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州多市議會拒推行紫色垃圾桶計劃
2026 年 7 月 15 日
三十五年過去了，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國的禁忌話題，很多中國年輕人也不知道曾經發生過這樣的血腥鎮壓，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政治格局的轉捩點，也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氣候。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說，習近平上台後拋棄韜光養晦政策，西方國家逐漸認識到中共的真實面目，但是離開看穿中共還很遠。 六四改變了中國，至今陰影不散 1989年4月15號，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驟逝，成為民眾不滿改革緩慢、腐敗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劑。幾千名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並很快演變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國性民主運動。6月4號，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下令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大屠殺，鎮壓了這場民主運動。 六四被視為中國改革的重大轉折點：六四前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十年，中共高層存在三種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具有民主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陳云為代表的固守專制體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既想改革經濟體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殺除了對中國高層政治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打擊了人民的民主訴求。 林培瑞說：「更重要的一個後果是鎮壓了老百姓的（思維）變化，因為80年代學生能夠出來上街抗議，寫他們的文章，80年代是一種相對來說共產黨最開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後不再開放，一直到現在。有人說鄧小平的考慮是，用2,000個生命來換20年的穩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樣說，但是很清楚這是他鎮壓六四的一個政治考慮。」 1978到1989年期間，中國民間在反思文革的歷史傷痛，希望推動政治和經濟的現代化。但是六四強行把學生和市民要求推進政治改革和反腐敗的和平呼聲鎮壓下去，終止了前面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勢頭。 林培瑞當年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北京辦公室主任，他幫助中國異議人士方勵之夫婦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被中共列上黑名單。他認為鎮壓六四的影響不止20年，至今已經35年了，屠殺的陰影一直旋繞在中國人的頭上，而且很可能還會再發生，比如鎮壓法輪功和香港民主運動，肆意逮捕和拘押維吾爾人等等，雖然鎮壓行動在規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鎮壓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會動真格的。 六四改變了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後江澤民和胡錦濤主政的23年里，中國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這個無害的新興市場國家。但是，中國問題專家李偉東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指出，西方對中國六四後發展趨勢的一系列誤判，使中國替代蘇聯和之後的俄羅斯，成為自由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對手。因為西方國家沒有更嚴厲的制裁中國，讓中國在此後多年都確信：西方需要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合作和中國的巨大市場，不管中國國內人權問題有多糟糕，西方都不會太為難中國，因為六四屠殺他們都容忍了。 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兼講座教授的漢學家林培瑞說，當年美國和西方國家主要有兩種考慮，一是要跟共產黨保持一個基本關係，一起對抗蘇聯。二是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對中國的經濟抱有希望，以為鄧小平又要重新改革開放。 他說：「六四後鄧小平主張的是韜光養晦，把中國強勢的那一方面掩蓋起來，讓外國政府認為中國能改革，會潛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發展，我相信鄧小平是故意讓外國人那樣看。」 林培瑞說，六四後從1989一直到1994年，美國政界曾經把經濟和人權掛鉤，美國國會每年都討論是否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但是1994年以後，柯林頓總統決定把人權跟經濟脫鉤，影響到今天。 西方至今沒有看穿中國 習近平上台後，通過反腐和壓制異議人士穩固權力之後，公開改變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開始在全球主動出擊，讓西方逐漸認識到中共的真實意圖。 紐約時報刊登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評論文章，標題時《習近平，謝謝你》。文章用嘲諷地語氣說，習近平連任第三個任期被視為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歷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為西方不再對習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說，「這些希望不僅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戰爭變成了大規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鎮壓堪比蘇聯的古拉格。你的經濟『改革』相當於讓通常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重新成為主導者。」 林培瑞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說，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經希望中國潛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變，但是大約五六年前北京鎮壓維吾爾人之後，這個美夢破裂。同時，很多到中國去做生意的外國商人發現，中國學會了西方的科技之後，自己創辦公司，搞不公平競爭，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產黨的一些美國商人也開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說，西方社會離開徹底看穿中共還是有相當的距離。 他說：「美國政界商界裡頭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還是有那種天真的想法，覺得共產黨也是人，我們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舉個例子，最近關於要不要禁止TikTok的問題，很多好心的美國人說，TikTok是很多美國年輕老百姓很喜歡的東西，可以用它去發揮自己的看法，這是言論自由的一個工具，等等。他們看不到TikTok的具體作用，因為ByteDance是共產黨所有的，它的那些演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聞標題引到親共，而且在西方世界裡頭搗亂的那種所謂新聞節目。部分人看不到這個，這是很糟糕的事情……徹底看穿沒有？還有相當的距離。」 林培瑞警示，在某種程度上，共產黨對人類的危害甚至大於希特勒納粹。 他說：「希特勒的集中營是殺人，燒毀屍體，沒有別的能夠跟他作比較，這是壞到不能再壞的一個事件。但是你根據人數，多少人因為毛澤東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殺的人）多得多。大躍進大饑荒的原因是因為毛澤東的政策，毛澤東下命令怎麼種菜，等等，引發了世界上最大的饑荒，至少是3,000萬，有人說4,000萬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澤東干出來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數字去衡量這個問題，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壞多了。希特勒殺人是很殘酷的，但是毛澤東時代，包括習近平時代，殺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殘忍的。」 「中國夢」只能暫時掩蓋傷口，六四早晚會成為中共新的噩夢 中國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鎮壓以及在此之前長達50天的學生抗議活動稱為「政治風波」，把那場後來幾乎由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定性為「極少數人」「煽動的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習近平上台後，宣揚中國復興，年輕一代很多人沒有聽說過六四，也對六四不感興趣。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否成功地讓中國人擺脫了六四的噩夢？ 前六四學生領袖、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理事封從德封從德在舊金山參加六四35周年專題研討會後對美國之音說：「我們每年紀念六四，應該把（被）中共槍決的那些人高舉，把他們的像要刻出來，把他們的名字念出來，這些是我們最應該紀念的人，他們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會在制度和價值層面上成為中共新的噩夢。他說，習近平想跟毛澤東一樣控制人民的意識形態，但是現在的年輕人的知識範圍廣得多。網路之前的中國老百姓是孤立的個體，所有媒體是從上往下。有了網路以後，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來源是從下往上，現在的年輕人的視野比他們的前輩廣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時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說，目前中國民主進程倒退是習近平壓制的結果，表明上看似平靜，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的DNA，因此他對中國的民主前景並不悲觀。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今年是八九六四35周年。對現代中國來說，這個日子既是光榮的，也是黑暗的。「光榮」指的是，自中共全國建政後，乃至中國近代開埠以來，還沒有一場群眾的反抗運動像六四一樣，涉及範圍如此之廣，參與者如此之眾，特別在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天安門廣場，抗議當局的學生如此之多，反抗行動如此之堅定；「黑暗」指的是，與此同時，也從來沒有看到，號稱「人民」政權的中共，在這一天撕下了其偽裝，命令它的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創，釀成了屠殺事件，赤裸裸顯露出法西斯的本質，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35年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很短，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75年的歷史來算，已經相當長了，而如果放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則更長。當年參與六四抗議的大多數學生，如今都已過了知天命之年，從一個血氣方剛、指點江山的青春少年，變成了肩負家庭重責、為生活而奔波的父母。對一些人來說，也許沒有了當年的反抗意志，只想過平凡生活；對另一些人來說，當年改變中國的夢想仍然還在，並矢志不渝地追求。不管當時的參與者心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必須面對一個冷酷事實：中共政權並未如六四之後一段時期許多人預測的那樣，撐不過幾年，它至今看上去，仍然牢牢控制國家，似乎沒有垮台的跡象。一些人由此不看好中共會被反對它的力量打敗。 儘管如此，隨著中國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內部矛盾越來越尖銳，尤其是美中全面對抗的加劇，中共又到了一個危機的歷史時刻。這再次給了人們反抗的信心和勇氣，反對清零的白紙抗議運動就是一個代表。在很多人看來，別看當局全副武裝，張牙舞爪到極點，那不過是紙老虎，沒什麼可怕的；或者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只要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不斷加碼，中國經濟就好不了，經濟衰敗，國內民眾對未來的信心和士氣就將愈加低落，包括精英階層在內，對當局的不滿只會更加強烈，任何一個當局無法把控的不測事件都會導致政權內部分裂，從而推翻中共指日可待。 前一種看法有些太悲觀。中共確實藉著中國實力的增強，在統治人民、掌控政權方面，增加了很多工具，尤其在高科技監控人民這點上，已經做到爐火純青了。但要看到，正如中共自己經常強調的，決定政權是否垮台的根本，是人心向背，是否得到人民支持。如果一個政權，已經喪失了民心，縱使物質再強大和手段工具再先進，也是挽救不了衰敗的命運。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垮台是個大概率事情。 後一種看法又有些太樂觀。雖然中國目前遭遇到了很多困難，當局面臨著內憂外患局面，但中國是否崛起到頂，國際學界其實是有著爭議的。另外，中共手中掌控的資源和工具，在維護政權，打擊反對它的力量這點上，還是不能小覷。加之中國的規模和人口，以及當局在應對美國圍堵所激起的民族主義護身符，如果沒有內部民意的普遍覺醒並付諸於行動，把希望寄托在外部，以為中共真的像個稻草人，一戳就倒，也有點一廂情願。 事情或許在兩者之間，既不能太悲觀，也不能太樂觀，在從事針對中共的反對運動中，用得著中共常說的一句話，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也就是，在戰略上，有中共必被垮台的信心和信念，否則，反抗運動作為一項事業就沒有意義；但在具體的反抗運動的戰術和步驟上，要把中共作為一隻真老虎看待，正視它目前看似還很強大的事實，也正視中國目前複雜的現實以及反對運動相對還弱小的狀況，不能急於求成，要一步一步來，積小成多，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 當然，也需要看到，目前這種海內外聯動局面，在六四35年來，的確是一個從事反抗中共運動的好時機，甚至稱之為「天賜良機」也未嘗不可。就此而言，信心上樂觀一點也是有道理的。尤其對海外反對運動來說，必須抓住這個有利時機，開創出一種新的反對中共的局面。至於國內，鑒於當局鐵桶一般的維穩，使得有規模的反抗幾無可能，只能呈現為零散的、個體的抗爭，包括一些泄憤事件，從這個角度說，目前有利時機還不能轉化為現實可操作的反抗運動，所以暫時還不能寄以太大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六四可以給海外反對運動提供一個好的精神資源。 提煉六四精神用以動員大眾 在過去的35年，海內外對六四的反思和檢討，基本聚焦於當時運動的領導者策略運用得當與否的問題。反思者經常在以下問題上進行爭論：在強硬派願意談判的時候，是否應該見好就收；是否要把主要矛頭對準鄧小平；是否要聽從學生中激進聲音的主張，以及是否真的對中國國情有了解等，這些爭議當然都是必要的，理性的檢討有助於下一次大的社會運動來臨後，避免重蹈過去的失誤。但是，在對六四本身檢討的同時，如何將六四化為激勵人們抗爭的勇氣，化為反對中共的群眾運動的精神資源和符號，或許是當下海外反對運動在紀念六四，反思六四更要緊的課題。 中國社會包括黨內雖然對當局的不滿日漸增多，尤其對高居廟堂之上的最高領導人幾乎完全失去了信心，然而，基於各種考量，特別是人身和財產安全的考量，以及對當局殘酷鎮壓的恐懼，敢公開反抗的人還是少之又少，這不能怪大眾的利己主義，畢竟在一個專制社會，敢以身試法，挑戰專制政權，捨身取義的人在過去每個時代並不很多，更何況在今天所謂的新時代。在壓制異端和鎮壓反抗力量這點上，新時代是集過去各個專制舊時代之大成，早就將社會的維權力量和黨內的異議之聲撲殺掉了，並對社會進行無死角的監控，個體要去對抗一個組織化和體系化的專政怪獸，確如飛蛾撲火，代價太高。所以，無論是基於害怕還是理性的算計，一個原子化社會的絕大多數人，是不太可能把對政權的不滿和反抗的意志公開化為反抗的行動，充其量是把這種反抗局限在與政治無關的維權領域。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現實。 海外反對運動理應認識到這點，但這當然不是說，在這種現實面前，就只能徒呼奈何。海外反對運動可以做的是，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和工具，進行廣泛而持久的社會動員，積蓄力量，讓海內外民眾尤其對當局不滿的人意識到，造成中國百年危局的，正是這個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的政權，只要這個政權不回歸人類的普世價值，它存在一天，就會將你我帶入險境，想歲月靜好，不關心政治，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從而使人民打破對當權者的幻想，為大變局的到來做好思想乃至組織的準備。 簡言之，海外反對運動要做的事情，是在動員中讓人民認清中共的本質和新時代的荒誕性，六四在這方面是個很好的精神資源。因為中共對六四的屠殺最無情地顯示它的殘暴性和反人類性。有了第一次也許就有第二次，但是在對中共特別是現政權的認識上，並非很多人都有這種認識，不少人甚至認為，正因為有了中共對學生運動的戒嚴和開槍，才保得中國的穩定，從而有了之後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才坐二望一，成為敢和美國叫板的全球大國。這是屠殺之「功」。此種糊塗認識弱化了人們的反抗意識，助長了中共專政。海外反對運動必須對此撥亂反正，這就需要對六四的價值和精神，用簡單明了、直指人心，和富有感染性的話進行提煉，以作為動員海內外大眾的口號。 在筆者看來，六四是一場熱血學生真正為國家前途命運著想、反抗中共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體現了學生大無畏和可貴的對專制政權不服從、不合作的現代公民意識。中國的歷史如魯迅先生所說，是只有做穩了奴才和做奴才不得的兩種情形。做奴才而不得就造反，但造反是為趕走一個鳥皇帝自己做皇帝，因此中國的歷史是周而復始不斷循環，社會也就在這種循環中越來越精神萎頓。晚清和民國因為有民族的救亡存圖，在西學東漸、圖強變革之下，社會一度思想開化，各種主義流行，滌盪了舊時代的腐朽氣息。然而好景不長，在中共一統江山後，帶來了比過去更嚴酷的專制，直至六四學生運動的爆發。它是一個思想全新的反對運動，本來是可以把中國帶入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新時代，可惜被中共的屠殺扼殺了。 海外反對運動應該將六四反抗專制統治的公民不服從和不合作的精神揭櫫出來，讓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成為在心裡反抗當局的最響亮口號。這是一個播種的過程。 謹以此篇，紀念六四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當代中國，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恢復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真相，第一次已經引起中國歷史的大變革。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現在的中國，將面臨第二次大變革，這是超過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這將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 歷史發展有一種不可抗拒性，用人為辦法抵擋一種大趨勢，這種趨勢將更強烈。 決定人類歷史走向的兩種因素 在人類產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種變化只有一種因素起作用，這就是自然的力量。動物行為也是自然力量。人類歷史，則是由兩種力量起作用，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行為，是改變自然力方向的行為，一個人或一些人，特別是掌握巨大權力和影響力的個人，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改變人類歷史的走向。16世紀歐洲的新教革命，是馬丁·路德一個人發起的。締造美國的《五月花號公約》是一個人想出、41人簽名提出的。共產主義在19世紀的傳播，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兩人，鄧小平通過六四埋葬了共產主義。宮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會改變歷史的方向。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江青嫉妒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的無限風光密切相關。 人類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有一條根本的分界線，這就是理性可以發現自然規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計算的利益決定人的行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決定行為的方向。科學包含人類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類最深的情感。 在一國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緣政治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個人怕另一個人，這也是自然力量，而國家的軍力 、國家首腦人物的決策都是人為力量。 恢復歷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個國家歷史，如果有一個關係到全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當權者竭盡全力要掩蓋真相，正義就會受到壓制。正義的力量是一種自然力量，對正義長年累月的壓制，會使正義爆發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幾百萬人參加，規模巨大，歷時數十天，最後都以暴力鎮壓收場。在現代民主國家，出現這樣大規模的和平抗議運動，最後結果一般造成政府權力的更迭或個別當權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發生，但不會發生動用大規模的軍隊、機槍、坦克，屠殺數以千計的學生和市民這樣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殺的慘烈場面，通過電視傳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數國家政府的聲討和譴責，這是正義的力量，這一力量，是一種不可改變、不可動搖、不可抗拒的力量，導致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東歐許多國家共產黨政權的垮台、蘇聯大帝國的解體，正是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紀全球政治氣候根本性的改變，二十一世紀雖然有局部的戰爭和革命，但歷史的大方向已經改變，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慧的世紀。 天安門事件的三大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有三大組成部分，一是天安門學生運動，二是中南海宮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復歷史真相也有三點：一是要否定《人民日報》4·26社論，天安門學生運動不是動亂，而是幾百萬人參加的、空前規模的、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第二是恢復當時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個人怕另一個人，在發生衝突時，前一個人就會面臨失敗。這是一種無法改變的自然力量。鄧小平怕毛澤東，而趙紫陽怕鄧小平。趙紫陽是一個好總理，在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在5月16日前，曾經做了大量工作，趙紫陽提出「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鄧小平在北京戒嚴，都是正確的。但在5月16日這一天，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記憶，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懼怕，使趙紫陽放棄了自己應負的責任，他本來可以召開政治局會議、召開中央委員會臨時全會，可以作出其他選擇，但他與戈爾巴喬夫談話，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公開表示，學生不能撤離廣場，是因為最高決定者是鄧小平，而鄧小平不改變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談話，鮑彤多次打電話，要中央電台反覆廣播，這是向全中國人民反覆宣布的一件大事。趙紫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自己「本來」可以不向戈爾巴喬夫這樣說。趙紫陽因這一談話，被鄧小平趕下了台並遭受了長達15年的軟禁。在軟禁期間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中，用一章篇幅談及「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趙紫陽說：鄧小平「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拋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來源：張萬舒《六四事件全景實錄》，第67-68頁，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紫陽同志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關於小平同志的一段話是我在起草時主動加上去的。」鮑彤還說：「紫陽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講稿時沒有講這個意思。」鮑彤是起草人，最後講不講，完全由趙紫陽本人的決定。（來源：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6卷第229頁，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5月17日鄧小平自然成了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幾百萬人和全中國人民譴責的目標，使天安門學生更加不離開廣場。我起草5·17宣言，沒有害怕和危險的感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在趙紫陽去世後二十年、事隔幾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歷史真相一 一呈現出來。恢復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還包括要讓人們清楚地了解當時萬里、李鵬、喬石、胡啟立、楊尚昆、陳希同和反對戒嚴的幾位上將的作為。 恢復歷史真相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正義的陽光照遍中國大地，公開宣布六四是的一場對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的大屠殺，要把發生大屠殺的法律責任一 一查清，給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六四死難者家屬以關懷和賠償。 正義的陽光將照遍中國大地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至今歷時 35年，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之所以沒有恢復歷史真相，與六四後鄧小平在加強政治控制的同時，走「半資本主義」道路，大規模引進外國生產技術，中國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密切相關。 1789年後，法國大革命失敗的真相就擺在全法國、全世界面前，19世紀法國和西歐的政治氣候發生大變，爭取民主的聲音變得微小，這一點與1989年後的中國有相似之處。在 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的幾十年中，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下，法國在19世紀中期，在一個新的專制環境下實現了當時經濟的「現代化」，巴黎街道面貌就是在那個時代改變的。早期資本主義產生的兩級分化，使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在19世紀中葉開始抬頭，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也使保守主義、浪漫主義在西歐國家蔓延。狂妄愚蠢的路易·波拿巴，為當皇帝，把法蘭西共和國改變為法蘭西帝國，1870年普法戰爭失敗，才使法國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共和。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改變了20世紀的世界面貌，可以說，天安門學生運動，就是20世紀世界面貌變革的第一推動力。天安門事件改變了全世界的政治，但沒有改變中國，中國的當權者以為這樣的事情，三十年不講、不談，一代人過去，事情就過去了。在21世紀信息革命和人工智慧時代，當代人工智慧開拓者沃爾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提出了「人工智慧」的三大核心觀念，其中一點就是，人的價值在於歷史。在涉及全中國、全人類的重大歷史問題上，掩蓋歷史真相、讓人遺忘歷史，是不可能的。中國大地上沒有正義，就不可能建立法治，中國要成為人權得到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文明國家，第一要做的就是恢復六四真相，讓正義的陽光照遍中國大地。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最近有人問，「為什麼你們一定要記住六四？」三十五年過去了。已經成了歷史了。忘了吧。向前看了吧。 一個簡單的問題，卻有著許多答案。沒有任何一個答案是充分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夠。問題還留在半空中，尋求答案。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時候蔣捷連才17歲。今天，他仍然是17歲。他永遠17歲。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兒。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些逝去的亡靈，始終縈繞在劉曉波的心頭，直到曉波去世；亡靈們也將一直縈繞在我們心頭。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們不可能記住大多數他們的名字，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從來也不知道。但我們記住了他們作為人的舉動，我們也記住了自己始終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刺刀上閃爍的篝火，令人難忘；即使沒有親眼看見過的人，也不會忘記。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它讓我們看清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在那一刻，這個黨撕下了所有偽裝，毫不隱藏。沒有任何書籍、電影或者博物館，能夠讓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是最壞的中國，但也是最好的中國。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它是一場大屠殺——不僅是一場鎮壓；不是事故、不是事件或風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亂，不是一個模糊的記憶；不像今天中國的一個孩子所能夠想起的，一片空白。它不是別的，是一場大屠殺。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正如方勵之以他特有的睿智所言：那是他所知的唯一的國家武裝侵略本國的例子。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我們想知道那些殺人的士兵們，自己有什麼記憶。 在執行屠殺的命令之前，他們在北京的郊區被洗腦，以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們不知道他們頭腦中想過什麼。但是我們記得我們想知道。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丁子霖還活著。她87歲了。她走到哪兒，便衣警察跟到哪兒。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嗎？ 不是。為的是國家政權的安全。沒錯，一個擁有千億元GDP和兩百萬軍隊的政權，竟然害怕一個87歲老太太的傷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氣，而是她腦子裡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這是我們值得記住的。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要支持其他想要記住的人。我們單獨記憶，我們也共同記憶。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記住它，可以使我們成為更好的人，記憶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政客提到「利益」時，總是物質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樣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擁有一艘遊艇重要得多。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六四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歷史轉折點，朝著可怕的方向。我們不希望看到它把世界帶進深淵。但我們不知道，只好走著瞧。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種事兒只有通過記憶，才能在腦子裡存在。這種事兒難道能想像得出來嗎？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們記住。我們記住，對他們是莫大的安慰。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另外有些人非常願意看到我們遺忘。遺忘有利於他們維持政權。多麼卑鄙！我們要對抗專制，哪怕記住屠殺是我們對抗專制的唯一方法。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記憶能提醒我們中國政府撒謊的方式。他們說中國人民早就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暴亂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們進入天安門廣場。 為什麼？假如中國老百姓真的做出了所謂的「判斷」，那為什麼不讓人們進入廣場去譴責反革命分子？便衣密布，說明這個政權不相信自己的謊言。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人腦受到巨大衝擊之後，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開始恢復。哪怕我們下決心從明天開始遺忘，也肯定忘不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我在中國國內有四位參加過「六四」的親戚、前同事和朋友，他們沒有像來到海外的許多「六四」親歷者一樣的民運領袖風采，更沒有像郭飛雄（楊茂東）那樣在國內經歷諸多磨難仍保有不滅的政治志向。他們是在當年「六四」承受過打壓後迅速後退的一批人。在我眼裡，他們是平庸的。 校園裡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學特級教師，在教學和為人方面都頗有口碑。他沉默少語，僅憑他一臉正氣和嚴肅的表情，就足以讓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慣於吃喝玩樂者不是一類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個「秘密」： 1989年「六四」期間，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進入高潮之際，在南方的一個小城，幾名年輕中學教師在校內自發遊行慶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隨著學運被強力鎮壓，他們受到了嚴厲處理……有的被貶到邊遠小學，有的雖然留校，但今後不能晉級、升職。他們都要寫一份向黨檢討自己的材料，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憑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後，獲聘到一個發達城市的貴族學校，月入幾萬，後來房子有好幾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學校，再過兩年就要退休了。 每當我和姐夫談到中國社會弊端和變革的理念時，他都認同，只是表態不多。對於我經常在社會上揭露共產黨迫害人民的黑暗現實，他有時只是說「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當年對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為民請命的擔當。也許，他看到強權如此，自己無法與之抗爭，而將心志轉移到教書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體制下，所謂的教書育人又能對社會起什麼推動作用呢？當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過了涉及政治敏感話題的課程。 近幾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話，當談到海外自由資訊時，他都是默默地聽，從不表態。最後說：「謝謝」。 總而言之，姐夫是那種後來逃避政治的「六四」親歷者。 罵黨的貪官大哥 20年前我還是縣城機關的年輕幹部，後來因為受到政治迫害，被貶到基層。一位比我年長几歲的前同事在為我爭取待遇方面幫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時，已是一名中層領導幹部，我稱他為大哥。 早年共事時我們就相互信任，他願意跟我講心裡話，在我離開當地之前，我們一直有聯繫。 大哥也是「六四」親歷者。1989年，在廣州讀大學時，他是響應北京民運的學生之一。 他主管經濟，在當地有改革派官員之名，還有升職空間，但是，我知道他是個貪官。當地也曾流傳一些對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沒有人能動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裡喝茶，他居然問我：「兄弟，我的錢夠多了，以後這錢太多了怎麼辦好？」 那時我也很閉塞，不清楚如何轉移資產這些事。 我對貪官沒有負面想法，共產黨的錢，本來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讓這個政權垮吧！特別是大哥思想開明，起碼對我不像別人那種歧視，反而充滿同情和理解。 大哥經常私下罵共產黨，比如對那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發下來又不得不應付下。我從香港帶回的禁書，他也敢看，有關「文革」的歷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輪功真相的資料都敢看，還收藏了一本《九評共產黨》。 不過他說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響，他從來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說講出真相了。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產黨的天下里儘力撈錢。他還記得「六四」時的理想，只是已經放在一邊。可能人們會說這是精緻利已主義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好的體制，他的狀態就不會是這樣。那時，他的聰明才智同樣會使他獲得名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出國多年，和大哥沒有了任何聯繫，畢竟他是官場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監控比過去嚴重，所以我也不想給他添麻煩。但願他在習近平的內鬥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許，他內心的正義感和對共產黨惡魔的抵觸，能讓上天保佑他。 「國學」圈裡隱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間學者。 任先生來自北京，相貌堂堂，經常著一襲長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國學」圈子裡的名人，還是個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問他的真名實姓，他的名片上寫著姓任，據別人說這只是化名。 當時我已從體制出來，在南方某市的企業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個社區設有一家國學書院。也是因為緣份之故，不記得什麼時候起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講過他的過去，他說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經在長安街冒過危險的那批學生之一。因為「六四」問題的影響，以他的專業，本是進機關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為自由職業者。 任先生談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當年受到較大衝擊。他對於當前政治處於非常消沉和悲觀的狀態，也說過不願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國學」其實是變異的。我看到任先生的書院里有佛教居士捐贈的宗教類普及書籍，都有著中共意識形態和黨文化的印記，並不是真正敬重神靈。後來我發現他只是在這個圈子裡求得名利而已，「國學」是個幌子，就不知不覺和他疏遠了。 踲入空門的民主青年 最後一位我想介紹的，是「六四」後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實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稱他為德先生。 大約是在2008年，在城市裡一輛行走較長路程的公交車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見如故，而且談起時事話題很投契。和尚也能談政治，且在公共場合聲量大也沒有顧忌，確實令人大開眼界。不過當年在社會上，確實還沒有現在習時代這麼多隨機告密者。 德先生對我說，「六四」後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經被短暫抓過，女友先獲釋後去了國外，並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獲釋後不想離開中國。民主路斷，情緣已了，心灰意冷，於是踲入空門。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夢縈繞，所以每每有所抒發，其他僧人甚至戲稱他為「政治和尚」。 德先生說，「政治和尚」並不可惡，其實就是憂國憂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貪污淫亂的黨棍僧官們，德先生自認是清白的。但他說自己是行動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麼，說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長談。因為佛家講隨緣，他也不想留什麼聯繫，到站時揮揮手下車而去，僧袍飄飄。 回頭看看這四位與我有緣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點。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在中國的嚴酷政治環境下，經歷打壓後迅速自我掩蓋，沒有繼續對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踐行。但是相對於普通民眾，他們思想境界較高，還保有對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們，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難起而行和恆久堅持的。 也許，他們現在是平庸的人群，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在日後形勢急轉，當那些在國內一直飽經磨難而不屈的大志者們振臂一呼之時，他們也能夠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願如此！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上個世紀兩場發生在中國的運動，影響了整個世界。一場是發生在1978年的民主牆運動，一場是規模更大的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民主牆運動擴散到了台灣和莫斯科等全球多個國家，是共產主義左派意識形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共產主義陣營走下坡路的轉折點，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迅速垮台，走向了民主。 直到今天，國際國內的多數人，仍然在紀念這兩場扭轉人類命運的運動，特別是1989年轟動世界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特別是紀念在這場運動中犧牲的千千萬萬中國人。因為這些犧牲的先烈們代表著人類的良知，這種人類良知的表現，推動著人類的良性發展。 雖然在中共的高壓下，中國人民不敢表達對他們的崇敬和同情。雖然在利益的驅動下，很多西方政客也不敢公開表達對他們的崇敬和同情。但是在人們的內心裡，孰是孰非都像明鏡一樣清楚。即使那些參與和幫助了鎮壓的、被人們所痛恨的人，內心也很清楚什麼是人類共同的良知。 上個世紀末，有一次我在捷克參加哈維爾總統召開的人權民主大會。中間休息時我在那個教堂的巨大的衛生間，碰到了中國人民所痛恨的基辛格博士。一大群記者蜂擁而至，長槍短炮已經準備好了，想記錄我們兩個唇槍舌劍的爆炸性新聞。基辛格聲色俱厲地趕走了記者們，聲稱誰留在現場就把他告上法庭。 親自驅趕了記者之後，他回過頭來對著臉色不太好看得我說了一句話，也是小布希總統對我說的同樣的話：「我知道你想說什麼，請先聽我說說」。我只好耐心地聽他說。他表情嚴肅地說：「你們中國人的批評我全都理解，但我們是在不同的角度為中國的進步做工作。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 看到我擺出了辯論和斥責的表情，他趕快拉著我的手補充了「比如說促使毛澤東和鄧小平發展和美國的友好關係，從長遠來說有利於中國走向民主化。」等等一些說辭，讓我不好再打人家的臉。畢竟廁所也不是辯論的場所，哈維爾總統還等著我們進入會場呢。 的確，天安門大屠殺後老布希總統放了鄧小平一馬，減弱了以至於最後取消了對屠殺者的制裁，保護了美國大企業的利益。在柯林頓總統和小布希總統的時代，轉變為給中共最惠國待遇的綏靖政策，以至於現在美國兩黨政治家都在後悔，資助了一個美國的敵人。這些都是從基辛格的綏靖主義政策開始的。但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辯論，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明白。 但是這件事清楚地說明：人心裡都有一把尺子，不可能昧著良心欺騙自己。孰是孰非，自有公論，不是宣傳和詭辯能夠泯滅的。六四的英雄們和八九年的犧牲精神，是人們心目中永不磨滅的紀念。一些不明是非的愚昧民眾，跟隨共產黨的虛假宣傳，對一九八九年六四犧牲者和民主運動進行詆毀和誹謗，使得親者痛仇者快，是渾人和傻瓜行為。 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十四年。有些人說忘記過去吧，面向未來。但是我要說：忘記了過去，災難還會重複。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不配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遲早要被淘汰。中華民族能夠延續幾千年而生存下來，重視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是一大特點。 1989年中國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了，共產主義陣營卻因此而崩潰了。總結了過去的經驗和教訓，中國的民主化很快就會邁開其腳步。這是歷史的必然，剩下的就是早晚的事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熊焱，我是美國紐約州聯邦國會眾議員第十選區的民主党參選人，我有27的軍齡，33年前我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研究生，參加過那一次偉大的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 《那一晚，我不知道如何止血》作者：熊焱 「救護車！救護車！傷的年輕人血已流盡。那個晚上的記憶總是自動浮現，槍聲與獸行在北京的夜幕中，四百年未曾出現，五千年埋在石頭底下的人都冒出來看北京的屠殺看年輕人，看著流血的年輕人。祖國啊，那一晚，我不知道如何止血，到今天我的心，即使不是陰天也隱隱作痛。」 大屠殺嘛，政府開槍，動用政府軍屠殺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對我們的人生是影響多大。對一個個體的人是這樣，對一個民族何嘗不是這樣呢。 八九民運六四事件，爆發於1989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的示威抗議活動持續了近兩個月，波及全國。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國軍隊對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示威集會進行了武力清場。熊焱，八九學運北京高校學生領袖之一，當時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研究生。 熊焱1986年從湖南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生，研究西方法律哲學。 當時的北大呀，還是相當的寬鬆啊開放啊，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學有學生運動的傳統，所以我們進去以後，86年有一次，88年有一次，然後89年又是很大的一次。所以在那個時代，好像每個學生走上街頭，好像是件很光榮的事情。 哎呀這個是最感動人的，不是我一個人啊，幾十萬上百萬啊，市民學生群眾工人，包括中國的各界人士在天安門廣場，不是一個人啊，他們都在那裡哦。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學生們真誠純潔善良，想要為這個國家做點事，何況那個時候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差距，學生們社會各界，希望有一個政治體制的改革跟上來。 當時雖然中國是相對開放的，但是那些老的知識分子，還是不敢說話的，聽到北大三角地的廣播，天安門廣場的廣播，那些老知識分子戴眼鏡啊，激動地悄悄地握著我們的手（說），好啊，好啊，好啊，時機到啦，好啊，好啊，你們有希望啊，我們有希望啊，好幾個人都這樣對我說啊，那些老知識分子，這個忘不掉。我流眼淚，好啊，你們了不起啊，因為他們有幾十年的內心的積累嘛。碰上八九民運這一代年輕人無所畏懼走上街頭說要民主自由人權憲法改革開放，反官倒反腐敗，這是好事啊。 我們那是以火熱之心，以純凈之心要為國家做好事為社會做好事。但是我們年輕啊，我們並不知道事情的複雜性，而且群眾的學生的運動是不可控制的，雖然我是學生運動的發起者。但是到了中期後期，也並不見得我就能夠指揮啊，不能啊。 自5月13日起， 學生們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抗議，要求政府改變《四二六社論》中有關八九學運是「動亂」的定性。 5月14號第二天是戈爾巴喬夫（前蘇聯總書記）訪華，要從天安門廣場進去，學生們、臨時湊起的學生們，或者學生領袖代表一起開會，我們要不要撤出廣場。 在廣場上幾經爭吵好幾個小時，最後達成一致意見，我們學生應該讓出天安門廣場，讓戈爾巴喬夫正兒八經地從廣場進入，決策做出來。 絕食的同學躺在天安門廣場，把這個拿起來又睡倒、把那個拿起來又睡倒了，時間就拖到了天亮了，所以後面的報紙報道啊，學生們佔據天安門廣場啊，和事實是不相符合的，但是群眾運動誰能控制呢？群眾運動誰能夠知道真實的狀況呢？ 5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等官員與11位學生代表進行了面對面對話，李鵬要求學生終止絕食抗議，學生要求政府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的、不是動亂。熊焱在現場向李鵬提出了問題。 熊焱與李鵬對話：「這樣一場運動，不管政府方面及其其它方面是否承認它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但是歷史會承認它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但是為什麼同學們特別地需要政府方面及有關方面承認呢？我想大家都是表達這樣一個願望，想看一看我們的政府到底還是不是我們自己的政府。」 光榮，說不光榮是假的，同時但也是表示哎呀畢竟死了那麼多人，我們也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回過頭來說是不是還可以把那場運動做得更好呢？比如說對話的時候繼續對話和政府的溝通加強。1989年的民主運動是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當然市民參加啊都參加，但是中國的主體的精英知識分子並沒有真的出來，他們有經驗，他們有些智慧啊。在89民主運動對話的時候，要是能夠更多地傾聽來自知識分子的聲音啊，某些政府部門官員的聲音啊，和其他和我們對話的這個人的聲音，如果稍微多聽一聽，可能可以改變一點方向。雖然我知道歷史複雜，不可能按我們想像地去（發展），但是至少我們可以有這個努力嘛。第二呢介入了黨內高層的紛爭，我也不具體了，或者以趙紫陽為首的這一派和鄧小平為首的這一派，他們有黨內的糾紛，這個我們學生是不知道的，所以學生被夾在中間。最後呢？沒有一個真的健康的理性的有強大的力量，出來引導這個學運，學生你能做什麼。除了火熱的心、純潔的心想要做點貢獻以外，他沒有力量啊。當然你能責怪誰？歷史可以責怪誰呢？不能責怪誰啊。 5月20日，中國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從五大軍區調動兵力開赴北京。6月3 日，李鵬會見軍隊和北京市領導人，會議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必須果斷採取強硬措施扭轉局勢。6月3日夜間至6月4日凌晨，軍隊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武力清場，被稱為「六四事件」 。 我還真抬過屍體。所以這件事情對我還是有些影響的。抬過屍體的時候我們那個時候是年輕的學生，不會知道止血，看到他流血，把他抬到自行車上進到醫院。雖然不是我們殺死他的，但是我們那個負疚感是有的，那樣的鏡頭其實是忘不掉。我們把他抬到自行車上，他失去了平衡。中途還從自行車上掉下來過，掉到地上，那個我現在我回憶不就痛苦嗎，又抬上去。到了兒童醫院以後，醫院裡好多屍體躺在平地上啊。 本來我當時6月3號晚上，我正在北京大學，我是不要去天安門廣場的，但是我和我的幾個朋友一定要去啊，過了木樨地還要往廣場前進啊，還要匍匐前進啊。我們希望被打死，在那個時刻。我們希望「嘣」把我自己打死。在那個時候人們已經沒有恐懼感了。 六四是個悲劇，是個民族的悲劇、人類的悲劇，要避免那樣的悲劇，那是我們這一輩子應該做的事情，包括人類的、其它國家的、世界的。 6月4日，熊焱跟他的導師張宏生通了電話，原定過兩天進行碩士論文答辯。 那是6月4號，我在長安街，我就給我導師打電話。我說張老師張老師啊，我知道我的論文答辯是6月6號啊，但是現在我就在這裡啊，天安門廣場啊，我估計回不去答辯了。 老師是個老教授對我很好，他說不要答辯了不要答辯了，你的論文是寫得最好的。不過他也講，哎呀不是說叫你們不要去嘛。老教授很好啊。 大概到了90年好幾個月了，我就因為在監獄裡頭，後來我就給張老師寫信，我說我要翻譯一本什麼樣的書，過了好幾個禮拜以後沒有收到他的書，是通過另一個老師進來的。因為我老提到張老師，他（監審員）說，我說你和你老師關係這麼好嗎？我說對呀很好啊，他不知是為什麼有意無意透露了一點，他說你的導師已經去世了。我當時就哭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怎麼去世的。直到我後來出獄以後，1991年1月24出獄，後來我就知道了，是6月13的通緝令在電視上。然後我的導師70多了嘛，他的兒子告訴他說，爸爸，你的學生熊焱出現在電視上被通緝了，大概半小時以後，他就摔倒在地上就去世了。所以後來，哎呀當然我就很難受嘛。 熊焱1989年6月14日在內蒙古自治區被捕，隨後在秦城監獄坐牢19個月。 當時不害怕其實有好多考量。第一我們自始至終還真的沒有做什麼壞事，只是用言辭表達我們的政治觀點，而且我在表達的時候還相當理性。第二，年輕啊，看過好多英雄的人物啊。第三我是學法律的，最多判我3、5年嘛，沒有什麼很壞的後果啊。 苦了家裡的人。剛剛提到我剛剛結婚的妻子，他們是不知道我們在裡頭怎麼樣，他們的擔心是具體的，我母親也不知道啊，就這孩子哪去了？半年沒有消息死了沒有啊。因為據說是半年以後他們才知道我們關在哪裡，他們的擔憂是一天一天的。 大概是90年，我媽媽去坐長沙的火車去北京，旁邊坐著一個相當很有氣質的高級知識分子形象的人，正在看一本讀者文摘，其中提到毛主席的那個秘書陳伯達在秦城監獄的生活。他說您去哪裡啊。我媽媽說我要去北京。他說你去北京做什麼。她說我去看兒子。那你兒子在那裡做什麼？我媽媽不說話，媽媽指著秦城那個字，那個人立刻就明白了，肅然起敬啊對我媽媽。這個是我媽媽給我講的故事，所以說我媽媽雖然擔驚、雖然受怕，但是實際整個社會對我媽媽非常尊敬，當地的人對我媽媽尊敬啊。 熊焱：「這個照片是我1991年1月24走出了北京的秦城監獄。當時的心態就不一般，我說留個紀念，就到了當時北京頤和園旁邊的一個照相館拍下了這樣一張照片。」 我們那個時代，就算我們出獄以後，整個社會都關心我們、關懷我們、也暗中幫助我們，是那個社會的氣氛。再講一個有趣的事，這可以說了啊30年過去了，我出來以後沒有證件，也沒有身份證，都沒有。其中有一個同學，可以說了啊，他說我哥哥是公安局的副局長，可以給你弄個身份證，還真的幫我弄了一個身份證化了一個名，我才有意無意到了深圳，後來就到了美國，意思就是說那個社會相當寬鬆，令人懷念和留戀，所以我希望我們中國社會都會向前邁進，讓人們有自由，有新生活有健康的生活，向前走嘛。 熊焱1992年6月經香港抵達美國，先後攻讀英美文學和神學，1994年加入美國陸軍，2003年成為隨軍牧師，2009年獲得戈登康維爾神學院神學教牧博士學位。 我是最沒有想要來美國的人。 我來美國是太對了，太對了，用基督徒的話說認識了上帝耶穌基督，使我們的生活、思想、訓練、精神、世界觀、價值觀全改變了。 熊焱：「美國陸軍准尉軍官學校，我是這個學校歷史上第一任牧師，這是當時一個合照，那些軍官啊，那些教官啊，我在這裡。」 熊焱的母親也是基督徒，未能為母親禱告一次成為熊焱人生的一大遺憾。 我覺得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是我媽媽。我媽媽是一個非常親切的人，親切好到什麼程度？我記得我上中學的時候初中吧，我媽媽還給我洗臉呢，哈哈，我媽媽是個非常親切的人。我媽媽是個民主作風人士。但是遺憾的是，的確她躺在病床上我沒給她梳梳頭啊，給她洗個腳啊，為她禱告一次啊。 我媽媽2015年，她從三月份開始病危到去世的七月份一直是躺在病床上的，但是現在有手機啊，人們朋友們時不時給我發個母親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你說我不看？是我媽。你說我看了，看了我久久不能平靜，所以那種痛苦是很痛苦的。哎呀，據說我媽媽躺在病床上快要去世的時候，人們總是說這是你的兒子熊焱回來了，我媽媽的眼睛就睜得稍微大一點。 一個女牧師年紀比我大一點，她就問到一個問題。她說你媽媽躺在病床上，她疼不疼啊。那一句話使我立刻淚奔，因為我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所以我就不知道當一個年老的八十歲的人躺在床上，三五個月不能動，或者說要去世的前奏，她在肉體上的疼痛是個什麼狀況。 2015年7月，熊焱母親病逝於湖南，當時熊焱在Fort Bliss美軍駐地。 我哥哥來了一個簡訊，母親去世，我們等著排隊吃飯嘛，立刻一秒鐘，我這個心就亂了，還說吃飯嗎？立刻就不行了，我就回到我的辦公室給我的上司打電話。哎呀，我媽媽去世了，他們立刻來幫我禱告啊安慰啊。此後，這件事情對我影響很大，以後任何時候只要我去排隊等什麼吃飯什麼。哎呀我媽媽去世的那個鏡頭就來了，這是第一個影響這個揮之不去，好多次好多次，現在還是這樣。所以母親去世以後那就很痛苦啊。 熊焱曾多次試圖回中國探望病危的母親，但被中國政府拒絕入境。 中國有一個文化叫做臨終關懷嘛，也不留下遺憾嘛。但是後來我的基督教的思想蓋過了我這個普通的情感，就是真的我們的永遠相見的好地方in Heaven（在天堂），這個也是 從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因為畢竟I will see you in heaven（我會在天堂與你相見）。這個是我們真正的思想和情感。 我1992年來到美國，立刻就拿到了綠卡。當時我們的思想只有一個，學好本事包括學好英文，回到中國，繼續民主政治改革開放、繼續民主政治、社會活動，只有一個思想就是拚命地讀書啊，拚命地學習啊等等。10年之內沒有想要加入美國籍，都是想著如何要回到中國大陸去。甚至我還加入了美國陸軍，這是當時有一個思想。學好本事學好軍事，還要回到中國大陸，說不定哪一天還能用得上軍事的思想軍事的經驗。 一件事情改變了我，911。從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世界發生了質變，軍事發生了變化。國家需要打仗，需要前線的牧師，所以我就說如果不成為美國公民，我就當不了軍官，我就去不了戰場，幾經猶豫我加入了美國籍。加入了美國籍以後，我的思想發生了另一個變化。我現在是美國公民了，你說我再回中國搞革命好像也不合適了吧。那麼我就要好好為美國服役，要好好來為世界和平做貢獻。但是放下了中國的事情沒有呢？沒有啊，無論是研究、寫作，包括研究軍事、政治、各種都是為中國的民主改革變形做準備。 熊焱：「希望你們幸福啊，能投票的時候投我一票。」 20年前，熊焱以紐約牧師身份奔赴伊拉克戰場，2022年以少校軍銜退役後回到紐約決定參選國會議員。 我為什麼要出來參選？我是個基督教牧師，是不是，我希望進到國會山，能把上帝的價值觀、聖經的價值觀能夠影響立法者嘛。 第二，中國，不管他經濟如何發達、如何發展，物質面貌如何改變，但是始終存在一個問題，國家的權力過大，把社會的力量壓制，所以按我們過去的政治學的觀點，一旦國家出了問題，整個社會就崩潰，社會沒有一種穩定的健康的真實的力量來接管政權崩潰時候的動亂，哇，14億人民怎麼了得啊。 那麼在那種危難到來的時候，如果我是國會議員在歷史的許多關鍵時刻，在歷史的動蕩時刻都是美利堅人民、美國政府做出良好的表率、榜樣，來維持世界的秩序。那麼如果我是一個國會議員在中國需要幫助的時候，我講的中國人民大眾啊，他們真需要外援的時候，我不可以起良好的作用嗎？ 還有一個呢？現實的問題。新冠帶來的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紐約地鐵啊、公共汽車站啊、街道啊，天天發生爆炸的、槍殺的，人們說我們不敢坐火車了，我們不敢坐地鐵了。這也不是美國夢。美國夢一定是一個族群和睦團結的夢。華人要強大要健康要提升，還要向不同的族群伸出友愛之手啊。我願意來做這個工作，和其他人一道。 2022年4月熊焱獲得美國國會第十選區眾議員參選人資格，他將角逐8月23日的初選。 和我們過去所關注的中國人權民運事業是不是連在一起的？當然是連在一起的。在某種意義上說，600萬華裔在美國的命運都賴於一個中國和美國的和平的關係，這個是現實啊，我們設想一下，假如說美國和中國因為什麼原因發生了摩擦、衝突、甚至武裝的衝突。我們這600萬華裔何以自處、我們往哪裡放？雖然我們不希望美國和中國有這樣的不和平的關係，但是誰知道呢？所以這600萬華人來到美國以後，他們是要忠於美國、要維護美國的價值，只要美國強大世界就有和平的可能。因此，我們要極力維護美國的健康的發展，不能走下坡路。 2022年1月王丹發起在紐約籌建六四紀念館。2月，熊焱捲入一場 「反對建六四紀念館」的輿論風波，起因於他受邀參加了一個華人社團於2月16日在紐約法拉盛一家酒店舉辦的座談會，該會議邀請函寫的是「呼籲社區團結、反對族群分裂」。 我說，反對六四於我來說是不對的，那個人（研討會發起人）也很開通，好對，那我們就開一個座談會，不提反對建六四紀念館，呼籲呼社區團結，新冠時期反對族群分裂座談會，座談會就是討論嘛，研討會，給我發了邀請信，還給我發了邀請函，2月16我們就去了，到了以後，那個大的餐館裡頭赫然寫著，呼籲社區團結、反對族群分裂、反對什麼？反對在紐約建六四紀念館。 首先這個大標題的出現是我們不知道的，不是我們做的標語，也不知道他要掛上去啊，邀請函上沒有說這句話啊，講好了的。發現以後怎麼辦呢？當然也是沒有經驗，但是我們想過三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就是撕棋盤，講笑話，摔個桌子、翻個板凳、高聲大喊一聲就走了嘛。但是整個事情這麼說要動員僑團來支持我，是這麼個大前提來的。第三，研討，但是上去以後沒講話啊。他說哎呀我們錯過了餐館時間，照片就出去了，當然也是我們沒有經驗，我也沒有在意有這麼大的（標語）。後來還在解釋詮釋，一個照片是不能解釋東西的，那裡沒有我說的一句話呀。當然，你要允許人們罵娘啊。 我們和王丹本身就不是一伙人。不是講他人不好，他也不錯，上次他媽媽去世我還流眼淚了，我在烏克蘭他還說你要小心啊，人歸人嘛。但是他乾的活我們不參加，這個是我們圈子裡的人知道，還不用說我現在要參選國會議員，你這明明給我下套。這個和否認六四有關係嗎？和否認八九民運青春歲月有關係嗎？ 我們和王丹雖然都是從天安門出來的，而且是從北大出來的。但我們走都可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道路。美國軍隊有紀律，要求我們不要和外國政府有任何的經濟上的往來，是不是，紀律決定的，所以我就一直在軍隊里服役，剩下的業餘的時間就是自己獨立地搞點民主政治、參與點中國的變革啊、寫點文章啊，但是實際我這個人不在他們這個群落裡頭，所以我屬於獨立大隊。 他們的一切的組織活動，我都沒有參加過，只是有一次，六四Nancy Pelosi, the Madam Speaker（議長女士南希·佩洛西）邀請我們去的時候，頭面人物都要到場啊。 我不參加（王丹的活動）絲毫不是說89年我忘了，我忘了嗎？六四的那些慘相我忘了嗎？中國未來的民主的變革、人們的福祉我會忘嗎？世界的和平我會忘嗎？人類的福祉我會忘嗎？那是我一脈相承的思想，我可能更努力。 六四的很多重大活動我都參加過，我2009年回到香港，在維多利亞公園25萬人，我是唯一的一個離開中國17年以後，回到香港的學生領袖，發表了八分鐘的演說。 熊焱：「擦乾死難者家屬們傷心的淚水，撫慰他們慘痛的傷痕。」 25周年的時候國會邀請我們見證、禱告我也參加了的。我不參加你王丹的事情，那我就是背叛了六四了？我現在的使命，我要更對得起我媽，我才來競選國會議員，我要更對得起那些死去的人，我才來當選國會議員，我要更對得起中國的未來，我才來當選國會議員。 一個聯邦國會議員的侯選人，美國的選舉，它會高度關注。一方面不允許有任何人對我侵害和傷害，另一個它也保護不失腳啊，不失腳、不能違背美國法律。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要合規合矩、中規中矩啊，還有比這個更嚴格了沒有？還有比這個更清楚了沒有？ 2022年3月16日，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書披露，來自中國的特務試圖破壞熊焱的國會議員競選。 司法部的文件公布了以後，我是最後一個知道的，但是你說生活當中有沒有蛛絲馬跡呢？有。十一月底的某一天，我和朋友約好開車去印第安納見朋友，凌晨三點，正好在我開出來的那一秒鐘一輛車開進我的parking lot（停車場）。哎，我說咋回事呢？凌晨三點呢，他是不是下夜班呀怎麼，就沒有多想，總之就是很奇怪嘛，太巧了嘛，一秒之間，然後他看到我開出去，他就退回來就停在我房子的旁邊，我就經過他的旁邊，我就想看看，那個人低著頭，那件事情我就記住了，後來我還寫在我的日記裡頭。 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3月9日，熊焱奔赴烏克蘭戰場，為和平祈禱。 我到了那裡後，我就真的感覺到兒童時候我背的唐詩啊，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個時候是春天啊，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四句詩還有，立刻變成活生生的場景，深深地進入我的心靈世界。烏克蘭人民在戰爭的陰影的籠罩之下，他們國破山河在。其中有一個故事，有一個年輕人在教堂的旁邊彈吉他，我去的時候三月份，烏克蘭還是天氣比較清冷的，那個吉他的聲音，我雖然記不得是什麼曲子，清冷、幽怨、低沉。結論是和平好啊，不打仗好啊，國與國之間和睦團結好啊，一旦國破何以自處。 在某種意義上說1989年這場運動過去以後，大浪淘沙。把我這一代人淹沒。很多人鼓勵我，熊焱啊，你是僅存的碩果。你要對得起死去的亡靈，你要對得起你的母親，你要對得起中國的未來，你要在美國的政壇上佔一席之地。為世界的和平做貢獻，為人類的未來做貢獻，為2000萬華人做貢獻，將來若有機會還要為中國的未來貢獻。 現在我今年57，中國生活了28年，在美國生活了30年，我現在晚上做夢，基本上99%都是中國大陸的儲藏的信息和記憶出來。所以中國，你怎麼能夠忘記呢？ 我有一個極好的家庭，上帝賜我7個孩子，我給他們的取名叫北斗七星。 我不是有兩次婚姻嗎？我過去20年和我前妻結婚，我每篇文章都有前妻的影子在裡頭。美國陸軍的生活使我們的婚姻生活極其的艱難。因為我們每2年都要流動一次，我在美國流動了17次，當我的孩子們要上初中高中的時候，他們不能流動，所以帶來很多生活的困難。這是為什麼總司令說，我們感謝那些陣亡的將士，我們還感謝那些現在服役的將士，因為他們做出的犧牲是別人不知道的，包括家庭的犧牲。 葉落歸根的這個概念我已經沒有了，我死了以後，我如果願意的話，我就埋在這個旁邊的阿靈頓國家公墓。 初衷不改，理想更加明天，雖然頭髮漸稀，理想不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6月4號是中國民間認定的國殤日，中共認定的敏感日，這天凌晨，朋友圈會以帖髮蠟燭圖案的形式祭奠1989年6月4號被中共軍隊屠殺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青年學生。有網友發帖說：這個日子成了某些人的忌日，成了某些人的心病，成了某些人惡夢，他們千方百計封鎖了幾十年，隻字也不敢讓人們知道，但是歷史不會忘記，歷史不能掩蓋，歷史不容篡改，別以為沒有人記得，從來不需要想起，因為永遠不會忘記。 那年，一群朝氣蓬勃，熱血沸騰的年輕人，他們有夢想，有志向，有擔當，他們無懼邪惡，無懼艱險，無懼犧牲，他們在那一年為了嚮往自由，追求正義，獻出了鮮紅的熱血，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獻出了無悔的青春，他們雖然倒下了，但他們的精神激勵著無數的有心人。網友@孤鶩獨翔2022發帖說：三十多年了，天國的你想必依舊娉婷翩然， 原諒我的怯懦，明天我不敢為你吶喊，今夜就讓我用你留在人間的火種點上紅燭，燭淚是對光明最崇高的祭奠。 如果說當年廣場上的年輕人最大的訴求是反腐敗反官倒，對民主的建制與內涵還缺乏清晰的認識，那麼經歷三十三年的社會變遷，旁觀或親歷過那場運的一代人以及他們的晚輩對政治改革有了更成熟的認知思考與更具體的訴求。本周，上海部分企業家和投資人發表的一封公開信在朋友圈傳播並獲得廣泛共鳴，公開信作者從中國當下經濟社會現實的角度發出，呼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現代政治文明接軌。公開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上海及全國各界同胞：在長達兩個多月的封城時間裡，我們部分居住在上海相鄰地段的企業主和投資人不得不暫停工作，研判時局，初步達成一些共識。可嘆我們這幾個稍有所成的創業者和投資人，雖坐擁滬上及全國數千億人民幣投資規模，僱傭員工數百萬，卻舉步維艱，為了填飽家人肚子，忍辱加入高價團購接龍大軍，期間屢受街道、居委、警署及不明身份人士逼迫強制隔離、上門消殺諸般威脅，不菲房產根本無法成為我們家人的庇護所……感謝上海這屆政府，讓我們徹底清醒過來，乃至覺醒起來，我們不再甘為待宰肥羔羊，「解封」在即，我們將不得不接受經濟規律為我們做出的命運抉擇：躺平清零！復工不復產！喜迎二十大！ 外部環境四面楚歌，內部政府信用坍塌，「解封」之日即外資離境之日、內資外逃之日，隨即大規模的企業破產重組、清算將擊破民眾對經濟復甦的最後一絲幻想。「內循環」？「韭菜」已被割了數茬，「法治」淪為「人治」，經濟被政治綁架，數百萬「新冠」畢業生將不得不融入失業人潮，社會動蕩不可避免，何談「內循環」！ 經濟規律作用於所有企業家與創業者群體，甚至所有民眾。而我們因應即將來臨的經濟危機，忍痛向社會公布我們部分企業家和投資人集體商議後作出的如下舉措，並期待社會能有所共鳴：裁撤冗餘部門，精簡業務；變賣不良資產，準備進入「冰川期」；未來數年不準備或無能力吸收「新冠」畢業生；鼓勵現有員工主動降薪，共克時艱；拓展海外市場，為他日國內經濟重建存續生機。 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在「半封建半自由」所謂市場經濟中努力成長起來的，有著充分自主意識，熱望公平競爭，我們期盼公民社會，人民應拿回公民權利，重建國家秩序。為此，我們期盼二十大能為我們帶來如下春風：政治體制改革刻不容緩，給經濟發展解除政治束縛；嚴厲懲處疫情防控期間違法亂紀、罔顧民意的各級政府和基層官員，以挽回政府形象，重建政府信用；平反冤假錯案，如「任志強案」、「孫大午案」等，追回蒙冤企業家損失；釋放平反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他們是民族脊樑、國之瑰寶；釋放平反疫情期間為民發聲或捍衛個人權益而遭受政治、司法迫害的公民，嚴懲僭權濫抓濫捕的執法、司法人員，整肅公檢法隊伍，去其政治化，挽回民心；確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尤其應確立私人住宅為永久產權（家庭最後的庇護所）；還權於民，重新制憲，開放黨禁報禁，消除特權階層，取消戶籍、政審等封建制度和其他一切違反人類道德良知的不合理制度。我們內心憤懣，本欲斷臂求生，「長痛不如短痛」，但念及同胞生計，不罷工罷市，不大規模裁員；作出如上保全舉措，已是萬般無奈之策。國家一日不改革，政府信用一日無可重塑，自由市場一日不得指望，我們將永無寧日！ 全國各地的企業家和投資人，如果您認同我們的舉措，支持我們的主張，請在各種可以發聲的社交媒體表明您的態度，我們翹首以待！我們也期待全國高校學人、社會各界精英和廣大工商業人士，共同聲援我們的舉措和主張，同聲共氣，守望相助！ （全文轉自法廣）
1989年北京天安門「六四」事件33周年之際，當年的遇難者家屬群體再次要求共產黨當局，儘快公平、公正地解決「六四」問題。這讓人不禁要問：在中共執政下，「六四」問題究竟能否得到公正解決？ 「我認為這根本不可能。當局沒有朝著正確的方向走，沒有一點進行反思的可能性。沒有反思怎麼可能解決（問題）呢？」這是「六四」事件親歷者，「六四」後一度被關進北京秦城監獄的四川異議人士陳衛。 當年曾在北京理工大學就讀的陳衛周四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近些年來每逢「六四」這個敏感時期，當局都會嚴格控制相關人士的行動自由，並且始終堅持對這起事件的定性。這讓他看不到共產黨當局對「六四」屠殺的絲毫悔意。 「天安門母親」：矢志不渝！ 不過，對於幾百名「六四」事件遇難者的母親群體來說，堅持向政府追責看上去不只是個義務，更是個責任。「天安門母親」群體周三發表祭文說，33年來，「六四」遇難者家屬中已有64人相繼離世，但他們始終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提出「真相、賠償、問責」這三項訴求，要求通過法律程序與政府對話，以解決「六四慘案」的相關問題。文中說，為了尋求公平正義，他們仍將堅定地走下去。 曾多次探望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成員的中國人民大學退休教授、社會學者周孝正表示，儘管他認為中共當局絕不可能公正解決「六四」事件，他仍然非常支持和讚賞這些難屬幾十年來的不懈努力：「即便不能實現，他們也要提出訴求，這叫『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些『天安門母親』為此努力當然是對的，用中國的一句老話來說，就是『盡人事，聽天命』。」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周四晚間還撥打了多名身在中國的「六四」事件親歷者、人權活動人士和維權律師的電話，但猶如歷年一樣，在「敏感時期」他們的電話大多無人接聽。 「六四」定性為何始終未變？ 回顧中國政府歷年來對「六四」事件的定性，不難看出當局的態度似乎沒有任何改變。 早在「六四」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就通過決議指出，「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 在2007年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大事記》中，當局將「六四」事件形容為「戒嚴部隊實行清場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平息了這場「反革命暴亂」。 在2019年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中，當局將「八九民運」形容為一場政治風波，並指出平息這場暴亂捍衛了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繼續前進。 北京時政評論人士華頗說，比起前些年傾向於「冷處理」公開悼念「六四」事件的人來說，中共近年來對這樣的公民行動表現得更加冷酷無情：「以前如果有人要紀念六四，當局也就是把人控制住，時間一過就不了了之了，因為怕把這件事越炒越大……。但最近這些年，如果有人要紀念此事，立馬就會被採取司法措施，被起訴、被判刑等等。」 華頗還說，正因如此，他同樣認為中共不可能為「六四」事件翻案。 海外民運堅持紀念「六四」 三年前適逢「六四」事件30周年之際，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英國廣播公司(BBC)、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等多家外媒的記者，曾在北京街頭詢問路人對「六四」事件的了解程度。受訪者大多表示一無所知，還有些人甚至一聽到這個問題就立刻跑開。輿論普遍認為，這反映出在當局長期壓制對「六四」事件討論的情況下，大多數中國人對此已經無法表達鮮明的態度。 但這無法阻擋人們在海外繼續紀念「六四」事件的決心。今年6月3日下午，眾多海外民運人士籌備的「六四紀念館」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辦「六四」特別展覽開幕式；當晚，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還將在華盛頓舉辦「六四」燭光悼念晚會。6月4日上午，各界人士將在華人聚居區馬里蘭州羅克維爾(Rockville)舉行以「六四」事件為主題的紀念集會；當天下午，全美學自聯等組織還將在中國駐美大使館前舉辦「六四」事件33周年紀念活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