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执政恐惧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失踪，外交部发言人先是用生病搪塞，后来干脆拒绝回答记者的追问。显然，秦刚的失踪有蹊跷，内中原因无非是政治上“踩雷”，或品行方面“被抓包”。只要中共尚未给出相关说明，这件事至少说明，习近平的日子不轻松，不只是国际关系难处理，经济困境难解脱，连信任的高层官员也靠不住。究竟习近平的心境如何？笔者试作小析。

一、习近平的心思

习近平作为独裁者，当然不会在中共的全会或人代会上讲出心里的真话。不过，他对年青干部训话时，心理负担会小一些，那种场合他的讲话，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一下习近平的心境。

去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作了一个开班讲话。这种内部讲话，通常由秘书起草，但主要的意思要按照习近平的意图来写，成稿之后必须经过习近平审阅。这个内部讲话被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今年6月底刊登出来了。分析这篇讲话的内容，可以发现习近平最担忧什么。

习近平一开头就讲，“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了，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

这番话说出了中共官场的现状，共产党的干部想要权、只信“钱”，对中共的意识形态都是口是心非，而真正所爱的是西方国家，有钱、有情人，都往那里送。这种现状说明，中共的整个党政机器，除了习近平在乎党国存亡，其他官员都不在乎；一旦风吹草动，党国根基动摇，习近平的处境就会和撞景阳钟的崇祯差不多。这就是习近平最担心的事，怕中共干部不忠于共产党，最后中共象苏联共产党一样完蛋。

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点兴趣的人，可能都知道，习近平讲话中引用的那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是五代十国之一的南唐小朝廷最后一任君主李煜亡国之后写的。李煜在南唐灭亡后投降攻灭南唐的宋朝，被软禁期间，写过一首词《春花秋月何时了》，词牌名是《虞美人》，这首词流传千古，据说是李煜的绝命之笔，其中就有这一名句。

习近平为什么让秘书在讲话稿中用了一个亡国之君的临终哀叹，已不可考；我们也不必去管，这样的语句是不是对中共不吉利；但至少可以看出，面对一批中共的年青干部，习近平的如此讲话，倒是实实在在地展示出他深重的危机感和悲凉心境。

二、苏联绝命与南唐亡国

为什么习近平老是想到苏联垮台，又把苏联绝命与南唐亡国联系到一起？南唐国小羸弱，不敌宋朝；苏联乃地球上的超级大国，七十余年与美国抗衡，在美苏冷战中美国从来没有想灭掉苏联。那习近平的执政恐惧从何而来呢？其中有一个真正的原因，那就是，苏联实亡于苏共。中共的宣传机器始终不愿意承认这点，但习近平大概还是知道这一点的。

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政权，被本党同志弃如敞履，于是苏联绝命。如此命运，每每令习近平耿耿于怀，不免生出兔死狐悲的危机感。苏联共产党并不是被外敌直接打败的，没人去打它；苏共是被由苏共干部组成的国家议会（最高苏维埃）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完蛋的。正所谓，兴苏联者，俄共也；亡苏联者，苏共也。为什么苏共干部要灭掉苏共？其实原因很简单，想“跳船”了。而这正是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

那1991年8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国家大礼堂，苏联最高苏维埃为什么通过决议，“停止苏共的活动”？因为，之前苏共的一群高层官员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策动了政变，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但这些参与政变的官员没料到，他们遇到了莫斯科民众和军队的抵制。苏军坦克部队虽然奉命上街了，但面对支持叶利钦的莫斯科民众，苏军部队不愿意大开杀戒，而是偃旗息鼓，撤兵回营。

政变失败了，苏共中央在莫斯科的高层干部当中，多数人既没参与政变，也不愿出面反对政变，但政变委员会的高官们把苏共中央搞臭了。于是，当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面对如此处理苏共中央这个难题的时候，与会的最高苏维埃代表们通过了决议，“停止苏共的活动”。苏共亡了，苏联的亡国之日为期不远矣。

当时苏共的高层干部对此，都捶足顿胸、痛心疾首吗？这里引用一段戈巴契乔夫政府的总理雷日科夫当时评价苏联官场的话，大家就了解苏联亡国的真实背景了。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所以，当时整个苏联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觉得，够了，我们不想再这样没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了。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改变。”雷日科夫的话是实情，当时苏联人确实普遍认为，他们不能忍受这样一种充满腐败、充满谎言、依靠镇压的制度。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苏共党员当中88%认为，苏共不再有威信；有70%多的人准备退党。

三、昔日苏联、今日中国

苏联当年解体之前的大部分情形，早就在中国发生了。虽然中共镇压了“八九民运”，习近平上台以后又一再通过反腐败来清洗干部，同时加强国内社会的严厉管控，但习近平改变不了党心。当下，中共官场上的党心究竟如何？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那篇讲话中都描画出来了。

第一个特点，习近平指出，“腐败是最容易导致政权颠覆的严重问题”。习近平心里很清楚，中共干部都想捞钱，只是在习近平的政治高压下不敢动而已；只要政治高压一松动，整个官场马上就变成腐败遍地。所以，习近平最怕的就是，各级官员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腹诽频频，贪心不灭，而最可能导致中共政权被从内部颠覆的，就是官场的贪财之心；习近平的政治高压只能改变官员们的表情和空话，却丝毫改变不了官场众人那贪财的初心。

第二个特点，下面的干部都在应付差事，混日子，对上面的命令，都是用“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的做法，喊得很响，恰如习近平在讲话中所言，“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如此行为的真实动机，无非是在等待时机，一旦政治压力稍懈，官员们就额手相庆，把贪腐玩得象江胡时代那样有声有色。

第三点，习近平提到，中共的干部队伍里，有一大堆“胆小鬼，心怀异心、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床异梦的人”。这是实话，世人皆知。中共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中，有几个人的家族中没人拿外国绿卡、没在国外置产藏钱的？习近平心里一清二楚。海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报告十多年前就把名单一一列出了；只是习近平不敢按图索骥，去一一拿办，否则就“洪洞县里无好人”，“伟光正”的包装彻底碎裂。

高官当中还有很多人现在贪而无恙，这不就是“榜样的力量”吗？中共官员既然贪心不淡，而钱藏国内又可能导致送命，那么钱转国外就成了必然选择。正因为如此，中共各层官员当中，“心怀异心、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床异梦”的人，其实不是“一小撮、个别人”，而是大多数。焉知这大多数不会在中共进入困境和危机的时候，做出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类似的行动呢？那样的行动，于官员们的私利无损，所损害的不过是党国及其独裁领袖而已。

四、银行救财政，民众存款塞进无底洞

现在中国经济在持续衰退，而中共这个集权政府的指挥号令，出了中南海的红墙就成了“雷声大，雨点小”，这就是中国经济没救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经济没救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为了紧急抢救陷入深度财政危机的地方政府，采用了饮鸩止渴的昏招，其后患无穷，前景可悲。

中国的地方政府一直通过地方财政担保的融资平台，发行大量债券，总额已经达到近70万亿。如此庞大的巨额债务，地方财政已经还不起了。最近因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急剧萎缩，导致地方政府连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借新债还旧债”都难以为继。

而中共一直让银行购买地方政府的债券，变相地把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转移给银行去承担。中国5月发布的《2023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提到，2022年59家上市银行持有政府债43.7万亿元，占债券总额的七成；其中主要是六大国有银行承担了地方政府的债券。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几家顶尖银行正奉命给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提供期限25年的大量贷款，帮这些融资平台还旧债，这等于是让大银行给地方政府的烂账买单兜底，而且这些贷款前4年免息。

显然，为了眼下拯救地方政府的财政，央行不惜把国有的主力银行拖进了坏账泥坑。银行奉命送给地方政府的这些贷款，到今年6月底总额已经占地方政府巨额债务的将近八成，严重缺钱的地方政府将来注定还不上。这些钱来自银行的住户存款，相当于住户存款的半数，已经被中共塞进地方政府债务的无底洞，打了水漂。这些贷款注定会成为银行的坏账，可能导致中国的顶尖银行将来面临经营危机；而中国民众一旦发现存在顶尖银行的存款已经不再安全的时候，银行的末日就来临了。

之所以说，习近平让银行为地方财政的巨额债务兜底这种政策是昏招，是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国经济最后的支柱，而习近平的这个昏招，事实上是把财政危机转化成了潜在的金融危机；虽然短时间内地方财政喘了一口气，但银行系统却被送进了覆灭的深渊。

五、习近平的悲凉感

中共现在是一个虚胖的统治机器，面对现实的经济困难，其实束手无策。那习近平这个束手无策的独裁者，支撑着这么一个虚胖的政权，他当然会有很强、很深的危机感。其实，习近平的悲凉心境，也有他自身的能力问题。

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如果是从困难中上任，有机会推动改变，然后局面改善了，在这样的由难到顺的过程中，领导人可能积累智慧、提高能力。中国人往往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却忽视了其中的大环境变化和领导者个人的历练过程。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在由难到顺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和能力的。

而习近平则完全不同，他是从顺境中接位，然后整个局面不可避免地一泻千里，那他的施政就是由顺到难。在这个过程中，他很难从成功当中吸取到有益的经验，只会积累下越来越多的恐惧。何况，在中组部栽培他步步高升的过程中，习近平任职地方时唯一需要的是“积累资历”，而不是做出政绩。因此，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期间，无论是在福建、浙江，还是在上海，他基本上是个“不粘锅”，地方上的所有麻烦，他能躲就躲，自然谈不上处理和解决难题的能力了。

待到习近平到中南海就大位之后，上任伊始，中国经济上的泡沫还没完全暴露出来，经济运行表面上还比较顺利，所以习近平完全没想到快要克难了，更不懂如何克难。习近平任期的第一个五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打击政敌方面，特别是为了打破江泽民时代建立的军权结构、把军权抓到自己的手里，用反腐败为名，抓了一大批将军，改变了军队的指挥系统。

等到习近平任期的第二个五年，经济问题才陆续出现；直到他的第三个任期开始，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整体经济一蹶不振。就经济决策层面而言，习近平的执政之路，实际上是由顺到难，越走越难。他原本就不懂经济，也没在地方历练中学到什么。那现在的经济困境，来得比预期早，范围比预期广泛，困难比预期深得多；而最关键的是，中南海除了病急乱投医的昏招，拿不出有效办法走出经济困境，而已经用上的昏招，诸如用今后的金融危机来替代当下的财政危机，则只会加重中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危机。

因此，习近平面对当下和今后的中国，他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其实是命中注定的。既然中国的命运现在“定于一尊”，那么，中国的前景似乎也已经看得见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