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筆名：肅生
第九集
地陷的謠傳
大約是七十年代初期，具體哪一年記不清了，時節在春末。一天上午八點多，我正在家中看書。忽然，有熟人走到我家門口，對母親說，街上好多人拖家帶口地朝城裡趕，就跟「跑反」（原指抗戰時城裡人為躲避日軍舉家逃到鄉里）樣的，都是南鄉（和城以南各鄉鎮的統稱）的。
我一聽說，好奇感陡生，立馬放下書跑上前街。只見許多農民或三五成群，或像一支稀稀拉拉的隊伍。成人肩上都挑著擔子，擔子兩頭有的是木頭箱子、麻袋，有的是捆紮起來的被子、棉絮，還有的一頭是竹筐，裡面坐著小孩子。也有很少的是用板車拉著家裡的糧食、用具和雜物，上面也坐著小孩，也有老人。半大的孩子跟在父母身後連走帶跑，有的還背著布包、口袋或者走不了路的弟妹。
這些人都是滿臉恐慌，很多人上身都汗濕透了。他們看著在路邊觀望這副場景的我們，眼睛裡透露著疑惑不解。路邊站著的橫江街道的人和幾家商店的營業員中，有人好奇地走上前攔住他們問道，這是在幹什麼？這些趕路的人有的眼一瞪喝道，讓開！一步不停地繼續走。也有的氣喘吁吁地答上一兩句，你們還不向城裡跑，地要陷了！一邊答著話，一邊腳步不停。趕路的中也有人轉一下頭問我們這些路邊的人，「多晚子了（什麼時候了）？」我剛到前街的時候，這些人聽說是八點多，就嘀咕一聲「還來得及」。
漸漸地，問時間的人臉上焦急的表情越來越重。不一會，陸續有幾個人停下腳步，大聲問我們「幾點了？」，街邊的人紛紛回答「九點多了。」突然，這些還在急慌急忙趕路的人就像泄了氣一樣，紛紛撂下擔子，有的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有的嗚嗚大哭，有的還向路邊人家討水喝。很多人臉上的緊張、惶恐神色突然消失，露出劫後餘生的輕鬆。
這時，很多街上人走近離自己近些的趕路的農民，詢問他們是哪裡的，這是怎麼回事。他們不再有趕路逃生的念頭了，有人就斷斷續續地說，他們前後這一撥人大多是聯合公社和姥橋公社的，他們之前有很多人已經進了城裡了，後面估計還有很多人。我走了幾個人群，從一些人七嘴八舌的訴說中了解了事情的大概。
昨晚就有傳說，和縣南鄉要地陷，地一陷，江水就要把南鄉淹成湖，地陷的中心在姥橋、白橋之間的地方。到了夜裡，又傳說，地陷的時間是在今天上午九點。整個南鄉你傳我、我傳你，都傳遍了。昨天上半夜，就又不少人家收拾收拾趕路了，主要的是向城裡逃，因為和城地勢比南鄉高得多。也有少數的是向南鄉西邊的南義一帶的山裡逃，白橋那邊的也有不少人趕到西梁山避難。
有些老人堅決不肯離家，準備地陷的時候乾脆上吊。據這些人聽說，有些圩心裡的人家夜裡烏燈瞎火沒法跑出來，乾脆把家裡的雞、小豬宰了大吃，成心淹死了也要做飽死鬼。他們也不知道這話怎麼傳起來的，大家都這麼說。你見我慌，我見你忙，就這麼都趕著到城裡逃難了。
九點以後，還有人群順著橫江街的公路往城裡去，原來停下來的也有少部分人重新挑起擔子繼續走，不過，走得不再那麼急了。漸漸地，不再有逃難的人從南邊過來了。到了十點多，原來停在橫江街路上休息的人群由少漸多地起身往家去了。接下來的兩三天，不斷地有攜兒帶女，挑著擔子從城裡往南鄉返回的人群走過前街。至於掀起這起和縣南鄉這麼大規模逃難潮的謠傳的緣起，後來成了個謎。
小學語文課
文革以前，六十年代的上半期，經過大饑荒時期學生們在飢餓中根本無心讀書之後，學校的教學工作得到了恢復，老師們對學生的學習要求也抓得比較嚴。小學三、四、五年級時，那是學習氛圍最好的時期。小學的老師們除了課堂教學之外，作業的布置和批改都很及時、認真，還採用了一些辦法提升同學們的學習興趣，促進學習上的交流。
我印象最深的是語文課。語文老師又是班主任，他是中師畢業的，在那時的小學教師中是正牌的。他按照家庭就近的原則，要求同學們組成一個個學習小組，晚上到其中的一家集體自習。還安排班干進行檢查，因為小學生各家之間靠得比較近，檢查起來也很方便。
那時城裡幾所小學間還組織了課文背誦比賽，我們橫江小學和清真小學結成一對。同年級的互相抽查課文背誦，清真小學老師帶著不同班級的學生代表到橫江小學來，這邊各相應班級的老師派出學生選手在課堂上背誦課文。課文是對方在本學期的課本里隨機選定的，每個選手背一兩篇，按照錯誤率定成績。反之，橫江小學這邊也到清真小學進行抽查。我既是這邊的選手，也是到那邊抽查的代表，所以，四、五年級的語文課那時是背得滾瓜爛熟。
太可惜的是，背了那麼多課文，其內容幾乎沒什麼價值。那個時代的語文課文都是出於中共政治思想教育的需要，實在是談不上多少文學價值和知識含量。僅就而今的記憶，從課文題目就可見當時語文課的一斑。如：《雞毛信》《羅盛教》《黃繼光》《董存瑞炸碉堡》《劉胡蘭》《半夜雞叫》《蘇聯人民給了我新的雙手》《美國的兩個路易斯》《邱少雲》《手拍胸膛想一想》《小鐵鎚》。當然也有《寒號鳥》《等一會兒再說》《獵人海力布》《趙州橋》等很少的幾篇具有人生啟迪意義和歷史知識的課文，這類課文我記得很熟，可惜太少了。
父親的抗戰回憶
記得小學語文課本有《平型關大捷》一課，讀到這篇課文時我以為這是抗戰中了不得的大戰，於是到了晚上時就問父親這件事。父親愣了一會，嘆了口氣，說了一句「日本人是我們打的哦。」還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有個青年悄悄問父親，打戰時怕不怕。父親說怎麼不怕，我們和老兵都還好，新兵最怕，不過槍一響多數就不知道怕了。還說，一次戰鬥時，日本人的小鋼炮打過來，只聽到耳邊「嗚」的一聲，一轉頭，我旁邊的一個軍校的同學擔任副連長的一條大腿被削斷了，我是連長。這是插話了。
父親還不止一次地在自傳中的寫過他當年駐紮在汨羅江的事，是作為歷史上的「罪行」交代的。他說，當時戰事吃緊，部隊供應跟不上，伙食很差，弟兄們在修整的時候想解解饞，就向我報告想在江里炸點魚吃，我同意了。我不該把作戰用的物資亂用，把本該對付日本人的炸藥就這樣浪費了，我對不起老百姓。他還說過他的部下有人在身上綁上手榴彈爬向日軍坦克，扒在地上等坦克經過時在坦克肚子底下拉響手榴彈殉國的事。
父親極少談他的軍旅生涯，怕我少不更事，在外面嘴上把不住惹禍上身。不過偶爾說到，他都會說上一句「慘啊，真慘啊！」然後臉上就是一副憂傷的神情。
練習簿和草稿紙
六十年代小學生書包里很簡單。書包一般是用舊衣服拆出來的布塊縫製的，也有的就這麼把書夾在腋下上學的。那時書包里也就是語文、算術兩本課本，一個文具盒。作業本除了語文、算術練習簿，還有一本圖畫本，大都是課堂上做完作業就交給老師批改，第二天上課時再發下來。課本、作業本都是每學期開學交過書本費後學校一次性發的。到了四年級以後又多了一本作文本。
那時的練習簿都是用那種「再生紙」印製的。所謂「再生紙」就是紙廠把廢的書、報再泡成紙漿撈出來的紙，有的可能還加了些稻草漿，應該沒加漂白，是那種藍不藍、灰不灰或者黃不黃的顏色，很粗糙，有的還明顯地看到稻草的纖維。這種紙寫起來很洇，小學低年級用的是鉛筆還沒關係，到了四年級以後要求用鋼筆、蘸水筆做作業，那就受罪了，筆尖上墨水多一點點就在紙上洇成一團。寫錯了還沒辦法用橡皮擦，一擦紙就通了個小洞。
學校發的練習簿都是這樣，學生們手邊能有的草稿紙就更缺了。小學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家另外給孩子買本子的，也沒有買白紙裁了做草稿紙的，買不起的。那時的草稿紙是五花八門，最多的是草紙和香煙的包裝紙。草紙洇得很，寫鉛筆還可以，鋼筆打草稿就不行了，買不起鋼筆用蘸水筆的就更不好寫了。
一些家長在機關單位工作的學生，時不時帶了各種廢棄的空白髮票、單據和表格做草稿紙，這時同學間關係好的還能從他們那兒得到幾張。那種大的表格紙，背面做寫作文的草稿紙最好。我還時時用小塊的大紅紙做草稿紙。每年中國新年前，父親都要給鄰居家寫門對子，多數是到堂屋比較大的人家寫。我也跟著去，幫著裁紙、領紙，裁下來多餘的小塊就被我收集了做草稿紙。
到了上中學時，我的草稿紙就富餘得很了。那時每星期都要出一期大批判專欄，是那種用十幾張大白紙抄了同學們的大批判文章，用水彩寫題目，還配一點畫圖，貼在牆上給大家看的。因為我的毛筆字在同學中是無可比較的，所以每期基本上都是我抄得多，抄錯了裁下來的空白紙就成了我的草稿紙。
偷著讀小說
我在四歲不到就識字了。六零年春，四歲半就上了小學。那時候新學年是從春季開始的，六四年改成夏季開始。六一年春季，我讀了第一本長篇小說，是《兒女風塵記》，不知是怎麼借來的。記得剛拿到這本書，「塵」字還不認識，說成了「兒女風尖記」，惹得借給我書的那個人一陣哈哈笑，過兩天還告訴了母親，此事後來一段時間經常被人拿來說笑。
這樣的笑話還有，那是我六歲多時看了一本《水滸》的連環畫，把「李逵」讀成「李陸」。一個家住城南的熟人，是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他是怎麼知道這事的我也不曉得，只是他每次路過我家門口，見到我就要喊一聲「李陸」。《兒女風塵記》的內容早已忘了。隱約記得一個孩子和他寡母寄居到外公家，受夠白眼，一次吃飯時有蝦，他剛夾起一隻，就被舅母瞪了一眼用筷子打了下來。他還撿過煤渣，後來好像是「參加革命」了。六十多年了，只看過那麼一遍，真記不得什麼了。之所以還記得這個情節，是當時感覺他的日子過得比我好多了。
六三年暑假，我從一個鄰居家借到一套《三國演義》，愛不釋手，每天就捧著看。好多字不認識，手邊就擺著一本字典，邊看邊查。那本字典是父母親的，一直陪著我讀書到高考上學後。字典應該是五十年代初的，或許更早，豎排的，注音用反切，所以，我到現在一些字讀音都不準。《三國演義》囫圇吞棗地讀了兩三遍，記得多的是人物和情節，那些詩歌和引的文章基本都不太懂，但讓我多少打了一點文言基礎，最大的收穫是認了好多字。
《水滸傳》是十一歲多一點讀的，讀《紅樓夢》大概在十三歲的光景，還沒上初中。初中時，應該是初二吧，忘了從哪裡借來了一套《聊齋志異》，白天不敢看，怕被人發現，就夜裡躲著看，有時窗外的黑暗中傳來瑟瑟的樹葉聲，就不自覺地感到一陣陣的驚懼。那時，正是文革「破四舊」風高浪急的當口，讀這些書是偷偷地借，偷偷地讀。經常是家裡有人來了，就急忙把書藏起來。
這期間，還借來了幾本五十年代高中的《文學》課本，這種課本實際上是古代詩文和現代文學作品的選集，是獨立於語文課之外的。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背得比較熟的有曹植的《七步詩》，白居易的《觀刈麥》《凌霄花》，唐寅的《桃花塢詩》，還有《孔雀東南飛》。魯迅的《故鄉》《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也在其中。
文革前，城裡還有三四家小書攤。架幾塊釘著橫條的木板，上面插著「小人書」，就是連環畫，厚薄一般一公分多，六十四開大小。一些小孩子就坐在主人家提供的小凳子上租了書捧著看，也有大人在看的。每本薄一點的一分錢，厚一點的兩分錢，也可以商量著三分錢看兩本厚的。我家和其中的兩家有世誼，我去看書他們都不要錢，每到星期天和寒暑假，我就成了書攤前固定的身影。文革一開始，這些小人書在內容上不是和「四舊」就是和「毒草」有關，這些小人書攤幾乎一夜之間就消失了。
經過「破四舊」，很多人家都把自家的書籍毀了。但有些人，主要是年輕人，還是偷偷藏了一些自己喜歡的小說什麼的，甚至有的在破別人家的四舊的時候，見到喜歡的書就揣在身上帶回家，當然這樣的人都是出身根正苗紅的，不然也不敢。我就在這些人中兜兜轉轉，把張三的書借來自己看了再借給李四、王五，再從他們手中借了書轉給張三、趙大看。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