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烏克蘭戰爭爆發後，民主國家齊聲譴責普京的侵略行動。這場戰爭不僅分裂了烏克蘭的國土，打破了歐洲大陸70多年來的和平局面，而且嚴重衝擊了經濟全球化的布局。可是很少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蘇聯解體後俄國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為什麼這個國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進反退，一步步地變成了一個順從獨裁者的社會？譴責、憎惡普京這個戰爭的罪魁禍首是容易的，但對中國人來說，俄國民主化倒退的教訓更值得警醒。 一、俄國民主化的終點：恢復國內專制和對外霸權 自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之後，全世界的專家學者都沒料到，有朝一日，蘇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鼻祖、世界各國共產黨政權的催生婆居然會拋棄社會主義道路；更沒人料到，俄國的民主化居然最後通向了沙皇式統治，俄羅斯重新走上了窮兵黷武、稱霸東歐的傳統霸權主義道路。 1991年8月，蘇共高層的一批官員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正把蘇聯引向危險的道路，因此組成了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政變，軟禁了戈爾巴喬夫。結果絕大部分蘇共黨員和各級幹部卻站出來反對政變。事後，由蘇共黨員組成的蘇聯國會（蘇聯憲法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最高蘇維埃」）投票決定，禁止蘇共在蘇聯的一切活動。一夜之間，統治蘇聯74年的唯一執政黨蘇共被蘇共的國會取締了，以蘇共總書記身份擔任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礎。 隨即蘇聯的3個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共和國的總統們一致同意，依據蘇聯憲法從蘇聯獨立。於是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蘇聯就這樣解體了，烏克蘭因此也獨立建國。俄國進入葉利欽時代後，因為蘇共已被取締，唯一能取代蘇共專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因此俄國自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同時，葉利欽當局也選擇了市場化方向的經濟制度轉型。 俄國轉型初期，表面上一切似乎都與民主國家相近，政治開放，經濟自由化，社會氣氛活躍。我1995年去俄國考察制度轉型之前，曾在普林斯頓大學見到一位到訪的俄國科學院學者，當時他頗為自得地坐在會議室里自言自語，「（現在是）一個截然不同的莫斯科啊（Совсем другая Москва）。」然而，俄羅斯的好日子並沒延續多久。 1999年底，葉利欽請辭，普京受命接任總統。在普京的統治下，俄國又朝著專制的原點回歸。他通過修改憲法以及連任、替任等種種花樣，事實上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民主」國家的終身總統。蘇聯解體後俄國確實踏上過民主化道路；可今天的俄國離個人獨裁卻只隔著一層「帝位」的窗戶紙。當普京發動了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同時在國內打壓反戰的聲音時，俄國的政治制度似乎已經回歸到沙皇時代了，其所謂的「民主」制度只剩下國會這個軀殼，俄國實際上再也不是民主國家了。 然而，現在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度轉型走向依然不甚了了。許多國際問題專家以為，只要俄羅斯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如果歐盟不東擴，俄國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成熟的民主國家。他們當中似乎很少有人考慮過，共產黨國家的制度轉型，其實失敗的可能性非常大，而這種轉型失敗對周邊國家乃至國際和平具有很大的威脅。烏克蘭戰爭之所以震撼了多年主張「和平主義」的西歐國家，就是因為這些國家不懂，俄國民主化的終點居然是恢復國內專制和對外霸權。 二、蘇聯解體：假「男兒」敗給了真男兒 俄國退回專制和霸權，是回歸其歷史傳統嗎？蘇聯也有70多年的歷史傳統，為什麼卻被蘇聯人拋棄了？習近平以為，蘇聯解體，就是其共產黨統治的傳統無人捍衛，即所謂「竟無一人是男兒」。其實，用傳統這個詞來解釋俄羅斯失敗的轉型道路，實在太蒼白無力。 習近平以為，蘇共領導層里，但凡有幾個「男子漢」，血氣方剛，絕不退縮，蘇聯就不至於垮下來。他完全被中宣部的意識形態專家誤導了。事實上，當時蘇共的政變委員會就算是習近平心目中的「勇敢男兒」，他們確實站出來了，但卻失敗了。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有更多的、成千上萬的「男兒」站出來反對這幾個不識時務的政變委員會成員。客觀地講，「扼殺」蘇聯的其實就是蘇共的大部分精英。他們對蘇聯和蘇共前途的判斷與習近平的判斷相反：守住蘇聯和蘇共才是「窩囊廢」，識時務的「好漢」就應該埋葬蘇聯和蘇共。 戈爾巴喬夫實行改革，有從經濟凋敝到國力漸衰、從民智開啟到反對派萌芽等諸多不得已而為之的原因，但他只是想改良。他的政改口號（俄文гла́сность）原意是「公開性」，指政治上的有限開放；其經改口號（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是「重建」，即重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些改革並非制度轉型。老戈之所以要實行這樣的改良，實在是因為蘇聯的制度病入膏肓了；而他的改良不可避免的失敗，還是因為這架制度機器病入膏肓，不可救藥。 按照鄧小平的認知，蘇聯人求變，是沒能「富起來」。其實，1990年蘇聯解體前的一次全國民意調查揭示，90%的蘇聯老百姓認為，物質生活過得去。蘇聯老百姓求變，並非中國官媒宣傳的那樣，是因為物質生活不好；他們實際上是對蘇共和蘇聯的政治體制越來越不滿。隨著蘇聯社會的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蘇聯民眾的價值觀比斯大林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有了很大進步。比如，誠實、有尊嚴地生活、排斥暴力之類的價值觀念，不僅深入知識分子的心，深入蘇聯軍人的心，也深入蘇聯相當一部分領導人的心。 戈爾巴喬夫政府的總理雷日科夫當時如此評價蘇聯政府的狀況：「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干，從下到上，從上到下。所以，當時整個蘇聯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覺得，夠了，我們不想再這樣沒有尊嚴地生活下去了。我們需要政治上的改變。」當時蘇聯人普遍認為，他們不想再忍受這種充滿腐敗、充滿謊言、依靠鎮壓的制度。1990年蘇聯解體前，蘇共黨員的88%認為，蘇共不再有威信；70%多黨員準備退黨。這個黨其實已經被老百姓和它的黨員拋棄了。 當不識時務的那幾個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發動政變時，蘇聯70%的地方政府首腦宣布，不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軍隊的大多數也拒絕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同時，人民自發地上街抗議政變，阻撓政變的實施；最後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蘇聯最高蘇維埃的蘇共代表投票送終了蘇共。 三、俄國制度重建：用「舊」零件裝出「新」機器？ 既然蘇聯解體時，其多數國人嚮往民主化，那為什麼俄羅斯今天會走到這種地步？俄羅斯民主化失敗的關鍵在於，俄國的制度轉型是用「舊」零件組裝「新」機器，這就必然導致「新」機器充滿了「舊」功能。所謂的「舊」零件，是指俄羅斯民主化中，新官僚都是蘇共舊人；而國人的價值觀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蘇聯時代的舊觀念。這樣，民主化開始後，官場、商場上舊人云集，投票時選民的舊觀念作祟，民主化失敗自然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1995年，我曾經在聖彼得堡市採訪了一個該市的前蘇共區委書記。她被採訪時擔任一家私人銀行的董事長，為我解釋了蘇共被取締時黨內掌實權的各級幹部的共同心態。據她說，當時蘇共各級幹部關心的是怎樣擺脫舊的蘇聯桎梏，開通自己發財致富的道路，又不必受克格勃的威脅，這就是他們拋棄蘇聯的主要原因。這種想法雖然未必與中共充分溝通，卻天然地符合鄧小平思想和江澤民路線。由此可見，共產黨國家的官員心向貪污，又怕整肅，在俄國和中國都一模一樣。採訪時我最感興趣的是，這位前蘇共區委書記如何赤手空拳開了銀行，當上了「金融家」？同樣的問題在中國是諱莫如深的，而她卻怡然自得地准許我把錄音機放在她的面前，毫不隱諱地給我這個外國人講了其中的奧秘。 蘇共被取締的次日，她召集原來由她任命的該區各國有企業廠長開會，商量出路，因為她和廠長們的合法性一夜之間都消失了。她的建議是，由她出面註冊一家私營銀行，廠長們把本企業的國有流動資金作為這家私營銀行的入股資金，轉入此銀行；再用銀行貸款的形式，把來自各企業的資金轉回企業。通過一番這樣的「神操作」，這家私營銀行就憑空有了雄厚的「資本」，而各位廠長也從此成為掌握自己企業金融命脈的私營銀行「股東」；雖然「組織上」不再任命這些廠長，但廠長們的地位由此得以穩固。 當時我追問：「這樣做合法嗎？」但卻沒料到，自己問了一個道地的傻問題。這位前區委書記微笑著問我：什麼是法律（что такое закон）？她解釋道：「我們各地的『幹部』們都在這樣做，他們支持的國會議員在『杜馬』（俄國國會）通過的金融法令因此規定，這樣的做法屬於合法行為。不然，我也不敢告訴你了。」這就是「舊」零件組裝出來的「新」機器在如何運作的典型案例。 蘇共幹部們並非真不懂經濟，只是他們不喜歡計劃經濟之下的束手束腳而已，也不喜歡被黨紀部門或克格勃勒索威脅；一旦讓他們用權力自由自在地發財，就無師自通地各顯神通，呼風喚雨。他們就是普京們的權力基礎，彷彿沙皇時代的貴族一般。然而，用這些「舊」零件組裝出來的俄國「新」政治制度，只是個民主制度的冒牌貨。當中國民間呼喚民主化時，很少有人想過徒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卻「換湯不換藥」，這樣的冒牌「民主」完全可能重蹈普京的覆轍。 四、為什麼俄國逃避社會轉型？ 共產黨國家一旦走上了轉型道路，是否就從此一帆風順地完成轉型呢？實際上，答案是否定的。成敗之別在於，社會轉型是否成功。完整的制度轉型必須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缺一不可。政治轉型是民主化，經濟轉型是私有化和市場化，而社會轉型是民眾價值觀、道德觀的滌盪和清洗。在民主選舉的狀況下，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的成敗取決於選民支持哪種政策主張。因此，社會轉型才是民主化是否倒退、是否歸於失敗的關鍵影響因素。 因此，所有共產黨國家的轉型展現出三種模式：第一種，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這是以波蘭、捷克為代表的中歐模式；第二種，實行政治、經濟轉型，但社會轉型遲緩，這便是俄羅斯模式；第三種，實行了經濟轉型，但不實行政治轉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現社會轉型，此乃中國模式。 俄羅斯民眾在蘇共下台前曾支持民主化，這並不意味著俄羅斯就可以輕鬆地推動象中歐國家那樣的社會轉型。俄國民眾和大多數前蘇共黨員，並沒有中歐國家民眾那樣全面否定紅色歷史的精神準備。俄國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眾的大多數人，把共產黨制度的失敗推給了被取締的蘇共，卻迴避實行中歐國家那樣的個人懺悔和靈魂凈化。其根本原因在於，中歐國家的社會重建是把紅色歷史、紅色文化作為外國殖民統治的象徵而清除的，清除共產黨統治的遺毒就是愛國主義的體現，這做起來比較容易；而在俄國，紅色歷史、紅色文化就是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對紅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牽涉到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牽涉到對長輩、前輩社會聲望的否定，這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1995年，我在莫斯科的國民經濟戰略館（北京展覽館採用了它的圖紙）曾偶遇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兩人談了五個小時，中心話題是：為什麼民主化的俄羅斯不能深入批判共產黨文化？他的回答是，這是情感問題，而不是簡單的對錯問題。他的爺爺是赤衛隊隊員，見過列寧，父親是高幹，他自己也算高幹，一家三代全都和共產黨血肉相聯。他說，我們知道民主化比共產黨好，但要我否定十月革命，等於是讓我否定我爺爺和我爸爸的人生價值，這我做不到。 這次聊天后，我翻查了葉利欽時代的中學教科書，也檢視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兩市的政治歷史博物館的展品。結果發現，俄國的知識分子和教育部門採用了混淆是非、逃避爭論的實用主義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比如斯大林就從歷史教科書和歷史展覽館裡徹底消失了。結果，民主化過程中，俄國為了避免還原真實的歷史，把蘇聯歷史切碎了再稀里糊塗地拼在一起，這種做法其實是為逃避社會轉型創造條件。 五、民主化失敗的俄國重新成為戰爭溫床 在俄國考察後我意識到，雖然理智上俄羅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產黨下台，但情感上他們並不打算徹底清理共產黨的精神文化遺產。由此可見，在共產黨革命的搖籃國，清理共產黨的精神遺產不是個單純地明確是非判斷的問題；即便是非已經明確，很多社會成員仍然拒絕從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紅色歷史和紅色精神遺產，結果社會轉型和道德重建就面臨重重障礙。既然不對共產黨統治時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評價，也就談不上全社會範圍的懺悔意識和凈化意識。所以，俄羅斯在民主化時代成長起來的年青人囫圇吞棗地接受了亂七八糟的混亂的歷史教育，又在頭腦里裝進了蘇聯時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甚至比父輩還混亂。 被舊價值觀深深影響的數代俄羅斯人會喜歡一個強大的政府、強漢般的領導人和強硬、侵略性的對外政策。在這樣的社會裡，民主化必然走上失敗的軌道，而普京當道卻成為必然趨勢。一個失敗了的民主化國家很容易恢復共產黨統治時代的對外霸權政策；這種對外霸權政策常常還得到社會上許多人的喝彩。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懂得，為什麼普京敢於發動烏克蘭戰爭。看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年輕人為中國進攻台灣的軍事計劃叫好。 從更深層次去看，失敗的民主化又產生了俄國的制度劣勢：經濟上落後而毫無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壓制；對外，則只能展示強權。這種制度劣勢會進一步深化俄國精英和民眾的自卑感；而普京的制度自卑感讓他對那些靠近西歐國家的前蘇聯集團成員國的成功充滿了妒忌、敵意，總想找機會威脅它們，至少把他們的制度優勢削弱。所以，俄國之所以恢復霸權主義，是俄國轉型失敗後出現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應；它非常害怕周邊國家的成功讓俄羅斯昔日的輝煌淪為徹底的敗落。這就是烏克蘭戰爭的俄國背景。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