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名：肃生
第八集
土基踏板土基床
我下放的那一年，也就是七三年，到了秋天，队里的一对青年结婚了。横江一队处于城乡结合部，大家的日子比起北乡、南乡的人家要好些，但贫困的人还是不少。因为那时人们的收入实在是太低了，能混搭杂粮填饱肚子就满足了，在农村里更是这样。
队里家境好的人家，也就是人口多、劳力多的人家，再加上原来的家底还行，还有着一点老早留下的家具，也就是架子床、大方桌或小方桌、几条凳子、两三口木箱。一般人家睡的就是凉床、春凳了，装衣物的是柳条筐子和大纸盒子。有的人家家里走进去桌子、箱子的什么都没有，吃饭就在钉了四条腿的几块杂树锯的板拼成的“桌子”上。
这对青年，男的是孤儿，虽然队里还有他的婶婶和堂哥一家，但都是各过各的，婶婶堂哥他们也很穷。女方有一个父亲，得了很重的肺痨，时不时就咳血而且咳的很多，不能干活，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就到牛行去帮买卖牛的人（这些人多数是生产队干部为队里买卖耕牛的，也有少数是食品公司买了老弱的牛屠宰的）看看牛、评评价，得一点钱大多是买药了。她原来还有一个哥哥，是个精神病，这时也死了。男的身强力壮，走起路来蹬蹬地响，能挑三四百斤的担子，是队里的干活好手。除了大冬天似乎就没看到他穿上什么鞋，夏天不用说，除了一件大裤衩，浑身就是古铜色的。女的弱一些，平常也就是九分工一天。
按说，靠干活，一年分红也能在队里算是好的。不过，那时的分红所得实在很少，前些年队里也就在四五毛、五六毛一个工，我下放的那年快有八毛了。这样，到年底一决算，扣掉平时称的口粮和分的棉花、山芋、菜油、棉籽油之类什么的，到手的现金一个整劳力估计还不到百把块。这点钱，平日里买买盐啊、肥皂啊、丰收或双猫烟啊，偶尔再打上点白干酒，扯一点布做上件把衣服，这男的一年到头也就没什么结余了。再说，一直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他也没想着存上什么钱。女方在队里不算是高工分，还要称回父亲的口粮，家里更不可能有什么存钱了。
他们结婚的时候，除了女的扯了一身新衣服，男的做了一件上衣，买了一双“解放鞋”，就没能添置任何东西了。他们的新房就在男方的两间昏暗的草屋里，门上的对联还是要贴的，男的买了两张红纸，递了两支喜烟，父亲就帮他写了一副，我用剩下的红纸给他剪了两张双喜字。
男的本来就没有上辈留下的哪怕一件家具，女方更谈不上有什么陪嫁。别说没钱，就算能有那么一点，也买不到木材打家具。于是，他们的床就用土基砌了两头，上面架上几根竹子，再铺上两块篾片和稻草，铺上垫絮就成了。床沿边上码上十几块土基做了踏板。据说，他们两个人当晚的晚饭是在一个纸盒架上一块木板的“桌子”上吃的。没办酒席，大约是没钱办，也是没地方办。
后来，“土基踏板土基床”就成了队里人私下议论的话题。可以肯定的是，大家不是嘲笑，而是叹息。
坎肩和假领子
那个时代，农民身上有一件标配，叫做“坎肩”。这种坎肩应该是古已有之，八十年代后就很少见了。农民挑担子，扁担压在肩上是很痛的，挑的时间短还不怎的，时间长了就越来越痛。一天下来，不少人肩膀都压出一道道、一块块紫痕。有了坎肩，压力可以在肩上分散一些，可以起一点保护作用。
坎肩最主要的作用还有两方面，一个是免得在换肩时伤衣服，还有就是避免撕伤皮肤。在赤膊挑担子时，扁担沾在肩上，换肩就会撕扯皮肤，既非常痛也不顺溜。坎肩用好几层布缝在一起，像马蹄铁一样围住颈子，只不过是横向的椭圆形，四围的宽度有五六寸的样子，前面的开口用上下两道带子系住。工厂里有少数工种的工人也发坎肩，那是用帆布做的，既厚实又耐用。
七十年代初开始，城里的青年人和一些讲究的人戴起了假领子，假领子是衬衣领子式样，衬衣最容易破的地方是领子和袖口。想起了当年的一个传言，一个人为了坑害另一个熟人，就问他衣服哪些地方最容易脏，这个人就随口回答是领子和袖口，问话的人立即说他攻击“伟大领袖”，于是，此人当场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被绑走了。
衬衣领子破了，又没有布票也缺钱做不成新衬衣，做一个假领子戴上就光鲜多了，没衬衣穿也像穿了衬衣。男式假领子的领子样式和现在的一样，女式的则是小翻领。领子都缝在很像坎肩的一块布上，左右肩部的末端前后有一根固定的布带圈，穿的时候手臂穿过去，布带圈就套在腋下，这样假领子就戴上了。到七十年代中后期，“的确凉”（涤纶）布料出现了，假领子就渐渐消失了。
父亲的百衲衣
父亲有一件上衣，很可惜没有保留下来，如果留下来，今后绝对可以在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博物馆里展出。这件衣服是父亲干农活时穿的，那时，横江一带的人只要看到这件衣服，不用看人就知道是我父亲。这件衣服早先是一件洗得发灰的蓝色的中山装，应该是父亲早年还在工作时穿了留下来的。家里布票和钱都极其紧巴的，能买一点布也都是尽量给母亲、姐姐和我添点衣服，一年下来一个人也只能添上一两件。
干农活最费衣服，夏天可以打赤膊，春秋和冬季就不能不穿衣御寒，父亲的这件上衣就成了干农活时的“工作服”。开始是肩膀一块破了，父亲就找点破衣服拆下的布给补上，后来洞口出现的越来越多，破一块就补一块，到了下雨天，父亲就补衣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件衣服的补丁越来越多，大补丁套着小补丁，后来就根本看不到原来的布底子了，整件衣服都是靠补丁连缀在一起。有的补丁相连的地方甚至多到五六层，补补丁的时候针很难衲过去。
好在那时的外衣裤不是黑色就是蓝色、灰色，所以这件衣服虽然全是补丁，但仍然显得整齐，不像讨饭人的衣服拖一片挂一片。补丁层数太多，这件衣服也很重，记得姐姐和我洗这件衣服的时候，衣服吃透了水以后，拎起来特别吃力，根本就没办法拧干，只好搭在绳子上让它慢慢沥水。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约莫不是70就是71年，夏末秋初的一个下午，天渐渐变得昏黑了，窗外乌云翻滚，大风吹得小臂粗的树枝都摆来摆去。我和父母都躲在家中，屋门紧闭着。忽然，屋外响起一阵敲门声，一个城南的熟人想进来躲一下风雨，父亲上前打开了门。就在门打开的一瞬间，只听得头顶上“哗”的一声，屋顶被从门外刮进来的大风掀开了一个洞，一张芦席连着上面的稻草被吹走了，洞的旁边还有几张芦席还在，但上面盖的稻草已是稀稀落落的了。好在风声大、雨点小，没下什么雨。风小了后，客人走了，我们全家就在这破屋顶下过了一夜。
这草屋盖了已经有十一二年了，铺的是稻草顶。时间长了，经常不是这里烂了就是那里烂了，草一烂，就漏雨，我们就用澡盆、脸盆接雨。天晴了，父亲就登梯子爬上屋顶，用稻草、麦秸塞补漏雨的地方。偶尔捡到一块油毛毡，就把它铺在屋顶稻草快烂的地方。毕竟时间长了，屋顶稻草烂的地方越来越多，这次大风把屋顶掀了，不盖是不行的了。
那时，很多人家都是草屋，农村里几乎就没什么瓦屋。草屋像我家那样两间都是立柱架梁的很少，多数是在土搭的山墙上横担几根木头或粗毛竹，再扎上稻草帚子铺上草顶的。草屋顶铺的草有稻草、麦秸和荒草。稻草最不经烂，麦秸要好不少，最好的是荒草。和县人口里的荒草不是野地里长的一般的杂草，是指一种山地里长的茅草，长有一米多，茎秆有粗牙签那么粗细，是实心的。据老人们说，荒草铺的屋顶二三十年都不会烂了漏雨。
家里屋顶被风掀的时候，那个熟人感到很不好意思，毕竟是为他开门才让大风刮进来的。当时父母就决定天一晴就翻盖屋顶，并请他帮着收购麦秸、找工匠。他下午到家后，立即在村里约了十来家，第二天一早挑着麦秸到了我家，当场过称、付钱。大概收了有一千斤出头。他帮着请来的三四个铺草匠带着梯子就爬上屋顶，掀掉剩下的草顶和旧芦席。父亲和我又到城里买了两捆小竹子和几十张芦席用小板车拉回来，把一些枯烂了的竹子换了，屋顶的旧芦席全都掀掉换上新的。总共花了三天时间，屋顶翻盖好了。最后一天，麦秸不够，又临时从城南找了几担。这次翻盖屋顶，家里积蓄的一百多块钱全都用完了，最后结算工钱，母亲向邻居家临时借了二三十块钱才付清。
六四年地震
六四年秋初，我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遇到了地震。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候，我在河里淘米，站在码头边的一块不大的石头上。突然，只觉得脚下的石头晃动起来，身子也不由地扭了几下。当时整个河边只有我一个人，以为自己没站稳，也没把当回事。抬头看了下，只见整条河里荡起了一阵密密的波纹，大概有四五寸高的样子。
这浪不像平日里风吹的波浪，风吹的浪都是从河的一头排向另一头，而且必定有大一点的风，时间上也是长的。这次的浪只是那么十来秒的时间，几乎瞬间河面就平静了。心里稍微疑惑了下，淘好米就上岸朝家走。经过河边邻居家时，只看到地下落了不少碎瓦，再走几步，到了后街时，才看到周围那些邻居都从家里出来站在了路上，一些人嘴里在高声嚷嚷“地动了，地动了”。忽地，又有人指着一家屋顶嚷道：“他家烟囱倒了！”，大家又纷纷看向自家烟囱，还好，后街两边一溜子人家烟囱倒了的只有两三家。
下午一点多钟，母亲从戚桥卖发网子回来说，当时她正走在一家石灰行门前，突然一阵石灰尘从石灰堆上扬起，一直飘到门外街上。后来几天，大路上的行人不断地交谈着哪家的墙头倒了，哪里的牛吓得乱跑。不过这次地震和县总算没有人伤亡，也没有墙倒屋塌之类的大损失。
六九年夏的水灾
六九年夏，大约是六月下旬或七月初，这个时节正是和县的梅雨期。一连几天的大雨夹杂着一阵阵的暴雨，站在河阳桥头的岸边，眼看着得胜河里漩涡接着一个漩涡从上游卷向下游，河水蹭蹭地上涨，有两天一天涨了两三尺。横江街后街上地势低的几家屋里已经进水了，其余的人家和农机厂宿舍里的人也都慌张了。城南的好多田都淹了，有些村子几乎被水围住了。那时人家的房屋几乎都是土墙，墙根被水泡的时间稍长一点就免不了墙倒屋塌。
过了天把，我家门前后街上的路都被水淹没了，出门要赤脚趟水才行。还好，县里这时下发了转移被困、被淹人家的通知，南乡圩区除了极少数地势相当高的村子和住家，其余的都就近转移。横江街的公路上，少数是用小板车拉着，绝大多数人都是用扁担、箩筐挑着自家的粮食、衣物、床架和桌凳，甚至还有锅碗瓢铲纷纷向城里赶去。好在那时的人家没什么家具，也没多少存粮，一家人家挑上一两副担子，家当也就都转移了。有亲戚朋友的都投亲靠友了，城里的中小学、党校、电影院被安排成了临时避难场所，那些找不到落脚之地的人家就住了进去。
我们后街的那些人家和农机厂宿舍的人也都搬了，差不多都是搬到亲友家里了。我家和大舅家的东西都搬到了城里的大表哥家，吃饭也是在他们家。后街各家都留了人看家，都是年轻人和半大小伙子。名义上叫看家，其实也没什么值得看的东西，主要是看哪里有可能让水漫进家的地方，挖上一些土把墙根、门槛堆高些护一下。我坚持要求留在家里，到前街买了些馍馍做干粮。
我家斜对面留下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没事我们俩就串门子闲聊。搬家的时候，不知是谁提醒说，发大水蛇会多，因为和县五四年发过大水，大家有些经验。我就留下一把锹和一把菜刀，他家是军属，他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把刺刀，晚上睡觉就放在床头。嘴上叫床，实际上就是用门板担起来的。我也是睡在用两条凳子一扇后门担起来的门板上。我俩约定了，夜里轮流睡，一个人睡了，一个人就看看路上的水涨了没有，看看墙根淹了多少，有情况就把对方喊起来。
就这样过了三四天，天终于有点转阴放晴了，水也缓缓地退了起来。整个后街和农机厂宿舍又有几家屋里进了水，我家也只差一点点，好在我在家里，把前后两道门堆了一道土埂又几次加高，总算挡住了漫上来的水。后街上有人走的时候，我就大喊着让他走慢点，防止带起的水浪漫进家里。十几天后逃灾到城里的南乡人家又挑起了家什、余粮从前街的马路上像羊群一样乱糟糟地朝自己的家走去。
大水之后，这年冬天人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不记得了，遭了灾，粮食产量肯定大减，其它的副产品肯定也受到很大损失。因为大水，塘里的鱼儿都跑了，在发水过后的几天，水鲢子卖到了三分钱一斤，其它的什么青鱼、草鱼、大鲫鱼也卖不上毛把钱一斤。猪啊、羊啊，鸡鹅鸭有淹死的，跑了的更多，冬天里这些食物自然少了许多，这年过年也就更惨淡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