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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官媒消失一周後終於亮相,會見了國際工商界代表。相對他過去的幾次「神隱」,這次時間不算最長,但也引發了外界的猜測,其中一個方面,是說他在處理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的涉腐事件。之所以把這兩者聯繫起來,是因為習在一周之前視察雲南,接見駐昆明部隊,兩個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和何衛東沒有一個跟隨,甚至連軍委委員也沒帶一個,這讓海外輿論盛傳何衛東出事了。 那為什麼是何衛東而非張又俠被傳有事?這當然跟去年苗華出事有關。苗是軍委委員,負責人事和政工,何是苗的直接上級,他在軍委的分工也是主管人事和政工,苗出問題,人們自然習慣性的反應就是上級也會受牽連。另外,中國兩會結束後,何就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過面,包括出席3月14日召開的反國家分裂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這似乎坐實了此前一些人的曝料,說何在兩會剛結束,就被軍方在會場當場帶走調查。最新的一個佐證是,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時表示,對美國華盛頓時報有關援引美情報機構稱何已被查落馬不知情,這和該發言人曾針對董軍落馬的傳聞進行否認不同,於是更證實了何已出事。 從這些跡象來看,何似乎確實被查。這種事當然難從官方管道得到進一步的證實,只能靠蛛絲馬跡去推斷。不過,有些證據經不起推敲,比如,張也在兩會之後至今沒現身。另外,以何未參加反分裂法20年座談會來證之有事,也是不嚴謹的。該說法比照的是5年前的座談會有軍委副主席參加,而何曾做過東部戰區司令,負責對台作戰,理應他要出席。但其實這種比照是錯的,因為真要按照上次座談會的規格,出席這次座談會的軍委副主席應該是張而非何。上次出席的許其量,是上屆軍委第一副主席,這種座談會理應由軍委負責軍事作戰的副主席參加,而不是由負責政工的軍委副主席參加。換言之,何做過東部戰區司令並不必然構成他應該出席座談會的理由。很多人沒有注意到這個差異。 至於國防部發言人的表述,從官方公佈的文字實錄看,並沒有這段問話。雖然這不排除官方事後把這個問答記錄檔刪了,但是目前沒有任何一家英文媒體對發言人的這個表述有過跟進報導,海外自媒體以及華文媒體對此的報導,也沒有告訴大家細節,比如是哪個媒體現場問國防部發言人這個問題的,問這個問題的一定是外媒,相信如有媒體這麼問,該媒體不會不自己報導出來,但至今外界不知道是誰問的。這不能不令人生疑。 最近外界又在傳原軍委委員趙克石出事,鑒於趙曾在31軍和南京軍區與何共過事,於是作為何有事的又一佐證。趙被查同樣沒有得到官方證實。因此以兩人曾在同一單位供職過為由說何有問題,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存疑。倒是官方前幾天公佈了軍紀委副書記唐勇被免政協委員。解放軍的紀檢工作歸何負責,可以說何是唐的頂頭上司,唐出事極可能是由苗華牽出的,因為後者也是他的直接領導,但若涉及何,源頭還是在苗那兒。 從現有的材料看,目前無法斷定何一定有事,也無法斷定他一定沒事。但假如傳聞屬實,這不僅是解放軍,也會是中國政界的一件大事。因為自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反腐從未涉及一個政治局委員,由此可以假定,習不想把反腐的層級上升到政治局委員,這樣震動太大,對習的穩固統治並非好事。而何不僅是政治局委員,還是軍委副主席,以何掌管人事,若有問題,必定牽涉一大片,比行政系統的政治局委員造成的影響更惡劣,也不是李尚福這個國防部長兼國務委員被查的影響可比的。防長在中國軍隊,其實更多的是一個象徵性的角色,非掌實權,他雖也可以歸屬國家領導人之列,但畢竟不屬於核心的24人政治局委員。所以習必須慎重處理,那他神隱的這幾天,集中精力處理這個醜聞,當然有很大可能性。 苗、何都是習在軍中的親信。要說他們二人對習不忠誠,狼狽為奸,在軍中大批安插忠於自己的軍官,可能性不高,在軍隊將領的提拔方面,還有彭麗媛替習把關呢。二人也未掌軍備,火箭軍的貪腐餘波打到他們身上的可能性亦很少。可苗確實出事了,只是外界不知他所犯何事。不過,目前為止,習對苗的處理,沒有下文,苗的名字還放在軍委委員裡,是否會像秦剛一樣掛個一段時間,最後從輕發落,不清楚,然而,似乎有這種苗頭。同樣,假定何出事,習會如何處理他?考慮其影響太大,估計若問題不嚴重,不會對他嚴處,很有可能內部紀律處分,到點退休了事,不太可能像處理李尚福,也不像處理苗一樣。總之習會以不造成太大的政治影響為前提。 中共軍委領導本來公開露面的機會就不多,僅僅以20來天未在媒體現身而認為何出事,還不足以讓人相信此說法的真實性,故不妨讓子彈飛得更久一點。那習一周時間未露面,是否還有另外的可能性?一般來講,中國領導人公開露面,要麼是見外賓,要麼是出國訪問,要麼在國內視察,要麼出席重要會議。習此次未現身,除了和軍隊的反腐敗可能有關,亦不排除他在雲南考察時,身體有礙,當然不會是什麼大病,但也需要修養幾日;另外一種可能,就是他在這幾天確實沒什麼大事,在辦公室處理一些日常事務;還有一種可能,是他在部署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主題學習教育。 外界注意到,在習未露面的這一周,官媒連續多日在頭版頭條大篇幅報導習如何指導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兩會之後,習決定在全黨再次開展為期四個月的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主題學習教育,由蔡奇負責抓這次主題教育,但習也不會就此做甩手掌櫃,具體部署可以交給蔡奇,然而,大的原則和關鍵的措施習是要親自把關的。從當局把這次主題學習教育當作「黨在新時代的徙木立信之舉」來看,習是相當重視本次主題學習教育的,因此,他從雲南考察回來後用幾天時間來指導如何部署,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在中國,習只要三天不在官媒上露面,人們就會覺得有些奇怪,做各種猜想,這是由中國的政治決定的,已經成為民間一種習慣性的反應模式。此次神隱,當然不會是習最後一次在公眾面前玩消失的遊戲。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中共党刊《求是》星期一(12月16日)发布习近平文章,强调中共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动自我革命。几乎与此同时,解放军报连发四篇文章,呼吁党内“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有分析认为,党报跟军报“打擂台”,显示习近平治下经济疲软和军中腐败等问题已经引发内部反弹,而他持续以高压手段,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肃杀气氛更与中共意图营造市场宽松环境“拼经济”的努力相互冲突。 习近平文章高喊自我革命 强调“统一领导” 在这篇题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文章中,习近平指出,做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共唯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方能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 令外界关注的是,文章不仅至少30次提到“自我革命”,还强调面对党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消除各种影响。文章称,只要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 文章列出自我革命的九大重点,头一条就是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 对比此前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因“严重违纪”遭停职,这篇文章格外引发关注。 路透社星期一报道中分析,该文表明中共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强调纪律,追查谋取私利的官员以及引导他们误入歧途的人。 解放军报文章 重申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月内,解放军刊物一连发了四篇文章,引发关注。 12月4日,中共军网发文《带头坚持党性原则》,破题即强调,“民主集中制”是中共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并引用习近平视察火箭军某旅时的讲话,强调“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 12月9日,《解放军报》刊文《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强调在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内部,“不管是谁,都要坚持集体领导”,重大问题要由集体讨论决策,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个人绝不能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 随后在12月11日和16日,《解放军报》又发表《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和《带头维护班子团结》两篇文章。 前者强调在党组织内部的平等关系,称“民主集中制,先有民主,后有集中”;书记虽是“一班之长”,但绝不能把自己当作“一家之主”,并强调“让人讲话”是民主作风最起码的要求。 后者也称要“搞好团结,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团结的基础”。 宋国诚:解放军报“打着邓旗反习旗”挑战习近平权威 军报发的这几篇文章虽然是探讨军中党组织的领导,但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认为,《解放军报》是“打着邓旗反习旗”,透过讨论军队权力体制,来跟习近平的治军理念唱反调,这显然是对于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质疑和挑战。 宋国诚告诉美国之音,“严肃的来说,主张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否定了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负责制,这要看习近平是怎么看待军报的文章,平常心来看叫做大鸣大放,严重的来看的话,就可能叫妄议中央了”。 宋国诚分析,军报文章提到的民主集中制“十六字”方针,是中共已故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其所谓“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就是强调集体领导,而非习近平一人领导。 另一方面,宋国诚指出,习近平文章中的“刀刃向内”,显示他还打算继续内部清洗、斩草除根,同时凸显解放军内部贪腐问题“就像一串长长的粽子”,盘根错节。 在他看来,外界观察这次党报和军报互相“打擂台”的论战,可解读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是“铁板一块”、亦非“定于一尊”,反对者确实大有人在。 但几篇文章绝不足以打倒习近平,若以此认定习近平大权旁落或深陷严重的党内斗争,恐怕就是过度解读。 许桢:党报和军报相呼应 为军中反腐“统一思想” 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桢则认为,中共党报与军报的文章并非相互叫阵,实为相互呼应,讲的主题都是军中反腐。 许桢指出,习近平第一个任期严打“军内大老虎”,自他第二任期的中后期以来,军中反腐似乎相对平静,但今年又陆续传出有高阶将领,甚至中央军委委员中箭落马。 此时此刻,这篇文章或可视为中共中央在相关案件尘埃落定后对外说明,目的在于“统一思想”,至于下个阶段会否有更多、更高阶的军中反贪案件,仍有待观察。 至于上述军报文章,许桢则认为文中批评的对象并非习近平,而是解放军体系中存在的“帮会化”气息;把上下级关系演变成对部队主官的个人忠诚,这也是基于经济利益,行贿收贿之外的另一种“腐败”。 许桢说:“解放军作为世界上编制最大的一个军队之一,调动资源也是非常的庞大,所以里面的贪腐问题沉淀之深,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我觉得军内反腐一直在道路上,并不会是一、二十年就所谓的基本清除干净。” 对于习近平文章中引人瞩目的措辞“刀刃向内”,许桢指出,这是中国纪检单位行之有年的惯用词汇,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并非格外显得肃杀。 张俊华:党内军中反习的祸端,仍是经济搞不好 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同样指出,习近平惯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刀刃”等字眼恰可体现出他受限于自身知识结构,无法用更加巧妙的方式表达思想。 张俊华直言,当前习近平所面对的党内各种反对声音,归根究底还是源于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表现越差,党内反习的人就会越多,这也会外溢到军队方面,因为经济和军队人事、装备建设都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在中共政军高层,每个人的直接利益,都和中国经济密切相关。 面对党内反弹,习近平的独裁性格注定了他会选择用强力压制来应对,无论对于经济界或军界人士,甚至自己一手提拔的将领都是如此。 张俊华认为,习近平有各种政治手段可以整肃党内反对派人士,因此并不担心大权旁落,真正令习近平感到焦虑的是,压制异己的过程势必冲击军队建设,让长久未经战火洗礼的解放军,更难以帮他实现“解决台湾问题”的野心。 张俊华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习近平)要用很粗糙的语言,来把军队或者党内的斗争描写的很残酷,但是实际上,他更着急的是怎么在他的任期间解决台湾问题。” 才说适度宽松,又要刀刃向内 中共刺激经济恐“左脚踩右脚” 值得观察的是,就在党报严肃宣示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之前,上星期四(12月12日)落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将实施“更积极”的宏观政策,并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等措施,明确释放出明年将加大力度放水以提振经济的信号。 对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学者看法各异。许桢认为,早在邓小平时期就说过经济发展和反腐“两只手都要硬”,只是后来明显是经济比反腐给力,因此他认为两者不相矛盾,都是为政治服务。 张俊华指出,习近平在新冠疫情封控无效后,索性“躺平”的例子,说明他在万不得已时,什么都愿意干。因此在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的情势下,他确实有可能和自由派人士妥协,放手让他们处理。 但张俊华强调,这样的妥协只是暂时性的,且因为近年来,习近平已经让中国整体经济环境背离“利伯维尔场”,此刻再怎么让步,也不见得能有效挽回市场信心。 宋国诚则认为,习近平个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意识形态中毒太深,而意识形态本身又是破坏经济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从他当初坚持跟美国打贸易战就看得出来。 宋国诚形容,习近平一边收紧中共意识形态,一边又想放宽市场的做法如同“左脚踩右脚”,经济要放松、政治在紧缩,还要继续跟美国搞对抗,如此矛盾的政策,恐怕难以让外界对中国经济感到乐观。
中共党刊《求是》星期一(12月16日)发布习近平文章,强调中共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动自我革命。几乎与此同时,解放军报连发四篇文章,呼吁党内“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有分析认为,党报跟军报“打擂台”,显示习近平治下经济疲软和军中腐败等问题已经引发内部反弹,而他持续以高压手段,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肃杀气氛更与中共意图营造市场宽松环境“拼经济”的努力相互冲突。 习近平文章高喊自我革命 强调“统一领导” 在这篇题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文章中,习近平指出,做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共唯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方能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 令外界关注的是,文章不仅至少30次提到“自我革命”,还强调面对党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消除各种影响。文章称,只要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 文章列出自我革命的九大重点,头一条就是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 对比此前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因“严重违纪”遭停职,这篇文章格外引发关注。 路透社星期一报道中分析,该文表明中共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强调纪律,追查谋取私利的官员以及引导他们误入歧途的人。 解放军报文章 重申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月内,解放军刊物一连发了四篇文章,引发关注。 12月4日,中共军网发文《带头坚持党性原则》,破题即强调,“民主集中制”是中共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并引用习近平视察火箭军某旅时的讲话,强调“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 12月9日,《解放军报》刊文《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强调在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内部,“不管是谁,都要坚持集体领导”,重大问题要由集体讨论决策,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个人绝不能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 随后在12月11日和16日,《解放军报》又发表《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和《带头维护班子团结》两篇文章。 前者强调在党组织内部的平等关系,称“民主集中制,先有民主,后有集中”;书记虽是“一班之长”,但绝不能把自己当作“一家之主”,并强调“让人讲话”是民主作风最起码的要求。 后者也称要“搞好团结,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团结的基础”。 宋国诚:解放军报“打着邓旗反习旗”挑战习近平权威 军报发的这几篇文章虽然是探讨军中党组织的领导,但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认为,《解放军报》是“打着邓旗反习旗”,透过讨论军队权力体制,来跟习近平的治军理念唱反调,这显然是对于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质疑和挑战。 宋国诚告诉美国之音,“严肃的来说,主张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否定了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负责制,这要看习近平是怎么看待军报的文章,平常心来看叫做大鸣大放,严重的来看的话,就可能叫妄议中央了”。 宋国诚分析,军报文章提到的民主集中制“十六字”方针,是中共已故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其所谓“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就是强调集体领导,而非习近平一人领导。 另一方面,宋国诚指出,习近平文章中的“刀刃向内”,显示他还打算继续内部清洗、斩草除根,同时凸显解放军内部贪腐问题“就像一串长长的粽子”,盘根错节。 在他看来,外界观察这次党报和军报互相“打擂台”的论战,可解读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是“铁板一块”、亦非“定于一尊”,反对者确实大有人在。 但几篇文章绝不足以打倒习近平,若以此认定习近平大权旁落或深陷严重的党内斗争,恐怕就是过度解读。 许桢:党报和军报相呼应 为军中反腐“统一思想” 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桢则认为,中共党报与军报的文章并非相互叫阵,实为相互呼应,讲的主题都是军中反腐。 许桢指出,习近平第一个任期严打“军内大老虎”,自他第二任期的中后期以来,军中反腐似乎相对平静,但今年又陆续传出有高阶将领,甚至中央军委委员中箭落马。 此时此刻,这篇文章或可视为中共中央在相关案件尘埃落定后对外说明,目的在于“统一思想”,至于下个阶段会否有更多、更高阶的军中反贪案件,仍有待观察。 至于上述军报文章,许桢则认为文中批评的对象并非习近平,而是解放军体系中存在的“帮会化”气息;把上下级关系演变成对部队主官的个人忠诚,这也是基于经济利益,行贿收贿之外的另一种“腐败”。 许桢说:“解放军作为世界上编制最大的一个军队之一,调动资源也是非常的庞大,所以里面的贪腐问题沉淀之深,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我觉得军内反腐一直在道路上,并不会是一、二十年就所谓的基本清除干净。” 对于习近平文章中引人瞩目的措辞“刀刃向内”,许桢指出,这是中国纪检单位行之有年的惯用词汇,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并非格外显得肃杀。 张俊华:党内军中反习的祸端,仍是经济搞不好 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同样指出,习近平惯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刀刃”等字眼恰可体现出他受限于自身知识结构,无法用更加巧妙的方式表达思想。 张俊华直言,当前习近平所面对的党内各种反对声音,归根究底还是源于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表现越差,党内反习的人就会越多,这也会外溢到军队方面,因为经济和军队人事、装备建设都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在中共政军高层,每个人的直接利益,都和中国经济密切相关。 面对党内反弹,习近平的独裁性格注定了他会选择用强力压制来应对,无论对于经济界或军界人士,甚至自己一手提拔的将领都是如此。 张俊华认为,习近平有各种政治手段可以整肃党内反对派人士,因此并不担心大权旁落,真正令习近平感到焦虑的是,压制异己的过程势必冲击军队建设,让长久未经战火洗礼的解放军,更难以帮他实现“解决台湾问题”的野心。 张俊华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习近平)要用很粗糙的语言,来把军队或者党内的斗争描写的很残酷,但是实际上,他更着急的是怎么在他的任期间解决台湾问题。” 才说适度宽松,又要刀刃向内 中共刺激经济恐“左脚踩右脚” 值得观察的是,就在党报严肃宣示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之前,上星期四(12月12日)落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将实施“更积极”的宏观政策,并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等措施,明确释放出明年将加大力度放水以提振经济的信号。 对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学者看法各异。许桢认为,早在邓小平时期就说过经济发展和反腐“两只手都要硬”,只是后来明显是经济比反腐给力,因此他认为两者不相矛盾,都是为政治服务。 张俊华指出,习近平在新冠疫情封控无效后,索性“躺平”的例子,说明他在万不得已时,什么都愿意干。因此在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的情势下,他确实有可能和自由派人士妥协,放手让他们处理。 但张俊华强调,这样的妥协只是暂时性的,且因为近年来,习近平已经让中国整体经济环境背离“利伯维尔场”,此刻再怎么让步,也不见得能有效挽回市场信心。 宋国诚则认为,习近平个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意识形态中毒太深,而意识形态本身又是破坏经济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从他当初坚持跟美国打贸易战就看得出来。 宋国诚形容,习近平一边收紧中共意识形态,一边又想放宽市场的做法如同“左脚踩右脚”,经济要放松、政治在紧缩,还要继续跟美国搞对抗,如此矛盾的政策,恐怕难以让外界对中国经济感到乐观。
今年是中共元帅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逝世百周年,中共当局11月1日为此举行座谈会,叶选平的亲属受到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接见、合影;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则在会上强调叶选平退休后“坚决维护习核心”。有分析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拉拢部分红色权贵家族,以达到分裂他们的目的。 叶选平曾任广东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2019年去世,叶家后代已淡出政界。中共央视画面显示,叶选平的子孙亲属十馀人与王沪宁合影。 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座谈会发言称,叶选平退休后“坚决维护习核心”,并提及叶曾称“凡是中央规定不能干的,肯定不干”。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告诉大纪元,石泰峰这番话道出习对红二代、红三代的顾忌,就在于他们违背习甚至是反习。习将不听话的红二代抓进监狱,其他人则尽量边缘化。最近因为中国经济不好,据说习受到元老派制约,所以这次叶选平冥诞百年,习继续安抚叶家,更像是在拉拢部分红后代,以达到分裂他们的目的。 根据中共惯例,对于离世前曾任副国级高干者的冥诞纪念,逢50周年发纪念文章,逢百周年开纪念座谈会,出生地举办小型纪念活动。 中共红色权贵家族现状 中共红色权贵家族近年变动颇大。 叶剑英家族中,其子叶选平、叶选宁均去世,其曾孙叶仲豪原在广东官场,后转到省属国企,原因不明。 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去年9月从中共残联名誉主席位置退下。邓的孙子邓卓棣,2016年3月被曝光任中共广西平果县委副书记、新安镇党委书记,但同年卸职,从此“消失”于官场。 邓小平前外孙女婿、安邦集团创办人吴小晖,2018年5月10日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刑18年。中共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受到吴案牵连,2018年2月28日因大面积心梗病逝海南。 中共已故领导人刘少奇之子刘源,早在2017年就被习近平从军队中清退;每年两会都被关注的毛泽东之孙毛新宇、李鹏之女李小琳,均在2018年陆续淡出公众视野。 中共已故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子李小鹏,近日卸任交通部党组书记,并获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意味著彻底退居二线。 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岳父是中共元老姚依林。王岐山在习的第一任期助习打虎有功,但在习的第二任期,仅担任礼仪角色的国家副主席,且其旧部之后不断被拿下。 中共退役上将刘亚洲也是红二代,还是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2021年12月传出他因反习被抓,今年初有多个消息源证实他已被重判无期徒刑。 此外,红二代任志强2020年发文痛批当局的防疫政策,指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同年被以涉贪名义重判18年刑期。 中共国防部前部长李尚福也是红二代,去年8月落马,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军籍及剥夺上将军衔。 目前还在中共高层的红二代已经寥寥无几,除了74岁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还有武警司令王春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潘岳,中共国安委办常务副主任刘海星。而原来被指是习的铁杆的张又侠,近期屡被传与习近平关系生变。
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被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调查,之所以引起关注,一则被视之为中国“一号酷吏”傅政华被免去司法部部长职务后,唐一军随即被委之以重任,“奉调进京”取代傅,但一路跃升到中共二十大后嘎然而止,不明就里;二则唐一军起家于浙江,与习近平的浙江帮“之江新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此刻忽然被查,是否是亲信内斗加剧的信号? 这件事,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被党中央委托肃清司法部前任余毒而出任司法部长的唐一军也落马了,加上他的前任傅政华,再前任吴爱英,可以说司法部长,替习近平掌管“刀把子”之一的要职,成了“高危职务”;同时引起质疑的是,“掌管玉玺”的司法部长屡屡落马,这是什么问题呢? 星岛日报4月1日报道,中国司法部自2月1日起发出的律师证书,将不再由部长签名。理由是先前有律师抱怨,他们的律师证有吴爱英和傅政华的签名,突然觉得“脏了”。有网友评论,现在再加上一个唐一军,感觉司法部就一直掌握在犯罪分子手中。 2020年4月,傅政华被免去司法部长职务,到全国政协任职,其实已奏响落马的先声。随即,唐一军继任部长。2021年10月2日,他的前任被查,唐一军表态:司法部党组坚决拥护、坚决支持中央决定。 2022年3月31日,傅政华被“双开”,唐一军次日主持召开司法部党组扩大会议,表态要“彻底肃清流毒影响,坚决清除政治隐患”,要“重点清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两面派’”。 唐一军还要求扩大清查力度,“坚决肃清周永康、孙力军、傅政华等流毒影响,净化政治生态”,应该说,唐一军所做的,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他所用的这一套“清除流毒”的用语,也直接引自习近平的讲话。 2022年6月,唐一军召开党组会议,要求领导“带头廉洁自律”,“要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规矩,牢记红线不可逾越、底线不可触碰,管好身边人身边事,堂堂正正干事,清清白白做人。” 这些都是按照习近平要求的在做:对党忠诚,不能做两面人,清清白白做人,何其冠冕堂皇?不过,几个月之后的2023年一月,唐一军成为江西省政协主席,被认为是“明升暗降”。 唐一军究竟如何涉嫌“严重违法违纪”,从他担任司法部长以来的表现看不出一丝踪迹,至少表面上“中规中矩”,不断紧跟习主席的步伐。那么,是否应该再往前追溯,他在后来被称之为属于习近平的浙江派“之江新军”壮大时期,出了什么事? 唐一军在浙江工作长达40年。2002年,习近平主政浙江时,他担任浙江省纪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起,只用了短短四年,就从宁波市委书记一路攀升到司法部长,看起来仕途平坦,还会高升,结果二十大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2023年1月突然从司法部长调任江西省政协党组书记兼主席。 应该说,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对其2002年起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期培植发展壮大 的“之家新军”是有深度信任的,因此,升迁很快。“之江新军”最典型的代表是蔡奇,十八大尚非中央委员,十九大跃升政治局委员,二十大成为常委;而李强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时从温州市委副书记起步,不足两年升为省委常委,二十大成为常委,国务院总理;还有现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陈敏尔,也是很快进入了政治局;还有另一位之江新军的主要成员黄坤民,曾担任中宣部部长,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不过,一些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排除异己,二十大实现第三任,政治局被亲信全盘占领,现在统统是“习家军”了,一度被看好入常的陈敏尔似乎边缘化了,而唐一军, 竟成为二十大之后首位“空降”地方担任省级政协领导的部长。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引起多种猜测。 有个道理很简单,在党中央全部成了习近平的亲信之后,今后的内斗也只能是亲信之间的内斗了。时评人蔡慎坤认为,唐一军此时被查说明李希抓到了他的什么把柄,不然浙江帮应该放他一马,毕竟他是浙江帮重要成员。他还分析:“二十大之前,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江、胡人马,二十大之后,就是浙江帮和福建帮相互内斗,习近平治下,派系斗争只会越来越激烈。”
美国媒体曝出秦刚早已死亡的内幕消息,成为海外中文媒体的热门话题。 消息说秦刚涉及火箭军核武器资料的泄密案,又说秦刚已经在解放军301医院囚禁中自杀,或受酷刑而死。 关于秦刚涉及间谍案,早在他出事时我就有怀疑。秦刚爬到中共国外交部长之位,大半生过五关斩六将,已处于政治生涯的极高点,还有机会升到最高点(比如副总理甚至总理)。正当官运亨通炙手可热的时候,美国人要提供多大的物质诱因,才足以让他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险——此为疑点之一。 秦刚涉及参与出卖核武机密,也即是外交部第一把手与国防部第一把手勾结,利用国防部属下之火箭军,再利用秦刚驻美大使之便,合伙一起作案,那不只是一个间谍案,更是一个间谍窝案。以中共的内部纪律,不同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不可能建立如此危险的合作关系——此为疑点之二。 据说核武机密是由一个火箭军副部长的儿子偷运出国提供给美国,但火箭军机密一定是最高级别的绝密,档案的保存与取用必定有最严格的管理规则,不可能由一个副部长带回家,还会给他儿子拿出国去献宝——此为疑点之三。 美国得到中共的这批绝密文件,一定视为最高机密,不可能让俄国间谍得到消息。俄国外交部副部长向中共最高层报讯,很有可能是俄国的离间计,借以削弱中共从中取利,中共绝不可能轻信,然则中共如何去落实案情?美国绝不会轻易提供,那习近平如何确认秦刚的犯罪事实——此为疑点之四。 秦刚囚禁在301医院,一定看管森严,中共也不是第一天关押高级干部,不可能让他有自杀机会。若说用刑,以中共之残忍与奸狡,一定有办法让当事人痛不欲生,而又不致于危及生命,说秦刚在301医院去世,小看了中共的“本事”——此为疑点之五。 美国政治杂志披露秦刚去世的消息,据说消息都来自中共党内高层,但以上几个疑点都是很粗疏的漏洞,稍微用脑即无法取信,那么美国媒体为何轻易把它当作重大新闻来披露——此为疑点之六。 倒推回去,若美国媒体是被中共有意“喂料,那又证明,秦刚案绝不是泄密的问题,一定有另外的难言之隐,事件应该涉及更难看更不可言说的内情,必须转移公众视线。为此,把秦刚李尚福的窝案,归于最乞人憎的间谍案就是最现成的办法。间谍案公众无法过问,投敌泄密又最为人不耻,涉案者将永不超生。 如果秦刚之死有以上疑点,而这些疑点都不容易解释得通,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秦刚们实际上又是涉及什么性质的案件呢? 大胆猜测,在中共体制内,在习近平全面掌权独裁后,最严重最不可容忍的案子,一定是密谋推翻习近平的政治阴谋案。假设有党内高干密谋,并得到政治老人的支持,串连不同部门高官举事,一旦政变成功,就全方位接管权力,届时国防部与外交部,都是不可或缺的要害部门,要政变没有这两个部门的配合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军四月死亡,七月宣布,秦刚李尚福七月去职,这是巧合还是内中另有蹊跷? 党内有没有可能策划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政变?本来是很难的,但当习近平把党的利益随意挥霍,把中共江山搞得风雨飘摇,直接危及红二代以及在职与退休高官们的身家性命,那时反对力量就有机会成气候。政治野心家们孤注一掷,意图取习近平而代之,那也是有可能的。 事情当然没有成功,否则秦刚李尚福们就上台了。政变功败垂成,对习近平来说虽然万幸,却又是非常丢脸的事,也会产生极大政治震荡,习近平掌握权力的能力会被怀疑,习近平的个人声望大大受挫。 将秦刚李尚福的政变窝案裁赃成间谍泄密窝案,一则查无实证,二则罪不可赦,自可手起刀落连窝端,不留手尾。 问题是鸡蛋再密也有缝,秦刚之生死,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之空缺长期未补,都要向公众交代,都要自圆其说,这些都是难题。杀人很容易,但堵住普天之下悠悠众口就很难。 秦李下台,要补缺本不应太难,但习近平方寸大乱,疑心生暗鬼,党内利益摆不平,党国开始步入无人驾驶状态。(文章转载自作者脸书)
习近平拿掉邓朴方的全国残联名誉主席职务,不但是报了五年前邓朴方利用这一职务之便在公开讲话中对他习近平大加批判的一箭之仇,而且从此令他们邓家再无合“法”对外发声渠道。 我们本专栏正在陆续播发刊登的关于俞正声及其家族的系列文章的新一篇本应是《俞正声家族与共产党政权的血海深仇》,但因为正好赶上了习近平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换届之机成功将邓朴方“劝退”的大新闻,所以有必要先就为什么说习近平终于完成了对邓朴方的政治复仇进行一番讨论。 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管理着8千5百万中国残疾人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每次换届都会引来当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的倾巢出动,全体出席其代表大会开幕式。本月18日开幕的第八次全代会照例如此,习近平及下手文武百官占居主席台第一排的全部,第二排中间位置上并排坐在轮椅上的名誉主席邓朴方和主席张海迪被双双宣布解职。分别接替他们两人职务的前者是去年中共二十大上才卸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第一副书记,随又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期间卸任国家监察委主任职务的杨晓渡,后者是“自力自强的优秀残疾人代表”程凯。 其实,由这个叫程凯的顶替张海迪是早在今年三月的中共“两会”召开之前即已经被习近平当局预定的安排。今年“两会”上出台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名单里,张海迪没有被安排连任,而已经长期在张海迪手下担任残联主席团,于2018年10月被国务院宣布任命为中国残联第七届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的程凯则成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里的新面孔,而且随即又被宣布为十四届全国政协的法制委员会委员。 比较对照半年前才出台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名单中的所有成员,无论连任还是新任,都有与张海迪同龄者。另外,像残联这样的“群团”组织的领导人,也不像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级领导人一样有只能连任两届的相关规定,更没有刚性的年龄规定,比如目前还在担任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长的李斌,还比张海迪年长一岁,那么过去多年已经被中共当局“神化”的张海迪为什么会早早卸任呢?原因应该就如外界媒体报道的标题中所揭示的那样,“去邓抬习”。在能够成功“劝退“邓朴方的前提下,自然也不能让长期以来都被视为”邓朴方代言人”的张海迪继续留在残联主持人的岗位上。 一篇标题为《去邓抬习?邓朴方张海迪卸任残联主席 习旧部接替》的综合报道文章中举例证明:”近年来,中共‘去邓抬习’越演越烈。比如2018年北京的一个画展中,将在深圳“画圈”的老人描绘成习仲勋;而深圳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中撤去了邓小平的浮雕,将“开国领袖”中邓小平的雕像换成了习近平雕像……。 此文所说的故事发生在2018年8月,当时法广刊登了一篇报道文章《北京展出一幅画作篡改历史习仲勋变成深圳特区之父》,说的是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国家美术馆正在举办《大潮起珠江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展出的作品总共有256件,但其中一件作品《早春》,却引起中国网民近日来的热议。因为,《早春》里面描绘的人物,明显地少了一个重心人物--时任党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站在画中央的,却是容貌几乎与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模样的习仲勋,即习近平的父亲……。 文章评论说:《早春》透露的信息,显然与中共过去一贯的说法,即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想法,大相径庭。正等于《春天的故事》对邓小平歌颂的歌词指出:“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但《早春》这幅作品却告诉我们,画了一个圈的老人是习仲勋,党的其他领导人如众星般的围绕着他,向他靠拢……。 此事件发生的一个月之后,也就是五年前的9月16日,邓朴方借残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之机发表的大胆讲话内容被外界认为是忍无可忍的邓氏家族向习近平发起的反击,同时也被中共党内的习近平班底敏锐地感觉到是“借总结和指导残疾人事业妄图指导全党全国”。 五年前的2018年10月26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邓朴方的代父发言明显是在提醒和警告习近平当局》一文,文中强调了邓朴方此前在残联第七次全代会闭幕式的讲话内容中所强调的“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虽然是十九大上出台的习氏党章中继续保留的,但事实上却是习近平在具体的内政和外交,特别是外交政策上并没有遵循,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邓朴方讲话的这段原文是: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讲几十代?就是要强调这个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 其实,如果单就习近平这些年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上的具体作为,无论是对非洲穷国的“大撒币”还是对美国和所有发达国家的四处出击、八方得罪,用“妄自尊大”四个字概括确实非常贴切,所以,五年前的邓朴方趁自己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发表公开讲话的合“法”机会代父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很显然是在提醒或者说警告已经没能“保持清醒头脑”的习近平当局,切莫“妄自尊大”,在内政和外交上,特别是在对外和对美政策上,一定要“坚持立足国情”。 邓朴方五年前这篇讲话的另外一处原文是:“事实证明,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将会更加复杂,困难矛盾将会更加突显。在国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方针,争取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这个时候,要害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把邓朴方如上这段引文和前面引述的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这句话加在一起分析,是谁都会将此与当今圣上习近平饱受党内外诟病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 言下之意,你习近平只不过是第五代而已,有什么资格”妄自尊大”?话里话外,无疑是在暗批习近平在“谋划一切工作”的时候,没有“坚持立足国情”,没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更具体地讲,就是在旁敲侧击地指责习近平的对外政策“不切实际”。 邓朴方在五年前的这次公开讲话中还说:“经历了40年风雨兼程, 我们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大时代,它将不仅推动一个古老东方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平等交融,从而对世界有所贡献。后人的责任,就是要延续这个大时代,推进这个大时代,让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很明显,邓朴方这里所说的“大时代”,就是针对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而言。邓朴方所要向世人昭示的观点显然是:中共政权的统治时代从建政直至文革结束是“毛泽东时代”,从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至今再到今后,都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所谓“延续这个大时代”,显然是在暗示他们邓小平的后代只会承认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未来中共政权新的领导人,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大时代”的继往开来,而不会承认他习近平为了区别于邓小平,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否定邓小平,至少是为了部分否定邓小平而“创立”的所谓的“新时代”说。 邓朴方在他的这篇讲话中还说道:“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变化。这是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维方式等深层次的变化。这是根本性、历史性、不可逆的变化……。 请读者和听众用心体会这“不可逆“三个字,邓朴方的意思就是说,邓小平倡导实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全方位变化,无论从哪个方面,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文化……,都是不应该再改回去的,都是不能够再复辟回原型的。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邓小平路线和政策的倒行逆施几乎也是“全方位”的,在政治角度尤其如此。其在党内大搞个人独裁的行为和方式,也正是当年被邓小平强烈否定的。 中共人民网上的文献内容清楚记载: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为此,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党政分开”思想。早在1980年刚刚掀起改革开放大幕之时,邓小平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有心人可以核对一下,习近平从上台至今,不但只字未提过邓小平当年在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而且已经明目张胆地直接在在十九大党章中删除十二大至十八党章中“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这句当年邓小平的重要指示, 替换上了”文革“年代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王歧山甚至发表公开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倡导的“党政分开”的恶果是“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 需要强调的是,五年前的邓朴方发表那篇讲话时的身份不但已经不是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且连残联的具体职务也已经因为年龄原因而只剩下一个名誉封号,同时他这次讲话的直接受众也只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七次全代会的代表们,所以他的讲话的主要内容表面上是围绕残联的具体工作内容。但事实上他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既不是残疾人工作的方向和目的,更不是残联的过去工作总结,几乎通篇内容都是在代父发言,提醒或者说警告已经严重背离邓小平路线和政策的习近平当局莫要倒行逆施。 而当时的习近平及其理论爪牙意识到这篇文章的巨大杀伤力之后,无论是残联官网还是转载过邓朴方这篇讲话的部分境内网媒,均在第一时间接到了中宣部的封杀令。但是,因为邓朴方当时是刚刚被宣布了连任第七届残联名誉主席,所以习近平也只能怀恨在心,隐忍五年后,总算等到了残联再次换届“选举”的今天。当然是借机报复他邓朴方没商量! 其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多年前在张海迪从邓朴方手中接任主席团主席之后,该机构的实权事实上是掌握执行理事会手上,真正的一把手不是主席团主席,反而是在主席团副主席中排名第一的执行理事会理事长。该理事会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都是由国务院出面任命,而正常情况下都是由在任理事长兼任的党组书记一职,则是由中组部任命的正部长级干部。先后担任此职的几人中有的是中央委员,有的是中央候补委员。现任理事长兼党组书记周长奎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是2018年7月先被中组部宣布为残联党组书记,而后才出任残联副主席及理事长行政职务的。 既然残联主席都没有实权,那么理论上讲残联的名誉主席也应该是更没有实权。所以,邓朴方如今被迫退位,交出的并不是具体权力,而是他作为邓小平长子和残联创始人的影响力—-无论是对残疾人事业还是整个中国政坛。 这几天,关于邓朴方被习近平“夺权”的评论文章甚多,评论焦点都集中“防止有人再利用邓朴方,举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招牌,抬邓压习的角度。 此话当然在理,但更重要的,或者说习近平如今以年龄为由劝邓朴方退隐所要达到的最直接的目的是封他的口,因为中国残联名誉主席虽然是一个可以说毫无实权的虚职,但却是整个邓小平家族过去仅存的一个对外公开声的合“法”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