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哪些國家比較受歡迎？看看每天在頭頂上飛來飛去的民航飛機，就可以看出國際政治格局的親疏冷熱。最近，外國航空公司開始停飛中國航線，這件事在國際社會和中國國內都成了一個大新聞。但是，絕大多數媒體都是從民航運營成本的角度來分析。如此角度似乎有一種潛在的暗示，什麼時候民航成本降低了，飛中國航線的外國公司就會立刻恢復營運。 然而，筆者以為，民航成本只是一個表象，而中國的國際重要性明顯下降，才是各國停飛中國線的真正原因。民航公司送來多少外國旅客，是看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態度的鏡子。因此，當一個國家的國際旅客數量突然大幅度下降時，從這面鏡子當中可以看到，這個國家的國際觀瞻發生了重大變化，此變即該國的國際地位之墜落。面對過去二十多年來國際社會的「中國夢」划下「終止符」，北京的反應是，對南半球的南太平洋海域發射洲際導彈，凸顯其對外擴張的戰略威脅。 一、各國停飛中國線 8月19日中共在香港的一家對外宣傳官媒香港01發出一篇報道，提到好幾家外國民航公司停飛中國航線。 今年5月起，一連串國家宣布取消飛中國的航線。美國的達美（Delta）航空原定今年秋季恢復洛杉磯—上海的往返航線，現在宣布取消。然後，英國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民航公司相繼宣布，停飛從倫敦到中國的航班。8月8日英國航空（British Airway）宣布，從今年10月26日起到2025年11月，暫停倫敦往返北京的航線，以後是否恢復航班，屆時再議。英國航空1980年開通倫敦—北京航線，44年來一直運作，現在卻突然關停了。英國第二大航空公司「維珍大西洋航空（Virgin Atlantic）」停飛中國航線的態度更決絕，它也是從今年10月26日起停飛，但停飛無限期。 而澳洲航空（Qantas）則宣布，從7月28日起停飛悉尼-上海航線。這條航線9個月前才恢復飛行，現在則完全取消了。10月27日起，東南亞的汶萊皇家航空也將暫停每周兩次直飛北京的航班。 歐洲大陸國家雖然沒停飛去中國的航線，但班次壓縮了。今年夏季德國的漢莎航空（Lufthansa）從慕尼黑和法蘭克福飛往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班次每周35班，僅及疫情前的三分之二。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旺季，全世界的航空公司正努力恢復並擴大運力，以彌補三年疫情的損失，為什麼這些國家的民航公司突然停飛中國航線呢？它們並未壓縮運營規模，而是把飛機和駕駛員、空服人員轉移到別的航線去了。比如，澳大利亞航空公司停了中國航線，卻開闢了飛菲律賓馬尼拉的航線，也增加了飛新加坡的航班。 還有一些航空公司雖然沒停飛中國航線，但把原來使用的大飛機換成了座位數較少的小飛機。例如，阿聯酋航空飛往中國的航線全面停用座位多的空中巴士A380，改為體型小一些的波音777。 二、中國航線乘客少 香港01的報道針對各國停飛中國線這個現象，講了一句重話，「讓人嗅到了一絲反常的氣息」。那什麼是反常的氣息？該外宣媒體不敢講。其實，反常的氣息就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明顯下降了。 五年前，中國曾經是世界各國最熱門的旅行目的地之一，不僅大量商務旅客頻頻往返，而且國際遊客也絡繹不絕。這都反映出各國對中國的興趣很大，而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自然也就增加了。2019年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以後，引發了全球性健康危機，各國的民航航班象被「拉了閘」，紛紛停飛。疫情結束以後，各國的民航航班開始恢復，但幾年下來，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的航班大幅度減少，那就是中國。 今年6月全球國際航線的旅客運輸量達到535萬人，比去年6月增長了112%，只有飛中國的航線冷冷清清。今年7月美中之間的航班頻率只不過是疫情前2019年7月的24%，而航班上座率只有五年前的四分之一。用這兩個數據粗粗估算了一下，假定疫情前美中之間的航班基本滿座，那麼，現在每個月航班的載客量比疫情前減少了93.7%，只剩下五年前客流量的6.3%。那這6.3%的旅客當中，還有很多旅客是去中國探親的在美華人。今年暑假期間，連在美國的幾十萬中國留學生也很少有人回國，因為生怕拿著大學發給的I-20學生簽證申請文件（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for Nonimmigrant (F-1) Student Status），回美時會遇到申請簽證的麻煩。 全球飛中國的航線中，從美國到中國的航線最具指標性，因為中國人最想去的國家是美國，中國出口賺外匯靠美國市場，從西方撈技術還是從美國偷。什麼時候美中航線沒人坐了，那就是美中關係開始接近冰點了。中國14億人口，台灣才2,350萬人，但是，現在美國飛台灣的航班比中國多一倍。去年12月台灣－北美的客運航線每周飛143班，而中國每周只飛70班。今年4月美國的航空公司集體發函給美國交通部，要求停止在中美之間增加航班。美國的航空公司這個大逆轉說明，各國的商務旅客和遊客已經用腳投票，表明了態度：我們不再去中國。 如果說，美中關係不佳，可能導致航班減少，那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國際航班是否如常？今年7月，從中國出發的國際航班比2019年同期減少23%，而今年外國人到中國旅遊的人數只有疫情前的三成而已。 三、歐洲航司的繞飛成本和中國航司的導航干擾 各國航空公司停飛中國航班，並非其本國外交部的命令，而是航空公司自己的選擇，因為沒有足夠的旅客。不光是各國去中國的旅客減少七成，中國的出國旅客人數也大幅度下降。搭乘國際航班的中國人之所以越來越少，口袋裡沒錢，當然是一個原因；而當局嚴控護照，也使得很多屬於中產階層的學校、醫院、媒體等機構員工無法出國。為了搶奪有限的客源，中國的航空公司實行機票打折，因此中國的四大國營航空今年上半年虧損70億。即使如此，中國的民航公司也不敢停飛國際航線，因為申請航線要與對方國家的航空公司對等，一旦停飛，這條航線就可能被取消了。 俄烏戰爭似乎給中國航空公司的歐洲航班提供了一些機會。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後，各國制裁俄羅斯，而俄羅斯則對歐盟、英、美、加等36個國家關閉領空。原來從歐洲飛中國的航班從俄羅斯上空經過，現在只好繞道中東，增加了燃料、人工等成本。但是，因為中共與俄羅斯是同夥，所以，中國的航班依然可以從俄國上空抄近路。這就使西方國家航空公司的票價比中國航空公司的票價貴很多，失去了客源。 然而，最近俄烏戰爭升級到雙方無人機互相空襲之後，民航公司又遇到了新的麻煩。俄羅斯軍方使用的是國造的格洛納斯系統，抗干擾能力較強，而烏克蘭軍方的無人機使用的是民用的GPS系統，沒有抗干擾設置。於是，俄羅斯軍方就用偽造的GPS信號，干擾烏克蘭的無人機操作。這種情形在俄烏戰場屢屢發生。 而俄羅斯軍方偽造的GPS信號，會無差別地干擾到民航機的導航和安全警告系統，造成了以前從未發生過的飛航安全風險。據SkAI Data Services和瑞士的蘇黎世應用科學大學分析，今年8月每天受到影響的航班數量已超過1,100架次。由於中國飛西歐的航班會飛經俄烏戰場的上空，因此，中國民航機遭到俄羅斯軍方導航干擾的風險，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的航空公司。所幸，到目前為止，還沒發生因導航干擾而造成的飛行事故。 四、美國金流已斷供 過去幾年來，維繫美中關係的最後紐帶是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投資。美國過去幾年給中國送去了兩萬億美元的金融投資。這筆錢只是延緩了中國經濟的垮塌，但卻讓美國的投資「失血」。現在，華爾街一廂情願的對中金流基本斷供了。 講到外企投資，一般人只注意到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就是建廠開店的所謂「綠地投資」。其實，更大的一塊不是「綠地投資」，而是金融投資。從最新的中國外匯管理局年報可以看到，到2022年底，中共拿到的外國金融投資累計一共是2萬億美元，其中2017年以前大約是8千萬，而這2萬億的六成是2019和2020年這兩年投資中國的。那時，中共剛要點燃中美冷戰，但華爾街並不知情。 按照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這2萬億金融投資的四成買了中國公司的債券，另外六成投到了中國的私募基金當中（private equity）。所謂的私募基金，即外國投資人與中方的初創公司簽下合資協議。西方投資者作為合股人，不管初創企業前景如何，十年內不能撤股；只有等到初創公司成功上市之後，西方投資者才能出讓股權，收回投資和利潤。中國過去幾年出現了大量的初創公司，很大程度上都是沖著這筆錢去的。 中美關係惡化以後，這些中國的初創公司到美國上市的路被堵死了，而中國的股市一直在3千點徘徊，今年一度跌到2,700點，所以中國的初創公司在國內或香港也很難上市了。於是，美國金融投資產生的中國初創公司泡沫，也隨即破滅。在外國風險投資的高峰期，2018年中國成立了51,302家初創企業；到去年底只剩下1千家，僅餘下一個零頭而已。當然了，華爾街的這些金融投資也基本上被吞掉了。 最近英國的《金融時報》說，外國投資人現在表示，中國的初創企業是「整個行業就在我們眼前消亡了」，華爾街幾乎不再抱任何希望；西方投資者現在都認為，與中國接觸的風險太大，所以他們已經開始遠離對中國的任何投資了。而熱衷於對中國做風險投資的美國著名的投資管理公司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9月18日接受彭博電視台採訪時表示，中國存在「真正的問題」，「中國的環境正在發生變化，而且越來越艱難」，這家公司的投資組合中，現在只有一小部分在中國了。 五、中國威脅終止西方「中國夢」 西方國家多年來的「中國夢」是如何終結的？始作俑者，中國也。從2020年起，中國開始公開威脅台灣和印太地區，並且霸佔了南海的公海海域，建造了多座人工島，闢為軍事基地。為此，中國頻頻威脅菲律賓，僅僅是因為菲律賓的二百海里經濟區與中共在公海上試圖控制的軍事要塞區相重疊。 中共對台灣、對南海、乃至對南太平洋海域的霸權野心，服務於同一個戰略目標，那就是，使用南海東部廣闊的國際水域，作為其戰略核潛艇艦隊的「堡壘海區」。所謂的「堡壘海區」，是指這一國際海域水深數千米，可以隱藏發射洲際導彈的戰略核潛艇艦隊。中共的洲際導彈攜帶核彈頭，可以從這個「堡壘海區」里隨時發動對美國全境的核威脅。 為了展示其戰略意圖，今年9月25日，中共從「堡壘海區」的山洞型戰略核潛艇基地（位於海南島三亞市東面的亞龍灣東岸之亞龍半島）的附近，發射了一枚洲際導彈，落到南太平洋海域，引起了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高度關注。這個威脅行動證明，中共的國際野心並非局限於東海海域，其戰略意圖涵蓋整個印太地區。 這樣的國際霸權意圖引起了周邊國家的高度警惕，各相關國家紛紛增加軍費、加強相互合作，同時引進美國的軍事援助，來加強國防。正因為中共「失道寡助」，它在國際上變得越來越孤立了。這種負面的國際關注，當然會影響到國際社會民間對中國的觀感。 外國人現在對中國的觀感改變了，那種單純的對中國的好奇和嚮往沒有了，剩下來的是對中國國際角色的疑慮和質疑。中國不斷對外擺出侵略和擴張的姿態，對內不斷強化政治高壓，這樣的一個中國，無論對國際間的商務往來計劃，還是對外國遊客的獵奇探索願望，都是一種明顯的壓制。在大部分國家的商界和民眾當中，當年對中國的美好想像已經破產。這就是國際現實，這就是中國當下面臨的國際處境，這就是中國正在變得與國際社會漸行漸遠、日益孤立的現狀。 六、北京的最新威脅姿態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遏制中共擴張意圖的國家，而中共點燃了中美冷戰，就是明確表明，中共為了它的國際野心，已經公開挑戰美國，擺出了一副威脅姿態。路透社曾經這樣分析，雖然拜登政府明確表示，並不尋求與中國進行冷戰，但越來越多的分析人士和美國國會議員表示，美中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不斷升級的全球競爭，類似於一場不同但具有新風格的冷戰。 9月18日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 在國會山出席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有關印太地區大國競爭的聽證會時，有一番坦率的發言。他指出，「我認為，人們已經認識到，這是我們歷史上最重大的挑戰。坦率地說，與中國帶來的多方面挑戰相比，冷戰顯得微不足道。這不僅僅是軍事挑戰，而是全方位的。它體現在全球南方，體現在技術方面。我們需要全面加把勁兒了」。 他還提到，「戰略緊迫性顯而易見。印度-太平洋擁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世界近三分之二的經濟和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七支軍隊。美國是印太國家，該地區對我們的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該地區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尤其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挑戰——其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重塑國際秩序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印度-太平洋尋求勢力範圍，其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挑釁行為、對台灣日益增長的壓力以及在與印度的實際控制線上的軍事存在，都威脅著我們在印度-太平洋及其他地區的合作夥伴和盟友的穩定與繁榮」。 坎貝爾的發言清楚地說明，中共現在構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全方位挑戰，甚至比美蘇冷戰時期蘇聯的挑戰更大。而在坎貝爾明確表態要認真應對中共的挑戰之後七天，中共用向南太平洋海域發射洲際導彈來證明，北京的挑戰的確就是全方位的，包括威脅南半球國家。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走線美國」，從興起到落幕，前後兩年多。如今，已經進入美國的數萬中國人正在設法落腳謀生，但他們的行動也切斷了那些躍躍欲試者的夢想。目前，走線之途已經基本上中斷。現在來回顧一下這短短兩年多的走線「運動」史，可以通過這個窗口看到中國人的無奈。 王力雄1990年在境外出版過《黃禍》這部政治幻想小說，其中最驚悚的情節就是，數億中國人走投無路之際，踏上了步行「闖關」周邊國家的求生之途。此書發表十年之後，中國人開始陶醉在經濟繁榮當中，不再想「偷渡」這個話題了。但2019年底開始的疫情，卻象一把鋒利的刀，剖開了「繁榮」的包裝，暴露出了內藏的巨大經濟泡沫。 自從恆大的突然破產刺破中國繁榮崛起這個泡沫之後，中國社會又漸漸重新陷入了焦慮，於是，偷渡美國成了一種集體行動。然而，成功的「走線」，本來就是鑽外國的「規則漏洞」；一旦「漏洞」被堵住，偷渡美國的「空窗期」也就結束了。 一、中國人的社會認知：從樂觀轉為悲觀 偷渡美國，曾經是一個早已在中國淡出的念頭。在中國經濟一度繁榮的年代，中國人對未來普遍抱有不錯的期待，如果自己的境況不如意，他們會傾向於在國內打拚。所以，在那樣的年代，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偷渡美國基本上興趣不大。 但這方面的社會認知，過去兩年內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這可以通過一份在中國實施的民意調查結果看出來。據《華爾街日報》今年8月21日報道，一位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和一位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曾經從2004年開始，在中國每五年實施一次民意調查。 上個世紀末中共就有明確規定，所有的涉外民意調查（即國外方委託的民調），必須由中方指定的合作者實施；問卷的設計與民意調查所獲得的數據，必須經由國家安全部第十二局（社會調查局）審查批准。因此，美國的這個民意調查項目，會小心地迴避敏感的政治性提問。而中共國家安全部批准這個計劃在疫情後繼續實施，應該是相信民意調查的結果會令當局滿意，從而起到對外宣傳的作用。 這個民意調查計劃在2004年、2009年、2014年和2023年實施了調查，問捲髮放範圍很大，每次發出的問卷多達數萬份。其多次調查覆蓋的時間跨度，包含胡錦濤時代和習近平時代。在前三輪調查中（包括2014年習近平上台不久的那次調查），受訪者被問道，在生活中無法取得個人進展時，原因為何？而受訪者多半將這種情形歸結為，自己不夠勤奮或能力不足；與此同時，人們普遍對未來抱有樂觀的態度。 然而，在2023年的上述調查中，中國受訪者的看法完全反過來了。面對與該項目以前民意調查中的相同問題，最近受訪者的反應出現了截然相反的變化。現在中國人越來越將個人經濟狀況上的不如意，歸咎為制度問題。比如，受訪者認為，「社會秩序中一些與優秀品質無關的因素」，才是決定一個人貧富的更重要因素；他們多數都強調，人脈太過重要，這種體制下機會偏向國有部門而非私營企業；此外，受訪者多半對未來相當悲觀。 這兩位美國學者沒說明的是，就業靠人脈、機會向國有部門傾斜之類問題，並非2023年才出現的新社會現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來都如此。真正該問的是，為什麼這些體制性因素，過去並不太影響受訪者的認知呢？真正的答案是，經濟泡沫的破滅，大量就業機會和升遷機會因此突然消失，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平民家庭的後代。因此，他們當中許多人擔心，今後無論他們多想努力，個人狀態都將停滯不前。 正是中國社會當中瀰漫著的絕望情緒，催生出了近年來網上討論火熱的「潤學」。 二、走線的緣起 走線是典型的中國概念，只有中國人懂它的含義；如果譯成英文，就是routing，相信絕大多數以英文為母語的人，都無法識透其中的真正涵義。走線源自2022年之前就漸漸在中國火起來的網上熱門話題「潤學」。潤是Run(逃走)的中文拼音念法，當時被疫情隔離所苦的中國人悶在家裡，只能發揮想像空間，用「潤學」討論來排解鬱悶。 2022年底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宣布，從2023年1月8日起恢復受理護照申請。於是，在原本沒有護照的廣大人群中，「潤」潮就開始付諸行動了。「潤」的頭號目標國是美國，但申請不到美國留學或旅遊簽證的人，想要去美國，就只能偷渡了。 浩瀚的太平洋，顯然無法偷渡；現實可行的偷渡，只能經由陸地。要從陸上進入美國，無非只有地圖上可以明顯看出來的兩條路，即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墨西哥。加拿大簽證並不比美國簽證容易取得；而自從中國走線客用墨西哥作為倒數第二站之後，墨西哥的旅遊簽證也變得比較難辦了。 然而，有兩個規則漏洞為偷渡中介們發現，並由此開發出了走線通道。其中一條是經由進入厄瓜多，屬於「出發容易途中難」；另一條經由日本，屬於「出發不易途中順」。這兩條走線之路殊途同歸，最後都指向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之所以闖關墨西哥邊境，是因為美國對墨西哥邊境的管控，出現了巨大漏洞。 所謂的「出發容易途中難」，指利用厄瓜多給予中國商務旅客的落地簽證，先飛到南美洲的厄瓜多，然後跨越多個國家，最後抵達美國南部邊境。這條路就是「走線」這個中文詞的由來，因為從厄瓜多到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需要走很長的路。 很多中國人都找關係在厄瓜多辦假商務邀請函，然後從中國出境，輾轉飛到厄瓜多。接下來的行程約3千公里，要穿越哥倫比亞、巴拿馬、哥斯大黎加、尼加拉瓜、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墨西哥共七個國家。偷渡者沒有這些國家的簽證，不見得能搭乘飛機；若從陸上前行，這段漫長的旅程不僅路途遙遠，而且要經過熱帶叢林、毒梟和黑道的各種地盤。 走線客可能會坐長途汽車經過城市，也會在泥潭裡一步一步趟過去。途中最危險的地方是哥倫比亞和巴拿馬邊境的達連隘口（Darién Gap）。此處被稱為南美最險峻的雨林，未經開發，沒有任何公路；靠哥倫比亞的一側是泥沼濕地，要穿過泥濘和湍急的河流，而靠巴拿馬的一側則是毒蛇盤踞的熱帶叢林。這個隘口也是黑幫走私毒品的小道，整條路線危機四伏。國際移民組織2021年曾在這段路上至少發現了51具屍體，實際死亡人數更多。 中國人還會利用日本與墨西哥之間的旅遊簽證協議，直接飛往墨西哥，這就是所謂的「出發不易途中順」。因為墨西哥允許持有日本多次入境簽證的外國人免簽入境墨西哥，停留6個月。很多中國人就先設法申請日本簽證，然後從日本飛往墨西哥，再走到美國邊境。但是，中國人要獲得日本的多次出入境簽證，比較困難，並非人人能如願。 中國的民航公司其實並沒開闢直達厄瓜多的航班，但有多家中國航空公司可以提供從中國經其他國家、轉機飛往厄瓜多的機票。今年5月11日南方航空公司開通了深圳直飛墨西哥城的航班，但走線客要取得墨西哥簽證並不容易。 三、偷渡入美知多少 從墨西哥邊境偷渡進美國的闖關者，主要是南美洲國家的人，但也有來自中國、印度、俄國、烏克蘭等很多亞洲跟歐洲國家的人口。2021年1月美國在墨西哥邊境地區曾抓到過六名來自中國的非法入境者，這說明，中國的走線客早就開始利用這條通道了。 在走線活動進入2023年蓬勃興旺的高潮之前，巴拿馬政府掌握的情況是，2022年1月到2月，過境巴拿馬的中國非法移民是71人。而到了2023年，僅1月和2月兩個月當中，借道危險的Darien Gap峽谷叢林、進入巴拿馬境內的中國非法移民人數，已經達到了2,200人。不過，邊境管理鬆懈的南美各國，從來就無法掌握準確的走線客人數。 美國在墨西哥邊境查獲的中國非法移民人數，比巴拿馬政府掌握的數據高很多；2022年的最後3個月，非法越境進入美國的中國非法移民數量，與上年同期相比，暴漲了7倍多。美國德克薩斯州州長辦公室2023年3月24日發布了一篇與非法移民有關的新聞稿，其中提到，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數量激增，從2022年10月到2023年2月，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遭遇了4,300名來自中國的非法邊境穿越者，其中僅2023年2月就超過1,300人。 隨著走線潮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踏上了經過墨西哥、闖關美國這條偷渡之路。因此，被美國查獲的走線偷渡之中國非法移民人數成倍上升，2023年為24,125人，而今年到現在為止，已累計達到35,300人了。僅僅是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被查獲的中國走線客人數已接近六萬人。美國的邊境管理部門雖然會在墨西哥邊境追查闖關人，但漏網者眾多，這六萬人的數字遠遠低於實際抵達人數。 當然，這樣的偷渡旅程並非自由行，而是要靠偷渡中介與當地走私犯罪集團的安排，才能夠完成，為此每人要向走私集團支付3萬5千到5萬美金。偷渡者自己還得準備大筆現金，來應付沿途開銷和打點各種人。這些偷渡者並非中國最底層的打工仔，打工仔不會有這筆錢；能為一家大人小孩拿出這筆偷渡費用的，其實在中國屬於中產階層里的中低群體。然而，這些非法移民歷經艱險，到了美國邊境，前面也未必是幸福大道。 美國納稅人對美國邊境的失控非常不滿。美國政府並沒廢除移民法，在機場和港口照樣對按合法管道、持簽證抵達美國的外國人，實施嚴格的檢查；美國國務院和駐外使館以及司法部移民局仍然拒絕向有移民傾向的外國人發放簽證，即使給予了簽證，也可能在海關被拒絕入境。這些闖關者明顯是抱持非法強行移民的目的，因此很多美國公民會提出疑問，既然合法入境者必須遵守移民法的嚴格規定，為什麼非法偷渡者反而得以順利入境？而且，納稅人還被迫要出錢為非法入境者提供生活費和免費醫保。這已經成為美國今年總統大選中的一個熱門話題，事實上，美國並沒有能力養活全世界想來美國謀生的非法移民。 四、走線關門將落幕 由於太多的中國人走上述這兩條管道偷渡美國，其中的貓膩自然就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何況，還有大量走線客在社交媒體上公開交流偷渡經驗。這就為循蹤查路提供了便利，而走線通道被關閉，也就成了不難意料之事。 最先關門的是厄瓜多政府。在壓力下，該國政府宣布，從今年7月1日開始，暫停給中國人落地簽證。於是，這條最重要的走線通路就被關閉了。在厄瓜多通路被關閉前夕，有幾千風聞此訊的中國人，趕緊搶在最後的時間窗口裡，抵達了厄瓜多，而該國政府也放行他們北上去往美國。因此，今年7月到達美墨邊境的中國走線客，依然人數眾多，今年7月美國的邊境巡邏隊抓到了1,953名中國非法移民。但是，現在仍然在籌划走線、尚未啟程的中國人，就沒辦法再順利到達走線的第一站厄瓜多了。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也發現，自己與墨西哥政府之間，為合法入境日本的外國遊客提供到訪墨西哥的免簽便利，被中國走線客利用來偷渡美國了。比如，最近兩個月里，有十幾個中國旅遊團到日本後，集體「消失」，跑到墨西哥去了。所以，日本政府開始收緊給中國人的多次出入境旅遊簽證，使得中國人沒辦法從日本轉機飛往墨西哥。 美國政府則發現，來自中國的偷渡入境人數激增。從2010年到2022年，每年約有兩千多人；而2023年跳升到五萬多人，其中，一半走厄瓜多路線，一半走日本路線；今年中國偷渡者人數又翻番了，前五個月就達到5.6萬人。 於是，美國政府採取了一項不尋常的行動，對中國偷渡者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美國國土安全部7月2日宣布，已經用包機把116名中國非法偷渡者遣返回中國。這是美國自2018年以來的首次大型包機遣返行動，它具有明顯的震懾偷渡行動的作用。對走線客來說，誰也不知道，今後美國是否還有進一步的遣返計劃；而他們更擔心的是，自己會不會被列上遣返名單，然後被扣押而送回中國。 上述一系列動作表明，中國人的大規模走線活動才進行了兩年半，就面臨被封門停擺的狀態，連一些偷渡中介都表示，現在走線的難度，已經大到難以操作的程度，因此打算收手了。 在中南美洲，原來只有兩個國家允許中國人免簽入境，一個是厄瓜多，另一個是2021年5月開始對中國護照免簽的蘇利南。厄瓜多對中國人的免簽待遇已經實質上取消，那會不會有人改走蘇利南來繼續走線？已經有中國遊客到蘇利南去踩點了，但似乎對當地觀感不佳。 蘇利南在南美洲的北海岸，位於委內瑞拉的東面。從這裡要穿越多個國家到墨西哥去，必須經過混亂而危險的委內瑞拉。正因為如此，過往很少有中國人闖這條路線，因為路途更加艱難；在民不聊生的委內瑞拉，中國走線客很容易成為被搶劫的對象，因此嚴重缺乏安全感。如果中國人把蘇利南變成第二個「厄瓜多」，就能繼續他們堅定走線的夢想嗎？走線不成，中國人在國內又謀生不易，那又能怎麼辦？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很快就要進入深度老齡社會了，但是，由於國家社會經濟戰略的嚴重失誤，導致深度老齡社會即將面臨養老危機。2019年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實驗室的預測是，養老金危機會在2035年爆發；現在中國經濟每況愈下，地方財政捉襟見肘、債務深重，養老金危機可能提前好幾年就發生。事實上，中國養老金危機的爆發，會關係到城市裡幾乎每個家庭的家境和未來。 一、中國深度老齡社會的由來 國際上通常認為，一個國家60歲以上的人佔總人口10%的時侯，這個國家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當60歲以上的人超過人口的15%時，屬於中度老齡社會；而這個比重超過20%，就屬於深度老齡社會了。社會的深度老齡化會讓該國的經濟活力逐漸降低，而依靠養老金生活的老年人將越來越多。 由於歷史原因，中國必然在最近進入深度老齡社會，這是一個稍有人口學常識的專家都能想到的問題。中華民國成立後，長期的軍閥混戰，再加上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導致整個二十世紀前半期人口傷耗嚴重。直到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人口出現了快速增長，從50後這一代開始，中國的人口迅速增長。 然而，從本世紀開始，50後這代人開始退休，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就會必不可免地發生。因此，中國從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後，老齡化的速度不斷加快，現在中國已有18%的人口在60歲以上；要不了幾年，就完全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了。 3年前，中國媒體《第一財經》的記者分析了336個地級市、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人口普查數據，發現當時全國已有149個城市進入深度老齡化的人口狀態，佔全部城市的44%，而這個比率每年還在上升。 如果說，醫療條件的改善會延長人的壽命，也因此產生了全球性的人口老齡化現象，那麼，中國本世紀的人口老齡化還有一個獨特的難題。那就是，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還導致了人口結構的畸形化，即城鎮人口中年輕人口相對收縮，使得一對中年夫妻要承擔四位年老長輩的長期照護。 獨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原本是人民公社經濟管理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農業生產力低下所產生的必然結果。由於糧食產量增長很慢，人均口糧不足，所以，中共一方面堅持50年代開始的、在城鎮嚴格地用糧票限制糧食供應總量的做法，也從1980年開始，在城鎮推行獨生子女政策。雖然農村經濟改革打碎了人民公社制度，糧食短缺已經緩解，但政策慣性卻導致獨生子女政策一直到最近才放鬆。 二、養老金危機即將爆發 老齡化社會最關鍵的社會經濟問題是老有所養。誰來養老人？不管是由政府的養老金系統和長期照護系統來支撐，還是由子女贍養老人，獨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畸形化，都必然加重中國的深度老齡社會之養老危機。 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社會保障實驗室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提到，中國到2035年國家養老金系統的多年積累將耗盡。這則消息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多方關注，而中國國內則很少有人注意這則可能影響到每個城市家庭財務狀況的重要信息。 其實，中國社科院的社會保障實驗室過去五年來每年都發布《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每次的內容不斷更新；而五年來唯一不變的結論就是，中國到2035年會爆發養老金危機。所以，這不是一個爆炸性新聞，而是一個講了五年、卻不被中國人重視的舊聞。之所以中國人不予重視，可能是因為，大家不太願意麵對這個令自己糟心的消息，同時寧可相信政府會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為什麼過去幾年國際媒體不關注中國即將爆發養老金危機，現在卻突然開始關注這箇舊聞呢？原因是，全世界對中國經濟再也不看好，所以，與五年來的歷次報告相同的結論，此刻就吸引了國際媒體的目光。各國記者知道一個道理，如果養老金系統入不敷出，只要中國經濟還能成長，財政就能補貼養老金系統，所以養老金系統入不敷出，就不會成為危機。但是，過去兩年來，中國經濟垮塌了，各級財政債台高築，已經拿不出錢來補貼養老金系統，那養老金系統的財務危機就可能提前爆發。這就是中國的養老金危機會引起國際媒體紛紛報道的原因。 其實，中國將會爆發養老危機這件事，並不是秘密，中共高層早就知道，只不過他們一直在拖，希望能混下去。直到今天，養老金危機即將爆發，中共高層仍然束手無策。去年2月25日中國的《財經》雜誌報道，已卸任的央行行長周小川在「第五屆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上發表講話。他說，中國現有的養老金基礎並不好，國際上多數國家養老金的總量佔GDP的50%-100%，有的國家佔比超過100%，而中國的這個比例只有10%。周小川表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是世界上最突出的，養老金缺口比其他國家更大；所以，未來的挑戰很大，不要迴避難題，不要認為養老問題還有拖延的機會，以後會更艱難。 如果說，中國社科院社會保障實驗室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是一個客觀的研究成果，那麼，周小川的講話其實是用他可能用的話語，從決策層面點出了高層的猶豫和為難。那中共決策層在養老金危機上，為什麼如此為難呢？ 三、地方財政的「資金饑渴症」 中國的養老金系統跟其他國家相似，是現收現付制，即當年收入的養老保險金用於即期的養老金給付。如果當年收大於支，就產生結餘；若支大於收，則靠財政補貼。實際上，剔除財政補貼的話，從2015年到2018年，中國每年的養老金都是支大於收，比如，2015年虧1,731億，2018年虧4,504億。在房地產高歌猛進的年代，地方政府不缺錢，補貼養老金缺口，還不算困難。 但是，2019年發表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提出了如下預測：隨著退休人口迅速增加，養老保險基金的收入增長會跟不上支出的增加，即使算進去財政補貼，累計結餘也會逐步耗盡，到2035年，養老金就無法再按過往的標準如數發放了。 必須強調的是，這個2035年會爆發養老金危機的預測，是五年前按照中國房地產泡沫不會破滅、經濟不會衰落來推斷的；現在中國的經濟每況愈下，地方財政捉襟見肘，那爆發養老金危機的時刻，就再也不是2035年了，而可能是提前好幾年就爆發，比如，可能就在2028年前後，這個嚴重的警號離今天只有不多的幾年了。 中國很少有人考慮過一個問題，那就是，財政能拿多少錢出來填補每年的養老金窟窿？中國各省市的養老保險金是分省市各自管理的，不足部分由地方財政補貼；而地方財政入不敷出時，仰賴中央財政補助。這是朱鎔基時代實行中央、地方稅制改革的結果。 在經濟高歌猛進、房地產價格節節上升的年代，地方財政收入也水漲船高，儘管如此，中西部省份的地方財政缺口依然很大。因此，前些年中央財政會從上海、廣東、江蘇等財政狀況相對最好的地方，「抽肥補瘦」，同時再加上中央財政的一部分錢，因此內地大多數仰賴中央財政補助的省份，並不擔心養老金虧空，反正有中央兜底。 而疫情的那幾年裡，中央財政「抽肥補瘦」的來源已日漸枯竭，東南和南方經濟曾經繁榮的幾個省市自身也發生了財政困難。這樣，全國的絕大部分省份就只能期待中央來滿足地方財政無窮無盡的「資金饑渴」了。這就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經濟改革圈裡經常講的社會主義國家傳統的「短缺經濟學」問題。 《短缺經濟學》是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1980年出版的分析社會主義經濟中長期存在短缺現象的專著。他從經濟制度的角度提出，資金短缺的主要原因不單純是政策失誤，更大程度上是這種制度必然產生的下級行為的產物。中國改革快五十年了，最後又重新走回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資金饑渴」症。而養老金系統目前及今後全國性的「資金饑渴」，其實中央財政是很難滿足的，不然的話，中國就無需經濟改革了。 四、為什麼當局救不了養老金危機？ 中國的養老金危機，其實只是城鎮養老金系統的危機，中共通過農村養老金歧視制度，已經省下了巨大的農村人口養老金開支。換言之，如果取消農村的養老金歧視制度，讓全國城鄉老人享受相同的養老金待遇，那麼，城鎮人均養老金就必須削減四成。 中共堅持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的農村歧視制度，在就業、養老金等很多方面，都實行對農村居民的政策歧視。比如，毛澤東時代長期實行農產品低價制度，用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剝奪農民，使得農民長期貧困，既無財產，也無養老幫扶。 上個世紀末朱鎔基強行把國企改製為私有企業，幾千萬國企員工被迫下崗，失去了退休金，後來各地政府陸續給這些下崗的「國家職工」追加了比較低的養老金待遇；但同樣在毛澤東時代被政府長期盤剝的農民，直到2009年才開始見到農村養老保險試點，覆蓋面從10%的縣份逐步擴大，農民每月領取百元人民幣，僅為城市最低養老金數額的幾十分之一。 中國的十四億人口當中，九億住在城鎮，五億住在鄉村。這種農村歧視制度為中共省下了大筆的養老金開支。即便如此，城鎮的養老金系統還是即將崩盤。中國社科院早在2019年就預判到的養老金危機之所以會提前到來，是因為有四個過去未能預測到的原因。 其一，疫情之後經濟居然會拉不起來。其實，即便沒有疫情，中國經濟對房地產的畸形依賴造成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這個泡沫必然要破滅。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腰斬，甚至跌落更多，繼續補貼養老金缺口的地方財力就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其二，經濟衰退之後，失業率跳升。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處於正常狀態，那麼，年輕一代不斷進入求職市場，他們就業後不但能養自己的小家庭，同時還為政府的養老金系統繳納養老保險金，這就保證了養老金系統的資金可以源源不斷。然而，現在中國的年輕人失業率太高，特別是大學的文科畢業生就業率非常低，畢業等於失業。大學畢業生失業普遍，已曆數年，看來以後也不會改善了。幾年累積下來，大約幾千萬大學畢業生求職無門；相應地，養老保險金的繳納者也大為縮水。 其三，新生人口迅速減少。養老金系統的資金來源能源源不斷，還取決於另一個前提條件，即未來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能充當繳納養老保險的生力軍。但現在中國的青年人很多人選擇不婚或婚而不生，結果新生人口大幅度減少，生育率連續7年下滑。2023年中國的出生人口902萬，比2022年少54萬人，而死亡人口是1,110萬，比2022年多69萬。出生人口少於因病去世的人口，所以中國的總人口減少了，於是二十年後能為養老金系統繳納養老保險的人口出現了下降趨勢，這構成了長期性的供養危機。 其四，中國政府曾經寄望於養老金結餘的投資收益能彌補每年的養老保險收入不足，但事與願違，養老金結餘投資證券市場之後，回報微薄，甚至虧損嚴重。中國財經媒體《獨角金融》引用數據服務商Wind數據，中國現在共有462個在證券市場上投資的養老基金，其中2023年以前成立的是345個，而虧本的是310個，佔90%；2023年以來新投資證券市場的養老基金是117個，106個虧損，其中34個的虧損大於10%，7個基金因為虧蝕嚴重而被清盤，剩下的11個勉強保本，其收益僅超過1%，比銀行存款利息還少一半。 五、老齡社會無所依 為了應對深度老齡社會的經濟社會需要，國家本來必須準備一個具有足夠財力支撐的養老金系統。然而，上面講的四個因素如果沒有改觀的希望，則養老金危機的爆發時間點肯定會早於原先預測的2035年；很可能，再混個三五年，到2028年前後，養老金危機就躲不過去了。十年前，中國是每個養老金領取者有10個勞動力在繳納養老保險金；目前是每個養老金領取者有5個勞動力在繳納養老保險金；這個比例會進一步下降。 養老金危機一旦爆發，首先會表現為支付拖延，而不是立即中斷所有養老金給付；然後，給付的數額會逐漸縮減，由西向東在各省市蔓延；接下來，就只能指望中央財政大量發行長期國債，讓銀行認購，從而把民眾的儲蓄間接地變成養老金的來源，這個動作今年已經開始了；而最後的結果是，中央財政的天量國內債務抽幹了銀行的資金之時，就會引發金融危機，那時，不但養老金的支付將非常艱難，民眾的銀行存款也難以提取，因為居民儲蓄早就被中央財政挪用來發放之前數年的養老金了。 中國的養老金危機爆發會導致什麼樣的社會後果呢？這關係到幾乎中國城市裡每家人的未來。這種狀況一旦出現，老人要害怕「老無所養」，年輕人會擔心自己繳納了養老保險金卻退休後拿不到一分錢。中國政府推行獨生子女政策時，曾對國人承諾，「一胎政策好，政府幫養老」；但30多年後中共發現獨生子女政策傷到養老金系統了，就改口說，「養老不能靠政府」。 中國現在已經逼近深度老齡社會，如果養老金枯竭，幾乎每個家庭都會陷入財務危機。因為，中國的退休老人有很重的家累，很多老年人不但要顧到自己的生存，同時還要養子孫。這與當局隱瞞養老金危機、營造養老金支付逐年緩慢略增的社會觀感有關，很多中國的退休老人不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可能快要到頭了。 中國各社會群體當中，除了極少數富人和官員之外，一直以來過得最舒服的就是領取養老金比較多的那些城鎮退休老人了，特別是退休公務員，可以領到每月六七千甚至上萬元的優厚養老金。現在健在的退休老人之下一代多半是獨生子女，獨生子女婚後不一定供得起房子，於是很多退休老人就幫子女付房貸首付；甚至，有些獨生子女人到中年，覺得父母的退休金用不完，自己去打拚也賺不到多少，不如就躺平在父母的養老金上。 因此，一旦養老金危機發生了，不但老年人可能不易生活，而且他們的子女也立即會感受到財務壓力。由此看來，養老金危機不只是老人的噩夢，也是全國性的社會危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從美中關係從2018年開始逐漸惡化以後，中共經常指責美國的一句話就是，”反對冷戰思維”。這句話的意思是，美國針對中共威脅印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安全之行動所採取的反制措施，屬於不應有的”冷戰思維”。這句話的背後，其實暗含著一個意思：我可以有威脅它國之國家安全的行為，但你不能用冷戰式應對來反制我。此乃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本文分析美中關係惡化過程里中共的冷戰行為，說明中共對「冷戰思維」之所以非常敏感且深惡痛絕，其實是害怕冷戰對自己不利的結果。然而，害怕冷戰結果的中共，為什麼卻要點燃中美冷戰呢？很多中國人都有這樣的疑問。作者通過介紹冷戰的五個鐵律，說明美中冷戰可能的結果。 一、冷戰與冷戰思維 美中是不是在冷戰當中？這是一個事實判斷，冷戰思維只是一種認知和思考，思考不能代替事實。那美中關係當下的事實是什麼，到底有沒有進入冷戰？這個事實判斷的依據是，美中雙方是否有冷戰行為；更重要的是，誰先做出導致冷戰發生的行為？ 冷戰只會發生在核大國之間，其原因從冷戰這個名稱的「冷」字就看出來了。為什麼核大國之間的競爭乃至對抗，不能採用熱戰的形式？因為，持有核武器的兩個大國進入對抗狀態，便絕對不能走向熱戰階段，否則失敗的一方可能引發核大戰。由此就產生了冷戰的第一個鐵律——「冷戰就為避熱戰」。 從中還可以推導出冷戰的第二個鐵律，「冷戰之中無熱戰」，其前提是，雙方都承認世界和平和和平共處的必要性。在這方面，蘇聯曾經和美國在美蘇冷戰期間取得了高度共識；而當年毛澤東挑戰蘇聯的國際地位，就是從批判蘇聯的「和平共處」國際戰略開始的。凡是了解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共與蘇聯筆戰的「九評」系列文章，想必都會依稀記得。 人類現代史上有過兩場世界大戰和一場冷戰（美蘇冷戰），而中美冷戰則是繼美蘇冷戰之後發生的第二場冷戰。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地球上就只有局部戰爭和大國冷戰，卻再也沒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原因很簡單，核武器的出現，讓紅色大國和美國之間維持了冷戰式的世界和平。 這裡講的紅色大國，不只是蘇聯，也包括中國。為什麼總是紅色大國點燃冷戰，而且對抗的對象總是美國？其實是因為，擁有核武器的紅色大國，只要它進入了經濟自信和經濟成長稍快的階段，就可能展現出共產黨政權對外擴張和敵視民主制度的本能。過去四年來，我在本網站刊登的數篇文章反覆說明過，美中冷戰與美蘇冷戰一樣，都是紅色大國點燃的。 有冷戰就必有冷戰思維。那什麼是冷戰思維？冷戰思維就是對美蘇冷戰經驗教訓的總結和領會；當然，美中冷戰被中共點燃之後，冷戰思維就不得不納入對美中冷戰的新認知和新思考。中共之所以討厭冷戰思維，卻偏偏點燃了美中冷戰，是因為它只想發動對外擴張，卻害怕對方的冷戰經驗和應對策略，因為那些經驗和策略對自己不利。 二、中共的冷戰行為與美中冷戰的緣起 以前我在文章中多次講過，中共點燃美中冷戰的行動是2020年1月，派遣艦隊到太平洋中部美軍防守的威克島與中途島之間海域演習；並且公開宣稱，其未來的海戰目標是，將來攻擊台灣前，必須要切斷美軍西援的海上路線，會為此而不惜與美軍一戰。美國當時緊急派遣「羅斯福號」航母編隊，從加州南部的聖迭戈軍港趕去對陣；隨後立即開始強化威克島的基地建設。 中共接著在2020年3月高調宣布，它已經通過在南中國海建造多個人工島，把大部分南海的國際海域變成了中國戰略核潛艇艦隊的「堡壘海區」。從此中國的戰略核潛艇將在這裡安全隱身，隨時可用帶核彈頭的洲際導彈打擊美國本土的任何地方。最近中國與菲律賓屢次在菲律賓近海發生非軍事衝突，根源就是菲律賓不願意被中共「中立化」（即默認中國在其200海里經濟區內任意作為）。 美蘇冷戰時期，蘇聯把帶核彈頭的短程導彈運到古巴，對準美國的佛羅里達州，從而釀成了「古巴導彈危機」。雖然史稱此危機與導彈有關，其實，導彈只是運送核彈頭的工具，真正的危機是蘇聯對美國發出的抵近核威脅。 那時導彈的最大射程只有幾百公里，而現在中國的潛艇發射之巨浪型洲際導彈的射程已達到上萬公里。因此，中共建成了戰略核潛艇艦隊的「堡壘海區」並且公然宣稱「劍指美國」，就事實上等同於美蘇冷戰時期的「古巴導彈危機」。導彈射程的延長，使得紅色大國的核威脅再也不需要抵近部署了；只要紅色大國公開宣稱，它有用洲際導彈向美國發射核武器的意圖，那中國在遠方深海里隱藏的戰略核潛艇，就構成了隨時的真實核威脅。 中國擁有「二次核打擊」的能力，並不意味著冷戰必然爆發；但是，當紅色大國的確擁有這樣的能力之時，又同時宣稱，可以隨時核打擊對方，這就製造出冷戰的要件了。美蘇冷戰結束三十多年後，美國的國家安全又一次面臨重大的核威脅，它自然必須作出防衛型反應，這就是美中冷戰的由來。 由於冷戰都是紅色大國點燃的，所以美國從來都是被動應對。而冷戰思維，就是被紅色大國的冷戰行為激發出來的。 美國針對中國的對外擴張和破壞世界和平的威脅做出反應，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毫無關係。美國對世界局勢的掌控，一向是美國為了維護世界和平在儘力付出，並非是為了建立美國的外國控制區或長期租借地。雖然美國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犯過反應過度的錯誤（比如對伊拉克的第二次攻擊），但美國的目的並沒脫離維護世界秩序的基線，更沒有事後在世界上建立新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關於這一點，中共把自己的對外侵略意圖解釋成反對美國的霸權，其實與大日本帝國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所用的理由幾乎一樣。 三、冷戰鐵律：持久不降階 冷戰的進程一旦開始，雙方就會展開全方位的實力競爭，同時也採用各種方法來遏制對方的實力提升。雖然雙方都想取勝，但是，冷戰不能走向「最後的決鬥」，因為核大國之間不能「決鬥」。那樣的「決鬥」不是零和博弈、一勝一負，而是雙輸；不僅是雙輸，而且是世界的末日。從這裡就導出了冷戰的第三個鐵律，「冷戰必為持久戰」；換言之，冷戰中的一方不會企圖儘快消滅對方。 這裡面還隱含著冷戰的第四個鐵律，即「冷戰升級不降階」。因為雙方的核威懾始終存在，因此，任何一方宣稱「退出」冷戰，實際上是無效的，除非它完全自我解除核武裝。那既然處於冷戰狀態的雙方都沒有「退出機制」，則兩國之間的全方位實力競爭過程就象在擰一顆防盜用的「倒扣牙螺絲」，只能順向擰、越擰越緊，卻無法反向擰松、乃至卸下螺絲。 很多中國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美中關係惡化的嚴重風險，卻不知道冷戰已被中共點燃，因此他們不會從冷戰規律的角度去思考未來。但是，如果他們懂得了冷戰的第四條鐵律，就不見得會再期盼如何恢復美中昔日的友好關係了。 冷戰的過程必然涉及到軍事、科技、經濟、外交等多個方面。其中，外交的溝通和折衝不是為了消除冷戰，也不可能消除冷戰，外交的功能只是為了防止雙方的對抗誘發危險的衝突。因此，冷戰中雙方的外交斡旋，並不會帶來雙方實質性的冷戰關係之緩解或終止；同樣，外交場合中某一方的強硬態度，也不會真正提升該國在冷戰中的實力。 在軍事層面，美中冷戰與美蘇冷戰實質性的差別並不大，只不過是軍事裝備升級了。但在經濟層面，美蘇冷戰與美中冷戰所處的國際經濟環境截然不同。也因此，美中冷戰相比美蘇冷戰，美國面臨更複雜的局面。 蘇聯集團是在相對封閉的計劃經濟制度中生存；而中國則是先把國內經濟體制部分地改變成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後又加入了自由世界的經濟全球化。中蘇兩國在對美冷戰中的根本性不同，給國際商界帶來了巨大的迷惑和羈絆。因此，國際商界不太願意改變以中國的「世界工廠」為重心的經濟全球化1.0版，因為它們在其中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但國際商界無法左右冷戰的方向和動向。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和中國之所以具備了威脅美國的經濟技術實力，都是因為美國餵養過它們。蘇聯在二戰前的工業化和二戰中的軍工體系建設，主要靠美國的投資和技術轉讓；中國的「世界工廠」，也是美國對中國開放市場和投資的結果。在現代國際關係史上，紅色大國總是在經濟實力增強後恃力反噬，而美國也總是後知後覺。 中共之所以敢於點燃美中冷戰，既因為它缺乏冷戰知識和經驗，也因為它看到了經濟全球化1.0版的「中國依賴」，進而誤讀並推論出「東升西降」這種荒謬的判斷。 四、美中冷戰的國際經濟環境 中共過去二十多年來犯下了兩個重大決策錯誤，現在到了算賬的時候了。這兩個重大決策錯誤是：其一，妄圖稱霸而對外擴張；其二，以為「世界工廠」不可動搖，從此中國支配地球，因此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唯一贏家。現在中共其實已經發現，過去所構想的所謂「東升西降」的輝煌未來不過是一個泡沫，它不得不趴下來舔自己傷害自己所造成的那些傷口。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是「政治正確」，中共為了政權的生存，無法承認這樣的決策錯誤，就只能在自己點燃的冷戰中硬撐下去。 冷戰的結局有幾種？其實只有一種，那就是紅色大國的失敗，蘇聯的滅亡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蘇聯是在經濟最強盛的時候點燃美蘇冷戰的，最後在冷戰中因為經濟衰落而敗亡；而中共是在經濟走下坡路的時候點燃美中冷戰的，因此，美中冷戰的過程可能會比美蘇冷戰的過程短一些。 從這裡可以導出冷戰的第五個鐵律，「不戰而勝看經濟」。可以講，美蘇冷戰中，蘇聯是垮在它落後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上；而在美中冷戰當中，將決定中共命運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以「世界工廠」為重心的「經濟全球化1.0版」逐漸弱化，而以「離開中國」為特色的「經濟全球化2.0版」正在興起。 特朗普總統2018年發動的美中貿易戰，本質上並非冷戰應對措施，而只是為了逼中共上談判桌，認真談判知識產權的保護和遏制中國技術間諜的猖獗。但中共以點燃美中冷戰來反制，卻客觀上把特朗普總統的美中貿易戰變成了美國冷戰應對措施的「前奏曲」。拜登上任兩年以後，美國開始了對中國的冷戰式應對措施，其中包括晶元禁運。 歷史的巧合在於，就在今年，用人工智慧思路(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來設計的晶元（Graphics Processing Unit，簡稱GPU）開始在國際商界颳起了旋風，AI PC（具人工智慧的個人電腦）和AI Cellphone （人工智慧手機）即將問世。以今年5月台北的Computex商展為起點，一場新的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產業革命開始了。未來全球各行業都將陸續踏上這場新風潮的浪頭，哪個國家能逐浪前行，哪個國家的未來就會贏得光明。 然而，由於AI晶元可用于軍事裝備研發和升級，美國依照冷戰應對程序，對中國進口高端AI晶元及其專用加工設備實施了禁運。中國再也不能象經濟全球化1.0版主導全球的年代那樣，方便地獲取它想要的相關技術和產品。雖然中國會利用稍稍落後的光刻機繼續開發中低端晶元，但它的產品顯然已經失去了未來的全球競爭力，也因此註定會在新的產業革命中逐漸落伍。 與此同時，與AI高端晶元密切相關的「經濟全球化2.0版」已經出現，並具有蓬勃興旺的勢頭。從掌握全球大部分GPU晶元設計公司英偉達（Nvidia）的股價今年從50美元跳升到120美元，該公司因而躍居全球市值第二名，可能很快會超越微軟（Microsoft）而成為市值世界第一的上市公司這個現象，可以初窺端倪。GPU的加工和封裝，很大一部分都在台灣，未來英偉達也會把設計中心的一部分放在台北，台灣因此正走向世界商界關注的中心。又由於世界上各大中型國家的政府部門出於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需要，必須加快「主權AI」的相關投資，台灣的國際地位會因此而進一步大幅提升。 在經濟全球化1.0版的年代，各國企業和政府往往都「在商言商」；而在經濟全球化2.0版的時代，美中冷戰的現實存在，使得多數國家的政府和企業都變成了「國安（國家安全）言商」。「在商言商」的時代，技術封鎖很少，技術盜竊更是家常便飯；那在「國安言商」的時代，國際經濟環境就和過往完全不一樣了。半導體產業（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簡稱 IC產業）本身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也完全依賴經濟全球化，而在經濟全球化2.0版的新軌道上，中國這輛「賽車」沒有「參賽資格」，因為中共啟動了美中冷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反腐倡廉在中國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認真地問一句，共產黨幹部自稱大公無私的「先鋒隊」,為什麼共產黨國家幹部的貪腐從來都屢禁不止，而提倡共產黨幹部保持清廉，卻比民主國家難得多呢？事實上，共產黨幹部的貪婪和虛偽證明，共產黨政權本來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礎之上，而反腐倡廉則是一個共產黨幹部永遠掛在嘴上、卻難以兌現的宣傳。中共推行經濟改革四十五年，最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個悖論，即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現在中國政權面臨的局面，已經不是經濟改革能不能推進的問題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的怪圈。 一、共產黨幹部多半是貪腐「先鋒隊」 習近平經常「教導」中共的各級幹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黨誓詞也。中共的入黨誓詞中，有「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之語。事實上，共產黨政權的制度特徵顯示，這些誓詞的內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執行黨的決定」和「嚴守黨的紀律」，就是對立的。 中共黨章第二條寫明，「共產黨員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這是黨紀；而中共從延安時代開始，卻明確規定了各級幹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幹部待遇」這種特權的分配，不都是「黨的決定」嗎？中共多少代的各級幹部，發生過公開反對這種特權制度的故事嗎，從未聽聞。 其實，共產黨的幹部謀求私利和特權，本來就是共產黨政權的特徵，其黨內諸人無不知曉；反對者即反對「黨的決定」，「反黨」也。當年在延安批評共產黨幹部特權制度的王實味，不就被共產黨砍頭了嗎？ 延安時代的「幹部待遇」和特權，建立在南泥灣種販鴉片的經濟基礎之上；改革開放之後，「幹部待遇」和特權就建立在共產黨資本主義這種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數幹部不貪不腐，或者屬於「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貪腐，他們也從來不曾按照黨章第二條的要求，反對過黨規定的幹部特權。這就是共產黨幹部的虛偽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勵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後期開始的國企「改制」，上千萬國企員工下崗，而幾十萬共產黨的經濟管理幹部，則受政策的鼓勵和保護，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資本家。因此，稱共產黨幹部多半是貪腐「先鋒隊」，並不過分。 二、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一個悖論：官場悖論 抓貪官是習近平上任以後的目標，他在高層權力鬥爭中鞏固並擴大權力，用的是以貪腐問罪政敵的手法。為什麼習近平不像江澤民、胡錦濤那樣，對腐敗只蜻蜓點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斷地整肅官場，造成官員人人自危？ 實際上，習近平抓貪官而屢抓不盡，是因為反腐倡廉在共產黨國家乃是虛應故事，真正影響共產黨政權壽命的，是共產黨的「官場悖論」。所謂的「官場悖論」就是，官員的為官動力乃是特權和貪腐，但官員們貪腐的結果，卻從整體上撼動共產黨政權的存續。 從歷史上看，中共官員並不是從建立政權開始就人人敢貪腐的。共產黨幹部為政，並非民選，而是上選。他們為官圖什麼？表面上是權力，但並非每個官都能升遷，所以升遷並非當官的唯一動機，貪腐則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動力。 中共建立政權後，官員們的仕途經歷過幾個階段。一開始，官員們都是初次管理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還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確不太肆無忌憚。不過，那時照樣也有貪官，還曾被槍斃過幾個。 然後，整個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運動持續不斷，官場不斷有派系整肅，因為毛澤東要建立個人獨裁。所以，在這個階段，官員基本上忙於執行上級任務，要站好隊，不被上面的權力鬥爭牽進去。然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員被罷官了，自身難保，就談不上特權和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權的軍隊幹部和造反派幹部，他們的貪腐行為並不少見，只是無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開放以後，從1978年到1988年，經濟改革一直在計劃經濟的鳥籠里實行，大規模貪腐的機會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現了「官倒」，即有權勢的官員勾結幹部子弟，倒賣緊俏物資的計劃指標，從中牟利。這是貪腐活動的「試水期」。 真正的貪腐合法化是朱鎔基開啟的。1997年朱鎔基為了救銀行，也為了加入WTO，打開了貪腐的大門。在國企私有化（即「改制」）的過程中，官員們發現，原來現在中央允許腐敗了，從此就格外地膽大妄為。由於這件事屬於政治禁區，所以中國現在幾乎沒人敢公開談論其中的奧秘。 到了習近平上任幾年後，中國的貪官們紛紛把撈來的財產轉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間外匯儲備減少一萬億美元，終於暴露出了「官場悖論」的後一個層面，即貪腐的共產黨幹部集體撼動了共產黨政權的存續。 三、共產黨國家兩條改革路徑的相反結果 西方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一直有一種非常幼稚的說法，以為共產黨政權實行經濟改革以後，中產階級要民主化，然後就會發生民主化浪潮。這種想法源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界一度流行的現代化理論。這種想法把非共產黨政權的政治發展，混同於共產黨政權的改革，原因是對共產黨政權改革過程的無知。 實際上，共產黨政權的改革有兩種，一種是先民主化後經濟自由化，另一種是先經濟自由化。那麼，這兩種不同的先後順序，會導致相同的結果嗎？實際上，後一條路徑根本就不會在經濟自由化之後產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說，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去看，兩條路徑的結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現在為止，西方的學者還是沒搞清楚其中的奧秘。 共產黨政權推行改革，會有上述兩條路徑，那共產黨官員們可能傾向於哪一種路徑呢？其實，不管他們偏好哪一條路徑，對大多數人來說，目的都是一樣的，發財。至於什麼情況下他們會選擇不同的路徑，其實是看最高領導人願不願意放棄軍權、願不願意放棄對政權的壟斷。 要是最高領導人不與頑固的軍方高層勾結，那其他的高層官員就敢推動民主化，就像蘇聯那樣。而中國因為有個人掌握軍權的鄧小平，他絕對不肯放棄政權，而且他的家族因為腐敗而遭到社會不滿，他也不敢放棄軍權，因此中國就只能單一推行經濟自由化了。 無論哪一種改革路徑，一開始都是共產黨官員們推動的。那中國和蘇聯這兩種路徑的實質區別在哪裡，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從來沒解釋清楚過。其實，這兩條路徑的簡單區別在於，蘇聯是「先換裝後發財」，中國是「先發財不換裝」。所謂的「換裝」，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產黨官員們的政治包裝。這樣的政治包裝，就象穿一件面子為紅色、里子為白色的夾克。 那想發財的紅色背景權勢人物如何穿這件「夾克」，是紅色對里、白色對外，還是紅色對外、白色對里？俄羅斯的原共產黨官員支持政治改革時，是把夾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產黨官員組成的蘇聯最高蘇維埃1991年底投票通過了決議，宣布蘇聯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他們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共產黨，因為「換裝」有利於發財。 中共堅持不「換裝」，是因為這樣有利於發財，而「換裝」卻可能送命。所以，共產黨政權的官員們之大多數選擇哪條改革路徑，他們的「夾克」是面子朝里，還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員們的利益需要。而無論他們走哪一條改革路徑，貪腐都是共產黨官員們支持改革的最大動力。 四、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二個悖論：改革悖論 經濟改革在共產黨國家並非一條富強國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產黨政權推動經濟改革，就一定會產生第二個悖論，我稱之為「改革悖論」。所謂的「改革悖論」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樣活不好。因為共產黨政權推動的經濟改革，必然演化為一波又一波的貪腐高潮，不打擊貪腐，外匯儲備會被掏空；打擊了貪官，各級官員就活不好了。 中國的經濟改革，繼國企私有化之後，是大規模引進外資過程中的普遍受賄；然後就進入了圍繞房地產開發而出現的全國性貪腐高潮。當時各級官員無不額手稱慶，上下其手，迅速致富。這時，大規模、大範圍的貪腐就漸漸對中共政權構成了巨大的衝擊。 為什麼「改革悖論」中，改革了中共照樣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貪官發財後沒有安全感，必須把資產轉移到國外，會造成外匯儲備枯竭；而間接原因是，一旦為了堵住貪官資產外流，而展開打擊貪官的行動，就會造成官場的嚴重不滿。畢竟中共政權是由各級官員組成的，官員們在反貪運動中心驚膽戰，最後就會以「躺平」來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來官員們以為，改革就是有權力的人發財的過程。沒想到，習近平上台後，官場變天了。貪腐的共產黨資本家肯定會抵制民主化，在這點上，習近平跟貪腐的官員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發財之後官員們轉移資產的自保行為，會斷送中共政權，這就使當家的習近平跟大部分官員的個人利益發生了巨大衝突。 習近平抓貪官抓不完，是因為經濟改革後貪官的為官動力就是貪腐；習近平之所以必須抓貪官，是因為不抓他們，共產黨政權會在經濟上垮掉。這後半個原因，習近平是永遠不願意承認的。「官場悖論」和「改革悖論」這兩個悖論，構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謂「改革是找死」，並非改革誘發中產階層要求民主化的社會運動，而是改革之後中共的官場全面腐敗，當年那個令行禁止的集權政黨就衰敗了。 五、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三個悖論：打貪悖論 習近平推進反貪運動之後，就必然陷入「打貪悖論」，即不打貪，政權不穩；而打貪之後就無法鬆手，否則習近平必定遭到黨內的嚴厲清算和報復。 習近平現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權的政治需要在抓貪腐，哪個部門、哪個環節當下對中共的經濟困境影響比較大，他就在哪裡抓人。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個人都撈足了錢。那習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變得越順利嗎？相反，抓人越多，樹敵也越多；而黨內樹敵越多，習近平就越不敢放棄打貪，不然的話，各級貪官的大規模反彈，會把鬥爭矛頭集中到他身上。 講到底，習近平無法承認一個事實，抓貪官這件事，習近平和官員們之間，其實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內鬥。這樣的內鬥意味著，不抓貪官，中共政權會在經濟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貪官，只不過會延緩中共政權經濟上被掏空的過程，卻無法終止貪官們繼續掏空中國經濟的無組織集體行動，同時逐步累積黨內對習近平的嚴重不滿。 習近平不知道這一點嗎？他當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軻德那樣，在獨自與風車戰鬥。不鬥下去，中共政權就會垮；但不斷地抓人、清查，其實是在和整個官場作對，終非了局。 從道理上講，民主化可以改變這種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個共產黨官員和整個共產黨支持者群體。大多數民主化的前共產黨國家，在這一點上都無法成功，中國也不會例外。經濟自由化在先的中國，起初給世界的印象是，「中國模式」成功了；實際上，「中國模式」只不過是給大規模貪腐開通了最順暢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飛猛進而已。這樣的國家，不但民主化一定會扭曲，而且經濟自由化也會慢慢地走上死路。
中國出現了飲食降級，這是經濟難有起色的明顯徵兆。從人均豬肉消費量減少，到”窮鬼套餐”和”剩菜盲盒”大流行，在在顯示中國民眾的消費力正在逐漸萎縮。而餐飲行業的衰落，不但出現在內地，也影響到了曾經的富裕之城香港。如今的香港已經沒有了未來，而中國是不是也再度來到了”歷史的垃圾時間”呢？ 一、從消費降級到飲食降級 幾年前，消費降級開始在中國成為網上的話題。在網路平台「豆瓣」上，17萬年輕用戶聚集在消費降級組，討論消費結構的降級，如何減少不必要的消費，降低消費慾望，不再為購買廉價產品而自卑。而短短几年過去，網路上的熱門話題從消費降級變成了飲食降級。 接受過高等教育的90後這個社會群體，在中國經濟繁榮的時代長大，他們拿著不錯的薪水，追求「中產階層」的品味和生活方式，把消費升級視為理所當然，「有錢不花怨得慌」，也因此「窮」得沒有積蓄，有人稱他們為「新窮人」。而00後的青年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大學畢業時失業成了普遍現象，很多人只能當個「啃老族」；其中有些人雖然小有收入，卻難以維持日常的生活開支，不得不節儉度日。 當大部分民眾的生活水平開始下降時，反映中國人飲食降級的一個指標最能說明問題。卓創資訊的豬肉市場分析師牛哲寫道，2023年中國的人均豬肉消費23.5公斤，比2014年的人均豬肉消費量36.8公斤，下降了36%！ 中國人的主要肉食消費是豬肉，那人均年消費豬肉23.5公斤是什麼概念？如果把2014年的人均豬肉消費量作為正常需求的參考值，那時是人均每星期吃肉1斤4兩，大約相當於一大碗紅燒肉；而2023年的人均豬肉消費量減少到了每星期吃9兩肉，相當於每天午餐加晚餐只能吃一小塊肉。這就是典型的飲食降級了。 我4月25日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的文章《中國中產階層的貧富真相》，說明了中國人現在飲食降級的真正原因，許多人雖然還不至於餓肚子，但收入已經少到了相當困窘的程度。2021年全國人口當中，處於收入中高端的11%的家庭（不包括富人），人均月收入不過3千到5千元，其中很多年輕及中年家庭還要背負沉重的房貸。至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84%的家庭，人均月收入遠遠低於3千元，生活十分拮据。 二、「窮鬼套餐」和「剩菜盲盒」大流行 「窮鬼套餐」是中國社交媒體上喊出來的名詞，它是指連鎖餐飲店提供的折扣套餐， 「窮鬼」花很少的錢，不但吃到飽，而且還能嘗到一些平常比較貴的食物。中國的「小紅書」上，「窮鬼套餐」最夯，「抖音」上「窮鬼套餐」這個話題有8億播放量。 使用「窮鬼套餐」這個名稱的人，並非中產階層中歧視低收入者的那些人，而是低收入者們自己互相這麼稱呼；意思是，我們都是「窮鬼」，那就快去搶限時供應的「窮鬼套餐」吧，而且可以去美國名牌速食店「麥當勞」、「肯德基」這樣的連鎖店過把癮，解解饞，吃一點平常吃不起的食物。 那各家快餐店賣的「窮鬼套餐」有多便宜呢？麥當勞的雙層起士漢堡，配飲料或甜品，13.9元人民幣；漢堡王一個小牛肉漢堡、小份薯條、一杯可樂，15.9元；「米村窮鬼套餐」在小紅書上被超過10萬人打卡，消費者津津樂道的是，花12元，各類小菜免費吃、海帶湯隨便喝、米飯3元無限續。 麥當勞的供應品種其實很單一，吃不出花樣，這樣反而有利於比較。把中國大城市裡麥當勞的「窮鬼套餐」價格，跟台北麥當勞的價格相比，台北麥當勞顧客的平均消費是200元新台幣，大約合5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國麥當勞的「窮鬼套餐」價格，大概是台北的三分之一，幾乎就是成本價而已。 顧客到速食店消費，點折扣餐本來很正常；但如果很多速食店都特地按成本價供應顧客，而很多自稱「窮鬼」的顧客則專門找到這樣的店，只挑成本價的食物，那連鎖速食店做這樣的生意，就只不過是「賺個吆喝」，其實無利可圖。 前不久中國許多消費者也在超市的網站上搶買「剩菜盲盒」。「剩菜盲盒」就是食品店、餐廳把賣不掉的過期食品混裝在一起，低價出售。這些「剩菜」之所以被稱為「盲盒」，是因為顧客在網上下單的時候，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 這種經銷方法原來是丹麥的一家公司Too Good to Go最早推出的，為的是避免浪費過期食品、同時接濟窮人，基本上是在店裡賣，只是小生意。但在中國，「剩菜盲盒」變成了由電商平台來配送的大生意，每年經常在網上購買「剩菜盲盒」的有幾百萬人，年度銷售總金額達到三百到四百億元人民幣。 這說明，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現在靠「剩菜盲盒」度日，他們的飲食消費不僅僅是降級而已，而是窮到吃不起購買新鮮食品的程度了。顯然，中國的消費降級現象已經從不買奢侈品、降級買服裝，延伸到買菜買剩菜、進餐飲店只吃「窮鬼套餐」這種飲食降級了。「民以食為天」，當一個國家城市裡的部分民眾之消費走入餐飲降級的階段時，說明他們的消費能力快要到底了，沒辦法再降了，再降就只能米飯伴醬油了。 三、餐飲行業見冷暖 中國的餐飲業早就經營慘淡了。市場研究公司尼爾森IQ發布的《2023年中國消費者洞察暨2024年展望》報告顯示，43%的中國受訪者表示，將嚴格把控全部的花費金額；37%的人將改變消費方式，尋求更低價的產品。這是消費降級的典型徵兆。 面對消費降級，中國的餐飲業受到了怎樣的衝擊？中國工商登記平台「企查查」的數據顯示，2023年餐飲企業吊銷、註銷超過136萬家，比上一年增加128%；今年第1季度餐飲企業吊銷、註銷量又達到46萬家，而去年同期則是不到14萬家。在中國最繁華的大城市上海，不少街拍直播顯示，很多餐飲店門可羅雀，午餐、晚餐時間都沒幾個客人。餐飲店若生意清淡，就只好關閉了，因為店租和人工開銷屬於固定成本，生意不好就難以維持下去。 就在大批餐飲店倒閉的同時，今年1季度中國又新開了73萬家餐飲店。既然餐飲生意清淡，為什麼還有人要新開店？原因是，這些新開店的人沒有別的活路，只能開一家餐飲店來養家。既然餐飲業整體上缺乏足夠的消費力支撐，而餐飲店卻此倒彼開，不少店家為了搶到顧客，只能開始降價。降價促銷的餐飲店一般都是用短期折扣價的經營策略，卻不敢長期降價，那樣就虧本太多了。 就這樣，中國從去年開始就出現了「窮鬼套餐」，它最早是美式速食店推出的，現在已蔓延到中式餐飲店，連賣中式早餐的連鎖餐飲店也開始賣「窮鬼套餐」了，為的是虧本搶顧客。專門吃「窮鬼套餐」的低收入者，就是看準了這個機會去解饞的。中國餐飲業現在的殺價競爭，在「窮鬼」當道的時代，只會造成「先逼死同行，再逼死自己」的經營結果。 除了「窮鬼套餐」大流行，上海最近還出現了年輕人去吃「老人食堂」的風潮。上海有一些服務社區老年人的社區食堂，這樣的「老人食堂」有基層政府的補貼，價格比較便宜，過去的顧客主要是住在附近的老人。現在很多年輕人發現，吃「老人食堂」比較便宜，就紛紛去「老人食堂」佔便宜，以便享受基層政府給老人的食堂補貼。這種社會現象引起了《紐約時報》的注意，該報的報道標題是，《「窮人的幸福之家」：為何上海年輕人開始流行吃食堂》。 四、餐飲衰落現香港 消費降級並非內地才有的現象。BBC今年1月報道，香港經濟低迷、收入不好之後，愈來愈多的香港人北上深圳消費。除了很多香港的家庭主婦到深圳採買比香港便宜的家用食品和日用品之外，很多香港年青人也相約專門到深圳的餐廳去吃飯。香港人比較喜歡的「海底撈」等餐廳，深圳的價格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去年香港到深圳去的人達到4千萬人次，平均每人去過6次。深圳的消費價格低，是因為中國本身經濟低迷，那香港人熱衷於去深圳消費，對香港經濟來講，實際上是一種「慢性毒藥」，香港經濟會進一步枯萎。 香港的經濟現在主要靠金融業，自從香港股市腰斬之後，最近有小幅調升，主要靠的是中國的南下資金，就是從中國流出到香港的資金，但數量有限；而經過香港流入中國的外資數量卻明顯減少。中國有個習慣，哪類經濟數據不好看，就把這類數據「蓋牌」，停止公布。今年5月13日起，中國宣布，不再披露經由香港投資到大陸股市的資金交易額，這是外資不再使用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證明。 自由亞洲電台5月刊登了香港餐飲業衰落的兩篇報道，據接受採訪的港人表示，目前香港餐飲業不振的原因，一是因為經濟差，二是因為很多人北上深圳消費。而香港餐飲業的不振和港人消費的降級，主要體現在中下階層當中，這與中國內地的情形一樣。 十年前，一部好萊塢喜劇片《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香港已經是明天）》在全球上映。此片講的是美國年青人到香港追求未來的故事，迎合了上個世紀的流行觀念，即經濟全球化把中國和香港打造成了世界的明天或未來，誰趕上了這股潮流，誰的人生就充滿了希望。《香港已經是明天》的主旋律，其實是「香港代表明天」。然而，這個夢想如今已經破滅了，這部電影的主旋律成了一個反諷。 昔日的東亞明星香港已經墜落，習近平在政治上扼殺了香港，中國的經濟滑坡拖垮了香港，如今的香港已經沒有了未來。如果把這邊影片的標題「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加上一個詞，變成「Already No Tomorrow in Hong Kong (香港已經沒有明天)」，恰恰符合當下的香港狀況。然而，只是「香港不再有明天」嗎？ 五、中國：再度來到「歷史的垃圾時間」？ 其實，「中國不再有明天」這個話題，已經在中國國內出現了，相關的說法叫做「歷史的垃圾時間」。這樣的說法開始在中國流行，表明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已經象秋蟬一樣，感受到了凜冽秋風的寒意，深秋已至，寒冬不遠矣。中國知識分子討論的「歷史的垃圾時間」，指的是一個政權走入末期階段的歷史特徵。中國人不敢針對習近平政權直接議論，但他們會用歷史類比來影射當今中共政權的前景。 去年九月媒體人胡文輝寫了一篇《歷史的垃圾時間》。他寫的主要內容是，雖然1991蘇聯才崩潰，但實際上蘇聯的奔潰從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開始了。對蘇聯來說，1979之後就是蘇聯這個國家的「垃圾時間」了，而戈爾巴喬夫只不過是讓這段「垃圾時間」早點結束罷了。 他還舉了中國歷代王朝的例子。比如，唐朝亡於公元907年，但實際上，公元878年的黃巢之亂，就摧毀了東南地區的經濟以及南北的交通，使唐朝的統治喪失了經濟基礎。所以，唐朝滅亡之前的29年時間，就是唐代的「垃圾時間」。那明朝的「垃圾時間」有多長？明朝的崇禎皇帝1630年聽信讒言，殺了防衛滿洲人的邊關將領袁崇煥之後，明朝就每況愈下，到1644年崇禎皇帝在皇宮後面的煤山上吊，這14年時間就是明朝的「垃圾時間」。 胡文輝還寫了這樣一段話：「大勢已定，敗局難挽，無論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掙扎，只能求盡量體面地收場而已。那麼，不幸而遭遇垃圾時間的人們，又該何以自處呢？是不是要跟時間的垃圾同歸於盡呢？」這段話其實是在告誡當代的中國人，又到了考慮「歷史的垃圾時間」的年代了。 當代中國「歷史的垃圾時間」，可以被理解為，中共政權雖然竭盡全力展示對外武力和對內警力，但卻難以挽救日益滑坡的經濟；習近平即便用盡全力，仍然無力回天。雖然誰也無法精準預判，什麼時候中共政權最後會撐不下去，但是，如果用「歷史的垃圾時間」這樣的大歷史觀來看待中國的未來局勢，不失為一種未雨綢繆的思路。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分析中國的經濟社會情勢時，經常會涉及到房地產泡沫，乃至中國的泡沫經濟。從經濟層面來看經濟泡沫，會比較抽象；而從社會層面看，中產階層的泡沫化就十分明顯了。中國的中產階層正在消失，不是他們變富升級了，而是變窮了。去年中國就開始討論中產返貧變「中慘」的社會現象。如果把中國的中產階層狀況與台灣對比，則情形與差別就更為鮮明。 一、從”中年危機”講起 過去十幾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購買了住宅，能付得起房貸的家庭，大致家庭收入就不錯。因此，有房族與中產家庭似乎大致划上了等號。何況，隨著房價飆漲，很多中產家庭把第二套房的房產價值計入家庭財富，自我感覺就越來越好。中產家庭的資產中，房產佔比全國平均為68%，而京滬則高達85%。 但與此同時，城市家庭的負債也因為房貸數額很大而攀升。從2007年到2016年，十年內中國家庭的債務率翻了1倍多，超過三分之一的家庭成了高負債家庭。雖然以房價計算的家庭虛值財富在增加，但每月的還貸支出也成為了硬開支。如此則中產家庭的財務維持就取決於收入現金流了，只要工資在漲，中產階層就信心尚存。然而，沉重的家庭債務也會讓中產家庭擔心兩件事，怕失業，怕減薪，因此就有了「房奴」一說。 中產群體具有一個社會特性，那就是，盼望局勢穩定，也寧願相信局勢會穩定向好。因此，他們多半不太注意房地產泡沫這個危險的現象。自從2021年底中國的房地產巨頭恆大集團無法償付境外到期債券之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開始破裂。短短兩年內，經濟形勢急轉直下，整個房地產業一蹶不振，各行各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 到了今年，到處裁員、全面減薪，二手房房價普遍下降兩成，中產階層開始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一方面，家庭收入不足，開支浩繁；另一方面，房產價值連帶著家庭財富縮水，有限的金融資產對應大額的房貸，讓他們不得不節約家庭開支。 僅舉一例，大路品牌的進口紅酒不算是高檔奢侈消費，它多半是中產家庭的一種享受。但是，2022年中國的葡萄酒進口量比上一年減少21%，其中，散裝葡萄酒進口量減少12%，瓶裝葡萄酒進口量減少24%；而去年葡萄酒進口量又比2022年下降26%。兩年合計，中國的葡萄酒進口量減少了四成。顯然，很多中產家庭正在放棄這類享受，因為錢袋空了。 年青的中產階層更焦慮的是失業，由於社會上存在著「35歲就業門檻」，跳槽漲薪的年代結束了；相反，一旦中年失業，很可能就再無翻身機會，隨之而來的便是家庭財務破產。七年前中國開始出現關於「中年危機」的討論；今天，「中年危機」已經在中國社會裡蔓延。去年5月27日《六度新聞》有這樣一篇報道，標題是，《中產將返貧變「中慘」階級》。該報道寫道，「在中國薄薄一層的中產階層里，隨處可見一張張悶悶不樂的臉」。 中國的中產階層只是「薄薄的一層」？不是很多人相信，中產階層正在中國崛起嗎？ 二、中國家庭收入真相令人吃驚 到底中國人的收入狀況如何？去年12月27日，國家發改委就業收入分配和消費司公布了《中國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21》。從這份關於中國收入分布的官方報告里，可以發現三個真相。 首先，2021年中國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人口為6億人，佔全國人口的比重是42.85%，他們屬於赤貧人口。在這6億人當中，546萬人收入為零；2.2億人月收入在5百元以下；2億人口月收入在5百元到8百元之間；1.3億人的月收入在8百元到1千元之間；月收入在1,000到1,090元的人口數為5,250萬人。這6億赤貧人口當中，1.5億是城市人口，4.5億是農村人口；換言之，城市人口中赤貧戶佔四分之一，農村人口中赤貧戶佔四分之三。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記者會上強調，中國有「6億人平均月收入也就1千元左右」。國家發改委的2021年中國收入分配報告提供了最新的數據，當下，這樣的赤貧人口還是有6億之多。 其次，若以1,090—3,000元作為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標準，則該群體人口的比重達到41%，約5.74億。其中，月收入在1,090到2千元之間的，佔全國人口的26%，大約3.6億；月收入在2千到3千元之間的，佔全國人口的15%，大約2.1億人。 再次，剩下的佔總人口16%的人群當中，11%的人月收入是3千到5千元，這組人群約1.54億人。 這裡需要補充說明一下，該報告講的是人均月收入，而不是人均月工資。如果按照一家三口的小家庭來計算，人均月收入3千元，相當於雙就業家庭的人均月工資4千5百元。如果觀察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內地經濟狀況，人均月工資4千5百元，就算是在當地不錯的狀況了；但是，以這樣的工資水平，家庭每月能用於房貸支出的上限是2千元，因為子女教育費用也是大開支。 按照目前內地三線城市平均房價6千一平米估算，一個100平米的單元，房價為60萬，首付20萬之後，30年期的房貸，每月還本付息大約需要1千7百元。由此可見，即便是總人口中居於上端的11%的家庭，人均月收入達到3千到5千元，他們付完房貸和子女教育費用之後，金融資產所余有限。 三、中產階層的國際通用標準不適用於中國？ 中產階級在國際上有定義和分類界定，並非一般民間理解的有房有車就算中產了。以OECD（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所使用之中產階級定義，它是指家庭人均收入介於全體人口人均收入中位數的75%至200%的這個社會群體。 這裡需要解釋一下統計學當中的專用術語中位數，它與平均值不同。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中學生的全班平均身高，是每人身高的平均值；而如果全班排隊，從低到高，中間那個人的身高，就是全班身高的中位數。 如果用一個兩維數軸來表示收入分布，橫軸顯示收入數，縱軸顯示不同收入群體的百分比，當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屬於典型的正態分布時，則這樣的收入分布呈現兩端小中間大的鐘型曲線，收入中位數會靠近收入平均值，或在平均值的左側，或在右側。 然而，如果收入分布的特徵是，低收入家庭比重很大，那這樣的收入分布曲線就屬於偏態分布，即左側高右側低，右端呈現一個長尾；這時，全社會的收入平均值會受少數高收入者的影響而被拉高，因此就高於中位數。這便是為什麼國際上不採用收入的總體平均值來判斷中產階層的範圍，而是改用中位數。 本文第二節已詳細介紹了國家發改委2021年中國收入分配報告中披露的不同收入群體的群組比例，據此加權估計，中國2021年的人均月收入平均值大約是1,984元，而中位數則估計是1,200元。如果按照關於中產階層範圍的國際通用標準，就會出現一個令中國人啼笑皆非的結果。 此結果如下，以國家發改委2021年中國收入分配報告中的數據估算，中國的中產階層之收入下限（即中位數1,200元的75%），大約是人均月收入900元；而中產階層之收入上界（即中位數1,200元的200%），大約為2,400元。中國人均月收入在900元和2,400元之間的家庭，能算是中產階層嗎？絕大多數中國的城市居民都會搖頭，因為，即便按照中國的官方標準，如此收入水準的家庭也只能算是低收入家庭。 今年中國政府頒布的月最低工資是2,400元，假如這個標準得到落實，那中國的收入分布中位數就應該遠遠大於最低工資。如果一個三口之家之兩個大人都只有最低工資，那麼，這個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是1,600元，顯然大大高於全國收入中位數1,200元。 到底是怎麼回事？答案很簡單。首先，中國政府頒布的月最低工資2,400元，只是個「面子貨」，許多人的實際工資遠低於這個數額；其次，中國並非一個正常國家，現在還有幾乎一半人屬於赤貧人口，赤貧人口加上低收入人口，佔中國總人口的84%。 儘管中共當局早就宣布，中國已經「崛起」，而且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東升西降」，但國家發改委的這份收入分配報告還是揭了老底。由此看來，中國經濟衰退，消費疲軟，其實不過是因為民眾太窮而已，他們沒錢，又如何買房買車？ 四、中產階層不足7%？ 到底中國有多少真的中產階層？中國人當然都很想知道答案。既然中產階層的國際通用標準不適用於中國，那就只能看赤貧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之外的那16%的人口當中，有多少人算是中產階層了。 前文已提到，這16%的人口，一共是2.2億人，其中11%的人之月收入是3千到5千元，這組人群約1.54億人；剩下的5%，約7千萬人，大約屬於中國的富裕階層。 因此，要找中國的中產階層，只能找這11%的人了。其實，這11%的人當中，人均月收入剛到3千元的，屬於日子過得很緊的家庭。如果把這部分人剔除，只算人均月收入達到4千至5千元的家庭，那麼，按11%人口當中3千、4千、5千人均月收入的群組各佔三分之一估計，則4千到5千人均月收入的家庭，大約佔這11%人口的三分之二，相當於全國人口的7%，約1億人。 如此算來，按照「中國特色」的低標準來劃分「中產階層」，中國的所謂「中產階層」充其量最多不超過總人口的7%，只有1億人而已。由此可見，所謂的「中產階層崛起」，在中國不過是一個與「房地產只漲不跌」一樣的幻覺。戳破「中產階層崛起」這個「中產階層泡沫」之後，中國的「中產階層」的確只是「薄薄的一層」。 中國的「中產階層」不但人數有限，財力也有限。如果把中國的「中產階層」之人均月收入全都按5千元高估，然後與台灣的民眾來對比，新台幣與人民幣的匯率是4.4比1，在中國人均月收入5千元的「中產階層」，就相當於台灣的人均月收入新台幣2萬2千元。而台灣現在的最低工資是27,470元新台幣，一個三口之家，如果成年人都拿最低工資，這樣的家庭之人均月收入是新台幣18,300元。這樣一對比，中國當下的「中產階層」當中，收入較好的家庭不過相當於台灣領取最低保障工資的水準。 五、中台中產兩對比，台灣中產多七倍 中華民國國立政治大學2022年發表了一份報告，《台灣中產階級所得變動趨勢之研究》。 這份報告介紹，研究人員使用主計總處的家庭收支調查、財政部的財稅資料庫之行政資料和勞動部的勞工保險資料庫，分析了台灣2004年到2020年中產階級之家戶或人口佔比與所得變化。這個報告的研究者採用國際上通用之中產階級定義，即家戶或個人所得介於全體所得中位數的75%至200%者。 那台灣的中產階級大約有多少人呢？在2004–2020年間，家庭收支調查的結果是，中產階級家庭的比重大約是55%；中產階級之總所得(可支配所得)佔全體的比例，從2004年的60.1%-61.7%，成長到2020年的66.6%-67.47%，其中以勞務所得為主；隨著所得的提高，中產階級的勞務所得佔比會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營利與股利所得、利息所得與其他所得。 上文提到，中國的「中產階層」中收入較好的家庭，收入大約相當於台灣領取最低保障工資的家庭之收入水準。收入相差這麼多，那是不是中國的物價比台灣低很多，因此中國中產家庭的實際購買力更強呢？其實，中國沿海大城市的物價和台灣差不多；但中國內地城鎮和鄉村的物價，會比台灣低一點。 如果對比中國和台灣中產階層的比重，中國的「中產階層」相當於全國人口的7%，而台灣的中產階層相當於總人口的55%。也就是說，台灣的中產階層百分比，是中國「中產階層」百分比的8倍；或者說，台灣的中產階層比重，比中國多7倍。 六、戶均背債一百萬，中產返貧變「中慘」 中國從加入世貿組織開始，花了20多年時間，用泡沫經濟養成了占人口不到7%的「中產」家庭。現在很多中國很多人希望，房價能夠重新漲上去，而不是持續下跌；否則，自己買的房子就可能變成負資產了。 本文分析中國家庭收入令人吃驚的真相，除了要找出中國的「中產階層」到底有多少人，還想知道，究竟中國的房價還有沒有可能重新翻高？ 房價要能漲得上去，前提是，今後還有很多人能買房。哪一個社會群體有能力再買房呢？赤貧戶和中低收入戶顯然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再買更多房子的群體，就只能是這1億「中產階層」了。按一家三口計，「中產」家庭不過3千萬戶。他們會不會再買房，取決於「中產」家庭現在有沒有房，還能不能有餘錢再買房？ 要看中國的「中產」家庭現在有沒有房，有一個銀行數據很靠譜，那就是居民的房地產貸款。凡是買了房的「中產」家庭，多半都有房貸，中國現在所有銀行的房貸餘額，到今年3月底一共是48兆。其中還有富人炒房借的房貸，富人一般都有幾套房，我按富人的房貸佔全部房貸的四分之一來估計，那剩下的房貸就是「中產階層」的房貸債務了。 這樣來估算，中國的「中產階層」現有的房貸債務至少有36兆，戶均背負120萬房貸。從還款期限來看，如果中產家庭人均月收入5千元，每戶平均月收入1萬5千元，以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收入用於還貸，每月最大的還貸能力是7千元，一年還款8萬4，現有的家庭平均房貸債務需要再還14年。從現在起，中國的中產家庭即便不失業、不降薪，他們在14年內都不可能再買房了。 中國以這麼少的「中產階層」人口和這麼低的收入水平，卻要他們支付買房的高房價，那麼，「中產家庭」就只能大量借債。因此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現在的衰退，實際上是債務經濟引發經濟泡沫化；一旦泡沫經濟破滅，不但經濟長期衰退，而且「中產階級」的數量會不斷縮小、收入下降，也就是所謂的「去中產階級化」。 現在中共的經濟政策是，盡量限制房價下跌，否則銀行的抵押資產大縮水，就可能面臨銀行破產帶來的金融危機。但是，二手房市場的成交價是買賣雙方自己談成的，政府控制不了，按現在的房價下跌趨勢再持續兩年，「中產階層」的房產就會變成「負資產」（所欠房貸大於房屋所值）。那時，「中產」返貧變「中慘」，就可能成為社會現實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實現了海軍大擴軍，擁有了彈道導彈核動力潛艇艦隊和航母艦隊，似乎具備了上個世紀後半葉海軍大國的傳統實力。但是，這支新建的海軍遇到了兩個世紀性的全新挑戰。雖然解放軍正在更新海軍戰略，希望能實現各軍種的一體化聯合作戰，但現實中解放軍海軍的訓練才剛剛起步，而且是”土法上馬”。本文分析解放軍海軍應對高科技時代來臨的現行方略。 一、中共海軍大擴軍 中共擴軍備戰、試圖掌控西太平洋海域的制海權，主要靠擴大和升級海軍實力。其戰略目標不是近海國防，而是遠洋作戰，與美國爭奪西太平洋，進而實現在印太地區的海上霸權，順便吞併台灣。 今年4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文章，《努力把人民海軍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軍——寫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成立75周年之際》。這篇文章是中共海軍近二十年來擴軍備戰的一個小結與展示。 此報道寫道：「新時代，航空母艦、新型戰略核潛艇、萬噸級驅逐艦、兩棲攻擊艦、綜合補給艦等密集入列，艦載戰鬥機批量交付，預警機、艦載直升機家庭再添新成員……從小艇到巨艦，從近岸到深藍，從單兵到體系，以第四代裝備為引領、第三代裝備為主體的現代化人民海軍正在形成，大國戰艦向著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軍砥礪奮進、破浪遠航」。 確實，過去二十年來，中共海軍不但艦船數量快速增加、噸位越來越大，而且建成了由新型戰略核潛艇組成的洲際彈道導彈核潛艇艦隊，以及第一支航母艦隊。航母艦隊是用於遠洋航空作戰、爭奪太平洋制海權的；而所謂的戰略核潛艇，不是指核動力潛艇，而是指能發射帶核彈頭的洲際導彈之彈道導彈核動力潛艇。 彈道導彈核動力潛艇和航母艦隊，都是上個世紀後半葉海軍大國實力的傳統象徵。如今中共海軍終於具備了傳統的大國海軍之規模和主要打擊力量，甚至超過了美蘇冷戰時期的蘇聯海軍。那解放軍的海軍是否從此就一帆風順了呢？其實未必。 正是在解放軍海軍擴大升級的這個時間段，這支新建的海軍遇到了兩個世紀性的全新挑戰，其一，海軍艦載機的遠洋作戰方式過時了（參見筆者2022年5月19日在本台刊登的文章，《烏克蘭戰爭開啟現代海戰新模式》），各國進入了以巡航導彈為主要攻擊手段的新時代海上作戰方式；其二，最新高科技的應用，正在改變海軍傳統的通訊、偵察和打擊手段，而解放軍潛艇艦隊傳統的偵察和攻擊能力相形見絀。 二、中共更新海軍戰略 本世紀的第三個十年開始的時候，航母艦載機奪取制海權的海軍作戰模式結束了，現在已經進入了飛彈主宰勝負的時代。飛彈時代的海戰特點是遠距離打擊、電子戰、人工智慧（AI）代替人手操作等一系列最新的軍事科技為基礎的新型作戰模式。 美軍現在仍然在使用航母艦隊，一方面是在像以色列最近的局部地區衝突當中，作為海上流動軍事基地來用；另一方面，是作為常規的嚇阻力量，比如震懾中共可能的對台威脅行動。但美軍的航母艦隊到台灣周邊海域，都是預期中美冷戰中雙方不會動手的狀況下，美軍才如此投放傳統的海軍戰力；而作為防範中共對外野心的提前部署，美軍同時在不斷調整、研發最新的作戰手段，不可能再寄望於航母艦隊的對戰。 面對這個新型軍事科技時代的來臨，中共現在正試圖更新它的海軍戰略。從習近平今年3月上旬到人代會的軍方代表團講話之公開部分可以看到，中共也提出了與新型軍事科技時代相關的口號。習近平講道，要「統籌海上軍事鬥爭準備」，這是說明中共大力增加軍費的目的，它雖然在中美冷戰的態勢下不能胡作非為，但還是想要有「軍事鬥爭」的。但習近平講的不是「準備軍事鬥爭」，而是要先進入「籌劃」階段。若「籌劃」都沒完成，「海上軍事鬥爭的準備」如何進行？ 習近平講的另一個口號是，要「全面提升解放軍的新興領域戰略能力」。這句話有三層意思，第一，中共認識到，在新型科技領域裡，解放軍的戰略指揮和戰略實施能力，必須要調整到能對應新興領域高科技之水準；第二，解放軍現有的戰略指揮和戰略實施能力，尚未達到那樣的水準，所以需要「全面提升」；第三，在真正完成「全面提升」之前，解放軍其實沒有能力挑釁美軍。 中共的軍事戰略要調整更新，那過往的軍事戰略規定的那些戰鬥模式、戰術訓練、裝備運用和配備，勢必要修改甚至換掉，這等於是要從頭開始摸索了。 今年4月2日習近平與拜登通電話1小時45分，雙方談的重心就是台灣和南中國海的安全問題。新華社關於這次電話會談的新聞稿，提到了習近平在這次電話會談中表達的中方立場：中美這樣兩個大國，不能不來往、不打交道，更不能衝突對抗，應該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今年的中美關係要堅持幾條大的原則。一是以和為貴，堅守不衝突、不對抗的底線；二是以穩為重，不折騰、不挑事、不越界，保持中美關係總體穩定；三是以信為本，用行動兌現各自承諾。雙方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加強對話，以慎重的態度管控分歧。 習近平提出今年的「四不」方針，即上述的「不衝突、不對抗、不挑事、不越界」，應該與解放軍籌劃更新它的海軍戰略尚需時日有關。 三、中共的軍事謀劃暴露出哪些短板？ 目前解放軍面臨新型軍事科技時代，都有哪些短板？ 首先，解放軍現在知道了，今後各個軍種的戰爭活動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解放軍報》3月9日這樣解釋道：「無人化、智能化改變戰場規則，一體化聯合作戰成為主要戰爭形態，戰爭會在多維空間打響」。 由此來看，過往海陸空、火箭軍各自指揮作戰的方式不靈了，全都要無人化、智能化，各軍種實行一體化聯合作戰。這樣的聯合作戰不再是指揮部層面的聯合指揮，而是具體化到了戰場上不同軍種的無數單兵，要和多軍種的聯合資訊中心迅速溝通，通過高科技通訊，來靈活使用不同軍種每個士兵手中的兵器，而很多兵器是需要智能化裝備的。解放軍兵器的智能化更新，大概會需要很長時間，而且永無止盡，會需要不斷更新、修改各種兵器的智能化配備。 第二，中共各軍種原來的通聯、指揮、戰場反應，各有一套程序，但在高科技戰場的時代，要實現多軍種的一體化聯合作戰，不只是海軍總部和艦隊司令部要與空軍、太空軍、電子戰各部隊的指揮部，建立及時快速的通聯和指揮鏈，還要與水面艦船和潛艇指揮官及海軍艦船上的很多單兵直接通聯。這就需要各軍種重新建立高科技時代統一通用的通訊聯絡和戰場指揮口令系統，為此必須從頭開始訓練各級軍官和士兵。 《解放軍報》表示，「走好新興領域標準通用化路子，打通束縛新質戰鬥力發展的堵點卡點」。這句話透露的資訊是，解放軍已經發現，現在部隊里的「堵點、卡點」不但非常多，而且會造成指揮和通聯梗阻，所以第一步需要先打通「堵點、卡點」。 這不但需要重新調整指揮系統，更需要重新訓練官兵。其實，解放軍士兵的低文化程度，本身就是重新訓練的最大「堵點、卡點」。因為，解放軍的士兵當中，大部分還是來自農村，很多人沒完成高中教育，要讓這樣的兵來理解現代高科技戰的知識和技能，困難非常大。最近解放軍海軍開始召回退役官兵上艦上崗，就是因為船多人少，熟悉艦上裝備操作的人更少。 第三，解放軍的中高層軍官在軍事院校里所受的教育是舊知識，他們沒有西方軍事院校先進的教材和戰場知識，也沒有在大型船艦上經歷過的海戰實踐。解放軍海軍的作戰參考知識，多半來自大日本帝國聯合艦隊的戰場回憶錄。直到去年秋天，中國海軍的大型訓練艦「戚繼光」號載著大連艦艇學院和海軍潛艇學院的大批年輕軍官到澳大利亞沿海進行訓練時，隨艦教官為受訓軍官講解的，還是八十多年前日軍聯合艦隊在印尼爪哇海和澳洲東北的珊瑚海，用艦炮和艦載機作戰的陳舊海戰模式。 由於解放軍海軍的各級軍官無法知道象美軍在高科技戰場通聯和智能化兵器操作方面積累多年的經驗，所以，當解放軍海軍要調整軍事戰略，轉向高科技運用時，其戰場想定和操作程序的設計，都沒有可參考的實踐知識，於是，海軍高層就只能對下級提出空洞的口號，卻沒辦法對部隊基層給出具體的訓練方向和訓練方法。 四、海軍紅人張洪星 部隊的正常訓練本來應該是從上而下，指導基層按教綱來訓練。中華民國的國軍軍官可以到美軍受訓，現在美軍對國軍基層的指導也已開始。但解放軍沒有這種走捷徑的可能，因為它選擇做美軍的假想敵。 那解放軍又怎麼辦呢？從最近《解放軍報》多則報道里舉的一個潛艇部隊基層的例子，可以一窺端倪：解放軍海軍在高科技挑戰面前，恢復了「群策群力」的「群眾路線傳統」。這個例子是，中共海軍現在正在讓少數潛艇艇長自行研究，如何應對複雜條件下潛艇偵察搜索它的攻擊目標之戰法，供海軍高層參考。 《解放軍報》報道說，東部戰區海軍一個潛艇支隊的艇長張洪星，正在「牽頭開展多個課題研究，提高潛艇在難局、險局中的作戰能力」。所謂的「潛艇在難局、險局中的作戰能力」，其實就是潛艇面對敵方飛機和衛星搜索的情況下（即險局），如何擴大偵察和搜索能力，發現水下和水上目標（即難局）。由於張洪星正探索著潛艇在當下海戰中的基本功能，他成了解放軍海軍中的「紅人」，從《解放軍報》到《人民日報》，都不斷報道他的重要作用。 水下攻擊是潛艇部隊的基本任務，找不到目標，潛艇就用不上了。解放軍海軍以前都是按傳統海戰的簡單模式演練，不考慮高科技時代的條件；現在開始重新思考就發現，高科技時代的戰場上，天上有對方的衛星、空中有反潛飛機，潛艇始終處於危險的處境當中。這種狀況下，潛艇為了存活，只能盡量下潛，但這樣一來又失去了通信聯絡，而且還不敢用主動聲納去找尋目標，因為主動聲納會暴露潛艇的水下位置，招來空中打擊和水面艦船的打擊。 張洪星負責研究的課題是：潛艇雖然水下隱蔽性強，但視距範圍有限；儘管水面艦艇和飛機的視野廣、機動靈活，可以幫助潛艇快速識別目標、展開穩定的跟蹤，但快速移動中的飛機和水面艦艇如何保持與水下潛艇的聯絡，存在著天然的通訊障礙。既然海軍高層也不知道如何解決這樣的難題，就安排這個潛艇艇長琢磨多兵種協同作戰的戰術戰法和指揮協同，這就是中共海軍緊盯高科技時代的應變措施。 五、土法上馬學打仗 潛艇是水下作戰的基本單位，它不是海軍戰術的研究單位。潛艇艇長的正常任務是，按照教綱，指導官兵完成上級下發的教綱上指定的訓練任務。一個艇長不去總結自己完成指定訓練任務時積累的經驗，向上級彙報，而是變成了「潛艇偵查搜索」這樣最重要的訓練項目的研究組織者，由他來牽頭開展多個研究課題。讓一線潛艇部隊來研究如何完成高科技條件下的基本作戰任務，這聽起來有點可笑。 什麼叫多個課題？就是「潛艇偵搜」這樣的訓練大題目，分解成很多個課題，這個小小的中校艇長就擔負其研究這些課題的重要責任了。中共海軍的這個安排說明，其海軍高層自己也想不清楚，要怎樣指導潛艇部隊，在來自多維空間威脅的狀況中，實施「潛艇偵搜」。於是，解放軍海軍高層就採用了中共傳統的「土辦法」，即土法上馬學打仗。這種方法實質上是，基層官兵想出來的花樣，有用沒用，有利有害，統統報上去，幫助海軍高層來摸索。 這個例子說明，解放軍現在空喊「全面提升解放軍的新興領域戰略能力」，其言甚易，其行極難。這樣的豪言壯語，做起來不但步步困難，連從哪裡開頭，每一步要怎麼走，都想不清楚，更何況解放軍內部到處都是障礙。所以可以說，解放軍面臨新型軍事科技時代，幾乎處處是短板，人人都是「堵點、卡點」。即如海軍紅人張洪星，他的研究項目其實也不過是潛艇部隊的傳統課題，與高科技運用相差太遠。 這樣的話，解放軍會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探索，如何應對「無人化、智能化、多軍種一體化的聯合作戰」的戰場，否則就會吃大虧。而且，非常可能的結果是，解放軍這樣的「土法上馬」，永遠落後於美軍；更何況，解放軍的高科技裝備也落後於美軍，甚至可能將來落後於中華民國的國軍。 美蘇冷戰開始的時候，兩國之間在軍事裝備和陸軍的作戰經驗方面，相差有限；後來蘇聯在冷戰中的軍備競賽里還是跑輸了。中共從毛澤東開始，就喜歡吹牛膨風，習近平最近提出來的「東升西降和中國崛起」，剛剛講出來，在經濟上、軍事上，就已經穿幫了。 在中美冷戰的軍備競賽當中，解放軍一起步就遠遠落後了，前面美軍的「尾燈」就看不見了。今後解放軍之一體化聯合作戰，其訓練只能從頭開始；接下來會走到哪一步，很可能就是今後東亞局勢的一個重要的觀照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在中美冷戰中的命運，可能還不如美蘇冷戰中蘇聯的命運：蘇聯在美蘇冷戰中撐了幾十年，中共可能就未必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的改革開放方針會發生變化嗎？其實，已經變了，其標誌就是今年三月全國人代會期間，會議結束時慣常的總理記者問答會被取消。這件事發生後，世界各國媒體基本上都是從兩會報道的角度去觀察分析的；然而，從中美冷戰的戰略關係來理解，這件事也可以被理解為，中共在對美冷戰中已經拉下了「鐵幕」。 一、當年趙紫陽打破領導人不接觸記者的慣例 中共安排總書記和總理與記者見面或答記者問，始於趙紫陽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提法。這一新說法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1986年提出來的政治改革口號有一點相似。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口號是「政治開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譯意為openness），這個口號意味著，鬆動共產黨傳統的「鐵板一塊」式統治。 1987年鄧小平指定趙紫陽從總理改任總書記，十三大通過的趙紫陽對大會的報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中共的國家體制和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所謂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顧名思義，全國人大的地位高於國務院，國務院受全國人大監督。而在現實政治中，全國人大這個憲法上寫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上面還有一個憲法上沒寫的「國家更高權力機關」，即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一樣，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揮之下，分工負責，各管一攤；而且，全國人大對國務院工作的監督，只不過是「演戲」而已。 那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在中南海的南區和北區辦公，全國人大在人民大會堂南樓辦公。中南海與人民大會堂、釣魚台、玉泉山這幾個地方，平常是完全對外封閉的，連電話系統也是專用的（即39局，電話號碼開頭兩位數是39）。 所謂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並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領導機關對外開放參觀。事實上，從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之後，1980年起中南海南區毛澤東文革前的住處豐澤園，早已內部開放供參觀，但參觀票只發給政府機關。豐澤園的西面就是總書記的辦公地點勤政殿，參觀豐澤園的遊客可以走到勤政殿東側小會議室的窗外；遊客們不知道窗內有什麼人，但會議室里開會的人，可以聽到窗外遊客們清晰的聊天聲。 趙紫陽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實際上是指政治意義上的總書記、總理與中外記者接觸，為的是借中外媒體記者的報道，讓讀者對中共黨政領導人有一個初步的了解。這個措施打破了此前記者無法直接接觸中共黨政領導人的慣例。 二、總理記者會的由來 作為中共中央這個領導機關活動開放的舉措，十三大閉幕當天，趙紫陽作為新任總書記，首度帶著政治局常委與各國記者見了面；他在記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國記者的好評。此後，新任總書記與記者的見面會就成了慣例。而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這兩個領導機關便也要有所安排，以顯示其「活動開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會結束時，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召開了新任總理李鵬的記者問答會，四百多名中外記者參加。 從中共建立政權到1986年，人代會開會期間，從來沒有總理召開記者問答會這樣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之後的幾年裡，因為六四的關係，有四年沒有舉辦；1993年以後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總理記者問答會。中國媒體對這樣的記者會的稱呼是記者招待會，其實並沒有任何招待，故筆者稱其為記者問答會。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強調這是個記者「問答」會，是因為「問答」當中有玄機。 總理記者會並非由總理整場都即興答問，而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雖然收到記者問答會請柬的外國記者很多，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跑龍套」的，不管舉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為記者會主持人「眼拙」，「看不見」這些「龍套」們。真正能開口提問並得到總理答覆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兒」。 國內有媒體為總理記者會的「假戲真演」緩頰稱，「1998年朱鎔基讓一身紅裝的鳳凰衛視記者吳小莉提問，之後的總理記者見面會，女記者們都會精心打扮，力求『醒目』獲得提問機會」。其實，女記者們無論怎麼打扮，都是瞎耽誤功夫；誰是「角兒」，人大辦公廳新聞局的記者會「劇本」上有「出場順序」，早就寫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吳小莉的「一身紅裝」，也是寫在「劇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劇場表演一樣，總理記者會這「劇場演出」，偶爾也有「小穿幫」。有一次，記者會主持人按照腳本念，第幾排那位穿深色西裝的先生請提問，結果是一個身穿白襯衫的外國記者站起來回應。原來，那天天熱，這位記者把西裝脫掉了；而主持人點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於是，站起來的人所穿衣服跟腳本上寫好的不一樣。如此之「劇場演出」，其中之假，中國記者當然不敢揭穿；外國記者則害怕失去駐京機會，也會十分配合。 很多「跑龍套」的記者認為，中國的總理記者會越辦越開放，會有記者問一些像總理的個人心境之類的問題，然後像溫家寶就引古詩作答，顯得既高雅又輕鬆。其實，那些內容都是腳本里事先寫好的，並非總理出口成章。 三、總理記者會的「劇場演出」 編寫總理記者會的「問答」腳本，始於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乃出於李鵬的需要。他是陳雲、鄧穎超等人提拔起來的技術官僚，在蘇聯接受過電力工程方面的技術教育；然而，李鵬不但完全不懂市場經濟，連計劃經濟的概念和辭彙都不懂。陳雲安排此人擔任總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經濟的特點，這樣就可以讓陳雲的親信、保守派副總理姚依林實掌經濟大權，從而按照陳雲的意圖，捍衛計劃經濟制度。 由於李鵬比較笨，反應慢，他怕記者自由提問時會答不出來或講錯話，所以記者問答會，就變成了事先安排好的總理與記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綵排」，其具體程序是，會前由外交部新聞司選幾家中共官媒記者和外國記者，事先讓記者把問題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修改好記者提問的問題後，再把改過的問題發回給記者；同時，按照這些中央領導機關事先準備好的問題，給總理準備好回答的腳本。 記者問答會召開時，被指定的記者要坐到事先規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顏色的服裝。記者問答會的主持人則按照預先擬定好的提問順序，假裝從許多舉手提問的記者當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個顏色西裝的中國或境外記者提問。被內定安排的那個記者被點到之後，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問題來提問。而總理則按照桌子上放著的答問腳本，假裝即興答問。 李鵬之後的總理們可能覺得，自己不像李鵬那麼笨，不願意完全照稿「演」，有時會即興發言，講幾句腳本上沒寫的話。這樣一來，對外國記者來說，新聞就來了；即興講的話里，可能找得到寫新聞的由頭。面對「鐵桶般封閉」的中共高層，外國記者當然非常看重這樣的機會，因為，總理答問中的即興講話，畢竟是一個了解中共高層政治的難得之「窗口」。 四、「最高權力機關」被下屬指揮 如果說，人代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只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那人代會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劇場演出」了。而全國人大的「劇場演出」過程中，還體現出「權力」的顛倒。 筆者在這裡寫的最高權力機關被顛倒的「權力」，首先是指，少數被上面圈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代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其次，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沒有權力，指揮他們的，實際上是名義上為他們服務的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因此，實際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是掌握在全國人大下屬的辦公機構手裡的。 每年一度，中共會召開所謂的「兩會」，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大會。全國人大有所謂的參政議政任務，全國政協只不過是陪襯，讓政協委員們發表一點不痛不癢的意見，提一點無傷大雅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只開一次全體大會，為期約一到兩周，自然無法經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全國人大的常務委員們，每兩個月左右開一次會，真正經常議論國事的，其實是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名義上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常務機構是人大常委會；但事實上這兩個機構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會名下的辦公廳，其實才是真正的管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部門。 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廳實際上不是聽命於人大常委會委員們的集體意志，而是直接聽命於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過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達人代會或人大常委會按期通過某項法律的指令，國務院分管的業務，從來都是每年人代會時，拿總理工作報告、財政預算決算報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最高檢、最高法的報告來，讓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會和人大常委會並沒有正式的質詢程序。對這些報告，人大代表開會時，名義上是分組審議，但代表們發言中往往都會說，學習了總理工作報告，有哪些體會。所以，人代會開會必然是沉悶的，外國記者找不到新聞。 從本質上講，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像總理的記者問答會一樣，從來都是按照辦公廳事先編好的「腳本」，中規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員」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憲法規定的全國人大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它不僅是中共手裡的「橡皮圖章」，甚至這些代表們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手裡的「橡皮圖章」。因此，外國媒體就算能採訪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會委員，也很難獲得什麼有價值的新聞線索。 五、中共拉下「鐵幕」是「刺蝟戰術」 中國每年的人代會，包括總理記者會，既然本來就像一場排練過的「劇場表演」，其實新聞價值不大，那為什麼外國記者還是特別期待呢？因為，總理記者會總算是一個「封閉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開一次。即便外國記者問不出什麼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這「窗口」還會打開；而打開「窗口」本身的象徵意義是，中共或許還不至於取消趙紫陽「提高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說法。儘管從李鵬開始，這個「開放」就變了味兒，記者們唯一的指望，只能是總理們的即興講話。 然而，今年習近平把這個「窗口」關掉了，這個舉動表明，中共要對外取消極為有限的所謂「透明度」，相當於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拉下了隔離中國的「鐵幕」，恢復「鐵板一塊」的共產黨統治。趙紫陽當年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其本意是為了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任。那這一次習近平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中共面對的時勢變了，中共感覺到「透明度」傷到自己了。 中國面對的局勢之變，起源於中共2020年初點燃的中美冷戰。自此，多年的「韜光養晦」結束了，而張牙舞爪、對外樹敵、破壞國際秩序和東亞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來了。這樣，中國的國際關係便日益惡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繼續戴著「熊貓」面具了。 而美國作為中美冷戰中被中共瞄準的假想敵，不得不開始加緊備戰，同時不斷升級對中國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軍用裝備的高科技能力；美國還在進一步防堵中共繼續盜竊美國的各項技術的明裡暗裡的花招，防範中共的黑客對美國民用供水、供電系統的入侵。 中共領導人、中國軍方以及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美國的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謂的「冷戰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蘇冷戰時代的幾十年里積累起來的經驗。對美國來說，重新啟用這套程序，並不複雜；比較難一點的是，如何引導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調整布局，實現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拘束了美國的戰略決策。 從中共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挑釁開始，到中共高調宣布，要佔領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對美髮射洲際核導彈的「深海堡壘」，它自以為得計，是所謂的「東升西降」。其實，這樣的動作，下意識里全都是套用蘇聯當年在蘇美冷戰中玩過的把戲，只是換了個地理空間罷了。 中共顯然對「冷戰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沒想到，點燃冷戰之後，會要面對美國的「冷戰程序」，因此也就毫無準備。一開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層外交官的談判桌上厲言訓話；同時又加快航母艦隊的建設，升高武力對抗的態勢。這是毛澤東當年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當中用過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過時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後再找機會說明。 隨著美國加快「冷戰程序」的實施，中共感覺到了明顯的壓力，於是就本能地採用了國際政治上的「刺蝟戰術」，即「團成一團，以一身刺來防範」，拉下「鐵幕」就是「刺蝟戰術」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鐵幕」的背後 「鐵幕」這個詞是美蘇冷戰時代的歷史名詞；而在亞洲，美蘇冷戰時期對應於鐵幕的名稱是竹幕。所謂的「鐵幕」是一個比喻，它意味著政治上對西方的高度封閉，同時收緊邊境的自由出入，軍事上則與西方展開持續的軍備競賽。鐵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產黨國家民眾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們的腳，蘇聯集團就是這樣來維持統治的。其實，可以講，共產黨國家面對自己點燃的冷戰，它也有「冷戰程序」，那就是拉下「鐵幕」，同時加緊擴軍備戰。因此，冷戰一旦開啟，就不會中止，因為雙方的核威脅始終存在。 二戰後的德國，按照盟軍各國的協議，分別由蘇、美、英、法四國駐軍佔領。當時，蘇聯佔領區建立了共產黨政權，而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則組建了跨佔領區的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於是就形成了東德和西德兩大塊。德國舊都柏林市也分為東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圍被東德所包圍。 本來，這樣的行政劃界並不必然造成東德和西德之間、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的隔絕，因為戰後在東西德之間、東西柏林之間，邊界是開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東德的人，因為嚮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東德的技術和文化精英越來越少，象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的父親特地從西德搬到東德去住，那是少數。 為了阻止東德人的逃離，蘇聯當年拉下「鐵幕」的第一個動作就是修築柏林牆。東德修築了柏林牆，再把這樣的邊界隔離設施延伸到東西德之間所有的邊界上。但這仍然擋不住東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參觀柏林牆博物館，就可以看到，東德人被柏林牆擋住以後，挖空心思，想了各種辦法外逃，有造氣球載人飛過去，有挖地道鑽過去的，還有從界河的水下潛水游過去的。 就這樣，蘇聯集團和西歐國家的邊界上，出現了鐵絲網、地雷帶和機槍自動射擊帶，崗樓林立。這一切全都建在東德邊界靠內的一側，目的是防止東德人外逃。而西德這一側，則沒有圍牆、關卡，更沒有哨兵或地雷陣。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採訪，並在視頻節目中提供了一些東德邊界和柏林牆的照片。 從此，蘇聯集團的民眾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當局還用電訊干擾西歐的廣播節目，查禁來自西歐的出版物，既封鎖資訊外傳，也防範外部資訊傳入。美蘇冷戰時期，亞洲的共產黨國家與非共產黨國家之間，人員往來和資訊流通也基本上斷絕了。中共雖然保留了一個窗口香港，但民眾除了偷渡，無法進入香港，中國境內也基本上很難獲得外部資訊了。 中共會為了生存而改革開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會拉下鐵幕，隔離內外，以圖存活。因此，改革開放並非不可逆的歷史進程，中共拉下「鐵幕」之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會越來越疏離，越來越對立。面對一個躲在鐵幕背後龜縮著的紅色政權，國際社會了解它的難度會大大增加，但鐵幕內的政權之存活難度也大大增加了。 當年蘇聯的「鐵幕」圍牆最終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放棄了冷戰；另一個原因則純屬偶然，東德共產黨當局一時口誤，開放了柏林牆，馬上東德人就衝到西德去狂歡，東德便垮了，然後其他東歐的紅色政權也垮了。鐵幕救得了共產黨政權一時，卻救不了共產黨政權長久，這就是歷史事實。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經濟明顯呈現衰退的徵兆，由此就帶來了人們的種種猜測。很明顯，經濟下滑，失業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費開始降級，對一個專制政權來講，其脆弱度明顯上升了。但是，接下來會怎麼樣？中國經濟持續惡化的話，中共的政權會面臨什麼樣的狀況？不只是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人會關心這個問題，其他人也同樣想知道，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經快四十年了，為什麼反而出現了經濟衰退？今後中國又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 一、改革開放強化了專制統治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多半是一種正向的分析思路。從這種思路出發，雖然也看到中國經濟存在著各種麻煩，但大體上還是會認為，中國經濟會日漸向好，甚至將與美國平起平坐，居於世界經濟的重心位置。 這種分析框架把中國基本制度的本質模糊化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改變中國的基本制度嗎？對這個問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種理解暗含的假設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它的制度將逐漸與西方國家趨同。但還有另一種理解，那就是，無論中國怎樣改革開放，它仍然是一個專制國家。這兩種理解的分歧，源自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制度轉型走向，有截然不同的判斷。 筆者在十年前發表的英文文章里指出，中國的經濟制度轉型完成於九十年代後半期的國企私有化過程，這樣的經濟制度轉型所產生的並非典型的自由經濟，而是「共產黨資本主義」。因此，中國模式的真正特徵，其實是「共產黨資本主義」。它雖然允許民營經濟發展，但經濟制度轉型的最大結果是，把大批共產黨幹部轉變成了企業主、金融資本家和房地產資本家。所以，「共產黨資本主義」其實是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來增強和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因此，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專制國家。 專制國家這個概念，是對一種極權獨裁製度的描述（totalitarianism）。全世界只出現過四個大的專制政府，兩個是「共產黨專制政權」，兩個是「非共產黨專制政權」。那兩個所謂的「非共產黨專制政權」，就是納粹德國和大日本帝國的軍人政權，這兩個專制政權都在二戰末期被美國打敗了，從此消失；而另外的兩個「共產黨專制政權」，一個是蘇聯，自己垮了，還有一個就是中共政權。 專制政權與南美、非洲、中東國家的軍政府政權不同，那些軍政府政權可能採用威權模式。但專制政權和威權政府完全不一樣，因為專制政權有長期的意識形態洗腦和秘密警察監控，甚至會掌握民眾的生存方式，所以民眾完全沒有選擇和逃避的空間。無論是「共產黨專制政權」，還是「非共產黨專制政權」，都會推行領袖崇拜和政治忠誠教育，民眾的思維和行為會被當局管控得整齊劃一，而這樣的政權也因此很容易進入軍國主義狀態。 所以，凡是大的專制政權，都有過發動侵略的紀錄。納粹德國發動了歐洲的二戰；大日本帝國發動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蘇聯與納粹共同吞併了波蘭；中共則派四野的幾個師組成北朝鮮侵略韓國的主力部隊，後來又武裝北越軍隊消滅了南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禍首都是中共。 二、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 1月1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條報道，《中國經濟步履蹣跚地走進2024年》。現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個現實，中國經濟似乎已經衰退了。但很少有人考慮一個角度，那就是，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會跟自由經濟的民主國家完全不一樣，不能用民主國家經濟景氣的正常周期，來判斷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因為，專制國家的經濟繁榮，是它的制度和政策造就出來的；而專制國家出現經濟衰退，其實是它制度失敗的產物。 民主國家都是自由經濟，政府不會全面操盤整體經濟，如果出現經濟衰退，可以經過市場的調整來擺脫衰退，所以經濟會呈現出周期性波動。日本在平成年代初期出現的經濟蕭條曾持續多年，構成了很長的經濟低谷，但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並沒失敗，現在日本經濟已重新開始恢復活力了。 而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就完全不一樣了。專制國家的經濟本來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強力推動的，比如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房地產泡沫，舉國上下，一起推動；一旦泡沫破滅，它就不是單純的市場失靈，而是政府失敗。那後面的故事，民主國家的民眾就不容易想像了。因為民主國家的民眾和專家沒見過專制政府失敗的嚴重性。 為什麼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一旦發生，就是「經濟癌症」的晚期？因為專制政府諱病忌醫。專制國家沒有民主選舉，所以，專制政府如果承認經濟制度失敗，就等於是政權的自殺。專制政府對付經濟失敗的辦法很簡單，一方面強化政府的經濟管控，一方面加強資訊封鎖，不讓國人和外國了解真相。 這就是現在中國呈現的狀況。中共不斷直接插手各種經濟活動，從禁止企業拋售股票，到指令銀行承接地方政府的債務，再到強化對金融業的全面管控；此外，也禁止中國的經濟學者發表不利於當局的言論，嚴厲打擊外國在中國的市場調查機構。所有這些做法，都是為了一個目標，不許暴露中共制度失敗的嚴重經濟後果。 既然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政府用盡辦法也拉不起來，那這樣的經濟衰退趨勢，本身就證明了，中共的專制制度開始失靈。所以，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一旦發生，就象是「經濟癌症」的癥狀全面發作，而且是到了晚期，沒法再用「手術切除」或「化療、放療」，只能硬撐病體到最後一天了。 中國的「經濟癌症」，其實早在2015年就有徵兆，但專制政權永遠拒絕承認自己的制度失敗；反而認為，專制政黨自己是那個國家唯一最好的「醫生」。事實是，唯一的「醫生」自己患了「經濟癌症」，他沒辦法給自己「開刀」。於是，專制國家的國民和這個國家的經濟，就只能「等待最後的時日」了。 三、中國經濟的衰落特徵 中國的經濟確實進入了經濟衰退。那現在應該繼續討論中國經濟何時再度繁榮，還是討論中國經濟衰退的特徵和走向？由於從來沒人在中國經濟繁榮的背景下，研究中國經濟衰退的特徵，所以，現在全世界現在連一套能用來指導研究中國經濟衰退的方法和指標都找不到，一切分析都要靠創新。要看清當今中國經濟的衰落，需要回答三大問題：一，什麼是衰退？二，衰退有什麼特點？三，衰退可能拉多久？ 什麼是衰退？現在可以說，去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全面困境，就代表著經濟的全方位衰退。那經濟的進一步衰退會有什麼特點？ 1月16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講話，強調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這篇報道是新華網發布的。習近平講話的要義是，銀行系統要支撐經濟全局，同時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安全。這句話透露，中國已經存在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了。習近平還強調，今後中共要靠加強金融監管，來維護金融的安全性；金融機構不能唯利是圖，不能胡作非為。新華社的這篇報道沒提到習近平講話的全部內容；中國的各種媒體和網站報道這篇講話時，圖片里多了一句新華社沒報道的話，金融監管要「長牙帶刺」、有稜有角。 金融監管「長牙帶刺」，是針對銀行內部的貪官嗎？看來不是，習近平的反貪行動可以很輕易地抓到金融系統的貪官；「長牙帶刺」的金融監管，可能會針對銀行的客戶，即企業和存款的居民，他們要「肉痛」了。這種事情只會發生在專制國家，而專制國家一旦準備走到這一步，就說明，這個專制國家的金融危機可能已迫在眉睫。這也說明，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會比民主國家殘酷得多；而正是這種殘酷，反而可能拉長專制政權在經濟衰退中的壽命，因為它可以動用民眾的資產來挽救政權。 中國的經濟衰退，一開始是支柱產業房地產業的破產，恆大現在已經進入破產清盤，這只是同類企業破產的開頭；接下來就可以看到，已經發生了大量中小企業減薪裁員，失業率上升；然後便出現了中小企業倒閉潮。 再下一步，經濟衰退就進入比較核心的領域，即財政困境，到去年年底，中國各級財政的債務已經達到GDP的三倍以上，沒辦法還清了，只能發新債、還舊債，拖一天算一天。財政困境之下，就民用公營事業開始縮減服務（公交車停運、城市環境衛生工人沒工資、學校老師減薪）；接著就是縮減公務員開支，壓縮社會福利（一方面增收社保收費，一方面減少社保支出），這些已經發生了。中國經濟衰退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習近平最新講話中點出來的金融危機。 四、中共在經濟衰退面前的結局如何？ 中共真不怕經濟衰退嗎？其實，中共當局是心虛的。最近中共已委託幾所大學組織秘密的社會心理調查，為的是掌握民眾心態的變化，好籌劃應對手段。 中國的經濟衰退可能拉多久？現在能夠判斷的是，全面經濟衰退的發作，比預想得快很多；但中共政權應該不會短期內崩潰，可能會拖上十幾年。因為專制大國的國家幅員大，人口多，經濟衰退對整個社會經濟的擠壓，比小國會更長；而且，專制政權可以用各種極端不合理的手段，去避免危機爆發，結果就拉長了經濟衰退的過程。 民主國家的人們都是從自己在自由社會積累起來的經驗和想像，來理解專制國家的衰敗，那通常是不靈的。這方面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關於蘇聯的垮台，全世界的蘇聯問題專家都看走眼了，他們只論證了蘇聯政權會穩固下去，卻推導不出蘇聯解體的原因和過程。 如今面對中國的經濟衰落過程，我們要吸取什麼教訓？至少應該想到，觀察中國的動態，從現在起有三個靠不住：一，官方使用的主要指標靠不住，必須觀察技術經濟指標；二，西方的智庫靠不住；三、街頭個別訪談，隨便問幾個人，被訪談的人說出來的話靠不住，不光是因為，那不是抽樣，不具有統計學上的代表性，還因為中國人從來都不敢對陌生人完全講真心話。 中國經濟衰退的綜合性癥狀，最核心的就是財政危機狀況和金融危機狀況，對這兩部分中共隱藏得最深的真實情形，要如何來掌握，我們面臨挑戰。首先，看懂金融報表，就需要下很多功夫；然後，學會洞察隱藏在金融數據背後的真實動態，更需要經驗和功力。 專制的紅色大國，無論是繁榮還是衰退，都會對美國發起軍事挑戰；一旦冷戰已經形成，紅色大國在國際空間當中也就走到頭了，因為冷戰有鐵律，即不能點燃戰火。這個世界很奇妙，幾年前世界各國還有很多人看好中國的崛起和繁榮；突然之間我們就發現，原來這個專制的紅色大國正在墜入深淵。也許，這就是命運之神對自由民主國家最大的眷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