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

新年新气象，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北京城内的男女老少皆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作为百官之首的张居正也是如此，看到自己亲自主持的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心中不免春风得意，并期盼新的一年再创佳绩，更进一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然而没想到的是，此时一封弹劾奏疏打破了新年喜庆的气氛，让他顿时火冒三丈。他更料想不到，该奏疏将成为暴风雨的前奏，其中提及的不祥之事也将在不久的未来发生。 这一奏疏言辞犀利，洋洋洒洒写了上千字，矛头直指张居正，作者则是他的学生——刘台。 自大明开国以来，高官被弹劾是很正常的事，但学生弹劾老师的确罕见，张居正自己也说：“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关键是刘台的弹劾既不是无理取闹，也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句句皆正义之辞，有理有据，所列举的罪状甚至是要命的。概括下来，刘台的弹劾几乎每段都叩准一点：张居正蔑视祖宗之法；给万历皇帝的建议是：要约束张居正的权力！ 之前讲张居正改革成效时提到，隆庆帝驾崩前将幼皇子托付给高拱和张居正，万历初年国家大事基本上都由张居正代帝管理。虽然改革成效有目共睹，但刘台认为，张居正“擅作威福”，“以相自处”，俨然已成为独裁者。 这里顺带提一段历史背景：自明太祖朱元璋废宰相之位、成祖朱棣成立内阁以来，内阁大学士主要职责类似皇帝的顾问与秘书，即使内阁首辅被视为接近宰相，规定的权力和宰相仍有很大区别。所以，尽管张居正不是像严嵩那样奸佞误政的权臣，但指控他“以相自处”不无道理，对他而言这是个相当危险的罪名。此外，刘台还弹劾张居正钳制言论、私荐用人、驱逐高拱、贪污受贿，并质问“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在奏疏结尾，刘台还解释了一番，说“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意思是，弹劾张居正不是恩将仇报，而是因为公事至上。   （图：Adobe Stock） 从监督权力的角度而言，刘台可谓是大义凛然，但考虑到师恩在前，该奏疏确实有点毒辣。尤其是弹劾张居正私荐的部分，刘台是这样说的：“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此处抨击的是张居正引张四维入阁的行为，刘台觉得张四维名声不好却能得重用，是因为张居正想把张四维作为自己的后路，万一哪天张居正的父亲逝世，需要回家守孝三年，张四维可以在内阁接应，帮张居正早日返阁。 假如换作我们任何一个人，看到自己的门生这样质疑自己有阴谋并拿父亲“旦暮不测”说事，都会觉得不近人情，这或许就是张居正极其失望与愤怒的最主要原因。之后他索性辞职，跑到万历皇帝面前哭泣，长跪不起，直到万历走下龙座亲自扶他，再三挽留，张居正才答应继续上班。 在当时的万历和李太后眼里，国家绝不能没有张居正，一个小小的刘台如此“添乱”，自然要罚。于是万历下令打刘台一百廷杖，之后张居正上疏劝皇帝手下留情，所以刘台只是被降为平民，免于廷杖之刑。《明史》有句话写得十分微妙，称张居正“阳具疏救”，“阳”字说明《明史》作者认为张居正上疏救刘台只是表面上做个样子，颇有点春秋笔法的味道。《明史纪事本末》也说：“然心终恨之，后竟置之死。”当时与后世不少人都认为，即使张居正劳苦功高，弹劾者也绝对不该因言获罪。 实际上，真正猛烈的弹劾风暴还在后面。不幸的是，刘台的奏疏一语成谶，短短一年过后，张居正的父亲就真的去世了。   （图：Adobe Stock） 万历五年（1577年）秋季，张居正收到了父亲病世的消息，登时悲恸不已。原本这是一件平常的丧事，儿子按照祖制回家守孝即可，但它旋即演变为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朝臣间激烈的矛盾就像解不开的绳结，不幸最后以流血事件收场。 那么，他们究竟为何走到了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地步？ 起初氛围还是很温暖的。万历帝那年仅15岁，与张居正关系依然很好，情同父子，得知讣告后立即派太监前去慰问，劝他按时吃饭，切勿过度悲伤。看望他的使臣络绎不绝，三宫送给他的礼物也十分丰厚。 然而，万历似乎尚未意识到，张居正面临的难题远不止如此。 伴随一声突如其来的“太后驾到”，太监冯保和李太后匆匆来到万历面前。李太后当时身穿便装，说明事态紧急，衣服来不及换。她眉头紧皱，问万历道：“张阁老即将回乡丁忧，皇儿有何打算？” 万历心想“这事不复杂啊”，便淡淡回了一句：“就按先生（张居正）的意思吧。” 李太后听万历这样回答，瞬间坐不住了：“皇儿啊，你怎么不明白呢！各府题本章奏你能独自批阅吗？你能辨别百官谁忠谁奸吗？张阁老这一走就是三年啊，国家若有大动荡，你有能力处理吗？！”“如果没有张阁老兢兢业业，我们哪有这太平之世？” 万历恍然大悟，却又无奈地说：“但我们别无他法啊，守孝是祖宗法度，不能改啊。” 关于守孝，早在西汉时就规定朝廷官员遇父母丧事必须丁忧三年。明朝对孝的重视超过以往历代，依照法律，得知父母去世后，即日起便要上报并奔丧，若是官员则须辞职回家；隐瞒父母去世而逃避守制的官员，一经发现必被革职，如果是学生则会被开除；在守孝期间不能喝酒、吃肉、参加娱乐活动等。但往往不需要三年整，守27个月就可以了。也允许夺情，军人在战争期间，或者文官在特殊情况下不必辞职回家守制27个月，以素服办公亦可。 站在一旁的冯保早已对夺情先例了如指掌，他瞅准时机建议说，历朝不乏夺情，即使内阁大学士夺情也不是什么罕事，如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十月便被复用，并列举了其他案例。 在第三期文章中，笔者提到过李太后、冯保、万历是张居正改革坚实的“铁三角”后盾，此时自然立场统一。李太后听闻冯保的建议，点头认同，万历也同意颁圣旨让张居正夺情留任。   万历（图：公有领域） 按理说事情到此应该尘埃落定了，毕竟皇帝已经发话，然而事实上，臣民抗议的声浪越来越高。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反对夺情的人或许主要是改革的反对派，但抗议声最高的并非政治立场与张居正不同的官员，反而是受张居正提拔重用的人。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改革利弊，而是和一年前刘台的关注点相似——祖制与特权。当然也增加了一个重要主题——中国延续千年的孝道与伦理纲常。 当时的吏部尚书张瀚曾得到张居正推荐，不过在此次夺情风波中并没有偏向张居正。诸臣因害怕丢掉乌纱帽，纷纷发言支持张居正留任，而张瀚不以为然，叹道：“三纲沦矣！”万历勃然大怒，令张瀚提早退休。 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地上的大事往往与天象对应。当时，一颗彗星拖著长长的尾巴从西南方划过天空，而且之后每晚都有彗星划过，万历于是下诏让百官省思。张居正的学生吴中行此时上疏，大致表达了以下意思： “张居正和他父亲分别已长达19年，陛下为何让他违心抑情，继续痛苦地工作？居正常说谨守圣贤义理与祖宗法度，然而他是否付诸实际行动了？孔子的弟子宰我想缩短丧期，孔子则教导他：‘予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孟子也曾说：‘虽加一日愈于已。’即使是编氓小吏，也不能隐匿父母丧事；惟有武人可在战争时期穿墨缞继续从事。张居正之事涉及万古纲常，四方视听，为他著想，只有现在不犯错，才不会给后世留下非议啊！”他的奏疏且不论观点对错，就力度而言是足够的，于天性之情、于国家之法、于圣贤之道、于身后之名劝谏，理情兼备，相当尖锐。 吴中行向皇帝上疏后，特意将奏疏副本呈给恩师。张居正看到副本后既惊讶也愤怒，没料到学生之中又出一个刘台。 继吴中行后，赵用贤、艾穆、沈思孝也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留任，其中，赵用贤亦是张居正的学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另外，他们的职位也都不简单，吴中行是翰林院编修，赵用贤是庶吉士，沈思孝是刑部主事，艾穆是刑部员外。该场弹劾风暴，甚为“壮观”。   （图：Adobe Stock） 有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很正常，500年前，北宋的郑侠不也是王安石器重的人才，不也是以公事为重、私情为轻对王安石猛烈批评吗？其实他们的重点不同，处分也不同。郑侠主要针对政事，重点是新政对民生的影响；而吴中行等人的重点是改革者的道德污点以及对伦理纲常的维护。吴中行四人受到的处分比郑侠惨，万历下旨对该四人处以廷杖酷刑。各位可别小看廷杖，历史上有不少人丧命于棍棒之下。 临行刑前，众臣哗然，纷纷争取解救。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找张居正求情，事到如今，只有张居正能劝皇帝开恩罢刑，但张居正拒不见客。王锡爵焦急万分，索性不顾礼节，闯进张居正的临时灵堂！ 进灵堂后，见张居正一身孝服。王锡爵赶忙道歉赔罪，说：“我为救吴中行等四位君子而来，令尊若泉下有知，想必不会怪罪我擅闯灵堂。” 张居正面色不悦，冷冷说道：“难道我因忠心为国而难以回家守孝，家父就会责怪我吗？”又说：“圣怒不可测”，拒绝解救。 王锡爵见张居正如此态度，冲动之下斥责道：“就算是皇上发怒，也是你引起的！”然而话音未落，张居正突然一个箭步上前，做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人震惊的举动： 他竟急速拔出一把刀，双膝跪在王锡爵面前，将刀刃架在自己脖子上，做出自刎的动作，对王锡爵说：“那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张居正（图：公有领域） 这一举动登时吓傻王锡爵，等回过神后，慌忙逃出张府，只馀下张居正孤独地跪地悲泣。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张居正下跪所言的原文是“尔杀我，尔杀我。”连著两声“尔杀我”，可想，他的精神遭受著多大的压力与折磨。 灵堂内，张居正的心在流血；刑场上，四名抗议者的身体在流血。 吴中行、赵用贤挨了六十棍，艾穆、沈思孝挨了八十棍，现场惨不忍睹，幸有医生及时救治，否则刑后性命难保。 当时，一名年轻人静静目睹了行刑的全过程，之后毅然将怀中的奏疏上交皇帝，丝毫未被酷刑吓怕。 这位年轻人比先前四人更不要命，他的奏疏内容节选如下：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伏读敕谕‘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陛下言及此，宗社无疆之福也。虽然，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未可谓在廷无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艰，犹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馆舍，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 其中有段话对万历皇帝而言相当刺眼扎心，大意是：皇上您现在学业和国事离不开张居正，幸亏现在张居正只是要回家守孝，假如哪天他死了，您就不学习、不治国了？言外之意即万历就是一窝囊皇帝。另外对张居正骂得也很犀利，说亲人活著的时候不探望，死后又不奔丧，与禽兽没有区别，还谈什么“我非常人”？ 这位不怕死的年轻人名叫邹元标，毫无悬念也激怒了万历与张居正，被打八十廷杖。他和之前遭受廷杖的四名抗议者被称为“五君子”。值得一提的是，该五人毫无怨言，不后悔仗义执言。其中，邹元标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登场，再度直言上疏惹怒万历，还为张居正的功劳优点辩护——他不恨张居正，发声只为维护道义。   （图：Adobe Stock） 当时群情激愤，舆论倒向这些因言获罪者，指责张居正的声音不绝于耳。《明史》记载“至悬谤书通衢”，抨击张居正的文章在大街上到处张贴。后来万历下诏，再有议论张居正夺情一事的，一律死罪无赦，此后谤言才停息。 明朝最大的夺情风波到此看似告一段落了，那么如何评价该事件？为何会闹到这一地步？ 笔者认为，张居正和以五君子为代表的反对者各有道理、苦衷与不当。在张居正的立场，他曾劝父亲搬家到身边但父亲不答应，长期未能看望父亲是毕生的遗憾，不足以断定他是无情的不孝子。改革是他呕心沥血的成果，在当时万历小皇帝难以亲政的情况下，他眼里国事的确重于家事。至于艾穆和沈思孝说他“忘亲贪位”，贬低过重，以其改革成就与鞠躬尽瘁，他绝不是严嵩那类贪权之辈。 五君子所为是否属于道德绑架？不完全是。我们现代人没有守孝27月的要求，所以不能以现代眼光衡量当时。张居正夺情争议与后来万历皇帝的国本之争相似之处在于，重点都是祖制不可违，五君子与后来的“清流派”维护的均为祖制。祖制当时就相当于法律，在祖制面前，所谓“治国离不开谁”不能成为借口，即使夺情是制度允许的，也要看实施对象是否足够特殊。 成化年间有个案例，内阁首辅李贤因父过世须回家守制，明宪宗下诏夺情起复，李贤因此遭学生罗伦弹劾，而罗伦也因弹劾被贬官。但李贤死后国家并没有发生大动荡，所以舆论更加确定大明王朝不会因为离了哪位首辅就不能运转，从那时起直到万历朝，没有内阁大学士敢再夺情。 尽管双方各有道理，但也各有意气用事和极端处事的过错。张居正对待刘台和五君子等人确实不够宽容，跪地摆出自刎架势更是偏激；王锡爵擅闯灵堂过于失礼，刘台奏疏拿张居正年迈的父亲说事缺少人情味，如果能控制情绪并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矛盾或许不会激烈到这一步。   （图：Adobe Stock） 至于为何张居正夺情会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波澜，不仅因为他的地位引发群臣对擅权的担忧，也缘于张居正的背后有李太后和万历帝。反对者惹的最主要是圣怒，小万历恼火的重点其实是五君子蔑视圣旨与皇威。 夺情争执持续看似不久，影响却非常大。“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明史》）弹劾风暴无疑给张居正心中蒙上一层深深的阴影，万历五年也成为他柄政生涯的转折点。改革依然在进行，大明依然欣欣向荣，可张居正在后半阶段的所作所为悄然埋下危险的种子。 （未完待续）      

“听说从浙江调来了三千将士。哎呀，那些南方人，来我们北方驻守，恐怕会水土不服吧，不知道那小身板能不能扛住呢？又如何能执行得了军令呢？哈哈哈哈！” 在北方将士不屑与质疑的目光下，戚继光所率三千浙兵列队郊外，不动如山。此时，天公仿佛有意给北方将士一个教训，霎时电闪雷鸣，乌云密布，天昏地暗。戚继光见此情形，心想：“尔等竟看不起我戚家军，今日正是机会叫你们好好见识！”随后严肃地说道：“何为军令如山，且看我这三千将士！”说罢头也不回就离开了，留下三千戚家军站在原地。 顷刻间，天上降下瓢泼大雨，当地的士兵连忙找地方避雨，唯有三千戚家军岿然不动，任凭密集的雨点砸在身上。北方将士见状大惊，目瞪口呆地看著眼前如林如山的浙兵。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过去了，从早上直到日落，这支戚家军在大雨中站了一整日，无一人擅自避雨，亦无一人体力不支，他们好似不是血肉之躯，而化作了不畏暴雨的磐石。 的确，在戚家军心中，只有军令，没有风雨。 《明史》记载：“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屡创奇迹的戚家军，以实际表现给北疆将士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课。 而戚继光能够到北方建功立业，正得益于张居正力排众议的重用。 （图：Adobe Stock） 上期笔者重点介绍了张居正改革的经济成效，本期接著谈他的政治改革、国防成果和用人之道。 之前简单提到了张居正开创的考成法，本期详细介绍。这项举措真是太厉害了，无论对于当时的政治还是对于我们现代人开公司、做生意而言，考成法都是值得借鉴的。假如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能一直延续，大明王朝后来一系列悲剧可能得以避免。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下面笔者会用尽可能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各位介绍什么叫考成法以及其重大作用。 其实早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已经制定了很完备而且严格的制度，他不单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是个法律专家。当时的《大明会典》是很重视考核的，但历史总是有这样一个规律：再好的规矩，过一、两百年后到王朝末期时都会沦为形式，名存实亡。万历元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要解决的就是制度流于形式或沦为官员争权夺利的手段等问题。 明朝一直以来都有京察和大计——北京的官每六年要接受一次考察，地方官每三年要接受一次大计。但到后期，这种考察是不够的，工作效率依然低下，未能尽职的官员仍继续摸鱼。面对这种现象，张居正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善的考评制度： 六部必须清楚地登记工作计划、未来要完成什么目标、具体在工作中做了什么事，每完成一件登记一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必须写清楚，要求官员必须在期限内办事，没完成的也要申报。登记计划、目标、实事、数据的这个本子叫作“考成簿”。 六部是行政执行机构，包括吏、户、礼、工、刑、兵，每个部门各司其职。单行政执行机构登记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两份，一份要交给内阁，一份要交给六科，这个过程叫作备案。 六科和六部是对应的，是负责监察约制六部的机构，通俗点说就是提意见的。明朝的言官是相当“厉害”的，这里指的“厉害”可以是褒义也可以是贬义，活在明代官场上如果被言官猛烈抨击，那下场可能相当悲惨。言官本身是能起到重要积极作用的，但随著时间推移，逐步变成了党同伐异、政客们为私利乱“咬人”的“武器”。张居正现在要求六科言官别再乱咬人，想提意见就要有理有据地提，依照“考成簿”每旬每月仔细考察六部的工作，然后提出该怎样奖励或惩罚的建议。六科可以要求六部每隔多长时间上报一次执行进度，对没能做到的人议处。其实言官本来就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张居正如此做也是因为希望言官恢复到正轨上。 除六科外，内阁也要阅读“考成簿”，对六部和六科的官员每季做一次小考察，每年做一次大考察。   （图：Adobe Stock）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环环相扣的机制——内阁考察六科和六部，六科监督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抚按官。再简而言之，便是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向内阁负责。 具体效果是什么呢？ 其实以前国家一直都重视考核，但此次改革与以往不同的是： 考评不再依赖六部之一的吏部； 考核的内容更加量化，都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一目了然，而且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项； 不拘一格用人才，不管出身和资历如何，只要依“考成法”成绩优秀就能得到重用； 裁掉大量不合格的官员。数据显示，张居正主政期间，裁掉的冗员占万历年间总数的十分之三。 可想而知，整个官场不只是改头换面了，那简直是脱胎换骨。在考成法的鞭策下，效率大幅提升，懒散之风消退，更多人才获得重用。《明史》记载：“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抚按勘者，尝稽不报。居正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说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更直观地感受到当时席卷全国的变化。张居正专门在皇帝读书的文华殿里放置了十二个大屏风，但不是用来增添文艺气息的，而是在屏风上写了各地官员的名字，名单大约每十天换一波，专门给万历皇帝看。大家想一想，每10天一次人事变动并告知皇帝是什么概念！   万里长城拒胡马  张居正用的都是哪些人才？从国防方面举例，北方边塞有戚继光、李成梁、谭纶三大名将，其中李成梁就是因为考成法而高升的一员悍将；戚继光和谭纶之前在南方的抗倭战争中立下战功。如今，“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边境晏然。”（《明史》）辽东有成梁，蓟门有继光，在他们的防守之下，大明边疆多年安然无事。 张居正重用这三人的时期是晚明军事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可以借王昌龄的诗句形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此时的戚继光、李成梁、谭纶就好比汉代的李广。而后来八旗铁蹄践踏大明疆土时，明人怎不怀念当年如长城般坚守边塞的名将？！   戚继光像（图：公有领域） 说到戚继光，许多朋友想必听说过他是抗倭名将，嘉靖年间就已战功累累，当时倭寇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戚虎”，戚家军更可谓是创造了军事史上的神话。讲他抗倭的事迹不是本文的重点，这里重点讲一讲他后来在北方抗击蒙古人的战功以及他和张居正的关系。 这里不得不称赞张居正会用人！在军事上，不管外界怎么议论，坚决信任戚继光这位千古奇才。现在我们读史书时都知道张居正调戚继光北上是明智之举，但当时跟现在不同，当局者迷，一切都是未知数。隆庆年间，有言官激烈反对让戚继光守北疆，觉得戚家军这些南方人打倭寇可以，但恐怕敌不过北方少数民族的精锐骑兵。张居正立即对隆庆皇帝说，他敢以自己的前途担保戚继光绝不是那种只局限在一处地方的人才，可谓力排众议。 后来他对戚继光信任到什么程度？“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明史》）张居正事事都和戚继光商议，把想刁难戚继光的人都调走，使他跟同事的关系都很好，没人捣乱，给他充分的空间发挥才华、实现抱负。 戚继光和张居正的关系是蛮有争议的，后来张居正死后遭清算时戚继光也被作为依附他的同党受到牵连，但如果站在国防角度看，其实不必太指责张居正的做法，相反，张居正知晓孰重孰轻，有舍有得，一个戚继光可以顶多少人！相比之下，后来崇祯杀死袁崇焕，将孙传庭下狱，不听信卢象升上报的实情，可见领导的素质多么重要。 实际上戚继光也是凭实力立足的。从本文开头的故事已可以看出戚家军的风采，这正是戚继光“号令严，赏罚信”的成果（《明史》）。 举个例子，当时蒙古朵颜领主董狐狸（没错，他的人名就叫董狐狸）勾结土蛮，时而叛，时而降；虽然俺答已经朝贡大明，但小王子的后人依然拥兵十万，威胁蓟门。万历元年春季，两股势力计划入侵大明，而戚继光出其不意，打得蒙古军溃不成军，差点就能生擒董狐狸。   （图：Adobe Stock） 看看戚继光仗是怎么打的：面对蒙古铁骑，他想到的是百年以来几乎没人想到的奇招！他仅带八千兵迎战蒙古数万骑兵，还重新启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战车。要知道，战车这种武器早已因为笨重而被弃用了，为什么戚继光偏要复古呢？原来，他将复古武器与先进科技相结合，创造了一个蒙古人从未见过的战术。 这个战术思想和打倭寇时用的鸳鸯阵有点类似，都强调分工配合作战。戚继光成立了战车营，“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明史》）战车在战场上结成方阵，骑兵和步兵也在其中。战车营配备佛朗机火枪与佛朗机炮256挺，火铳512支，大将军炮8门；持火器的士兵多达1320人，占比逾64%。（《练兵实纪》） 蒙古军队的优势在于骑兵冲锋，明军如果拿步兵和骑兵硬刚，胜算不一定大。戚继光把战车挡在前面，骑兵冲击的优势就难以发挥，马撞铁战车就相当于鸡蛋撞石头。蒙古骑兵尚未冲锋之际，明军骑兵先从车阵缝隙里冲出，以动制静，杀了一波。待董狐狸回过神来，下令冲锋时，明军骑兵迅速撤回车阵内，又开启了以静制动的防守模式。等蒙古骑兵冲入射程范围后，明军战车后枪炮齐鸣，火器齐发。蒙古骑兵即使有靠近的，也冲不破明军坚固的车阵。 战车、火器、骑兵都发挥了作用，那么相对薄弱的步兵做什么呢？戚继光专门安排步兵用长长的拒马器阻挡蒙古骑兵的冲击，夹杂使用长袍和筤筅。筤筅这种兵器，熟悉抗倭战争的朋友们想必都知道，它由戚继光发明，其首有尖锐的矛头，侧面有数层多刃形附枝，专克日本武士刀，如今在北方也能派上用场。   （图：Adobe Stock） 《明史》称：“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戚继光在蓟门的这一支军队管理严明精细，武器犀利，军容是其他各边塞地区比不上的。又记载：“终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事实证明，张居正调戚继光北上不是南橘北枳。 李成梁的战功也很显赫，以后讲到辽东时再细讲。 戚继光、李成梁等将才堪称帮助张居正中兴大明的“长城”。但其实张居正还有一个巨大贡献，就是真正的长城——安排戚继光和李成梁等人修建从山海关至北京的长城。我们今天旅游时看到雄伟壮观的长城，可能很多人会联想到秦始皇建的，但它其实是明朝重新修建的，秦长城原先不是这个模样。明长城也不只是张居正这一代的努力成果，从洪武年间起，明人就已开始施工重修长城，张居正改革的期间功劳尤大。 可惜的是，张居正呕心沥血的十年改革成果最终没能阻止明朝在60年后灭亡的命运，他病逝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新政都遭万历皇帝废除。尤为可惜的是考成法，废除以后官僚体系又被打回了原形。值得一提的是，明军30多年后在萨尔浒之战中战败，原因之一便是没了考成法的约束，犯了越权的错——兵科给事中赵兴邦越权干预地方军政权，不断催促进兵，大意中伏。 戚继光因受张居正案牵连被贬至广东，再没能返回北方边塞，大材小用，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之后又因遭弹劾被罢官还乡，连工作也丢了，晚年何等凄凉！ 戚继光离开蓟门之日，当地百姓为其罢市，依依不舍，哭声遍地。 路过广东梅岭时，他感慨万千，写下： 北去南来已白头， 逢人莫话旧时愁。 空馀庾岭关前月， 犹照渔阳塞外秋。   另有一首诗： 五岭山头月半弯， 照人今古去来还。 青袍芒履途中味， 白简朱缨天上班。 烟水情多鸥意惬， 长林风静鸟声闲。 依稀已觉黄粱熟， 却把梅关当玉关。 笔者读到“依稀已觉黄粱熟，却把梅关当玉关”时，也不禁热泪盈眶！ 想当年，戚继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金戈铁马，不为私利，淡泊抒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图：Adobe Stock） 如今，一生为国为民的他，在望见梅关时，恍惚间，多么希望这里是当年卫国平寇的边塞，又多么渴望回到沙场前线。然而前方迎接他的，却是国家的冷落，亲人的离去。他被罢官后，有御史上疏建议再度重用他，却遭到了惩罚。 最终，一代英雄，白发苍苍，孤独辞世。 张居正与戚继光的下场，是大明的国殇。 （未完待续）  

上期讲到，明亡的深层原因不是由单独哪一个皇帝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功臣走得早晚决定的。全面来看，明末最大的问题是： 财政压力、农民起义、辽东边患、天灾、民怨、党争、宦官。 先以财政为例，早在嘉靖年间的耗资就已相当庞大，而且很多开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军费要钱，贪污要钱，炼丹要钱，入不敷出，于是层层摊派，官与民皆压力巨大。海瑞当年有句评论相当经典：“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后来万历年间军费开支也大，万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鲜、平播州，虽然均取得胜利，但给晚明财政困难造成重大影响。到万历晚期时，明军与后金之间爆发了一场著名战役——萨尔浒之战，明军不仅惨败，而且从此辽东战争不断，在后金的铁骑进攻下，明朝的军费支出成为巨大负担，后来又增派辽饷。辽东战事的负担不仅是政府的负担，而且会加到百姓身上，更进一步加剧民不聊生的状况。 （图：Adobe Stock） 明末出现的这些危机都是相互联系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譬如在辽东前线屡战屡败，在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前明军没有一次打败后金军。官僚腐败无能，不能早日平息边患，政府就要一直在辽事上花钱，粮饷要从百姓身上出，再加上西北地区从天启中叶起就连年大旱等天灾因素，农民在多重压力下被逼反。为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年间朝廷又增派剿饷，再度加重百姓负担。为抵御满清侵略，明朝名义上说要训练边兵，所以又加派练饷。辽饷、剿饷与练饷合称为“三饷”，明朝到最后民怨四起，与这三饷带来的重压密不可分。从万历后期到崇祯上吊前夕，一个肿瘤越长越大，几乎无法医治。 难道在此之前，举国上下就没有贤才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吗？ 其实是有的。万历头十年（1573年至1582年）就是为大明王朝延长寿命的中兴时期，这期间有一位内阁首辅力挽狂澜，使江河日下的明朝呈现短暂的辉煌。这位救时首辅就是著名改革家——张居正。 （图：公有领域） 明朝早在嘉靖年间就已呈颓势，“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论时政疏》），嘉靖死后，隆庆年间在高拱主持下有所改善，为后来张居正改革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隆庆帝临终时把年幼的皇子（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托孤给高拱和张居正，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后，“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焕然一新，财政收入增加，经济发展，边防稳固，中央集权加强，行政效率骤增。上至帝王朝廷，下至黎民百姓都看到了一线走向盛世的希望。 然而，仅在短短六十多年后，明朝就在1644年灭亡了。从国泰民安到亡国，万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间其实是晚明最关键的转折时期。笔者曾在第一期文章提及，万历和天启对明亡的影响更深，更符合亡国之君，他们给崇祯留下的是难以挽救的烂摊子，而崇祯的时代是无奈中加速灭亡的时代。 明亡的丧钟第一次响起，是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止张居正改革之际。万历这四十八年既精彩纷呈，亦令人扼腕；它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期，也是呈现近代化萌芽的时期；它有智慧而孤独的栋梁之才，有由夺情引发的血雨腥风，有长达三十年不上朝的奇懒皇帝，有恩将仇报的悲剧，有引发激烈党争的太子之争（“争国本”），有名扬天下且改变后世政坛的东林书院，有“疯子”入宫打人的荒唐大案，有抗日援朝的跨国战争，有影响后世数百年的戏曲巨匠，也有在东北边境被后金团灭的惨败。在此期间，中国与西方都在巨变，大明在利玛窦的牵线下与逐步近代化的欧洲文明进行了交流，然而中西的走向却大不相同。 （图：Adobe Stock） 为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明亡的历史，接下来将深入讲述万历年间的是非兴衰，往后再细讲天启、崇祯时，许多事会联系在一起。 而这些，需要从张居正的辉煌成就与功过，以及他与万历皇帝的恩怨情仇说起。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无论是开公司、上班、教育孩子还是处理人际关系，或许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学到许多经验和教训。 张居正在改革前先获得了关键的有利环境，即“铁三角”的稳固保障——皇帝、太后、大内。张居正是万历小皇帝的老师，两人不仅是君臣师生关系，而且情同父子。万历刚登基时年仅10岁，所以国家大事基本上都要由张居正管理，摄政的这十年是他将政治理想与才华付诸实践的好机会；此外，张居正也颇受李太后信任，也受到司礼监太监冯保支持。小万历和李太后是强大的后台，冯保是关系密切的同盟，这样一来，一个稳固的改革基础成功搭建完毕。 改革措施可以概括为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整顿吏治、边防新政。下面笔者结合生动的实例来讲他的改革是怎样进行的。 （图：Adobe Stock） 清丈土地 明朝中叶开始就出现了土地兼并隐漏的状况，许多地主隐瞒田地，长期以来逃了很多税，这就导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国家收入越来越少。 于是万历六年（1578年）开始，张居正下令丈量全国的土地，旨在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结果这一查可不得了，堪称增加财源的大收获：全国竟有多达300多万顷农田没交税！ 300多万顷相当于3亿多亩！对比明朝建国之初，《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六年耕地面积8.5亿亩；后来从弘治时期到万历初年的一百年间，全国交税的田地只有4亿亩。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一次大规模丈量田地，还会有多少地主继续逃税。单丈量田地这一项政策就给政府增加了巨额税收。 张居正说：“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可见清丈土地的重要性。该举措也为下一步措施，即推广一条鞭法铺路。   （图：Adobe Stock） 一条鞭法 这个一条鞭法其实不是由张居正最早开创的，它在嘉靖年间就已确立，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将其在全国范围推广。 不得不说，这一条鞭法实在太妙了，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当时工商业发展的时代需求，也更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近代化的标志当中，工业发展与市场经济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当时明朝能够把握机会将经济推向近代化，可能会与西方的步伐相差无几。 那么一条鞭法的措施究竟是什么呢？怎么跟工商业有关呢？ 要想更清晰地理解该项政策的意义，我们需先从当时的背景开始了解。 当时苛捐杂税繁琐，什么土地税、人头税、土产税等，不仅麻烦，而且贪官有中饱私囊的机会，导致一些百姓叫苦不迭。张居正早已意识到这点且时刻牵挂，说“惟是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为念。” 赋和役是分开的，赋就是民众向政府交实物、银钱，役指的是国家需要修筑国防工程、水利、交通、宫殿时让百姓提供免费劳力。 然而自明朝中期开始，手工业和商业明显呈现繁荣趋势，尤其江南地区，许多农民弃农从商，货币的流通也增加了。在赋税方面，与其向政府交实物，不如直接交银子。 （图：Adobe Stock） 张居正改革前，江南已局部实行征一法、鼠尾册、十段锦法、均平银、纲银法，都为张居正改革打下基础。譬如纲银法，化繁为简，以出钱代替劳役，正符合工商业繁荣的趋势。 在上述背景下，一条鞭法逐步扩大实施范围。简单来说，一条鞭法就是将田赋和各种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各种杂税合并到一起。原先交实物的，统一折合成银两，比如小麦、豆子、稻谷等农作物，都简化为货币。一旦简化并折合成银两，呈现在百姓面前的便是清晰的总数字，一年该交多少一目了然。总数公开透明，有些贪官就很难再中饱私囊或者任意摊派了。 赋役货币化后，国家不需要农民交那么多实物了，于是农民就要想办法增加货币收入。货币收入从哪来？把农产品投入市场，换成货币，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即为推动商业发展。 再有一点，农民和役户可以拿钱代役，政府将力役改为雇役，雇人代役。自此，徭役对农民的限制便有所削弱，农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别的事，比如身体不好的可以多些时间在家养病，弃农的可以从商，或者成为雇工，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能减轻百姓的负担。 另外，赋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不再经过粮长、里长，官府直接把赋役数目发给各家各户，各户交赋役时也是直接交给官府，避免里长和粮长在中间徇私舞弊。 总的来说，一条鞭法推广帮助大明缓和了经济危机，减轻了百姓负担，增加了政府收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治理水患 再有一项措施也帮助增加农田，那就是兴修水利。因为万历初年黄河常泛滥，故道泥沙沉积，入海口水流不畅，所以张居正采纳潘季训的建议，命令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抑制黄河泛滥，之后漕运更加畅通，多年的废地也恢复成了良田。   （图：Adobe Stock） 政治成效 以上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就。其实政治方面的变革更关键，因为一切政策要想落实，都离不开人事，用什么人、怎样整顿官场风气、如何提高办事效率、如何考核官员等。 而张居正在吏治方面做得相当漂亮，扭转了百年以来散漫、低效、敷衍的风气。上文提到过，《明史》有12字对他的政绩进行了概括，这12字概括得相当精准有力，即“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加强尊崇皇权，严格考核官吏，赏罚分明，号令统一，上面下达的政令，下面必须执行，后来即使是在万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实施。 （图：Adobe Stock） 不过，如果只是小吏犯法，依法惩处倒不是难事，关键是面对权贵犯法该怎么办。当时有个典型的例子，黔国公沐朝弼多次犯法，本来是应该逮捕的，但不少朝臣都觉得很为难，毕竟沐朝弼的爵位不一般，再者担心把他逼反。 沐朝弼仗著什么权势敢如此嚣张？原来，他们沐家的祖先沐英是太祖皇帝朱元璋身边的将军，曾被朱元璋收为义子，后被封为黔宁王。明成祖年间，沐英的儿子沐晟因军功被封为黔国公，从此他们家世世代代承袭这一爵位。 但张居正不打算放过沐朝弼，于是想出了一奇招——提拔重用沐朝弼的儿子在朝廷当官。沐朝弼听说这事后，哪里还敢起兵造反，毕竟谁愿意跟自己的儿子对立呢？朝廷不久后派人带他到京城，他一点都不敢反抗，后来就被软禁了。 从以上几点，想必不难看出张居正既有铁腕，又有智谋，真可谓上天赠予大明的救国英才、救时宰相。他还有一项开创之举——考成法，以及在边防上的成就，和独具特色却备受争议的用人之道也都值得关注。不过，在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期间难免会遭遇巨大阻力与批评，而他面对的困难其实是超乎想像的，甚至还包括明朝历史上最激烈的夺情争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