口量又比2022年下降26%。两年合计，中国的葡萄酒进口量减少了四成。显然，很多中产家庭正在放弃这类享受，因为钱袋空了。 年青的中产阶层更焦虑的是失业，由于社会上存在着“35岁就业门槛”，跳槽涨薪的年代结束了；相反，一旦中年失业，很可能就再无翻身机会，随之而来的便是家庭财务破产。七年前中国开始出现关于“中年危机”的讨论；今天，“中年危机”已经在中国社会里蔓延。去年5月27日《六度新闻》有这样一篇报道，标题是，《中产将返贫变“中惨”阶级》。该报道写道，“在中国薄薄一层的中产阶层里，随处可见一张张闷闷不乐的脸”。 中国的中产阶层只是“薄薄的一层”？不是很多人相信，中产阶层正在中国崛起吗？ 二、中国家庭收入真相令人吃惊 到底中国人的收入状况如何？去年12月27日，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公布了《中国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21》。从这份关于中国收入分布的官方报告里，可以发现三个真相。 首先，2021年中国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是42.85%，他们属于赤贫人口。在这6亿人当中，546万人收入为零；2.2亿人月收入在5百元以下；2亿人口月收入在5百元到8百元之间；1.3亿人的月收入在8百元到1千元之间；月收入在1,000到1,090元的人口数为5,250万人。这6亿赤贫人口当中，1.5亿是城市人口，4.5亿是农村人口；换言之，城市人口中赤贫户占四分之一，农村人口中赤贫户占四分之三。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也就1千元左右”。国家发改委的2021年中国收入分配报告提供了最新的数据，当下，这样的赤贫人口还是有6亿之多。 其次，若以1,090—3,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标准，则该群体人口的比重达到41%，约5.74亿。其中，月收入在1,090到2千元之间的，占全国人口的26%，大约3.6亿；月收入在2千到3千元之间的，占全国人口的15%，大约2.1亿人。 再次，剩下的占总人口16%的人群当中，11%的人月收入是3千到5千元，这组人群约1.54亿人。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该报告讲的是人均月收入，而不是人均月工资。如果按照一家三口的小家庭来计算，人均月收入3千元，相当于双就业家庭的人均月工资4千5百元。如果观察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内地经济状况，人均月工资4千5百元，就算是在当地不错的状况了；但是，以这样的工资水平，家庭每月能用于房贷支出的上限是2千元，因为子女教育费用也是大开支。 按照目前内地三线城市平均房价6千一平米估算，一个100平米的单元，房价为60万，首付20万之后，30年期的房贷，每月还本付息大约需要1千7百元。由此可见，即便是总人口中居于上端的11%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达到3千到5千元，他们付完房贷和子女教育费用之后，金融资产所余有限。 三、中产阶层的国际通用标准不适用于中国？ 中产阶级在国际上有定义和分类界定，并非一般民间理解的有房有车就算中产了。以OECD（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所使用之中产阶级定义，它是指家庭人均收入介于全体人口人均收入中位数的75%至200%的这个社会群体。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统计学当中的专用术语中位数，它与平均值不同。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学生的全班平均身高，是每人身高的平均值；而如果全班排队，从低到高，中间那个人的身高，就是全班身高的中位数。 如果用一个两维数轴来表示收入分布，横轴显示收入数，纵轴显示不同收入群体的百分比，当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属于典型的正态分布时，则这样的收入分布呈现两端小中间大的钟型曲线，收入中位数会靠近收入平均值，或在平均值的左侧，或在右侧。 然而，如果收入分布的特征是，低收入家庭比重很大，那这样的收入分布曲线就属于偏态分布，即左侧高右侧低，右端呈现一个长尾；这时，全社会的收入平均值会受少数高收入者的影响而被拉高，因此就高于中位数。这便是为什么国际上不采用收入的总体平均值来判断中产阶层的范围，而是改用中位数。 本文第二节已详细介绍了国家发改委2021年中国收入分配报告中披露的不同收入群体的群组比例，据此加权估计，中国2021年的人均月收入平均值大约是1,984元，而中位数则估计是1,200元。如果按照关于中产阶层范围的国际通用标准，就会出现一个令中国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此结果如下，以国家发改委2021年中国收入分配报告中的数据估算，中国的中产阶层之收入下限（即中位数1,200元的75%），大约是人均月收入900元；而中产阶层之收入上界（即中位数1,200元的200%），大约为2,400元。中国人均月收入在900元和2,400元之间的家庭，能算是中产阶层吗？绝大多数中国的城市居民都会摇头，因为，即便按照中国的官方标准，如此收入水准的家庭也只能算是低收入家庭。 今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月最低工资是2,400元，假如这个标准得到落实，那中国的收入分布中位数就应该远远大于最低工资。如果一个三口之家之两个大人都只有最低工资，那么，这个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是1,600元，显然大大高于全国收入中位数1,200元。 到底是怎么回事？答案很简单。首先，中国政府颁布的月最低工资2,400元，只是个“面子货”，许多人的实际工资远低于这个数额；其次，中国并非一个正常国家，现在还有几乎一半人属于赤贫人口，赤贫人口加上低收入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84%。 尽管中共当局早就宣布，中国已经“崛起”，而且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东升西降”，但国家发改委的这份收入分配报告还是揭了老底。由此看来，中国经济衰退，消费疲软，其实不过是因为民众太穷而已，他们没钱，又如何买房买车？ 四、中产阶层不足7%？ 到底中国有多少真的中产阶层？中国人当然都很想知道答案。既然中产阶层的国际通用标准不适用于中国，那就只能看赤贫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之外的那16%的人口当中，有多少人算是中产阶层了。 前文已提到，这16%的人口，一共是2.2亿人，其中11%的人之月收入是3千到5千元，这组人群约1.54亿人；剩下的5%，约7千万人，大约属于中国的富裕阶层。 因此，要找中国的中产阶层，只能找这11%的人了。其实，这11%的人当中，人均月收入刚到3千元的，属于日子过得很紧的家庭。如果把这部分人剔除，只算人均月收入达到4千至5千元的家庭，那么，按11%人口当中3千、4千、5千人均月收入的群组各占三分之一估计，则4千到5千人均月收入的家庭，大约占这11%人口的三分之二，相当于全国人口的7%，约1亿人。 如此算来，按照“中国特色”的低标准来划分“中产阶层”，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充其量最多不超过总人口的7%，只有1亿人而已。由此可见，所谓的“中产阶层崛起”，在中国不过是一个与“房地产只涨不跌”一样的幻觉。戳破“中产阶层崛起”这个“中产阶层泡沫”之后，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确只是“薄薄的一层”。 中国的“中产阶层”不但人数有限，财力也有限。如果把中国的“中产阶层”之人均月收入全都按5千元高估，然后与台湾的民众来对比，新台币与人民币的汇率是4.4比1，在中国人均月收入5千元的“中产阶层”，就相当于台湾的人均月收入新台币2万2千元。而台湾现在的最低工资是27,470元新台币，一个三口之家，如果成年人都拿最低工资，这样的家庭之人均月收入是新台币18,300元。这样一对比，中国当下的“中产阶层”当中，收入较好的家庭不过相当于台湾领取最低保障工资的水准。 五、中台中产两对比，台湾中产多七倍 中华民国国立政治大学2022年发表了一份报告，《台湾中产阶级所得变动趋势之研究》。 这份报告介绍，研究人员使用主计总处的家庭收支调查、财政部的财税资料库之行政资料和劳动部的劳工保险资料库，分析了台湾2004年到2020年中产阶级之家户或人口占比与所得变化。这个报告的研究者采用国际上通用之中产阶级定义，即家户或个人所得介于全体所得中位数的75%至200%者。 那台湾的中产阶级大约有多少人呢？在2004–2020年间，家庭收支调查的结果是，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大约是55%；中产阶级之总所得(可支配所得)占全体的比例，从2004年的60.1%-61.7%，成长到2020年的66.6%-67.47%，其中以劳务所得为主；随着所得的提高，中产阶级的劳务所得占比会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营利与股利所得、利息所得与其他所得。 上文提到，中国的“中产阶层”中收入较好的家庭，收入大约相当于台湾领取最低保障工资的家庭之收入水准。收入相差这么多，那是不是中国的物价比台湾低很多，因此中国中产家庭的实际购买力更强呢？其实，中国沿海大城市的物价和台湾差不多；但中国内地城镇和乡村的物价，会比台湾低一点。 如果对比中国和台湾中产阶层的比重，中国的“中产阶层”相当于全国人口的7%，而台湾的中产阶层相当于总人口的55%。也就是说，台湾的中产阶层百分比，是中国“中产阶层”百分比的8倍；或者说，台湾的中产阶层比重，比中国多7倍。 六、户均背债一百万，中产返贫变“中惨” 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开始，花了20多年时间，用泡沫经济养成了占人口不到7%的“中产”家庭。现在很多中国很多人希望，房价能够重新涨上去，而不是持续下跌；否则，自己买的房子就可能变成负资产了。 本文分析中国家庭收入令人吃惊的真相，除了要找出中国的“中产阶层”到底有多少人，还想知道，究竟中国的房价还有没有可能重新翻高？ 房价要能涨得上去，前提是，今后还有很多人能买房。哪一个社会群体有能力再买房呢？赤贫户和中低收入户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再买更多房子的群体，就只能是这1亿“中产阶层”了。按一家三口计，“中产”家庭不过3千万户。他们会不会再买房，取决于“中产”家庭现在有没有房，还能不能有余钱再买房？ 要看中国的“中产”家庭现在有没有房，有一个银行数据很靠谱，那就是居民的房地产贷款。凡是买了房的“中产”家庭，多半都有房贷，中国现在所有银行的房贷余额，到今年3月底一共是48兆。其中还有富人炒房借的房贷，富人一般都有几套房，我按富人的房贷占全部房贷的四分之一来估计，那剩下的房贷就是“中产阶层”的房贷债务了。 这样来估算，中国的“中产阶层”现有的房贷债务至少有36兆，户均背负120万房贷。从还款期限来看，如果中产家庭人均月收入5千元，每户平均月收入1万5千元，以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收入用于还贷，每月最大的还贷能力是7千元，一年还款8万4，现有的家庭平均房贷债务需要再还14年。从现在起，中国的中产家庭即便不失业、不降薪，他们在14年内都不可能再买房了。 中国以这么少的“中产阶层”人口和这么低的收入水平，却要他们支付买房的高房价，那么，“中产家庭”就只能大量借债。因此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现在的衰退，实际上是债务经济引发经济泡沫化；一旦泡沫经济破灭，不但经济长期衰退，而且“中产阶级”的数量会不断缩小、收入下降，也就是所谓的“去中产阶级化”。 现在中共的经济政策是，尽量限制房价下跌，否则银行的抵押资产大缩水，就可能面临银行破产带来的金融危机。但是，二手房市场的成交价是买卖双方自己谈成的，政府控制不了，按现在的房价下跌趋势再持续两年，“中产阶层”的房产就会变成“负资产”（所欠房贷大于房屋所值）。那时，“中产”返贫变“中惨”，就可能成为社会现实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实现了海军大扩军，拥有了弹道导弹核动力潜艇舰队和航母舰队，似乎具备了上个世纪后半叶海军大国的传统实力。但是，这支新建的海军遇到了两个世纪性的全新挑战。虽然解放军正在更新海军战略，希望能实现各军种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但现实中解放军海军的训练才刚刚起步，而且是”土法上马”。本文分析解放军海军应对高科技时代来临的现行方略。 一、中共海军大扩军 中共扩军备战、试图掌控西太平洋海域的制海权，主要靠扩大和升级海军实力。其战略目标不是近海国防，而是远洋作战，与美国争夺西太平洋，进而实现在印太地区的海上霸权，顺便吞并台湾。 今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文章，《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之际》。这篇文章是中共海军近二十年来扩军备战的一个小结与展示。 此报道写道：“新时代，航空母舰、新型战略核潜艇、万吨级驱逐舰、两栖攻击舰、综合补给舰等密集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预警机、舰载直升机家庭再添新成员……从小艇到巨舰，从近岸到深蓝，从单兵到体系，以第四代装备为引领、第三代装备为主体的现代化人民海军正在形成，大国战舰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砥砺奋进、破浪远航”。 确实，过去二十年来，中共海军不但舰船数量快速增加、吨位越来越大，而且建成了由新型战略核潜艇组成的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舰队，以及第一支航母舰队。航母舰队是用于远洋航空作战、争夺太平洋制海权的；而所谓的战略核潜艇，不是指核动力潜艇，而是指能发射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之弹道导弹核动力潜艇。 弹道导弹核动力潜艇和航母舰队，都是上个世纪后半叶海军大国实力的传统象征。如今中共海军终于具备了传统的大国海军之规模和主要打击力量，甚至超过了美苏冷战时期的苏联海军。那解放军的海军是否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呢？其实未必。 正是在解放军海军扩大升级的这个时间段，这支新建的海军遇到了两个世纪性的全新挑战，其一，海军舰载机的远洋作战方式过时了（参见笔者2022年5月19日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乌克兰战争开启现代海战新模式》），各国进入了以巡航导弹为主要攻击手段的新时代海上作战方式；其二，最新高科技的应用，正在改变海军传统的通讯、侦察和打击手段，而解放军潜艇舰队传统的侦察和攻击能力相形见绌。 二、中共更新海军战略 本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开始的时候，航母舰载机夺取制海权的海军作战模式结束了，现在已经进入了飞弹主宰胜负的时代。飞弹时代的海战特点是远距离打击、电子战、人工智能（AI）代替人手操作等一系列最新的军事科技为基础的新型作战模式。 美军现在仍然在使用航母舰队，一方面是在像以色列最近的局部地区冲突当中，作为海上流动军事基地来用；另一方面，是作为常规的吓阻力量，比如震慑中共可能的对台威胁行动。但美军的航母舰队到台湾周边海域，都是预期中美冷战中双方不会动手的状况下，美军才如此投放传统的海军战力；而作为防范中共对外野心的提前部署，美军同时在不断调整、研发最新的作战手段，不可能再寄望于航母舰队的对战。 面对这个新型军事科技时代的来临，中共现在正试图更新它的海军战略。从习近平今年3月上旬到人代会的军方代表团讲话之公开部分可以看到，中共也提出了与新型军事科技时代相关的口号。习近平讲道，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这是说明中共大力增加军费的目的，它虽然在中美冷战的态势下不能胡作非为，但还是想要有“军事斗争”的。但习近平讲的不是“准备军事斗争”，而是要先进入“筹划”阶段。若“筹划”都没完成，“海上军事斗争的准备”如何进行？ 习近平讲的另一个口号是，要“全面提升解放军的新兴领域战略能力”。这句话有三层意思，第一，中共认识到，在新型科技领域里，解放军的战略指挥和战略实施能力，必须要调整到能对应新兴领域高科技之水准；第二，解放军现有的战略指挥和战略实施能力，尚未达到那样的水准，所以需要“全面提升”；第三，在真正完成“全面提升”之前，解放军其实没有能力挑衅美军。 中共的军事战略要调整更新，那过往的军事战略规定的那些战斗模式、战术训练、装备运用和配备，势必要修改甚至换掉，这等于是要从头开始摸索了。 今年4月2日习近平与拜登通电话1小时45分，双方谈的重心就是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安全问题。新华社关于这次电话会谈的新闻稿，提到了习近平在这次电话会谈中表达的中方立场：中美这样两个大国，不能不来往、不打交道，更不能冲突对抗，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今年的中美关系要坚持几条大的原则。一是以和为贵，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二是以稳为重，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三是以信为本，用行动兑现各自承诺。双方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加强对话，以慎重的态度管控分歧。 习近平提出今年的“四不”方针，即上述的“不冲突、不对抗、不挑事、不越界”，应该与解放军筹划更新它的海军战略尚需时日有关。 三、中共的军事谋划暴露出哪些短板？ 目前解放军面临新型军事科技时代，都有哪些短板？ 首先，解放军现在知道了，今后各个军种的战争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解放军报》3月9日这样解释道：“无人化、智能化改变战场规则，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主要战争形态，战争会在多维空间打响”。 由此来看，过往海陆空、火箭军各自指挥作战的方式不灵了，全都要无人化、智能化，各军种实行一体化联合作战。这样的联合作战不再是指挥部层面的联合指挥，而是具体化到了战场上不同军种的无数单兵，要和多军种的联合资讯中心迅速沟通，通过高科技通讯，来灵活使用不同军种每个士兵手中的兵器，而很多兵器是需要智能化装备的。解放军兵器的智能化更新，大概会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永无止尽，会需要不断更新、修改各种兵器的智能化配备。 第二，中共各军种原来的通联、指挥、战场反应，各有一套程序，但在高科技战场的时代，要实现多军种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不只是海军总部和舰队司令部要与空军、太空军、电子战各部队的指挥部，建立及时快速的通联和指挥链，还要与水面舰船和潜艇指挥官及海军舰船上的很多单兵直接通联。这就需要各军种重新建立高科技时代统一通用的通讯联络和战场指挥口令系统，为此必须从头开始训练各级军官和士兵。 《解放军报》表示，“走好新兴领域标准通用化路子，打通束缚新质战斗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这句话透露的资讯是，解放军已经发现，现在部队里的“堵点、卡点”不但非常多，而且会造成指挥和通联梗阻，所以第一步需要先打通“堵点、卡点”。 这不但需要重新调整指挥系统，更需要重新训练官兵。其实，解放军士兵的低文化程度，本身就是重新训练的最大“堵点、卡点”。因为，解放军的士兵当中，大部分还是来自农村，很多人没完成高中教育，要让这样的兵来理解现代高科技战的知识和技能，困难非常大。最近解放军海军开始召回退役官兵上舰上岗，就是因为船多人少，熟悉舰上装备操作的人更少。 第三，解放军的中高层军官在军事院校里所受的教育是旧知识，他们没有西方军事院校先进的教材和战场知识，也没有在大型船舰上经历过的海战实践。解放军海军的作战参考知识，多半来自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的战场回忆录。直到去年秋天，中国海军的大型训练舰“戚继光”号载着大连舰艇学院和海军潜艇学院的大批年轻军官到澳大利亚沿海进行训练时，随舰教官为受训军官讲解的，还是八十多年前日军联合舰队在印尼爪哇海和澳洲东北的珊瑚海，用舰炮和舰载机作战的陈旧海战模式。 由于解放军海军的各级军官无法知道象美军在高科技战场通联和智能化兵器操作方面积累多年的经验，所以，当解放军海军要调整军事战略，转向高科技运用时，其战场想定和操作程序的设计，都没有可参考的实践知识，于是，海军高层就只能对下级提出空洞的口号，却没办法对部队基层给出具体的训练方向和训练方法。 四、海军红人张洪星 部队的正常训练本来应该是从上而下，指导基层按教纲来训练。中华民国的国军军官可以到美军受训，现在美军对国军基层的指导也已开始。但解放军没有这种走捷径的可能，因为它选择做美军的假想敌。 那解放军又怎么办呢？从最近《解放军报》多则报道里举的一个潜艇部队基层的例子，可以一窥端倪：解放军海军在高科技挑战面前，恢复了“群策群力”的“群众路线传统”。这个例子是，中共海军现在正在让少数潜艇艇长自行研究，如何应对复杂条件下潜艇侦察搜索它的攻击目标之战法，供海军高层参考。 《解放军报》报道说，东部战区海军一个潜艇支队的艇长张洪星，正在“牵头开展多个课题研究，提高潜艇在难局、险局中的作战能力”。所谓的“潜艇在难局、险局中的作战能力”，其实就是潜艇面对敌方飞机和卫星搜索的情况下（即险局），如何扩大侦察和搜索能力，发现水下和水上目标（即难局）。由于张洪星正探索着潜艇在当下海战中的基本功能，他成了解放军海军中的“红人”，从《解放军报》到《人民日报》，都不断报道他的重要作用。 水下攻击是潜艇部队的基本任务，找不到目标，潜艇就用不上了。解放军海军以前都是按传统海战的简单模式演练，不考虑高科技时代的条件；现在开始重新思考就发现，高科技时代的战场上，天上有对方的卫星、空中有反潜飞机，潜艇始终处于危险的处境当中。这种状况下，潜艇为了存活，只能尽量下潜，但这样一来又失去了通信联络，而且还不敢用主动声纳去找寻目标，因为主动声纳会暴露潜艇的水下位置，招来空中打击和水面舰船的打击。 张洪星负责研究的课题是：潜艇虽然水下隐蔽性强，但视距范围有限；尽管水面舰艇和飞机的视野广、机动灵活，可以帮助潜艇快速识别目标、展开稳定的跟踪，但快速移动中的飞机和水面舰艇如何保持与水下潜艇的联络，存在着天然的通讯障碍。既然海军高层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就安排这个潜艇艇长琢磨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战法和指挥协同，这就是中共海军紧盯高科技时代的应变措施。 五、土法上马学打仗 潜艇是水下作战的基本单位，它不是海军战术的研究单位。潜艇艇长的正常任务是，按照教纲，指导官兵完成上级下发的教纲上指定的训练任务。一个艇长不去总结自己完成指定训练任务时积累的经验，向上级汇报，而是变成了“潜艇侦查搜索”这样最重要的训练项目的研究组织者，由他来牵头开展多个研究课题。让一线潜艇部队来研究如何完成高科技条件下的基本作战任务，这听起来有点可笑。 什么叫多个课题？就是“潜艇侦搜”这样的训练大题目，分解成很多个课题，这个小小的中校艇长就担负其研究这些课题的重要责任了。中共海军的这个安排说明，其海军高层自己也想不清楚，要怎样指导潜艇部队，在来自多维空间威胁的状况中，实施“潜艇侦搜”。于是，解放军海军高层就采用了中共传统的“土办法”，即土法上马学打仗。这种方法实质上是，基层官兵想出来的花样，有用没用，有利有害，统统报上去，帮助海军高层来摸索。 这个例子说明，解放军现在空喊“全面提升解放军的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其言甚易，其行极难。这样的豪言壮语，做起来不但步步困难，连从哪里开头，每一步要怎么走，都想不清楚，更何况解放军内部到处都是障碍。所以可以说，解放军面临新型军事科技时代，几乎处处是短板，人人都是“堵点、卡点”。即如海军红人张洪星，他的研究项目其实也不过是潜艇部队的传统课题，与高科技运用相差太远。 这样的话，解放军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探索，如何应对“无人化、智能化、多军种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战场，否则就会吃大亏。而且，非常可能的结果是，解放军这样的“土法上马”，永远落后于美军；更何况，解放军的高科技装备也落后于美军，甚至可能将来落后于中华民国的国军。 美苏冷战开始的时候，两国之间在军事装备和陆军的作战经验方面，相差有限；后来苏联在冷战中的军备竞赛里还是跑输了。中共从毛泽东开始，就喜欢吹牛膨风，习近平最近提出来的“东升西降和中国崛起”，刚刚讲出来，在经济上、军事上，就已经穿帮了。 在中美冷战的军备竞赛当中，解放军一起步就远远落后了，前面美军的“尾灯”就看不见了。今后解放军之一体化联合作战，其训练只能从头开始；接下来会走到哪一步，很可能就是今后东亚局势的一个重要的观照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在中美冷战中的命运，可能还不如美苏冷战中苏联的命运：苏联在美苏冷战中撑了几十年，中共可能就未必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会发生变化吗？其实，已经变了，其标志就是今年三月全国人代会期间，会议结束时惯常的总理记者问答会被取消。这件事发生后，世界各国媒体基本上都是从两会报道的角度去观察分析的；然而，从中美冷战的战略关系来理解，这件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共在对美冷战中已经拉下了“铁幕”。 一、当年赵紫阳打破领导人不接触记者的惯例 中共安排总书记和总理与记者见面或答记者问，始于赵紫阳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领导机关活动开放”这个提法。这一新说法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6年提出来的政治改革口号有一点相似。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口号是“政治开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译意为openness），这个口号意味着，松动共产党传统的“铁板一块”式统治。 1987年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从总理改任总书记，十三大通过的赵紫阳对大会的报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中共的国家体制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所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顾名思义，全国人大的地位高于国务院，国务院受全国人大监督。而在现实政治中，全国人大这个宪法上写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上面还有一个宪法上没写的“国家更高权力机关”，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样，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之下，分工负责，各管一摊；而且，全国人大对国务院工作的监督，只不过是“演戏”而已。 那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在中南海的南区和北区办公，全国人大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办公。中南海与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玉泉山这几个地方，平常是完全对外封闭的，连电话系统也是专用的（即39局，电话号码开头两位数是39）。 所谓的“领导机关活动开放”，并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领导机关对外开放参观。事实上，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1980年起中南海南区毛泽东文革前的住处丰泽园，早已内部开放供参观，但参观票只发给政府机关。丰泽园的西面就是总书记的办公地点勤政殿，参观丰泽园的游客可以走到勤政殿东侧小会议室的窗外；游客们不知道窗内有什么人，但会议室里开会的人，可以听到窗外游客们清晰的聊天声。 赵紫阳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实际上是指政治意义上的总书记、总理与中外记者接触，为的是借中外媒体记者的报道，让读者对中共党政领导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个措施打破了此前记者无法直接接触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惯例。 二、总理记者会的由来 作为中共中央这个领导机关活动开放的举措，十三大闭幕当天，赵紫阳作为新任总书记，首度带着政治局常委与各国记者见了面；他在记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国记者的好评。此后，新任总书记与记者的见面会就成了惯例。而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这两个领导机关便也要有所安排，以显示其“活动开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会结束时，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召开了新任总理李鹏的记者问答会，四百多名中外记者参加。 从中共建立政权到1986年，人代会开会期间，从来没有总理召开记者问答会这样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总理记者问答会之后的几年里，因为六四的关系，有四年没有举办；1993年以后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总理记者问答会。中国媒体对这样的记者会的称呼是记者招待会，其实并没有任何招待，故笔者称其为记者问答会。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强调这是个记者“问答”会，是因为“问答”当中有玄机。 总理记者会并非由总理整场都即兴答问，而是一场假戏真作的“剧场演出”。虽然收到记者问答会请柬的外国记者很多，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跑龙套”的，不管举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为记者会主持人“眼拙”，“看不见”这些“龙套”们。真正能开口提问并得到总理答复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儿”。 国内有媒体为总理记者会的“假戏真演”缓颊称，“1998年朱镕基让一身红装的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之后的总理记者见面会，女记者们都会精心打扮，力求‘醒目’获得提问机会”。其实，女记者们无论怎么打扮，都是瞎耽误功夫；谁是“角儿”，人大办公厅新闻局的记者会“剧本”上有“出场顺序”，早就写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吴小莉的“一身红装”，也是写在“剧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剧场表演一样，总理记者会这“剧场演出”，偶尔也有“小穿帮”。有一次，记者会主持人按照脚本念，第几排那位穿深色西装的先生请提问，结果是一个身穿白衬衫的外国记者站起来回应。原来，那天天热，这位记者把西装脱掉了；而主持人点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于是，站起来的人所穿衣服跟脚本上写好的不一样。如此之“剧场演出”，其中之假，中国记者当然不敢揭穿；外国记者则害怕失去驻京机会，也会十分配合。 很多“跑龙套”的记者认为，中国的总理记者会越办越开放，会有记者问一些像总理的个人心境之类的问题，然后像温家宝就引古诗作答，显得既高雅又轻松。其实，那些内容都是脚本里事先写好的，并非总理出口成章。 三、总理记者会的“剧场演出” 编写总理记者会的“问答”脚本，始于第一次总理记者问答会，乃出于李鹏的需要。他是陈云、邓颖超等人提拔起来的技术官僚，在苏联接受过电力工程方面的技术教育；然而，李鹏不但完全不懂市场经济，连计划经济的概念和词汇都不懂。陈云安排此人担任总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经济的特点，这样就可以让陈云的亲信、保守派副总理姚依林实掌经济大权，从而按照陈云的意图，捍卫计划经济制度。 由于李鹏比较笨，反应慢，他怕记者自由提问时会答不出来或讲错话，所以记者问答会，就变成了事先安排好的总理与记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彩排”，其具体程序是，会前由外交部新闻司选几家中共官媒记者和外国记者，事先让记者把问题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修改好记者提问的问题后，再把改过的问题发回给记者；同时，按照这些中央领导机关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给总理准备好回答的脚本。 记者问答会召开时，被指定的记者要坐到事先规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颜色的服装。记者问答会的主持人则按照预先拟定好的提问顺序，假装从许多举手提问的记者当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个颜色西装的中国或境外记者提问。被内定安排的那个记者被点到之后，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问题来提问。而总理则按照桌子上放着的答问脚本，假装即兴答问。 李鹏之后的总理们可能觉得，自己不像李鹏那么笨，不愿意完全照稿“演”，有时会即兴发言，讲几句脚本上没写的话。这样一来，对外国记者来说，新闻就来了；即兴讲的话里，可能找得到写新闻的由头。面对“铁桶般封闭”的中共高层，外国记者当然非常看重这样的机会，因为，总理答问中的即兴讲话，毕竟是一个了解中共高层政治的难得之“窗口”。 四、“最高权力机关”被下属指挥 如果说，人代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只是一场假戏真作的“剧场演出”，那人代会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剧场演出”了。而全国人大的“剧场演出”过程中，还体现出“权力”的颠倒。 笔者在这里写的最高权力机关被颠倒的“权力”，首先是指，少数被上面圈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其次，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其实也没有权力，指挥他们的，实际上是名义上为他们服务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因此，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是掌握在全国人大下属的办公机构手里的。 每年一度，中共会召开所谓的“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大会。全国人大有所谓的参政议政任务，全国政协只不过是陪衬，让政协委员们发表一点不痛不痒的意见，提一点无伤大雅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只开一次全体大会，为期约一到两周，自然无法经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们，每两个月左右开一次会，真正经常议论国事的，其实是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名义上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常务机构是人大常委会；但事实上这两个机构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会名下的办公厅，其实才是真正的管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门。 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厅实际上不是听命于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的集体意志，而是直接听命于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过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达人代会或人大常委会按期通过某项法律的指令，国务院分管的业务，从来都是每年人代会时，拿总理工作报告、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最高检、最高法的报告来，让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会和人大常委会并没有正式的质询程序。对这些报告，人大代表开会时，名义上是分组审议，但代表们发言中往往都会说，学习了总理工作报告，有哪些体会。所以，人代会开会必然是沉闷的，外国记者找不到新闻。 从本质上讲，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其实也像总理的记者问答会一样，从来都是按照办公厅事先编好的“脚本”，中规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员”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不仅是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甚至这些代表们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手里的“橡皮图章”。因此，外国媒体就算能采访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很难获得什么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五、中共拉下“铁幕”是“刺猬战术” 中国每年的人代会，包括总理记者会，既然本来就像一场排练过的“剧场表演”，其实新闻价值不大，那为什么外国记者还是特别期待呢？因为，总理记者会总算是一个“封闭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开一次。即便外国记者问不出什么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这“窗口”还会打开；而打开“窗口”本身的象征意义是，中共或许还不至于取消赵紫阳“提高领导机关活动开放”这个说法。尽管从李鹏开始，这个“开放”就变了味儿，记者们唯一的指望，只能是总理们的即兴讲话。 然而，今年习近平把这个“窗口”关掉了，这个举动表明，中共要对外取消极为有限的所谓“透明度”，相当于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拉下了隔离中国的“铁幕”，恢复“铁板一块”的共产党统治。赵紫阳当年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其本意是为了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那这一次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中共面对的时势变了，中共感觉到“透明度”伤到自己了。 中国面对的局势之变，起源于中共2020年初点燃的中美冷战。自此，多年的“韬光养晦”结束了，而张牙舞爪、对外树敌、破坏国际秩序和东亚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这样，中国的国际关系便日益恶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继续戴着“熊猫”面具了。 而美国作为中美冷战中被中共瞄准的假想敌，不得不开始加紧备战，同时不断升级对中国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军用装备的高科技能力；美国还在进一步防堵中共继续盗窃美国的各项技术的明里暗里的花招，防范中共的黑客对美国民用供水、供电系统的入侵。 中共领导人、中国军方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谓的“冷战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苏冷战时代的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经验。对美国来说，重新启用这套程序，并不复杂；比较难一点的是，如何引导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调整布局，实现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拘束了美国的战略决策。 从中共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挑衅开始，到中共高调宣布，要占领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对美发射洲际核导弹的“深海堡垒”，它自以为得计，是所谓的“东升西降”。其实，这样的动作，下意识里全都是套用苏联当年在苏美冷战中玩过的把戏，只是换了个地理空间罢了。 中共显然对“冷战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没想到，点燃冷战之后，会要面对美国的“冷战程序”，因此也就毫无准备。一开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层外交官的谈判桌上厉言训话；同时又加快航母舰队的建设，升高武力对抗的态势。这是毛泽东当年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当中用过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过时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后再找机会说明。 随着美国加快“冷战程序”的实施，中共感觉到了明显的压力，于是就本能地采用了国际政治上的“刺猬战术”，即“团成一团，以一身刺来防范”，拉下“铁幕”就是“刺猬战术”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铁幕”的背后 “铁幕”这个词是美苏冷战时代的历史名词；而在亚洲，美苏冷战时期对应于铁幕的名称是竹幕。所谓的“铁幕”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政治上对西方的高度封闭，同时收紧边境的自由出入，军事上则与西方展开持续的军备竞赛。铁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产党国家民众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们的脚，苏联集团就是这样来维持统治的。其实，可以讲，共产党国家面对自己点燃的冷战，它也有“冷战程序”，那就是拉下“铁幕”，同时加紧扩军备战。因此，冷战一旦开启，就不会中止，因为双方的核威胁始终存在。 二战后的德国，按照盟军各国的协议，分别由苏、美、英、法四国驻军占领。当时，苏联占领区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而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则组建了跨占领区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于是就形成了东德和西德两大块。德国旧都柏林市也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围被东德所包围。 本来，这样的行政划界并不必然造成东德和西德之间、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隔绝，因为战后在东西德之间、东西柏林之间，边界是开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东德的人，因为向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东德的技术和文化精英越来越少，象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父亲特地从西德搬到东德去住，那是少数。 为了阻止东德人的逃离，苏联当年拉下“铁幕”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修筑柏林墙。东德修筑了柏林墙，再把这样的边界隔离设施延伸到东西德之间所有的边界上。但这仍然挡不住东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参观柏林墙博物馆，就可以看到，东德人被柏林墙挡住以后，挖空心思，想了各种办法外逃，有造气球载人飞过去，有挖地道钻过去的，还有从界河的水下潜水游过去的。 就这样，苏联集团和西欧国家的边界上，出现了铁丝网、地雷带和机枪自动射击带，岗楼林立。这一切全都建在东德边界靠内的一侧，目的是防止东德人外逃。而西德这一侧，则没有围墙、关卡，更没有哨兵或地雷阵。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采访，并在视频节目中提供了一些东德边界和柏林墙的照片。 从此，苏联集团的民众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当局还用电讯干扰西欧的广播节目，查禁来自西欧的出版物，既封锁资讯外传，也防范外部资讯传入。美苏冷战时期，亚洲的共产党国家与非共产党国家之间，人员往来和资讯流通也基本上断绝了。中共虽然保留了一个窗口香港，但民众除了偷渡，无法进入香港，中国境内也基本上很难获得外部资讯了。 中共会为了生存而改革开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会拉下铁幕，隔离内外，以图存活。因此，改革开放并非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共拉下“铁幕”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会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对立。面对一个躲在铁幕背后龟缩着的红色政权，国际社会了解它的难度会大大增加，但铁幕内的政权之存活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当年苏联的“铁幕”围墙最终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放弃了冷战；另一个原因则纯属偶然，东德共产党当局一时口误，开放了柏林墙，马上东德人就冲到西德去狂欢，东德便垮了，然后其他东欧的红色政权也垮了。铁幕救得了共产党政权一时，却救不了共产党政权长久，这就是历史事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经济明显呈现衰退的征兆，由此就带来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很明显，经济下滑，失业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费开始降级，对一个专制政权来讲，其脆弱度明显上升了。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中国经济持续恶化的话，中共的政权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不只是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会关心这个问题，其他人也同样想知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快四十年了，为什么反而出现了经济衰退？今后中国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一、改革开放强化了专制统治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多半是一种正向的分析思路。从这种思路出发，虽然也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着各种麻烦，但大体上还是会认为，中国经济会日渐向好，甚至将与美国平起平坐，居于世界经济的重心位置。 这种分析框架把中国基本制度的本质模糊化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改变中国的基本制度吗？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暗含的假设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它的制度将逐渐与西方国家趋同。但还有另一种理解，那就是，无论中国怎样改革开放，它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这两种理解的分歧，源自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制度转型走向，有截然不同的判断。 笔者在十年前发表的英文文章里指出，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完成于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国企私有化过程，这样的经济制度转型所产生的并非典型的自由经济，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因此，中国模式的真正特征，其实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它虽然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经济制度转型的最大结果是，把大批共产党干部转变成了企业主、金融资本家和房地产资本家。所以，“共产党资本主义”其实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来增强和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 专制国家这个概念，是对一种极权独裁制度的描述（totalitarianism）。全世界只出现过四个大的专制政府，两个是“共产党专制政权”，两个是“非共产党专制政权”。那两个所谓的“非共产党专制政权”，就是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政权，这两个专制政权都在二战末期被美国打败了，从此消失；而另外的两个“共产党专制政权”，一个是苏联，自己垮了，还有一个就是中共政权。 专制政权与南美、非洲、中东国家的军政府政权不同，那些军政府政权可能采用威权模式。但专制政权和威权政府完全不一样，因为专制政权有长期的意识形态洗脑和秘密警察监控，甚至会掌握民众的生存方式，所以民众完全没有选择和逃避的空间。无论是“共产党专制政权”，还是“非共产党专制政权”，都会推行领袖崇拜和政治忠诚教育，民众的思维和行为会被当局管控得整齐划一，而这样的政权也因此很容易进入军国主义状态。 所以，凡是大的专制政权，都有过发动侵略的纪录。纳粹德国发动了欧洲的二战；大日本帝国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苏联与纳粹共同吞并了波兰；中共则派四野的几个师组成北朝鲜侵略韩国的主力部队，后来又武装北越军队消灭了南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祸首都是中共。 二、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 1月1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条报道，《中国经济步履蹒跚地走进2024年》。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现实，中国经济似乎已经衰退了。但很少有人考虑一个角度，那就是，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会跟自由经济的民主国家完全不一样，不能用民主国家经济景气的正常周期，来判断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因为，专制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它的制度和政策造就出来的；而专制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其实是它制度失败的产物。 民主国家都是自由经济，政府不会全面操盘整体经济，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可以经过市场的调整来摆脱衰退，所以经济会呈现出周期性波动。日本在平成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曾持续多年，构成了很长的经济低谷，但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并没失败，现在日本经济已重新开始恢复活力了。 而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就完全不一样了。专制国家的经济本来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力推动的，比如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房地产泡沫，举国上下，一起推动；一旦泡沫破灭，它就不是单纯的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败。那后面的故事，民主国家的民众就不容易想象了。因为民主国家的民众和专家没见过专制政府失败的严重性。 为什么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是“经济癌症”的晚期？因为专制政府讳病忌医。专制国家没有民主选举，所以，专制政府如果承认经济制度失败，就等于是政权的自杀。专制政府对付经济失败的办法很简单，一方面强化政府的经济管控，一方面加强资讯封锁，不让国人和外国了解真相。 这就是现在中国呈现的状况。中共不断直接插手各种经济活动，从禁止企业抛售股票，到指令银行承接地方政府的债务，再到强化对金融业的全面管控；此外，也禁止中国的经济学者发表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严厉打击外国在中国的市场调查机构。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不许暴露中共制度失败的严重经济后果。 既然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政府用尽办法也拉不起来，那这样的经济衰退趋势，本身就证明了，中共的专制制度开始失灵。所以，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象是“经济癌症”的症状全面发作，而且是到了晚期，没法再用“手术切除”或“化疗、放疗”，只能硬撑病体到最后一天了。 中国的“经济癌症”，其实早在2015年就有征兆，但专制政权永远拒绝承认自己的制度失败；反而认为，专制政党自己是那个国家唯一最好的“医生”。事实是，唯一的“医生”自己患了“经济癌症”，他没办法给自己“开刀”。于是，专制国家的国民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只能“等待最后的时日”了。 三、中国经济的衰落特征 中国的经济确实进入了经济衰退。那现在应该继续讨论中国经济何时再度繁荣，还是讨论中国经济衰退的特征和走向？由于从来没人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衰退的特征，所以，现在全世界现在连一套能用来指导研究中国经济衰退的方法和指标都找不到，一切分析都要靠创新。要看清当今中国经济的衰落，需要回答三大问题：一，什么是衰退？二，衰退有什么特点？三，衰退可能拉多久？ 什么是衰退？现在可以说，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全面困境，就代表着经济的全方位衰退。那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会有什么特点？ 1月1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强调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篇报道是新华网发布的。习近平讲话的要义是，银行系统要支撑经济全局，同时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这句话透露，中国已经存在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了。习近平还强调，今后中共要靠加强金融监管，来维护金融的安全性；金融机构不能唯利是图，不能胡作非为。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没提到习近平讲话的全部内容；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站报道这篇讲话时，图片里多了一句新华社没报道的话，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金融监管“长牙带刺”，是针对银行内部的贪官吗？看来不是，习近平的反贪行动可以很轻易地抓到金融系统的贪官；“长牙带刺”的金融监管，可能会针对银行的客户，即企业和存款的居民，他们要“肉痛”了。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专制国家，而专制国家一旦准备走到这一步，就说明，这个专制国家的金融危机可能已迫在眉睫。这也说明，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会比民主国家残酷得多；而正是这种残酷，反而可能拉长专制政权在经济衰退中的寿命，因为它可以动用民众的资产来挽救政权。 中国的经济衰退，一开始是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破产，恒大现在已经进入破产清盘，这只是同类企业破产的开头；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已经发生了大量中小企业减薪裁员，失业率上升；然后便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潮。 再下一步，经济衰退就进入比较核心的领域，即财政困境，到去年年底，中国各级财政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三倍以上，没办法还清了，只能发新债、还旧债，拖一天算一天。财政困境之下，就民用公营事业开始缩减服务（公交车停运、城市环境卫生工人没工资、学校老师减薪）；接着就是缩减公务员开支，压缩社会福利（一方面增收社保收费，一方面减少社保支出），这些已经发生了。中国经济衰退的最核心部分，就是习近平最新讲话中点出来的金融危机。 四、中共在经济衰退面前的结局如何？ 中共真不怕经济衰退吗？其实，中共当局是心虚的。最近中共已委托几所大学组织秘密的社会心理调查，为的是掌握民众心态的变化，好筹划应对手段。 中国的经济衰退可能拉多久？现在能够判断的是，全面经济衰退的发作，比预想得快很多；但中共政权应该不会短期内崩溃，可能会拖上十几年。因为专制大国的国家幅员大，人口多，经济衰退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挤压，比小国会更长；而且，专制政权可以用各种极端不合理的手段，去避免危机爆发，结果就拉长了经济衰退的过程。 民主国家的人们都是从自己在自由社会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想象，来理解专制国家的衰败，那通常是不灵的。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苏联的垮台，全世界的苏联问题专家都看走眼了，他们只论证了苏联政权会稳固下去，却推导不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过程。 如今面对中国的经济衰落过程，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至少应该想到，观察中国的动态，从现在起有三个靠不住：一，官方使用的主要指标靠不住，必须观察技术经济指标；二，西方的智库靠不住；三、街头个别访谈，随便问几个人，被访谈的人说出来的话靠不住，不光是因为，那不是抽样，不具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还因为中国人从来都不敢对陌生人完全讲真心话。 中国经济衰退的综合性症状，最核心的就是财政危机状况和金融危机状况，对这两部分中共隐藏得最深的真实情形，要如何来掌握，我们面临挑战。首先，看懂金融报表，就需要下很多功夫；然后，学会洞察隐藏在金融数据背后的真实动态，更需要经验和功力。 专制的红色大国，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都会对美国发起军事挑战；一旦冷战已经形成，红色大国在国际空间当中也就走到头了，因为冷战有铁律，即不能点燃战火。这个世界很奇妙，几年前世界各国还有很多人看好中国的崛起和繁荣；突然之间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专制的红色大国正在坠入深渊。也许，这就是命运之神对自由民主国家最大的眷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