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產品 美國擬對澳加征12.5%關稅
2026 年 6 月 4 日
編按：林和立教授長期觀察評論中國政治，其見解影響廣泛。1989年6月，在北京與當時正援救方勵之夫婦的林培瑞相見。近年，林和立持續發表分析中國政治的英文專書。2023年8月出版《習近平：中國終身統治者的隱藏議程》（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林培瑞在書介中指出： 「在過去三十多年裡，沒有哪位中國觀察家比林和立更精確、詳細地追蹤中國高層政治。他對數據的百科全書式掌握為其洞見奠定了基礎，世界若忽視這些洞見，將面臨很大風險。」 林和立的最新著作《從孔子到習近平：中國政治的DNA》（From Confucius to Xi Jinping: The DNA of Chinese Politics），即將在2025年3月出版。當許成鋼「制度基因」論著在台灣廣受關注之際，《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的「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邀請林和立加入思索「中國研究典範轉移」的辯論。 當前，無論是研究中共黨史與理論，或是中國具體的政經政策，國外的漢學家乃至關心國是的朋友，往往都遇到頗大的困擾，就是不太容易取得中方各級政府或大專院校的同意，前往進行田野考察，更不能奢望有關當局允許外來學者查閱內部資料。有不少前輩主張探究中國國情要來個「典範轉移」，用其他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方法，來審視那「豪華吊燈中的大蟒蛇」。 其實，雖然中共聘用了數以百萬計的網路管理員，高效清理包括自媒體在內的社會媒體中所謂「反黨」或破壞穩定的資訊，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與西方關注中國情況的研究機構，如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哈佛大學及史丹佛大學等，都定期發布包括中國社會動蕩、抗議事件與罷工等較為可靠的統計數字。中方統計局發布的經濟數據，連國務院已故前總理李克強都深知有誤導成分，反而是美國與日本的經濟學家和研究機構，不時透露更加「接地氣」的數字與預測。 美日機構的預測更接地氣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分析中共的理念與政策。馬列社會主義運動對中共的啟蒙者，從李大釗、陳獨秀，至毛澤東、張國燾等，都沒有充分依循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原意，他們主張的「偉大新世界」，其實都離不開中國數千年農民起義，以及農民領袖取得政權後「馬上蛻變成皇朝貴族」的傳統。17世紀的明朝末年，張獻忠和李自成等人紛紛造反，而張獻忠最大的「成就」，竟是屠殺百萬名無辜的四川平民。由於這個緣故，近年在中國發動「半恐怖主義」襲擊路人的反社會「狂徒」，亦被稱為「新時代的張獻忠」。當然，最典型的「造反領袖」，是讓至少數千萬名中國人民死於非命的草莽梟雄毛澤東。至於被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形容為「毛孫」的習近平，則繼續把中國打造成連氣都透不過的牢籠。1958年，毛澤東在寫給郭沫若的詩《讀〈封建論〉呈郭老》，就承認他的「建國大業」不過是基於秦始皇的法家封建主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得以「打天下然後坐天下」的要訣，相當程度繼承了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的「馭民五術」，即「弱民、貧民、疲民、辱民與愚民」。正如在延安時代無黨派知識分子黃炎培所言，中國的所謂革命家，其實絕難跳出「歷史周期律」（dynastic cycle）。當然，習近平自2012年「登基」後的作為，多少也沿襲了秦始皇以至毛澤東的法家兼「和尚打傘」教條。 研究中國政治，其實可從側面參考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第一個，凡是北京的政策，都要捍衛並確保中共的合法性與主宰一切的權力，即毛與習所強調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眼光銳利如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家」，在1980年代初，一嗅到來自蘇東波蘭的「病毒」，隨即叫停所有政治改革，並對傾向普世價值的胡耀邦與趙紫陽開刀。第二個「凡是」，是要把挑戰中共特權的思想與行動「毀滅於萌芽狀態」。受到幾千年儒家與法家熏陶的中國人，畢竟「政治基因」已定型，中國人不會造反，有辦法與膽量的，大多會是「以腳投票」，千方百計移民，逃跑到自由世界。 歸根結底，分析中共的走向未必需要特意參照「典範」。毛澤東、習近平的立國之道與統治模式，是極其原始粗糙的。用保衛政權江山的「兩個凡是」，作為分析基礎，已有相當解釋力。不過，海外「中國通」仍應抱持充分的謙卑態度，因為毛、習與不少領導高幹，都是虛虛實實的表演高手；手腕稍弱的中共領導幹部，早晚成為無休止黨內鬥爭的犧牲品。中共早年勢單力薄，沒有所謂的「統一戰線」與「情報戰」，根本贏不了國民黨。爾虞我詐既是中共也是中國的政治哲學，因此分析中國政情的人，不僅需要掌握地緣政治理論，也需要涉及心理、邏輯思維與認知戰，種種破解魑魅魍魎話術的本領。如中共怎麼在歐美各國以捐款或其他賄賂方法獲取認同，在香港栽培特務與操縱港獨勢力，北京如何利用「一帶一路」掌控貧困國家的土地與港口開發權，以「低於成本傾銷」（dumping）贏取海外市場等等。 移居海外人士提供珍貴內情 頗為反諷的是，有越來越多理解中共「超限戰」的人士，包括前領導幹部與其家屬，都因為各種原因移民到外國。習近平時期，特別是疫情封控三年，提供了有力的「潤學」背景。有興趣做田野調查的學者，不難在北美、英國、歐盟國家訪問到這類人。這些熟悉內情的人士，在中國境內可能預期手機與通信設備受到嚴密監控，而無法說真話，出國後才能以匿名甚或公開身分暢所欲言。因此，田野訪問與量化統計（quantitative analysis）在華盛頓或倫敦，未必無法做得更有效。熱衷於方法論，尤其是田野考察的中國研究學者，不必對「無法進入中國」過於憂愁，畢竟中共讓你看到的或在檔案館抄到的東西，都可能已被「處理」過，品質往往堪比三鹿奶粉與毒棉衛生巾。 這裡也有必要強調，做中國研究的人員，首先必須心術端正，不受遍布全球的中共統戰機構與人員的引誘。那些訓練有素的說客、外交人員、學術權威，擅於運用「黃賭毒」，還有天花亂墜的條件與好處。口口聲聲說Never bet against China的權威大學教授，甚至可以信誓旦旦引用「內部材料」證明「習近平並未效仿毛澤東或斯大林『定於一尊』、中共絕對不會走下坡、絕不會垮台」云云。這類親共「權威」在政治權謀上固然只是「兩個凡是學」的初學者，論學術程度，和「永遠黨中央核心」的習近平，恐怕也難分高下。 ※林和立（Willy Lam）現為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洲研究員、美國Jameston基金會中國事務資深研究員、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曾任《南華早報》總編輯。全文轉自上報
編按：林和立教授長期觀察評論中國政治，其見解影響廣泛。1989年6月，在北京與當時正援救方勵之夫婦的林培瑞相見。近年，林和立持續發表分析中國政治的英文專書。2023年8月出版《習近平：中國終身統治者的隱藏議程》（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林培瑞在書介中指出： 「在過去三十多年裡，沒有哪位中國觀察家比林和立更精確、詳細地追蹤中國高層政治。他對數據的百科全書式掌握為其洞見奠定了基礎，世界若忽視這些洞見，將面臨很大風險。」 林和立的最新著作《從孔子到習近平：中國政治的DNA》（From Confucius to Xi Jinping: The DNA of Chinese Politics），即將在2025年3月出版。當許成鋼「制度基因」論著在台灣廣受關注之際，《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的「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邀請林和立加入思索「中國研究典範轉移」的辯論。 當前，無論是研究中共黨史與理論，或是中國具體的政經政策，國外的漢學家乃至關心國是的朋友，往往都遇到頗大的困擾，就是不太容易取得中方各級政府或大專院校的同意，前往進行田野考察，更不能奢望有關當局允許外來學者查閱內部資料。有不少前輩主張探究中國國情要來個「典範轉移」，用其他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方法，來審視那「豪華吊燈中的大蟒蛇」。 其實，雖然中共聘用了數以百萬計的網路管理員，高效清理包括自媒體在內的社會媒體中所謂「反黨」或破壞穩定的資訊，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與西方關注中國情況的研究機構，如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哈佛大學及史丹佛大學等，都定期發布包括中國社會動蕩、抗議事件與罷工等較為可靠的統計數字。中方統計局發布的經濟數據，連國務院已故前總理李克強都深知有誤導成分，反而是美國與日本的經濟學家和研究機構，不時透露更加「接地氣」的數字與預測。 美日機構的預測更接地氣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分析中共的理念與政策。馬列社會主義運動對中共的啟蒙者，從李大釗、陳獨秀，至毛澤東、張國燾等，都沒有充分依循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原意，他們主張的「偉大新世界」，其實都離不開中國數千年農民起義，以及農民領袖取得政權後「馬上蛻變成皇朝貴族」的傳統。17世紀的明朝末年，張獻忠和李自成等人紛紛造反，而張獻忠最大的「成就」，竟是屠殺百萬名無辜的四川平民。由於這個緣故，近年在中國發動「半恐怖主義」襲擊路人的反社會「狂徒」，亦被稱為「新時代的張獻忠」。當然，最典型的「造反領袖」，是讓至少數千萬名中國人民死於非命的草莽梟雄毛澤東。至於被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形容為「毛孫」的習近平，則繼續把中國打造成連氣都透不過的牢籠。1958年，毛澤東在寫給郭沫若的詩《讀〈封建論〉呈郭老》，就承認他的「建國大業」不過是基於秦始皇的法家封建主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得以「打天下然後坐天下」的要訣，相當程度繼承了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的「馭民五術」，即「弱民、貧民、疲民、辱民與愚民」。正如在延安時代無黨派知識分子黃炎培所言，中國的所謂革命家，其實絕難跳出「歷史周期律」（dynastic cycle）。當然，習近平自2012年「登基」後的作為，多少也沿襲了秦始皇以至毛澤東的法家兼「和尚打傘」教條。 研究中國政治，其實可從側面參考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第一個，凡是北京的政策，都要捍衛並確保中共的合法性與主宰一切的權力，即毛與習所強調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眼光銳利如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家」，在1980年代初，一嗅到來自蘇東波蘭的「病毒」，隨即叫停所有政治改革，並對傾向普世價值的胡耀邦與趙紫陽開刀。第二個「凡是」，是要把挑戰中共特權的思想與行動「毀滅於萌芽狀態」。受到幾千年儒家與法家熏陶的中國人，畢竟「政治基因」已定型，中國人不會造反，有辦法與膽量的，大多會是「以腳投票」，千方百計移民，逃跑到自由世界。 歸根結底，分析中共的走向未必需要特意參照「典範」。毛澤東、習近平的立國之道與統治模式，是極其原始粗糙的。用保衛政權江山的「兩個凡是」，作為分析基礎，已有相當解釋力。不過，海外「中國通」仍應抱持充分的謙卑態度，因為毛、習與不少領導高幹，都是虛虛實實的表演高手；手腕稍弱的中共領導幹部，早晚成為無休止黨內鬥爭的犧牲品。中共早年勢單力薄，沒有所謂的「統一戰線」與「情報戰」，根本贏不了國民黨。爾虞我詐既是中共也是中國的政治哲學，因此分析中國政情的人，不僅需要掌握地緣政治理論，也需要涉及心理、邏輯思維與認知戰，種種破解魑魅魍魎話術的本領。如中共怎麼在歐美各國以捐款或其他賄賂方法獲取認同，在香港栽培特務與操縱港獨勢力，北京如何利用「一帶一路」掌控貧困國家的土地與港口開發權，以「低於成本傾銷」（dumping）贏取海外市場等等。 移居海外人士提供珍貴內情 頗為反諷的是，有越來越多理解中共「超限戰」的人士，包括前領導幹部與其家屬，都因為各種原因移民到外國。習近平時期，特別是疫情封控三年，提供了有力的「潤學」背景。有興趣做田野調查的學者，不難在北美、英國、歐盟國家訪問到這類人。這些熟悉內情的人士，在中國境內可能預期手機與通信設備受到嚴密監控，而無法說真話，出國後才能以匿名甚或公開身分暢所欲言。因此，田野訪問與量化統計（quantitative analysis）在華盛頓或倫敦，未必無法做得更有效。熱衷於方法論，尤其是田野考察的中國研究學者，不必對「無法進入中國」過於憂愁，畢竟中共讓你看到的或在檔案館抄到的東西，都可能已被「處理」過，品質往往堪比三鹿奶粉與毒棉衛生巾。 這裡也有必要強調，做中國研究的人員，首先必須心術端正，不受遍布全球的中共統戰機構與人員的引誘。那些訓練有素的說客、外交人員、學術權威，擅於運用「黃賭毒」，還有天花亂墜的條件與好處。口口聲聲說Never bet against China的權威大學教授，甚至可以信誓旦旦引用「內部材料」證明「習近平並未效仿毛澤東或斯大林『定於一尊』、中共絕對不會走下坡、絕不會垮台」云云。這類親共「權威」在政治權謀上固然只是「兩個凡是學」的初學者，論學術程度，和「永遠黨中央核心」的習近平，恐怕也難分高下。 ※林和立（Willy Lam）現為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洲研究員、美國Jameston基金會中國事務資深研究員、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曾任《南華早報》總編輯。全文轉自上報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西路軍」的下場遠比劉亞洲所披露的更悲慘、更恐怖》發布後，一位叫「true? 」的網友發表評論說：「剛開始看還覺得是這麼回事，到後面那麼多胡說八道，結果除了跟劉亞洲寫的差不多的部分，別的都不可信了。再說你比劉亞洲早三十年知道，為什麼到現在才說？估計是現在才在別人的要求下，參照了劉亞洲寫的再添油加醋一番才編好吧。」 這位網友有所不知，早在三十一年前，也就是筆者成功逃離中國大陸的次年，就已經開始撰文披露自己所了解的關於「西路軍」史實的第一手資料，真的不是「到現在才說」。當年的美國、香港、台灣等地都有很多的「反動刊物」，比如當時還是紙刊的《民主中國》，以香港的《開放》雜誌等，都曾經發表過筆者的相關回憶文章，其中對於倖存女紅軍淪為「焦家婆姨」的故事，要比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更詳細。 多年前筆者在我們的夜話中南海專欄的一篇文章《不準拿黨史「說事」，只是因為黨史太恐怖》中，也向讀者聽眾們介紹到了一九七六年春天筆者作為甘肅省永昌縣的「路線教育工作組」成員，於坐落在甘肅和青海交界的祁連山半山腰的一個叫祁家莊的窮鄉僻壤里的所見所聞。 當年的中國大陸上的「路線教育工作組」的任務就是抓所謂「農村階級鬥爭」和「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在農村地區的反映」，所以我剛進村就有才從城裡下來不久的新「知識青年」向我這個「老知青」大驚小怪地警告說他們發現了「階級鬥爭新動向」。他們說生產隊長推薦的一個對他們進行「憶苦思甜」教育的老僱農竟敢對他們進行「反革命宣傳」，胡說四九年以前日子再苦也還過得下去，那六零年可就把人餓飢慌了(餓極了的意思)。 被這件事情嚇白了臉的生產隊長趕緊把那老僱農和他的婆姨（女人或妻子之意)找來，我發現那老婦人竟然是四川口音。 筆者截止當年被迫「上山下鄉」之前的十年左右時間都是生活在一個大型國企的家屬區里，因為當時全國動員「支援三線建設」的原因，這個家屬區里的一些孩子是隨父母從東北鞍山或者四川攀枝花等地遷過去的，所以筆者從小就對東北、四川等地的口音十分熟悉。 生產隊長拚命向我解釋說:「他們兩人一是沒有文化，二是也老糊塗了，工作組同志你千萬別把他們的話當個事情。再說，這老婆子也不容易，國民黨的那個時候還是個女紅軍，讓馬匪的回回兵給……」 隊長說到這裡看見那老夫婦的眼裡冒著凶光，不敢再說下去。我趕緊安慰老夫婦說:「你們都沒有文化，說錯話沒關係，以後別再亂說了就行。」 「錯個了球!」老僱農不顧婆姨的阻攔，張口開罵：「國民黨的時候我給地主當了二十年長工，只要幹活就能有飯吃。一九六零年的時候幹活的比不幹活的餓死的還快。現在比六零年好點也好的不多。四十年前我是這搭(即這個地方)最窮的人，可是再窮也還把這個紅軍婆姨養活了。現在可好，一個村裡就有二十多個三十大幾的漢子沒有婆姨。四川來的女子百八十斤全國糧票就能換一個，窮漢子們還是換不起。隊里讓我給城裡來的青年講『新社會』的甜。啥叫個甜?糖才叫個甜，可我老漢已經二十多年沒嘗過糖是個啥滋味了。城裡來的青年說我是反革命，他們知道個啥?我就是個反革命又能把我做個啥?大不了來把我這老漢球咬掉。」 我們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1937年12月，毛澤東在召見李先念等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評論說：「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註定要失敗的。」 對如此不顧事實，甚至完全是顛倒黑白的論定，李先念及徐向前等少數僥倖活了下來的前「西路軍」將領為了「顧全大局」而隱忍了40多年，直到1980年，日後被中共黨史、軍史界譽為「給西路軍正本清源第一人」的朱玉撰文《「西路軍」疑》，才為還原西路軍的歷史真相打開缺口。 而正是這位朱玉教授，就曾經關注過筆者一九九三年在境外刊物上發表的講述徐先前一九三七年流落甘肅省永昌縣雙灣地區的故事。這是當地一個曾經管過「知青「工作的前公社幹部寫信告訴我的。他本人就是在天生坑長大的。 西路軍戰敗後，像李先念、徐向前等將領們雖然僥倖活了下來，但在逃亡的路上再也不可以有往日「革命首長」的威風了。劉亞洲的岳父李先念當時率領著幾十人逃進深山與狼共舞，過了好長一段土匪不像土匪，乞丐不像乞丐的生活，歷盡千難萬險才到了新疆，後來被從蘇聯回國路經新疆的陳雲找到保送到延安，並向毛澤東引薦。這就是毛澤東去世後的十幾年裡李先念緊緊追隨陳雲，共同與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對抗的歷史原因。 一九七三年筆者在永昌縣地處騰格里沙漠邊陲的雙灣公社「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一個當地農民給我講述過一九三七年徐向前流落到此的故事。 一篇標題為《紅朝的那些事情》的網文中記述說：……這一天晚上，陳昌浩、徐向前和警衛排黯然離開部隊，很難想像陳昌浩的心情：他的老婆張琴秋也在大部隊里，而陳昌浩卻要扔下她和戰友們，獨自逃命。 陳昌浩和徐向前運氣不是一般的好。他們離開大部隊後，在當地碰到一個漢族醫生，叫但復三。 但復三是個講義氣的人。看到兩個紅軍首長落難，硬是冒著殺頭的危險，收留他們在家裡過宿。第二天,徐向前打扮成放羊的流民，一路要飯過了黃河，又翻過六盤山，終於同援西軍會合；陳昌浩卻比較倒霉，他發了高燒病了一場，病好後沒有去陝北，而是讓但復三陪著去了西安；在西安沒找到延安辦事處，又回了湖北老家，最後從西安轉到耀縣，千辛萬苦才回到延安。 該文中說：陳昌浩和徐向前走了，西路軍還有兩千多人，分成三路突圍。其中由傷病員、婦女組成的分隊幾乎全部損失……。 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說的「焦家婆姨」，想必就應該是被陳昌浩、徐向前等將領們拋下的「婦女分隊」的成員之一。 中共黨史資料中介紹說：當時的馬家軍到處張貼通緝令，懸賞捉拿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各個山頭把守更嚴了，他們不認識徐向前，因此嚴密盤查，見人就抓，抓起來就審問是不是徐向前、認識不認識徐向前……。 至於徐向前日後的遭遇，筆者聽到的故事是：徐向前當時為躲避馬家軍的追剿，裝扮成了一個算命先生，拉著一口白駱駝。當地雖然駱駝很多，但白色的很少見，所以徐向前的一口白駱駝加上一副水晶石的眼鏡，就顯得有幾分仙氣了。但因為此地交通不便，平時極少有外地人造訪到此。所以徐向前的一口濃濃的外地口音使當地人不用問就明白他十有八九是被馬家軍打敗的紅軍，人人都避之不及，生怕被馬家軍以「通匪」罪名滿門抄斬。 當年的雙灣公社如今早已更名為雙灣鎮。轄區內有一個叫天生坑的村落，當年流落到此的徐向前曾用一個金戒指向當地一個姓黃的地主換了一盆麵條吃。這個地主難辨戒指是真是假，但知道「真金不怕火煉」的道理，所以還把戒指丟進灶火里燒了半天。 這個地主當時大著膽子把徐向前留住了一天，告訴了他去新疆的路線，臨別時還給他帶了幾個白面饃(當地的饃饃蒸得很大，一個至少也有一斤多重)。 徐向前本人也確實像李先念日後的紀念文章里寫的那樣，即使在打了敗仗的「嚴重白色恐怖的日子裡」，也「毫不灰心喪氣」，堅信「革命事業的成功」是早晚的事。所以。臨走時給那個地主寫了一張條子，囑咐他一定保存好，「日後也許用得著」。 當時的徐向前打聽了去新疆的路線，但此後卻反其道去了涼州（今名武威），繼而又從涼州去了陝北，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當年的這個地主當然不可能預想到有一天中國大陸會是中國共產黨坐了天下，只是因為覺得這個「算命先生」不像個凡人，所以真把那張字條縫在棉襖里子里留下了。 一九五零年，這個地主因為曾逼死過人命而被判處死刑，聽完宣判才弄明白如今要槍斃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當年的紅軍。於是拆開襖里子，向軍管會的人出示了那張條子。地方軍管會的人對此辨不出真偽，於是把條子上交甘肅省軍管會，省軍管會又電報中共中央，回答是「確有此事」。 結果，這個地主被免除一死，改判十三年徒刑。後來因為在監獄裡表現好，一九五六年就被釋放回家了……。 一九六零年前後的三年大饑荒時期，甘肅省是中國大陸上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筆者曾經在網路上讀到過數篇披露三年大饑荒時甘肅省的具體情況。 1960年是甘肅大飢餓大死亡的高峰，全省各地區都呈現出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慘景：張掖專區整體死亡率高達45.06‰，死亡人數103217人，自然增長率呈-26.78‰，人口自然減員61349人，其中酒泉市死亡率高達43.57‰，死亡人數16129人，自然增長率呈-28. 21‰，自然減員10442人；張掖市人口死亡率高達6. 46‰，死亡人數20296人，自然增長呈-45.62‰，自然減員15314人；安西縣死亡率高達53.21‰，死亡人數20296人，自然增長呈-45.62‰，自然減員15314人；高台縣死亡率竟高達72.04‰，死亡人數11262人，自然增長呈-65 29‰，自然減員10206人。此外，武威專區人口呈負增長的有永昌縣，人口自然增長為-20.77‰，民勤縣為-35.30‰，武威縣為-26.78‰，敦煌縣為-8.09‰，人口死亡率均在25‰-43‰之內。 前面所說的徐向前曾用金戒指換麵條吃的那個雙灣公社（今雙灣鎮）的天生坑，就是永昌縣與民勤縣交界的地方。 當時的雙灣公社境內連死帶跑，共損失了近一半人口，天生坑大隊甚至出現過數起活人吃死娃娃肉的情景。徐向前的救命恩人在自己已經餓得全身浮腫，卧床不起的時候，用盡最後一點力氣向家人指點了當年他曾給徐向前指點過的去新疆的路線，讓家人到那裡去討一條生路。 這個可憐的老人雖然一九五零年沒有被槍斃，但最終還等於是死在共產黨手裡了。日後的當地老百姓都已經明白過來，如果不是共產黨的「合作化」和「大躍進」，自然災害再嚴重也還不至於大量餓死人甚至於活人吃死人。 當年中共的西路軍被打敗後的流落人員雖然吃盡了人間苦難，但最慘的也還能討到口飯吃以苟延生命。如果像共產黨治下的一九六零年那樣，當地人都被餓死無數，甭說草根樹皮，觀音土都沒處找去，哪來的剩飯給外來的人吃?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我是一九六二年隨父母到甘肅河西走廊的。當時我只有七歲，祁連山腳下的景象給我留下的最深記憶就是墳比樹多。 當地人說:這裡的墳，一百座里有九十九座都是裡面沒有棺材的。墳裡面的人不是多年前被馬回回殺死的，就是一九六零年前後被餓死的。 筆者早在三十一年前發表在《民主中國》 雜誌的文章中就已經感慨過：茫茫無際的戈壁灘上，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間的新墳里裝的都是被共產黨餓死的人，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的舊墳里裝的人到底應該說是被國民黨殺死的，還是應該說是被共產黨殺死的?如今，他們中的未亡人到老死的那一天都未敢對他們當年的那段歷史做一番完全忠實於事實真相的重新評價，真不知他們的冤魂還要繼續悲泣到何年何月！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歷史虛無主義清算的虛與實 今年適逢中國建黨百年，按照中國慣例，逢十逢百整數年是歷史議題的高光時刻，中國大陸年初至今陸續展開歷史學習教育，網信辦也配套組織了專項清網行動，大力移除涉及歷史的有害資訊以樹立「正確」史觀，歷史虛無主義概念和指控甚囂塵上。 虛無主義（Nihilism）原本是19世紀歐洲哲學的流派，主張人類生存沒有意義，沒有目標，後逐漸從哲學領域擴展至藝文領域，但並非史學用語，僅在1940年錢穆《國史大綱》一書中偶有言及「虛無主義、歷史進化觀和文化自譴」，其隻言片語還是指向對「本國文化的溫情與敬意」，系抗戰相持階段提振民族精神的特設產物， 並非學術概念。 在簡中語境中，歷史虛無主義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批判政論片《河殤》時開始出現，最初被界定為蔑視民族歷史的文化主張，後和全盤西化論、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類的政治語彙連用，指代對象移至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決定論，近年歷史虛無主義更是擴大解釋，違背官定史觀和官修歷史及其歷史價值的，即為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這一名詞在簡中網路的使用場域，常常會引用清人龔自珍《古史鉤沉論》里的一句「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同時還會舉證蘇聯解體的案例，認為一國之滅，不是亡於政治、經濟和軍事，而是亡於其歷史，蘇聯的分崩離析被歸罪於赫魯曉夫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這一論證路徑來自於兩點原因，一是歷史虛無主義這一名詞的創設時間，恰逢天安門事件和蘇東巨變之際，二是中國的黨史編纂學本身就是承襲自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1945年和1981年兩份歷史決議為綱，因此歷史敘述被提高到攸關政權興亡的高度。 八〇、九〇年代，中國民間對近代史中諸多陳規舊說開展一系列的反思與論爭；新世紀以來，部分檔案公開、海外史學著作的引入以及網路的開放性衝擊了過往單線條的歷史敘事範式，許多宏大敘事先後祛魅，從特定思想和言論衍生和解釋的「黨義經釋學」影響力一落千丈，這顯然影響了官方「得天下之正」的歷史合法性，官方在「話語權」危機焦慮下黨義宣教工作強化復歸，在百年慶典之前數年就是如此，以下舉冰點事件、炎黃春秋案和新清史論爭三個案例。 新清史被認為是歷史虛無主義 第一，2006年《中國青年報》《冰點》副刊《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文章分析圓明園悲劇中雙方的應對得失，以及當時歷史教科書未提及的義和團盲目排外的極端行為，感嘆歷史教育中為學生灌輸的「十九世紀以來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把階級鬥爭絕對化片面化」的思想定勢危害之深，卻被宣傳部門指責為「否定近代人民的反侵略鬥爭，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雖然當時雙方未出現歷史虛無主義一詞，但《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代表的頌揚「改革」的現代化史觀對頌揚「革命」的官方舊論的衝擊可見一斑。 第二，《炎黃春秋》的換血。文史雜誌《炎黃春秋》原本是胡趙舊部所掌握的言論平台，雜誌以倡導政改和反思左禍為特色，對諸多事件和人物的評價顛覆了官方教條，愈發不為宣傳部門所容忍，被批以偏概全誇大歷史錯誤、否定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和蘇聯模式的合理性，雜誌遂被貼上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籤直到被接管。《炎黃春秋》與官方史學的分歧在於市場化前後三十年兩個時間段斷裂與延續的認知與評價，《炎黃春秋》認為市場化前後是天壤之別，強調1978年前後的斷裂，官方則以「兩個不能否定論」強調改革前後的連續，認為後三十年是對前三十年的繼承與發展。 第三，2015年的新清史論爭。新清史是九〇年代以降北美興起的一種視野或思潮，將內陸亞洲研究理論運用到清王朝歷史敘事，主張將清史納入世界歷史的研究範疇，認為滿洲的族群認同和對不同民族的統治政策而非單純漢化才是清的成功的關鍵因素，同時對清適用帝國主義理論，把清對周邊民族的規訓和治理看做一種類似近代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行為。新清史將清從傳統的中國王朝更迭的歷史框架中挪移出來，衝擊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正統敘事，其滿洲因素、內亞視角和族群主權的論調不斷被中國學界回應與質疑，其中越往後摻雜了越來越多的政治批判，尤其是涉及族群關係和邊疆治理的話語越來越被解讀成對當今中國領土合法性的挑戰，新清史也就被認為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 縱觀以上三例，生造出來的歷史虛無主義概念只是為捍衛黨史編纂學的稻草人和假想敵，在這種黑白二分和標籤框定的獵巫思路下，對修正、變更或查證所謂歷史定論的言行會被視作離經叛道，輕率地將學術問題和政治忠誠相關聯。頗有見地的著述被貼上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籤，其根據無非是官方既定的結論被新披露的可靠資料和學者考證給證偽了，對於既定認識和結論重新審視，宣傳部門不會認為這是正常的學術發展，而會解讀為對自身權威的一次攻勢和自身「話語權」的一次削弱，遂以歷史虛無主義的稻草人論證矯正和回復歷史敘事權威。 史學成了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 這種權威的歷史敘事便是承襲自蘇聯的革命敘事和黨史編篡學。一如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由史達林親自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史學不再是一種求知和探索真相的過程，而是追尋當前合理性的依據，成為現實的進程辯護的致用工具，內容充塞著過時的教條和機械的公式，多元複線的歷史進程被決定論的化約為一元、線性的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 革命敘事最核心的內容就是馬克思的五段史觀，即中國同樣經歷了馬克思理論中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五階段。為了對應上這五種形態，生搬硬套出中國古代也有類似於歐洲的奴隸社會、秦至清兩千餘年反倒變成了「封建」社會，近代再雜糅出「資本主義的萌芽」的趨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相對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以此完成自賦的歷史使命的論證。 這是把馬恩的一家之言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拗曲作直，所謂「半殖民地」與「半封建」分屬不同範疇，前者是主權層面而非經濟類型的描述，和「社會性質」沒有必然關聯；後者就是生搬硬套馬恩對西歐中世紀的社會性狀的概括，秦至清兩千餘年都並非奉行「封建」所指涉的貴族政治和領主經濟，近代更不可能是什麼「半封建」。而官修史書中以此為脈絡尋求的「終極原因」——從中共成立到共產革命，從奉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化轉軌皆為「必然」， 這種必然性是從現實倒退回溯，在漫長的因果鏈中拔高概率，歸納出帶有某種目的論色彩的「規律」。 不同於物理學中的一對一必然性的因果，歷史學的關係是概率性而非必然性，人類根據切身利益及所處的環境做出選擇，人的自由行動無法被設想，人類活動意義正在於不確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被安排好的「規律」中。官修史學長時段必然論的邏輯本質上就是歷史決定論（Historical Determination），正如自由主義旗手卡爾·波普爾揭示的，歷史過程不具有自然科學的重複性，無法在長時段預見未來發展，歷史假說不是全稱命題，而是關於個別事件或一些事件的單稱命題，試圖找尋（長時段）必然關係可謂是緣木求魚。 歷史敘述本身就該存在著多元的省思與對話，而非訴諸一錘定音的權威裁定，革命敘事和黨史編篡學作為官方認可的敘事架構，「話語權」為少數人所壟斷，使得史學「從一個反映生動的現實和表達個性的學科，轉變為對過去歷史的毫無生氣、千篇一律的解釋」，這種情勢下大概率是對史實的背離和對歷史價值的消解，在歐威爾式的環境里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駁註定成為一場悖論。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是中共建黨百年，中國高考都將此事入題，其中一份作文試題更要求考生回顧黨史與烈士事迹。專家分析，今年雖有8道不同作文題，但主題只有1個，就是強調「新百年時代」的責任擔當。 據中央社7日報道稱，中國高考作文，8道不同題目均緊扣中共建黨百年。中國高考（類似大學指考）7日登場，適逢中共建黨百年，全國多份語文作文題，都和中共黨史和青年責任議題有關。 據中國教育部統計，共有1078萬名考生同赴考場。今天上午，首場語文科考試剛結束，全國各地的作文題目一如既往，登上了微博熱搜。不少網友忙著湊熱鬧，想要知道今年各地高考作文題目有什麼樣的「哏」。 今年全國高考語文作文共有8套試卷，其中由教育部考試中心命題的試卷4套，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則自行命題，因此共有8個不同作文考題。由於適逢中共建黨百年，官方大肆宣揚與慶祝，因此事前不少考前猜題與輿論都認為，這將是一個必考的「時事題」。
中共為紀念建黨一百周年，最近推出黨史新編。這本二十八萬字的書，貫徹習近平「不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混亂邏輯，全面肯定中共百年歷史，看來中共真是史上最偉大的政黨了。從頭到尾，沒有犯一點錯，有錯也是試錯，試過錯不再試，也就變成沒有錯。 在這個邏輯之下，文革當然也沒有錯。 不久前，有陶斯亮者（文革時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的女兒），參加了葉劍英家族的一次大集會，幾乎所有的紅色後代都出席了，陶斯亮為這次聚會寫了一篇文章，為紅色後代唱了一番讚歌，但因此卻惹來另一些紅色後代的不滿。陶斯亮夾在中間不好做人，終於刪掉稿子完事。 陶鑄當年一度風頭很勁，從廣東第一把手，一躍而成全國第四把手，可惜沒「闊」上一年半載就被打倒，打倒還不算，還被迫害到患癌，失治而死。陶斯亮與老毛﹑林彪這些文革始作俑者的後代，再加上劉少奇﹑鄧小平等文革受害者後代一起，紅色家族濟濟一堂，果真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嗎? 近年來在習近平的「英明」領導下，文革正以迅猛的氣勢在中國大陸復活，網上已經有不少視頻，拍到大陸中小學生在跳忠字舞，唱紅歌，叫囂征服世界。政府對極少數異見人士實行大圍剿，網路審查無遠勿屆，文化創作上禁區重設，全國上下一片肅殺空氣。 習近平復活文革，是基於他對未來大陸相當悲觀的預測。國際環境急速惡化，必定影響國內經濟，科技被圍堵，與世界發展脫節，外貿更因為外部環境惡劣而必定走低。多年來積累的經濟發展不平衡諸多困素，一時間都集中在一起爆發，再加上人口紅利吃到盡頭，總之放眼國內外，滿眼都是壞消息。 面對預後兇險的判斷，習近平最近在視察廣西時，在湘江戰役紀念館發出「向死而生」的悲鳴，就是不但要準備過苦日子，還要準備過兇險的日子。為應付社會動蕩，只有把社會打造成更加專制﹑更加封閉﹑更加嚴酷，才能保全中共自己。 習近平老爸習仲勛也是文革受害者，習近平文革中也受衝擊，還要上山下鄉。他父親文革後，是痛定思痛比較深刻的一位中共高幹，也是最早倡議改革開放的一個政壇老人。習近平沒有跟著老爸的路子走，是因為他處在最高位置上，要保住中共紅色江山，唯有走迴文革。 習近平以老毛第二自居，一心想做世界革命領袖，改變世界歷史。他缺乏自知之明，野心大於能力，抱負流於空想。他上台後幾年，帶引中共走到今日這個惡劣的環境，證明他的思想和謀略都不足以承擔重任。他有權術，但權術可以保權力，不能為人民謀福祉。 最近溫家寶在澳門發表一篇文章，流露對當前中共處境的憂心，這在中共體制內是很不尋常的一種表現，是一種不和諧聲音。溫家寶發表文章的目的，有跳船的意味，公開表示他不認同習近平的極左路線。 習近平把中共搞到今日這種惡劣的境地，黨內老人當然不會滿意，但改革數十年，中國這塊肥肉已被紅色家族瓜分得差不多，各人的勢力範圍都已劃定，稍不小心失去平衡，就可能引起黨內激烈鬥爭，釀成大禍。因此，紅色家族都被綁在一架馬車上，互相依存，也等於互相保護，習近平駕車狂奔，車上的人即使心驚肉跳，也不敢跳車，一跳就有翻車的危險。 再說，有哪一個紅色家族沒有一點貪腐的把柄被習抓在手上？任何人敢亂說亂動，一旦被習針對，就可能被「繩之以法」，抄沒家財，身陷囹圄，永世不得超生。 因此，沒有人膽敢挑戰習的權威，各人守著自己的家業，全黨一起挨下去，且看會有什麼事發生。 今日要挽救中共，挽救中國，唯有出來一個大國手刮骨療毒，取習近平而代之，但遍觀朝廷內外，再找不到一個有擔當有本事有魄力的人，站出來登高一呼，扭轉乾坤了。因此中共與中國，都只有在這架馬車上狂奔下去，直至車毀人亡。 文革一定會重來，不但文革，中共終究會將大陸打造成一個軍國主義大國，美中之間必有一戰，世界必有一次大災劫。世界只有在一次大災劫後才能重生（如果沒有毀滅的話），這是我們的宿命，大家都坐穩了，系好安全帶，準備未來的大動蕩。 希望我看錯了，我只是依書直說，文革也回魂，世上就沒什麼事不會發生。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2021年適逢中共建黨一百周年。今年也是毛澤東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55周年。北京當局為了配合正在大力宣傳的中共一百年來走過的「光輝歷程」，在新近推出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刻意淡化、粉飾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災難，卻著力彰顯文革期間取得的「偉大成果」，並突出宣揚「習近平新時代」的「中國夢」，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外界對文革加速還魂的質疑和擔憂。而對於將數十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等歷次殘酷政治鬥爭、工業「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等激進共產主義運動導致數千萬生命餓死的「大饑荒」、和1989年的「六四屠城」等值得人們深刻反思的歷史悲劇，官方宣傳則或輕描淡寫，或列為禁忌，儘管中共黨媒一再強調要「以史為鏡」，「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在這一背景下，原中共中央委員、1989年北京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前曾擔任趙紫陽政治秘書的鮑彤最近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回顧了葉劍英元帥近45年前對文革作出的評價。他還回憶了對文革結束後重新擔任領導職務的中共元老習仲勛的印象，以及毛澤東以「利用小說反黨」的罪名迫害習仲勛的一些往事。 以下是鮑彤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記錄。採訪內容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 記者：在（中共）建黨百年的歷程中，文革這段歷史，您是怎麼看的？ 鮑彤：不知道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結論）有沒有改變。我記得在幾十年前，是把它說成史無前例的浩劫。史無前例，就是超過以往歷史，三皇五帝、盤古開天闢地以來中國從來沒有過的大災難。當時的中共中央大概是這樣來評價的。當時這個評價最初提出來的人，大概是葉劍英。我的印象，我的記憶， 是葉劍英一開始最早把它說成是史無前例的浩劫。後來我記得這是官方一貫的評價。至於現在是不是還站得住？就我幾十年以前記得葉劍英評價過，說這是史無前例的浩劫。 如果現在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同意葉劍英，那麼我想，這個評價應該不會改變。如果他認為葉劍英是在胡說八道，那麼我看他對文化大革命將會作出他自己的評價。到底怎麼評價，我不知道。我等待著閱讀、學習最高領導人關於（中共建黨）一百年的大文章。 記者：前幾年把這個教科書改了，錯誤發動，把「錯誤」兩個字去掉了。把文革的歷史錯誤說成「艱辛探索」。（現在）又改回來了，又把它說成一場「內亂」。這說明了什麼呢？ 鮑彤：我認為這個反反覆復並不是說明中共最高領導人動動搖搖。我認為這是一些耍筆杆子的人在那裡舞文弄墨，吃飽了飯沒事幹，幹這種事。我認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始終是堅定不移的。但是，他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他嘴巴要動動。所以，他不斷地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也沒個準頭。不值得一提，不足為奇呀。 記者：習仲勛老先生在毛澤東統治下一直被列為鬥爭對象，「利用小說反黨」，等等，還坐牢那麼長時間。文革時他又被群眾拉出來游斗。這個照片裡面都有，有圖為證。原來的葉劍英或者歷史文件的定案，您覺得會把它翻過來嗎？他有這種想法嗎？或者應該這樣做嗎？ 鮑彤：這個我不知道。習仲勛老先生，我的印象是，1962年在北戴河吧，開開會。本來他是國務院副總理，負責文教工作。1962年夏天，就是毛澤東突然講起來階級鬥爭形勢、矛盾。講了幾句話，批了幾個人。我記得當年批了鄧子恢，批他包產到戶。批鄧子恢，實際上批了兩個人 —– 劉少奇跟鄧小平，因為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北京支持鄧子恢包產到戶。毛澤東假裝不知道，跑到北戴河去，批的是鄧子恢。沒點劉少奇跟鄧小平的名，所以劉少奇跟鄧小平就逃過一劫。 還有一件事，就是對國務院不滿意，對書記處不滿意。因此他在北戴河講，現在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叫做計劃委員會，是李富春。還有一個獨立王國是中央組織部，就是安子文。他點的是這兩個人的名。他講李富春，實際上講的是周恩來。他講安子文，實際上講的是鄧小平。這件事後來他又不再提了。李富春、鄧小平趕快檢討，趕快緊跟嘛。這個事情就完了。這是北戴河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在北戴河開開會，康生又提出來了。康生為什麼提出來呢？是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揭發，說現在有一個叫作劉景范，是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的夫人寫什麼西北的鬥爭，這個東西不是給高崗翻案嗎？好像這個東西還有習仲勛支持。閻紅彥這麼一揭發，康生寫了個條子給毛澤東，說有這麼件事，說是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還是一大什麼東西。毛澤東就火了，就說了一通，就是說有一個反黨集團，叫作習賈劉反黨集團，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他說是彭高饒（彭德懷、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是總公司，分公司叫作習賈劉，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這就是要整習賈劉了。 所以從1962年，我的印象，1962年以前習仲勛在北京的生活還好過。1962年以後，日子就不好過了，就審查了。大概審查了三年。1962年審查到65年，然後分配工作。把副總理習仲勛同志分配到洛陽什麼工廠（礦山機器廠）工作。我印象是這樣。1962年到65年是分配了。65年以後嘛，文化大革命了，那整得怎麼樣我就不清楚了，因為我自己也在挨整，我弄不清楚習仲勛同志後來情況怎麼樣。 後來好像是1980年或者79年，他重新出來到廣東當第一書記。當時廣東第一書記是習仲勛，第二書記才是楊尚昆，（後來的）國家主席楊尚昆是第二書記。當時我記得是這樣。後來（習仲勛）調回來了。調回來就當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書記處第一書記是胡耀邦。胡耀邦如果不在，離開北京到別的地方出差，那麼北京的工作就由習仲勛老人主持。 習仲勛老人是非常和氣的人。見到人，隨便什麼人，哪怕我這樣的年輕人，哦對，現在我老了，也八九十歲了。當時我年紀輕，見了我也點點頭，握握手。他非常隨和的，見到哪個人都拱拱手，說你好你好，非常隨和。 他特別重要的就是，他說：我主張，中國要有一個法律。這個法律應該是保護不同意見。他提出這個意見，使我肅然起敬。我覺得中國的問題沒什麼了不起，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見。習仲勛說，中國就是要立一個法來保護不同意見，我認為這抓住了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這個問題解決了，我看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大家也心情愉快了，也沒有恐懼了，政府言路也開通了，民情也能上達了，領導也不會昏頭昏腦了，我看中國政治就清明了。一句話，只要能夠保護不同意見，中國一切問題統統解決。所以我對習仲勛老人是欽佩的。他這一句話，可以解決中國一切問題，沒有一個問題不能解決，比人家千言萬語還好。 記者：習仲勛他們家也是遭受迫害的，在文革期間，對吧？ 鮑彤：對，至少整他13年嘛。1962年到65年。文化大革命他又倒霉了。文革十年，他（挨整）也是十年啊。 記者：他們家也是文革受害者，或者極左路線的受害者。他們家深有體會嘛？ 鮑彤：對。肯定他家裡是大大的受害者。是毛澤東的大大的受害者。如果文化大革命十年，他父親還加了三年嘛。62到65，然後66到76。而且76年他父親還沒解放。我的印象他父親解放大概是79或者80年才解放的。 記者：他後來的復出跟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有直接關聯吧？ 鮑彤：那當然。耀邦平反冤假錯案，耀邦是首創者。耀邦是得到華國鋒支持的。是得到了葉劍英支持的。後來鄧小平多少也支持。鄧小平有的不贊成。像平反右派，鄧小平就不贊成。鄧小平說，右派99.99%平反了，（反右）還是正確的。真的，鄧小平就不支持。但是華國鋒還支持。包括習仲勛出來工作，也是華國鋒支持的。那個時候耀邦光是個組織部長，也不是中央總書記，也不是主席。一個組織部長要平反這麼大的事情不經過華主席、不經過葉劍英副主席行嗎？當然他們是支持的啰。 記者：習仲勛跟趙紫陽的關係怎麼樣？您覺得他們在工作中配合得怎麼樣？ 鮑彤：很好啊。我從來沒聽說過他們兩個有什麼矛盾啊。當然我也不打聽這種矛盾。人家有人講張三李四，聽到這種事情我就躲得遠遠的。我對這些事情不感興趣。我當時覺得領導人好像都是蠻好的。我從來沒覺得哪個領導人跟哪個領導人在勾心鬥角。當時我沒這個感覺。當時也許覺悟不高。反正我沒看出來。我沒看出紫陽跟習仲勛有什麼不同意見。 習仲勛有的時候還打個電話給我，說你到我這兒來一趟，我就去了。他說，有幾句話你跟紫陽說一下。那麼我就回去跟紫陽說一下。有這些事兒。那麼可見他們還是很融洽的。沒什麼矛盾嘛。對吧？他有什麼想法，他年紀大了，也走不動路了，他就打個電話給我。他說，請你來一趟，很客氣的。請你來一趟，那我就去了。到他家裡去，他夫人、女孩子都在家。 記者：習仲勛對六四的態度也是很鮮明的嗎？他跟鄧、李鵬的態度都是截然不同的嗎？他對紫陽被罷免，被定成一個什麼分裂黨這樣一個結論，您覺得他會同意嗎？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平的言論呢？ 鮑彤：這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沒法、沒法（回答），因為六四以前我就抓起來了。我就在秦城了。我哪知道這些事情。 記者：但是他對六四的態度，他是反對開槍的嗎？ 鮑彤：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敢亂說。亂說就是不負責任了。我就是不知道。 (記者註：1.1989年5月，北京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之前，鮑彤被捕，成為當時被捕的最高級別中共官員，關在秦城監獄7年。出獄後，他的人身自由及通訊仍長期受到監控。每到北京兩會、清明節、六四等敏感時期，他都被限制行動自由，並被禁止對外媒發表評論。2.問答部分根據採訪錄音整理，受訪者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國家網信辦主任庄榮文日前主持召開黨史學習教育專題讀書班，通過官媒報道，對十年文革提出了最新的官方論述。 報道說，中共建政到文革結束的27年儘管充滿曲折和挫折，但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全面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為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這是中共宣傳理論界繼推出2021新版中共簡史之後，進一步對文革重新定調。毛左人士歡呼中共對文革和毛澤東評價出現「質的突破」，更多的人則擔心中共以慶祝建黨百年為契機急速左轉，憂慮文革捲土重來。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宋永毅認為，習近平想要重回文革是「司馬昭之心」，習近平是企圖通過將文革的「教訓」轉化為「經驗」，混淆教訓和經驗之談，從而在錯覺中重造文革社會，他自己就可以成為「習澤東」。 宋永毅說：「我想這個簡單地講就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習近平要回到毛澤東就是想做毛澤東這樣的獨裁者。他現在在政治局裡的位置已經不是集體領導，而是他一個人在政治局以上，毛澤東當時也做到這一點了。另外，他要在中國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呢？當然他要建立一個文革社會，或者類似文革的這樣一個社會。他要的吸取的就是他那句話『寶貴經驗』。對我們來說文革沒有什麼寶貴經驗可以吸取啊，它是反面的東西。他要把經驗和教訓有意地混淆起來，然後產生一個錯覺，在錯覺中，他可以返迴文革，重新做他的習澤東。我想這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當代中國評論》國際季刊主編榮偉分析，在「倒習」已經成為共識的國際背景下，習近平為「文革」翻案只能是一廂情願。一本《中共簡史》不會扭轉人們對文革的定論。 榮偉說：「為什麼習近平他要返迴文革，為文革翻案，甚至要走文革的老路？現在網路上、國際上『倒習』已經成為共識。他為什麼要為文革翻案，難道他小時候沒吃過文革的苦么？他家受到老毛的迫害還不夠嗎？而且他的媽媽還活著，所以我們就要問他，你為什麼要為文革翻案？為什麼要走文革的老路？他有一個、通過這麼一個中共簡史，把文革的性質重新定義一下，以為就能佔上風嗎？這恐怕是他一廂情願。或者他周圍所謂的智囊是不是給他挖坑啊？所以習近平啊，他現在『倒習』已經成為國際上的共識。」 榮偉相信，習近平難以實現「左轉」，黨內對於文革的評價很難與習近平達成一致，不會任由和支持習近平的「左轉」。 另外，經歷過文革的50後一代仍舊是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也是堅決反對回到文革的。 榮偉說：「他唯一的事就是想學老毛，老毛的就是『宮廷術』。老毛看了很多《二十四史》、《資治通鑒》，這些古代那一套東西滾瓜爛熟。而他學的那一套都是皮毛。他為什麼要向左轉呢，無非是想樹立老毛的權威，在黨內樹立一尊。看起來，好像他達到目的了，至少軍隊被他控制了，等等。但實際上不是他想像的那樣。他想『左轉』，黨內就沒有共識。最近溫家寶發表了他那封信，就可以說明一個問題，說明在黨內就存在著一大批有識之士，是不認同他所謂的『向左轉』。而且很多老年人都去世了，現在像他這樣的就是50後，我們都是50後，50後也是經過文革的，這些人大批還活著，可以說是中國現在的中堅階層，這些人是堅決不認同回到文革的。」 宋永毅評論說，習近平的2021版《中共簡史》中存在「個人崇拜」重新抬頭的跡象，值得人們警覺。 宋永毅說：「你看習近平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他最忌諱的就是批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比如說你注意到92頁引用了鄧小平的講話，就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變』，這中間鄧小平講了個人崇拜，講了家長製作風，講了領導幹部退休，他把這些全部去掉，然後篡改成『領導人的選擇必須要防止黨內紀律的潰敗』，也就是說要強人政治，所以可以看到他非常提倡毛式的個人崇拜。」
今年是中共建黨一百周年，中共推出一本《中國共產黨簡史》，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號召全國大範圍學習這部歷史。 我沒有心情去找這本書來看，不問可知，編寫這部書，一定遵照習近平的「最高指示：「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就是中國共產黨永遠正確，光榮偉大。 我們讀歷史，最重要的依據是史實，有了史實才能有史識，有了史識才能形成史觀。 何為史實？就是真實的歷史，而不是扭曲、破碎、掩飾、割裂的歷史，先把歷史真實找出來，然後才作研究。 何為史識？史識就是對歷史的解讀。解讀歷史不能憑主觀好惡，首先要依循歷史的發展規律，其次要依循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後還要依循人性。歷史是人的行為組成，離開人性根本無法解釋；歷史的發展都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基礎，離開人民的整體利益，歷史就沒有方向；歷史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它依循人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去發展，違背這三個大原則去解釋歷史，都是荒唐的。 何為史觀？史觀就是對歷史的宏觀認識。歷史不但要解釋，還需要有一個通盤的宏觀的概括，通過史實去掌握史識，由史識去確立史觀，唯有掌握了史觀，歷史對我們才是有意義的。正確的史觀帶引我們去認識歷史，透視現實，瞻望未來，錯誤的史觀使我們耳塞目盲。 中共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視歷史的政黨，中共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不是來源於中國人的授權，而是來源於他的打江山坐江山。歷史是他們對自己的描述，把自己描述得越偉大越英明，他的合法性才得到確認。反之，如果中共給中國人的認知，是不但沒有做多少好事，反而把中國人害得很慘，政治上壓迫，經濟上盤剝，文化上專制，如果他做了很多壞事，中國人無人不知，那他統治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不存在合法性，他就很容易被中國人推翻。 所以中共重視歷史，千方百計打扮自己，把「衰嘢」都抹去，把成績都放大，只要中國人個個相信他提供的歷史，接受他對歷史的解釋，確立與他一致的史觀，那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大模斯樣坐江山了。 反之，如果真實的歷史呈現出來的中共，卻是一副殘暴、無恥、專制的面目，數十年來折磨中國人，害死數以千萬的同胞，又把經濟文化搞得一塌糊塗，民不聊生，那他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就大有疑問。因此，中共的歷史是不能有瑕疵的，是不能質疑的，歷史真相要掩蓋，歷史研究要限制，歷史觀要符合中共的利益，而不是中國人的利益。 前三十年是誰否定的？其實都是中共自己否定的。反右運動在文革後徹底否定，為什麼右派分子都要平反？不但平反，還要作出賠償，如果反右正確，何必平反？大躍進也被中共自己否定了，大饑荒一來，大躍進就做不下去了，如果大躍進、大鍊鋼鐵、人民公社都是偉大正確，那為什麼沒有一直推行下去，直到現在還在躍進？大饑荒死了四千萬人，這是有統計數字依據的，連劉少奇都說，餓死人要上史書的。文革也是中共自己否定的，中共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就把文革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的，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中共承認自己在歷史上對中國人民犯下的錯誤和罪行，這本是會得到中國人民擁護的，一個政黨正視自己的錯誤歷史，正是這個黨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國人繼續對中共黨抱有希望的依據。但中共認識自己的錯誤，只是在文革後痛定思痛的那十年左右時間，此後中共對自己的錯誤和罪惡，越來越諱莫如深，越來越文過飾非，直至習近平手上，乾脆把所有的過錯和罪惡都一手抹去，連自己否定過的，也都再一次不認帳。 古今中外，歷史真相從來不會埋沒，中共的骯髒歷史遲早都會大白於天下（其實在海外無人不知)。中共粉飾自己的歷史，基於一種農民式的愚昧和無賴，與現代觀念背道而馳。事實就是事實，謊言就謊言，歷史嚴明，容不得抵賴和諉過。 不久前香港教育局把小學課本中的「中華民國退守台灣」，悄悄改成「國民黨退守台灣」，就是篡改歷史的一個例子。香港中文大學把「大學研究服務中心」拆散（這個服務中心收藏了最豐富的中國當代歷史資料），目的也是阻止香港和海外華人去追究中共的歷史罪惡。統治者以為他們能操控歷史，事實證明，他們最終將被歷史清算。秦始皇是千古暴君，毛澤東也終究是千古暴君，習近平粉飾黨史，到頭來只是白費心機。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原標題：篡改歷史者，最終必遭歷史清算）
中共100周年黨慶將近，歌功頌德和宣傳美化進一步加強。近日，中共黨媒《人民日報》推出了「100句名言回顧黨史100年」。裡面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槍杆子里出政權」、「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據統計，毛澤東和習近平均有30句，鄧小平14句，江澤民和胡錦濤各10句。 3月24日，《人民日報》推出的「100句名言回顧黨史100年」近日被廣泛傳播。這些名言大多出自中共黨內最高領導人，橫跨毛、鄧、江、胡、習五代，也有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和彭德懷。時間跨度上，從1925到2021年，中共建政前有23句，建政後有77句。 習近平是唯一上榜的現任領導人 毛澤東上榜名言有：「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等。 鄧小平上榜名言有：「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團結一致向來前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發展才是硬道理」等。 此外，還有周恩來的「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劉少奇的「我們共產黨員，是近代歷史上最先進的革命者」，朱德的「我們的敵人最害怕我們的團結」，陳雲的「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麼，籠子就是國家計劃」，江澤民的「始終做到三個代表」，胡錦濤的「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 習近平作為唯一上榜的現任領導人，他的名言有被人批為粗鄙沒文化的「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擼起袖子加油干」，「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打鐵必須自身硬」。還有近乎白話的「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以及最後一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國作家說：已到了最後的瘋狂 中共百年黨慶將近，近期不斷加強宣傳。前不久，還推出了80句百年黨慶口號，習近平語錄佔了52條；3月29日，中共開播系列微紀錄片《百鍊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2月25日，中共發行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 4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即日起至今年底全面展開中共建黨100周年、以「永遠跟黨走」為主題的群眾性宣傳教育活動，要「大力唱響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偉大祖國好的時代主旋律」。 要求各地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教育活動。 對中共黨史頗有研究的中國網路作家黃先生說：「這樣的高調宣傳對於那些有頭腦的人，肯定起到反作用。 只會讓那些不會思考的人跟風、盲從。 而引領這個社會前進的是那些頭腦清醒的人。」 他認為，中共百年是用白骨堆積的血淋淋的歷史，現在已到了最後的瘋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