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滥之际 澳前首席科学家开创“真人认证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国房地产总市值超过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甚至超过了整个美国债券市场。2021年中国恒大地产爆雷，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开始。截至2022年底恒大负债总额达2.4万亿元，2023年8月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另一家房地产巨头碧桂园也面临流动性压力。中国的房地产“堰塞湖”随时有溃决的风险。 被错误耕地数据吓出的独生子女政策和耕地红线 那么，中国房地产“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其实其根源与独生子女政策是一样的。1980年官方宣传，“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全球22%的人口”，因此既要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也要保护耕地。当时认为中国的耕地只有14亿亩，人均只是印度的40%。但是1996年经过卫星遥测，发现中国的实际耕地有19.5亿亩。 其实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2022年中国的耕地面积只是印度的82%，但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2.1倍。2022年中国的粮食有17.6%是来自进口（主要是大豆），并不是因为耕地不足，而是因为农业政策和国际市场体系。其实中国的粮食增产潜力巨大： 第一，现有耕地还有增产的潜力。中国的谷物平均亩产已经从1980年的197公斤增加到2022年的425公斤，如果今后亩产能够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还将增产30%。 第二，中国科学院完成的调研成果显示，中国还有8亿亩后备耕地资源，其中40%具有较好开发条件。 第三，中国有20亿亩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如果在部分地区推广滴灌和改造土壤，耕地还将大为增加，比如昔日的不毛之地毛乌素沙漠正变成沃野良田。中国60亿亩草原（超过了印度国土面积）目前对食品（肉、奶制品）的贡献度还很低，潜力巨大。并且室内农场、白色农业（微生物将秸秆转变为饲料）的推广也将大幅增加粮食产量。 其实人均粮食并非越多越好，过多会导致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疾病和高医疗成本。比如在发达国家中，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的热卡、脂肪、蛋白最低的是日本，最高的是美国；但寿命最长的却是日本，最低的是美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年鉴-2022》，中国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热卡、蛋白已经远高于日本，而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相当。 被篡改的人口数据和房地产泡沫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意味着下一代人口减半。耕地被低估，粮食增产潜力大，而人口又将减少，那么理应停止计划生育并放宽城市用地。但是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却将生育率篡改为1.8，预测总人口将 在2033年达15亿峰值，建议继续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保护耕地。于是 “十一五”规划以“1.2亩/人”为标准，设定“18亿亩耕地红线”，严控城建用地。中国城市建成区全部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进行规划的，比如，国务院批准2020年主城区人口/城建用地（万人/平方公里）：重庆700/561，郑州450/400，襄阳170/153，衡阳130/120，新乡155/140。 2000年以来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尤其是由于所有的资源都向大城市倾斜，导致年轻人口快速涌入大城市。以深圳为例，2010年国务院批准的2020年城市规划是，常住人口/建设用地控制在1100万人/890平方公里以内。但是2020年普查显示实际人口达1756万，而城市建成区只956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1.8万人，其中福田区高达2.7万人。上海虹口区、黄浦区和广州越秀区每平方公里甚至高达3.1-3.5万人。而美国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等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只有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 202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5%，其中25%生活在县、镇，40%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只有6.24万平方公里（0.94亿亩），只占0.65%的国土面积，当然导致高房价。而中国在实行二孩、三孩政策后，即便依照官方夸张的数据，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峰值只有14.1亿。笔者论证实际人口只12.8亿，到2050年将降至10亿。那么以“1.2亩/人”的标准，14.1亿、12.8亿、10亿人口只需要16.92亿、15.36亿、12亿亩耕地，可以增加数亿亩土地用于城建。笔者在《大国空巢》中指出，即便中国的城市全部以芝加哥的人口密度进行规划，也是有足够的土地的，那么房价将大幅下降。 “18亿亩耕地红线”导致城市“人满为患”，造成“中国人口太多”的假象，为继续计划生育提供了依据，人为造成的土地稀缺也为“土地财政”铺平了道路。中国政府在经济学者胡鞍钢等人忽悠下，实行分税制改革，财税向中央政府集中，减少了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于是卖地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而独生子女政策降低家庭刚需，抬高储蓄率，中国又缺乏其他投资渠道，于是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 无视学者的预警 笔者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一书里，从人口角度预警了房地产泡沫。2015年1月笔者和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为方正证券做了一个行业报告，预警房地产危机，几十家媒体做了报道，其中人民网的标题《业内报告：人口红利终结，中国房价到顶》。2015年《环球时报》发表笔者的《中国城市“人满为患”归因于人口理念错误》，建议增加城建土地供应。如果当时在房地产上踩刹车，是可以避免房地产泡沫的。 但是中国当局无视笔者的预警，在房地产上继续踩油门。原因之一是，林毅夫、李稻葵等官方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内有年增8%的潜力，今后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2、3倍。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12年开始减速，为了实现所谓的“潜在增长率”，就拼命投资，尤其是投资房地产。于是，2015年开始房价一路狂飙。比如2022年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分别是2014年底的1.73倍、1.81倍、1.80倍、1.97倍。 其实，笔者在2004年到2010年反复指出，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的拐点。2012年后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因为劳动力负增长和人口老化，潜在经济增长并没有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么高，过度投资其实是透支今后的增长，也会造成巨大的泡沫。 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值是GDP 的4倍，而美国只是 GDP 的1.6 倍，日本也只是 2.1 倍。房地产行业占中国经济活动约四分之一和家庭财富的三分之二。中国政府面临两难，如果房地产“堰塞湖”垮塌，除了将导致经济减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外，还可能将冲毁中国的债务市场和银行系统，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如果继续加固“堰塞湖”的堤坝，年轻人将买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民不聊“生”，将导致人口崩溃。日本的生育率在东亚地区最高，原因之一是其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破裂了，因此房价相对较低。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已经在负增长，尤其是28-37岁购房年龄人口在快速减少，房地产的“堰塞湖”溃决看来难以避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金鸡报晓 早年在纽约，我听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胡鞍钢，以抑扬顿挫的腔调讲述中国的综合国力，像一只报晓的金鸡。我也看过林毅夫写的英文论文，谈到大跃进运动后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他引述了“三千多万”的数字，与西方学界的评估相当。但不知为什么，在他后来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回国，主张中国人应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后，他的论述就开始有排外的倾向，字里行间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他相信“不过半世纪，中国一定强”。他也相信一直到2034年，中国经济都能维持8%的平均增速。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经济减缓，国务院下调年增率至6%（仍然是令其他国家羡慕的数字），中共并提出那是“新常态”。但林毅夫仍坚信中国经济总量，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在2030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一半，GDP总量有望达到美国的两倍。 “湘西土匪”易富贤则推断，到2035年中国的GDP总量才达到美国的85-95%，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2-27%。《经济学人》近日刊出一篇预测中国GDP增长的报导（2023/6/8），显示一家顶级的独立经济研究机构Capital Economics的预测，与易富贤的推断吻合。联合国则预测，中国15-64岁的人口在2030年代将下降一亿人以上。这对林毅夫的推断也是不利的。当然，林毅夫可以继续表示他不认同“人口红利”的观点，继续坚持他的“人口品质红利”论。如前文所述，从人力资源看，在当前中国，要将从未上过高中的70%劳动力，通过教育培养各种现代科学技能，需四十年的时间才能见成效。而经济体本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非指日可待。 李稻葵今年六月在清华经济论坛上分析经济形势，则是规劝大家不要对人口问题感到焦虑，因为“平均受教育水准不断上升，到2050年，中国人力资源的总量会高达14.66亿，仍是世界第一。”不知他的根据何在。到2050年，中国人口还有14.66亿吗？如果没有，那么高达14.66亿的“人力资源总量”是怎么来的呢？要算上机器人和外籍移工？靠空洞论说如何能平息焦虑？ 官方已承认，2022年人口开始负增长。这确实引起普遍焦虑，因为官方许多预估都建立在人口资料上。那可是未来的“韭菜”啊。大陆媒体涌现的建议五花八门，有的要求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来减轻育儿的经济压力，一孩家庭可获得七千五百元补贴，加生一胎又可获多少补贴。大奶二奶小三情妇，不论有无名分，都鼓励生育。有些城市开始号召有偿捐精。云南昆明一家医院宣告捐精大学生可获四千五百元的补贴，这背后似乎又有优生学的考虑。还有建精子库，扩大提升受精等促孕方式，以及医保配套，俨然又是新时期“大干快上”的大跃进2.0思维。不过这一回与上世纪的1.0不同，“抓革命促生产”，真的是要促进生孩子。 试管婴儿 捐精促孕并不稀奇，今日世界上至少有一千两百万人是经由试管诞生的，每三分钟就有四个试管婴儿出生。全世界IVF（vitro fertilization）的比率是175个新生婴儿中，就有一个试管婴儿。不过这里也有风险。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名医生用自己的精子弄出五十多个婴儿的惊人丑闻。这些婴儿将来有可能发生近亲通婚的伦理问题。鼓励大学生捐精，大学生会读书没错，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领导干部不也有特殊才能？他们不免也要发出“徯我后”的不平之鸣？通过试管捐精，老熊维尼可以生出一堆小熊维尼来延续革命香火。 大陆有些地方还宣布生第三孩可领两万元的补助款，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近日有外国记者走访黑龙江宜春市，见到的宣传看板是两夫妻身旁一孩，婴儿车中一孩，妻子还隆起了肚子。新时代的幸福家庭。可是城里却看不到年轻人。一个中年大叔叹气说：以前想生不让生，现在让生也生不起了。 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源头。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同美国作对的国家都是越搞越穷，无一例外。不论是自力更生也好，集体自力更生也好，没有外来直接投资（FDI）经济难以发展。所以在1979年美中建交后，中共立刻同美国签订了科学合作协定与文化交流协定，也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到北京设办事处，邓要迅速掌握眼前难得的国际和平机遇。中国七十年代中期，按照毛泽东后知后觉 ，“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实行“晚”（晚婚──男25、女23)、稀（拉长生育间隔）、少（只生二孩）三个方计的节育政策，已经有效降低了生育率，1980年总和生育率为2.24，已接近世代交替水准。联合国人口专家认为，无需再进一步收紧政策。然而中国政府对此毫不理睬。中国与人口基金签订的合作备忘录，要求人口基金提供资金，协助中国生产新式安全的避孕产品，并提升收集和使用人口资料的能力。1982年在中国举办的现代化人口普查，被视为当时的一大盛事。单是运算资料的电脑设备，人口基金就提供了一千五百多万美元给中国。可是对于中共严酷的一胎化政策，人口基金却没有置啄馀地。 一元化领导 一、在中共一元化领导的传统下，只要是最高领导人拍板定案的政策，就带有某种神圣性，成为基本国策，必须进行到底，不会轻易转弯的。 二、“一胎化”政策下，强制避孕结扎的措施 ，以及把妇女当做牲口，强押上手术台堕胎的手段，雷厉风行。为达到上级规定的指标，计生干部甚至对怀胎晚期妇女仍然实施强制堕胎，逃跑者被抄家毁屋。种种残忍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 三、在东亚文明圈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经济发展初期也曾宣传过避孕节育，但基本上都是自愿而非强制性的。随著都市化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教育健康水准的提高，“少子化”已成为这些地区的共同趋势。政府都在为生育率下降而烦恼。这样的先例，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出现，中共当局为何毫不觉醒，及早调整政策，也是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例子也说明，中共严酷的一胎化政策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四、如今开始尝到了人口萎缩的苦果。必须问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按易富贤的说法，早在世纪之交中共就应改弦易辙，停止一胎化。可是他却背负了“破坏基本国策”的罪名。 易富贤是1969年出生，1980年中共实施一胎化政策时，他只有11岁。他在受访时表示，当时他了解的实情令他反感，童年就感觉到计划生育的错误。感性的反应是他日后理性分析和批判一胎化政策的动因。他的大嫂因超生二胎，在外躲藏几个月，房子被拆。亲属中有怀胎数月，“准生证”未批下来而被抓去堕胎的。小学初中老师因超生被学校开除。同学的隔邻小孩，母亲被强制堕胎，堕下的胎儿是活的，被扔进垃圾桶，其母将胎儿从垃圾桶里捡起，由窗户递出去，给他父亲在窗外接住，才保存了一条小命。 回想毛思迪 易富贤11岁的童年，使我想起我们那个时代在加州的研究生毛思迪（Steve W. Mosher）。1979年，他是美中文化交流计画下，首位前往珠江三角洲作田野研究的史丹福大学人类学博士生。他在蹲点的农村公社亲眼目睹了妇女被迫结扎和晚期孕妇被强迫堕胎的实况，令他气愤填膺。他用中文在纽约的美洲版时报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他所见的真相。令中共恼羞成怒，指控毛思迪用贿赂手法取得公社的计划生育资料，违反学术伦理。在中方压力下，史丹福校方开除了毛思迪的学籍。但他在1983年出版的论著《破碎的大地──农村中国人》，以他的田野调查为依据，描述当地农民的生活实况，以及强迫堕胎等措施带给妇女的身心创伤。书中流露的悲悯情怀与人道关切，引起读者很大的共鸣。不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称赞他的细腻观察与生动的文笔，美国人类学学会季刊《美国人类学家》，也刊出书评褒扬这本杰出的人类学著作。 十年后，毛思迪根据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护士紫安倾述的一生经历，以第一人称写出《一个母亲的劫难》，也引起巨大轰动，欧洲亚洲国家的出版社购买了多种文字的出版权，著名媒体发表评论。护士紫安的自白，透露了贯穿她一生的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双重身份。计生政策的严密监控，使女性变成一个个毫无隐私、毫无人格尊严的生产工具，一旦行为越轨（超生），家中亲友和工作单位的同事都会受到连坐处分。一幕接一幕的事实描述，令人看得透不过气来。尤其是在“不愿死去的小男孩”一章中描写医师杀婴的情节，更是惊心动魄，让人毛骨悚然。 当年在养儿防老的观念下，农村还出现过溺婴潮。还有选择性的自动堕胎，造成如今人口男女比例失衡。“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控制人口，到头来究竟所为何来？得到了什么成效？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 现在中国社会在“躺平”和“润”的氛围里，对年轻人来说，就业前景黯淡，平均月薪比往年大幅下降，如何有能力去响应共产党“生产”报国的号召？不要说住房负担不起，连婴孩奶粉钱也不易张罗。日益严厉的社会控制，有谁还愿意把孩子生在越来越专制的环境？易富贤的调查发现，与亚洲邻国比起来，中国大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是最低的。 也许中共官方会宣布，人口负增长是“新常态”。 邓老爷子闯了祸。医学博士易富贤的理性批判，被开除学籍的毛思迪的人道关怀，两者相得益彰。 哎，厉害了我的国。“一胎化”政策下那些未生新死的冤魂又能向谁倾诉？ 恩格斯说得好：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著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 （※作者为前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著有《最后一个租界：香港变局纪事》。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官方宣扬一胎化政策，30多年前喊出“计画生育好，政府来养老”；老年化、少子化海啸来袭，转喊“养老不能靠政府”，老年生活准备工作踢回给民众，政府养老口号沦空头支票。 从一胎化计画生育到鼓励3孩，中国家庭生育从来不是件“家事”，处处可见政府介入痕迹。官方告诉你、指导你应该有几个孩子，再由政府评论你，有几个孩子才是对的、才是为了“国家富强”。 计画生育政策跟著中国改革开放在1979年起陆续推动，要求城市人口仅生育1个孩子。如果“超生”需要经过审核批准，或者被认定违规，必须缴纳罚款。 为了减少人民对于一胎化政策反弹，官方试图撇除儒家社会“养儿防老”观念，以利这项违反自然法则的政策可以落实，1985年丢出了“计画生育好，政府来养老”、“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口号。 计画生育被列为中国基本国策，倡议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论调奠基在“为了国家富强”上，国家先于家庭，政府愿做民众老年生活负责人。 迈入21世纪后，中国官方生育养老口号有了转变，2005年官方宣传“养老不能全靠政府”；2012年再喊出“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为了应对人口老年化问题，2015年中共第18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2个孩子政策。 官方生育养老口号在2018年转为谴责口吻，强烈喊出“赡养老人是义务，推给政府很可耻”，要求民众做好家中老年人老年生活准备工作责任第一人，过往人口“红利”成了“负担”，对应一胎化政策的“政府来养老”沦为空头支票。 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18年8月6日刊文，直言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负面影响不断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中国人口数在2022年底为14.118亿人，较2021年底减少85万人，这是中国1961年以来首度出现人口负成长。出生率降低、人口老年化带来劳动力短缺、扶养比上升等问题，攸关每个人的社会保障也浮现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在2027年达到峰值，在2035年前后累计结馀耗尽。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预测，中国未来几年预计将有人民币8兆元到10兆元养老金缺口，缺口随著时间推移会进一步地扩大。 “30年前说，政府来养老；20年前说，政府帮养老；10年前却说养老不能靠政府；现在我们老了，政府又说适时推迟养老计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民众抛出疑问，疑问背后则是对于口号治国的无奈，唯一不变的答案是“国家说了算”。
在中国上海拥有特斯拉电动车超级工厂的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星期一（6月6日）在推特上贴文示警，一度担心人口暴增而强迫实施一胎化政策的中国，虽然目前已经放开到三胎，但由于出生率持续下滑，未来恐将面临“人口崩溃”。 马斯克的贴文说，“绝大多数人仍以为中国实施一胎化政策。尽管已经实施三胎化政策，中国去年的出生率居然出现新低！以目前的出生率，中国每一代人都将减少大约40%的人口！人口崩溃！” 马斯克在上海生产的特斯拉占据了中国电动车市场相当大的份额，而他也有心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电动车产能。但是中国的出生率持续低迷，不仅加速了人口老龄化，也将导致劳动力日益出现紧缺，从而引起他的高度警觉。 马斯克是在看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上一则有关中国出生率还将进一步下滑的文章之后有感而发。马斯克一直坚持多子多福的立场。这也是他最近发表的一系列认为世界人口太少而不是太多看法的最新一次表述。 中国去年新出生婴儿只有1060万，这也是1949年建政以来所记录到的最低的年度人口出生数字。 据BBC报道，中国去年的人口从14.1212亿增长到14.1260亿，净增只有48万人，远低于每年生老病死的人数。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从1980年代的2.6下降到去年的1.5。而过去两年的新冠疫情以及为抗疫而采取的各种各样的封控措施，更让很多人打消了结婚生子的计划。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认为，中国约有两百万人因疫情而放弃了怀孕生子的计划。 中国政府早已意识到一胎化政策的弊端，2016年废除了这一政策。但是虽然目前政策已经放宽到一对夫妇可以有三个孩子，但是高昂的房价、升学的艰难、职场的过度竞争，以及生活费用居高不下等因素，仍然让很多人不敢婚或不敢生。 现年50岁的马斯克在谈论中国“人口崩溃”的前一天也曾谈到世界人口出生率低迷的问题。 “我们绝对没有太多的人口。地球可以支持比目前多许多倍的人口，而且生态系统也不会有问题，”马斯克说。 马斯克上个月在一次接受访问时，也曾对人口减少发出警告。 “人口崩溃是对文明最大的威胁，”马斯克说。他还表示，“与很多人的想法相反，人越富就越不想要孩子。我是一个罕见的例外。”马斯克育有八个孩子。 马斯克还引述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警告说，美国目前的生育率已经跌至接近1.5。 “有人认为少要小孩对环境有好处。但即使我们将人口翻番，环境也不会有问题。我知道很多有关环境方面的信息…日本的出生率史上最低。生养孩子已成维持文明的关键。我们不能让文明蜕变成零，”马斯克说。
2022年3月，中共政权一年一度的“两会秀”一如既往地如期开演了。正如网友们调侃的那样：“你还真的以为人民大会堂里能够找到人民吗？”那些所谓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只不过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精心挑选、驯化或收买，供统治者用来自己代表自己的举手机器、人形木偶而已。因此，在党国体制下，人民不应该对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是否能真正提出有利于人民的提案抱有任何希望。 尽管如此，那些人形木偶、举手机器投今上所好、揣度圣意的功夫却十分了得。可以说，他们把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那一套奴才生存法则，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近几年，由于中共反人类的“一胎化”杀人政策所导致的灾难性社会后果开始显现，中共不仅法外改变了“计生”政策，甚至还矫枉过正，要求“党员带头生育三胎”，以缓解中共沦陷区出生率落入“人口陷阱”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用网友的话说就是，“韭菜不够用了” 。 在此背景下，全国政协女委员、农工党中央委员、农工党河南省委专职副主席、河南省监督委员会主任花亚伟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允许30岁以上单身女性生育一胎”的扭曲常伦的奇葩提案。消息一出，群众哗然。网友们在“网讯”等社媒上纷纷质问道：你允许单身跟谁生孩子？贪官污吏的‘小三’公开合法化了！”、 “‘二会’二货多，全国开启丰县模式吗？”……。 在共产党垄断一切权力、乱权妄为不受制约的共产专制下，共产党在执政早期的前三十年大肆鼓吹“人多力量大”、“人心齐泰山移”，“战天斗地”……，导致人口数量异常增长；上世纪70年代末，为了提高人均收入，又随便制定出反人类的“计划生育”杀人政策。在近40年内，杀掉了近四亿胎儿（数字来自中共卫计委），人为破坏了人口出生率的自然生态平衡。如今，不仅出生率落入“人口陷阱”无法扭转，社会老龄化也异常严重，劳动力短缺，（70岁以上的老人有不少还在外打工谋生）。 更为严重的是，“计生”杀人政策打破了人命关天的传统道德理念，使得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在这种情况下，花亚伟竟然提出了扭曲道德人伦的“允许30岁以上单身女性生育一胎”的提案，难道花亚伟嫌中共沦陷区社会堕落得还不够吗？ 再说，因为中共政权之前的“计生”等反人类杀人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提出怎样的提案向中共追责，避免类似的人祸再次发生，而不应该靠推出扭曲社会道德伦常的“法案”叫人民买单，把中共40年“计生”造成严重后果的代价丢给社会和老百姓来偿还。 总之，只要共产专制不除，人民就会灾难不止。认识到问题的总根源所在，我们就从政治工程学的角度，思考找出解决的方法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自80年代全面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已于2016年终结，但是它带来的影响依然会持续很久。“一胎化政策”除了残忍地扼杀一些本该出生的小孩，也造就了高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未来还会持续让中国社会付出代价。 2017年，中国网络曾流传一张恐怖的全家福。这张全家福照片，来自于江苏如东县一个光荣遵守一胎政策的家庭，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一对近五十岁的父母，一个外公，一对爷爷奶奶，一对曾祖父曾祖母，一家八口只有一个年轻人。 高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家王广州测算，从1982年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国策，到2010年，中国独生子女人数达到1.45亿。社会学者王丰2016年表示中国有1亿5千万单孩家庭，其中约一亿家庭是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穆光宗表示，独生子女家庭属于高风险家庭，风险就在于其唯一性，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便是养老风险，祖孙三代“421”的家庭结构，将使少年时饱尝宠爱的独生子女们，在中年之后背负巨大的养老压力。 据端传媒报道，如今，中国的80后、90初独生子女已步入成年时期，开始面临父母老去后的赡养问题，压力重重的局面已然明显。而所有问题会在父母生病、重疾之后，以数倍的形式放大，化为沉重的负担压在独生子女肩上。分身乏术，无人商量和分担，职业发展、自己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不得不做出牺牲，这些事几乎发生在每一个遭此困境的子女身上。 网络上，人们用一句话总结了独生子女的困境：不敢穷，不敢病，不敢远嫁，因为爸妈只有我。 压力山大的独生子女 有一项针对80后的调查显示：52.6%的受访者认为“面对的压力很大，甚至超过70后和90后”；只有1.7%的受访者认为“压力很小，我们是幸福的一代”。 关于压力从何而来，调查中，48.1%的人认为主要来自“生活，如买房子、养孩子”等；29.7%的人认为来自“工作，要闯出一番事业太难”；18.7%的人认为“整个社会都在给我压力，喘不过气来”；另有3.5%的人表示“压力来自家长对自己的期望过高”。 路透社曾撰文表示，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中国独生子女面临重重压力，他们不仅承载了父母的期望，而且还有祖父母一辈的期待。 “一胎化政策”的社会代价 据中国官方披露，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４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不过据英国BBC报道，与此同时，该政策也带来不少侵害公民人权的问题。例如强制避孕、强制堕胎和虐杀女婴、黑户口、男女比例失调等。此外，一孩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没有兄弟姊妹，被称为“小皇帝”或“小公主”。 2016年1月1日起，中国官方宣布所有中国夫妇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标志着延续了长达三十五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 然而社会学者王丰表示，这项政策的改变至少晚了十年。造成推迟的主要原因是，持续不断的人口控制已经成了政治官僚们政权合法性的部分来源。此外，中国民众已经被假定人口会无限增长的“马尔萨斯式恐惧”洗脑，并错误地认为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都是由人口增长所致。 他还提到，随着中国社会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之间的比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不仅对中国社会本身带来严重的负担，也为很多达到工作年龄的独生子女们带来了苦恼。此外，中国三十年来新生儿的性别比例一直严重失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性别选择性堕胎及杀害女婴。所以，中国目前大概有2000-4000万的“剩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