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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经济明显呈现衰退的征兆，由此就带来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很明显，经济下滑，失业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费开始降级，对一个专制政权来讲，其脆弱度明显上升了。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中国经济持续恶化的话，中共的政权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不只是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会关心这个问题，其他人也同样想知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快四十年了，为什么反而出现了经济衰退？今后中国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一、改革开放强化了专制统治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多半是一种正向的分析思路。从这种思路出发，虽然也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着各种麻烦，但大体上还是会认为，中国经济会日渐向好，甚至将与美国平起平坐，居于世界经济的重心位置。 这种分析框架把中国基本制度的本质模糊化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改变中国的基本制度吗？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暗含的假设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它的制度将逐渐与西方国家趋同。但还有另一种理解，那就是，无论中国怎样改革开放，它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这两种理解的分歧，源自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制度转型走向，有截然不同的判断。 笔者在十年前发表的英文文章里指出，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完成于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国企私有化过程，这样的经济制度转型所产生的并非典型的自由经济，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因此，中国模式的真正特征，其实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它虽然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经济制度转型的最大结果是，把大批共产党干部转变成了企业主、金融资本家和房地产资本家。所以，“共产党资本主义”其实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来增强和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 专制国家这个概念，是对一种极权独裁制度的描述（totalitarianism）。全世界只出现过四个大的专制政府，两个是“共产党专制政权”，两个是“非共产党专制政权”。那两个所谓的“非共产党专制政权”，就是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政权，这两个专制政权都在二战末期被美国打败了，从此消失；而另外的两个“共产党专制政权”，一个是苏联，自己垮了，还有一个就是中共政权。 专制政权与南美、非洲、中东国家的军政府政权不同，那些军政府政权可能采用威权模式。但专制政权和威权政府完全不一样，因为专制政权有长期的意识形态洗脑和秘密警察监控，甚至会掌握民众的生存方式，所以民众完全没有选择和逃避的空间。无论是“共产党专制政权”，还是“非共产党专制政权”，都会推行领袖崇拜和政治忠诚教育，民众的思维和行为会被当局管控得整齐划一，而这样的政权也因此很容易进入军国主义状态。 所以，凡是大的专制政权，都有过发动侵略的纪录。纳粹德国发动了欧洲的二战；大日本帝国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苏联与纳粹共同吞并了波兰；中共则派四野的几个师组成北朝鲜侵略韩国的主力部队，后来又武装北越军队消灭了南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祸首都是中共。 二、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 1月1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条报道，《中国经济步履蹒跚地走进2024年》。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现实，中国经济似乎已经衰退了。但很少有人考虑一个角度，那就是，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会跟自由经济的民主国家完全不一样，不能用民主国家经济景气的正常周期，来判断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因为，专制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它的制度和政策造就出来的；而专制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其实是它制度失败的产物。 民主国家都是自由经济，政府不会全面操盘整体经济，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可以经过市场的调整来摆脱衰退，所以经济会呈现出周期性波动。日本在平成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曾持续多年，构成了很长的经济低谷，但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并没失败，现在日本经济已重新开始恢复活力了。 而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就完全不一样了。专制国家的经济本来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力推动的，比如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房地产泡沫，举国上下，一起推动；一旦泡沫破灭，它就不是单纯的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败。那后面的故事，民主国家的民众就不容易想象了。因为民主国家的民众和专家没见过专制政府失败的严重性。 为什么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是“经济癌症”的晚期？因为专制政府讳病忌医。专制国家没有民主选举，所以，专制政府如果承认经济制度失败，就等于是政权的自杀。专制政府对付经济失败的办法很简单，一方面强化政府的经济管控，一方面加强资讯封锁，不让国人和外国了解真相。 这就是现在中国呈现的状况。中共不断直接插手各种经济活动，从禁止企业抛售股票，到指令银行承接地方政府的债务，再到强化对金融业的全面管控；此外，也禁止中国的经济学者发表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严厉打击外国在中国的市场调查机构。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不许暴露中共制度失败的严重经济后果。 既然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政府用尽办法也拉不起来，那这样的经济衰退趋势，本身就证明了，中共的专制制度开始失灵。所以，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象是“经济癌症”的症状全面发作，而且是到了晚期，没法再用“手术切除”或“化疗、放疗”，只能硬撑病体到最后一天了。 中国的“经济癌症”，其实早在2015年就有征兆，但专制政权永远拒绝承认自己的制度失败；反而认为，专制政党自己是那个国家唯一最好的“医生”。事实是，唯一的“医生”自己患了“经济癌症”，他没办法给自己“开刀”。于是，专制国家的国民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只能“等待最后的时日”了。 三、中国经济的衰落特征 中国的经济确实进入了经济衰退。那现在应该继续讨论中国经济何时再度繁荣，还是讨论中国经济衰退的特征和走向？由于从来没人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衰退的特征，所以，现在全世界现在连一套能用来指导研究中国经济衰退的方法和指标都找不到，一切分析都要靠创新。要看清当今中国经济的衰落，需要回答三大问题：一，什么是衰退？二，衰退有什么特点？三，衰退可能拉多久？ 什么是衰退？现在可以说，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全面困境，就代表着经济的全方位衰退。那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会有什么特点？ 1月1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强调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篇报道是新华网发布的。习近平讲话的要义是，银行系统要支撑经济全局，同时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这句话透露，中国已经存在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了。习近平还强调，今后中共要靠加强金融监管，来维护金融的安全性；金融机构不能唯利是图，不能胡作非为。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没提到习近平讲话的全部内容；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站报道这篇讲话时，图片里多了一句新华社没报道的话，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金融监管“长牙带刺”，是针对银行内部的贪官吗？看来不是，习近平的反贪行动可以很轻易地抓到金融系统的贪官；“长牙带刺”的金融监管，可能会针对银行的客户，即企业和存款的居民，他们要“肉痛”了。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专制国家，而专制国家一旦准备走到这一步，就说明，这个专制国家的金融危机可能已迫在眉睫。这也说明，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会比民主国家残酷得多；而正是这种残酷，反而可能拉长专制政权在经济衰退中的寿命，因为它可以动用民众的资产来挽救政权。 中国的经济衰退，一开始是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破产，恒大现在已经进入破产清盘，这只是同类企业破产的开头；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已经发生了大量中小企业减薪裁员，失业率上升；然后便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潮。 再下一步，经济衰退就进入比较核心的领域，即财政困境，到去年年底，中国各级财政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三倍以上，没办法还清了，只能发新债、还旧债，拖一天算一天。财政困境之下，就民用公营事业开始缩减服务（公交车停运、城市环境卫生工人没工资、学校老师减薪）；接着就是缩减公务员开支，压缩社会福利（一方面增收社保收费，一方面减少社保支出），这些已经发生了。中国经济衰退的最核心部分，就是习近平最新讲话中点出来的金融危机。 四、中共在经济衰退面前的结局如何？ 中共真不怕经济衰退吗？其实，中共当局是心虚的。最近中共已委托几所大学组织秘密的社会心理调查，为的是掌握民众心态的变化，好筹划应对手段。 中国的经济衰退可能拉多久？现在能够判断的是，全面经济衰退的发作，比预想得快很多；但中共政权应该不会短期内崩溃，可能会拖上十几年。因为专制大国的国家幅员大，人口多，经济衰退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挤压，比小国会更长；而且，专制政权可以用各种极端不合理的手段，去避免危机爆发，结果就拉长了经济衰退的过程。 民主国家的人们都是从自己在自由社会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想象，来理解专制国家的衰败，那通常是不灵的。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苏联的垮台，全世界的苏联问题专家都看走眼了，他们只论证了苏联政权会稳固下去，却推导不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过程。 如今面对中国的经济衰落过程，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至少应该想到，观察中国的动态，从现在起有三个靠不住：一，官方使用的主要指标靠不住，必须观察技术经济指标；二，西方的智库靠不住；三、街头个别访谈，随便问几个人，被访谈的人说出来的话靠不住，不光是因为，那不是抽样，不具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还因为中国人从来都不敢对陌生人完全讲真心话。 中国经济衰退的综合性症状，最核心的就是财政危机状况和金融危机状况，对这两部分中共隐藏得最深的真实情形，要如何来掌握，我们面临挑战。首先，看懂金融报表，就需要下很多功夫；然后，学会洞察隐藏在金融数据背后的真实动态，更需要经验和功力。 专制的红色大国，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都会对美国发起军事挑战；一旦冷战已经形成，红色大国在国际空间当中也就走到头了，因为冷战有铁律，即不能点燃战火。这个世界很奇妙，几年前世界各国还有很多人看好中国的崛起和繁荣；突然之间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专制的红色大国正在坠入深渊。也许，这就是命运之神对自由民主国家最大的眷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国家统计局11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2%，是7月以来再次出现下降。 网络图片 中国经济是否陷入通货紧缩，再次发生争议。 什么是通货紧缩？是指一个国家总体价格水平下降，即物价普遍下跌，同时发生的还有经济衰退、消费需求不足、失业率增高等情况。 通缩在经济学上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至今世界上尚未有哪个国家成功战胜过通缩，都是被通缩搞得非常惨。 最典型的通缩，就是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以及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 大萧条有多惨？饿肚子的人都不在少数，无数人的资产一夜间变成负债，普通人基本找不到任何工作。美国后来是重新富强了，但大萧条那些年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日本在90年代被通缩这个魔咒控制之后，经济30年基本没有增长，虽然今年重回增长趋势，但是否能说走出通缩，还不一定。 试想一下中国接下来30年不增长会怎样？ 跟日本可没法比。日本当年陷入通缩的时候，人均GDP可是超过美国的，所以现在日本30年不增长但仍然属于发达国家前列，真正体现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中国2022年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产业质量也远不如日本当年，如果这时候陷入通缩，后果肯定是不敢想象的。 对一些大病来说，在早期就会有很小的征兆，但有时候这些迹象被忽略了，有时候会讳疾忌医，有时候是给的早期干预手段不对，最后成了真正的大病，要么得大动干戈治疗，要么就真死了。 通缩的判定标准，按照主流看法其实简单， 经济学家一般普遍认为，当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出现连续的下跌，即标志着通货紧缩。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中国经济就已经通缩了。这是单一要素的通缩判定标准。 另外还有一种全要素判定标准：通货紧缩不光出现物价下跌，还会伴随货币数量减少、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也会出现经济萧条。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中国也可以被认为进入了通缩前期状态。 不过中国经济因为巨大的体量，确实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再加上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力量很强，而经济理论一般都是针对纯市场经济环境，所以硬套通缩这个概念，也未必可取。 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想，既然上面已经说了这几个中国经济的特殊性，那就从特殊性出发，会比较切合实际。 再来看看PPI。统计数据显示，10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降幅在连续三个月收窄后，同比下滑2.6%，降幅较9月扩大0.1个百分点。这是PPI连续第13个月下降。 这就很有讨论的价值了，为什么消费者这头的价格下降，还伴随着生产那头的产品价格下降呢？如果说物价下降还能解释为主要是猪肉降价造成，那“双降”现象，就能说明问题没那么简单了。 双降，显然是因为经济的“老毛病”未除，就是产能过剩。就是说生产的太多了，但有效需求还是太弱。 根据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152.1GWh，累计同比增长38.1%。但同期我国动力电池累计产量约293.6GWh，同比增长36.8%。今年上半年动力电池的产量接近装车量的两倍，就是说产量明显高于市场需求。 这就是一个关于产能过剩的现实例子。 综上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再看看GDP的增长是怎样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第四季度也普遍预计将会超过5%。 那么最核心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GDP数字如此美好，物价和出厂价格却是下跌的？这GDP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按常理说，GDP和物价指数应该有一个非常良性的同步增长才对。 这时再结合我刚才说的产能过剩，就该有答案了：GDP其实还是生产过剩和政府投资带来的，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复苏。那些生产过剩的电池之类，就是GDP的主要推动力。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事实上还在进一步恶化。 可以说，生病的中国经济今年根本就没吃对药，多年来的产能过剩、过度投资积弊还在扛着GDP这面大旗前行，但背后的有效需求“后备军”不仅没有及时跟上，甚至还被落下更远了。用扩大产能和政府投资来“饮鸩止渴”维持GDP高增长的现象还在继续。 这时候争论通缩没通缩，还重要么？ 现在再叠加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就算启动财政政策开始“放水”，也未必能让水流到该去的地方，而多半是填补了债坑。这样一来，能用的刺激手段其实就更少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判断是否通缩，而是怎样防止掉进深渊一般的萧条寒冬。 美国是怎样走出这三年的“经济底”？可以看看美国的老百姓是怎么说的——都在使劲儿花政府发的救济金。 我在网上甚至看到不少人说陆续发了几万美元，都没花完。美股也在这三年继续走出牛市，让股民赚到了钱。给老百姓钱，让老百姓可劲儿花钱，强行让经济循环起来——这就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办法，简单粗暴但有效。 中国的消费特点虽然不一样，但发一发大规模的无限制消费券总是可以的。如果还把精力放在等待海外需求复苏，用来辩解没有通缩，而不是赶紧“治病”，等到真正发病的时候，恐怕将是一场空前的大危机。 “扩大内需”喊了20多年了，现在，是必须实践的时候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据纽约时报报导，上海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最新报告，将中国描绘成变得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的商业环境；外企发现自己左右为难，中国政府表面关心它们的投资，同时却又把重点放在国家安全这个优先事务上。 欧美企业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在中国赚钱变得越来越难，这个负面情绪除主要是中美关系恶化造成，也有中国经济衰退的问题，例如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最明显的是开发商负债累累，房价不断下跌。 日本野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6月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减了87%。这是自1998年初有了现代纪录以来的最低季度水准。 325家美国公司在调查中给中国市场开放打分数，在10分为满分下，结果平均为6分仅勉强及格；另政策透明度调查结果也越来越差，今年参与调查的公司中，有一半以上认为政策偏袒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 报导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争取外国高阶主管加大投资，称中国渴望与外企做生意，但中国政府也在加倍强调国家安全和自力更生的政策，这对外企在中国业务的外籍人员是个挑战。 在中国最近通过更严格的数据安全和反间谍法后，欧洲和美国公司已不鼓励高层主管携带笔记型电脑离开中国。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表示，公司限制员工将笔记型电脑从中国带到亚洲其他国家，这使得从上海管理区域业务变得更加困难。 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谭森（Sean Stein）说，“我们看到更多的领域正在提出更多的法规，但坦率地说，这些法规的实施方式或界定范围往往相当模糊，因此企业现在无法确定红线在哪里”。 跨国公司多年来一直让访问中国的高阶主管们使用临时的笔记型电脑和智慧型手机，以防止公司的敏感讯息被盗。但一些公司在今年夏天开始采取新政策，不允许驻中的高阶主管携带笔记型电脑及智慧型手机离开中国。 对外企而言，在中国经商环境另一个困难是外企高阶主管身处中国境外时，中方数据安全法让他们无法访问公司在中国境内的某些数据。
过去一年，按揭贷款的利息支出已经翻倍，几乎达到830亿澳元，这使得每一位澳大利亚人的收入衰退，财政部长吉姆．查尔默斯警告称，国家的经济风险可能会加剧。 据悉尼晨锋报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的国家帐户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的三个月内，经济增长了0.4%，而2022-23财年的整体增长率为2.1%。 然而，以人均基础来看，上一个财政年度经济增长出现了倒退，下降了0.3%。每人的经济活动在六月季度再次下降了0.3%。这之前，在今年的前三个月中已经下降了0.3%。 财长警告说，未来将出现更多不佳的经济消息，预计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的经济放缓将对国内造成影响。 财长指出：“我们预计未来一年经济将大幅放缓，预计失业率也将上升。全球经济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的放缓在其中扮演著更大的角色——我们无法躲过这一劫。” 财政部长表示，由于低失业率和15年来的首个预算盈馀，澳大利亚在面临这些挑战时处于一个不算太糟糕的状态。 反对党财政部长安格斯．泰勒表示，从数据可以明确看出，推动经济的唯一因素是人口增长。“以人均计算，澳大利亚人正在经历一场经济衰退，这带来了很多困难，”他说。“他们不得不看紧自己的口袋，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维持生计。”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22-2023财政年度，按揭利息支付让家庭支付了828亿澳元，是上一财政年度利息支付金额的两倍。在六月季度，家庭支付了245亿澳元的利息。去年同期，他们只支付了119亿澳元。 这些帐单在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委员会去年5月开始积极加息后急剧上升，使官方现金利率从0.1%上升到今年6月的4.1%。 鉴于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加息的影响，澳联邦银行经济学家贝琳达．艾伦和史蒂芬．吴表示，利率成本将继续上升。“到今年年底，债务偿还成本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他们说。 艾伦和吴指出，从人均基础来看，家庭支出已经出现倒退。“季度内，人口增长了0.7%，而总消费仅增长了0.1%，”他们说。家庭在家居摆设、娱乐和文化方面的支出下降了2.5%，但租金支出大幅增加。 AMP副首席经济学家黛安娜．穆西纳指出，数据显示，由于租金、能源费用以及保险和金融服务费用上升，基本支出在季度内增长了0.5%，而非基本支出则下降了同样的比例。这削减了家庭储蓄的金额。家庭储蓄比率是自2008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据纽约时报报导，在中国经济衰退下，民间充分感受到萧条的景况，但在中国政府的口中却看不到这种衰退。许多中国人感受到的经济现状，与官方的描述大相迳庭，且这种认知差距正不断扩大。 这篇以“中国经济前景：高层说得乐观，基层觉得悲观”为题的报导，从居民以受薪阶层为主的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切入，直指当地居民及企业主看来，经济疲软的迹象无处不在。曾经吸引全国各地工人的工厂搬走了，还没搬的也减薪了。 25岁的电器行老板钱小姐表示，去年她的店里每天大约能有20个客人上门。如今整个星期日下午，只来了1个客人，“明显感觉到，现在人都没钱”。她原本想在今年底结婚前买辆新车，但看到生意萎靡不振后，放弃了这个念头。 距离几条街的饺子店里，老板娘张姣娟和丈夫薛先生正在搅拌著韭菜肉馅。夫妻俩去年本来在一家汽车配件厂上班，每人月薪在4,800到6,000人民币之间，今年春天却降到了约3,300元，低到让原本没打算创业的两人，决定投入毕生积蓄的16万人民币开店。 薛先生说，他们夫妇曾认为，只要熬过3年疫情，努力工作就一定会有希望，“结果疫情一结束，反而更糟了”，“我们发现这里的生意也不好”。于是，两人也削减了自己的开支，基本上不买水果，只买主食和蔬菜。 一名在安徽开服装店的老板唐小姐说，她不关注经济新闻，但花了很多时间浏览小红书，试图从其他服装店老板身上搜集商业技巧。然而，如今这些老板们发的大多数短片，都在哀叹自己的生意有多糟糕。 但相形之下，在中国政府的口中却看不到这种衰退。 许多中国人感受到的经济现状，与北京中央的描述大相迳庭，且这种认知鸿沟仍不断扩大。对许多中国百姓来说，这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已经导致了普遍的悲观和气馁情绪，但官媒和官员仍在宣称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 中国官媒坚称，这是“掀起认知作战的西方政客和媒体”夸大了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更表示，他们“最终难逃被现实打脸的命运”。 但当现实被证明不太美好的时候，另一个办法就是掩盖它，中国当局8月间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就是一例，这遭到了网友的广泛嘲讽，直指政府“终于找到了解决失业的妙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