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6月19日，韓國總統尹錫悅在主持召開「2024年低生育老齡社會委員會會議」上正式宣布韓國進入「人口緊急狀態」。尹錫悅強調，如果不扭轉低生育老齡化趨勢，韓國的人口最終可能會滅絕。尹錫悅表示，將在全國範圍內啟動運營應對體系，直至低生育率問題得到解決為止。 網路圖片 韓國統計廳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韓國總和生育率只有0.72，全球墊底。生育率如此之低，難怪尹錫悅擔心韓國的人口最終可能會滅絕。 但在過去，韓國曾擔心生育率過高而實行節育政策。1960年代初，韓國生育率超過5，並且韓國的人口密度相當於中國的三倍以上，於是韓國政府在1961年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隨著韓國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經濟起飛，韓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總和生育率降到1.6。 在90年代前半葉，韓國出現了是否應該繼續實行人口控制的爭論。支持人口政策調整的一方認為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將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而放寬人口政策不會造成人口膨脹。反對調整人口政策的一方則認為，考慮到韓國有限的自然資源和極高的人口密度，仍應堅持人口控制政策。否則，生育率就會回升，計劃生育工作多年的成果將蕩然無存。 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政府於1995年成立了由專家和高層官員組成的人口政策審議委員會進行研究，根據該委員會大量的討論、聽證和研究，韓國政府於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變，將人口政策重點從人口數量控制轉移到人口質量和福利上來，防止生育水平進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調整後，韓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升反降，2002-2004年下降到1.2左右。極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韓國朝野的極大憂慮，不得不於2005年5月通過並實施了《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化基本法》，並成立直屬於總統的「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委員會」，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鼓勵生育政策實施後，韓國生育率短暫回升，從2006年的1.10回升到2012年的1.26；但從2013年起，生育率又逐年下降，2018年下降到0.98，首次跌破1；2023年創下0.72的新低。 韓國鼓勵生育失敗，至少有如下原因： 一是韓國出台鼓勵生育政策的時間太遲。韓國生育率在1983年下降至2.06低於更替水平時，就應該停止節育政策。然而，韓國到1990年代中葉才開始調整人口政策，同時，受到前期節育政策的慣性影響，90年代人口政策調整風格偏保守，側重強調提高生育質量，未強調鼓勵生育。2002-2004年韓國生育率下降到1.2左右，2005年才出台鼓勵生育政策，此時韓國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難再回升。 二是韓國鼓勵生育的力度不如歐洲國家。根據OECD數據，2019年韓國用於鼓勵生育等方面的家庭福利開支僅佔GDP的1.56%，而法國、德國、瑞典、丹麥等歐洲國家的家庭福利開支均佔GDP的3%以上。 三是韓國的生育成本過高，尤其是房價過高。在2023年之前的5年內，韓國房價整體漲了80%，首爾房價一度達到每平方米15萬元人民幣，僅次於中國香港，居全球第二。 四是韓國存在嚴重的教育內卷，韓國家長拚命「雞娃」，教育負擔過重，拖累了生育率。 五是韓國出台的政策未能營造性別平等的社會環境，女性難以實現工作和家庭平衡。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2022年韓國的性別工資差距達到31.48%，在OECD國家中，韓國的性別工資差距最大。 六是韓國人的工作時間過長，從而抑制生育行為、減少育兒時間。根據OECD數據，2022年，韓國勞動者年平均工作時間達到1901小時，而歐盟國家的勞動者年平均工作時間為1571小時。 中國和韓國都是東亞國家，在傳統上也都屬於儒家文化圈。中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的時間比韓國遲十年左右，但限制生育的政策措施比韓國更嚴厲。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計劃生育的全面推行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生育率呈不斷下降的趨勢。2022年，中國的生育率下降到1.05，相當於韓國2017年的生育率。 中國目前已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還遠不及韓國鼓勵生育的力度，因此並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中國如果不出台大力支持生育的政策，那麼未來幾年的生育率很可能會跌到韓國現在的生育率水平。事實上，根據上海市衛健委發布的數據，2023年上海戶籍人口生育率只有0.6，比韓國更低。 嚴重少子化不但會加重社會養老負擔，也會削弱國家的創新力和拖累經濟發展。更嚴重的是，生育率長期遠低於更替水平，最終結果是人口消亡。要提升中國的生育率，我們建議儘快出台如下政策措施： 一、現金補貼。給予每個一孩每月補貼1000元，給予每個二孩每月補貼2000元，給予每個三孩及以上每月補貼3000元，直至孩子年滿16歲或18歲。 二、個稅和社保減免。對於二孩家庭，實行個人所得稅和社保減半，三孩以上家庭個人的所得稅和社保全免（對於特別富裕的家庭，可以設定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 三、購房補貼。具體方式可以通過按揭利息返還進行補貼。比如說補貼二孩家庭的房貸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貸利息可全部補貼（不超過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 四、增建託兒所。由於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高，當今中國很多夫妻都是雙職工，而且現在很難找到接受未滿三歲孩子的托兒服務，因此，許多雙職工家庭擔心孩子生下來沒人帶，這是抑制雙職工家庭生育意願的一個重要因素。要解決這種問題，很多發達國家的經驗就是大力建設託兒所。根據OECD數據，2022年法國3歲以下小孩入托率達到57.9%。但在中國，托兒服務嚴重缺乏。國家衛健委2021年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僅為5.5%左右，供給和需求缺口還比較大。我們建議把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牽頭興建至少十萬個幼托中心。 以上生育支持措施的財政支出，估計會佔GDP的2%-5%。中國的生育率在人口一千萬以上的國家中是倒數第二，比嚴重少子化的日本更低，所以有必要推出大力度的生育支持政策。如果現在出台大力補貼生育的政策，把生育補貼發給育兒家庭，可以有多項好處。因為這些育兒家庭普遍是缺錢的，可以增加各種消費，如果能夠通過貸款買房的話更可以刺激房地產。生育多個小孩的家庭，雖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生育補貼和教育資源，但以後會貢獻遠大得多的稅收，供政府用於撫養其他家庭的老人並提升社會整體的進步。因此，對於國家和社會，生育和撫養小孩是最好的投資，是對未來人力資源的投入，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繞樑說
看到一則新聞，著實小小地噫吁嚱了一下。 上海新發布的2023年總和生育率0.6。相比之下，近年一直被認為是世界生育率最低的韓國，2023年生育率0.72，就被驚呼「世界最低」。考慮到韓國事實上有一半的人口聚居在與上海人口差不多的首爾京畿地區，上海新統計錄得的0.6應該刷新了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大都市紀錄。 網路圖片 生育率降低是一個全球現象。即使在被認為是生育率高企的非洲，近年來也面臨生育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人類作為地球生物物種之一，自然的生育率水平是長達百萬年的叢林演化平衡的結果。但是，現代醫學的昌明打破了自然的平衡。拜現代醫學所賜，嬰兒死亡率和出生後夭折率相比之前都極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平均壽命的不斷提高，人口與環境資源的平衡被打破，人口呈現出加速增長的趨勢。這也就是1952年在印度孟買成立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IPPF）的背景。中國1983年加入該組織。 在IPPF試圖通過呼籲和倡導有計劃的生育節制來緩解世界人口加速增長趨勢的同時，全球性的人類生育意願確實也呈現出降低趨勢。 不過，與其說是像IPPF這樣的組織在不遺餘力地宣揚和倡導生育節制產生了影響，毋寧說是現代生活方式降低了人類的生育意願。 「二戰」結束後，人類社會才算是進入現代。現代生活方式的特點是就是聚居在大都市，娛樂方式豐富而多元，生養子女的成本越來越高。這裡講的「成本」可不僅僅是經濟成本，更主要指的是心理成本。因為生養子女而導致的職場損失，性和愛情機會損失，娛樂和社交受到限制，更換生活方式變得異常艱難。這些都是都市生活中生養子女要付出的心理成本：職場期待、社交期待、娛樂期待、愛情與性期待都將大幅降低。 都市化的現代生活伴隨生育率下降的還包括初婚年齡的不斷延後。像上海發布去年統計的生育率數據，同時也報告了初婚統計數據，上海平均初婚年齡為31.66歲，相當於本科畢業後差不多十年才步入婚姻。 下圖是山田昌弘《新型格差社會》書中引的一張圖。圖中標出了1980～2020年各國的生育率曲線，從上到下依次是法國、美國、泰國、芬蘭、德國、日本、韓國。 網路圖片 從圖中不難看出，從1990年開始，各國的生育率就普遍降低到維持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2.0）以下，近年以來，多國更是降低到1.5，韓國更是降低到1.0以下。 雖然世界各國都面臨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東亞社會尤為嚴重。日本、韓國的生育率低於美國和歐洲。不僅日、韓如此、台灣、香港地區、澳門地區、新加坡也與此類似。 網路圖片 東亞國家和地區，除了北朝鮮沒有數據可以比較，所謂的儒家文化圈都呈現出相比世界水平更明顯和嚴重的生育率下降。 東亞社會之所以普遍錄得比歐美更明顯和嚴重的生育率下降，普遍的看法是東亞社會的文化高度重視子女教育，導致生養孩子的成本的高企程度相比歐美更甚。東亞社會的特點是人口密度大，資源或優質相對稀缺，重視子女教育的結果就導致生養孩子對人們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更大程度的限制和下降。對很多東亞夫婦來講，生養孩子意味著自己人生將付出巨大的犧牲。 相對而言，日本反而是東亞相對來說生育率最高的國家地區。下面是中日兩國1990～2022年總和生育率的對比圖。由於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相比日本要晚至少30年，1990年中國在嚴格實行計劃生育的情況下，總和生育率都遠高於日本（2.51:1.54），高出62.9%。 網路圖片 中國社會的總和生育率拐點發生在2016年，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的生育率數據斷崖式下降。有趣的是，2015年中國政府開放二胎政策發布，結果第二年開始生育率就斷崖式下降。2020年是另一個拐點，中國社會的生育率開始比日本更低，2022年中國生育率數據明顯低於日本（1.07:1.26），比日本低15.1%。 2016年生育率的拐點很難用前述現代都市生活方式和東亞教育內捲來解釋，它具有中國社會的特異性。低工資、低福利、高房價、高教育成本、高醫療成本的「兩低三高」民生政策最終反映在生育率數據上。 2016年前後，90後年輕人開始進入婚育期。前輩80後一代的高離婚率，高槓桿房貸、高強度教育內卷給90後的新一代做出了警醒示範。伴隨生育率的斷崖式下降，近十多年的結婚率也在絲滑地一路「滑翔」沖底。 網路圖片 上海不過是三重因素的最大程度疊加：現代都市生活方式、東亞式教育內卷、中國式「兩低三高」，0.6的總和生育率就是這樣煉就的。 噫吁嚱，危乎低哉！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唐師三百手
關於生育率的熱搜，似乎幾天就會爆一條。生育率的話題，愈發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一個恆定熱點，和今年突破20%的青年失業率，共同組成當下年輕人表達情緒的賽博交響。 媒體學者痛心疾首，不停明知故問為什麼年輕人生育意願下降。 接著繼續用時代的話語，覆蓋個體的困境，在輿論場完成一場意料之中的自我嘲諷。 生育率的暴跌，其實反映的是這一代年輕人成長中，社會預期調節的失敗。那些過高的、過低的，都是不曾被清楚呈現的事實。 首先，學歷教育以隱含的體力勞動鄙視，無限吹高受教育者的職業預期。 既造成校園學習和實際工作的技能脫節，也帶來大批將就不了的藍領崗位。高考口號里的飛黃騰達並未到來，幸福美滿的傳統人生理想，就此被虛無主義消解，不婚不育未必自由，但至少砸碎枷鎖。 再者，這代年輕人的青春期里，咖啡館和高鐵上動輒上億的電話不曾停歇，遍地的烈火烹油，濺的人直迷眼睛。 而近來感受到的，過去房產債務擴張和傳導帶來的切身痛感，顯然算是某種上下文呼應。 周期和突變的到來，儘管措手不及但也無能為力，資本和崗位被裁剪，一直穩定增長的預期，落得被暴錘的下場。未來信心的受挫和降低中，生育率只是最直接的反映。 其次，被無限踩低的女性生育成本預期，過去尚且能在隱忍和賢惠的儒家婦德中，得到圓融的貼合。 而女權意識漸強的今天，女性收回曾經默然付出的補貼，生育的收支終於完整納入家庭的公賬。 拉高的成本既攤平不到社會，也帶不來足夠顯著的收益，生育這一事項，已然變成人生市場里的垃圾股。 歷史上多生孩子多條路的粗糙生育觀，和經濟發展培育出的精緻生活觀，必然無法兼容也不應該兼容。為何要將自己的匱乏和焦慮傳導給一個新的生命，成為最真誠的群體心聲。 數據是難以得到矯飾的東西，斬釘截鐵的符號里，或許才能有最大聲的表達和最凝鍊的問題。 這篇文章的寫作衝動，來自於前幾天再次看到，某些人口研究者的生育責任綁架論。 我常常在思考，為什麼他們總喜歡用很正的、很大義的、很歷史的東西，試圖鈍化個體當下的切膚的感受？ 為什麼一些本能的、未經建構的，對資本式盤剝的反感，會被視為成吃不了苦和不負責任的利己主義？ 如果年輕人的退場，就會帶來世界的崩塌，那麼這脆弱的架構為什麼能夠建立起來？用人口兜底產能，用數量篩選創新，這種已然成為過去的狡猾，才是應當儘早退場的東西。 只談社會責任，不談社會承擔，高處的視角不曾照向人的角落，目的和手段被輕易顛倒融化進宏大，那麼生育的傳單必然只會得到一句「關我屁事」。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唐一水）
網上流傳一張圖，看後的感覺只能用「恐怖」來形容。 如圖所示。這是一張成都某區公辦幼兒園網報未滿一覽表。 網路圖片 其中，排在第一的幼兒園，計劃招生人數為175人，報名人數為36人。排名第二的計劃招生125人，報名人數26人。餘下的更加慘不忍睹，好幾家幼兒園報名人數為0——這不叫斷崖式下跌，叫直接清零了。 由於跌幅太多誇張，有人懷疑這張圖表的真實性。 我認為更大的可能性是，它只是一種階段性統計，目前報名尚且結束，甚至剛剛開始，最終的統計結果，肯定不會是這樣。 但無論如何，由於出生人口逐年減少，幼兒園已經出現關門潮，是事實。今年年初，《中國新聞周刊》就推出了相關報道。 我認為報道中的關門潮還只是預演，高潮尚未到來。看數據，2017年，出生人口為1700多萬，到了2022年，降到了956萬。2023年，有人估計只有800萬，降到1929年的水平，相比五六年前直接腰斬還不止。 山東在2003年立下到2022年實現人口零增長的目標，恭喜，提前實現了。 2003年4月的一份報紙 人口出生暴跌，會帶來系列連鎖反應。這根傳導鏈條，比很多人想像的要更長。 網路圖片 幼兒園倒閉、幼師失業只是這根鏈條的第一環——此前報道，某地某幼兒園關門後直接轉型燒烤店，幼師賣起了燒烤。可能很快，這樣的事情就不具備報道價值了。 幼兒園之後，中小學呢？大學呢？ 今年大學畢業生超千萬，而如果人口出生數下降的勢頭不能得到遏制，再過幾年，也許把所有孩子填進大學，還會出現近一半的缺口。 母嬰店呢？童裝玩具行業呢？培訓機構……呢？ 當然，很多人最關心的是，房子呢? 所有這一切，撐得住嗎？ 我們可以來看一看韓國的情況。 2022年，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中，韓國排名第一。中國排名第五。 韓國生育率已經連續第五年低於1。按照悲觀預期，韓國總和生育率恐將在2025年降至0.61。而一個國家，總和生育率達到2.1以上，才能保證世代更替水平。 也就是說，考慮到夭折等風險因素，一對夫婦要平均生育2個以上的孩子，才能保證總人口水平不至於下降。預計到2070年，韓總人口或將從5100多萬人減少到3766萬。 因低生育率導致學齡人口減少，截至2020年，韓國遭廢棄空置的中小學校累計達到1400多所。 在高考報名人數已經低於大學招生人數的現實下，近5年，韓國地方大學已有20多個專業全部消失。2023年的招生中，報考人數為0的專業激增至26個。 今年，至少有55所韓國地方大學將面臨倒閉危機。韓國媒體用凄美的句子寫道，「這場倒閉潮將由南到北，和櫻花開放的花期同步。」 與之相對應的是韓國的房價暴跌。 在首爾江南區，一套面積僅25平方米的公寓，售價曾高達32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676萬元）。但現在只要23.5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231萬元），降了8.5億韓元（約合人民幣443.6萬元）。 在附近其它高級住宅區，甚至還有公寓降價超過1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521.9萬元），價格驟降30%-40%，成交量更是暴跌70%。 著急的開發商，甚至開始房送賓士，送香奈兒包包，送金條，仍然無濟於事。 韓國房價暴跌雖然是多重因素促成的，但人口下降無疑是其中致命的一擊。 韓國的學校倒閉潮與房價下跌潮，可能為我們提供了預演——我們的房價下跌已經開始了，有人說我們的樓市是秘不發喪，但大家都能感受到其間的寒氣。 而學校呢？ 這幾年師範類專業大幅擴招，等他們畢業時，面對的又是一番怎樣的光景？ 我一直認為，時下很多大學所開設的專業為早該被市場淘汰的垃圾專業，純屬誤人子弟，浪費教育經費與他人青春。今天，他們還能通過強行搭售等方式將考生塞入這樣的專業，再過幾年，像韓國一樣，當越來越多的專業報考為0的時候，又當如何？ 人口下降，多米諾骨牌效應將次第展開，你準備好了嗎？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常識流通處）
梁建章先生有些焦慮。身為攜程集團的聯合創始人和董事局主席，這些年，他更多以人口學家的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今年的情況讓他覺得有些糟糕，「生育問題比日本還要嚴重了」。 他的焦慮來自一組數據。2023年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22年人口數據，他「有點震驚」——截止2022年年末，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末減少了85萬人，這是中國人口近61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有人將2022年稱之為「人口下降元年」。這一年的新生人口是956萬，僅有2016年的一半。現在的年輕人好像都不生孩子了？ 他預料到了人口負增長，但沒想到來得如此之快。從2007年去斯坦福大學念經濟學博士開始，他就把人口和創新作為他研究的首要問題，「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對於人口問題的認知，都有各自的盲區」，在新書《人口戰略》中，梁建章說，「很多經濟學家雖然明白人口萎縮的危害，但並不清楚人口的數據；很多人口學家雖然知道中國的人口數據，但是並不認為人口萎縮是個壞事」。更讓他感到焦慮的是，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口政策是一個敏感話題，缺乏討論」。他相信自己的多重身份可以提供獨特的視角，也認為做學術和做企業一樣，都是在為社會提供「創造性的解決方案」。 他有兩個微博賬號,一個是「攜程梁建章」，有25.6萬粉絲，不常更新；另一個是「梁建章-關注人口問題」，有83萬粉絲，保持穩定的更新頻率，每隔幾天，他都要發表文章，有時是提出一些政策建議，有時發一些數據分析，或者隔空與一些專家、網友「打個嘴仗」，然後再闢謠一些對他言論的「杜撰」。 他不遺餘力地「催生」，提出的建議有時顯得過於激進，這時常為他招致批評，但這些似乎不會挫傷他表達的熱情。這是他少有的超過1小時的訪談，因為此時此刻，他愈發察覺到發出警示的重要性。 我們和他聊了聊，人口負增長究竟意味著什麼？年輕人為什麼不生孩子了？女性的生育與職場困境該如何解決？以及，一個人口學家如何理解不育的個人選擇？ 以下，是《人物》與梁建章的對話： 人口負增長的警示 人物：2022年中國的出生人口數量只有956萬，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你看到這組數據的時候，是什麼反應？ 梁建章：有點震驚。雖然這麼多年，我對人口的預測是有預期的，二胎政策放開到現在，人口出生數量從1800多萬下降到現在的1000萬以下，這條曲線在預料之中。但是回頭看，也不過就六七年的時間，短時間內下降幾乎減半，並且是在和平繁榮的階段，即使是我也是有些震驚。日本之前也出現過出生人口的下降，但是沒有短期下降這麼快。 人物：從人口學家的角度來說，人口出現負增長對一個國家來說意味著什麼？在公眾的討論中，你認為哪些內容或危機是被大眾忽略掉的？ 梁建章：現實層面上，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了，老人的福利是靠年輕人提供的，如果兩個人都是來自獨生子女家庭，家裡四個老人，贍養負擔很重，你根本照顧不過來，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也會帶來生活水平的下降。 但很多人還沒能理解的事情是，人口的下降不僅僅是勞動力的問題，也是創新和綜合競爭力的問題。 大部分人只關注人口總量，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口總量也只是略微下降，總量的略微下降掩蓋了新出生人口的劇烈下降。馬上可以看到的是，可能有一半的小學、幼兒園，招不到學生了。更大的影響是，二十年以後勞動力會減半，各方面的需求也會減半，無論任何一個行業都會受到影響。需求減半了之後，國家的競爭力與創新力的影響就不止是減半。如果整個社會創新力不強，那麼社會財富在全球的餅裡面就會分得更少。 人口本身會帶來規模效應，四個人比兩個人更強，人多的時候是規模正效應，會有更多的人可以合作，市場規模越大，就能分攤更多的成本。如果四個人減到兩個人，規模效應減掉的不止是一半。這對未來中國的創新力，二十年以後是巨大的影響。 人物：你在新書《人口戰略》中預判，按照中國目前的低生育率，低預測的情形下預測，我們的人口優勢將在100年內喪失殆盡。這種預測的原理是什麼？如果這種情況真的會出現，又意味著什麼？ 梁建章：這是基於生育率的預測，而生育率的預測要考慮到背後的成因，目前中國導致低生育率的證據還在加強。 現在中國影響生育的最高的成本是教育、房價以及社會福利。我們預測中的高預測、中預測與低預測的不同點其實是基於對未來生育福利的預測。中國房價高，短期內無法解決，福利也比其他國家小，教育的內卷程度目前只有韓國能比。目前韓國的生育率低於1，一對夫婦平均生不到一個孩子，中國現在的生育率為1.1，但韓國現在在生育福利上不斷投入，有可能會回升一點，未來中國的生育率很可能會接近於韓國。 人口優勢會在100年內喪失很好理解。100年是四代人，2022年中國出生了956萬人，如果人的平均年齡是80歲，以減半的速度下降的話，一代人是四百多萬，兩代人的話再減半，新出生人口可能只有兩三百萬人。中國現在的人口總數是14億，兩代人是1/4，三代人是1/8，以此類推，這就意味著一百年以後，總人口可能還有四五億，但人口的（衰減）趨勢一定是奔著2億人去的。 奈及利亞現在只有2億人口，但由於奈及利亞的出生率是中國的5倍以上，按照這種趨勢，在十年之內，奈及利亞的出生人口就會超過中國。而按照育媧人口的預測報告，如果沒有出台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的政策，中國人口到2050年將減少到11.7億，2100年中國人口將降到4.79億，佔世界比例將從現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89%。 這也就意味著，中國的人口大國地位會成為一種歷史。這不是危言聳聽，現在中國一對夫婦平均生1.1個小孩，這已經低於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的1.5的生育率的警戒線。而北京、上海的生育率甚至只有更替水平的1/3，這是非常不樂觀的。如果沒有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出台，那人口大國的地位肯定會不保。 人物：你的書里有一個辭彙，生育率下滑慣性。這會導致什麼？ 梁建章：它有一定惡性循環的作用，如果這個社會都習慣了沒有小孩或者只生一個小孩，那對多孩家庭就不會那麼友好。房子只造小戶型，酒店也不會提供很多家庭的房間。 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生孩子了？ 人物：你也會拿日本的數據與中國對比，但其實房價也好，教育也好，在日本同樣也是非常高成本的。為什麼中國這樣的情況會讓你更擔憂？ 梁建章：房價要跟相對應的收入一起來看，日本的房價除了東京的黃金地段，其實沒有那麼貴。雖然東京的房價跟中國的一線城市差不多，但比不上深圳、上海、北京。其他城市的房價比中國還是便宜一些，尤其在對應他們的收入之後。日本的教育比歐美卷，但是沒有中國那麼卷，日本小學生的習慣培養也要比中國好，你在日本可以看到小學生們背著小書包獨立地上學，獨立地做家務，養得很精細化。現在日本鼓勵生育的政策也比以前更積極，福利也更好。以往日本都被認為是最壞的榜樣，事實上我們的問題要比日本嚴重得多。 雖然日本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結婚不生育，但他們的家庭如果有小孩，一般都是兩個以上，平均生育數量是1.3—1.4，韓國是0.8，中國在兩者之間，中國的大城市比韓國更差。未來中國的年輕人還是會往大城市彙集，行為也會更接近於大城市，情況是要比日本差很多的。當我們的生育友好程度能夠趕得上日本，進一步需要向北歐國家看齊，那才有可能避免像日本經濟出現的狀況和問題。 人物：你如何看待中國的生育環境？在中國，一對夫妻養育一個子女，平均要花費的成本是多少？ 梁建章：中國生育成本幾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更客觀的計算方式是用生育成本減去福利除以人均GDP，北歐國家得出的結果是兩三倍，中國和韓國要六七倍，這也就意味著要花六七年的收入才能養得起一個孩子。當前中國撫養一個孩子的總成本平均是50萬，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平均生育成本已經接近每個孩子100萬。生育成本直接影響生育率，所以中國民眾的生育意願和生育率幾乎是世界最低的。 人物：你是否觀察過中國的生育率地圖？我們觀察到，中國的一線城市和東北三省的生育率只有0.7-0.9，北京出生率全國最低。從區域上看，北京低生育率的原因與東北不盡相同。生育率與哪些因素呈正相關？ 梁建章：東北的城市化率高，整體的經濟不是太好，收入比較低。這對年輕人來說，壓力會大，因為年輕人承擔了新的產業與新的就業機會（的功能），這部分增量缺失之後，經濟發展就更停滯，年輕人流失得也多。這些年輕人中的大部分流出路徑是去一線城市，在新的城市，他們作為外來的年輕人，生活成本與購房壓力是很大的。 這麼來看，雖然東北房價和生活成本與一線城市比起來沒那麼貴，但經濟不景氣，人口流失，留下的人收入也不好，撫養孩子的壓力也大，生育率就比較低。這其實是一個自反饋。 能跟東北對比的是廣東，廣東經濟很好，年輕人機會也多，雖然也有深圳這樣的高房價，但整個廣東地區的生育率還是要比其他地方好。 人物：你的影響生育率的三大要素里還提到了教育。雞娃是中國特色嗎？ 梁建章：雞娃不是一個壞事，說明家長對孩子的教育重視，但如果引導去無效地考試，那就是壞事。教育這些年確實卷得越來越厲害。教育的時間也是越來越長，現在碩士已經變成以前的大學文憑。所以我覺得最根本的問題是高考的問題，一個學生在中學期間至少是用兩年的時間去複習應付中考和高考，而現在的信息化程度本身就提供了工具，許多知識是未必一定要他們記憶的。另外，讓一個孩子十幾歲就完成了對人的選拔，教育效率很低，所以高考相關的體制需要改。 精英女性不生育對社會的影響 人物：你好像很少提及一些情感因素。比如一些年輕人選擇不生育或少生育可能是因為成長中的創傷、對未來的期望落空等等原因。很多年輕人會覺得好像生活在一個龐大又難以喘息的「機器」里，因此喪失生育的意願。對此，你怎麼看？ 梁建章：這應該是全世界的大勢所趨了。隨著女性越來越獨立，她們不一定會選擇傳統的結婚的這條道路。我覺得也不可能有太多的辦法，不可能回到女性不獨立、靠結婚才能生活的狀態。 單身女性要生孩子更不容易，一個人養家的壓力比兩個人養家壓力更大。如果養孩子沒有成本，大家一定會覺得養孩子比養貓養狗要更有成就感，這是人性本能。單身女性整體教育水平其實是社會中的精英，她們如果不生孩子的話，不管是質量還是數量，對社會都是很大的一個負面影響。 人物：所以你把這個問題歸結為女性受教育後的生育意願降低，而這個困境是無法避免的。 梁建章：對，傳統家庭肯定會越來越少的，非傳統家庭會越來越多。我們這個社會能做的，只能是為她們提供各種福利，降低養育成本。這也要牽涉到非傳統家庭的小孩社會認同與法律問題。如果福利跟上去，同時採取輔助生育、精子庫等手段，社會上也逐步認可，滿足單身生育的意願，那對生育率是有幫助的。 人物：還有許多女性不生育或者少生育，是覺得生育會壓縮她們在職場的競爭力。在中國更廣泛的就業環境里，育齡女性依然會在就業市場遭到隱秘的歧視。如果鼓勵這些受到良好教育且有工作能力的女性生育，她們又該如何平衡職場困境？ 梁建章：女性的確時間的緊迫感與壓力都很大，孩子的照顧、升學考試的任務也壓在她們身上。原來可能20歲就能工作，現在碩士畢業就到了25歲，留給她們職業發展和組織家庭的時間非常短，她們要同時兼顧，到35歲之前只有10年的窗口期。這是個大問題，所以我建議高考改革，縮短學制。 從更長的周期來看，女性的職業生涯並不一定比男性的機會成本高，現在的工作主要靠腦力，而不是體力，女性的壽命又更長，生兩個小孩可能影響兩年，但從整個職業生涯來說，職業生涯的時間並不會比男性短。 那企業要在這段時間儘可能地幫女性提供更好的環境。如果這個時間段里連續生兩三個，也會有規模效應，撫養兩三個小孩的成本與一個小孩不是成倍數同比例放大的。一旦過了孩子最小的階段，能夠提供更好的託兒所，以及保姆的支持，直到孩子上幼兒園，女性的成本就能降下來。等這10年窗口期平穩地度過去，女性和男性的職業發展是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的。 人物：從企業的實踐來講，你在攜程施行3+2的混合辦公模式，且給女性更多的生育保障。這些制度的推行順暢嗎，是否會遇到一些阻力？在實踐中，你會發現我們距離生育平衡和女性權益保障，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梁建章：攜程（推行這些政策）一開始也比較困難，因為是一個新的嘗試，大家不太了解會有什麼效果，雖然國外有的公司已經是這樣了。3+2的混合辦公模式六七年前我就倡導去做，先是在局部的部門推廣，效果還不錯，但往全公司推的時候，還是經歷了很長時間的思想鬥爭，主要是管理人員的懷疑態度比較大，雖然我是公司的一把手，也很難強推。後來有了疫情，大家不得不嘗試和習慣遠程辦公的方式。在這個階段，企業內部還是有爭議，我們就先在幾個部門試點，隨機抽人在家辦公，做對照實驗，看這些人的工作效率與流失率，結果各項數據都很好，還節省了員工的通勤時間，提升他們的環境幸福感，最終管理層才下定決心去做推廣。這一點從時機上確實要感謝疫情。後來大家也慢慢適應了這種方式，開始沉澱成一種新的公司文化與優勢，這對我們的招聘來說也是有幫助的。 還有給女性的輔助生育、生育基金以及帶薪假期。表面看，這些給女性的生育福利成本是比較高的，直到現在我們還沒完全放開，要經理級以上，但員工也會綜合考慮到她的薪酬、職業發展和福利，也能提高對公司的忠誠度。這對企業很好。我希望其他企業也能夠考慮這樣一種方式。 我們應該拿出一大筆錢來鼓勵生育嗎？ 人物：這些年中國出台了不少鼓勵生育的政策，從一孩化政策到二胎放開再到現在的鼓勵三胎，四川等地也在推行單身生育合法化。為什麼生育率還是在下降？ 梁建章：因為我們現在生育福利很少，也沒有說哪個地方可以不用排隊進公立幾乎免費的託兒所，也沒有拿到生育的獎金。只是局部會有地方提出生孩子一次性獎勵幾千塊錢，最多幾萬塊錢，跟幾十萬的成本相比這並沒有太多。即便獎勵，要每個月幾千塊錢才有用，一直扶持到18歲。真的要提高社會福利還是需要拿出GDP的3%—5%來做這個事情。人口問題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問題，用GDP的百分之幾來解決最大的問題，我以為是非常有必要和值得的。 人物：GDP的3%—5%，這甚至會超過教育與醫保的財政支出在GDP中的佔比，我們真的能拿出這麼多的錢來鼓勵生育嗎？ 梁建章：這個問題的思考邏輯是，人口問題是不是中國未來最大的事情？人口大國變成人口小國是不是可以接受？如果不能接受，那願意花多少錢來解決這個問題？ GDP的5%只是一年的增長，如果用一年的增長來解決這麼大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今年不要過今年的生活水平，今年去過去年的生活水平，把省下的錢花在有孩子的家庭身上，這個錢並沒有浪費，只是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我們對基建的投入要比其他國家高大約10%，未來中國也不需要那麼多基建了，沒有那麼多人口再造那麼多新城有什麼用？資源重新分配後，整個社會是有這樣的資源去容納更多的小孩的。 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個五六十歲的人，你的孩子剛剛結婚，說不生小孩，那你願不願意拿出你一年的工資，而不是5%，給你的兒子、媳婦說，生一個小孩就給你我一年的收入，幫他們承擔一部分的費用，你肯定是願意的。一個小家庭可能沒那麼多錢，父母也有自己的生活，尚且能夠整合，整個社會應該也是有這個錢和意願要去做這件事的。 人物：世界人口排名前十的國家裡，僅有美國是發達國家。這其中，甚至還有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比如孟加拉國、巴基斯坦等等，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口與經濟、創新、創業的正相關關係似乎又失靈了。你如何解釋這一現象？我們該如何理解人口與經濟、人口與創新的關係？ 梁建章：目前人工智慧、互聯網和5G技術發展最好的國家，恰恰是美國和中國。美國是發達國家裡人口最多的，也是高科技、互聯網、電影和金融服務的世界創新中心。而中國長期是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直到2023年，印度人口才超過中國），全世界只有中美兩國有如此大量的數據、大規模的計算和應用場景。所以全世界最大的互聯網和人工智慧公司都集中在美國和中國。 我們可以用印度來對照，它也是個人口大國，也經歷了跟我們一樣的時期，計劃經濟、對外貿易也比較封閉。在它起步初期，基礎設施和基礎資源是最重要的，那個階段甚至連教育還沒有普及，創新在這個階段並不是最重要的東西，政策的主導作用是重要的，他們最重要的是學習和引進其他國家的技術與基建。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也是這樣，在這種情況下，人口再多也是貧窮的，人口再少也是貧窮的。改革開放後，施行了正確的經濟政策，人口多才會成為優勢，最開始可能只是廉價勞動力，但他們可以進行基礎建設，等整個國家向中等高收入階段邁進的時候，規模效應才會凸顯，創新就越來越重要。在發達國家裡，美國的規模優勢是最大的，歐洲、德國和原來的日本，都可以集聚一些產業的集群與創新。 中國現在正在向這個階段過渡，印度還沒有到達這個階段，它的基礎設施建設遠沒有中國有效率，所以相比之下，未來中國的人口的效率會越來越被放大。但這個優勢隨著生育率的降低在下滑。 而人口的質量與數量分不開。小國家不可能造火箭，要造晶元也很容易被掐死。現在人工智慧和自動化也在發展，會降低一部分對人的需求，但也需要人的不可替代性。我們需要天才的產生來帶動創新的產生，一千個人中篩選出的天才和一萬個人篩選出的天才是不一樣的。 「企業家更容易理解人多是個好事」 人物：作為企業家，你為什麼一直會如此關注人口問題？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最早能追溯到什麼時候？ 梁建章：2007年我去斯坦福讀經濟學博士，主要是想在經濟學術研究方面做一點貢獻。學校就在矽谷，當時的矽谷正是全球創新創業的中心，很自然的我就把創新作為重要的研究課題。研究完發現人口和創新之間具有這麼大的關係，但當時的中國還在施行一胎政策，非常矛盾。當時我提出這些觀點受到很多人的質疑，也不太允許討論，統計的數據也不夠真實，就感覺自己有責任去改變這個事情。 人物：這跟你的企業家身份有關係嗎？對企業來講，用戶就是人，當中國的人口發生變化的時候，企業家是不是最先焦慮的群體？ 梁建章：企業家會更容易理解為什麼人多是個好事，經濟學家的理解力也沒有那麼深。現在政府也開始理解了，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在搶人。老百姓可能沒有這麼宏觀的視角，但年輕人很快就能看到老齡化社會所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他們尤其會受到劇烈影響。 人物：很多人認為你的建議中看不到年輕人的個體困境和「具體的人」，你怎麼回應？ 梁建章：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當然會有每個人自己的偏好。我也不是說每個人必須應該有多少個孩子，我們只能從總體上和平均意義上去講，基於大部分年輕人是想要的情況，我們能夠做的就是降低生育成本，使得有這個意願的、願意有好多孩子的人，減輕他們的阻力，如果這些人都能夠被滿足的話，那就沒有問題，正循環就還可以繼續。 人物：現在在企業家和研究者之間，你怎麼平衡精力？這個身份各佔多少？ 梁建章：7:3的比率，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在公司。疫情以後，旅遊行業有很多很多新的機會，我們整體的業務發展得很不錯。越是開放，越是走得多，跟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交流，就會產生更好的想法。 人物：你最近思考的一個小問題是什麼？ 梁建章：最近會思考一些關於教育的問題，怎麼樣既減少壓力又能夠對人口有益，比如高考改革，普及十年的基礎教育，讓絕大多數年輕人在20歲時可以完成大學教育，把大學普及化，但把人的篩選從高考轉移到大學畢業的時候。這樣很多女性的擇偶生育期也可以提前。也在思考AI的問題，這應該會對教育行業有很大的促進空間。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人物）
群眾可能不懂經濟學，但群眾就是經濟學本身。 這兩天，經濟學專家陳文玲在論壇上，拋出了一套有關生育的高論，被掛在熱搜上引發熱烈討論。 網路圖片 陳教授的觀點是：年輕人不生小孩是錯的，錯到連經濟學都不答應。 她認為，按照經濟學家貝克爾的行為經濟學理論，子女是能給你帶來長久回報的耐用消費品。 其價值，是遠超你購買的其他消費品的。 通俗點說就是： 年輕人不生孩子，虧麻了！ 陳文玲在多所高校擔任博導和教授，學術造詣很深，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做財經科普，按理說大伙兒應該感激。 但斯基看了這番話，還是替陳教授捏一把汗，因為這段話里的邏輯是非常危險的。 按陳教授的說法，子女是長周期的耐用消費品。 已知：子女是人，所以人是長周期的耐用消費品。 已知：耐用消費品也有減值損耗，理論上屬於廣義的耗材。 所以這段話的邏輯是，人是……？ 您這是要跟大伙兒攤牌了嗎？ 陳教授生於1953年，按理說是見識過時代潮流的人，知道說錯話的後果可大可小。 一位經濟學專家，在台上大大咧咧地輸出這樣的暴論，是故意的還是不小心？ 陳教授，你怎麼能拿西方的理論來生搬硬套我們？ 既然陳教授搬出了經濟學家貝克爾，咱們也可以掰扯掰扯這些枯燥的經濟學理論。 貝克爾這位拿過諾獎的老學究，用了很多經濟學邏輯，來解釋日常家庭活動關係。 他把婚姻看作一種市場關係和市場行為：結婚、生育或離婚，是男女雙方比較「成本」和「收益」的結果。 父母通過對孩子成長和教育的「投入」，換取從孩子身上獲得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這種「產出」。 通俗點說，養孩子和養汽車是一樣一樣的，子女也算一種耐用消費品。 理論上，陳教授引用貝克爾的話，從經濟學角度還真不能說她錯。 但是這套理論，當初是用來研究人家美國的生育問題的，「子女是消費品」只是一個學術意義的推論。 到了陳教授這裡，扭頭就拿「子女這種消費品」，去和生活中「其他消費品」做價值比較。 把「年輕人不生孩子」這種複雜的社會課題，簡化為「對與錯」的二極體評判。 這不僅是赤裸裸地夾帶私貨，也是將人徹底「物化」的極端言論。 更關鍵的是，人家貝克爾的這套理論還有另外一半。 他提到，一個家庭決定是否生育的最重要動機，就是要比較生孩子的「收益」和「成本」。 如果生育一個孩子的成本大於收益，則人們就會決定不生育；反之，則決定生育。 通俗來說，家庭經濟狀況不佳，首要削減的開支，就是子女一類的「耐用消費品」。 背書本記一半、忘一半，可以解釋為陳教授年紀大了、記性差了。 但經濟學是一門嚴肅的學科，是探索和總結社會規律的。 當一位經濟學家發現現實和理論不符合，不是去探究背後的原因，不是去修訂和補充理論。 而是站在台上，去呼籲現實儘快向自己的那套理論靠攏，否則就是離經叛道、不識抬舉。 當年「地心說」和「日心說」論戰，有人跑去警告太陽好自為之、回到正軌的嗎？ 斯基覺得，既然專家們攤牌了，事情反而好辦多了。 過去指責年輕人不生孩子的時候，總是沒說幾句話就要上價值。 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什麼「沒有孩子的一生不完整」，什麼「繁衍是人類本能」…… 在這套話術里，生育是個體和家庭絕對的責任，不生近乎犯罪。 現在好了，你專家不是說「子女是消費品」嗎？不是想讓「消費品」去生產下一代「消費品」嗎？ 可以啊，那就別打感情牌，坐下來算生產賬，經濟學嘛，講究極致理性。 咱們左手貝克爾的著作，右手拿著計算器，就按著「消費品」的投入和產出一條條地過，誰也別想打馬虎眼矇混過關。 一個孩子從生下到上學、畢業到工作，中間要多大花銷？父母這筆投入到最後，能從孩子身上賺回多少？ 這筆生育的開支會佔用多少父母的消費、養老資金？會多大程度上增加父母法定工時之外的勞動時數？ 咱們不喊口號、不扣帽子，大鳴大放，你不做人我也不做人，誰也別把人當人。 橫掃一切溫情脈脈和小清新，直面靈魂最深處，就看生孩子這筆賬能不能算平。 如果這筆賬能算平，你專家再去上價值，用對和錯去評價不生孩子的年輕人。 如果這筆賬算不平，那就必須要搞清楚： 子女這個消費品，究竟誰在生產，誰在消費？ 人口話題一直是財經界的頂流，常有專家拿一些深奧的經濟學理論，去套生育話題。 2021年的時候，央行有一篇工作論文突然火出了圈，因為文中對人口問題直言不諱、尺度很大，一度影響了生育概念股走勢。 在這篇論文里，不僅將老年人直呼為「凈消耗人口」，也在反覆提醒「人口紅利還剩10年」，尤其是那句： 要認識到人口紅利當時用得舒服，事後是需要償還的負債。 從平素四平八穩的央行口徑傳出，頗有點奔走呼號的畫面。 這一時期，也有所謂學者在微博上發文，直接把人口生產當工業討論，其中有兩句話： 人口生產，也是一種生產，原理也是相通的。 搞起生產，咱們誰也不怕。 這種赤裸裸的「暴論」讓當時的互聯網一片嘩然，細思極恐。 這些話不僅是對人性的極端漠視，也缺乏所謂的經濟學常識。 專家把人口看作產品，群眾就學OPEC，通過減產來維持可持續開採的利潤。 專家把人口看作資產，群眾就學比特幣，通過邊際供應減產，來保值增值，做大做強。 群眾可能不懂經濟學原理，但群眾就是經濟學本身。 很多時候，人口這個問題在專家的嘴裡，可以是紅利，可以是資源，可以是負債，也可以是軟肋。 甚至可以是產品，是耐用消費品。 就是不可以是人。 不過斯基覺得，能做到專家這個位置的人，智商和情商不會太低。 他們有時候的話可能會惹咱們生氣，可能他們也不太在乎。 是因為這些話，原本就不是說給咱們聽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斯基財經）
在中國仍將計劃生育限制在三胎之際，四川省這個月開始允許包括未婚者隨意生育的新鼓勵措施。這顯示出當局希望刺激新生育高峰的急迫性。中國人口自1960年以來去年首次下跌。不過，這一措施遭遇一波公眾質疑、譏諷和辯論：當局試圖扭轉人口下降趨勢問題上急於求成的心態以及一些急就章的做法可能適得其反，甚至給中國社會帶來新的道德挑戰。 美國紐約時報周日（2月26日）報道，除四川省引發爭議的新生育鼓勵政策外，其他一些城市的官員還敦促大學生捐獻精子，幫助刺激人口增長，並且還有擴大醫保，涵蓋不孕症治療，包括體外受精等。越來越多的城市宣布向捐精者進行補償。昆明一家醫院這個月宣布向身高1米65以上的捐精者支付4500元，約660美元。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曾是有悖人性的中國「一胎化」政策產物的許多年輕成年人對政府的鼓勵政策進行抵制。中國是全球養育孩子最昂貴的國家之一。對這些年輕人來說，類似的鼓勵措施沒有解決他們在贍養年邁父母、承付子女昂貴教育、住房和醫療開支等問題上已有焦慮和負擔。 報道援引四川一位26歲護士的話說：「基本問題不是人們不能要孩子，而是負擔不起。」她說，她得需要將目前每月8000元，約1200美元的月工資至少翻倍，才能考慮再要孩子。 從日本到俄羅斯到瑞典等許多國家都面臨同樣的人口減少的挑戰，而這些國家的獎勵生育的補貼和其他措施效果有限。但是人口快速老齡化的中國曾經實行了近40年的「一胎化」政策，不僅造成了人口急劇下降，而且促成一代人在生育和家庭結構上的態度轉變。 中共當局從2016年起放寬二胎，2021年放開三台，但當局的新政策仍無法讓民眾放心生育。 擁有8400萬人口、全國第五大省四川的新生育政策取消了所有生育限制，並包括一個前所未有的措施，未婚者可以登記生育，給孩子上戶口，並享受已婚母親的醫療福利。 未婚母親長久以來在中國是一個禁區，未婚先孕的行為受到廣泛歧視。儘管網上一些評論讚揚這一保護未婚媽媽的措施，但是更多的人諷刺這一措施將鼓勵男人跟情人生孩子，批評會讓「私生子女」成為堂而皇之的事情。 報道援引上海一位未婚媽媽的話說，許多婦女，特別是未婚母親所缺乏的不是金錢，而是對她們權利的保護和社會的尊重。 中國婦女權利活動人士一直爭辯說，當局試圖提升出生率的努力有加重對婦女歧視的風險。一些招聘啟事公然說只招收男人或已經有孩子的女性。而當局放開三胎後，許多女性擔心僱主不願招聘女性，因為僱主不願支付更多的帶薪產假。 報道援引美國一位專門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專家的話說，除非中國從根本上改變其社會挂念和運行機制，性別平等的觀念被更廣泛地接受，否則女性只能用她們的子宮來表達觀點。 而在經濟遭受新冠病毒防疫「清零」政策的封控重創之後，目前中國16到24年齡段人口失業率幾乎達到20%，更加重了一代年輕人的失望，其中許多人更將拒絕生育看作是一種政治抵抗。 去年一個對約兩萬名18到25歲年輕人的民調顯示，多達三分之二的回應者說不願要小孩。人口學家將生活開支和教育壓力作為主要擔憂，建議政府提出政策性解決方案，建議縮短學制兩年，取消高中入學競爭性的統考等。 而一些城市也試圖用直接現金補貼來舒緩生育的財務壓力。深圳上個月宣布為每個孩子提供7500元的獎勵。不過，報道援引深圳一位最近剛剛結婚的律師的話說，這一補貼僅僅剛夠一個月的保姆費用。儘管補貼是好事，但不足以影響處於育齡期的人是否要孩子的決定。 這位女律師原本想要三個孩子，但是目睹自己的姐姐和朋友撫養甚至一個孩子的艱辛和壓力，讓她怯步。她目前考慮只要一個。
中國國家衛健委等十七個部門周二公布二十項鼓勵生育的措施，涵蓋教育、住房、就業、社保等方面。不過，有網民指出，女性須承擔生育後的負面影響，還有人認為生不生孩是經濟問題，紙上談兵，解決不了生育率低的問題。 為刺激生育率，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7部門8月16日發布《指導意見》，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包含住房、就業、醫療、教育等多方面，其中提出包括優化生育休假制度、完善生育保險等相關社會保險制、住房政策向多孩家庭傾斜、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鼓勵實行居家辦公、彈性上下班等靈活工作方式等20條指導意見。 根據《意見》，中央和省級政府須增加生殖健康支出，並改善托兒服務，同時要求地方政府實施積極的生育支持措施，包括提供補貼、退稅和更好的醫療保險，以及為年輕家庭提供教育、住房和就業支持。除此之外，所有省份還必須確保在年底前、為兩到三歲的兒童提供足夠的託兒所，以減少托兒服務的嚴重短缺。 「三無青年」關鍵在沒錢 不願生 這些措施在互聯網上普遍得到網民看好，不過，也有許多網民表示，生育是經濟問題，年輕人「沒錢，沒時間，沒精力」，「再說白了就是錢」，並指幾張A4紙解決不了生育率低的問題，因為「鼓勵生育，首先是個經濟問題，不是政策問題，不是出台一份文件就能解決的。」 中國陝西的社會學家、現任美國智庫家庭研究所（IFS）研究總監王文迪也認同這個說法，她接受本台訪問時說：「最大的原因，為什麼婦女不願意生？是因為她們說負擔不起，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問題。中國養孩子的成本比較高，因為大家都只有一個小孩，父母對小孩投資比較多，很多人在想，如果花這麼多錢生一個小孩，生兩個或三個是不是就要兩、三倍的成本？很多家庭感覺承受不了。」 王文迪認為，中國政府應儘力改善家庭體系對於生育的支持，改善「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並降低生活和撫養孩子的成本，包含擴大產假、育嬰假、提高生孩補貼等社會福利。 「（這些做法）能減輕一下父母的負擔，特別對於低收入戶、貧困人口，國家應該出台相關政策，補貼這些家庭，減輕他們養兒的負擔。」她說。 生為人母后女性職場無保障 除此之外，也有網民指出，生育的所有負面影響「都是女性在承擔」，包含生理、心理、生活壓力等，女性生育後在職場的發展及公平性才是矛盾所在。現居紐約的「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就表示，除了經濟問題之外，女性社會地位沒有受到保障也是原因之一。 「中國社會男女不平等的文化越來越嚴重，婦女是受壓的一方，不管採取怎麼樣的鼓勵、福利或給予獎勵，對於婦女在職場裡面的社會地位，根本沒有什麼提高。」張菁說。 她指出，無論政府提出任何鼓勵措施，對於婦女來說都是流於形式，無法解決根本上的擔憂，「對於女性社會地位的保障一點都沒有，無論是在法律層面，或是社會福利層面上，還有人的文化和習慣層面上，對於婦女都是不利的。要婦女多生孩子那是太難了，要是我，我也不會多生。」 無獨有偶，日前一條「雲南鎮雄八孩父親經濟壓力大，給縣委書記留言求助」消息引髮網民熱議。這位父親稱自己是一名農民工，家裡有8個小孩，七個在校讀書，妻子長年帶病，由於近年承包工程虧錢，難以維持孩子生活費及開支，投書當地政府尋求幫助。 生了養不起，是這名八孩父親的寫照。 不過，鎮雄縣大灣鎮政府回復稱，該戶人均年收入在一萬元以上，名下兩房一車，不符合申請低保的條件。 有網民對八位小孩成長資源有限感到惋惜。但更多人引述當地政府回應指，他的家庭至少前面5名小孩都是女兒，恐怕有「拼兒子」的重男輕女觀念，才造成育兒成本過重。
為了減小老齡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不良影響，中國當局近年來全力推動家庭增加生育，但效果似乎遠低於預期。4月25日，大陸作家葉傾城透露，中國當局將將大力度鼓勵生育，文學影視作品中將不再出現流產，甚至都不讓年輕女性知道有「流產」這種選項。 4月25日，葉傾城在微博發文稱，「聽了一個說法，不知道真假，但多半是真的：就是將在一切領域內鼓勵生育，文學影視作品中將不再出現流產——甚至都不讓年輕女性知道有「流產」這種選項：所有出現的影視里的女性都得是已婚或已育、未婚未育但渴望結婚生育的。」 據稱，影視里的單身女精英人設將不被通過，並將出現大量撫養非情願子女（被強暴生育、被拐賣生育、未成年生育）的堅強女性形象；善良繼父形象也將大量出現，以鼓勵女性生育。 葉傾城推測，應該會有出現很多「寡母孤兒」成材的故事，告訴女人們：沒有男人接盤，你們自己也能把兒女——主要是兒子，撫養成國家棟樑，以此來宣傳單親生育是女人的福音。 葉傾城最後提到，自己回想了一下，近期熱播的電視劇：《人世間》、《心居》和《親愛的小孩》就是類似題材。 傳統文化 https://t.co/QgXK2l9d8R — 沼_ (@mendokusai8964) April 28, 2022 此消息引髮網友熱議，有網友表達不滿，「那鐵鏈女的市場大了是吧？沒抓了使勁生合法結婚證一條龍服務??難怪聽不到救濟的消息也不宣傳。。。祝洗腦成功洗出一大片不婚者。?」 另有網友留言說，「很多醫院對於懷孕大於三個月以上，非殘疾和缺陷的引產流產都不給做了。」 一位網友證實此消息，「我同事去年二胎就是這麼被迫生的，她本來就是意外懷的，家裡都想要但是她自己不想再生了，商量了好久鬧得不痛快，最後好不容易去醫院想打了結果醫院不給做，最後不情不願的生了。」 據公開資料顯示，葉傾城，原名胡慶雲，作家，1995年開始文學創作，湖北作家協會會員。大陸發行量最大雜誌《讀者》的簽約作家，其作品在諸多的報雜誌中有很高的轉載率。著有《愛是一生的修行》《愛是一種修行》《傾城十年》《情感的第三條道路》《愛與不愛都是事兒》《一杯閑半生愁》等多部散文集，《原配》《心碎之舞》《麒麟夜》等多部長篇小說，獨立編劇的電影《如果愛上我的青春》於2014年上映。葉傾城曾說過，「寫作之於我，越來越像一樁宿命，一份天賜的枷鎖，但我願意背負這沉重，直至永遠。」因此，她筆耕不輟，期冀有朝一日成為文壇常青樹。
【生三胎，是昨天最熱的話題。但問題是，現在還是用生育政策調節生育行為的時代嗎？一句流行的俏皮話是：你以為我不買勞斯萊斯，是因為限購嗎？現將年初的一篇文章重新發表】 1、這幾天，有關2020年全國或部分地區生育率斷崖式下降的消息在網上廣泛流傳。現在甚至已經有人在討論中國能不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問題。還有人再發出呼籲：請為祖國生個娃。現在看，這確實是個問題，並且是個大問題了。幾年前，我就說，養老和生育將會是中國未來兩個最大最棘手的問題。 2、但問題是，呼籲有用嗎？提倡生愛國娃有用嗎？很現實的問題是，你想讓人們生娃，總得先給個理由吧。人的行為都是由動機驅使的，生育率的斷崖式下跌，說明人們的生育意願發生了陡然的變化？因此，要解決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要把人們為什麼會生孩子，在什麼樣的情況和條件下才會生孩子這樣最基本的問題弄清楚。 3、人們為什麼會生孩子？不外乎三個原因。第一個是本能的因素。就像動物一樣，憑著本能就生，即依靠本能使生命延續，無需別的理由。第二是文化的因素，即本能觀念升華為觀念並在觀念的層面上凝固。比如，我們有個鄰居就十來個孩子。為什麼有如此之大的生育動力？因為當地的文化就是如此，孩子越多越受尊重。第三，功利性的目標，如養兒防老，如財產的傳承等。在有的國家，多生孩子還可以得到更多的補助，甚至成為獲得收入的重要來源。 4、邏輯上接著的問題是，無論什麼理由，都得和一個叫做成本或代價的東西撞車，也就是得把理由與成本或代價綜合起來加以權衡和考慮。而在當今的社會，生育尤其是養育、教育的成本在明顯提高。不僅僅是經濟、時間、精力上的絕對成本在提高，機會成本也在明顯增加。也就是說，如果你要生孩子，你就要放棄很多東西。在綜合權衡之下，只有生育的理由和衝動足夠大，或是成本不至於過大，生育才會成為一種現實的選擇。 5、此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外界的壓力，尤其是來自家庭的壓力。意願、成本、壓力，如果涉及的這些因素清楚了，我們就可以來捋一捋他們之間所形成的邏輯關係，以及在這些邏輯關係之下，人們可能會有的選擇。 6、生育的意義與意願。如前所述，本能、文化、功利性考慮，是形成生育意願的三個重要因素。但在城市化、受教育和理性化程度提高、自我意識增強以及生活方式變化的大背景下，所有這些因素都在發生變化。我們從最簡單的功利性因素說起。在當今的城市生活方式以及有關的制度安排之下，養兒防老的功能已經基本喪失。即使是在農村，這種功能也在弱化。而通過生育實現財產的傳承，也許只有在極少數富人家庭才會有這種考慮。請問，你現在如何在一個功利性的意義上給人們一個生育的理由？ 7、再說文化與壓力。文化壓力大體來自社會與家庭兩個方面，而壓力的程度則取決於文化的特質與人們關係的緊密程度。首先，社會中生育文化在明顯發生變化。更重要的使，現代社會的特點之一，是個人自主性的擴大，是人與人關係的鬆散，甚至整個社會生活越來越具有隱名匿姓的特點。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外部壓力的作用在減弱。現在，尤其是在城市中，誰還在看別人的眼色決定自己生不生孩子？這當中還要注意到的一點是，由於種種原因，來自家庭的壓力也在減弱。 8、實際上，在過去的時代，人們為什麼要生孩子？關鍵的問題就在於沒有為什麼。生育就是一種本能，就是一種無需理由的天經地義。由此，實現幾乎與動物一樣的傳宗接代，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體會到生命延續的意義。而現在，恰恰就多了個為什麼。而為什麼的其中之一，就是對人生的理解，對生命意義的理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於人生的無意義感或不滿意感越來越強。不止一個人說過，我不想有一個孩子，讓他和我一樣過這一生。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有的人寧可養貓養狗而不養孩子？ 9、在人們越來越找不到生孩子理由的同時，成本的壓力卻在不斷加大。這個成本是什麼？人們已經講得很多了。生養的成本，教育的費用，甚至男孩還得給準備房子。關於這個成本，我現在只想說兩點。第一，這個成本不能簡單從金錢的意義上來理解，就一部分人來說，成本更多是精力上的。別的不說，僅孩子上學後的接送、課外班、平時作業的監督和輔導，要佔去多少時間和精力？第二，對於哪怕經濟條件好一點的人來說，也並不意味著在成本的負擔上可以輕鬆。因為條件越好，對孩子的期望值越高，需要的投入就越大。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要麼別生，生就要負責。 10、所有這一切的矛盾或張力，會集中體現在中產階層身上。在生育問題上，中產階層的特點是，他們的理性化程度更高，而承擔成本的能力卻非常有限。不僅僅是金錢意義上的。這從996們那匆忙疲憊的身影中就可以看得出來。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中產階層規模的擴大，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你既可以把它理解為經濟發展的結果與動力，也可以理解為是一個生育意願低下的群體。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及博士生導師，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孫立平社會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