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面男在墨爾本住宅外開槍 警方披露更多詳情
2026 年 6 月 3 日
中國房地產總市值超過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甚至超過了整個美國債券市場。2021年中國恆大地產爆雷，標誌著中國房地產市場危機的開始。截至2022年底恆大負債總額達2.4萬億元，2023年8月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另一家房地產巨頭碧桂園也面臨流動性壓力。中國的房地產「堰塞湖」隨時有潰決的風險。 被錯誤耕地數據嚇出的獨生子女政策和耕地紅線 那麼，中國房地產「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其實其根源與獨生子女政策是一樣的。1980年官方宣傳，「中國以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著佔全球22%的人口」，因此既要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也要保護耕地。當時認為中國的耕地只有14億畝，人均只是印度的40%。但是1996年經過衛星遙測，發現中國的實際耕地有19.5億畝。 其實影響糧食產量的因素很多，耕地多並不意味著糧食產量多，比如2022年中國的耕地面積只是印度的82%，但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2.1倍。2022年中國的糧食有17.6%是來自進口（主要是大豆），並不是因為耕地不足，而是因為農業政策和國際市場體系。其實中國的糧食增產潛力巨大： 第一，現有耕地還有增產的潛力。中國的穀物平均畝產已經從1980年的197公斤增加到2022年的425公斤，如果今後畝產能夠達到美國現在的水平，那麼糧食還將增產30%。 第二，中國科學院完成的調研成果顯示，中國還有8億畝後備耕地資源，其中40%具有較好開發條件。 第三，中國有20億畝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如果在部分地區推廣滴灌和改造土壤，耕地還將大為增加，比如昔日的不毛之地毛烏素沙漠正變成沃野良田。中國60億畝草原（超過了印度國土面積）目前對食品（肉、奶製品）的貢獻度還很低，潛力巨大。並且室內農場、白色農業（微生物將秸稈轉變為飼料）的推廣也將大幅增加糧食產量。 其實人均糧食並非越多越好，過多會導致肥胖、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等疾病和高醫療成本。比如在發達國家中，人均每天膳食攝入的熱卡、脂肪、蛋白最低的是日本，最高的是美國；但壽命最長的卻是日本，最低的是美國。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年鑒-2022》，中國人均每天膳食攝入熱卡、蛋白已經遠高於日本，而與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相當。 被篡改的人口數據和房地產泡沫 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意味著下一代人口減半。耕地被低估，糧食增產潛力大，而人口又將減少，那麼理應停止計劃生育並放寬城市用地。但是2006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卻將生育率篡改為1.8，預測總人口將 在2033年達15億峰值，建議繼續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並保護耕地。於是 「十一五」規劃以「1.2畝/人」為標準，設定「18億畝耕地紅線」，嚴控城建用地。中國城市建成區全部以超過1萬人/平方公里進行規劃的，比如，國務院批准2020年主城區人口/城建用地（萬人/平方公里）：重慶700/561，鄭州450/400，襄陽170/153，衡陽130/120，新鄉155/140。 2000年以來中國在快速城鎮化。尤其是由於所有的資源都向大城市傾斜，導致年輕人口快速湧入大城市。以深圳為例，2010年國務院批准的2020年城市規劃是，常住人口/建設用地控制在1100萬人/890平方公里以內。但是2020年普查顯示實際人口達1756萬，而城市建成區只956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1.8萬人，其中福田區高達2.7萬人。上海虹口區、黃浦區和廣州越秀區每平方公里甚至高達3.1-3.5萬人。而美國芝加哥、費城、邁阿密等大城市的中心城區每平方公里只有4千多人，建成區則只有1千多人。 202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65%，其中25%生活在縣、鎮，40%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區總面積只有6.24萬平方公里（0.94億畝），只佔0.65%的國土面積，當然導致高房價。而中國在實行二孩、三孩政策後，即便依照官方誇張的數據，人口在2022年開始負增長，峰值只有14.1億。筆者論證實際人口只12.8億，到2050年將降至10億。那麼以「1.2畝/人」的標準，14.1億、12.8億、10億人口只需要16.92億、15.36億、12億畝耕地，可以增加數億畝土地用於城建。筆者在《大國空巢》中指出，即便中國的城市全部以芝加哥的人口密度進行規劃，也是有足夠的土地的，那麼房價將大幅下降。 「18億畝耕地紅線」導致城市「人滿為患」，造成「中國人口太多」的假象，為繼續計劃生育提供了依據，人為造成的土地稀缺也為「土地財政」鋪平了道路。中國政府在經濟學者胡鞍鋼等人忽悠下，實行分稅制改革，財稅向中央政府集中，減少了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財政資源，於是賣地成為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而獨生子女政策降低家庭剛需，抬高儲蓄率，中國又缺乏其他投資渠道，於是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 無視學者的預警 筆者在2013年版《大國空巢》一書里，從人口角度預警了房地產泡沫。2015年1月筆者和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為方正證券做了一個行業報告，預警房地產危機，幾十家媒體做了報道，其中人民網的標題《業內報告：人口紅利終結，中國房價到頂》。2015年《環球時報》發表筆者的《中國城市「人滿為患」歸因於人口理念錯誤》，建議增加城建土地供應。如果當時在房地產上踩剎車，是可以避免房地產泡沫的。 但是中國當局無視筆者的預警，在房地產上繼續踩油門。原因之一是，林毅夫、李稻葵等官方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的經濟在今後幾十年內有年增8%的潛力，今後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2、3倍。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在2012年開始減速，為了實現所謂的「潛在增長率」，就拚命投資，尤其是投資房地產。於是，2015年開始房價一路狂飆。比如2022年底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分別是2014年底的1.73倍、1.81倍、1.80倍、1.97倍。 其實，筆者在2004年到2010年反覆指出，2012年將是中國人口和經濟的拐點。2012年後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是因為勞動力負增長和人口老化，潛在經濟增長並沒有主流經濟學家預測的那麼高，過度投資其實是透支今後的增長，也會造成巨大的泡沫。 現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價值是GDP 的4倍，而美國只是 GDP 的1.6 倍，日本也只是 2.1 倍。房地產行業佔中國經濟活動約四分之一和家庭財富的三分之二。中國政府面臨兩難，如果房地產「堰塞湖」垮塌，除了將導致經濟減速、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外，還可能將沖毀中國的債務市場和銀行系統，甚至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如果繼續加固「堰塞湖」的堤壩，年輕人將買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民不聊「生」，將導致人口崩潰。日本的生育率在東亞地區最高，原因之一是其房地產泡沫在1990年破裂了，因此房價相對較低。現在中國的總人口已經在負增長，尤其是28-37歲購房年齡人口在快速減少，房地產的「堰塞湖」潰決看來難以避免。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金雞報曉 早年在紐約，我聽過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的胡鞍鋼，以抑揚頓挫的腔調講述中國的綜合國力，像一隻報曉的金雞。我也看過林毅夫寫的英文論文，談到大躍進運動後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他引述了「三千多萬」的數字，與西方學界的評估相當。但不知為什麼，在他後來卸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回國，主張中國人應有自己的經濟理論後，他的論述就開始有排外的傾向，字裡行間帶有民族主義情緒。他相信「不過半世紀，中國一定強」。他也相信一直到2034年，中國經濟都能維持8%的平均增速。實際上，從2013年開始，經濟減緩，國務院下調年增率至6%（仍然是令其他國家羨慕的數字），中共並提出那是「新常態」。但林毅夫仍堅信中國經濟總量，按市場匯率計算，可能在2030年超過美國。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美國的一半，GDP總量有望達到美國的兩倍。 「湘西土匪」易富賢則推斷，到2035年中國的GDP總量才達到美國的85-95%，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22-27%。《經濟學人》近日刊出一篇預測中國GDP增長的報導（2023/6/8），顯示一家頂級的獨立經濟研究機構Capital Economics的預測，與易富賢的推斷吻合。聯合國則預測，中國15-64歲的人口在2030年代將下降一億人以上。這對林毅夫的推斷也是不利的。當然，林毅夫可以繼續表示他不認同「人口紅利」的觀點，繼續堅持他的「人口品質紅利」論。如前文所述，從人力資源看，在當前中國，要將從未上過高中的70%勞動力，通過教育培養各種現代科學技能，需四十年的時間才能見成效。而經濟體本身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也非指日可待。 李稻葵今年六月在清華經濟論壇上分析經濟形勢，則是規勸大家不要對人口問題感到焦慮，因為「平均受教育水準不斷上升，到2050年，中國人力資源的總量會高達14.66億，仍是世界第一。」不知他的根據何在。到2050年，中國人口還有14.66億嗎？如果沒有，那麼高達14.66億的「人力資源總量」是怎麼來的呢？要算上機器人和外籍移工？靠空洞論說如何能平息焦慮？ 官方已承認，2022年人口開始負增長。這確實引起普遍焦慮，因為官方許多預估都建立在人口資料上。那可是未來的「韭菜」啊。大陸媒體湧現的建議五花八門，有的要求直接發放現金補貼，來減輕育兒的經濟壓力，一孩家庭可獲得七千五百元補貼，加生一胎又可獲多少補貼。大奶二奶小三情婦，不論有無名分，都鼓勵生育。有些城市開始號召有償捐精。雲南昆明一家醫院宣告捐精大學生可獲四千五百元的補貼，這背後似乎又有優生學的考慮。還有建精子庫，擴大提升受精等促孕方式，以及醫保配套，儼然又是新時期「大幹快上」的大躍進2.0思維。不過這一回與上世紀的1.0不同，「抓革命促生產」，真的是要促進生孩子。 試管嬰兒 捐精促孕並不稀奇，今日世界上至少有一千兩百萬人是經由試管誕生的，每三分鐘就有四個試管嬰兒出生。全世界IVF（vitro fertilization）的比率是175個新生嬰兒中，就有一個試管嬰兒。不過這裡也有風險。美國曾經發生過一名醫生用自己的精子弄出五十多個嬰兒的驚人醜聞。這些嬰兒將來有可能發生近親通婚的倫理問題。鼓勵大學生捐精，大學生會讀書沒錯，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領導幹部不也有特殊才能？他們不免也要發出「徯我後」的不平之鳴？通過試管捐精，老熊維尼可以生出一堆小熊維尼來延續革命香火。 大陸有些地方還宣布生第三孩可領兩萬元的補助款，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近日有外國記者走訪黑龍江宜春市，見到的宣傳看板是兩夫妻身旁一孩，嬰兒車中一孩，妻子還隆起了肚子。新時代的幸福家庭。可是城裡卻看不到年輕人。一個中年大叔嘆氣說：以前想生不讓生，現在讓生也生不起了。 這就回到了問題的源頭。 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個現實主義者，他知道同美國作對的國家都是越搞越窮，無一例外。不論是自力更生也好，集體自力更生也好，沒有外來直接投資（FDI）經濟難以發展。所以在1979年美中建交後，中共立刻同美國簽訂了科學合作協定與文化交流協定，也邀請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到北京設辦事處，鄧要迅速掌握眼前難得的國際和平機遇。中國七十年代中期，按照毛澤東後知後覺 ，「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實行「晚」（晚婚──男25、女23)、稀（拉長生育間隔）、少（只生二孩）三個方計的節育政策，已經有效降低了生育率，1980年總和生育率為2.24，已接近世代交替水準。聯合國人口專家認為，無需再進一步收緊政策。然而中國政府對此毫不理睬。中國與人口基金簽訂的合作備忘錄，要求人口基金提供資金，協助中國生產新式安全的避孕產品，並提升收集和使用人口資料的能力。1982年在中國舉辦的現代化人口普查，被視為當時的一大盛事。單是運算資料的電腦設備，人口基金就提供了一千五百多萬美元給中國。可是對於中共嚴酷的一胎化政策，人口基金卻沒有置啄餘地。 一元化領導 一、在中共一元化領導的傳統下，只要是最高領導人拍板定案的政策，就帶有某種神聖性，成為基本國策，必須進行到底，不會輕易轉彎的。 二、「一胎化」政策下，強制避孕結紮的措施 ，以及把婦女當做牲口，強押上手術台墮胎的手段，雷厲風行。為達到上級規定的指標，計生幹部甚至對懷胎晚期婦女仍然實施強制墮胎，逃跑者被抄家毀屋。種種殘忍的做法令人無法理解。 三、在東亞文明圈的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經濟發展初期也曾宣傳過避孕節育，但基本上都是自願而非強制性的。隨著都市化和物質生活的改善，教育健康水準的提高，「少子化」已成為這些地區的共同趨勢。政府都在為生育率下降而煩惱。這樣的先例，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出現，中共當局為何毫不覺醒，及早調整政策，也是令人難以理解。這些例子也說明，中共嚴酷的一胎化政策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四、如今開始嘗到了人口萎縮的苦果。必須問的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按易富賢的說法，早在世紀之交中共就應改弦易轍，停止一胎化。可是他卻背負了「破壞基本國策」的罪名。 易富賢是1969年出生，1980年中共實施一胎化政策時，他只有11歲。他在受訪時表示，當時他了解的實情令他反感，童年就感覺到計劃生育的錯誤。感性的反應是他日後理性分析和批判一胎化政策的動因。他的大嫂因超生二胎，在外躲藏幾個月，房子被拆。親屬中有懷胎數月，「准生證」未批下來而被抓去墮胎的。小學初中老師因超生被學校開除。同學的隔鄰小孩，母親被強制墮胎，墮下的胎兒是活的，被扔進垃圾桶，其母將胎兒從垃圾桶里撿起，由窗戶遞出去，給他父親在窗外接住，才保存了一條小命。 回想毛思迪 易富賢11歲的童年，使我想起我們那個時代在加州的研究生毛思迪（Steve W. Mosher）。1979年，他是美中文化交流計畫下，首位前往珠江三角洲作田野研究的史丹福大學人類學博士生。他在蹲點的農村公社親眼目睹了婦女被迫結紮和晚期孕婦被強迫墮胎的實況，令他氣憤填膺。他用中文在紐約的美洲版時報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他所見的真相。令中共惱羞成怒，指控毛思迪用賄賂手法取得公社的計劃生育資料，違反學術倫理。在中方壓力下，史丹福校方開除了毛思迪的學籍。但他在1983年出版的論著《破碎的大地──農村中國人》，以他的田野調查為依據，描述當地農民的生活實況，以及強迫墮胎等措施帶給婦女的身心創傷。書中流露的悲憫情懷與人道關切，引起讀者很大的共鳴。不但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等主流媒體稱讚他的細膩觀察與生動的文筆，美國人類學學會季刊《美國人類學家》，也刊出書評褒揚這本傑出的人類學著作。 十年後，毛思迪根據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位護士紫安傾述的一生經歷，以第一人稱寫出《一個母親的劫難》，也引起巨大轟動，歐洲亞洲國家的出版社購買了多種文字的出版權，著名媒體發表評論。護士紫安的自白，透露了貫穿她一生的受害人與加害人的雙重身份。計生政策的嚴密監控，使女性變成一個個毫無隱私、毫無人格尊嚴的生產工具，一旦行為越軌（超生），家中親友和工作單位的同事都會受到連坐處分。一幕接一幕的事實描述，令人看得透不過氣來。尤其是在「不願死去的小男孩」一章中描寫醫師殺嬰的情節，更是驚心動魄，讓人毛骨悚然。 當年在養兒防老的觀念下，農村還出現過溺嬰潮。還有選擇性的自動墮胎，造成如今人口男女比例失衡。「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來控制人口，到頭來究竟所為何來？得到了什麼成效？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 現在中國社會在「躺平」和「潤」的氛圍里，對年輕人來說，就業前景黯淡，平均月薪比往年大幅下降，如何有能力去響應共產黨「生產」報國的號召？不要說住房負擔不起，連嬰孩奶粉錢也不易張羅。日益嚴厲的社會控制，有誰還願意把孩子生在越來越專制的環境？易富賢的調查發現，與亞洲鄰國比起來，中國大陸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是最低的。 也許中共官方會宣布，人口負增長是「新常態」。 鄧老爺子闖了禍。醫學博士易富賢的理性批判，被開除學籍的毛思迪的人道關懷，兩者相得益彰。 哎，厲害了我的國。「一胎化」政策下那些未生新死的冤魂又能向誰傾訴？ 恩格斯說得好：歷史可以說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她不僅在戰爭中，而且在「和平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都駕著凱旋車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馳騁。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官方宣揚一胎化政策，30多年前喊出「計畫生育好，政府來養老」；老年化、少子化海嘯來襲，轉喊「養老不能靠政府」，老年生活準備工作踢回給民眾，政府養老口號淪空頭支票。 從一胎化計畫生育到鼓勵3孩，中國家庭生育從來不是件「家事」，處處可見政府介入痕迹。官方告訴你、指導你應該有幾個孩子，再由政府評論你，有幾個孩子才是對的、才是為了「國家富強」。 計畫生育政策跟著中國改革開放在1979年起陸續推動，要求城市人口僅生育1個孩子。如果「超生」需要經過審核批准，或者被認定違規，必須繳納罰款。 為了減少人民對於一胎化政策反彈，官方試圖撇除儒家社會「養兒防老」觀念，以利這項違反自然法則的政策可以落實，1985年丟出了「計畫生育好，政府來養老」、「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口號。 計畫生育被列為中國基本國策，倡議晚婚、晚育、少生、優生，論調奠基在「為了國家富強」上，國家先於家庭，政府願做民眾老年生活負責人。 邁入21世紀後，中國官方生育養老口號有了轉變，2005年官方宣傳「養老不能全靠政府」；2012年再喊出「推遲退休好，自己來養老」。為了應對人口老年化問題，2015年中共第18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2個孩子政策。 官方生育養老口號在2018年轉為譴責口吻，強烈喊出「贍養老人是義務，推給政府很可恥」，要求民眾做好家中老年人老年生活準備工作責任第一人，過往人口「紅利」成了「負擔」，對應一胎化政策的「政府來養老」淪為空頭支票。 官媒人民日報海外版在2018年8月6日刊文，直言低出生率對經濟社會負面影響不斷顯現，中國的人口紅利基本已經用完，老齡化加劇、用工成本上升、社會保障壓力大，「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僅僅靠家庭自覺，還應該制定更為完整的體制機制」、「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國家大事」。 中國人口數在2022年底為14.118億人，較2021年底減少85萬人，這是中國1961年以來首度出現人口負成長。出生率降低、人口老年化帶來勞動力短缺、扶養比上升等問題，攸關每個人的社會保障也浮現危機。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顯示，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將在2027年達到峰值，在2035年前後累計結餘耗盡。中國保險行業協會「中國養老金第三支柱研究報告」預測，中國未來幾年預計將有人民幣8兆元到10兆元養老金缺口，缺口隨著時間推移會進一步地擴大。 「30年前說，政府來養老；20年前說，政府幫養老；10年前卻說養老不能靠政府；現在我們老了，政府又說適時推遲養老計畫，我們究竟該怎麼辦」，民眾拋出疑問，疑問背後則是對於口號治國的無奈，唯一不變的答案是「國家說了算」。
在中國上海擁有特斯拉電動車超級工廠的全球首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星期一（6月6日）在推特上貼文示警，一度擔心人口暴增而強迫實施一胎化政策的中國，雖然目前已經放開到三胎，但由於出生率持續下滑，未來恐將面臨「人口崩潰」。 馬斯克的貼文說，「絕大多數人仍以為中國實施一胎化政策。儘管已經實施三胎化政策，中國去年的出生率居然出現新低！以目前的出生率，中國每一代人都將減少大約40%的人口！人口崩潰！」 馬斯克在上海生產的特斯拉佔據了中國電動車市場相當大的份額，而他也有心進一步擴大在中國的電動車產能。但是中國的出生率持續低迷，不僅加速了人口老齡化，也將導致勞動力日益出現緊缺，從而引起他的高度警覺。 馬斯克是在看到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上一則有關中國出生率還將進一步下滑的文章之後有感而發。馬斯克一直堅持多子多福的立場。這也是他最近發表的一系列認為世界人口太少而不是太多看法的最新一次表述。 中國去年新出生嬰兒只有1060萬，這也是1949年建政以來所記錄到的最低的年度人口出生數字。 據BBC報道，中國去年的人口從14.1212億增長到14.1260億，凈增只有48萬人，遠低於每年生老病死的人數。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已從1980年代的2.6下降到去年的1.5。而過去兩年的新冠疫情以及為抗疫而採取的各種各樣的封控措施，更讓很多人打消了結婚生子的計劃。香港英文的《南華早報》認為，中國約有兩百萬人因疫情而放棄了懷孕生子的計劃。 中國政府早已意識到一胎化政策的弊端，2016年廢除了這一政策。但是雖然目前政策已經放寬到一對夫婦可以有三個孩子，但是高昂的房價、升學的艱難、職場的過度競爭，以及生活費用居高不下等因素，仍然讓很多人不敢婚或不敢生。 現年50歲的馬斯克在談論中國「人口崩潰」的前一天也曾談到世界人口出生率低迷的問題。 「我們絕對沒有太多的人口。地球可以支持比目前多許多倍的人口，而且生態系統也不會有問題，」馬斯克說。 馬斯克上個月在一次接受訪問時，也曾對人口減少發出警告。 「人口崩潰是對文明最大的威脅，」馬斯克說。他還表示，「與很多人的想法相反，人越富就越不想要孩子。我是一個罕見的例外。」馬斯克育有八個孩子。 馬斯克還引述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警告說，美國目前的生育率已經跌至接近1.5。 「有人認為少要小孩對環境有好處。但即使我們將人口翻番，環境也不會有問題。我知道很多有關環境方面的信息…日本的出生率史上最低。生養孩子已成維持文明的關鍵。我們不能讓文明蛻變成零，」馬斯克說。
2022年3月，中共政權一年一度的「兩會秀」一如既往地如期開演了。正如網友們調侃的那樣：「你還真的以為人民大會堂里能夠找到人民嗎？」那些所謂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只不過是經過中國共產黨精心挑選、馴化或收買，供統治者用來自己代表自己的舉手機器、人形木偶而已。因此，在黨國體制下，人民不應該對這些所謂的「人民代表」是否能真正提出有利於人民的提案抱有任何希望。 儘管如此，那些人形木偶、舉手機器投今上所好、揣度聖意的功夫卻十分了得。可以說，他們把溜須拍馬、阿諛奉承那一套奴才生存法則，運用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近幾年，由於中共反人類的「一胎化」殺人政策所導致的災難性社會後果開始顯現，中共不僅法外改變了「計生」政策，甚至還矯枉過正，要求「黨員帶頭生育三胎」，以緩解中共淪陷區出生率落入「人口陷阱」等一系列嚴重問題。用網友的話說就是，「韭菜不夠用了」 。 在此背景下，全國政協女委員、農工黨中央委員、農工黨河南省委專職副主席、河南省監督委員會主任花亞偉在今年的「兩會」上，提出了「允許30歲以上單身女性生育一胎」的扭曲常倫的奇葩提案。消息一出，群眾嘩然。網友們在「網訊」等社媒上紛紛質問道：你允許單身跟誰生孩子？貪官污吏的『小三』公開合法化了！」、 「『二會』二貨多，全國開啟豐縣模式嗎？」……。 在共產黨壟斷一切權力、亂權妄為不受制約的共產專制下，共產黨在執政早期的前三十年大肆鼓吹「人多力量大」、「人心齊泰山移」，「戰天鬥地」……，導致人口數量異常增長；上世紀70年代末，為了提高人均收入，又隨便制定出反人類的「計劃生育」殺人政策。在近40年內，殺掉了近四億胎兒（數字來自中共衛計委），人為破壞了人口出生率的自然生態平衡。如今，不僅出生率落入「人口陷阱」無法扭轉，社會老齡化也異常嚴重，勞動力短缺，（70歲以上的老人有不少還在外打工謀生）。 更為嚴重的是，「計生」殺人政策打破了人命關天的傳統道德理念，使得社會道德淪喪、人心不古。在這種情況下，花亞偉竟然提出了扭曲道德人倫的「允許30歲以上單身女性生育一胎」的提案，難道花亞偉嫌中共淪陷區社會墮落得還不夠嗎？ 再說，因為中共政權之前的「計生」等反人類殺人政策所導致的嚴重後果，我們應該考慮的是提出怎樣的提案向中共追責，避免類似的人禍再次發生，而不應該靠推出扭曲社會道德倫常的「法案」叫人民買單，把中共40年「計生」造成嚴重後果的代價丟給社會和老百姓來償還。 總之，只要共產專制不除，人民就會災難不止。認識到問題的總根源所在，我們就從政治工程學的角度，思考找出解決的方法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自80年代全面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已於2016年終結，但是它帶來的影響依然會持續很久。「一胎化政策」除了殘忍地扼殺一些本該出生的小孩，也造就了高風險的獨生子女家庭，未來還會持續讓中國社會付出代價。 2017年，中國網路曾流傳一張恐怖的全家福。這張全家福照片，來自於江蘇如東縣一個光榮遵守一胎政策的家庭，一個二十齣頭的大學生，一對近五十歲的父母，一個外公，一對爺爺奶奶，一對曾祖父曾祖母，一家八口只有一個年輕人。 高風險的獨生子女家庭 據中國社科院人口學家王廣州測算，從1982年將計劃生育政策定為國策，到2010年，中國獨生子女人數達到1.45億。社會學者王豐2016年表示中國有1億5千萬單孩家庭，其中約一億家庭是獨生子女政策的結果。 北京大學人口學者穆光宗表示，獨生子女家庭屬於高風險家庭，風險就在於其唯一性，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便是養老風險，祖孫三代「421」的家庭結構，將使少年時飽嘗寵愛的獨生子女們，在中年之後背負巨大的養老壓力。 據端傳媒報道，如今，中國的80後、90初獨生子女已步入成年時期，開始面臨父母老去後的贍養問題，壓力重重的局面已然明顯。而所有問題會在父母生病、重疾之後，以數倍的形式放大，化為沉重的負擔壓在獨生子女肩上。分身乏術，無人商量和分擔，職業發展、自己的家庭生活受到影響，不得不做出犧牲，這些事幾乎發生在每一個遭此困境的子女身上。 網路上，人們用一句話總結了獨生子女的困境：不敢窮，不敢病，不敢遠嫁，因為爸媽只有我。 壓力山大的獨生子女 有一項針對80後的調查顯示：52.6%的受訪者認為「面對的壓力很大，甚至超過70後和90後」；只有1.7%的受訪者認為「壓力很小，我們是幸福的一代」。 關於壓力從何而來，調查中，48.1%的人認為主要來自「生活，如買房子、養孩子」等；29.7%的人認為來自「工作，要闖出一番事業太難」；18.7%的人認為「整個社會都在給我壓力，喘不過氣來」；另有3.5%的人表示「壓力來自家長對自己的期望過高」。 路透社曾撰文表示，作為家中唯一的孩子，中國獨生子女面臨重重壓力，他們不僅承載了父母的期望，而且還有祖父母一輩的期待。 「一胎化政策」的社會代價 據中國官方披露，40多年來，中國由於計劃生育累計少生了４億多人，大大減輕了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環境帶來的壓力。 不過據英國BBC報道，與此同時，該政策也帶來不少侵害公民人權的問題。例如強制避孕、強制墮胎和虐殺女嬰、黑戶口、男女比例失調等。此外，一孩政策下出生的獨生子女一代，沒有兄弟姊妹，被稱為「小皇帝」或「小公主」。 2016年1月1日起，中國官方宣布所有中國夫婦都可以生育兩個孩子，這標誌著延續了長達三十五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的終結。 然而社會學者王豐表示，這項政策的改變至少晚了十年。造成推遲的主要原因是，持續不斷的人口控制已經成了政治官僚們政權合法性的部分來源。此外，中國民眾已經被假定人口會無限增長的「馬爾薩斯式恐懼」洗腦，並錯誤地認為這個國家幾乎所有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都是由人口增長所致。 他還提到，隨著中國社會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之間的比率下降，人口老齡化不僅對中國社會本身帶來嚴重的負擔，也為很多達到工作年齡的獨生子女們帶來了苦惱。此外，中國三十年來新生兒的性別比例一直嚴重失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性別選擇性墮胎及殺害女嬰。所以，中國目前大概有2000-4000萬的「剩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