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后的中共政局──假和谐与半稳定

中共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以不同路、不同行的方式现身南北两地，习去了辽宁锦州，李去了广东深圳，这一南一北的异地出访，这种话语不同调、殊途不同归的景象，意谓中共党内已经出现“南辕北辙的路线分歧”；即使习近平顺利于20大连任，未来中共政局也将走向假和谐、半稳定的状态。

习李一人一把号，各唱各的调

习近平的锦州之行，第一站就考察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台湾称“辽西战役”），强调“共同富裕、皆大欢喜”，发出的是“毛派作风”，一种怀旧主义的左倾路线；李克强的深圳之行，强调稳经济，要求“经济大省挑大梁”，在考察盐田港时，李克强强调“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表现的是“邓派作风”，也就是继承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换言之，习李不同调、路线不齐一，反映出中共正处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隐而不发，但依然是一场深层斗争。

实际上，习李南北分头出访，恰巧反映了中共当前的政经危机。习近平以缅怀“辽沈战役”试图提振士气、巩固民心，实际上又是“大话治国”的再度表演，一个只能借用历史荣光来充当自己的顶上皇冠，正说明习近平底气空虚、良政无多；至于李克强在喊出“黄河长江不会到流”之时，虽然本意是指中国经济尚不至濒临崩溃，强调改革开放不回头，但是在强调“稳经济”之际，李也提醒南方六大经济大省要确保财税上缴中央，不可自给自足，意指不得暗藏“小金库”，这透露出当前中共已经面临国库空虚、财政吃紧的窘态。

中共的“合法性危机”

北戴河会议之后，人们最为关注的是习近平权力地位的升降与浮沈，毕竟这是牵动大局、攸关命运的事件。

以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来说，所谓“合法性危机”（crisis of legitimacy）适足以说明威胁习近平地位的三大因素：

1、动态清零造成总体经济的下滑。这种伤筋动骨的经济衰退，注定中共将走向“下行经济”的格局，短期既无法复苏，长期也不容乐观。

2、美中冲突、台海危机、中欧失联、北欧脱共，全球围中，这种战狼四处咬人、八方为敌的冲突外交，使中国陷入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地步。

3、一带一路宣告失败，债务如山、催讨无门；亚投行无人投资，机能停摆，形成虚设，造成财政空虚，国际重责。

习近平的“危机合法性”

相反的，以“中国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危机的合法性”（legitimacy of crisis）－以制造危机来巩固权力－适足以说明习近平保住权位也有三个因素：

1、民族主义救习近平：以大外宣、造神运动塑造习近平的“神主牌”地位，也也就是粉饰太平、屏蔽矛盾，再以喂食韭菜百姓“民族主义鸦片”的方式，宣称继续掌权的必要性。

2、危机情势保习近平：利用外部危机，制造党内团结。例如不断升高台海危机和美中冲突，宣称危机之中不能没有抵御外敌的权力核心，主张只有“习总”在位才能抵制“帝国主义亡我之心”。 

3、党内分赃撑习近平：党内高层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采取保持现状来分赃权力的阿Q精神，大家和稀泥、卡位置，皆大欢喜。

习李关系：有没有可能“习下李上”？

一种看法认为李克强将取代习近平，也就“习下李上”；这虽是猜测之词，但并非毫无可能，只是机率甚微。

另一种看法是李克强早已倒向习近平，只会乖乖听话。李克强的深圳谈话，只是一场“临别赠言”，虽出自肺腑，也是无力回天。

在我看来，20大李克强将届满退下，但习近平也未必志得意满，只会在一种“走钢索”的情势下继续掌权。理由是，李克强是中共历来最弱势的总理，缺乏派系背景，没有倒习的胆识和力量，只能扮演救火队队长的角色；其次，李克强即使掌管全国经济大权，也救不了中共经济。与其充当习近平的炮灰，不如急流勇退。

中共政局：假和谐与半稳定

虽然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看起来平静无波、一团和气，但这种气氛只是和稀泥、图分赃、保权位的“假和谐”；大陆人民多数认为，与其接受习近平“共同富裕”看似华丽却让少数人为富不仁的主张，不如支持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看似不公却让多数人安稳度日的路线。换言之，习李路线之争，依然有如一股暗流潜伏于中共党内，造成党内权力结构的“半稳定”。假和谐与半稳定，将是中共未来政局的隐性特征，但沧浪清水可以濯暗流，不仅黄河长江不会倒流，文明之路也不会倒转，正必胜邪。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