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容忍》：习近平总导演反腐大戏 宛如抗日神剧

孙力军的“十五年计划”跟习近平的“十五年计划”有本质的不同吗？ 

中纪委与央视联手推出反腐纪录片《零容忍》，幕后总导演是习近平。习近平企图以反腐赢得民心、震慑百官、占据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进而为自己终身掌权铺路。习近平时代的反腐大戏，又开创了抗日神剧之外的又一个新品种。 

有趣的是，“零容忍”这个说法并非习近平首创，而是从江泽民那里抄袭而来。江泽民在等死，没有精力捍卫其智慧产权。江泽民时代执掌中纪委大权的政法沙皇、执行“零容忍”政策的周永康，早已沦为秦城监狱的头号钦犯。不过，江泽民根治不了腐败，习近平同样根治不了腐败。所谓“零容忍”，不是党魁对腐败“零容忍”，而是党魁对政敌“零容忍”。 

这部纪录片更像魔幻穿越剧，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镜头和细节，不是总导演习近平有多大的才情，而是如作家钟祖康所说，中国的现实比小说还要离奇，简单记录下来就是天方夜谭。在第一集中，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孙力军现身说法，入狱之后越发肥头大耳，笑眯眯地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像是在给芸芸众生上一堂励志课程。 

孙力军的“政治团伙”，除了身为帮主孙立军之外，其成员及盟友还包括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上海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恢林，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公安厅长刘新云，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长、司法部原党组书记、部长傅政华等人。这些人曾执掌公安部国保局、技术侦查局、网路安全局等关键部门，这帮人若有风吹草动，中南海里的人必定寝食难安。 

从孙力军营造其“政治团伙”的过程，凸显了中共权力运作的一个“潜规则”：作为公安部排名靠后的副部长，孙立军还有权在地方五个省市提拔掌控政法大权的政法委书记或公安厅长、局长。若是公安部正部长，当然能掌控更多名额和资源。身兼各省市党委常委的实权派政法高官，并不由地方任命，而由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遥控。对于孙立军而言，能将多少关键省市的政法大权收归麾下，意味着他在该系统的话事权有多大，这个话事权又能转化为其仕途上升的砝码与空间。 

孙力军提拔的省级公安厅局长和政法委书记，在地方上如同只手遮天的土皇帝，但在孙力军面前，却宛如奴仆。孙力军在片中笑眯眯地说：“王立科每年大概四、五次来北京，每次都给我三十万美金，放在一个小的海鲜盒里面。他每次来就说，我给你送点‘小海鲜’，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另一方面，孙力军将这些资源集中起来，打造成帮助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片中说，孙力军政治野心膨胀，还为自己订了一个“十五年规划”，争取要五年上一个台阶。孙立军没有说出其最高目标是什么，但按常理推测，他是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第一个五年，若是升一个台阶，就是公安部部长；第二个五年，再升一个台阶，就是国务委员或副总理；第三个五年，又升一个台阶，就是中央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乃至政治局常委——那就等于是第二个周永康。如此，当然犯了习近平的忌讳。 

其实，孙力军的“十五年规划”跟习近平在成为党魁之前的“十五年规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习近平走了狗屎运，五年就上了几个台阶，从福建省长和排名最靠后、差点落选的中央委员一步登天。但要说真实学历和才干，习近平真比不上孙力军。而习近平从现在开始的“十五年规划”，则是要像普京那样掌权超过三十年，乃至掌权至死。 

谁是深渊？谁是注视深渊的那个人？ 

在《零容忍》中露面的孙力军白白胖胖、从容不迫，明明是讲自己犯罪堕落的历程，却像是讲别人的故事般云淡风轻，毫无痛彻心肺的忏悔和声泪俱下的苦楚。他不愧为曾掌控数十万国保的特务头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无法东山再起，亦没有自怨自艾、丢人现眼。与之相比，作为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胡怀邦，却是落水的凤凰不如鸡。 

顾炎武说过，士之无耻，是为国耻。中共统治中国七十年，打断了知识阶层的脊梁，毁灭了知识阶层的良心。在中共党内跻身高位的文人，如康生、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王沪宁，或如太监般阴狠毒辣，或读书人整读书人最残忍，或被帝王用过后如卫生巾般丢弃……，他们早就丧失了人性、人气和人味，也丧失了耻辱感，以不知耻为荣。 

胡怀邦是一名农家子弟出身、学而优则仕的财经官僚，他靠寒窗苦读出人头地，先后当上陕西财经学院和中国金融学院的副院长、院长，再执掌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建设银行，以及被誉为“第二财政部”的国家开放银行。已经退休的胡怀邦被原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案、华信能源董事局主席叶简明案拔出萝卜带出泥，不仅他本人遭到调查，他的妻子和儿子也都落网。胡怀邦夫人薛迎娟曾在美容院扬言，“我家的钱，几辈子都用不完了。”然而，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机会等候她与丈夫、儿子一起享用了——二○二○年五月八日，薛迎娟在被捕前夕跳楼自杀身亡。 

家破人亡的胡怀邦在片中出现时，与此前官方媒体报道中手握金山银山、意气风发的样子判若两人，黑发早已变成白发，虽未穿囚服，但颓废如街边糟老头。他的嘴巴完全歪掉，像是中风后遗症。他比不上神情自若的孙立军，哀婉地说：“人生没有回车键。做了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就要受到惩罚，所以现在在这儿，只能以负罪的心态服刑。因为无期，我的人生就在这里结束了。” 

说到这里已是恰到好处。但镜头移转，记者又采访中纪委办案人员——在片子中出现的办案人员，无论职务高低，均是面无表情地照本宣科、言语无味、形同咀蜡。他们的官话和套话奇妙地与当事人生动形象的陈述形成某种二重奏效应，让全剧更有喜剧风格。比如，此处立即有办案人员画龙点睛般地指出，这是丧失理想信念的结果，还举例加以说明：胡怀邦参加了习近平主持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回到国家开放银行却未召集本单位高管传达习近平的讲话，这样就丧失了国家开放银行按照习近平讲话来自我纠正错误的最后一次机会。似乎习近平讲话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如果习近平的讲话如此管用，中纪委和央视何须耗费巨资拍摄这部大型纪录片？中共内部怎么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近五百万贪官污吏（已被查处的数字）？ 

万念俱灰的胡怀邦没有一命呜呼，为了活下去，必须认真演好生命中最后一个角色。他在谈话中说了一句符合教授和院长身份的高水平的话：“我忏悔书里边也写了一句话：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他没有说这是尼采的名言，很多知识水准有限的观众听到后叹为观止，立即将这句“胡怀邦名言”到处转发。 

谁是深渊？谁是凝望深渊的那个人？不单单是胡怀邦，亦包括习近平，当然还有在美国学者福山面前发出“找不到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医生”的天问的王岐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