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萬美元捐款來自紅二代？斯坦福陷入資金爭議
2026 年 6 月 4 日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近期出現常委候選人被取消參選資格，引來「黑箱作業」、違反程序公義的批評；2月25日舉行的周年會員大會又發生突然宣布散會情事，一度有保安人員進場，引發混亂。 美國之音報導，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2月初取消3名常委參選人資格，包括：孫昊賢、謝煒洛及梁溢希。3人隨後聲明表示，常委會未交代取消他們參選資格的理據，批評是「黑箱作業」、違反程序公義，要求常委會速以公開、透明的方式回應，並會尋求在周年會員大會解釋章則。 2月25日，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召開周年會員大會，議程包括：選出2名選任常委及2名補任常委。 三分之二出席者不信任常委會主席 孫昊賢在大會上提岀不信任常委會主席楊於銘，獲出席校友3分之2以上投票贊成。但副主席張福英即時以會議秩序問題為由宣布散會，多名現屆常委隨即離場，支持不信任動議的校友大為不滿。期間至少有2名中大保安人員在常委要求下到場，並以攝錄機拍攝在場人士，更聲稱會報警處理。有校友舉起「不準攝影」告示遮擋鏡頭，雙方一度僵持，其後保安人員離場，留下約100名校友繼續討論。 孫昊賢批評常委會不負責任，與留在會場的校友聯署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跟進這次周年會員大會的混亂情況，包括：檢討中大校友評議會的章則，以及追究常委會涉嫌失職以及濫權的行為，並會聯絡學校管理層處理。 對於有保安人員進場，會否擔心校方有後續行動，孫昊賢表示，他在中大就讀多年，未見過同類情況，認為校方應該跟進保安組侵犯校友評議會的運作。 孫昊賢表示，他與另2位被取消參選資格的校友謝煒洛及梁溢希，已委託律師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複核，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尋求選舉的程序公義。 參選階段被DQ資格應屬首例 謝煒洛表示，律師團隊正研究以往被取消資格的案例，據他記憶，他們3人應該是在候選階段就被DQ的首例。 對於在候選階段被取消參選常委資格，以及周年會員大會被腰斬，謝煒洛表示，這反映中大校友評議會現屆常委不按章則處事，亦反映校友評議會整個制度需改進。 校友指議員修訂校董會組成破壞院校自主 去年12月，3名立法會議員包括自由黨張宇人、民建聯劉國勛以及工聯會鄧家彪，提出私人草案，希望修改中大校董會組成方式，將監督（即特首）委任的校董會成員由現時的13%大增至26%，書院成員由29%減至24%，以及提高校長任命門檻。 校友馮家強認為，很多校友都感到該修訂方案是破壞中大院校自主以及員生共治。馮家強及另一校友向中大校友評議會動議，在25日的周年會員大會討論「檢討中大校董會規模及組成」，內容提及校董會各持份者比重應維持不變，若須增加校外成員比重，組成亦應以校友為主、書院成員為次、監督（即特首）委任者最少，以尊重中大作為書院制大學以及院校自主等。 馮家強表示，如果特首委任校董會成員的影響力大幅增加，也會影響中大的國際聲譽。 反對校董會重組議案 中大學生髮動聯署 中大校友評議會舉行周年會員大會當天，中大四年級學生徐同學在會場外派發傳單，希望出席的校友關注重組校董會議案。他認為，該議案除破壞中大院校自主以及員生共治，對校長的任命也有重大影響。 徐同學表示，他們正進行網上聯署，反對由3位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改組中大校董會議案，聯署展開3天有500多人參與，希望有數以千計的同學參與以增加認受性。 評議會DQ參選人 中大稱尊重 對於中大校友評議會常委會取消3名常委參選人資格，香港《明報》2月4日引述中大回復稱，尊重評議會的安排，期望校友積极參与，選出新任常委共同合作。 報導又稱，被取消參選資格的謝煒洛曾涉2019年九龍遊行非法集結案，被裁定非法集結、襲警等罪成，判囚8個月；梁溢希則涉同年9月29日的「全球反極權遊行」暴動案，以及中大潑粉非法集結案。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是由全體中大畢業生組成的法定組織。據《香港中文大學條例》，校友評議會可以從常務委員中推選不超過3名成員出任中大校董，而校友評議會主席如符合指定條件，可自動當選為代表校友評議會的中大校董。
美國國務院兩位高官上周四（14日）與5名香港人權倡議者及專家召開圓桌會議，了解香港目前的人權狀況。與會者之一、流亡美國的張昆陽在會上促請美國審視香港的學術自由，並考慮制裁打壓學生的相關人員。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局代理首席助理副部長布斯比（Scott Busby）和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華自強（Rick Waters）上周四與5名香港的人權倡議者和專家召開圓桌會議。國務院在會後發表的聲明表示，會上討論了3月底國務院發表的《香港政策法案報告》，並強調美國會繼續捍衛港人的權利和自由。 流亡美國的「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顧問張昆陽是其中一名與會者。他表示，當天會議歷時一個多小時，有一個密集式的小型交流意見的機會，非常罕見。 他說，以往甚少有機會能與國務院高官進行這麼長時間的會面，「證明他們（美國當局）很想知道我們香港人究竟如何看待美國的《香港政策法案報告》，以及想知道他們有沒有甚麼遺漏，讓他們未來可以有更加多的政策倡議去規劃。」 張昆陽說，與會的港人代表主要討論了香港的司法獨立、傳媒自由空間及營商環境等問題，而他自己則主要提出與高等教育界相關的打壓。 「始終我作為一個學運出身的人，我看到很多（香港）校方依然不願意支持學生，甚至幫手打壓學生，解散很多大學的學生會，例如之前港大的六四國殤之柱被移走，這些我都非常感謝美國政府，有將這些事詳細羅列在報告之中。」 張昆陽建議美國重新審視香港學術自由的問題，「究竟美國的高等院校是否應該與香港的高等院校繼續有合作呢？甚至乎美國國務院是否需要擴大制裁面，去考慮（制裁）這些嚴重侵害人權，甚至逮捕學生領袖的組織呢？」 國務院發言人表示，上周四的圓桌會議以視像形式進行，旨在了解香港目前的人權狀況，並聆聽與會者的意見及建議，從而讓美國和國際社會了解如何採取最佳應對。 發言人又指，會上談到香港的自治、民主進程和自由所受到的威脅，又重點討論一個透明、負責任的管治的重要性。 發言人表示，美國會繼續向中國和香港政府表明其關切，並繼續提倡香港應有的高度自治。
一名德國學者說，不想繼續在中國大學教書的原因之一，是教室里都裝上了監視器，她擔心在課堂上無法進行真正的討論。她並認為，與中國接觸，要認清不可能有「平等合作」。 德國之聲（DW）中文網12日刊出對德勒斯登工業大學學者韓尼（Alicia Hennig）的採訪。 她說自己有15年的中國經驗，原本在商業領域工作，2015年開始在中國的大學工作。她對中國大學裡的官僚體制和意識型態管制深有所感。 韓尼教書時，中國已開始限制使用西方教材，她不得不從海外訂購所需的「經濟學哲學」課程教科書，但她或校方幫忙訂的書都被扣在海關。 她的中國同事們突然不被允許再給外國學生授課，只有外國人才能給外國人授課，她相信這應該是從高層下達的指令。 2018年10月她開始在南京東南大學工作時，教室里都已經裝上了監視器，這也是她不想繼續在中國從事商業道德教學工作的一個原因。她說，人權也是課程中的一個主題，「我不想再在中國教書，因為我擔心在課堂上無法再進行真正的討論」。 韓尼還發現，在人文學科，與外國人一起組織會議變得異常艱難，因為審查過程極嚴格，要保證在意識形態上完全不越線。在中國進行針對人文學科的國際討論，變得非常困難。 她說，中國的大學裡很多對意識形態的監督和審查。她曾被院長要求刪除在社群媒體上的某些評論，「所以我知道自己被監控」。 對於德國一些學校想和中國的大學合作，韓尼提醒，除了學術資金可能會在官僚體系的腐敗中被使用，還要注意雙方的合作研究方面，「人文科學領域是在意識形態上受到很大限制；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則不能排除（中國）軍事上的應用，這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問題」。 對於「如何與中國進行接觸、對話、如何處理相關限制」，韓尼坦言這是很難的問題，她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但她認為，在與中國「平等合作」這個問題上， 應該停止自欺欺人，因為在目前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
據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周三（6月29日）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國政府及其支持者在澳大利亞對中國留學生進行監視、騷擾和威脅，而澳大利亞的大學卻為了維護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而未能切實保護學生的學術自由權利。 人權觀察的這份報告在澳大利亞當地發布的時間是6月30日。 報告說，澳大利亞的大專院校普遍存在中國官方的監控，支持中國政府的學生通過向中國駐澳官員彙報對支持民主的學生進行威脅。 報告指出，中國留學生都知道中國政府對他們進行監控，並感到恐懼。很多人不得不進行自我掩飾和自我審查，以避免被同學向中國駐澳官員舉報，給自己和家人帶來麻煩。 該報告撰稿人蘇菲·麥克尼爾表示，「澳大利亞大專院校管理層沒有盡到維護中國學生權利的責任」。校方由於依賴國際學生繳納的學費，所以對中國政府及其代理人的騷擾和監控視若無睹。麥克尼爾呼籲澳大利亞校方向中國提出抗議，採取措施支持學生與教職員的學術自由。 在澳大利亞，中國留學生遭遇的問題非常敏感，它往往與經費聯繫在一起，甚至是一個外交問題。據美聯社報道，國際教育是澳大利亞的一項重要的出口項目。2019年，澳大利亞國際教育為本國經濟貢獻了300億美元。在大流疫發生前，中國留學生在全部外國留學生人數中佔比高達40%多。 報告列舉了幾個學生的個案說明中國當局是如何控制留學生言論的。他們在國外的言行會通過多種渠道很快傳遞到國內。中國警察會上門約談或者傳喚學生父母，查問他們的孩子在澳大利亞的表現。其中一名學生因在推特賬號上發表支持民主的言論而遭到中國當局威脅，後被判刑入獄。 另外一名學生因在同學面前表明支持民主，他在回國後被中國當局沒收護照。報告說，受訪的學生都非常害怕自己在澳大利亞的言行可能給自己及國內父母帶來麻煩，所以在公開說話前總是要再三評估。
英國開始意識到，其基建、教育等關鍵產業已經過於依賴來自中國的資金。近日，大學教授們正試圖應對校園內學術自由的威脅，他們要求大學老闆們，在與獨裁政權的交易時應徵求他們的意見。此前，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已被警告，在未來與中國的任何貿易爭端中，英國大學都可能被用作針對英國的籌碼。 學者成立工作組 據英國《泰晤士報》10月12日報導，出於對大學行政管理多年來一直無視外國干預的擔憂，全國各地的學者們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愛丁堡大學、埃克塞特（Exeter）大學、金史密斯（Goldsmiths）大學、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林肯（Lincoln）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牛津大學和高級研究學院（School of Advanced Study）的學者組成了學術自由和國際化工作組（Academic Freedom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Working Group），以解決這一問題。 在數十名學生和工作人員報告監視、迫害和對家庭成員的脅迫威脅正在影響研究之後，該工作組12日在所有英國大學中提出「旨在提高透明度和問責制的行為守則」。該組織表示，大學與外國政府之間的合作應該在「所有階段」受到學者們的審查，這些學者「常常被凍結在夥伴關係決策之外」。它還要求允許教授和學生就可能的自我審查干擾秘密地提出他們的擔憂。 越來越多的學者感到沮喪，因為在英國，有關中國、俄羅斯和沙烏地阿拉伯等敵對國家干涉的反覆抱怨被忽視了。 高級政客和前外交官還提請注意大學對研究經費和來自專制政權的學生日益增加的財政依賴。 新的學術自由和國際化工作組已經發布的行為守則，也要求大學保護該行業免受干擾。 代表副校長的英國大學（Universitys UK）10月14日將發布指導方針，這些指導方針將解決校園中的網路和物理安全問題，並涵蓋對大學合作夥伴關係和搭檔的擔憂。英國政府預計，到2030年，國際學生人數將從485,000增加到600,000。 敦促首相保護英國大學免受北京侵害 英國大學非常依賴海外學生的資金，尤其是中國學生。 截至去年，中國學生佔17億英鎊，來自中國的學生人數在2019年增加至120,385名。隨著英國在香港安全法和新疆少數民族待遇方面與中國發生衝突， 越來越多的人呼籲保護英國大學，使其免於過分依賴海外學生的資金。 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前顧問、智囊團Onward的負責人坦納（Will Tanner）在《每日快報》（Express）的採訪中警告說，政府已允許我們一些最好的大學機構完全依賴中國學生。 因此，他警告說，在未來的貿易糾紛或會談中，可能存在嚴重的風險，即中國政府可能利用學生作為對付英國的潛在籌碼。 他補充說：「我認為令人擔憂的是，我們已經看到來自中國的學生人數激增，以及對這些學生資金的依賴。」 「這帶來了風險，這是我們大學機構受到一時興起的中國移民政策的戰略風險。 中國政府有可能開始利用其籌碼作用在更廣泛的安全或貿易爭端中對英國施加壓力。 他們還沒有這樣做，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 在坦納先生執筆的報告中，他呼籲政府改變高等教育。該報告認為，政府必須為課程提供更多資金，以鼓勵國內學生。政府必須限制每所大學可以從每個國家的學生中賺到的金額。 由於新的香港安全法，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的教授在講授有關中國的敏感話題時被迫引入匿名規則，以保護學生免遭中共的報復。 英國大學說：「大學可以而且確實必須參與國際事務，有力地保護學術自由、機構自治和我們自己的價值觀。 歡迎開發的行為守則。」 呼籲審查中國在英國的投資 據《衛報》10日報導，前保守黨領袖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表示，中國對英國企業的所有權應接受英國政府的國家安全審查，以評估北京不斷增長的經濟影響。 這位資深后座議員認為，部長們未能應對中國對英國戰略產業影響的規模。 該國會議員強調了英國領先的血漿供應商BPL（生物製品實驗室）集團，該公司在2013年私有化之前曾是國民保健服務體系（NHS）的一部分。它自2016年以來一直由中國投資公司科瑞集團（Creat Group）擁有。 BPL從美國患者那裡獲取血漿，並使用它在英國埃爾斯特里（Elstree）的實驗室獲得治療。對該公司而言，「重要的優先事項」是從康復患者身上提取富含抗體的血漿，從而獲得對Covid-19（武漢肺炎）的有效治療方法，該方法的多項試驗正在全球範圍內進行。 但根據BPL於8月提交的最新賬目，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要求該公司在2019年出售其美國業務，以解決「一系列國家安全問題……有關中國控制美國血漿收集業務的問題」 。 鄧肯·史密斯說：「正在發生的事情是，中國在各個領域都施加了影響。它是零敲碎打的，沒有被正確整理。 我相信政府必須在戰略審查中將其整合在一起，並想知道這對英國的總體影響是甚麼。」 比如，一家中國公司是英國欣克利角新核電站的少數投資者，並希望在埃塞克斯郡（Essex）的布拉德威爾（Bradwell）建造一座核反應堆，而電信供應商華為的地位仍然是爭論的焦點。 在英國議會中，對中國的擔憂正日益增加，原因是人們對中國處理Covid-19以及對其維吾爾族穆斯林的待遇感到擔憂。 10月14日，議員們將就脫歐後貿易法案的跨黨派修正案進行辯論，該修正案稱，如果高等法院正式確定某國是種族滅絕的一方，則將撤銷與該國達成任何貿易協定。 智囊團亨利·傑克遜學會（Henry Jackson Society）首席執行官門多薩（Alan Mendoza）表示：「由於血漿療法的重要性迅速提高，美國正確地迫使一家中國公司剝離其美國業務。 英國現在必須審查自己對中國的戰略依賴，以避免被威權國家勒索的可能。」 但BPL表示已從科瑞集團的所有權中受益。 「自收購以來，科瑞已投資超過1億英鎊用於改善工藝、人才和設備，以支持BPL 成為全球領先的血漿來源療法供應商之一。」
一項2021年度世界大學排名結果近日揭曉，中國清華大學首次進入該項排名的前20位。有分析擔心，中國高校處於崛起勢頭，美國高校可能正在失去對中國留學生的吸引力。不過，教育專家說，各種排名榜的評估點有所不同，必須理性看待。也有批評人士質疑，中國高校缺乏學術和言論自由，該排名「與現實差太遠」。 《泰晤士高等教育》雜誌（Times Higher Education）本星期（9月2日）公布了2021年度世界大學的排名。中國清華大學成為採用目前的研究方法以來第一所進入世界大學排名前20位的亞洲大學，名列第20位。 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當日發表文章說，此次最新公布的世界大學排名榜揭曉，中國大學成為真正的贏家，而美國學校則呈現整體下滑的趨勢。文章認為，儘管美國大學加強了對全球前十名的控制，但這一事實掩蓋了中檔院校排名的長期下滑，這些院校正迅速失去與同行相比的優勢，尤其是在亞洲。 馬釗：大學排名評估點不同，需理性看待 美國教育界人士認為，儘管「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學排名」在國際幾項排名榜中有相當的影響力，但是由於各種排名榜的評估點與權重方法有所不同，因此必須理性、全面地看待排名。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教授、本科生教學負責人馬釗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通行的大學排名有四種，其中「美國新聞和世界周刊」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是比較有影響力的，但是各自排名的評估點與權重不同。 馬釗說：「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評估點包括教學、科研、國際合作、產業收入四個大項，而「美國新聞和世界周刊」分本科學術聲譽、學生保有率、新生質量、畢業率、校友捐贈等五大項。如此不同的評估點，勢必影響學校排名。」 至於《福布斯》所擔憂的「美國學校呈現整體下滑」，馬釗並不認為中國高校的發展和崛起，就意味著美國高校的衰落。在多個排行榜上的最佳大學基本上都是美國大學，上榜大學中美國大學佔據絕對多數，這體現了美國高等教育的整體實力和整體學科優勢。 馬釗同時表示，中國教育發展不斷前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主要是得益於國家對高等教育、特別是重點學科與大學的大力投入，也歸因於中國大學自身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等。中國的發展也並不限於高等教育方面，2020年《財富》五百強中，中國大陸、包括香港上榜企業數量也第一次超越美國。 「未來中國可能有若干所大學躋身世界前列，但是如果要在整體產業和學科方面全面超越美國，這恐怕還要經過中國1-2代人的努力，」他說。 楊建利：缺乏學術言論自由，中國大學排名「有缺陷」 華盛頓非政府組織「公民力量」創建人楊建利先後在加州伯克利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和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獲得數學和政治經濟學兩個博士學位。他對《泰晤士高等教育》雜誌關於中國大學的評估和排名持質疑態度，認為這項「排名有很大缺陷」。 「如果你堅信大學作為教育和學術機構，成功的關鍵是自由，包括學術自由、言論自由以及獨立和批判性思維，但是中國的大學校園裡沒有這種東西。任何對中國的常識表明，把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排在第20和第23位，高於美國和世界大多數大學，距離現實偏差得太遠，」他說。 就在幾天前，中國官媒新華社報道，9月1日出版的《求是》雜誌發表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文章《思政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要求各級各類學校加強「思想政治課」的教學。 白伊麗：中國學者面臨政府壓力，難與世界其他大學競爭 曾經在中國知名大學留學的美國國防語言學院前「文化意識」教官白伊麗博士（Elizabeth Bowditch）也表示，由於中國大學的學者難以進行獨立的研究，所以很難看到中國的大學與其它地方大學相比，有什麼競爭力。「因為，即使在科學領域，研究人員也可能會面臨政府的壓力。這些因素將影響國際社會對它們研究成功的看法，」她說。 按照《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說法，這項排名基於13項經過精心調整的績效指標，衡量對一所大學在若干領域的表現：如教學、研究、知識轉讓和國際視野等等。「我要問的問題是，《泰晤士高等教育》是如何獲得中國大學的這些指標的？」楊建利質疑說。 楊建利批評說，該排名報告可能忘記了，中國的學術醜聞問題，特別是關於「引文」方面的問題，近年來一直成為反覆出現的話題。「腐敗無處不在，中國最負盛名的大學也參與其中」。 另有分析認為，鑒於美國政府對中國學生來美留學的限制政策日益收緊，加之中國本地大學在世界大學排行榜上的地位日益上升；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的中國學生選擇留在中國，從而使得美國大學失去對中國留學生的吸引力。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教授馬釗認為，儘管長遠來看，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一些中國的頂級高校在若干學科，必然可能與國際知名高校爭奪優質生源；但是從近期來看，中國留美學生數量減少，主要是受教育以外因素的影響。比如：新冠疫情後旅行限制，以及美國政府對中國留學生來美政策的日益收緊等等。 「如果這些限制措施逐漸常態化和制度化，那麼將極大改變美國的高等教育的運營模式，屆時受損失的不僅僅是國際學生帶來的學費收益，還將影響學校基礎學科的研究人才儲備，降低美國大學的國際化水平等，」馬釗警示說。 白伊麗：美國頂尖院校會繼續吸引中國學生 然而，部分了解美中兩國高教體制的人士，對美國大學可能會失去對中國留學生吸引力的觀點不以為然。 前美國國防語言學院教官白伊麗對美國之音說：「美國的頂尖學校將會繼續吸引中國學生。比如，一個哈佛大學的學位在全世界都吃得開。然而，排名較低的美國學校恐怕難以吸引付全額學費的中國學生了。」 「公民力量」組織創建人楊建利也認為，美國學校並沒有失去對中國學生的吸引力，但美中關係的緊張卻對到底能有多少中國學生最終獲得簽證，並進入美國大學產生重大影響。 「如果他們可以選擇的話，大多數中國學生會選擇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而不會選擇北京大學；儘管前者在該項排名中的地位，遠遠低於後者，」楊建利對美國之音說。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報告說，這次最新的排名「分析了超過1300萬份研究出版物的8000多萬份引文，並包括了來自全球2萬2千名學者的問卷回復」。
香港的澳洲國際學校（AISHK）校長日前請辭，有評論表示，在北京對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的推動下，香港的校園中，教師可能受到監視，對學術自由帶來極大的衝擊。 據悉尼晨鋒報報道，香港澳洲國際學校（AISHK）校長Mark Hemphill辭職，這所學校是10萬名香港澳洲僑民的中心，學生的家長多為法律、外交或商界人士。 Hmephill稱，疫情期間難以見到在澳洲的家人，他決定在2020年底前離開。 澳洲著名的教育家Bill McKeith是當時將Hemphill聘請到香港的人，他說疫情和香港國安法可能會影響這所學校的未來。 運營悉尼教會學校PLC學院25年的McKeith說，在現狀如此顛覆的時代，教師和學校管理人員在外國工作總是具有挑戰性的，「國家安全、隱私和其他法律對學校的治理和運營行為的影響越來越大。」 香港英語教師Kin Wing Liu表示， 「威脅確實是存在的。香港政府官員建議在教室里安裝攝像頭監控師生，一旦攝像頭安裝好了，數據會直接傳到中國。我看不到學術自由的未來。」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