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文/清簫 萬曆二十一年一月八日，李如松率領的援朝明軍在平壤大捷。日軍損失1萬多人，小西行長帶殘兵渡大同江逃竄。 明軍趁勝追擊，接連獲勝。十九日，李如柏率軍進復開城，斬獲日軍首級一百六十五。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皆被收復，盡歸平壤。日軍第二軍團的統帥加藤清正仍在駐守咸鏡道，聽聞明軍攻破開城，也向王京撤退。整個朝鮮北部基本上都被明軍收復，日軍退守王京一線，中朝聯軍與日方形成對峙。 這時明軍氣勢如虹，士氣大振，但後勤補給出現問題。於是李如松打算憑速戰解決後勤危機。恰巧朝鮮人傳來一個情報，更促使李如松做出向南迅速推進的決定。 《明史紀事本末》載：「二十七日，去王京七十里，朝鮮人以倭棄王京遁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朝鮮人報告說日軍準備放棄王京，但這個情報並不靠譜。李如松以為時機成熟，率明軍直奔王京方向。 明軍因為連勝，已有輕敵之心。李如松的決策風險很大，從數量上看，先頭部隊的人數不足以和王京的敵軍對抗。再者，王京據天險，咸鏡和忠清為其犄角，易守難攻。 （圖：Adobe Stock） 據《經略復國要編》，李如松將攻往王京的明軍分成三個梯隊。他二十六日先派遣精兵三千「哨探王京道路，以便進兵埋伏攻取」。之後在二十七日，李如松率領副將楊元、李如柏、張世爵等二千明軍南進，到馬山館離王京九十里處，留楊元領兵一千在後，李如松親自帶兵一千前進。 三梯隊概括而言就是： 第一隊（先鋒）由查大受、祖承訓率領，僅三千騎兵； 第二隊由李如松親率，僅是少數家丁； 第三隊負責接應，由楊元統領。 簡單分析這樣安排的利弊。楊元的第三梯隊可謂是風險中的保險，幸虧有這支接應部隊，否則碧蹄館之戰的後果可能不堪設想。打頭陣的騎兵是當時大明戰力最強的遼東軍，忠勇善戰，由李家將領的家丁組成。但第二隊太薄弱，其作用本是在第一隊遭遇困境的情況下解救，而只帶少數家丁，很容易把自己也搭進去。 查大受和祖承訓的先鋒部隊在迎曙驛與日軍狹路相逢，三千明軍騎兵如一把利劍直插敵寇，斬六百餘級。藉迎曙驛告捷餘威，先鋒隊繼續南進，卻在礪石峴遭遇大規模日軍。鑒於人數劣勢，先鋒隊向北後撤至碧蹄館。 日軍人數多達兩萬，而明軍只有幾千，一場激烈的血戰就此展開。 殘酷而神秘之戰 說碧蹄館之戰神秘，是因為雙方記載不同，爭議大，個別人物也留下歷史之謎。以下綜合不同史料講述激戰過程。 四周兵刃碰撞聲、嘶喊聲不絕於耳，查大受在煉獄般的戰場中奮力突圍，然而敵人一批又一批增加，一時竟不知何處是盡頭。 原來碧蹄館附近的日軍基本上都向此地聚集。李如松和楊元的援兵尚未趕到，查大受等明軍將士只得殊死拼搏。 （圖：Adobe Stock） 鏖戰中，查大受等終於看到了熟悉的身影——李如松於巳時左右（上午9點至11點間）率援軍沖入戰場。當看到查大受、祖承訓被日軍打得且戰且退時，李如松一聲奮喝：「將士如敢畏縮不前者，斬首！」不愧為大帥風範，再度展現之前於平壤城下的英雄氣概。要知道，此時他身邊只有一千明軍，和查大受會合後估計不到四千人。 李如松的這一喝重振士氣，之後「（明）官兵齊上與賊砍殺一處，從巳至午」。 《孫子兵法》講：「勇怯，勢也」。李如松這種看似以卵擊石的命令是合乎兵法的，他營造出一種氣勢和聲勢，於危急時刻激發士兵勇氣，也導致日軍一度懷疑明軍主力是不是來了。 不過日軍很快回過神，發現李如松所率只有一千人，大喜過望，認為撿到了寶，無論如何都要吞掉。 對明軍而言更危險的是，同樣在將近中午的時候，日軍也有援兵到來，小早川隆景、毛利元康、小早川秀包、吉川廣家等率兩萬日軍突然出現。據《日本戰史·朝鮮役》，其後還有由宇喜多秀家、黑田長政率領的兩萬日軍。 （圖：Adobe Stock） 但李如松及其親信部隊也有不可小覷的條件，這些家丁善戰，對大明和李家忠心耿耿，浴血奮戰。此外，這一千遼東鐵騎配有三眼銃，這是明朝北方軍隊中常見的短距火器，三個銃管可以輪番射擊。明軍也以神機箭對日軍造成不小傷害。順便一提，這些明軍騎兵不便帶重型武器，當時火炮留在了後方。 可惜地形限制了明軍騎兵的優勢。碧蹄館位於山區和平原區的分水嶺，《明史紀事本末》稱「近王京平地俱稻畦，冰解泥深，騎不得騁。」 （圖：Adobe Stock） 日軍左、右翼從山上向明軍發起三面進攻，左有立花宗茂，右有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一時沿山遍野儘是敵，由兩山夾空將明兵圍住。李如松親自與麾下數十驍將馳射，英勇抵抗。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了極其驚險的一幕：李如松的戰馬突然跌倒，他落馬受傷。 日軍當然不願放過絕佳機會，很快「倭猝至，圍之數里。將士殊死戰，自巳至午，弇中矢且盡。」 （圖：Adobe Stock） 千軍萬馬之中，一名穿金甲的日本武將直奔李如松而來，與其單挑，欲一決武功高下。史書沒寫打鬥細節，如幾個回合等，但不管怎樣，李如松的副將見此情形絕不會袖手旁觀。 當時裨將李有升忠勇護主，以身蔽之，奮力斬殺數敵。可惜敵眾我寡，李有升被日軍鉤倒在地，慘遭支解。李如松痛失一員愛將。 （圖：Adobe Stock） 緊要關頭，神射手李如梅張弓搭箭，將金甲倭將射落馬下。同時，李如柏、李寧更加奮力抵抗日軍夾擊，向李如松靠攏施救。 李如梅和李如柏均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作戰果敢，《明史》評價「成梁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風。其次稱如梅」。李如梅射殺的日本武將不只一名，立花家的大將、身經百戰的十時連久就是被李如梅擊殺的；立花家臣安東常久也被他射斃。 （圖：Adobe Stock） 然而那個和李如松搏鬥的金甲武將是誰，說法不一。《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未提其姓名，《明史》卷238隻以「金甲倭」形容他。而《柳川藩叢書》說是安東常久在跟李如松單挑時被李如梅射死。這一金甲倭或許多少跟立花宗茂有關。立花宗茂是日本名將，被豐臣秀吉贊為「西國無雙」。 經過多番驚心動魄，李如松等將士終於看到楊元帶來的援兵。楊元突破重圍，形勢逆轉，日軍遂潰。李如松在報告中說：「我兵乘勝追逐，當陣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七顆，內有賊首七名……查計陣亡官兵李世華、賈待聘等二百六十四員名，陣傷官兵四十九員名，射打死馬二百七十六匹。」 然而明方精銳多喪失，於是退駐開城。 那麼，該如何評價碧蹄館之戰呢？ 對明朝而言，這無疑是一場艱難的反侵略戰爭，在敵寇數倍於己時的英勇無懼值得稱讚，且四萬日軍未能全滅五千明軍，對日本士氣造成不小打擊。但明方也不宜稱之為勝。 日方有材料說明軍被斬首逾一萬，這已超出明軍此戰總人數，不符事實。 朝鮮方面相對客觀。李德馨說，明軍「與賊死傷相當，幾至五六百矣。」此戰後李如松軍剩餘三千多人，可推算損失大概為一、兩千人。 總之，明、日雙方都未能達到各自的目的，過後都很難再發動一次毀滅性的進攻，從此進入僵持。 （圖：Adobe Stock） 奇襲龍山燒倭糧 碧蹄館苦戰後，李如松雖悲痛於部下之死，但依然理智。此時，其過人的軍事才華再次發揮重要作用。 最高級的用兵莫過於以靜制動。李如松重新布局，按兵不動，留李寧等駐守開城；楊元等駐平壤，扼守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柏等駐寶山諸處，為支援做準備；查大受等駐臨津；自己統領精兵東西策應。 僅此而已嗎？非也。李如松很擅長觀察，之前攻平壤前對地理和敵情就了如指掌，那次奇襲牡丹峰，而這次他打算學曹操。 他發現，日軍在龍山有粟數十萬石，而主力正忙著打幸州。沉默多時的李如松終於出招，且是四兩撥千斤的招：從間道縱火將日軍糧燒個精光。當日軍從幸州趕回援救時，已經來不及了。 明軍火燒龍山糧後，日軍不得不考慮撤退。《明史紀事本末》載：「而倭芻糧並燼，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之後，日軍「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 （圖：Adobe Stock） 從一月八日收復平壤到四月收復王京，僅3個多月大明與朝鮮聯軍就取得顯著戰果，使朝鮮免於亡國。 但有生去無生還 平壤之戰和碧蹄館之戰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影響，即大明邊疆最精銳的遼東鐵騎、李如松的親信損失不小，直接影響到李如松5年後的命運。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李如松班師回中國，「論功，加太子太保，增歲祿百石。」（《明史》） 萬曆二十六年四月，土蠻侵犯遼東，李如松親率輕騎遠出攻擊敵巢，中了蒙古韃靼部的埋伏。他一如既往地身先士卒、英勇無畏，但和以往不同的是，和他一起奮戰的將士已不及往日。弟弟此時在參加第二次朝鮮戰爭，而曾經同甘共苦的家丁和親信5年前傷亡慘重，如今身邊勢力單薄。 縱然寡不敵眾，李如松依然堅持奮戰。命運這一次沒有眷顧他，最後他壯烈殉職，終年50歲。 （圖：Adobe Stock） 回顧其一生，他驍勇善戰，熟知兵法；萬曆三大征中兩征他都建有耀眼軍功；其詩句「夢中常憶跨征鞍」，道盡戎馬歲月、耿耿忠心。 男兒有淚不輕彈，他從不懼死，而鐵骨背後卻藏著鮮為人知的另一面——百戰英雄究竟為何流淚？ 他的恩師、忘年之交徐渭作有《寫竹贈李長公歌》，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常常憂愁的李如松： 「山人寫竹略形似，只取葉底瀟瀟意。 譬如影里看叢梢，那得分明成個字。 公子遠從遼東來，寶刀向人拔不開。 昨朝大戰平虜堡，血冷轆轤連鞘埋。 平虜之戰非常敵，御史幾為胡馬及。 有如大酋之首不落公子刀，帶胄諸君便是去秋阮游擊。 不死虜手死漢法，敗者合死勝合優。 公子何事常憂愁，一言未了一嘆息，雙袖那禁雙淚流。 卻言阿翁經百戰，箭鏃刀鋒密如霰。 幸餘兄弟兩三人，眼見家丁百無半。 往往彎弓上馬鞍，但有生去無生還。 只今金玉光腰帶，終是銅瓶墜井干。 兼之阿翁不敢說，曾經千里空胡穴。 武人誰是百足蟲，世事全憑三寸筆。 山人聽罷公子言，一虱攻腰手漫捫。 欲答一言無可答，只寫寒梢卷贈君。」 （圖：Adobe Stock） 眼睜睜看著並肩作戰、感情深厚的家丁一個接一個離去，縱見慣沙場生死，也會不禁淚潸然！ 「往往彎弓上馬鞍，但有生去無生還」是他麾下壯士的寫照；而他自己，也以此為人生畫上句號。 （未完待續）
萬曆二十年（1592年）四月，侵朝日軍精銳於釜山登陸，之後僅半個多月就攻佔了王京，六月攻陷平壤，短短兩個月就佔領朝鮮近乎全部國土。 消息傳至大明，朝廷熱議，主要分兩派觀點：一：朝鮮是兵家必爭的門戶，應立刻出兵援助，雖日本現在進攻的只是朝鮮，真正目標卻是大明，就算明、朝兩國合力抗日也難說必勝。二：朝鮮是大明的藩國，只有小弟為大哥服務的道理，哪有大哥要為小弟服務的。 最終主戰派佔據上風，萬曆皇帝拍板決定出兵援朝，君臣達成一致。儘管萬曆二十年左右大明出現各種問題，但應該肯定此時對外抗敵的果斷，這是萬曆朝鮮戰爭獲勝的基礎因素。《明史紀事本末》載：「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潘諭其王以匡複大義，揚言大兵十萬，已擐甲至。」明廷一面嚴肅告訴朝鮮國王要負起保衛疆土的責任，望風而逃不該是國君應有的行為；一面安慰說將派十萬大軍施援。 但明軍主力還沒那麼快集結。上期提到，自萬曆二十年二月寧夏哱拜叛亂，明軍的聚焦點在西部。而且就在日軍於朝鮮土地上燒殺搶掠時，大明的重量級人物、萬曆皇帝的得力驍將李如松正在寧夏平叛。李如松四月接到任命到寧夏統領兵馬，所幸平叛耗時不久且大獲全勝。九月，兵部接到來自寧夏的捷報，皇帝與朝廷大悅。平哱拜是明朝歷史上著名的「萬曆三大征」之一，李如松這一征全勝後，接下來便是奔赴朝鮮參加第二大征。 （圖：Adobe Stock） 在講李如松赴朝鮮後叱吒風雲的事迹前，我先介紹一下這位英雄和他的家庭。 將門虎子 李如松在晚明軍事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他的名聲甚至遠播海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如松在萬曆年間被任命為提督，是大明自15世紀中葉以來第一個擔任掌軍提督的武將。明朝自1449年土木之變後，抑武風氣愈加嚴重，這樣做有利有弊。弊是導致武將可以不必動腦，因受文官壓制而失去銳氣。李如松則是智勇雙全的難得將才，《明史》說他「驍果敢戰，少從父諳兵機」。他有武將應有的血性，從不阿諛奉承；在軍中講義氣，每當拿到戰利品，沒等登記便將其賞給士兵；甚至有時自負跋扈。他打仗時一馬當先，很受將士歡迎，卻屢遭彈劾。 有官員擔憂李如松成為下一個造反的非漢族武將，他們主要考慮的是唐朝安祿山的教訓。《明史紀事本末》說：「時言者謂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進狼。」他們這個家族祖上曾逃往朝鮮避難，後來內附至遼東，此時已十分顯赫，手握重兵。 李如松可謂將門虎子，整個家庭人才濟濟，不亞於宋朝楊家將。他父親李成梁最厲害，《明史》讚譽「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李成梁的兒子中，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楨、李如樟、李如梅皆坐到總兵官的位置，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皆為參將。 （圖：Adobe Stock） 李家父子雖高調，卻忠於大明。萬曆皇帝力排眾議重用李如松，暫不論萬曆其他方面多糟糕，單論對李如松用人不疑這點是非常明智的。 曲折抗戰 緩兵和談 在李如松援朝大軍渡鴨綠江前，大明的先頭部隊進展不順，慘喪五千兵馬。 1592年七月，明軍游擊史儒帶領遼東兩千兵馬進入朝鮮，想從日軍手中奪回平壤。可惜他的理想很豐滿，現實卻骨感。 最保險的做法應該是先聯繫當地朝軍，摸清地理環境和敵情，然後彙報給後面的明軍，但大抵因為所率遼東兵英勇善戰，所以他敢直接向平壤進軍。結果「不諳地利，且霖雨，馬奔逸不止，儒戰死。」（《明史紀事本末》） 偏逢下雨，條件不利於騎兵，且不熟悉地理環境，史儒的軍隊被日軍全滅。 其後，副總兵祖承訓率三千兵馬進入朝鮮，一度攻到平壤城下，但遭遇日軍強勢反撲。當時日本有一種戰術叫三段擊，持鳥銃輪換射擊，彌補了彈藥裝填速度慢的弊端。 祖承訓三千兵馬很快喪命，最後「僅以身免」（《明史紀事本末》）。祖承訓逃回後彙報前線戰況，一時震驚朝廷。此時明朝更意識到這些日軍大不同於昔日東南的倭寇。但大明不缺火器，在之後李如松的攻城戰中，熱兵器將發揮重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萬曆朝鮮戰爭中，熱兵器都佔據重要地位。明廷此後加強重視，任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為遼東備倭軍務的經略。 （圖：Adobe Stock） 當時日方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日軍第一軍團的統帥小西行長很清楚之前和明軍只是小打小鬧，明方真正的大部隊不容小覷；而且朝方李舜臣所率海軍對日軍造成不小的打擊，日方在海上不佔優勢。於是小西行長打算以和談為緩兵之計，暫使明軍麻痹大意。《明史紀事本末》稱：「詐謂不敢與中國抗，以緩我師。」 八月，小西行長派使者見宋應昌，說日方不願與大明為敵，不妨進行談判。小西行長既是日本戰國名將，也有經商經歷。商人思維重變通，和談與否就看是否利益最大化。 同時明方也需要緩兵之計。兵部尚書石星認為首戰出師不利，目前沒有更好的辦法，那就談吧。朝廷便開始張榜招賢，尋找精通日語和日本國情的人才。不久後有個嘉興人應募，名叫沈惟敬。他不僅懂日語，也會武功、跟日本人做過生意、有打倭寇的經驗，嘉靖年間曾將總督胡宗憲從亂軍中救出。假如這是一次公司招聘，他的履歷可謂相當豐富了。 獲得頭銜後，沈惟敬入日軍營和小西行長展開談判。他責問日本為何侵略，之後雙方約定停戰五十日。這五十日過後，沈惟敬又一次憑口才說服小西行長延續停戰。小西行長表示，願意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全歸朝鮮。沈惟敬對這個談判結果很滿意，但朝廷對日本是不太相信的，「廷議以倭多變詐，未可信。」（《明史紀事本末》） 沈惟敬在敵營內毫無懼色，給日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此他回應稱，唐朝的郭子儀單騎就能說退敵兵。 （圖：Adobe Stock） 沈惟敬的談判有重要意義，至少他為明軍爭取到充足的調兵、軍械和糧草籌備時間。 「春來殺氣心猶壯 此去妖氛骨已寒」 大明集結的援朝東征軍分三大部分，代表當時全國最精銳的部隊：1、遼東鐵騎；2、南方兵，其中最強的是戚家軍；3、宣府、大同、薊鎮、保定等北部守邊將士。 十二月，朝廷任李如松為東征提督，萬曆皇帝特賞大軍白銀十萬兩作為犒慰。李如松內心並不高興，因為沈惟敬的和談結果令他怒髮衝冠——大同江以南的朝鮮國土盡歸日本，豈有此理？！李如松當即罵沈惟敬姦邪，要斬他。這時身旁的參軍勸李如松息怒，說「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意思是留著沈惟敬，可以用他製造假象迷惑日軍。李如松同意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明軍誓師東渡。四萬大軍行至鴨綠江時，放眼望去，天水一色，萬山群峰出沒雲海。監軍劉黃裳慷慨誓言：「此汝曹封侯地也！」 到達朝鮮後，李如松題詩一首，贈予朝鮮領議政柳成龍： 提兵星夜到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 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跨征鞍。 （圖：Adobe Stock） 渡江援朝之時，李如松43歲。剛在西北大捷，得知東北有難，立刻中斷慶宴，星夜兼程赴前線，只為精忠報國。他道正月春來，明軍氣盛，必將盪盡倭寇；與君談笑風生並非因為勝券在握，回想半生戎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惟有初心堅定不改。 拔刀相見的談判 李如松派沈惟敬告知小西行長，將舉行冊封小西行長的封典，實際上是打算藉此機會攻城。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李如松大軍抵達肅寧館。小西行長聽聞後，派20名牙將找李如松談判。有意思的是這次談判很快就演變為武鬥。 20名日方代表在會面時出言不遜。李如松是脾氣很倔的人，下令將他們綁起來。這20人突然拔刀，雙方展開格鬥，最後明軍只逮到3人，其餘17人逃走。 （圖：Adobe Stock） 逃回去的17人將經過告知了小西行長。小西行長對沈惟敬說，肯定有什麼誤會，於是派親信到明軍營再談判一次。這次雙方都很和氣，李如松以禮相待，約定正月六日在平壤城下會面。 李如松智取平壤 互不上當 無論是小西行長還是李如松，都知道封典和談判是計。正月六日，李如松抵達平壤城下，小西行長站在風月樓上，日軍身穿花衣夾道歡迎。 與花衣喜慶氛圍大不同的是，李如松在城下安排將士準備攻城。明軍猶豫之際，日軍發現不對勁，立即關閉城門進入防守狀態。《明史紀事本末》稱：「行長佇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陴拒守。」 雙方都在施障眼法。小西行長不親自出城，日軍擺出迎接受封的架勢，其實是想引誘李如松進入埋伏圈，但未能成功，因為李如松就是來攻城的。這是雙方在平壤過招的第一回合，不分勝負。 下一回合由日軍發起：夜晚，日軍偷襲李如柏的軍營，沒能得逞，當夜就被擊退。 一月八日黎明，大決戰拉開序幕。 平壤城上日軍火槍、弓箭、重石、沸水齊下，彈林箭雨，戰況慘烈。李如松親自督軍主攻東南門，並派「朝鮮兵」攻西南門，楊元攻小西門，李如柏攻大西門。 （圖：Adobe Stock） 斬逃兵 因為明軍攻城重點在東南，所以日軍其他城門的軍力往此處增援，這裡的明軍最危險。當時有些明兵看到頭上密集的箭矢，心生怯意，開始向後潰逃。 李如松當即衝上前，手中利劍一揮，將逃在最前面的士兵斬於馬下。其他士兵見此，大為震動，不敢再退卻。同時李如松又招募死士援梯鉤攀城直上。《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都記載了如松斬逃兵一事。 史書還紀錄了這樣一幕：李如松的戰馬中彈，立刻換馬繼續作戰。馬又掉進塹中，但他銳氣絲毫不減，手提韁繩一躍而出，繼續投入緊張的戰事中。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平壤城正打得激烈時，其北邊的牡丹峰上駐有一支日軍，與平壤形成犄角之勢。他們準備瞅準時機下山襲擊明軍，卻突然發現，不知從哪冒出一群明軍悄然攻上山來。 率領這支明軍的老將名叫吳惟忠，是戚家軍的好漢。在指揮時，吳惟忠胸部中彈，不顧傷痛仍一邊高喊一邊督戰。這隊明軍很快就佔領了牡丹峰。 （圖：Adobe Stock） 卸偽裝 露真甲 反轉最大的是西南門。攻西南的「朝鮮兵」像霜打的茄子，攻城很不積極。城上的日軍坐看他們的笑話，覺得這邊守城任務太輕鬆，因此很多日軍調往別處。突然，城下的「朝鮮兵」動作加快，脫下外衣。日軍定睛一瞧，裡面穿的分明是明軍鎧甲！於是倉促應戰，但為時已晚。 原來，李如松提前安排祖承訓等明軍穿上朝鮮兵的軍裝，用以迷惑日軍，因為日軍看不起朝鮮兵，定會輕敵，防守空虛。 西門也採取了類似的迷惑戰術。明軍起初攻城節奏不快，突然後方將重炮推上前，在猛轟之下炸破城門，李如柏旋即率兵攻入城中。 當時大明有約100門大將軍炮運往朝鮮戰場，重炮方面比日軍更有優勢。明軍還配有佛朗機炮、虎蹲炮、滅虜炮等小型火炮。朝鮮《宣祖實錄》載：「諸炮一時齊發，聲如天動，俄而花光燭天」。 （圖：Adobe Stock） 毒火箭 明軍還採用三波「火攻」：毒火箭、火箭、重炮。第一波先將毒火箭射入城中。很多日軍躲進室內，因此明軍再射一波火箭，房屋著火後日軍被迫逃到室外。然後明軍用大炮轟這些跑到室外的日軍。 明軍告捷 隨著形勢越來越有利，明軍士氣高漲，前赴後繼。據朝鮮《宣祖實錄》：「辰時接戰，巳初陷城矣。」換算成現在的時間，早上7點至9點間開始攻城，9 點多攻陷，可見速度之快。 之後小西行長帶日軍殘餘趁夜色渡江逃向龍山，行至半路，忽然從偏僻處衝出一支明軍，原來李寧、查大受率精兵三千早已埋伏在此。日軍再度受挫，明軍趁勝追擊，後來小西行長逃回王京時只剩下幾千人。據日本的記載，平壤之戰日軍損失1萬多人。《明史紀事本末》稱：「是役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餘死於火及從城東跳溺無算……潛伏江東僻路，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 李如松此戰獲勝最重要的原因是知己知彼及各火器配合使用。他戰前已將地形掌握得一清二楚，敏銳看出牡丹峰的重要性，且熟知日軍輕視朝鮮兵的心理。 然而不久後，他將在碧蹄館經歷前所未有的驚魂苦戰，與日本武士展開更激烈的對決；大明神箭手李如梅也將大顯身手。請見下期。
萬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即1592年至1598年，大明和日本在朝鮮展開了兩場驚心動魄的對決，中方稱其為「萬曆朝鮮戰爭」，韓國稱之為「壬辰倭亂」，日本稱之「文祿慶長之役」。萬曆朝鮮戰爭是16世紀東亞最大規模的國際戰爭，對明朝、日本影響巨大。 對於大明，與之前應對東南沿海倭寇不同，此次赴朝抗日是兩國正規軍的交戰。早在朱元璋開國時，倭寇就已騷擾大明沿海，這些人主要是日本海盜，以走私為主，傷害與規模不大。但明朝後期，特別是嘉靖年間尤為嚴重。原本明朝一直與日本保持官方勘合貿易，然而嘉靖二年，日本有兩派勢力在寧波爭貢，殃及當地居民，且有明軍官戰死，史稱「寧波之亂」。因此明朝中止了與日本之間的勘合貿易，從此倭寇更加猖獗。嘉靖年間倭寇的組成人員也發生變化，《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倭寇之中有很多是中國南方人，真正的日本人佔比反而少。這些倭寇不屬於正規軍。明朝在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努力下平息倭亂。 然而侵略朝鮮的日軍是身經百戰、從日本戰國時代磨練出的軍隊，對大明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戰。萬曆朝鮮戰爭分前後兩個階段，兩次都以明方勝利收場，雖然告捷，卻消耗明朝大量財力，且當時大明最精銳的遼東兵損失很大，這些都是加速大明衰落的重要因素。萬曆朝鮮戰爭的勝利可謂是明朝軍事最後的輝煌。甚至明亡後有朝鮮人自責說是他們拖累了大明，不過這只是片面之見，還有其他加速明朝衰亡的因素比此更關鍵。 在這場跨國作戰中，大明諸多英雄人物登上歷史舞台的中央。下面將帶大家穿越層層硝煙，走近400年前明、日、朝三國間的金戈鐵馬、風雲往事，綜合各史料詳細講述過程及影響。 （圖：Adobe Stock） 暗流涌動 欲知朝鮮硝煙之始，先從日本一代梟雄豐臣秀吉說起。 自1467年起日本進入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延續一百多年。16世紀中葉，一個名為織田信長的大名在群雄中脫穎而出。在他的追隨者中，賤民出身的豐臣秀吉憑藉建功步步高升。 1582年六月爆發本能寺之變，織田信長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起兵謀反，信長死於熊熊烈火中。豐臣秀吉得知信長噩耗後討伐明智光秀，勢力迅速壯大，成為信長的實際繼承者。1585年秀吉擔任關白（類似宰相），經過征伐統一日本，成為日本最高實權統治者。 《明史》也對豐臣秀吉的稱霸統一之路有所記載：「俄信長為其下明智所殺，秀吉方攻滅阿奇支，聞變，與部將行長等乘勝還兵誅之，威名益振。尋廢信長三子，僭稱關白，盡有其眾」；「於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 豐臣秀吉（圖源：Kano Mitsunobu） 雖內亂解決，但自古戰爭機器出於慣性往往難以即刻停止。日本當時軍隊長期靠打仗吃飯，突然進入和平時期，在那時統治者看來無論是解散還是擱置都不合適，戰爭的慣性很容易引發叛亂，所以豐臣秀吉決定將注意力引向海外。 當時還有一個背景，明朝在隆慶年間解除海禁，對外開放極大促進中國商業發展，但考慮到之前沿海倭寇猖獗，所以仍將日本列入貿易「黑名單」。日本國土面積與物產有其局限性，加之當時白銀開採量大，所以日本人希望以驟增的白銀購買中國大量商品。但官方渠道走不通，走私也遭打擊，日本便開始磨刀霍霍，圖謀攻佔整個大明帝國。 豐臣秀吉的計劃是先以朝鮮為跳板，進而吞併中國，並為此做了充分的準備。 一方面，為清掃海上的障礙，日本要求琉球（今沖繩）、呂宋（今菲律賓）等國向其納貢。《明史》載：「威脅琉球、呂宋、暹羅、佛郎機諸國，皆使奉貢。」琉球本是明朝的屬國，日本擔心琉球向北京透露情報，因此制止該國向明朝繼續進貢，野心已經擺在檯面上了。 另一方面，豐臣秀吉重新改編軍隊，分為九大軍團；招募新兵；修建戰船。《明史》載：「益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為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為導。」 （圖：Adobe Stock） 那麼，此時的大明和朝鮮情報是否及時？又在做什麼？ 華僑急救國 朝廷竟無暇 我們先看一看大明帝國的準備狀況。對於日本的蠢蠢欲動，明廷自然收到了情報，卻不著急，倒是普通百姓比朝廷更著急。 萬曆皇帝和百官在忙什麼？我在之前的文章談到「爭國本」，朝廷在為太子問題糾結、爭論，萬曆皇帝不斷拖延立皇長子為儲君，無暇顧及海外之事，更沒有重視日本的變化。還有一個客觀原因，官員覺得日本距離遠，想攻大明也沒那麼容易。另外，這時距張居正病逝已有十年，改革被廢止，接任的內閣首輔張四維、申時行都較平庸，張居正雷厲風行的時代越行越遠，國家又逐漸回到散漫狀態。經濟上，張居正改革為國庫帶來的豐厚收入也在消耗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爭爆發前，海外明人的救國行動及憂國憂民的態度。 （圖：Adobe Stock） 有一位住在琉球的商人陳甲立即和琉球官員鄭迥商議，希望能將消息帶到故鄉，提醒明廷早做準備。即使這樣他還不放心，於是親自回到福建，將所知所聞告訴福建巡撫趙參魯。趙參魯進而轉告朝廷。兵部並沒有太重視，但也做了些事，傳遞公文問朝鮮國王李昖有沒有這回事。 朝鮮和日本往來密切，民間應該早就知道。「釜山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有倭戶往來互市，通婚姻。」（《明史紀事本末》）而且萬曆十九年（1591年）五月，日本使者抵達朝鮮，說：下一年的春季將進攻大明，希望借道朝鮮。所謂「借道」就是佔領，春秋時晉國要滅虢國，先向虞國借道，之後虞國還能存活嗎？ 《明史紀事本末》載：「時朝鮮王李昖湎於酒，弛備」；「時朝鮮承平久」。朝鮮主要問題不是情報不暢，而是太平日子過慣了，軍備廢弛，君主安逸。朝鮮雖然在軍事防禦方面做了準備，但因長年太平，軍民抱怨杞人憂天，進展十分緩慢。 （圖：Adobe Stock） 有意思的是朝鮮國王李昖一開始的反應：「王但深辨嚮導之誣，亦不知其謀己也。」（《明史》）李昖向大明回復說，所謂日本要以朝鮮為嚮導攻打大明，應該只是謠言。 然而，朝鮮有一項舉措非常正確，即破格提拔了一位看似平凡的縣監李舜臣。在不久的將來，他將以感天動地之舉，在大海上保家衛國，名垂青史，成為朝鮮人的英雄。 日本有一位華僑名叫許儀後，冒生命危險向大明傳遞情報。他原是大明的醫生，後來被倭寇擄掠到日本，從此在日本娶妻生子。日本薩摩藩的藩主島津義久的孩子生病，許儀後以高超醫術救其一命，從此他成為島津義久的御醫。 1587年，島津義久向豐臣秀吉投降，之後參與謀劃侵略朝鮮。許儀後在他身邊，自然得知此事。因擔憂大明有難，而自己不便行走，許儀後於是聯繫了另一位在日華人朱均旺，托他送信至大明。 許儀後的信寫得非常詳細，而且預言準確。信中包含豐臣秀吉的簡介、日軍武器和兵力，稱日軍不習水戰、不敵火攻，並預言日軍進攻時間在萬曆二十年（1592年）春夏之間。 日本為防泄密，嚴禁商船出海並嚴查當地華僑。許儀後利用與島津義久之間的關係，請求島津放走一艘商船，因此朱均旺得以登船返回大明。臨別之際，許儀後贈給朱均旺一首詩，最後兩句寫道：「霜台若問塵中事，惟道斯民苦尚憂。」 （圖：Adobe Stock） 許儀後和朱均旺傳遞的消息非常可貴。隨著情報越來越多，明朝開始重視，另一面朝鮮向明廷通報了日本借道侵略之言以及侵犯時間。明廷因此向中國沿海軍隊發布警告，稱要加緊備戰防範日軍。《明史》載：「十九年十一月奏，倭酋關白平秀吉聲言明年三月來犯，詔兵部申飭海防。」 明朝確實逐漸認真起來，但不遂人願的是，命運又安排一起事故導致明朝分身乏術——1592年二月寧夏出事，武官哱拜叛亂，朝廷要立即調兵平叛。 日寇渡海火速攻城 1592年春，侵朝日軍2萬人跨海攻佔釜山，戰爭正式打響。《明史》載：「二十年四月遣其將清正、行長、義智，僧玄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由對馬島渡海陷朝鮮之釜山。」朝鮮兵敗如山倒，日軍在釜山展開大屠殺。此前豐臣秀吉曾下令禁止入朝後傷害平民、擄掠財富，但這只是形式而已，事實上，殺紅眼的日軍對手無寸鐵的百姓毫不留情。一時間，釜山血流成河，被殺的平民和戰俘多達3萬人。 日軍登陸釜山（圖：公有領域） 之後，由小西行長帶領的第一軍團、由加藤清正帶領的第二軍團分路北上，很快就直逼王京（今首爾）。朝兵望風潰敗。身為一國之主的李昖棄城而逃，直奔平壤。 不僅放棄王京，他還下達了一道荒唐的指令，讓次子暫代他管理國事，像極了宋徽宗倉促傳位於欽宗之舉，極不負責。國已不國，兒子繼位後上哪治國？李昖還擔心平壤不夠保險，再奔義州，並派遣一批又一批使者不斷向大明求救。《明史紀事本末》稱「請援之使，絡繹於路」。國君逃竄只會更一步瓦解軍心，《明史》載：「倭遂入王京，執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可憐朝鮮大半河山淪入人間地獄。 當時朝鮮向明稱臣，歷任國王繼位都需要大明批准，且每年進貢。小弟國破家亡，大哥不能不管。儘管大明最初輕敵，但接下來做得相當好，發兵援朝，力挽狂瀾。期間，堪稱明朝版「楊家將」的李如松兄弟將在朝鮮登場，在東亞史上留下輝煌的一筆。另，雖戚繼光已故，但戚家軍仍在，這些好男兒也將跨過鴨綠江，在寒風中書寫精忠報國的偉績，再展大明雄風。 （圖：Adobe Stock） 當大明最強之師對決日本戰國名將，會碰撞出怎樣的悲壯故事與英雄豪情？個中風雲往事，請見下回分解！
文/清簫 如果給晚明政治劃分不同的階段，可以概括為有張居正的時代和沒有張居正的時代。張居正執政的時代總體非常正面，國家上下一致，「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明史》），即使在萬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實施。他撒手人寰後，國家逐漸失去主心骨，越來越散，越來越不嚴格。官員目睹鞠躬盡瘁的股肱之臣死後被抄家，心想：認真做事的人換來如此下場，又何必再認真？ 然而任何一種執政作風都不會百利而無一害或百害而無一利，張居正的鐵腕和操切作風引發反彈的同時，也迎來一段奔放的短暫時期，這段時期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 輿論牽制廟堂 政治言論奔放 譬如有個經典案例：萬曆十七年，雒於仁上疏罵萬曆皇帝有病，不是說身體有病，而是人品精神有病。該疏題為《酒色財氣四箴疏》，嘲諷萬曆貪財、好色、貪酒、尚氣。 萬曆看完後像個挨打的小孩一樣向幾個大臣訴苦，為自己鳴不平。最後在申時行等人的勸說下做出讓步，只是暗示雒於仁辭職，沒有引發更加嚴重的報復性處分。即使萬曆本人不怎麼好，但當時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政治氛圍的確起到了制約作用。 雒於仁的意義在於他開了一個先河，之後諸臣聽說如此具有諷刺性的上疏沒有換來廷杖或生命危險，於是紛紛大膽起來，一個接一個上疏提意見。 萬曆（圖：公有領域） 大臣之間的關係也出現微妙變化，言論自由意識顯著增強。許國的一段話反映出萬曆年間下級對上級態度的變化：「小臣百詆大臣，輒以為不可屈而抗威權；大臣一侵小臣，便以為不能容而沮言路。」 其實明朝的制度除廢宰相外，一直以來在權力互制方面都做得不錯，特別是以下制上。如六科官小而權大，可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六科若覺得聖旨不周全，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而且士大夫自明初起便以敢言為榮，形成風氣。到晚明萬曆年間的一段時間裡，小臣彷彿才是老闆，大肆批評大臣種種不好。大臣剛開口發飆，小臣便展現出極強的維權意識：「你阻我言論自由。」 （圖：Adobe Stock） 那時上至高官，下至游棍，幾乎所有人都熱情地議論時政，罵昏君與惡官，聽者也通常不會舉報誰批評皇帝朝廷如何。沈一貫在談到私議朝政時說，以往百姓只是在街頭巷尾耳語而已，如今「通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談，略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人無不樂聽者。」這種反權威現象不同於秦末、隋末和晚唐，萬曆年間沒有天下大亂的局面，仍處於太平時期。 順便一提，明朝的百姓其實受到很好的保護，儘管有些時期政治黑暗，我們卻不該以偏概全。明太祖時就已規定，當官方渠道未能解決問題時，百姓有權將貪官污吏捆綁，直接到京城交給皇帝判決，而且皇帝要補貼百姓的路費。明初宣德年間新淦縣就發生過一起這類事件，縣民把欺壓他們的縣丞厲中綁了，還殺死一名軍官。宣德皇帝親自審案並判該縣丞死刑，公正為民，所依法律為《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諸位不妨對比一下現在21世紀的中國，真的比明朝進步嗎？ 明宣宗（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晚明民間強大的輿論力量直接左右著官員的升降，吵了15年的太子問題竟然因受流言飛語所迫而敲定，的確是個好玩的現象。 若要世道昌 去了八狗與三羊 輿論代表人物之一是山人樂新爐，他散布的飛語幾乎無人不怕，無人不知。有一件特別搞笑的事：樂新爐將民意認為糟糕的官員說成狗和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與三羊」，廣為流傳。他並宣傳正面的十君子，其中代表人物是敢言的鄒元標。這幾位正負人物合稱十子、八狗、三羊。 雖然這像是中國古代很常見的口號，似乎不會產生嚴重後果，但被他列為八狗之一的張鼎思忐忑不安。據《萬曆野獲編》，張鼎思原本是吏科都給事中，後來被謫為幕僚，覺得冤屈，特意向皇帝解釋：「樂新爐肯定搞錯了，那個狗本來說的是別人，誤換成了我。」於是他「榮幸」獲得一個響亮的新外號——「張換狗」。 同樣狗官榜上有名的胡汝寧、楊文舉受此流言影響，在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後均被罷免。當時有人甚至認為，大太監馮保被貶也是拜樂新爐所賜。 值得重視的是，樂新爐掀起的輿論極大影響著吏部和都察院，在民間起到強大監督作用的同時，也導致人心惶惶，加劇了官員之間的派系劃分和對立。 （圖：Adobe Stock） 「隱形人」寫的「妖書」 萬曆年間最大的紛爭莫過於國本之爭，究竟是遵守祖制立皇帝不喜歡的皇長子，還是立寵妃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抑或繼續拖延，全民熱議，文官劃派，萬曆皇帝卻不儘早拍板，耗費了大明王朝15年的精力，開啟了間接導致明朝最終滅亡的黨爭。寡斷麻木的萬曆也因不堪忍受文臣反對，索性20多年不上朝，大量文件已讀不回。 有趣的是，最終迫使萬曆就太子問題拍板的是流言飛語：一篇於萬曆二十六年在民間盛傳的文章《憂危竑議》。該文作者為化名「朱東吉」，猛烈抨擊鄭貴妃及朝臣中的「溫和派」，稱他們有奪儲的陰謀，一時震動朝野。該文被萬曆視為「妖書」、「妖言」，不過所謂「妖」只代表官方立場。 （圖：Adobe Stock） 萬曆勃然大怒，卻抓不到作者，鄭氏家族不得不表態支持即刻立皇長子為太子，因為若再不表態，就等同於默認他們在醞釀陰謀。於是皇帝被迫向輿論妥協，於萬曆二十九年正式定長子為繼承人。 這一起所謂「妖書案」過後還不算完，又出現一篇《續憂危竑議》，說皇帝立皇長子只是迫不得已，有意更換太子，把已退休的朱賡調到內閣就是為了此事，再度引發軒然大波。萬曆迫不得已立太子是真的，但說朱賡參與更換太子著實是冤枉。官府這次也查不出作者身分，最後以替罪羊結案。 古代帝王立儲，通常要麼老實遵守嫡長子繼承製，要麼和心腹大臣商議後決定廢立與否，再者便是秘密立儲。譬如唐太宗經褚遂良提醒，最終決定立李治為太子；明成祖不喜歡長子朱高熾，偏愛次子朱高煦，猶豫之際，解縉一句「好聖孫」點醒夢中人；清朝從雍正開始秘密立儲。而萬曆朝的國本爭論持久，鬧得轟轟烈烈，主要是因為萬曆本人的寡斷性格、聽不進反對者的意見以及身邊缺少解縉那樣的高人指點。但從中也可見當時的輿論制約力度和臣民參與度，特別是清流派及其支持者的責任感。當然，這種宣傳陰謀論的流言也攪得官場人人自危，相互猜忌。 廟堂與天下 我認為反映晚明輿論與朝廷關係最精闢語，當屬《明史紀事本末》王錫爵和顧憲成的一段對話。 王錫爵吐槽說：「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顧憲成的回復相當經典：「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不是輿論偏要和朝廷對立，而是朝廷已不能反映民意了。 顧憲成及東林書院在野形成一個強大的輿論中心，批評時政，後來發展為朝廷中的東林黨，在晚明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家喻戶曉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便始於顧憲成。 （圖：Adobe Stock） 渙散不和 門戶之見 東林人士一開始不算是黨，其實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很正常的事。而與東林對立的齊、楚、浙等黨把他們稱作東林黨，這些黨為抱團選擇倚靠魏忠賢，於天啟年間形成閹黨勢力。魏忠賢專權是明朝最黑暗的時期，迫害東林，殘害忠良，人神共憤。東林黨和閹黨間的腥風血雨，既可視為正邪較量，也可視為瓦解大明的分裂。 東林人士大多正直，如楊漣、左光斗等六君子，氣節值得讚許。但黨爭之弊確也不可小覷，因為大明此時已經沒有主心骨，朝臣變得意氣用事了。只要是對立派系就必然反對，已偏離制衡的初衷與裨益。 北宋也曾有此趨勢，王安石變法期間原本是君子政見之爭，彼此依然互敬；而到宋徽宗時，朝廷變味成激烈打擊異己的「戰場」，出發點由為公轉為為私，便是亡國之象了。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辯得好，說「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重點應是君子與小人之別，像周武王三千臣子一心，和而不同，才是強盛之道。縱覽宋明，足知黨同伐異、門戶之見的危害。 崇禎年間與清議和與主戰爭論亦出現類似問題。大臣普遍吸取宋朝主和教訓的確不錯，明朝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骨氣，從不簽辱國條約。但未必議和即賣國，主戰即忠國，取決於談判底線和原則。楊嗣昌所言東漢耿國變通應該是更合適的解決方向，應以議和為權宜之計。若徒有氣節卻不能救國，究竟是為虛名還是務實？戰爭時期過度猶豫和內部矛盾最易誤事，碰巧崇禎又寡斷搖擺，錯過最佳議和時機。楊嗣昌背後掣肘，與盧象升將相不合怎不是又一樁悲劇？此時到哪裡呼喚張居正、戚繼光和李成梁近乎完美配合的時代？萬曆年間在對待日本侵朝戰爭時，君臣基本上一致主戰援朝，可謂是抗日援朝獲勝的基石，那時的齊心後來也一去不返了。 （圖：Adobe Stock） 假設 兩種極端均要不得。晚明短時間的自由奔放與民權意識理論上有望推動制度變革，確實可貴，不能因為沒走到那一步便予以否定，可惜的是缺少明確的方向和充足的準備。 之前我看到有人以為萬曆年間的政治已經算是君主立憲、無為而治，這當然是謬論，其實只是君主「躺平」，比昏聵更糟糕。中國傳統文化一直都強調以民為本，如錢穆所言：「中國政治上從秦、漢下來，雖一直都有皇帝，但在思想上從來沒有說要專制」；且孟子早就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士大夫的主要意義就是以道義糾正君主過失，敦促君主重視民生民意，雖沒有單獨建立一個代表民意的機構和選舉，君主與朝政昏暗時期逆天逆民，但好的時期是做到了順應民意的。晚明出現這些狀況是因為高層不行了，民間的力量顯著突出，人人平等意識增強，是一個建立新秩序的契機。 如果要挑選一個最重磅的指南，在傳統道德的精華基礎上建立順應時代的新制度，也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可能促成接近君主立憲的制度，不過可能性應該很小，而且他寫此書時大明已亡。明末皇帝不愛管事、受很大制約，但君權依然很強，想胡作非為時依然難以限制，只能勸諫；輿論有左右朝廷之勢，嚴格講卻不屬於民主雛形。雖然晚明沒來得及用上《明夷待訪錄》，但200年後晚清維新志士梁啟超、譚嗣同大力推崇該書思想，無心插柳柳成蔭。 假設明國祚再延長，會怎樣？依然不會樂觀。晚明政治內鬥是硬傷，看明亡之後的南明如何就知道了：大臣和福王派系的舊恩怨走向新的分裂，門戶之見依然延續，想根除內鬥只有重新洗牌一條路，不得不亡。南明不及南宋或東晉，晚明政治遺毒之深是重要原因。 （圖：Adobe Stock） 另在道德方面，南明反清義士華夏感嘆：「大明無鄉紳久矣。即有亦膏腴潔衣，多買田產為子孫計耳。」「只苦這幾個秀才為著明倫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寐。」雖不乏英雄義士，但能指望那些唯利是圖、隨風倒的富人嗎？有人以為明初朱元璋如何不好，其實洪武朝在儒學倫理教育上的復興有著重大意義，明朝能有277年，傳統道德觀與責任感是比君主更重要的頂樑柱。晚明繁華中夾雜頹廢，當時崇禎很想歸正道德風氣，近乎比登天更難。 遙想大明風骨，雖遠猶近，如松柏常青，與日月同輝，在風雨飄搖的最後時刻，依然有人正氣凜然，視死如歸。楊漣獄中血書「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盧象升沙場吶喊「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感天動地，永照汗青。冀以拙筆，繼續於「北京淪陷前夕」系列書寫大明最後的英雄與小丑、興亡和榮辱、繁榮的文化及影響數百年的大思想家，探究個中因果規律。敬請關注。 （未完待續）
文/清簫 如果有一台時光機讓現代人穿越回古代民間，那麼，有一個時期現代人可以很快融入，甚至會覺得除科技外沒太大差別，非常自由、好玩，這個時期就是晚明。上海在民國時曾掀起一陣晚明潮，明人小品一度洛陽紙貴，林語堂等大師也對晚明風極為推崇。 之前有朋友問我，為何最近寫的系列以晚明史為主題，在此我簡單聊一聊原因。當你讀懂晚明，再聯想當今，無需多言，自然心領神會其意義。 五千年間最特別的時代之一 中國歷史有「三晚」——晚唐、晚明、晚清。雖然每個朝代都有末年，但不是每個末年都可以稱作「晚」。「三晚」的共同點是，儘管政治已衰落，但文化、經濟、社會卻在進步。 唐朝的分水嶺是「安史之亂」，其後進入中唐和晚唐，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問題削弱著這個強大帝國的實力。但也恰恰由於這一分水嶺，大唐從此在衰落的同時又進入一個新的繁華時代，較穩定的南方逐漸成為全國經濟中心。當時「揚一益二」，透過揚州與益州，可以看到不同於盛世長安的另一種繁華。晚唐的手工業依然十分發達，比初唐進步；文學出現新潮流，詩有小李杜，詞有溫庭筠，特別是詞的發展。晚唐文學受時代變化影響，更注重私情，有下啟五代詞的重要地位。至於晚清，大家普遍熟悉，我就不贅述了。 晚明也有其特殊之處，特別是萬曆年間張居正死後，朝廷官府日趨黑暗，皇帝越來越不管事，而社會自發地自由奔放，經濟文化高度發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上的變革。陽明心學頗受崇拜，又有何心隱、李贄這類被官方視為「異端」卻開啟新潮的大思想家。王陽明為凡夫俗子做學問，其「知行合一」說不僅影響中國500年，也使日本維新人士沉醉其中。 （圖：Adobe Stock） 民間呈現出很強的政治參與意識，熱衷於議論與批評時政和帝王，盛傳流言飛語，以輿論的非武力形式對官員、朝廷乃至皇帝構成巨大壓力，直接影響官員的任免與立太子的決策。晚明看似處在全面大變革的前夕，但結局只是改朝換代，而沒有發生類似英國光榮革命的變革。 晚明的文學清新通俗，率性活潑，尤其是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跨越時空和三百年後的民國大師形成心靈上的共鳴。如果把唐朝比喻為佛家，明朝就可以比喻為道家，縱觀整個明朝的大人物、大事件、氣節、文化，都能感受到強烈的耿直與真性情，晚明文化則將真性情推向一個新高度。 （圖：Adobe Stock） 關於晚明的時間跨度，通常指萬曆初（1573年）至崇禎煤山自縊（1644年）的近70年，經歷神宗（萬曆）、光宗、熹宗（天啟）、思宗（崇禎）四代皇帝統治，但尚無統一定論，也有說從正德或嘉靖開始。萬曆至崇禎大多數時間是太平的，農民起義主要是崇禎在位17年間的事，集中於西北，但對中原破壞不小；努爾哈赤正式叛明是從1618年算起，主要戰場在遼東，所以嚴重內憂外患的時間只有約20年。張居正1573年至1582年的改革使大明煥然一新，國富兵強，萬曆後來能取得三大征的勝利，且即使20多年不上朝，國家也能基本穩定，一定程度應歸功於張居正建立的雄厚基礎。 大明繁華早在1402至1424年永樂朝就已出現，但晚明的繁華和永樂盛世有很大區別。說到這裡，簡單講一講明朝的發展歷程。 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勤政節儉，知人善任，文治武功卓越，《明史》贊永樂盛世「幅隕之廣，遠邁漢唐」。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國到永樂盛世，再到仁宣之治，這一階段主要以帝王為主導，引導社會從元末亂世恢復至正軌，國君英明，政治清平，寬賦省役，興農愛民；但政治風氣總體冷峻，重農輕商，人們的理想追求以仕途為主。 （圖：Adobe Stock） 之後從正統到成化，君主的政治素質、治國能力不及明初，但社會觀念不再固守，棄學從商者越來越多，社會更加多元化。 成化以後到晚明，社會已經變得相當豐富有趣，許多人鄙視科舉和當官，靠賣小說、賣詩詞、售書畫、看相、黃白朮、做工匠等一技之長發財致富的人成為龐大群體，還有不少人當訟師（律師）。民間各種書籍琳琅滿目，如神怪小說、偵探故事、愛情、養生、育兒等，商家還有意引導消費者購買哪些書。 （圖：Adobe Stock） 此時，明人社會價值取向發生巨大變化，在農民、商人和文人身上體現顯著。讀書人掀起反科舉大潮，把秀才帽撕碎，戴上山人帽。明朝中後期的山人現象是歷朝中最突出的，可謂一大特色。蘇州出現農民不願種地的現象，他們湧入城裡打工，因為比種地賺錢多。以前自命清高的文人開始向商人低頭，有個典型例子：大文豪王世貞對朋友詹景鳳說：「徽州商人看見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追羊膻。」詹景鳳回懟道：「蘇州文人看見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追羊膻。」王世貞聽後竟無言以對。這段對話反映出晚明商人的精神文化追求更高了，而文人則變得更加拜金。 這個時期的政治可劃分為弘治中興之治世、正德至隆慶的中葉時期、萬曆至明亡的晚明。我認為隆慶更靠近晚明，因為隆慶朝解決俺答問題等邊患及開放海禁的政策對晚明影響極大，是萬曆初年飛速進步的前奏。明中葉和晚明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弘治可稱得上明君，而正德、嘉靖、萬曆、天啟都屬於離經叛道的類型，隆慶、崇禎則平庸。在此期間，皇帝的主導作用、素質和能力已大不如明初。 晚明最精彩之處，不在廟堂，而在民間。之前長期講張居正新政，現在我們不妨輕鬆一下，到大街上走一走。 （圖：Adobe Stock） 他們比我們更會玩 晚明人熬夜玩樂，通宵「追劇」。如崇禎二年中秋後的一個夜晚，二鼓已過，金山寺鑼聲震天，原來是有人叫小廝來唱戲，把寺里的和尚震得從睡夢中驚醒，全寺人都跑來圍觀。戲一曲接一曲，演罷還不夠盡興，一直演到天色快亮。連我們現代人也會覺得這樣通宵相當瘋狂。 那時的戲多到像天上的星河，不管文化水平高低、政治立場如何，大家都爭相寫劇本。被迫害致死的東林君子楊漣和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賢是晚明政壇的大人物，民間也有圍繞他們而寫的劇本，有多達上萬觀眾看戲，台下人山人海。 有一回演《冰山記》，演員上台念白說「我是楊漣」時，台下觀眾紛紛傳道：「楊漣！楊漣！」由近到遠，如海潮湧動，表達著對英雄的崇拜。戲演到魏忠賢杖打范元白、逼死裕妃的時候，觀眾雖安靜卻個個都咬牙切齒、面露怒色。待演到顏佩韋擊殺錦衣衛校尉的情節時，可謂大快人心，觀眾群起歡呼跳躍，喊聲幾乎快把房屋震塌。 （圖：Adobe Stock） 為何演到顏佩韋時觀眾如此激動？之前，魏忠賢迫害東林人士並逮捕周順昌時，蘇州百姓憤起抗議，出手打死一名旗尉。後來顏佩韋挺身投案犧牲，百姓都對他頗為敬佩懷念。 當時也有為魏忠賢洗白的劇本，比如阮圓海的劇大多詆毀東林黨，因此受民意唾棄，沒能出名。 蘇州是最好玩的地方，男男女女們聚集在荷花宕，場面甚為壯觀。天啟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全民傾城而出，大船小船都坐滿，有人甚至拿數萬錢還雇不到船，用山和海都不足以形容人多的程度。晚明文人袁石公形容說：「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上千名年輕美女競相微笑，歌聲如波濤澎湃，這是何等熱鬧！ 這些男女們不滿虎丘中秋夜的躲閃，特意在六月二十四日正大光明地聚在一起。 （圖：Adobe Stock） 那麼虎丘中秋節又是怎樣的壯觀？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回憶，無論是士大夫，還是少男、少婦、妙女、戲婆、聲伎、奴僕，甚至包括惡少、騙子，不管本地的還是外地的，無不聚集此地。夜幕降臨後，有百十處奏樂，聲音如雷轟鼎沸，想跟身邊的朋友聊天都聽不清對方說的話。夜深時，許多人依然留下，乘船戲水，每桌都演唱，南北腔調混雜，觀眾議論紛紛。直到半夜三更，仍有百十人像大雁群一樣排列而坐，這些夜貓子痴迷地沉浸在精彩的表演中，彷彿忘記時間。 聽說書也是不可或缺的娛樂活動。晚明的南京有兩位大明星——王月生和柳麻子（柳敬亭）。柳麻子說書水平極高，要提前十天送請帖和定金預約，即便如此也未必聽到，換成今天的說法可謂一票難求。 （圖：Adobe Stock） 晚明的客店是何等規模？假如你能穿越回那時的山東泰安州，會發現他們一家客店有二、三十間拴驢馬的槽房，有二十多處戲子的住所。據《陶庵夢憶》，宴席分三個等級，上等一人獨享一席，有十種佳肴、五種水果以及糖餅乾果，還有文藝團隊為顧客演戲，一人包席看演出；最下等數人一席，有各種美食，雖沒有演戲，但仍有彈唱。整個店內即使只算彈唱的人數就已經多到不勝枚舉，服務員多達一、兩百人，廚房有二十多間。諸位想一想，我們現代人到賓館，有幾家達到這樣的規模，吃飯包演出？晚明這樣的客店客人每天都有，絡繹不絕，可見消費水平之高。 （圖：Adobe Stock） 那時和朋友們聚餐聽歌，比我們現在唱卡拉OK還高級。他們現場創作、填歌詞，普遍文化水平高，我們還要看大屏幕上的歌詞，人家即興填。每逢聚會，必有美酒、美女、美文才。 那時的流行歌曲可謂高產。馮夢龍編纂的時調民歌集《掛枝兒》幾乎全是情歌，80%以上的時調曲是以女性口吻的，熱情奔放地歌頌愛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流行歌曲不只在年輕人中流行，全國男女老少皆傳唱，而且走哪都能聽到，「酒廬茶肆，異調新聲」，「嬌聲充溢於鄉曲」（《博平縣誌》）。 （圖：Adobe Stock） 《鄆城縣誌》記錄晚明窮人也追求高質生活與時尚，「貧者亦槌牛擊鮮，合享群祀，與富者斗豪華」。又如《博平縣誌》：「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褲」。《陶庵夢憶》也紀錄了越地掃墓的盛況，名曰掃墓，其實是趁機旅遊玩樂，連小戶人家也一定要坐舒服的船，而且一定要有音樂伴奏，歡呼暢飲。 晚明對穿衣的審美是怎樣的？時裝是什麼樣子？萬曆年間，「里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雲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下逮褲襪，亦皆純采，其所制衣，長裙闊領寬腰細折，倏忽變異，號為時樣。」（《通州志》）相比之下，約100年前，弘治、正德年間還有淳本務實的風氣。 想必諸位也已看出，晚明奢靡成風。凡事都有兩面，社會高度發達的同時，人心也不知不覺間醉生夢死。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規模浩大，朝廷財政枯竭，窮人被逼反，經濟繁華與窮途末路形成鮮明反差。明朝一直以來的國策是以東南養西北，東南始終是財源，而明末最大的危機恰恰不出在江南，而在西北，地域貧富差距大到只能以戰爭終結王朝的地步。 假如派一名記者穿越回去採訪南方民間的富人，他們的回答肯定是不相信大明會亡。走過270多年的風雨，總體上相當穩定，連土木堡之變的危機都能挺過，總有如于謙、王陽明、戚繼光、張居正、李如松這樣的英雄人物化險為夷，各大城市富裕繁華，1644年的他們一定十分詫異：怎麼說沒就沒了？明亡後，張岱的總結刻骨銘心：「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持向佛前，一一懺悔。」 （未完待續）
1572年的北京紫禁城內，年僅10歲的萬曆皇帝愛不釋手地翻閱著一本有趣的插圖教科書，看得眉開眼笑，津津有味。對於10歲小孩而言，生動的繪畫顯然比文字更具吸引力，他的老師張居正深曉此理，所以日夜辛勞，完成了這本寓教於樂的教材，以唐太宗「以古為鑒」之語將其命名為《帝鑒圖說》。 該書共含一百多個歷史故事，由張居正從史冊中精心挑選。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名為〈聖哲芳規〉，向萬曆講述歷代帝王值得學習的舉措，譬如任賢圖治、諫鼓謗木、孝德升聞、揭器求言、下車泣罪、戒酒防微、解網施仁、桑林禱雨、丹書受戒、感諫勤政、入關約法等。下篇名為〈狂愚覆轍〉，顧名思義，選取歷代帝王的過錯提醒萬曆皇帝不要重蹈覆轍。 編纂插圖教材對現代人而言不是什麼新鮮事，畢竟我們有五花八門的圖書和動畫片給小孩看。而那時，張居正是整個大明王朝為皇帝編纂插圖教材的唯一一人。 萬曆的父親隆慶帝1572年駕崩，年幼的他不幸失去父愛，並在懵懂中匆匆登極。他的好朋友太監馮保陪伴他長大，被親切地叫作「大伴」，張居正便是受這位「大伴」推薦的老師。在萬曆和李太后孤兒寡母的日子裡，張老師成為這一特殊家庭以及整個王朝的依靠。 在這對母子眼中，張老師是偶像般的存在。他「頎面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明史》），長得帥，沉穩負責，而且作為內閣大學士，學富五車，精明幹練。之前他做過隆慶皇帝的老師，現受先帝託付輔佐萬曆，成為兩代帝師。除太后外，他曾是萬曆最敬愛的人，被稱為「元輔張先生」。 萬曆的課程有3門：經書、歷史與書法，以及一項莊嚴的儀式——經筵。「君德成就責經筵」，它是當時帝王必須參加的。明朝對經筵尤為重視，當時在春季和秋季每月三次舉行，通常在早朝後，不僅皇帝，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等諸多大臣也要參加。 經筵場面盛大而文雅。皇帝先由穿袍服的將軍護送抵達，然後在文華殿面南而坐，再呼百官進入。開講前，兩名講官向皇帝叩首，展書官跪地膝行到書桌旁，為皇帝翻開講義。兩講官一位負責講四書，另一位負責講史。如果皇帝坐姿不端正，講官有權暫停講課，禮貌地提醒皇帝：「作為君主，怎能不莊重？」 文華殿（圖源：公有領域） 萬曆接受的便是上述全國最高水平的教育。經筵是老師提醒皇帝治國的好機會，講師可以委婉地告訴皇帝哪裡做得不好，比如明武宗時就有講師委婉批評他。如今，張居正對待經筵也非常用心，還吩咐儒臣記錄明太祖等皇帝的《寶訓》、《實錄》，把他們分類成書，共四十種，如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學、敬天、法祖、慎起居、戒游佚、正宮闈等，多是警切之語。他向萬曆請求在經筵之暇進講這些內容。張居正每次講課都提前半個時辰到達，可見相當盡職。 課堂並非只有嚴肅，也透露著溫暖。《明史紀事本末》記載，萬曆元年，天氣很熱的時候，萬曆直接走到張居正講課的位置旁邊，叫內使為老師搖扇。天冷時則命人在老師講課處鋪氈片，以免張居正受凍。我們現在看覺得平常，但在當時，這些並不是天子必盡的義務，往往是仁君所為。 萬曆年少時很聰明，成績優異，寫得一手好書法，在張居正引導下懂事聽話，虛心節儉。 師生曾經情同父子 萬曆與張居正之間還有一種超乎君臣師生關係、近乎父子的情感，這在整個五千年歷史上都可謂是寶貴的。有一天張居正生病，萬曆到煖閣親手調椒湯賜給他。 還有一件事更令人感動。萬曆因為出疹子在皇宮內長期養病，那段時間張居正非常擔憂牽掛，但不能進皇宮，只能每隔幾天到門外問候。後來萬曆康復後給了他一個驚喜。 那天上早朝時，天色微亮，張居正走入後驚訝地發現許久不見的小皇上竟正坐在龍椅上。出於急切，他徑直走到萬曆面前，跪在地上，仰頭端詳聖上的面容，看病情是否痊癒了。萬曆面帶微笑，絲毫沒有怪罪張居正的突兀，說：「先生走近，看朕面色何如呀？」 張居正關切的目光一刻沒有從萬曆身上移開，向前膝行幾步，要看得更仔細些。這時萬曆為了讓老師放心，低下身子握住他的手，說：「朕近日胃口不錯，飯菜也健康，每日進膳四次，每次都吃兩碗，但不吃葷。」張居正聽後眼眶濕潤，安心地笑了。 （圖：Adobe Stock） 悲劇的萌芽 萬曆皇帝身邊不僅有認真負責、教學質量一流的張老師，還有家教嚴格的母親李太后，更可貴的是還有時常監督他、防止其偷懶的好友馮保。 萬曆大婚前李太后對他的起居管教很嚴，五更喊他起床；萬曆大婚後，母親不便過多干預，但依然十分上心，囑咐張居正：「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先生親受先帝付託，其朝夕納誨，終先帝憑几之誼。」馮保日夜保護萬曆起居，如發現行為不當，便會立即奏報太后。 （圖：Adobe Stock） 看到這裡，大概很難想像這會演變為教育悲劇，暫且不論期待中的聖君，至少能把孩子培養為守成之君，他怎會變成貪財好色、二十多年不上朝、四處搜刮民脂民膏的敗家皇帝？他後來為何一改敬愛之情，轉而痛恨恩師，恨到想開棺戮屍的地步？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之前的文章里筆者講了一部分原因，本期講述更多課堂和家庭細節。 《明史》記載：「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有時萬曆皇帝不聽話，李太后便罰他長時間跪著。我們現在看，這屬於體罰式教育，不可取，其實在當時無可厚非。但在此過程中，萬曆肯定覺得自己的尊嚴受踐踏。太后是母親，就算再不滿也不能不孝，所以，他的恨意逐漸積累至張居正和馮保身上。 罰跪是太后之意，關他倆什麼事呢？原來，馮保經常向太后告狀使萬曆心生恐懼；太后訓斥孩子不爭氣時，往往補充一句「再不聽話，就告訴張先生。」這點李太后做得不厚道。親子教育不宜頻繁把外人牽扯進來，強化孩子對老師的懼意。張居正和萬曆沒血緣關係，情同父子卻不是真正的父子，更何況張居正是臣，李太后經常強調這句話，導致萬曆對張老師的懼怕漸轉變成厭惡。《明史》明確說：「（太后）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 （圖：Adobe Stock） 另有一次在課堂上，萬曆被嚇得不輕。那次是講筵，萬曆學習《論語》，讀到「色勃如也」時把「勃」字誤讀成「背」字。張居正忽然厲聲呵斥：「應該是勃！」當時萬曆毛骨悚然，在旁的人也大驚失色，他們沒想到張居正有厲斥皇上的膽量。可以理解張老師一番苦心好意，他把培養明君的希望都寄在萬曆身上，難免急於求成。但正如他改革急功近利，見藩王時不顧禮節，都給未來留下禍患。 以上都只算小事，然而以下這件事相當嚴重，估計萬曆一生難忘。這件事非張居正之錯，主要是皇帝自作孽。 萬曆八年十一月，此時萬曆皇帝18歲，已經結婚，李太后不能時刻管他了，政務依然幾乎全由張居正管，他閑得無聊且自制力不強，開始渴望放縱的生活。皇宮裡有太監誘導他享樂，他們在西城舉辦夜宴，喝得酩酊大醉。萬曆當時佩帶寶劍，隨著醉意上頭，和太監追逐打鬧，耍起酒瘋。 仍覺得不過癮，萬曆於是命令兩名太監唱曲給他聽。兩太監唱了幾首舊調，但都不合他的意。萬曆不耐煩了：「你們唱首新曲給朕聽！」 太監瞬間沉默，他們不敢唱，因為皇上所說的新曲是當時民間的流行曲，在君子看來是低俗的靡靡之音、亡國之音，而作為帝王是應該聽德音雅樂的。若太后知曉此事，後果可能十分嚴重。 萬曆見太監不唱，趁著酒勁龍顏大怒，拔劍就要殺人。隨從趕忙勸阻，之後萬曆雖打消殺人念頭，卻覺得不夠解氣，於是砍斷太監的頭髮代替斬首。 萬曆（圖：公有領域） 即使沒出人命，皇帝也有亂殺臣侍的傾向。此事很快傳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厲聲訓斥萬曆，數落著他這幾年來的種種不好，而這位血氣方剛的小皇帝無論那夜怎樣威風，此時只哭得像三歲小孩，跪地不敢抬頭。 李太后覺得絕不能善罷甘休，因此傳懿旨喚張居正前來。張老師得知後既驚且怒，即刻從內閣辦公室趕來。當著張居正的面，李太后命人取《漢書》來叫萬曆皇帝翻閱。 學識淵博的張居正立即明白李太后用意，此事真的鬧大了！果然，李太后叫萬曆將書翻至《霍光傳》，萬曆這時也恍然大悟，面色蒼白，渾身顫抖。 公元前74年，漢昭帝駕崩。昌邑王劉賀繼承皇位，但荒淫無道，輔臣霍光因此報請太后廢掉他的帝位，昌邑王便成了在位僅27日的天子。李太后提霍光廢帝的典故，旨在警告萬曆：朱家可不是缺人做皇帝，廢掉你這無道之君，還有你弟弟潞王接替！ 萬曆嚇得伏地乞求開恩，求了很長時間後李太后才答應給他機會。張居正也責令萬曆自省，並同時反省自己教導不嚴的疏漏，代萬曆寫了一篇罪己詔。 之後，萬曆諭閣臣：「朕在沖年，自多過愆，惟藉諸先生力諫，使朕為堯、舜之君。」張居正趁熱打鐵，奏稱：「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玩好以定心志，親萬機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明史紀事本末》） （圖：Adobe Stock） 萬曆表面上採納了這些建議，實際上是因為迫於李太后的權威。《明史》稱他自此事後，「心頗嗛保、居正矣」，對馮保和張居正的厭惡又深一層。 透過這起醉酒胡鬧事件，想必諸位也看到一些問題：張居正、李太后、馮保等人齊心協力的嚴厲管教下，在以明君為標準的引導下，萬曆為何還會偷偷做出格的事？前幾年含辛茹苦的教導難道沒能使他獨立辨是非？張居正和馮保有助歸正他，何恨之有？ 筆者對此總結了六點： 1、萬曆的嚴格標準是被動，家長和老師都輕視了對其自覺性的培養。真正的嚴格應是主動的，如康熙學四書五經時每句都主動朗讀一百二十遍、背誦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說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但康熙堅決背夠一百二十遍，後來經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2、萬曆親政時間晚。18歲在古代不算小，順治和康熙帝都是14歲就已親政，就連不被視為英雄人物的崇禎也能在16歲扳倒奸臣魏忠賢。而萬曆10歲登極，18歲卻還不親政，一直拖到20歲。他本人表示拒絕早親政，李太后也說要張居正輔政到他30歲再讓他親政，主觀意願和外部環境都在消磨對成為明君的嚮往。 3、坐享其成。萬曆的教育和政治條件優渥，他坐享張居正改革後的國泰民安，未能真正理解改革之艱辛，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並無多大意義。 （圖：Adobe Stock） 4、萬曆這時最擔憂的只是皇權能否保住。他沒有從霍光廢帝事吸取正面教訓，加緊內省；而是吸取反面教訓，厭惡像霍光那樣可能對自己有威脅的張老師。李太后的恐嚇無形中起到反作用。 5、隱藏的性格。環境嚴格時萬曆的性格尚未暴露，實際上他骨子裡像他爺爺嘉靖皇帝，偏執、睚眥必報、權力至上。事實證明，十年後萬曆果真變成了嘉靖2.0，雖不上朝卻擅長弄權，敵視文臣勸諫。此外還優柔寡斷，缺乏主見，數年後在鄭貴妃和太子之爭問題上他猶豫不決、麻木逃避，表現得更加明顯。性格問題是所有良師良母的教育難題，這點不必太苛責李太后和張居正。 6、缺少嚴父。這點不怪任何人，因為隆慶帝離世早，卻是不可忽視的客觀因素。張老師畢竟是外人，不能代替萬曆的父親，而且母親也不能取代父親的教育作用。距此100多年前，明成祖對太子朱高熾要求極嚴，朱高熾在應天府監國期間充分磨練，繼位時已然成熟有素，可見前代帝王影響之重要。 （未完待續）
新年新氣象，萬曆四年（1576年）正月，北京城內的男女老少皆沉浸在喜氣洋洋的氛圍中。作為百官之首的張居正也是如此，看到自己親自主持的改革已經取得初步成果，心中不免春風得意，並期盼新的一年再創佳績，更進一步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 然而沒想到的是，此時一封彈劾奏疏打破了新年喜慶的氣氛，讓他頓時火冒三丈。他更料想不到，該奏疏將成為暴風雨的前奏，其中提及的不祥之事也將在不久的未來發生。 這一奏疏言辭犀利，洋洋洒洒寫了上千字，矛頭直指張居正，作者則是他的學生——劉台。 自大明開國以來，高官被彈劾是很正常的事，但學生彈劾老師的確罕見，張居正自己也說：「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關鍵是劉台的彈劾既不是無理取鬧，也不是反對改革，而是句句皆正義之辭，有理有據，所列舉的罪狀甚至是要命的。概括下來，劉台的彈劾幾乎每段都叩准一點：張居正蔑視祖宗之法；給萬曆皇帝的建議是：要約束張居正的權力！ 之前講張居正改革成效時提到，隆慶帝駕崩前將幼皇子託付給高拱和張居正，萬曆初年國家大事基本上都由張居正代帝管理。雖然改革成效有目共睹，但劉台認為，張居正「擅作威福」，「以相自處」，儼然已成為獨裁者。 這裡順帶提一段歷史背景：自明太祖朱元璋廢宰相之位、成祖朱棣成立內閣以來，內閣大學士主要職責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即使內閣首輔被視為接近宰相，規定的權力和宰相仍有很大區別。所以，儘管張居正不是像嚴嵩那樣奸佞誤政的權臣，但指控他「以相自處」不無道理，對他而言這是個相當危險的罪名。此外，劉台還彈劾張居正鉗制言論、私薦用人、驅逐高拱、貪污受賄，並質問「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在奏疏結尾，劉台還解釋了一番，說「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意思是，彈劾張居正不是恩將仇報，而是因為公事至上。 （圖：Adobe Stock） 從監督權力的角度而言，劉台可謂是大義凜然，但考慮到師恩在前，該奏疏確實有點毒辣。尤其是彈劾張居正私薦的部分，劉台是這樣說的：「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複，任四維，其身後托乎？」此處抨擊的是張居正引張四維入閣的行為，劉台覺得張四維名聲不好卻能得重用，是因為張居正想把張四維作為自己的後路，萬一哪天張居正的父親逝世，需要回家守孝三年，張四維可以在內閣接應，幫張居正早日返閣。 假如換作我們任何一個人，看到自己的門生這樣質疑自己有陰謀並拿父親「旦暮不測」說事，都會覺得不近人情，這或許就是張居正極其失望與憤怒的最主要原因。之後他索性辭職，跑到萬曆皇帝面前哭泣，長跪不起，直到萬曆走下龍座親自扶他，再三挽留，張居正才答應繼續上班。 在當時的萬曆和李太后眼裡，國家絕不能沒有張居正，一個小小的劉台如此「添亂」，自然要罰。於是萬曆下令打劉台一百廷杖，之後張居正上疏勸皇帝手下留情，所以劉台只是被降為平民，免於廷杖之刑。《明史》有句話寫得十分微妙，稱張居正「陽具疏救」，「陽」字說明《明史》作者認為張居正上疏救劉台只是表面上做個樣子，頗有點春秋筆法的味道。《明史紀事本末》也說：「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當時與後世不少人都認為，即使張居正勞苦功高，彈劾者也絕對不該因言獲罪。 實際上，真正猛烈的彈劾風暴還在後面。不幸的是，劉台的奏疏一語成讖，短短一年過後，張居正的父親就真的去世了。 （圖：Adobe Stock） 萬曆五年（1577年）秋季，張居正收到了父親病世的消息，登時悲慟不已。原本這是一件平常的喪事，兒子按照祖制回家守孝即可，但它旋即演變為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朝臣間激烈的矛盾就像解不開的繩結，不幸最後以流血事件收場。 那麼，他們究竟為何走到了人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地步？ 起初氛圍還是很溫暖的。萬曆帝那年僅15歲，與張居正關係依然很好，情同父子，得知訃告後立即派太監前去慰問，勸他按時吃飯，切勿過度悲傷。看望他的使臣絡繹不絕，三宮送給他的禮物也十分豐厚。 然而，萬曆似乎尚未意識到，張居正面臨的難題遠不止如此。 伴隨一聲突如其來的「太后駕到」，太監馮保和李太后匆匆來到萬曆面前。李太后當時身穿便裝，說明事態緊急，衣服來不及換。她眉頭緊皺，問萬曆道：「張閣老即將回鄉丁憂，皇兒有何打算？」 萬曆心想「這事不複雜啊」，便淡淡回了一句：「就按先生（張居正）的意思吧。」 李太后聽萬曆這樣回答，瞬間坐不住了：「皇兒啊，你怎麼不明白呢！各府題本章奏你能獨自批閱嗎？你能辨別百官誰忠誰奸嗎？張閣老這一走就是三年啊，國家若有大動蕩，你有能力處理嗎？！」「如果沒有張閣老兢兢業業，我們哪有這太平之世？」 萬曆恍然大悟，卻又無奈地說：「但我們別無他法啊，守孝是祖宗法度，不能改啊。」 關於守孝，早在西漢時就規定朝廷官員遇父母喪事必須丁憂三年。明朝對孝的重視超過以往歷代，依照法律，得知父母去世後，即日起便要上報並奔喪，若是官員則須辭職回家；隱瞞父母去世而逃避守制的官員，一經發現必被革職，如果是學生則會被開除；在守孝期間不能喝酒、吃肉、參加娛樂活動等。但往往不需要三年整，守27個月就可以了。也允許奪情，軍人在戰爭期間，或者文官在特殊情況下不必辭職回家守制27個月，以素服辦公亦可。 站在一旁的馮保早已對奪情先例了如指掌，他瞅準時機建議說，歷朝不乏奪情，即使內閣大學士奪情也不是什麼罕事，如永樂六年六月楊榮丁憂，十月便被複用，並列舉了其他案例。 在第三期文章中，筆者提到過李太后、馮保、萬曆是張居正改革堅實的「鐵三角」後盾，此時自然立場統一。李太后聽聞馮保的建議，點頭認同，萬曆也同意頒聖旨讓張居正奪情留任。 萬曆（圖：公有領域） 按理說事情到此應該塵埃落定了，畢竟皇帝已經發話，然而事實上，臣民抗議的聲浪越來越高。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反對奪情的人或許主要是改革的反對派，但抗議聲最高的並非政治立場與張居正不同的官員，反而是受張居正提拔重用的人。他們的主要關注點不是改革利弊，而是和一年前劉台的關注點相似——祖制與特權。當然也增加了一個重要主題——中國延續千年的孝道與倫理綱常。 當時的吏部尚書張瀚曾得到張居正推薦，不過在此次奪情風波中並沒有偏向張居正。諸臣因害怕丟掉烏紗帽，紛紛發言支持張居正留任，而張瀚不以為然，嘆道：「三綱淪矣！」萬曆勃然大怒，令張瀚提早退休。 中國古代講究天人合一，地上的大事往往與天象對應。當時，一顆彗星拖著長長的尾巴從西南方划過天空，而且之後每晚都有彗星划過，萬曆於是下詔讓百官省思。張居正的學生吳中行此時上疏，大致表達了以下意思： 「張居正和他父親分別已長達19年，陛下為何讓他違心抑情，繼續痛苦地工作？居正常說謹守聖賢義理與祖宗法度，然而他是否付諸實際行動了？孔子的弟子宰我想縮短喪期，孔子則教導他：『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孟子也曾說：『雖加一日愈於已。』即使是編氓小吏，也不能隱匿父母喪事；惟有武人可在戰爭時期穿墨縗繼續從事。張居正之事涉及萬古綱常，四方視聽，為他著想，只有現在不犯錯，才不會給後世留下非議啊！」他的奏疏且不論觀點對錯，就力度而言是足夠的，於天性之情、於國家之法、於聖賢之道、於身後之名勸諫，理情兼備，相當尖銳。 吳中行向皇帝上疏後，特意將奏疏副本呈給恩師。張居正看到副本後既驚訝也憤怒，沒料到學生之中又出一個劉台。 繼吳中行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也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留任，其中，趙用賢亦是張居正的學生，艾穆是張居正的同鄉。另外，他們的職位也都不簡單，吳中行是翰林院編修，趙用賢是庶吉士，沈思孝是刑部主事，艾穆是刑部員外。該場彈劾風暴，甚為「壯觀」。 （圖：Adobe Stock） 有讀者朋友可能會覺得這很正常，500年前，北宋的鄭俠不也是王安石器重的人才，不也是以公事為重、私情為輕對王安石猛烈批評嗎？其實他們的重點不同，處分也不同。鄭俠主要針對政事，重點是新政對民生的影響；而吳中行等人的重點是改革者的道德污點以及對倫理綱常的維護。吳中行四人受到的處分比鄭俠慘，萬曆下旨對該四人處以廷杖酷刑。各位可別小看廷杖，歷史上有不少人喪命於棍棒之下。 臨行刑前，眾臣嘩然，紛紛爭取解救。翰林院掌院學士王錫爵找張居正求情，事到如今，只有張居正能勸皇帝開恩罷刑，但張居正拒不見客。王錫爵焦急萬分，索性不顧禮節，闖進張居正的臨時靈堂！ 進靈堂後，見張居正一身孝服。王錫爵趕忙道歉賠罪，說：「我為救吳中行等四位君子而來，令尊若泉下有知，想必不會怪罪我擅闖靈堂。」 張居正面色不悅，冷冷說道：「難道我因忠心為國而難以回家守孝，家父就會責怪我嗎？」又說：「聖怒不可測」，拒絕解救。 王錫爵見張居正如此態度，衝動之下斥責道：「就算是皇上發怒，也是你引起的！」然而話音未落，張居正突然一個箭步上前，做出了一個令在場所有人震驚的舉動： 他竟急速拔出一把刀，雙膝跪在王錫爵面前，將刀刃架在自己脖子上，做出自刎的動作，對王錫爵說：「那你殺了我吧，殺了我吧！」 張居正（圖：公有領域） 這一舉動登時嚇傻王錫爵，等回過神後，慌忙逃出張府，只餘下張居正孤獨地跪地悲泣。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張居正下跪所言的原文是「爾殺我，爾殺我。」連著兩聲「爾殺我」，可想，他的精神遭受著多大的壓力與折磨。 靈堂內，張居正的心在流血；刑場上，四名抗議者的身體在流血。 吳中行、趙用賢挨了六十棍，艾穆、沈思孝挨了八十棍，現場慘不忍睹，幸有醫生及時救治，否則刑後性命難保。 當時，一名年輕人靜靜目睹了行刑的全過程，之後毅然將懷中的奏疏上交皇帝，絲毫未被酷刑嚇怕。 這位年輕人比先前四人更不要命，他的奏疏內容節選如下：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為喪心，則以為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 其中有段話對萬曆皇帝而言相當刺眼扎心，大意是：皇上您現在學業和國事離不開張居正，幸虧現在張居正只是要回家守孝，假如哪天他死了，您就不學習、不治國了？言外之意即萬曆就是一窩囊皇帝。另外對張居正罵得也很犀利，說親人活著的時候不探望，死後又不奔喪，與禽獸沒有區別，還談什麼「我非常人」？ 這位不怕死的年輕人名叫鄒元標，毫無懸念也激怒了萬曆與張居正，被打八十廷杖。他和之前遭受廷杖的四名抗議者被稱為「五君子」。值得一提的是，該五人毫無怨言，不後悔仗義執言。其中，鄒元標在不久的將來還會登場，再度直言上疏惹怒萬曆，還為張居正的功勞優點辯護——他不恨張居正，發聲只為維護道義。 （圖：Adobe Stock） 當時群情激憤，輿論倒向這些因言獲罪者，指責張居正的聲音不絕於耳。《明史》記載「至懸謗書通衢」，抨擊張居正的文章在大街上到處張貼。後來萬曆下詔，再有議論張居正奪情一事的，一律死罪無赦，此後謗言才停息。 明朝最大的奪情風波到此看似告一段落了，那麼如何評價該事件？為何會鬧到這一地步？ 筆者認為，張居正和以五君子為代表的反對者各有道理、苦衷與不當。在張居正的立場，他曾勸父親搬家到身邊但父親不答應，長期未能看望父親是畢生的遺憾，不足以斷定他是無情的不孝子。改革是他嘔心瀝血的成果，在當時萬曆小皇帝難以親政的情況下，他眼裡國事的確重於家事。至於艾穆和沈思孝說他「忘親貪位」，貶低過重，以其改革成就與鞠躬盡瘁，他絕不是嚴嵩那類貪權之輩。 五君子所為是否屬於道德綁架？不完全是。我們現代人沒有守孝27月的要求，所以不能以現代眼光衡量當時。張居正奪情爭議與後來萬曆皇帝的國本之爭相似之處在於，重點都是祖制不可違，五君子與後來的「清流派」維護的均為祖制。祖制當時就相當於法律，在祖制面前，所謂「治國離不開誰」不能成為借口，即使奪情是制度允許的，也要看實施對象是否足夠特殊。 成化年間有個案例，內閣首輔李賢因父過世須回家守制，明憲宗下詔奪情起複，李賢因此遭學生羅倫彈劾，而羅倫也因彈劾被貶官。但李賢死後國家並沒有發生大動蕩，所以輿論更加確定大明王朝不會因為離了哪位首輔就不能運轉，從那時起直到萬曆朝，沒有內閣大學士敢再奪情。 儘管雙方各有道理，但也各有意氣用事和極端處事的過錯。張居正對待劉台和五君子等人確實不夠寬容，跪地擺出自刎架勢更是偏激；王錫爵擅闖靈堂過於失禮，劉台奏疏拿張居正年邁的父親說事缺少人情味，如果能控制情緒並多站在對方角度考慮，矛盾或許不會激烈到這一步。 （圖：Adobe Stock） 至於為何張居正奪情會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波瀾，不僅因為他的地位引發群臣對擅權的擔憂，也緣於張居正的背後有李太后和萬曆帝。反對者惹的最主要是聖怒，小萬曆惱火的重點其實是五君子蔑視聖旨與皇威。 奪情爭執持續看似不久，影響卻非常大。「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明史》）彈劾風暴無疑給張居正心中蒙上一層深深的陰影，萬曆五年也成為他柄政生涯的轉折點。改革依然在進行，大明依然欣欣向榮，可張居正在後半階段的所作所為悄然埋下危險的種子。 （未完待續）
「聽說從浙江調來了三千將士。哎呀，那些南方人，來我們北方駐守，恐怕會水土不服吧，不知道那小身板能不能扛住呢？又如何能執行得了軍令呢？哈哈哈哈！」 在北方將士不屑與質疑的目光下，戚繼光所率三千浙兵列隊郊外，不動如山。此時，天公彷彿有意給北方將士一個教訓，霎時電閃雷鳴，烏雲密布，天昏地暗。戚繼光見此情形，心想：「爾等竟看不起我戚家軍，今日正是機會叫你們好好見識！」隨後嚴肅地說道：「何為軍令如山，且看我這三千將士！」說罷頭也不回就離開了，留下三千戚家軍站在原地。 頃刻間，天上降下瓢潑大雨，當地的士兵連忙找地方避雨，唯有三千戚家軍巋然不動，任憑密集的雨點砸在身上。北方將士見狀大驚，目瞪口呆地看著眼前如林如山的浙兵。一個時辰又一個時辰過去了，從早上直到日落，這支戚家軍在大雨中站了一整日，無一人擅自避雨，亦無一人體力不支，他們好似不是血肉之軀，而化作了不畏暴雨的磐石。 的確，在戚家軍心中，只有軍令，沒有風雨。 《明史》記載：「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屢創奇蹟的戚家軍，以實際表現給北疆將士上了一堂終生難忘的課。 而戚繼光能夠到北方建功立業，正得益於張居正力排眾議的重用。 （圖：Adobe Stock） 上期筆者重點介紹了張居正改革的經濟成效，本期接著談他的政治改革、國防成果和用人之道。 之前簡單提到了張居正開創的考成法，本期詳細介紹。這項舉措真是太厲害了，無論對於當時的政治還是對於我們現代人開公司、做生意而言，考成法都是值得借鑒的。假如張居正死後考成法能一直延續，大明王朝後來一系列悲劇可能得以避免。具體是怎麼回事呢？下面筆者會用儘可能淺顯易懂的語言向各位介紹什麼叫考成法以及其重大作用。 其實早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已經制定了很完備而且嚴格的制度，他不單是個雄才大略的皇帝，還是個法律專家。當時的《大明會典》是很重視考核的，但歷史總是有這樣一個規律：再好的規矩，過一、兩百年後到王朝末期時都會淪為形式，名存實亡。萬曆元年，張居正提出考成法，要解決的就是制度流於形式或淪為官員爭權奪利的手段等問題。 明朝一直以來都有京察和大計——北京的官每六年要接受一次考察，地方官每三年要接受一次大計。但到後期，這種考察是不夠的，工作效率依然低下，未能盡職的官員仍繼續摸魚。面對這種現象，張居正創造了一種更加完善的考評制度： 六部必須清楚地登記工作計劃、未來要完成什麼目標、具體在工作中做了什麼事，每完成一件登記一件，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都必須寫清楚，要求官員必須在期限內辦事，沒完成的也要申報。登記計劃、目標、實事、數據的這個本子叫作「考成簿」。 六部是行政執行機構，包括吏、戶、禮、工、刑、兵，每個部門各司其職。單行政執行機構登記是不夠的，他們還要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兩份，一份要交給內閣，一份要交給六科，這個過程叫作備案。 六科和六部是對應的，是負責監察約制六部的機構，通俗點說就是提意見的。明朝的言官是相當「厲害」的，這裡指的「厲害」可以是褒義也可以是貶義，活在明代官場上如果被言官猛烈抨擊，那下場可能相當悲慘。言官本身是能起到重要積極作用的，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變成了黨同伐異、政客們為私利亂「咬人」的「武器」。張居正現在要求六科言官別再亂咬人，想提意見就要有理有據地提，依照「考成簿」每旬每月仔細考察六部的工作，然後提出該怎樣獎勵或懲罰的建議。六科可以要求六部每隔多長時間上報一次執行進度，對沒能做到的人議處。其實言官本來就該起到這樣的作用，張居正如此做也是因為希望言官恢復到正軌上。 除六科外，內閣也要閱讀「考成簿」，對六部和六科的官員每季做一次小考察，每年做一次大考察。 （圖：Adobe Stock）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完善的、環環相扣的機制——內閣考察六科和六部，六科監督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撫按官。再簡而言之，便是六部向六科負責，六科向內閣負責。 具體效果是什麼呢？ 其實以前國家一直都重視考核，但此次改革與以往不同的是： 考評不再依賴六部之一的吏部； 考核的內容更加量化，都是實實在在的數字，一目了然，而且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事項； 不拘一格用人才，不管出身和資歷如何，只要依「考成法」成績優秀就能得到重用； 裁掉大量不合格的官員。數據顯示，張居正主政期間，裁掉的冗員占萬曆年間總數的十分之三。 可想而知，整個官場不只是改頭換面了，那簡直是脫胎換骨。在考成法的鞭策下，效率大幅提升，懶散之風消退，更多人才獲得重用。《明史》記載：「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嘗稽不報。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為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 說件事情，大家可能會更直觀地感受到當時席捲全國的變化。張居正專門在皇帝讀書的文華殿里放置了十二個大屏風，但不是用來增添文藝氣息的，而是在屏風上寫了各地官員的名字，名單大約每十天換一波，專門給萬曆皇帝看。大家想一想，每10天一次人事變動並告知皇帝是什麼概念！ 萬里長城拒胡馬 張居正用的都是哪些人才？從國防方面舉例，北方邊塞有戚繼光、李成梁、譚綸三大名將，其中李成梁就是因為考成法而高升的一員悍將；戚繼光和譚綸之前在南方的抗倭戰爭中立下戰功。如今，「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卻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居正皆右之，邊境晏然。」（《明史》）遼東有成梁，薊門有繼光，在他們的防守之下，大明邊疆多年安然無事。 張居正重用這三人的時期是晚明軍事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可以借王昌齡的詩句形容：「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此時的戚繼光、李成梁、譚綸就好比漢代的李廣。而後來八旗鐵蹄踐踏大明疆土時，明人怎不懷念當年如長城般堅守邊塞的名將？！ 戚繼光像（圖：公有領域） 說到戚繼光，許多朋友想必聽說過他是抗倭名將，嘉靖年間就已戰功累累，當時倭寇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戚虎」，戚家軍更可謂是創造了軍事史上的神話。講他抗倭的事迹不是本文的重點，這裡重點講一講他後來在北方抗擊蒙古人的戰功以及他和張居正的關係。 這裡不得不稱讚張居正會用人！在軍事上，不管外界怎麼議論，堅決信任戚繼光這位千古奇才。現在我們讀史書時都知道張居正調戚繼光北上是明智之舉，但當時跟現在不同，當局者迷，一切都是未知數。隆慶年間，有言官激烈反對讓戚繼光守北疆，覺得戚家軍這些南方人打倭寇可以，但恐怕敵不過北方少數民族的精銳騎兵。張居正立即對隆慶皇帝說，他敢以自己的前途擔保戚繼光絕不是那種只局限在一處地方的人才，可謂力排眾議。 後來他對戚繼光信任到什麼程度？「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明史》）張居正事事都和戚繼光商議，把想刁難戚繼光的人都調走，使他跟同事的關係都很好，沒人搗亂，給他充分的空間發揮才華、實現抱負。 戚繼光和張居正的關係是蠻有爭議的，後來張居正死後遭清算時戚繼光也被作為依附他的同黨受到牽連，但如果站在國防角度看，其實不必太指責張居正的做法，相反，張居正知曉孰重孰輕，有舍有得，一個戚繼光可以頂多少人！相比之下，後來崇禎殺死袁崇煥，將孫傳庭下獄，不聽信盧象升上報的實情，可見領導的素質多麼重要。 實際上戚繼光也是憑實力立足的。從本文開頭的故事已可以看出戚家軍的風采，這正是戚繼光「號令嚴，賞罰信」的成果（《明史》）。 舉個例子，當時蒙古朵顏領主董狐狸（沒錯，他的人名就叫董狐狸）勾結土蠻，時而叛，時而降；雖然俺答已經朝貢大明，但小王子的後人依然擁兵十萬，威脅薊門。萬曆元年春季，兩股勢力計劃入侵大明，而戚繼光出其不意，打得蒙古軍潰不成軍，差點就能生擒董狐狸。 （圖：Adobe Stock） 看看戚繼光仗是怎麼打的：面對蒙古鐵騎，他想到的是百年以來幾乎沒人想到的奇招！他僅帶八千兵迎戰蒙古數萬騎兵，還重新啟用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戰車。要知道，戰車這種武器早已因為笨重而被棄用了，為什麼戚繼光偏要復古呢？原來，他將復古武器與先進科技相結合，創造了一個蒙古人從未見過的戰術。 這個戰術思想和打倭寇時用的鴛鴦陣有點類似，都強調分工配合作戰。戚繼光成立了戰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明史》）戰車在戰場上結成方陣，騎兵和步兵也在其中。戰車營配備佛朗機火槍與佛朗機炮256挺，火銃512支，大將軍炮8門；持火器的士兵多達1320人，佔比逾64%。（《練兵實紀》） 蒙古軍隊的優勢在於騎兵衝鋒，明軍如果拿步兵和騎兵硬剛，勝算不一定大。戚繼光把戰車擋在前面，騎兵衝擊的優勢就難以發揮，馬撞鐵戰車就相當於雞蛋撞石頭。蒙古騎兵尚未衝鋒之際，明軍騎兵先從車陣縫隙里衝出，以動制靜，殺了一波。待董狐狸回過神來，下令衝鋒時，明軍騎兵迅速撤回車陣內，又開啟了以靜制動的防守模式。等蒙古騎兵沖入射程範圍後，明軍戰車後槍炮齊鳴，火器齊發。蒙古騎兵即使有靠近的，也沖不破明軍堅固的車陣。 戰車、火器、騎兵都發揮了作用，那麼相對薄弱的步兵做什麼呢？戚繼光專門安排步兵用長長的拒馬器阻擋蒙古騎兵的衝擊，夾雜使用長袍和筤筅。筤筅這種兵器，熟悉抗倭戰爭的朋友們想必都知道，它由戚繼光發明，其首有尖銳的矛頭，側面有數層多刃形附枝，專克日本武士刀，如今在北方也能派上用場。 （圖：Adobe Stock） 《明史》稱：「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戚繼光在薊門的這一支軍隊管理嚴明精細，武器犀利，軍容是其他各邊塞地區比不上的。又記載：「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事實證明，張居正調戚繼光北上不是南橘北枳。 李成梁的戰功也很顯赫，以後講到遼東時再細講。 戚繼光、李成梁等將才堪稱幫助張居正中興大明的「長城」。但其實張居正還有一個巨大貢獻，就是真正的長城——安排戚繼光和李成梁等人修建從山海關至北京的長城。我們今天旅遊時看到雄偉壯觀的長城，可能很多人會聯想到秦始皇建的，但它其實是明朝重新修建的，秦長城原先不是這個模樣。明長城也不只是張居正這一代的努力成果，從洪武年間起，明人就已開始施工重修長城，張居正改革的期間功勞尤大。 可惜的是，張居正嘔心瀝血的十年改革成果最終沒能阻止明朝在60年後滅亡的命運，他病逝後，除一條鞭法外，其他新政都遭萬曆皇帝廢除。尤為可惜的是考成法，廢除以後官僚體系又被打回了原形。值得一提的是，明軍30多年後在薩爾滸之戰中戰敗，原因之一便是沒了考成法的約束，犯了越權的錯——兵科給事中趙興邦越權干預地方軍政權，不斷催促進兵，大意中伏。 戚繼光因受張居正案牽連被貶至廣東，再沒能返回北方邊塞，大材小用，報國無門，鬱郁不得志；之後又因遭彈劾被罷官還鄉，連工作也丟了，晚年何等凄涼！ 戚繼光離開薊門之日，當地百姓為其罷市，依依不捨，哭聲遍地。 路過廣東梅嶺時，他感慨萬千，寫下： 北去南來已白頭， 逢人莫話舊時愁。 空餘庾嶺關前月， 猶照漁陽塞外秋。 另有一首詩： 五嶺山頭月半彎， 照人今古去來還。 青袍芒履途中味， 白簡朱纓天上班。 煙水情多鷗意愜， 長林風靜鳥聲閑。 依稀已覺黃粱熟， 卻把梅關當玉關。 筆者讀到「依稀已覺黃粱熟，卻把梅關當玉關」時，也不禁熱淚盈眶！ 想當年，戚繼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金戈鐵馬，不為私利，淡泊抒志：「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 （圖：Adobe Stock） 如今，一生為國為民的他，在望見梅關時，恍惚間，多麼希望這裡是當年衛國平寇的邊塞，又多麼渴望回到沙場前線。然而前方迎接他的，卻是國家的冷落，親人的離去。他被罷官後，有御史上疏建議再度重用他，卻遭到了懲罰。 最終，一代英雄，白髮蒼蒼，孤獨辭世。 張居正與戚繼光的下場，是大明的國殤。 （未完待續）
上期講到，明亡的深層原因不是由單獨哪一個皇帝決定的，也不是由哪個功臣走得早晚決定的。全面來看，明末最大的問題是： 財政壓力、農民起義、遼東邊患、天災、民怨、黨爭、宦官。 先以財政為例，早在嘉靖年間的耗資就已相當龐大，而且很多開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軍費要錢，貪污要錢，煉丹要錢，入不敷出，於是層層攤派，官與民皆壓力巨大。海瑞當年有句評論相當經典：「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 後來萬曆年間軍費開支也大，萬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鮮、平播州，雖然均取得勝利，但給晚明財政困難造成重大影響。到萬曆晚期時，明軍與後金之間爆發了一場著名戰役——薩爾滸之戰，明軍不僅慘敗，而且從此遼東戰爭不斷，在後金的鐵騎進攻下，明朝的軍費支出成為巨大負擔，後來又增派遼餉。遼東戰事的負擔不僅是政府的負擔，而且會加到百姓身上，更進一步加劇民不聊生的狀況。 （圖：Adobe Stock） 明末出現的這些危機都是相互聯繫的，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譬如在遼東前線屢戰屢敗，在袁崇煥取得寧遠大捷前明軍沒有一次打敗後金軍。官僚腐敗無能，不能早日平息邊患，政府就要一直在遼事上花錢，糧餉要從百姓身上出，再加上西北地區從天啟中葉起就連年大旱等天災因素，農民在多重壓力下被逼反。為鎮壓農民起義，崇禎年間朝廷又增派剿餉，再度加重百姓負擔。為抵禦滿清侵略，明朝名義上說要訓練邊兵，所以又加派練餉。遼餉、剿餉與練餉合稱為「三餉」，明朝到最後民怨四起，與這三餉帶來的重壓密不可分。從萬曆後期到崇禎上吊前夕，一個腫瘤越長越大，幾乎無法醫治。 難道在此之前，舉國上下就沒有賢才進行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嗎？ 其實是有的。萬曆頭十年（1573年至1582年）就是為大明王朝延長壽命的中興時期，這期間有一位內閣首輔力挽狂瀾，使江河日下的明朝呈現短暫的輝煌。這位救時首輔就是著名改革家——張居正。 （圖：公有領域） 明朝早在嘉靖年間就已呈頹勢，「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虧」（《論時政疏》），嘉靖死後，隆慶年間在高拱主持下有所改善，為後來張居正改革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隆慶帝臨終時把年幼的皇子（即後來的萬曆皇帝）託孤給高拱和張居正，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後，「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煥然一新，財政收入增加，經濟發展，邊防穩固，中央集權加強，行政效率驟增。上至帝王朝廷，下至黎民百姓都看到了一線走向盛世的希望。 然而，僅在短短六十多年後，明朝就在1644年滅亡了。從國泰民安到亡國，萬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間其實是晚明最關鍵的轉折時期。筆者曾在第一期文章提及，萬曆和天啟對明亡的影響更深，更符合亡國之君，他們給崇禎留下的是難以挽救的爛攤子，而崇禎的時代是無奈中加速滅亡的時代。 明亡的喪鐘第一次響起，是在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終止張居正改革之際。萬曆這四十八年既精彩紛呈，亦令人扼腕；它是一個自由奔放的時期，也是呈現近代化萌芽的時期；它有智慧而孤獨的棟樑之才，有由奪情引發的血雨腥風，有長達三十年不上朝的奇懶皇帝，有恩將仇報的悲劇，有引發激烈黨爭的太子之爭（「爭國本」），有名揚天下且改變後世政壇的東林書院，有「瘋子」入宮打人的荒唐大案，有抗日援朝的跨國戰爭，有影響後世數百年的戲曲巨匠，也有在東北邊境被後金團滅的慘敗。在此期間，中國與西方都在巨變，大明在利瑪竇的牽線下與逐步近代化的歐洲文明進行了交流，然而中西的走向卻大不相同。 （圖：Adobe Stock） 為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明亡的歷史，接下來將深入講述萬曆年間的是非興衰，往後再細講天啟、崇禎時，許多事會聯繫在一起。 而這些，需要從張居正的輝煌成就與功過，以及他與萬曆皇帝的恩怨情仇說起。對於我們現代人而言，無論是開公司、上班、教育孩子還是處理人際關係，或許都可以從這段歷史中學到許多經驗和教訓。 張居正在改革前先獲得了關鍵的有利環境，即「鐵三角」的穩固保障——皇帝、太后、大內。張居正是萬曆小皇帝的老師，兩人不僅是君臣師生關係，而且情同父子。萬曆剛登基時年僅10歲，所以國家大事基本上都要由張居正管理，攝政的這十年是他將政治理想與才華付諸實踐的好機會；此外，張居正也頗受李太后信任，也受到司禮監太監馮保支持。小萬曆和李太后是強大的後台，馮保是關係密切的同盟，這樣一來，一個穩固的改革基礎成功搭建完畢。 改革措施可以概括為清丈土地、推廣一條鞭法、整頓吏治、邊防新政。下面筆者結合生動的實例來講他的改革是怎樣進行的。 （圖：Adobe Stock） 清丈土地 明朝中葉開始就出現了土地兼并隱漏的狀況，許多地主隱瞞田地，長期以來逃了很多稅，這就導致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國家收入越來越少。 於是萬曆六年（1578年）開始，張居正下令丈量全國的土地，旨在清查大地主隱瞞的莊田，結果這一查可不得了，堪稱增加財源的大收穫：全國竟有多達300多萬頃農田沒交稅！ 300多萬頃相當於3億多畝！對比明朝建國之初，《明史》記載洪武二十六年耕地面積8.5億畝；後來從弘治時期到萬曆初年的一百年間，全國交稅的田地只有4億畝。顯而易見，如果沒有這一次大規模丈量田地，還會有多少地主繼續逃稅。單丈量田地這一項政策就給政府增加了巨額稅收。 張居正說：「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仆在位，務為一了百當。」可見清丈土地的重要性。該舉措也為下一步措施，即推廣一條鞭法鋪路。 （圖：Adobe Stock） 一條鞭法 這個一條鞭法其實不是由張居正最早開創的，它在嘉靖年間就已確立，張居正於萬曆九年（1581）將其在全國範圍推廣。 不得不說，這一條鞭法實在太妙了，更重要的是它適應了當時工商業發展的時代需求，也更進一步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在近代化的標誌當中，工業發展與市場經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當時明朝能夠把握機會將經濟推向近代化，可能會與西方的步伐相差無幾。 那麼一條鞭法的措施究竟是什麼呢？怎麼跟工商業有關呢？ 要想更清晰地理解該項政策的意義，我們需先從當時的背景開始了解。 當時苛捐雜稅繁瑣，什麼土地稅、人頭稅、土產稅等，不僅麻煩，而且貪官有中飽私囊的機會，導致一些百姓叫苦不迭。張居正早已意識到這點且時刻牽掛，說「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為念。」 賦和役是分開的，賦就是民眾向政府交實物、銀錢，役指的是國家需要修築國防工程、水利、交通、宮殿時讓百姓提供免費勞力。 然而自明朝中期開始，手工業和商業明顯呈現繁榮趨勢，尤其江南地區，許多農民棄農從商，貨幣的流通也增加了。在賦稅方面，與其向政府交實物，不如直接交銀子。 （圖：Adobe Stock） 張居正改革前，江南已局部實行征一法、鼠尾冊、十段錦法、均平銀、綱銀法，都為張居正改革打下基礎。譬如綱銀法，化繁為簡，以出錢代替勞役，正符合工商業繁榮的趨勢。 在上述背景下，一條鞭法逐步擴大實施範圍。簡單來說，一條鞭法就是將田賦和各種徭役合併在一起徵收，各種雜稅合併到一起。原先交實物的，統一摺合成銀兩，比如小麥、豆子、稻穀等農作物，都簡化為貨幣。一旦簡化並摺合成銀兩，呈現在百姓面前的便是清晰的總數字，一年該交多少一目了然。總數公開透明，有些貪官就很難再中飽私囊或者任意攤派了。 賦役貨幣化後，國家不需要農民交那麼多實物了，於是農民就要想辦法增加貨幣收入。貨幣收入從哪來？把農產品投入市場，換成貨幣，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即為推動商業發展。 再有一點，農民和役戶可以拿錢代役，政府將力役改為雇役，僱人代役。自此，徭役對農民的限制便有所削弱，農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做別的事，比如身體不好的可以多些時間在家養病，棄農的可以從商，或者成為僱工，有力地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也能減輕百姓的負擔。 另外，賦役由地方官吏直接徵收，不再經過糧長、里長，官府直接把賦役數目發給各家各戶，各戶交賦役時也是直接交給官府，避免里長和糧長在中間徇私舞弊。 總的來說，一條鞭法推廣幫助大明緩和了經濟危機，減輕了百姓負擔，增加了政府收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治理水患 再有一項措施也幫助增加農田，那就是興修水利。因為萬曆初年黃河常泛濫，故道泥沙沉積，入海口水流不暢，所以張居正採納潘季訓的建議，命令修築黃河到淮河的堤壩，有效抑制黃河泛濫，之後漕運更加暢通，多年的廢地也恢復成了良田。 （圖：Adobe Stock） 政治成效 以上是張居正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成就。其實政治方面的變革更關鍵，因為一切政策要想落實，都離不開人事，用什麼人、怎樣整頓官場風氣、如何提高辦事效率、如何考核官員等。 而張居正在吏治方面做得相當漂亮，扭轉了百年以來散漫、低效、敷衍的風氣。上文提到過，《明史》有12字對他的政績進行了概括，這12字概括得相當精準有力，即「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加強尊崇皇權，嚴格考核官吏，賞罰分明，號令統一，上面下達的政令，下面必須執行，後來即使是在萬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實施。 （圖：Adobe Stock） 不過，如果只是小吏犯法，依法懲處倒不是難事，關鍵是面對權貴犯法該怎麼辦。當時有個典型的例子，黔國公沐朝弼多次犯法，本來是應該逮捕的，但不少朝臣都覺得很為難，畢竟沐朝弼的爵位不一般，再者擔心把他逼反。 沐朝弼仗著什麼權勢敢如此囂張？原來，他們沐家的祖先沐英是太祖皇帝朱元璋身邊的將軍，曾被朱元璋收為義子，後被封為黔寧王。明成祖年間，沐英的兒子沐晟因軍功被封為黔國公，從此他們家世世代代承襲這一爵位。 但張居正不打算放過沐朝弼，於是想出了一奇招——提拔重用沐朝弼的兒子在朝廷當官。沐朝弼聽說這事後，哪裡還敢起兵造反，畢竟誰願意跟自己的兒子對立呢？朝廷不久後派人帶他到京城，他一點都不敢反抗，後來就被軟禁了。 從以上幾點，想必不難看出張居正既有鐵腕，又有智謀，真可謂上天贈予大明的救國英才、救時宰相。他還有一項開創之舉——考成法，以及在邊防上的成就，和獨具特色卻備受爭議的用人之道也都值得關注。不過，在他大刀闊斧的改革期間難免會遭遇巨大阻力與批評，而他面對的困難其實是超乎想像的，甚至還包括明朝歷史上最激烈的奪情爭執。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