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名：肃生

第九集

地陷的谣传

大约是七十年代初期，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时节在春末。一天上午八点多，我正在家中看书。忽然，有熟人走到我家门口，对母亲说，街上好多人拖家带口地朝城里赶，就跟“跑反”（原指抗战时城里人为躲避日军举家逃到乡里）样的，都是南乡（和城以南各乡镇的统称）的。

我一听说，好奇感陡生，立马放下书跑上前街。只见许多农民或三五成群，或像一支稀稀拉拉的队伍。成人肩上都挑着担子，担子两头有的是木头箱子、麻袋，有的是捆扎起来的被子、棉絮，还有的一头是竹筐，里面坐着小孩子。也有很少的是用板车拉着家里的粮食、用具和杂物，上面也坐着小孩，也有老人。半大的孩子跟在父母身后连走带跑，有的还背着布包、口袋或者走不了路的弟妹。

这些人都是满脸恐慌，很多人上身都汗湿透了。他们看着在路边观望这副场景的我们，眼睛里透露着疑惑不解。路边站着的横江街道的人和几家商店的营业员中，有人好奇地走上前拦住他们问道，这是在干什么？这些赶路的人有的眼一瞪喝道，让开！一步不停地继续走。也有的气喘吁吁地答上一两句，你们还不向城里跑，地要陷了！一边答着话，一边脚步不停。赶路的中也有人转一下头问我们这些路边的人，“多晚子了（什么时候了）？”我刚到前街的时候，这些人听说是八点多，就嘀咕一声“还来得及”。

渐渐地，问时间的人脸上焦急的表情越来越重。不一会，陆续有几个人停下脚步，大声问我们“几点了？”，街边的人纷纷回答“九点多了。”突然，这些还在急慌急忙赶路的人就像泄了气一样，纷纷撂下担子，有的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有的呜呜大哭，有的还向路边人家讨水喝。很多人脸上的紧张、惶恐神色突然消失，露出劫后余生的轻松。

这时，很多街上人走近离自己近些的赶路的农民，询问他们是哪里的，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有赶路逃生的念头了，有人就断断续续地说，他们前后这一拨人大多是联合公社和姥桥公社的，他们之前有很多人已经进了城里了，后面估计还有很多人。我走了几个人群，从一些人七嘴八舌的诉说中了解了事情的大概。

昨晚就有传说，和县南乡要地陷，地一陷，江水就要把南乡淹成湖，地陷的中心在姥桥、白桥之间的地方。到了夜里，又传说，地陷的时间是在今天上午九点。整个南乡你传我、我传你，都传遍了。昨天上半夜，就又不少人家收拾收拾赶路了，主要的是向城里逃，因为和城地势比南乡高得多。也有少数的是向南乡西边的南义一带的山里逃，白桥那边的也有不少人赶到西梁山避难。

有些老人坚决不肯离家，准备地陷的时候干脆上吊。据这些人听说，有些圩心里的人家夜里乌灯瞎火没法跑出来，干脆把家里的鸡、小猪宰了大吃，成心淹死了也要做饱死鬼。他们也不知道这话怎么传起来的，大家都这么说。你见我慌，我见你忙，就这么都赶着到城里逃难了。

九点以后，还有人群顺着横江街的公路往城里去，原来停下来的也有少部分人重新挑起担子继续走，不过，走得不再那么急了。渐渐地，不再有逃难的人从南边过来了。到了十点多，原来停在横江街路上休息的人群由少渐多地起身往家去了。接下来的两三天，不断地有携儿带女，挑着担子从城里往南乡返回的人群走过前街。至于掀起这起和县南乡这么大规模逃难潮的谣传的缘起，后来成了个谜。

小学语文课

文革以前，六十年代的上半期，经过大饥荒时期学生们在饥饿中根本无心读书之后，学校的教学工作得到了恢复，老师们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也抓得比较严。小学三、四、五年级时，那是学习氛围最好的时期。小学的老师们除了课堂教学之外，作业的布置和批改都很及时、认真，还采用了一些办法提升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促进学习上的交流。

我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课。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他是中师毕业的，在那时的小学教师中是正牌的。他按照家庭就近的原则，要求同学们组成一个个学习小组，晚上到其中的一家集体自习。还安排班干进行检查，因为小学生各家之间靠得比较近，检查起来也很方便。

那时城里几所小学间还组织了课文背诵比赛，我们横江小学和清真小学结成一对。同年级的互相抽查课文背诵，清真小学老师带着不同班级的学生代表到横江小学来，这边各相应班级的老师派出学生选手在课堂上背诵课文。课文是对方在本学期的课本里随机选定的，每个选手背一两篇，按照错误率定成绩。反之，横江小学这边也到清真小学进行抽查。我既是这边的选手，也是到那边抽查的代表，所以，四、五年级的语文课那时是背得滚瓜烂熟。

太可惜的是，背了那么多课文，其内容几乎没什么价值。那个时代的语文课文都是出于中共政治思想教育的需要，实在是谈不上多少文学价值和知识含量。仅就而今的记忆，从课文题目就可见当时语文课的一斑。如：《鸡毛信》《罗盛教》《黄继光》《董存瑞炸碉堡》《刘胡兰》《半夜鸡叫》《苏联人民给了我新的双手》《美国的两个路易斯》《邱少云》《手拍胸膛想一想》《小铁锤》。当然也有《寒号鸟》《等一会儿再说》《猎人海力布》《赵州桥》等很少的几篇具有人生启迪意义和历史知识的课文，这类课文我记得很熟，可惜太少了。

父亲的抗战回忆

记得小学语文课本有《平型关大捷》一课，读到这篇课文时我以为这是抗战中了不得的大战，于是到了晚上时就问父亲这件事。父亲愣了一会，叹了口气，说了一句“日本人是我们打的哦。”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有个青年悄悄问父亲，打战时怕不怕。父亲说怎么不怕，我们和老兵都还好，新兵最怕，不过枪一响多数就不知道怕了。还说，一次战斗时，日本人的小钢炮打过来，只听到耳边“呜”的一声，一转头，我旁边的一个军校的同学担任副连长的一条大腿被削断了，我是连长。这是插话了。

父亲还不止一次地在自传中的写过他当年驻扎在汨罗江的事，是作为历史上的“罪行”交代的。他说，当时战事吃紧，部队供应跟不上，伙食很差，弟兄们在修整的时候想解解馋，就向我报告想在江里炸点鱼吃，我同意了。我不该把作战用的物资乱用，把本该对付日本人的炸药就这样浪费了，我对不起老百姓。他还说过他的部下有人在身上绑上手榴弹爬向日军坦克，扒在地上等坦克经过时在坦克肚子底下拉响手榴弹殉国的事。

父亲极少谈他的军旅生涯，怕我少不更事，在外面嘴上把不住惹祸上身。不过偶尔说到，他都会说上一句“惨啊，真惨啊！”然后脸上就是一副忧伤的神情。

练习簿和草稿纸

六十年代小学生书包里很简单。书包一般是用旧衣服拆出来的布块缝制的，也有的就这么把书夹在腋下上学的。那时书包里也就是语文、算术两本课本，一个文具盒。作业本除了语文、算术练习簿，还有一本图画本，大都是课堂上做完作业就交给老师批改，第二天上课时再发下来。课本、作业本都是每学期开学交过书本费后学校一次性发的。到了四年级以后又多了一本作文本。

那时的练习簿都是用那种“再生纸”印制的。所谓“再生纸”就是纸厂把废的书、报再泡成纸浆捞出来的纸，有的可能还加了些稻草浆，应该没加漂白，是那种蓝不蓝、灰不灰或者黄不黄的颜色，很粗糙，有的还明显地看到稻草的纤维。这种纸写起来很洇，小学低年级用的是铅笔还没关系，到了四年级以后要求用钢笔、蘸水笔做作业，那就受罪了，笔尖上墨水多一点点就在纸上洇成一团。写错了还没办法用橡皮擦，一擦纸就通了个小洞。

学校发的练习簿都是这样，学生们手边能有的草稿纸就更缺了。小学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家另外给孩子买本子的，也没有买白纸裁了做草稿纸的，买不起的。那时的草稿纸是五花八门，最多的是草纸和香烟的包装纸。草纸洇得很，写铅笔还可以，钢笔打草稿就不行了，买不起钢笔用蘸水笔的就更不好写了。

一些家长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学生，时不时带了各种废弃的空白发票、单据和表格做草稿纸，这时同学间关系好的还能从他们那儿得到几张。那种大的表格纸，背面做写作文的草稿纸最好。我还时时用小块的大红纸做草稿纸。每年中国新年前，父亲都要给邻居家写门对子，多数是到堂屋比较大的人家写。我也跟着去，帮着裁纸、领纸，裁下来多余的小块就被我收集了做草稿纸。

到了上中学时，我的草稿纸就富余得很了。那时每星期都要出一期大批判专栏，是那种用十几张大白纸抄了同学们的大批判文章，用水彩写题目，还配一点画图，贴在墙上给大家看的。因为我的毛笔字在同学中是无可比较的，所以每期基本上都是我抄得多，抄错了裁下来的空白纸就成了我的草稿纸。

偷着读小说

我在四岁不到就识字了。六零年春，四岁半就上了小学。那时候新学年是从春季开始的，六四年改成夏季开始。六一年春季，我读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儿女风尘记》，不知是怎么借来的。记得刚拿到这本书，“尘”字还不认识，说成了“儿女风尖记”，惹得借给我书的那个人一阵哈哈笑，过两天还告诉了母亲，此事后来一段时间经常被人拿来说笑。

这样的笑话还有，那是我六岁多时看了一本《水浒》的连环画，把“李逵”读成“李陆”。一个家住城南的熟人，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他是怎么知道这事的我也不晓得，只是他每次路过我家门口，见到我就要喊一声“李陆”。《儿女风尘记》的内容早已忘了。隐约记得一个孩子和他寡母寄居到外公家，受够白眼，一次吃饭时有虾，他刚夹起一只，就被舅母瞪了一眼用筷子打了下来。他还捡过煤渣，后来好像是“参加革命”了。六十多年了，只看过那么一遍，真记不得什么了。之所以还记得这个情节，是当时感觉他的日子过得比我好多了。

六三年暑假，我从一个邻居家借到一套《三国演义》，爱不释手，每天就捧着看。好多字不认识，手边就摆着一本字典，边看边查。那本字典是父母亲的，一直陪着我读书到高考上学后。字典应该是五十年代初的，或许更早，竖排的，注音用反切，所以，我到现在一些字读音都不准。《三国演义》囫囵吞枣地读了两三遍，记得多的是人物和情节，那些诗歌和引的文章基本都不太懂，但让我多少打了一点文言基础，最大的收获是认了好多字。

《水浒传》是十一岁多一点读的，读《红楼梦》大概在十三岁的光景，还没上初中。初中时，应该是初二吧，忘了从哪里借来了一套《聊斋志异》，白天不敢看，怕被人发现，就夜里躲着看，有时窗外的黑暗中传来瑟瑟的树叶声，就不自觉地感到一阵阵的惊惧。那时，正是文革“破四旧”风高浪急的当口，读这些书是偷偷地借，偷偷地读。经常是家里有人来了，就急忙把书藏起来。

这期间，还借来了几本五十年代高中的《文学》课本，这种课本实际上是古代诗文和现代文学作品的选集，是独立于语文课之外的。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背得比较熟的有曹植的《七步诗》，白居易的《观刈麦》《凌霄花》，唐寅的《桃花坞诗》，还有《孔雀东南飞》。鲁迅的《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也在其中。

文革前，城里还有三四家小书摊。架几块钉着横条的木板，上面插着“小人书”，就是连环画，厚薄一般一公分多，六十四开大小。一些小孩子就坐在主人家提供的小凳子上租了书捧着看，也有大人在看的。每本薄一点的一分钱，厚一点的两分钱，也可以商量着三分钱看两本厚的。我家和其中的两家有世谊，我去看书他们都不要钱，每到星期天和寒暑假，我就成了书摊前固定的身影。文革一开始，这些小人书在内容上不是和“四旧”就是和“毒草”有关，这些小人书摊几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经过“破四旧”，很多人家都把自家的书籍毁了。但有些人，主要是年轻人，还是偷偷藏了一些自己喜欢的小说什么的，甚至有的在破别人家的四旧的时候，见到喜欢的书就揣在身上带回家，当然这样的人都是出身根正苗红的，不然也不敢。我就在这些人中兜兜转转，把张三的书借来自己看了再借给李四、王五，再从他们手中借了书转给张三、赵大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