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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3 日
2023年，李克强去世。虽然官方称，他死于心脏病突发，但外界却认为李克强的死充满疑云，质疑其死亡与中共内斗有关。今年的7月3日，是李克强70岁冥诞，党媒《人民日报》用大篇刊幅发表纪念文赞扬李克强；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官网却在发表此文后，将其删除。党媒反应两极化，让外界质疑，与高层斗争有关。 纪念李克强的文章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文章在开头表明，这是“按照党中央关于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有关规定”刊发。文章描述了李克强的生平，并指李克强“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总之，是从保党的角度对李克强进行吹捧。 但让外界关注的是，作为中央期刊的《求是》网站虽在第一时间转发了这篇文章，但很快文章就被删除了。 对此，时事评论员李林一称，中共党媒发文纪念一个仅有70周年冥诞的领导人，这在党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举动让更多人关注李克强，联想到他的死因，猜测其中的疑点。特别最近，正处于一个极其敏感的时间点，北戴河会议和四中全会将要召开，加上习近平传出大权旁落的消息，在这个节点上，中共派系斗争会更加激烈。党媒反应如此不一，可能与高层内斗有关。 独立评论人蔡慎坤于7月3日在X平台上发帖称：“去世的正国级国务院总理逢十纪念是惯例，按说应该开一个座谈会，但现在看并没有这样的安排，单纯发一篇纪念文章，并不意味着政局大变，也不意味着李克强的死因会有新的说法，对他的评价也如同两年前一样。” 另外，蔡慎坤还特别指出一个他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那就是《人民日报》连早逝的人也不放过，在结尾部分特别强调，纪念李克强就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习中央周围。 对此，有网友在海外平台留言称，“这是政治风向标，风向变了。看来10月份真有大事。”；“最近奇怪的事太多了，看来中共真的要垮台了”；“好像局势有点变了？” 李克强，1955年7月3日出生，安徽定远人，生于安徽合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等。 2023年10月27日，已卸任总理职务，在上海休养的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死亡，终年68岁。 在李克强担任总理时，曾不时传出“习李不和”的传言。特别是李克强在2020年的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不超过1千元，这一实情让习近平在之后宣布的“中国全面脱贫”引发众多质疑。 2023年2月底，即将退休的李克强在发展改革委讲话，喊出“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引发民众共鸣。 2023年3月，在人大会议上，李克强作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散场时，习李握手的时间只有一、两秒，两人目不对视。对此，外界评价称，连表面工夫都不做了，可见矛盾之深。 李克强死后不到两周，新华社老记者顾万明于10月30日在网上发表公开信《查清李克强死因，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把矛头指向了中共中央。 公开信中要求解剖李克强的遗体，还指称党内有野心家、阴谋家，等等。 2025年2月9日，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在X平台账号披露，顾万明因为公开质疑李克强的死因，付出惨重代价，不仅被判刑一年，还失去了退休待遇。 李克强去世后，很多民众自发到他的故居悼念，引发当局紧张情绪，很多，李克强的故居被戒严。
这几年中国地缘政治恶化，世界变局难测，中共却陷于内斗。在习近平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一直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前，鲜有“反习”一说。然而十九大之后，特别是2018年3月习修宪破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之后，一切都变了，国内反习一波接一波。 笔者在此希望盘点一下，其中至少有四位政治老人，他们轮番“反习”令人印象深刻。最新一位传出消息的老人，和前总理李克强有关。 公开吁调查李克强死因的顾万明 顾万明是新华社的老记者，年龄不详，他是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新闻系，1982年到新华社工作。曾经担任过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社长，2011年退休。 2025年2月9日，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自己的X帐号披露，顾万明公开质疑李克强死因付出惨重代价，不仅被判刑，还失去了退休待遇。 一张新华社人事局发于2024年12月10日的通知图片，显示在2024年11月，顾万明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一年。官方取消顾万明退休待遇，指其不再是新华社退休人员。 按官方说法，2023年10月27日李克强“在上海休息”期间，因突发心脏病死亡，终年68岁。他是中共建政以来离任年纪最轻、离世最早的总理。有人质疑他是直接或间接死于中共内斗。 2023年10月30日，顾万明在网上发出公开信《查清李克强死因，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信中提出调查李克强死亡事件的五个要求。包括：1.停止安排遗体火化，以待调查；2.彻查救治全过程并公开全部情况，给党内、给全国民众一个交代；3.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调查鉴定，并相应追究责任；4.遗体解剖；5.成立治丧委员会，给予李克强以应当的礼葬规格。 公开信把矛头指向了中共中央：其一，认为李克强到上海“休息”，显然是经过中央批准、安排的。其二，李克强10月25日到达上海“休息”，26日就突然去世，实际情况是他在下午或者晚上就去世了，抢救时间延宕到27日0时10分。由于死亡太突然，很多事实没有说清，很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三，匆忙火化李克强遗体，将在国内外产生不利影响。 公开信要求解剖李克强遗体，让组织权威专家、名医进行分析。信中还特别提到，中共“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腐败分子”针对李克强，想要除之而后快，“篡党夺权”。信中呼吁要查明李克强死因真相，应该挖出这些人惩办。 从顾万明被判刑看，有关李克强的真实死因显然是官方的忌讳。 从中共体制的常识看，顾万明的信即便不是指向习近平，也是指向习身边的红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据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中办内部有对于退休政治局常委外出活动相关事务的具体规定，涵盖警卫、交通、接待等多方面事务。 所以，无论有意加害还是无意过失，蔡奇以及他控制的中央警卫局，无法对李克强之死免责，但官方并无找人背锅。 难怪在李克强遗体告别式上，蔡奇单手与李妻程虹握手时，程虹全程不正眼看蔡奇。而李克强之女，则被拍到一张不看现场悼唁者，且眼神凛然的照片。 近日从北京官场传出来的消息说，正是同时分管宣传系统的蔡奇，下令对顾万明案要严办。 蔡奇假如真的要意要搞掉李克强，可能是因为习近平。 要知道习近平一直在追求独揽朝纲、定于一尊，最大的阻碍就是团派，特别是李克强。当年“习李配”本来就是中共各派元老妥协的结果，不是习的意愿，这也使李克强当总理时，还能相对有点许可权，与今天的李强的跟班角色不同。 李克强任内，不时传出“习李不和”、“习下李上”，这些传闻会加剧习李的冲突。 李克强与习冲突的最明显表现，就是他在2020年的两会记者会说出中国6亿人月收入不过千元的实情，让习近平后来宣布中国全面脱贫显得缺乏说服力。 2023年2月底，即将退休的李克强在发展改革委讲话，喊出“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这句话似乎在抒发被习压制的不少冤屈气。 2023年3月人大会议上李克强作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散场时，习李十年合作换来无情的一两秒握手和目不对视。 李克强卸任这年的8月31日，还在敦煌现身，围观民众高呼“总理好”。这让人感觉，尽管他任内窝囊、无所作为，但可能是中共最后一个还能收获民心的领导人。而这种民众真心拥戴，恰恰是靠地方官组织“群众演员”来迎送的习近平所忌恨的。 这些情况，蔡奇看在眼内，即便习不说什么，下边有人就会行动。所以李克强早晚会出事。 大家可以将这段叙述当“故事”，但这就是红朝政治的险恶，也是作为李克强支持者的顾万明被狠狠惩治的根本原因。 李克强虽死，但阴魂不散，习近平会不会在梦中也不时惊醒，看到李克强飘来，大叫“还我命来”？ 冷杰甫吁中共退场、爆习病重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政治老人是冷杰甫。 中共七常委去年隐身北戴河“休假”期间，有关中共政权不稳及习近平本人健康不妙的传言四起。这年8月15日，党媒发习的署名文章强调得到党内政治老人支持，同一天有消息说政治老人向习提30条意见，包括撤销公安部特勤局。 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杰甫也在这期间发出公开信，吁中共主动退场，成立民主宪政立国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冷杰甫还说从微信得知习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党政军的全盘工作落在两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身上，所以希望获得两人支持。 在外界看来，这算是一种曲线的“反习”。 和顾万明一样，冷杰甫同样是中共党内人士，但冷杰甫能吁中共退场，境界更高。 按公开资料，冷杰甫曾是中国人民大学分校政治系主任、教授，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系中共总支书记，是退役军人、离休老干部。 这次是冷杰甫十二年来第三次做类似呼吁。他2012年9月就曾致信当时在位的胡锦涛以及即将上位的习近平，指出如果要解决日渐纷起的民族矛盾、台湾问题和“六四事件”等，“联邦制”是最明智的选择。2020年9月他又写信给政协主席汪洋，建议习近平辞去党政军一切职务，实行“联邦制”解决台湾“统一”问题、少数民族问题、香港问题。 和过去不一样，这次冷杰甫说从微信得知习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 去年北戴河会议后，8月19日，习首次露面是因为越共总书记苏林访华，但当天上午的欢迎仪式和会谈视频，都没有习的近距镜头。官媒新华社下午约4时、央视直到傍晚6时才发布他的近距影像。但越方则如常发布合照，引发猜测。有关指习做过手术的后脑照片也在网上热传。 冷杰甫发公开信后，不清楚有没有受到当局严惩。笔者尝试了解一下他的事，但北京官场似乎无人传说。初步判断，这种事，很可能也是蔡奇在处理。 云南党校教师吁“习下胡上” 第三个政治老人是子肃，他生于1955年，成都人，1983年从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到云南省委党校任经济学教师，期间有二年挂职任副县长，2014年退休。子肃是中共党内公开支持民主宪政的党员之一，主张政治民主化。 2023年8月15日，中共国安部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起旧案，称在2016年，云南某个学校的退休干部“肃某”，“长期在网路上发表反动言论”，还“主动联络境外敌对组织骨干成员，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在境内招募所谓的敢死队”，“通过暴力行动推翻国家政权”“妄图改变中国政治制度”。这个肃某就是子肃。他201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后于2021年4月获释。 子肃被指策划“敢死队”武装暴动，是否有裁赃陷害不清楚，但他发公开信建议直选中共总书记，呼吁习近平下台，推举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新的总书记，这是明明白白的。 胡德平今年已82岁，现在也比较低调，习近平不会将胡放在眼内。但子肃此前的大胆举动，肯定令习非常恼怒，与胡之间只能维持表面和好。 邓朴方死党贴大字报斥习“胆大包天” 第四位老人，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文革时的死党——《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作者樊立勤。他今年应该年近八十了。 文革时樊立勤在北京大学反对聂元梓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被打成了“邓小平操纵的反动集团”成员。他被抓起来日夜拷打致双腿终身残废；其间聂要绑架邓朴方要胁邓小平，邓朴方跳楼求生，致腰椎骨折终身残废。樊立勤和邓朴方因共患难而结交，北大甚至盛传“樊立勤代表邓朴方”。 2018年3月习近平修宪破除连任限制之后，5月4日下午1时许，当时已年逾七十的樊立勤，在北大三角地附近的告示墙贴出这份多达24张纸的大字报。知情人描述，事发10多分钟后，警察、便衣、学校保卫人员等把樊围住，撕下大字报要他离去。但樊拒绝并怒斥“你们把我铐走我就走”，又指北大是思想自由之地，搞成这样“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官方不敢硬来，只是劝他走。 樊贴的大字报痛斥习近平搞个人崇拜，是毛泽东后第一人，又引用邓小平的话“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人的威望上是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大字报斥习胆大包天，“一口吃月亮，亦一口吞个太阳，然后成为世界领袖”，倒行逆施，是历史倒退，要求习悬崖勒马。大字报还指习推崇马克思是反改革开放，等等。 当然，樊立勤所讲，还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中共党内的立场，尤其是站在维护邓小平路线的立场。 樊立勤事件，背后是中共红二代及知识界对习搞终身制不满。尽管有人为邓家开脱，但由于樊被视为是邓朴方的心腹头马，樊的大字报很难说和邓家无关。 结语： 写这篇文章，记录几位能够冲在前边反对独裁和中共极权的义士、老先生，赞他们的胆气难能可贵。也以此证实，中华大地并非像习引用的古人亡国诗所说的“竟无一人是男儿”。而习引用亡国诗，恰是即将丢掉红色江山的预兆。我们相信后续中国有更多反共义士，在清除赤祸、复兴中华的历史关头起作用！ 备注：五代后蜀广政三十年（965年）孟昶投降赵宋，其妃子花蕊夫人在亡国之后，悲愤地写下《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曾公开质疑中共前总理李克强死因的前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顾万明，不久前传出他被判刑、取消退休待遇。现有消息说，顾万明被严办的命令来自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 2月9日，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社群平台X披露，顾万明2024年11月被因“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官方取消了他的退休待遇，并称其不再是新华社退休人员。 李克强2023年3月退休，约七个多月后的10月27日病逝上海。官方称，李“在上海休息”期间突发心脏病而亡。但许多人质疑其死或有隐情。三天后（2023年10月30日），顾万明发表公开信，要求停止安排李克强遗体火化，呼吁彻查对李克强的救治过程，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调查鉴定，并追究相应的责任，同时解剖遗体。 公开信把矛头指向中央，认为李克强到上海“休息”显然是经过中央批准与安排，且李克强抢救时间延宕，很多事实官方没有说清楚，很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信中还特别提到，有“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腐败分子”针对李克强，想要除之而后快，呼吁查明真相，将这些人挖出来惩办。 不过，中共官方显然并未采纳顾万明的意见，而是对他进行打压。 独立评论人杜政2月25日在台媒《上报》撰文表示，从顾万明被判刑来看，李克强的真实死因显然是官方的忌讳。而从中共体制的常识看，顾万明的信即便不是指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也是指向习身边的红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文章表示，按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所说，对于退休政治局常委外出活动相关事务，中办内部有具体规定，涵盖警卫、交通、接待等。无论有意加害或无意过失，蔡奇及其控制的中央警卫局，无法对李克强之死免责，但官方并无找人背锅。难怪在李克强的遗体告别式上，蔡奇单手与李妻程虹握手时，程虹全程不正眼看蔡奇，而李克强之女也是眼神凛然。 杜政表示，从北京官场传出来的消息说，正是同时分管宣传系统的蔡奇，下令严办顾万明案。而蔡奇如真有意搞掉李克强，可能是因为习近平。因为习一直追求独揽朝纲，定于一尊，最大的阻碍就是团派，特别是李克强。李克强任内不时传出“习李不和”“习下李上”，这些传闻会加剧习李的冲突。 文章认为，李克强2023年3月在人大会议作最后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后，与习的十年合作只换来习无情的一两秒握手、目不对视。这些看在蔡奇眼里，即便习不说什么，下边就有人会行动。所以李克强早晚会出事。 作者还指出，中共红朝政治险恶，这也是作为李克强支持者的顾万明被狠狠惩治的根本原因。文章还提到，李克强死后阴魂不散，习近平可能睡觉也不安宁。
去年的10月27日，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的噩耗传出，全国民众都被震动了。人们清楚地记得八月底李克强在敦煌参观莫高窟时神采奕奕地向民众们挥手致意，李总理矫健的步伐、灿烂的笑容，在位时繁忙劳累的疲惫神态一扫而空。谁能料想那竟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李克强？！那些天里，全国各地上百万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整个中国大地被覆盖在民间的巨大悲痛情绪之中。相比之下，中共党当局对李克强去世的原因语焉不详，遗体告别仪式又搞得神秘鬼祟，引发人们无数猜疑，更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中国民众的心头。一年来，民间对李克强的怀念之情未减分毫，中共党高层的惧怕与紧张也未减分毫。刚进入十月初，中共就提前取消了一些地方原定于十月举行的体育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原本与李克强去世并不相干，甚至组织方压根儿就没想到与李克强忌日有何关联。然而，中共当局就是这样的如惊弓之鸟草木皆兵。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笔者以为，连李克强——曾经的中共中央二号人物、官至正国级的大国总理——都能这样死的不明不白，那中共党的几百万大小干部就更不在话下了，上头要想灭了谁就能让谁人间消失。笔者曾经数十年与中共党内各级干部打交道，也曾经历过见识过”党管干部“的种种作法，深感李克强悲剧是中共党几百万干部难以摆脱的宿命。 “党管干部”这四个字，一般都理解为中共党垄断精英职位的提拔任用人事大权。这固然不错，但绝不仅仅是“任用提拔”，实际上是由党主宰干部的一切，乃至决定干部的人生命运。下面仅举几点略作说明。 首先，干部作为“廉价劳动力”，只有干活的份没有正常休息的权利，导致严重损害身心健康。 还从李克强讲起。2002年全党正在执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李克强时任河南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是陈奎元。领导干部要摆出政治正确姿态，就拿下级干部当“长工”。陈奎元用“人海战术”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省市县政府机关抽调大批干部下到村里“蹲点”。第一年全省抽出约3万多人，第二年要抽更多的人下去。大量抽人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转，作为省长的李克强自然有不同意见，省长与省委书记之间矛盾因而尖锐起来。省委书记提出口号“抽硬人（“硬人”指能力强、能干事的人）；硬抽人（指强制抽人）”，并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指桑骂槐地骂了一顿李克强。在省这一级，省委书记就是”党“，李克强只能无奈地服从。 强调党的“需要”不顾损害人的权利，在2006年“保持党员先进性”的学习运动中被推向高潮。那时中共全党流行“白加黑、五加二”。所谓“白加黑”，就是白天正常上班，夜间继续加班；所谓“五加二”，就是一周五个工作日再加周末两天上班。干部经常几个月白天黑夜连轴转而不得休息，这种长时间超负荷的疲劳战，极大地损害干部的身心健康，党内有一些干部因过度劳累而死在工作岗位上，这类“过劳死”干部又常被报刊作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典型而报道。尽管如此，党内没人敢公开抗议这种侵犯人权的作法，许多人默默忍受以至超出生理心理承受的极限，一方面不少干部得了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严重疾病，另一方面导致干部自杀事件不断发生。2004年以后每年干部自杀在10人以内；2009至2010年干部自杀数字明显上升。据不完全统计，那个两年间约有20多名干部自杀，由此引起胡锦涛的重视。 笔者曾在2010年的9、10月间接到过胡锦涛办公室电话，说“总书记对干部自杀问题很关注，总书记办公室人员想就此向我做些咨询。”笔者当时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基层干部长期超负荷工作，因身心俱疲而引发严重“抑郁症”所导致，不少干部心理压力巨大乃至陷入精神困境，又不能及时得到心理关怀和心理疏导，最终一死了之。 其次，把“从严治党”理解为可以不经程序地随时撤职查办干部，不少基层干部惶惶惊恐不可终日。 2000年后党内提出反贪腐，必须监督干部的“八小时之外”。党的纪检部门要求干部手机24小时开机，无论白天黑夜随时接受抽查，做到“铃响必接”，如有延误先撤后查。曾见一报纸报道说，有些地方纪检委做法极端，干部夜间在家洗澡时晚了几分钟接电话就被撤职。又如，连续长时间的“白加黑、五加二”，使得一些干部极度疲劳，开会打瞌睡现象时有发生，怎么处置则取决于领导官员的脾气甚至当时的心情。一些地方报纸曾把领导官员怒火中烧，当场宣布凡开会睡觉的干部一律撤职查办作为从严治党的生动事例加以渲染报道。一般说来，越到基层干部越是位卑人轻，上级领导处置惩罚干部越可能带有随意性，这导致基层干部的回应具有两极性：或者争相拍马迎奉，甚至有干部因官场应酬陪同上级官员喝酒过量而猝然死亡，或者报复性反杀领导官员。然而，这类恶性案件往往会被严密遮掩而不许公开。至于一出事故，“不问三七二十一”先宣布撤职查办干部，以便于抚平民众情绪的作法，更是地方党组织的基本工作套路。 第三，干部成为党内权斗的替罪羔羊与牺牲品 中共党并非是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素养的政党，本质上它是具有浓烈政治色彩、依靠枪杆子起家、骨子里带着江湖帮会基因的政治集团，不存在西方国家政党内部因政策主张的不同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派别，党内有的是以利益为基础、以个人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帮、派、山头。不仅干部的提拔升迁常常受各种复杂的人为因素作用而呈现“逆淘汰”规律；而且党内人际关系的冷漠无情、勾心斗角与相互倾轧，也常使正派干部齿冷心寒。更为可怕的是，“成王败寇”是党内顶层大佬权力争斗的底层逻辑，赢的一方不仅权位通吃而且鸡犬升天，败的一方不仅大佬本人锒铛入狱，而且常常祸及大佬下属被血腥清洗，直接改变下属干部的人生命运。2012年以后以反腐败为名清除异己的党内恶斗，使得中共官场人人自危，干部非正常死亡人数明显上升。 干部的非正常死亡大凡有两种类型：他杀（包括胁迫自杀）或自杀。他杀或胁迫自杀的，常常掩盖着党内不可告人的权力场秘密。有些贪腐案是团伙作案，查出一个可能带出一串，因此被反腐败追到的线索牵涉人就用自杀为家人保住贪腐钱财。更重要的是，线索牵涉人还可能以自杀保护贪腐链条上的同僚和更高级别的官员，以此换取他们今后对自杀者家人的照应与庇护。上述这类的中共干部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外部至今仍无法获得确切数字。 干部自杀也与中共党的纪检部门法外执法有关。由于纪检部门是法外“执法”机关，事实上不受国家法律制约，被秘密拘押秘密审讯者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他们不能聘请律师、不能获得家人探视，得不到任何人权保护；他们被秘密拘押后，审讯者首先对他们发起的强大心理攻击，力图摧毁他们的精神防线；同时他们被剥夺正常的睡眠、喝水、上厕所等基本生理需求，他们连续数天被捆绑固定身体姿势于铁/木座位上，造成臀部、腿部、背部皮肤严重溃烂。他们还被人为搅乱人体生物钟节律，拘押住处清除掉一切能标识时间流逝的物品装置，而用数千瓦强光24小时直射人眼，使人完全无法辨认白天黑夜；除了审讯，他们绝不被允许讲话发出声响，有些长期单独关押者释放后竟然丧失了正常的语言对话功能。纪检部门对被拘押者施行的暴力逼供，经常是外表看不出殴打伤痕，而内里伤害极为严重。笔者曾看过一个基层干部痛苦回述被“双规审查”的视频。这位基层干部本人无贪腐，却被纪检委“双规”拘押，要求他“配合调查”，交代他的领导的“违法乱纪”行为。他被关押数月，期间遭受极为惊悚阴毒的酷刑，以致于释放一年多后回述那段遭遇时，依旧控制不住地浑身颤抖，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这类的传闻在党内已非鲜见，有些干部对被纪检委带走极为恐惧，一旦他们被纪检部门谈话或听到某种风声，他们就会用各种方式自我了结。在党内残酷的内斗中，据不完全统计，2012-2018年中共干部自杀277人，自杀干部的职级从省军级到基层乡科级。 由此工作在中南海里的干部都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中，保护自己安全生存的诀窍是“不问对错，只看站边”。依次类推，地方省市各级党内，大小干部都有“选边站”的问题。一旦站错边，他们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习近平上台后的党内大清洗，尤其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点来。 出于对党内大清洗的极度恐怖，许多干部想法设法自保平安 他们的基本作法有两点：一是“不作为”，二是逃离体制。 所谓“不作为”，是指党内干部谨慎应对上级各项规定要求，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借口，只做上级的“规定动作”，不做任何“自选动作”，以免出错追责而牵出陈年旧账。以致于“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所有工作都有台账记录“留痕”的种种形式主义作法风行一时。 十八大后党内的种种“不作为”，也就是后来普遍流行的说法——“躺平”，自2014年起。笔者以为，干部不作为不是抵抗中央，而是为了自保平安。党内高层指责干部以前“胡作为、乱作为”，2014年以后是“不作为”，高层曾经想法设想鼓励干部“大胆工作”，包括出台文件祭出“不追责”的“免死牌”等激励措施，但收效甚微，全党干部依旧消极应付。 二是逃离体制。党内的高压恐怖使不少干部萌生退意另寻出路。近些年来，有的提出辞职，有的申请退休，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选择退休后出国与子女一起生活。所有这些变相逃离体制的种种理由，说到底是给自己寻一个自保平安的退路。然而，上船容易下船难，习近平的“倒查二十年”，使得一些干部即便辞职即便退休也不得安生；收缴护照，严格控制出国出境，使得退休干部安享天伦之乐欢度晚年的愿望几成黄粱一梦。换句话说，习近平将全党几百万干部、9000万党员牢牢绑架在“党组织”的罗网之中，谁都不许跳船。 当下的中国，经济衰败如自由落体般堕坠，民生艰困而翻转无计，社会失序而乱世逼近。当此中共政权风雨飘摇之际，”生，还是死”？“哈姆雷特式”诘问摆在中共干部每个人面前。想想李克强，官至正国级依旧难逃劫命之灾，几百万中共干部如何自我救赎？是被宿命牵着走，还是将命运之缰握在自己手里？ 人生与历史的紧要关头，往往就是一个选择和那么几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官方媒体9月20日星期五发布公告说，58岁的“湖南省财政厅（中共）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同志不幸遇害”身亡。刘文杰由此成为最新的非正常死亡中共官员的一员。官员非正常死亡不断发生是近年来中国官场一现象，当今中国一现象。中共当局对这一现象的报道网开一面，令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迷惑。 官员非常正常死亡成为一现象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转发湖南省财政厅发布的刘文杰讣告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她“不幸遇害”，没有透露她遇害的具体详情和时间。 但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新华网随后援引湖南省会长沙地方公安机关的报告说，死亡前，刘被两名男子劫持，被劫持到楼顶上，随后刘和其中一名男子同时坠楼身亡，另一名男子试图逃离现场时因为失手而坠楼身亡；一名劫持者有上千万元的赌债，“经调查，未发现（受害人刘文杰）及其家人与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有交集。” 作为名单不断加长的非正常死亡官员的最新一员，至少按照截至目前的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来看，刘文杰的非正常死亡的明显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她似乎是被杀，而不是自杀。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还有不计其数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中国官方媒体称，他们主要是自杀身亡。 在众多话题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列为敏感话题、禁止媒体公开报道评论、禁止公众公开议论的当今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成为自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中国一现象，这个话题在中国的媒体上显然没有受到很多的限制。 因此，以“官员非正常死亡”之类的措辞为标题的文章、新闻报道、新闻综述时常出现在正式的官媒上，以及网络新闻门户网站上。例如，就在9月9日，中国网络新闻门户网站网易新闻发表专题报道，标题是：《中国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其提要是： “9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政协原主席张彭慧中秋节晚上被发现自杀身亡； 4月9日，浙江奉化市倒塌楼所属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被发现自杀身亡； 4月8日上午，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4月4日，在重庆“打黑运动”中立功的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在一宾馆内自杀。 从2013年1月至今，共有数十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自杀者数量最多，其次是喝酒和意外事故死亡。” 官员非正常死亡诸多疑点/看点 网易新闻的所谓“从2013年1月至今，共有数十名官员非正常死亡”显然是一种淡化的、缩小化的说法。实际上，据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报道，仅仅在2015年，中国各地公开被报道出来的非正常死亡官员至少有25名。 例如，2015年12月1日，新华网转发中国经济周刊的综合报道，标题是《今年来25名官员非正常离世：多在最熟悉的地方离开》。该报道配发表格图片，列出该年在各地被报道出来的非正常死亡的25名官员名称和死因，其中从高处坠落（坠楼、跳楼、跳塔、坠崖）的占15名，占非常正死亡的60%。 为什么官员非正常死亡在当今中国成为一种现象，甚至成为一种所谓的现象级现象？2018年10月22日，中国的财新网的一篇综合报道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该报道的标题是《盘点十八大后非正常死亡官员 多人生前疑患抑郁症》。 财新网报道的导语是，“官员非正常死亡再添一例。据国务院港澳办官网消息，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因患抑郁症于2018年10月20日晚在其位于澳门的住所坠楼身亡。” 财新网的报道没有说明为什么中共十八大之后（也就是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和中国“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统治者之后）非正常死亡官员变得引人注目，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死亡的官员好像抑郁症多是在十八大之后发生或发作。 当今中国的不解之谜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当今中国政治非常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导致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不能确定为什么在敏感话题多如牛毛的当今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居然可以得到相当自由的报道和评论。 有许多观察家认为，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时常见诸中共严密控制的正式媒体和网络媒体，是因为中共各级官员要借此向当今中国的“一尊”习近平发出哀求，恳请他体恤官情，爱惜和珍惜为他出大力干脏活并为此得罪无数民众的各级官员，以维护中共政权。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观察家认为，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时常呈现于中国公众视野，是因为“一尊”习近平就是要获取一种让官员感到恐惧的震慑效果。这些观察家指出，习近平反复公开宣扬他高度欣赏并有意效法前起源于两千多年的法家治国思想，而法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就是最高统治者要想获得长治久安，就必须不但要使民众感到恐惧，而且更使各级官员包括高级官员感到恐惧。 众多观察家指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持续以“反腐”的名义清除其政敌或疑似政敌，并且公开祭出和持续宣扬要“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让官员随时感到战战兢兢，马首是瞻，绝对服从；在另一方面，像中国前总理、有六四屠夫之称的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尽管被查出拥有巨额来源不明财产，但因为有习近平保护便可以安然无恙，甚至她的绰号“电力一姐”都得到保护。 与此同时，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宣扬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官员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投入黑牢（即被“双规”，即被投放到一个秘密地点，不得会见家人、律师、不得对外通信，法律专家称之为“法律黑洞”，有官员在黑洞中被拷打致死）。早些时候乃至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官方媒体时常报道说，某某官员上午还出席会议下午就被“双规”，或正在出席发表讲话就被带走“双规”。 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乃至官员认为，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最重要因素是恐惧，即害怕坠入那种生不如死的“双规”。 然而，官员批量非正常死亡这一现象在当今中国为何没有被列入不得见报的禁忌话题？对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分析家和学者们来说，这个问题依然是一个有待于水落石出的未解之谜。
两会开幕前一天突然宣布取消总理记者会，直接的效应便是把媒体的重心全部吸了过去，对李强总理重头戏‘政府工作报告’形成很大冲击。 李强一万六千字的报告完毕后，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召开记者会“扭转形势”，形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形象生动，可惜舆论是另外一种感觉，尤其国际媒体的感觉很异样。所谓“上接天线”，普遍认为一点不假，甚至可以说“直达天庭”也不过分，但要说“下接地气”，许多分析人士不以为然。 “上接天线”没错，李强在16000多字的工作报告中，16次提起习近平，29次提到加强“安全”，而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14次提及习近平，25次强调“安全”。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数据安全”、“金融安全”等等，总括起来就是国家安全，政权安全，也就是维护习核心的安全。 没有任何一位前任像李强在政府报告中把总书记抬得如此之高：“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一切归功于习近平，类似文革时期最流行的一句话：一切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李强从一位地方领导，几年来，青云直上，直至成为中国二号人物，其飞黄腾达归功于习近平一点不假，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如此宣示，形同把理应统筹行政，执掌经济决策权的一国总理彻底边缘化。外媒由此评论，李强的作为更凸显“执行者”角色。 李强在报告中再次强调习近平的核心地位，重申要“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形容政府工作报告“充斥‘习近平崇拜’”。 在取消总理记者会，国际媒体失去与中国总理直接对话窗口的情况下，媒体对总理与总书记的互动细节也特别关注。美联社抓拍的一张照片颇为传神，座位上，习近平伸出食指指向李强说话，李强屈身低首前倾聆听…… 还有媒体把李强前几任与时任总书记在两会期间的互动照片并列贴出，江泽民与朱镕基笑谈；胡锦涛转身与温家宝说笑；习近平与李克强则是“互不侵犯”，两人都在低头认真按电钮投票。 李克强与前任比起来，相当弱势，但仍然保持着“尊严”。 这种瞬间捕捉的镜头有时透出历史意义，20大闭幕时胡锦涛被架走瞬间，胡锦涛拍李克强肩膀，李克强不敢起身，习近平岿然不动，凸显强人崛起，胡氏末路的悲哀。 记者们还捕捉到习近平权力微妙变化的细节。纽时周三报道说，在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中，李强多次向坐在第二排中间的习近平致敬。与台上的其他人不同，习近平几乎没有碰面前那份工作报告。他偶尔从摆在面前的两个茶杯里喝一口水（在执政最初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其他代表一样，他在开幕式上只有一个杯子。但近年来，在自己周围不断巩固权力的习近平有了两个茶杯）。 台湾学者王信贤对德国之声表示，“过往无论是江泽民时期李鹏、朱镕基担任总理，或者胡锦涛时期由温家宝担任总理，国务院都还有一定的决策权”，但从习近平时代李克强出任总理开始渐渐改组，国务院的决策权慢慢流失。如今李强完全主导的国务院，仅是执行的机构。 新冠疫情终结后的两会，表面上恢复了以往的“正常”，官员们握手合影，记者们捕捉镜头，但媒体观察到开放只是表象，“中国在过去四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更加封闭，更受管制，更加严格地遵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人统治。” 一些分析认为，取消总理记者会，李强无权也无声。他担任总理后，率先修改‘国务院工作规则’，主动奠定附属角色。中央社援引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分析：过去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担任总理时，发表脍炙人口的“金句”，都是透过记者会包装呈现。取消总理记者会让李强失去发表“金句”，建立个人形象的机会。张五岳还分析，中共总书记与总理的关系，已日益转变成上下隶属的关系。 只管唯上，“上接天线”，动辄“两个维护”，“两个确立”， 这何况不是中共各级党员干部的真实写照，是否“下接地气”，已无关紧要，三年清零，全凭习近平一句“坚决清零不动摇”，官员们只管尊奉，那管百姓怨声载道。曾经严厉执行严酷清零的上海市委书记、如今的总理李强，正是这种唯习近平马首是瞻的官员群像的写照。 华尔街日报周三这样形容：“中国总理退入习近平的阴影深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当局在中共所操控的全国人大年会闭幕之后举行中国总理中外记者会。这是中国最高级领导人罕有的直接面对中外记者的场合。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者会上的问答照本宣科的成分越来越多，信息含金量越来越少，但记者会还是会时常爆出令中外记者感觉耳目一新的火花。 2020年5月28日在当年推迟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记者会上，在习近平当局大力宣扬中国的脱贫事业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成功之际，在中国当局按照习近平的指令推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众多企业破产、千百万人失业之际，时任李克强说：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没有就业那就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自从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中国政权以来，中共政权及其官僚的专横独断便引起众多的怨言。虽然中共也偶尔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政权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欺压人民，然而这种表示常常犹如昙花一现加闪烁其词。但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作为时任总理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罕见地花了相当的时间正面谈论政治改革问题并由此成为绝响 “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以看似喜欢直言不讳、言辞诚恳而著称。2000年3月15日，在当年全国人大会议结束时的记者会上，朱镕基说：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那么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 但批评者说，朱镕基的家人在他担当中共高管期间大发横财，与此同时，他所主导的所谓国营企业改革使千百万国营企业工人一夜之间由“领导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成为永恒的弱势群体和中共的维稳力量随时警惕并准备打击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