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赡康养：科学物理治疗，针对性康复训练，助力长者活力康养
2026 年 6 月 24 日
6月19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主持召开“2024年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会议”上正式宣布韩国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尹锡悦强调，如果不扭转低生育老龄化趋势，韩国的人口最终可能会灭绝。尹锡悦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运营应对体系，直至低生育率问题得到解决为止。 网络图片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只有0.72，全球垫底。生育率如此之低，难怪尹锡悦担心韩国的人口最终可能会灭绝。 但在过去，韩国曾担心生育率过高而实行节育政策。1960年代初，韩国生育率超过5，并且韩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以上，于是韩国政府在1961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随着韩国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6。 在90年代前半叶，韩国出现了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争论。支持人口政策调整的一方认为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将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放宽人口政策不会造成人口膨胀。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的一方则认为，考虑到韩国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极高的人口密度，仍应坚持人口控制政策。否则，生育率就会回升，计划生育工作多年的成果将荡然无存。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于1995年成立了由专家和高层官员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进行研究，根据该委员会大量的讨论、听证和研究，韩国政府于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将人口政策重点从人口数量控制转移到人口质量和福利上来，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升反降，2002-2004年下降到1.2左右。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朝野的极大忧虑，不得不于2005年5月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并成立直属于总统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鼓励生育政策实施后，韩国生育率短暂回升，从2006年的1.10回升到2012年的1.26；但从2013年起，生育率又逐年下降，2018年下降到0.98，首次跌破1；2023年创下0.72的新低。 韩国鼓励生育失败，至少有如下原因： 一是韩国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时间太迟。韩国生育率在1983年下降至2.06低于更替水平时，就应该停止节育政策。然而，韩国到1990年代中叶才开始调整人口政策，同时，受到前期节育政策的惯性影响，90年代人口政策调整风格偏保守，侧重强调提高生育质量，未强调鼓励生育。2002-2004年韩国生育率下降到1.2左右，2005年才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此时韩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再回升。 二是韩国鼓励生育的力度不如欧洲国家。根据OECD数据，2019年韩国用于鼓励生育等方面的家庭福利开支仅占GDP的1.56%，而法国、德国、瑞典、丹麦等欧洲国家的家庭福利开支均占GDP的3%以上。 三是韩国的生育成本过高，尤其是房价过高。在2023年之前的5年内，韩国房价整体涨了80%，首尔房价一度达到每平方米15万元人民币，仅次于中国香港，居全球第二。 四是韩国存在严重的教育内卷，韩国家长拼命“鸡娃”，教育负担过重，拖累了生育率。 五是韩国出台的政策未能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女性难以实现工作和家庭平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2022年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达到31.48%，在OECD国家中，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最大。 六是韩国人的工作时间过长，从而抑制生育行为、减少育儿时间。根据OECD数据，2022年，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达到1901小时，而欧盟国家的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571小时。 中国和韩国都是东亚国家，在传统上也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时间比韩国迟十年左右，但限制生育的政策措施比韩国更严厉。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2022年，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到1.05，相当于韩国2017年的生育率。 中国目前已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还远不及韩国鼓励生育的力度，因此并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中国如果不出台大力支持生育的政策，那么未来几年的生育率很可能会跌到韩国现在的生育率水平。事实上，根据上海市卫健委发布的数据，2023年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只有0.6，比韩国更低。 严重少子化不但会加重社会养老负担，也会削弱国家的创新力和拖累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生育率长期远低于更替水平，最终结果是人口消亡。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我们建议尽快出台如下政策措施： 一、现金补贴。给予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予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给予每个三孩及以上每月补贴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16岁或18岁。 二、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三、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进行补贴。比如说补贴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四、增建托儿所。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而且现在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因此，许多双职工家庭担心孩子生下来没人带，这是抑制双职工家庭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要解决这种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大力建设托儿所。根据OECD数据，2022年法国3岁以下小孩入托率达到57.9%。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我们建议把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 以上生育支持措施的财政支出，估计会占GDP的2%-5%。中国的生育率在人口一千万以上的国家中是倒数第二，比严重少子化的日本更低，所以有必要推出大力度的生育支持政策。如果现在出台大力补贴生育的政策，把生育补贴发给育儿家庭，可以有多项好处。因为这些育儿家庭普遍是缺钱的，可以增加各种消费，如果能够通过贷款买房的话更可以刺激房地产。生育多个小孩的家庭，虽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生育补贴和教育资源，但以后会贡献远大得多的税收，供政府用于抚养其他家庭的老人并提升社会整体的进步。因此，对于国家和社会，生育和抚养小孩是最好的投资，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绕梁说
看到一则新闻，着实小小地噫吁嚱了一下。 上海新发布的2023年总和生育率0.6。相比之下，近年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生育率最低的韩国，2023年生育率0.72，就被惊呼“世界最低”。考虑到韩国事实上有一半的人口聚居在与上海人口差不多的首尔京畿地区，上海新统计录得的0.6应该刷新了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大都市纪录。 网络图片 生育率降低是一个全球现象。即使在被认为是生育率高企的非洲，近年来也面临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人类作为地球生物物种之一，自然的生育率水平是长达百万年的丛林演化平衡的结果。但是，现代医学的昌明打破了自然的平衡。拜现代医学所赐，婴儿死亡率和出生后夭折率相比之前都极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平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平衡被打破，人口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这也就是1952年在印度孟买成立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IPPF）的背景。中国1983年加入该组织。 在IPPF试图通过呼吁和倡导有计划的生育节制来缓解世界人口加速增长趋势的同时，全球性的人类生育意愿确实也呈现出降低趋势。 不过，与其说是像IPPF这样的组织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和倡导生育节制产生了影响，毋宁说是现代生活方式降低了人类的生育意愿。 “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才算是进入现代。现代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就是聚居在大都市，娱乐方式丰富而多元，生养子女的成本越来越高。这里讲的“成本”可不仅仅是经济成本，更主要指的是心理成本。因为生养子女而导致的职场损失，性和爱情机会损失，娱乐和社交受到限制，更换生活方式变得异常艰难。这些都是都市生活中生养子女要付出的心理成本：职场期待、社交期待、娱乐期待、爱情与性期待都将大幅降低。 都市化的现代生活伴随生育率下降的还包括初婚年龄的不断延后。像上海发布去年统计的生育率数据，同时也报告了初婚统计数据，上海平均初婚年龄为31.66岁，相当于本科毕业后差不多十年才步入婚姻。 下图是山田昌弘《新型格差社会》书中引的一张图。图中标出了1980～2020年各国的生育率曲线，从上到下依次是法国、美国、泰国、芬兰、德国、日本、韩国。 网络图片 从图中不难看出，从1990年开始，各国的生育率就普遍降低到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2.0）以下，近年以来，多国更是降低到1.5，韩国更是降低到1.0以下。 虽然世界各国都面临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东亚社会尤为严重。日本、韩国的生育率低于美国和欧洲。不仅日、韩如此、台湾、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新加坡也与此类似。 网络图片 东亚国家和地区，除了北朝鲜没有数据可以比较，所谓的儒家文化圈都呈现出相比世界水平更明显和严重的生育率下降。 东亚社会之所以普遍录得比欧美更明显和严重的生育率下降，普遍的看法是东亚社会的文化高度重视子女教育，导致生养孩子的成本的高企程度相比欧美更甚。东亚社会的特点是人口密度大，资源或优质相对稀缺，重视子女教育的结果就导致生养孩子对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更大程度的限制和下降。对很多东亚夫妇来讲，生养孩子意味着自己人生将付出巨大的牺牲。 相对而言，日本反而是东亚相对来说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地区。下面是中日两国1990～2022年总和生育率的对比图。由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相比日本要晚至少30年，1990年中国在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都远高于日本（2.51:1.54），高出62.9%。 网络图片 中国社会的总和生育率拐点发生在2016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数据断崖式下降。有趣的是，2015年中国政府开放二胎政策发布，结果第二年开始生育率就断崖式下降。2020年是另一个拐点，中国社会的生育率开始比日本更低，2022年中国生育率数据明显低于日本（1.07:1.26），比日本低15.1%。 2016年生育率的拐点很难用前述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和东亚教育内卷来解释，它具有中国社会的特异性。低工资、低福利、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医疗成本的“两低三高”民生政策最终反映在生育率数据上。 2016年前后，90后年轻人开始进入婚育期。前辈80后一代的高离婚率，高杠杆房贷、高强度教育内卷给90后的新一代做出了警醒示范。伴随生育率的断崖式下降，近十多年的结婚率也在丝滑地一路“滑翔”冲底。 网络图片 上海不过是三重因素的最大程度叠加：现代都市生活方式、东亚式教育内卷、中国式“两低三高”，0.6的总和生育率就是这样炼就的。 噫吁嚱，危乎低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关于生育率的热搜，似乎几天就会爆一条。生育率的话题，愈发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恒定热点，和今年突破20%的青年失业率，共同组成当下年轻人表达情绪的赛博交响。 媒体学者痛心疾首，不停明知故问为什么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 接着继续用时代的话语，覆盖个体的困境，在舆论场完成一场意料之中的自我嘲讽。 生育率的暴跌，其实反映的是这一代年轻人成长中，社会预期调节的失败。那些过高的、过低的，都是不曾被清楚呈现的事实。 首先，学历教育以隐含的体力劳动鄙视，无限吹高受教育者的职业预期。 既造成校园学习和实际工作的技能脱节，也带来大批将就不了的蓝领岗位。高考口号里的飞黄腾达并未到来，幸福美满的传统人生理想，就此被虚无主义消解，不婚不育未必自由，但至少砸碎枷锁。 再者，这代年轻人的青春期里，咖啡馆和高铁上动辄上亿的电话不曾停歇，遍地的烈火烹油，溅的人直迷眼睛。 而近来感受到的，过去房产债务扩张和传导带来的切身痛感，显然算是某种上下文呼应。 周期和突变的到来，尽管措手不及但也无能为力，资本和岗位被裁剪，一直稳定增长的预期，落得被暴锤的下场。未来信心的受挫和降低中，生育率只是最直接的反映。 其次，被无限踩低的女性生育成本预期，过去尚且能在隐忍和贤惠的儒家妇德中，得到圆融的贴合。 而女权意识渐强的今天，女性收回曾经默然付出的补贴，生育的收支终于完整纳入家庭的公账。 拉高的成本既摊平不到社会，也带不来足够显著的收益，生育这一事项，已然变成人生市场里的垃圾股。 历史上多生孩子多条路的粗糙生育观，和经济发展培育出的精致生活观，必然无法兼容也不应该兼容。为何要将自己的匮乏和焦虑传导给一个新的生命，成为最真诚的群体心声。 数据是难以得到矫饰的东西，斩钉截铁的符号里，或许才能有最大声的表达和最凝炼的问题。 这篇文章的写作冲动，来自于前几天再次看到，某些人口研究者的生育责任绑架论。 我常常在思考，为什么他们总喜欢用很正的、很大义的、很历史的东西，试图钝化个体当下的切肤的感受？ 为什么一些本能的、未经建构的，对资本式盘剥的反感，会被视为成吃不了苦和不负责任的利己主义？ 如果年轻人的退场，就会带来世界的崩塌，那么这脆弱的架构为什么能够建立起来？用人口兜底产能，用数量筛选创新，这种已然成为过去的狡猾，才是应当尽早退场的东西。 只谈社会责任，不谈社会承担，高处的视角不曾照向人的角落，目的和手段被轻易颠倒融化进宏大，那么生育的传单必然只会得到一句“关我屁事”。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唐一水）
网上流传一张图，看后的感觉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如图所示。这是一张成都某区公办幼儿园网报未满一览表。 网络图片 其中，排在第一的幼儿园，计划招生人数为175人，报名人数为36人。排名第二的计划招生125人，报名人数26人。余下的更加惨不忍睹，好几家幼儿园报名人数为0——这不叫断崖式下跌，叫直接清零了。 由于跌幅太多夸张，有人怀疑这张图表的真实性。 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统计，目前报名尚且结束，甚至刚刚开始，最终的统计结果，肯定不会是这样。 但无论如何，由于出生人口逐年减少，幼儿园已经出现关门潮，是事实。今年年初，《中国新闻周刊》就推出了相关报道。 我认为报道中的关门潮还只是预演，高潮尚未到来。看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为1700多万，到了2022年，降到了956万。2023年，有人估计只有800万，降到1929年的水平，相比五六年前直接腰斩还不止。 山东在2003年立下到2022年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恭喜，提前实现了。 2003年4月的一份报纸 人口出生暴跌，会带来系列连锁反应。这根传导链条，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长。 网络图片 幼儿园倒闭、幼师失业只是这根链条的第一环——此前报道，某地某幼儿园关门后直接转型烧烤店，幼师卖起了烧烤。可能很快，这样的事情就不具备报道价值了。 幼儿园之后，中小学呢？大学呢？ 今年大学毕业生超千万，而如果人口出生数下降的势头不能得到遏制，再过几年，也许把所有孩子填进大学，还会出现近一半的缺口。 母婴店呢？童装玩具行业呢？培训机构……呢？ 当然，很多人最关心的是，房子呢? 所有这一切，撑得住吗？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韩国的情况。 2022年，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中，韩国排名第一。中国排名第五。 韩国生育率已经连续第五年低于1。按照悲观预期，韩国总和生育率恐将在2025年降至0.61。而一个国家，总和生育率达到2.1以上，才能保证世代更替水平。 也就是说，考虑到夭折等风险因素，一对夫妇要平均生育2个以上的孩子，才能保证总人口水平不至于下降。预计到2070年，韩总人口或将从5100多万人减少到3766万。 因低生育率导致学龄人口减少，截至2020年，韩国遭废弃空置的中小学校累计达到1400多所。 在高考报名人数已经低于大学招生人数的现实下，近5年，韩国地方大学已有20多个专业全部消失。2023年的招生中，报考人数为0的专业激增至26个。 今年，至少有55所韩国地方大学将面临倒闭危机。韩国媒体用凄美的句子写道，“这场倒闭潮将由南到北，和樱花开放的花期同步。” 与之相对应的是韩国的房价暴跌。 在首尔江南区，一套面积仅25平方米的公寓，售价曾高达3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676万元）。但现在只要23.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31万元），降了8.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43.6万元）。 在附近其它高级住宅区，甚至还有公寓降价超过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21.9万元），价格骤降30%-40%，成交量更是暴跌70%。 着急的开发商，甚至开始房送奔驰，送香奈儿包包，送金条，仍然无济于事。 韩国房价暴跌虽然是多重因素促成的，但人口下降无疑是其中致命的一击。 韩国的学校倒闭潮与房价下跌潮，可能为我们提供了预演——我们的房价下跌已经开始了，有人说我们的楼市是秘不发丧，但大家都能感受到其间的寒气。 而学校呢？ 这几年师范类专业大幅扩招，等他们毕业时，面对的又是一番怎样的光景？ 我一直认为，时下很多大学所开设的专业为早该被市场淘汰的垃圾专业，纯属误人子弟，浪费教育经费与他人青春。今天，他们还能通过强行搭售等方式将考生塞入这样的专业，再过几年，像韩国一样，当越来越多的专业报考为0的时候，又当如何？ 人口下降，多米诺骨牌效应将次第展开，你准备好了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梁建章先生有些焦虑。身为携程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这些年，他更多以人口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今年的情况让他觉得有些糟糕，“生育问题比日本还要严重了”。 他的焦虑来自一组数据。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人口数据，他“有点震惊”——截止2022年年末，全国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这是中国人口近6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有人将2022年称之为“人口下降元年”。这一年的新生人口是956万，仅有2016年的一半。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生孩子了？ 他预料到了人口负增长，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从2007年去斯坦福大学念经济学博士开始，他就把人口和创新作为他研究的首要问题，“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于人口问题的认知，都有各自的盲区”，在新书《人口战略》中，梁建章说，“很多经济学家虽然明白人口萎缩的危害，但并不清楚人口的数据；很多人口学家虽然知道中国的人口数据，但是并不认为人口萎缩是个坏事”。更让他感到焦虑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口政策是一个敏感话题，缺乏讨论”。他相信自己的多重身份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也认为做学术和做企业一样，都是在为社会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他有两个微博账号,一个是“携程梁建章”，有25.6万粉丝，不常更新；另一个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有83万粉丝，保持稳定的更新频率，每隔几天，他都要发表文章，有时是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有时发一些数据分析，或者隔空与一些专家、网友“打个嘴仗”，然后再辟谣一些对他言论的“杜撰”。 他不遗余力地“催生”，提出的建议有时显得过于激进，这时常为他招致批评，但这些似乎不会挫伤他表达的热情。这是他少有的超过1小时的访谈，因为此时此刻，他愈发察觉到发出警示的重要性。 我们和他聊了聊，人口负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了？女性的生育与职场困境该如何解决？以及，一个人口学家如何理解不育的个人选择？ 以下，是《人物》与梁建章的对话： 人口负增长的警示 人物：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只有956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你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梁建章：有点震惊。虽然这么多年，我对人口的预测是有预期的，二胎政策放开到现在，人口出生数量从1800多万下降到现在的1000万以下，这条曲线在预料之中。但是回头看，也不过就六七年的时间，短时间内下降几乎减半，并且是在和平繁荣的阶段，即使是我也是有些震惊。日本之前也出现过出生人口的下降，但是没有短期下降这么快。 人物：从人口学家的角度来说，人口出现负增长对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公众的讨论中，你认为哪些内容或危机是被大众忽略掉的？ 梁建章：现实层面上，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老人的福利是靠年轻人提供的，如果两个人都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家里四个老人，赡养负担很重，你根本照顾不过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会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 但很多人还没能理解的事情是，人口的下降不仅仅是劳动力的问题，也是创新和综合竞争力的问题。 大部分人只关注人口总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总量也只是略微下降，总量的略微下降掩盖了新出生人口的剧烈下降。马上可以看到的是，可能有一半的小学、幼儿园，招不到学生了。更大的影响是，二十年以后劳动力会减半，各方面的需求也会减半，无论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受到影响。需求减半了之后，国家的竞争力与创新力的影响就不止是减半。如果整个社会创新力不强，那么社会财富在全球的饼里面就会分得更少。 人口本身会带来规模效应，四个人比两个人更强，人多的时候是规模正效应，会有更多的人可以合作，市场规模越大，就能分摊更多的成本。如果四个人减到两个人，规模效应减掉的不止是一半。这对未来中国的创新力，二十年以后是巨大的影响。 人物：你在新书《人口战略》中预判，按照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低预测的情形下预测，我们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丧失殆尽。这种预测的原理是什么？如果这种情况真的会出现，又意味着什么？ 梁建章：这是基于生育率的预测，而生育率的预测要考虑到背后的成因，目前中国导致低生育率的证据还在加强。 现在中国影响生育的最高的成本是教育、房价以及社会福利。我们预测中的高预测、中预测与低预测的不同点其实是基于对未来生育福利的预测。中国房价高，短期内无法解决，福利也比其他国家小，教育的内卷程度目前只有韩国能比。目前韩国的生育率低于1，一对夫妇平均生不到一个孩子，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为1.1，但韩国现在在生育福利上不断投入，有可能会回升一点，未来中国的生育率很可能会接近于韩国。 人口优势会在100年内丧失很好理解。100年是四代人，2022年中国出生了956万人，如果人的平均年龄是80岁，以减半的速度下降的话，一代人是四百多万，两代人的话再减半，新出生人口可能只有两三百万人。中国现在的人口总数是14亿，两代人是1/4，三代人是1/8，以此类推，这就意味着一百年以后，总人口可能还有四五亿，但人口的（衰减）趋势一定是奔着2亿人去的。 尼日利亚现在只有2亿人口，但由于尼日利亚的出生率是中国的5倍以上，按照这种趋势，在十年之内，尼日利亚的出生人口就会超过中国。而按照育娲人口的预测报告，如果没有出台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到11.7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4.79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89%。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大国地位会成为一种历史。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中国一对夫妇平均生1.1个小孩，这已经低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1.5的生育率的警戒线。而北京、上海的生育率甚至只有更替水平的1/3，这是非常不乐观的。如果没有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出台，那人口大国的地位肯定会不保。 人物：你的书里有一个词汇，生育率下滑惯性。这会导致什么？ 梁建章：它有一定恶性循环的作用，如果这个社会都习惯了没有小孩或者只生一个小孩，那对多孩家庭就不会那么友好。房子只造小户型，酒店也不会提供很多家庭的房间。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 人物：你也会拿日本的数据与中国对比，但其实房价也好，教育也好，在日本同样也是非常高成本的。为什么中国这样的情况会让你更担忧？ 梁建章：房价要跟相对应的收入一起来看，日本的房价除了东京的黄金地段，其实没有那么贵。虽然东京的房价跟中国的一线城市差不多，但比不上深圳、上海、北京。其他城市的房价比中国还是便宜一些，尤其在对应他们的收入之后。日本的教育比欧美卷，但是没有中国那么卷，日本小学生的习惯培养也要比中国好，你在日本可以看到小学生们背着小书包独立地上学，独立地做家务，养得很精细化。现在日本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比以前更积极，福利也更好。以往日本都被认为是最坏的榜样，事实上我们的问题要比日本严重得多。 虽然日本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结婚不生育，但他们的家庭如果有小孩，一般都是两个以上，平均生育数量是1.3—1.4，韩国是0.8，中国在两者之间，中国的大城市比韩国更差。未来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会往大城市汇集，行为也会更接近于大城市，情况是要比日本差很多的。当我们的生育友好程度能够赶得上日本，进一步需要向北欧国家看齐，那才有可能避免像日本经济出现的状况和问题。 人物：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生育环境？在中国，一对夫妻养育一个子女，平均要花费的成本是多少？ 梁建章：中国生育成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更客观的计算方式是用生育成本减去福利除以人均GDP，北欧国家得出的结果是两三倍，中国和韩国要六七倍，这也就意味着要花六七年的收入才能养得起一个孩子。当前中国抚养一个孩子的总成本平均是50万，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平均生育成本已经接近每个孩子100万。生育成本直接影响生育率，所以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人物：你是否观察过中国的生育率地图？我们观察到，中国的一线城市和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只有0.7-0.9，北京出生率全国最低。从区域上看，北京低生育率的原因与东北不尽相同。生育率与哪些因素呈正相关？ 梁建章：东北的城市化率高，整体的经济不是太好，收入比较低。这对年轻人来说，压力会大，因为年轻人承担了新的产业与新的就业机会（的功能），这部分增量缺失之后，经济发展就更停滞，年轻人流失得也多。这些年轻人中的大部分流出路径是去一线城市，在新的城市，他们作为外来的年轻人，生活成本与购房压力是很大的。 这么来看，虽然东北房价和生活成本与一线城市比起来没那么贵，但经济不景气，人口流失，留下的人收入也不好，抚养孩子的压力也大，生育率就比较低。这其实是一个自反馈。 能跟东北对比的是广东，广东经济很好，年轻人机会也多，虽然也有深圳这样的高房价，但整个广东地区的生育率还是要比其他地方好。 人物：你的影响生育率的三大要素里还提到了教育。鸡娃是中国特色吗？ 梁建章：鸡娃不是一个坏事，说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重视，但如果引导去无效地考试，那就是坏事。教育这些年确实卷得越来越厉害。教育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现在硕士已经变成以前的大学文凭。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高考的问题，一个学生在中学期间至少是用两年的时间去复习应付中考和高考，而现在的信息化程度本身就提供了工具，许多知识是未必一定要他们记忆的。另外，让一个孩子十几岁就完成了对人的选拔，教育效率很低，所以高考相关的体制需要改。 精英女性不生育对社会的影响 人物：你好像很少提及一些情感因素。比如一些年轻人选择不生育或少生育可能是因为成长中的创伤、对未来的期望落空等等原因。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好像生活在一个庞大又难以喘息的“机器”里，因此丧失生育的意愿。对此，你怎么看？ 梁建章：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了。随着女性越来越独立，她们不一定会选择传统的结婚的这条道路。我觉得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办法，不可能回到女性不独立、靠结婚才能生活的状态。 单身女性要生孩子更不容易，一个人养家的压力比两个人养家压力更大。如果养孩子没有成本，大家一定会觉得养孩子比养猫养狗要更有成就感，这是人性本能。单身女性整体教育水平其实是社会中的精英，她们如果不生孩子的话，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对社会都是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人物：所以你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女性受教育后的生育意愿降低，而这个困境是无法避免的。 梁建章：对，传统家庭肯定会越来越少的，非传统家庭会越来越多。我们这个社会能做的，只能是为她们提供各种福利，降低养育成本。这也要牵涉到非传统家庭的小孩社会认同与法律问题。如果福利跟上去，同时采取辅助生育、精子库等手段，社会上也逐步认可，满足单身生育的意愿，那对生育率是有帮助的。 人物：还有许多女性不生育或者少生育，是觉得生育会压缩她们在职场的竞争力。在中国更广泛的就业环境里，育龄女性依然会在就业市场遭到隐秘的歧视。如果鼓励这些受到良好教育且有工作能力的女性生育，她们又该如何平衡职场困境？ 梁建章：女性的确时间的紧迫感与压力都很大，孩子的照顾、升学考试的任务也压在她们身上。原来可能20岁就能工作，现在硕士毕业就到了25岁，留给她们职业发展和组织家庭的时间非常短，她们要同时兼顾，到35岁之前只有10年的窗口期。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建议高考改革，缩短学制。 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女性的职业生涯并不一定比男性的机会成本高，现在的工作主要靠脑力，而不是体力，女性的寿命又更长，生两个小孩可能影响两年，但从整个职业生涯来说，职业生涯的时间并不会比男性短。 那企业要在这段时间尽可能地帮女性提供更好的环境。如果这个时间段里连续生两三个，也会有规模效应，抚养两三个小孩的成本与一个小孩不是成倍数同比例放大的。一旦过了孩子最小的阶段，能够提供更好的托儿所，以及保姆的支持，直到孩子上幼儿园，女性的成本就能降下来。等这10年窗口期平稳地度过去，女性和男性的职业发展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人物：从企业的实践来讲，你在携程施行3+2的混合办公模式，且给女性更多的生育保障。这些制度的推行顺畅吗，是否会遇到一些阻力？在实践中，你会发现我们距离生育平衡和女性权益保障，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梁建章：携程（推行这些政策）一开始也比较困难，因为是一个新的尝试，大家不太了解会有什么效果，虽然国外有的公司已经是这样了。3+2的混合办公模式六七年前我就倡导去做，先是在局部的部门推广，效果还不错，但往全公司推的时候，还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主要是管理人员的怀疑态度比较大，虽然我是公司的一把手，也很难强推。后来有了疫情，大家不得不尝试和习惯远程办公的方式。在这个阶段，企业内部还是有争议，我们就先在几个部门试点，随机抽人在家办公，做对照实验，看这些人的工作效率与流失率，结果各项数据都很好，还节省了员工的通勤时间，提升他们的环境幸福感，最终管理层才下定决心去做推广。这一点从时机上确实要感谢疫情。后来大家也慢慢适应了这种方式，开始沉淀成一种新的公司文化与优势，这对我们的招聘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还有给女性的辅助生育、生育基金以及带薪假期。表面看，这些给女性的生育福利成本是比较高的，直到现在我们还没完全放开，要经理级以上，但员工也会综合考虑到她的薪酬、职业发展和福利，也能提高对公司的忠诚度。这对企业很好。我希望其他企业也能够考虑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应该拿出一大笔钱来鼓励生育吗？ 人物：这些年中国出台了不少鼓励生育的政策，从一孩化政策到二胎放开再到现在的鼓励三胎，四川等地也在推行单身生育合法化。为什么生育率还是在下降？ 梁建章：因为我们现在生育福利很少，也没有说哪个地方可以不用排队进公立几乎免费的托儿所，也没有拿到生育的奖金。只是局部会有地方提出生孩子一次性奖励几千块钱，最多几万块钱，跟几十万的成本相比这并没有太多。即便奖励，要每个月几千块钱才有用，一直扶持到18岁。真的要提高社会福利还是需要拿出GDP的3%—5%来做这个事情。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用GDP的百分之几来解决最大的问题，我以为是非常有必要和值得的。 人物：GDP的3%—5%，这甚至会超过教育与医保的财政支出在GDP中的占比，我们真的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来鼓励生育吗？ 梁建章：这个问题的思考逻辑是，人口问题是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事情？人口大国变成人口小国是不是可以接受？如果不能接受，那愿意花多少钱来解决这个问题？ GDP的5%只是一年的增长，如果用一年的增长来解决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今年不要过今年的生活水平，今年去过去年的生活水平，把省下的钱花在有孩子的家庭身上，这个钱并没有浪费，只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我们对基建的投入要比其他国家高大约10%，未来中国也不需要那么多基建了，没有那么多人口再造那么多新城有什么用？资源重新分配后，整个社会是有这样的资源去容纳更多的小孩的。 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你的孩子刚刚结婚，说不生小孩，那你愿不愿意拿出你一年的工资，而不是5%，给你的儿子、媳妇说，生一个小孩就给你我一年的收入，帮他们承担一部分的费用，你肯定是愿意的。一个小家庭可能没那么多钱，父母也有自己的生活，尚且能够整合，整个社会应该也是有这个钱和意愿要去做这件事的。 人物：世界人口排名前十的国家里，仅有美国是发达国家。这其中，甚至还有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比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与经济、创新、创业的正相关关系似乎又失灵了。你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们该如何理解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创新的关系？ 梁建章：目前人工智能、互联网和5G技术发展最好的国家，恰恰是美国和中国。美国是发达国家里人口最多的，也是高科技、互联网、电影和金融服务的世界创新中心。而中国长期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直到2023年，印度人口才超过中国），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有如此大量的数据、大规模的计算和应用场景。所以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公司都集中在美国和中国。 我们可以用印度来对照，它也是个人口大国，也经历了跟我们一样的时期，计划经济、对外贸易也比较封闭。在它起步初期，基础设施和基础资源是最重要的，那个阶段甚至连教育还没有普及，创新在这个阶段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政策的主导作用是重要的，他们最重要的是学习和引进其他国家的技术与基建。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再多也是贫穷的，人口再少也是贫穷的。改革开放后，施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人口多才会成为优势，最开始可能只是廉价劳动力，但他们可以进行基础建设，等整个国家向中等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候，规模效应才会凸显，创新就越来越重要。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规模优势是最大的，欧洲、德国和原来的日本，都可以集聚一些产业的集群与创新。 中国现在正在向这个阶段过渡，印度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远没有中国有效率，所以相比之下，未来中国的人口的效率会越来越被放大。但这个优势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在下滑。 而人口的质量与数量分不开。小国家不可能造火箭，要造芯片也很容易被掐死。现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也在发展，会降低一部分对人的需求，但也需要人的不可替代性。我们需要天才的产生来带动创新的产生，一千个人中筛选出的天才和一万个人筛选出的天才是不一样的。 “企业家更容易理解人多是个好事” 人物：作为企业家，你为什么一直会如此关注人口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 梁建章：2007年我去斯坦福读经济学博士，主要是想在经济学术研究方面做一点贡献。学校就在硅谷，当时的硅谷正是全球创新创业的中心，很自然的我就把创新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研究完发现人口和创新之间具有这么大的关系，但当时的中国还在施行一胎政策，非常矛盾。当时我提出这些观点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也不太允许讨论，统计的数据也不够真实，就感觉自己有责任去改变这个事情。 人物：这跟你的企业家身份有关系吗？对企业来讲，用户就是人，当中国的人口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家是不是最先焦虑的群体？ 梁建章：企业家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人多是个好事，经济学家的理解力也没有那么深。现在政府也开始理解了，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在抢人。老百姓可能没有这么宏观的视角，但年轻人很快就能看到老龄化社会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他们尤其会受到剧烈影响。 人物：很多人认为你的建议中看不到年轻人的个体困境和“具体的人”，你怎么回应？ 梁建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当然会有每个人自己的偏好。我也不是说每个人必须应该有多少个孩子，我们只能从总体上和平均意义上去讲，基于大部分年轻人是想要的情况，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降低生育成本，使得有这个意愿的、愿意有好多孩子的人，减轻他们的阻力，如果这些人都能够被满足的话，那就没有问题，正循环就还可以继续。 人物：现在在企业家和研究者之间，你怎么平衡精力？这个身份各占多少？ 梁建章：7:3的比率，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公司。疫情以后，旅游行业有很多很多新的机会，我们整体的业务发展得很不错。越是开放，越是走得多，跟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交流，就会产生更好的想法。 人物：你最近思考的一个小问题是什么？ 梁建章：最近会思考一些关于教育的问题，怎么样既减少压力又能够对人口有益，比如高考改革，普及十年的基础教育，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把大学普及化，但把人的筛选从高考转移到大学毕业的时候。这样很多女性的择偶生育期也可以提前。也在思考AI的问题，这应该会对教育行业有很大的促进空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人物）
群众可能不懂经济学，但群众就是经济学本身。 这两天，经济学专家陈文玲在论坛上，抛出了一套有关生育的高论，被挂在热搜上引发热烈讨论。 网络图片 陈教授的观点是：年轻人不生小孩是错的，错到连经济学都不答应。 她认为，按照经济学家贝克尔的行为经济学理论，子女是能给你带来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 其价值，是远超你购买的其他消费品的。 通俗点说就是： 年轻人不生孩子，亏麻了！ 陈文玲在多所高校担任博导和教授，学术造诣很深，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财经科普，按理说大伙儿应该感激。 但斯基看了这番话，还是替陈教授捏一把汗，因为这段话里的逻辑是非常危险的。 按陈教授的说法，子女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 已知：子女是人，所以人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 已知：耐用消费品也有减值损耗，理论上属于广义的耗材。 所以这段话的逻辑是，人是……？ 您这是要跟大伙儿摊牌了吗？ 陈教授生于1953年，按理说是见识过时代潮流的人，知道说错话的后果可大可小。 一位经济学专家，在台上大大咧咧地输出这样的暴论，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陈教授，你怎么能拿西方的理论来生搬硬套我们？ 既然陈教授搬出了经济学家贝克尔，咱们也可以掰扯掰扯这些枯燥的经济学理论。 贝克尔这位拿过诺奖的老学究，用了很多经济学逻辑，来解释日常家庭活动关系。 他把婚姻看作一种市场关系和市场行为：结婚、生育或离婚，是男女双方比较“成本”和“收益”的结果。 父母通过对孩子成长和教育的“投入”，换取从孩子身上获得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这种“产出”。 通俗点说，养孩子和养汽车是一样一样的，子女也算一种耐用消费品。 理论上，陈教授引用贝克尔的话，从经济学角度还真不能说她错。 但是这套理论，当初是用来研究人家美国的生育问题的，“子女是消费品”只是一个学术意义的推论。 到了陈教授这里，扭头就拿“子女这种消费品”，去和生活中“其他消费品”做价值比较。 把“年轻人不生孩子”这种复杂的社会课题，简化为“对与错”的二极管评判。 这不仅是赤裸裸地夹带私货，也是将人彻底“物化”的极端言论。 更关键的是，人家贝克尔的这套理论还有另外一半。 他提到，一个家庭决定是否生育的最重要动机，就是要比较生孩子的“收益”和“成本”。 如果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大于收益，则人们就会决定不生育；反之，则决定生育。 通俗来说，家庭经济状况不佳，首要削减的开支，就是子女一类的“耐用消费品”。 背书本记一半、忘一半，可以解释为陈教授年纪大了、记性差了。 但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是探索和总结社会规律的。 当一位经济学家发现现实和理论不符合，不是去探究背后的原因，不是去修订和补充理论。 而是站在台上，去呼吁现实尽快向自己的那套理论靠拢，否则就是离经叛道、不识抬举。 当年“地心说”和“日心说”论战，有人跑去警告太阳好自为之、回到正轨的吗？ 斯基觉得，既然专家们摊牌了，事情反而好办多了。 过去指责年轻人不生孩子的时候，总是没说几句话就要上价值。 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没有孩子的一生不完整”，什么“繁衍是人类本能”…… 在这套话术里，生育是个体和家庭绝对的责任，不生近乎犯罪。 现在好了，你专家不是说“子女是消费品”吗？不是想让“消费品”去生产下一代“消费品”吗？ 可以啊，那就别打感情牌，坐下来算生产账，经济学嘛，讲究极致理性。 咱们左手贝克尔的著作，右手拿着计算器，就按着“消费品”的投入和产出一条条地过，谁也别想打马虎眼蒙混过关。 一个孩子从生下到上学、毕业到工作，中间要多大花销？父母这笔投入到最后，能从孩子身上赚回多少？ 这笔生育的开支会占用多少父母的消费、养老资金？会多大程度上增加父母法定工时之外的劳动时数？ 咱们不喊口号、不扣帽子，大鸣大放，你不做人我也不做人，谁也别把人当人。 横扫一切温情脉脉和小清新，直面灵魂最深处，就看生孩子这笔账能不能算平。 如果这笔账能算平，你专家再去上价值，用对和错去评价不生孩子的年轻人。 如果这笔账算不平，那就必须要搞清楚： 子女这个消费品，究竟谁在生产，谁在消费？ 人口话题一直是财经界的顶流，常有专家拿一些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去套生育话题。 2021年的时候，央行有一篇工作论文突然火出了圈，因为文中对人口问题直言不讳、尺度很大，一度影响了生育概念股走势。 在这篇论文里，不仅将老年人直呼为“净消耗人口”，也在反复提醒“人口红利还剩10年”，尤其是那句： 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 从平素四平八稳的央行口径传出，颇有点奔走呼号的画面。 这一时期，也有所谓学者在微博上发文，直接把人口生产当工业讨论，其中有两句话： 人口生产，也是一种生产，原理也是相通的。 搞起生产，咱们谁也不怕。 这种赤裸裸的“暴论”让当时的互联网一片哗然，细思极恐。 这些话不仅是对人性的极端漠视，也缺乏所谓的经济学常识。 专家把人口看作产品，群众就学OPEC，通过减产来维持可持续开采的利润。 专家把人口看作资产，群众就学比特币，通过边际供应减产，来保值增值，做大做强。 群众可能不懂经济学原理，但群众就是经济学本身。 很多时候，人口这个问题在专家的嘴里，可以是红利，可以是资源，可以是负债，也可以是软肋。 甚至可以是产品，是耐用消费品。 就是不可以是人。 不过斯基觉得，能做到专家这个位置的人，智商和情商不会太低。 他们有时候的话可能会惹咱们生气，可能他们也不太在乎。 是因为这些话，原本就不是说给咱们听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斯基财经）
在中国仍将计划生育限制在三胎之际，四川省这个月开始允许包括未婚者随意生育的新鼓励措施。这显示出当局希望刺激新生育高峰的急迫性。中国人口自1960年以来去年首次下跌。不过，这一措施遭遇一波公众质疑、讥讽和辩论：当局试图扭转人口下降趋势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心态以及一些急就章的做法可能适得其反，甚至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道德挑战。 美国纽约时报周日（2月26日）报道，除四川省引发争议的新生育鼓励政策外，其他一些城市的官员还敦促大学生捐献精子，帮助刺激人口增长，并且还有扩大医保，涵盖不孕症治疗，包括体外受精等。越来越多的城市宣布向捐精者进行补偿。昆明一家医院这个月宣布向身高1米65以上的捐精者支付4500元，约660美元。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曾是有悖人性的中国“一胎化”政策产物的许多年轻成年人对政府的鼓励政策进行抵制。中国是全球养育孩子最昂贵的国家之一。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类似的鼓励措施没有解决他们在赡养年迈父母、承付子女昂贵教育、住房和医疗开支等问题上已有焦虑和负担。 报道援引四川一位26岁护士的话说：“基本问题不是人们不能要孩子，而是负担不起。”她说，她得需要将目前每月8000元，约1200美元的月工资至少翻倍，才能考虑再要孩子。 从日本到俄罗斯到瑞典等许多国家都面临同样的人口减少的挑战，而这些国家的奖励生育的补贴和其他措施效果有限。但是人口快速老龄化的中国曾经实行了近40年的“一胎化”政策，不仅造成了人口急剧下降，而且促成一代人在生育和家庭结构上的态度转变。 中共当局从2016年起放宽二胎，2021年放开三台，但当局的新政策仍无法让民众放心生育。 拥有8400万人口、全国第五大省四川的新生育政策取消了所有生育限制，并包括一个前所未有的措施，未婚者可以登记生育，给孩子上户口，并享受已婚母亲的医疗福利。 未婚母亲长久以来在中国是一个禁区，未婚先孕的行为受到广泛歧视。尽管网上一些评论赞扬这一保护未婚妈妈的措施，但是更多的人讽刺这一措施将鼓励男人跟情人生孩子，批评会让“私生子女”成为堂而皇之的事情。 报道援引上海一位未婚妈妈的话说，许多妇女，特别是未婚母亲所缺乏的不是金钱，而是对她们权利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 中国妇女权利活动人士一直争辩说，当局试图提升出生率的努力有加重对妇女歧视的风险。一些招聘启事公然说只招收男人或已经有孩子的女性。而当局放开三胎后，许多女性担心雇主不愿招聘女性，因为雇主不愿支付更多的带薪产假。 报道援引美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家的话说，除非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其社会挂念和运行机制，性别平等的观念被更广泛地接受，否则女性只能用她们的子宫来表达观点。 而在经济遭受新冠病毒防疫“清零”政策的封控重创之后，目前中国16到24年龄段人口失业率几乎达到20%，更加重了一代年轻人的失望，其中许多人更将拒绝生育看作是一种政治抵抗。 去年一个对约两万名18到25岁年轻人的民调显示，多达三分之二的回应者说不愿要小孩。人口学家将生活开支和教育压力作为主要担忧，建议政府提出政策性解决方案，建议缩短学制两年，取消高中入学竞争性的统考等。 而一些城市也试图用直接现金补贴来舒缓生育的财务压力。深圳上个月宣布为每个孩子提供7500元的奖励。不过，报道援引深圳一位最近刚刚结婚的律师的话说，这一补贴仅仅刚够一个月的保姆费用。尽管补贴是好事，但不足以影响处于育龄期的人是否要孩子的决定。 这位女律师原本想要三个孩子，但是目睹自己的姐姐和朋友抚养甚至一个孩子的艰辛和压力，让她怯步。她目前考虑只要一个。
中国国家卫健委等十七个部门周二公布二十项鼓励生育的措施，涵盖教育、住房、就业、社保等方面。不过，有网民指出，女性须承担生育后的负面影响，还有人认为生不生孩是经济问题，纸上谈兵，解决不了生育率低的问题。 为刺激生育率，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部门8月16日发布《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包含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多方面，其中提出包括优化生育休假制度、完善生育保险等相关社会保险制、住房政策向多孩家庭倾斜、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鼓励实行居家办公、弹性上下班等灵活工作方式等20条指导意见。 根据《意见》，中央和省级政府须增加生殖健康支出，并改善托儿服务，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实施积极的生育支持措施，包括提供补贴、退税和更好的医疗保险，以及为年轻家庭提供教育、住房和就业支持。除此之外，所有省份还必须确保在年底前、为两到三岁的儿童提供足够的托儿所，以减少托儿服务的严重短缺。 “三无青年”关键在没钱 不愿生 这些措施在互联网上普遍得到网民看好，不过，也有许多网民表示，生育是经济问题，年轻人“没钱，没时间，没精力”，“再说白了就是钱”，并指几张A4纸解决不了生育率低的问题，因为“鼓励生育，首先是个经济问题，不是政策问题，不是出台一份文件就能解决的。” 中国陕西的社会学家、现任美国智库家庭研究所（IFS）研究总监王文迪也认同这个说法，她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最大的原因，为什么妇女不愿意生？是因为她们说负担不起，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中国养孩子的成本比较高，因为大家都只有一个小孩，父母对小孩投资比较多，很多人在想，如果花这么多钱生一个小孩，生两个或三个是不是就要两、三倍的成本？很多家庭感觉承受不了。” 王文迪认为，中国政府应尽力改善家庭体系对于生育的支持，改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并降低生活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包含扩大产假、育婴假、提高生孩补贴等社会福利。 “（这些做法）能减轻一下父母的负担，特别对于低收入户、贫困人口，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补贴这些家庭，减轻他们养儿的负担。”她说。 生为人母后女性职场无保障 除此之外，也有网民指出，生育的所有负面影响“都是女性在承担”，包含生理、心理、生活压力等，女性生育后在职场的发展及公平性才是矛盾所在。现居纽约的“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就表示，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女性社会地位没有受到保障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的文化越来越严重，妇女是受压的一方，不管采取怎么样的鼓励、福利或给予奖励，对于妇女在职场里面的社会地位，根本没有什么提高。”张菁说。 她指出，无论政府提出任何鼓励措施，对于妇女来说都是流于形式，无法解决根本上的担忧，“对于女性社会地位的保障一点都没有，无论是在法律层面，或是社会福利层面上，还有人的文化和习惯层面上，对于妇女都是不利的。要妇女多生孩子那是太难了，要是我，我也不会多生。” 无独有偶，日前一条“云南镇雄八孩父亲经济压力大，给县委书记留言求助”消息引发网民热议。这位父亲称自己是一名农民工，家里有8个小孩，七个在校读书，妻子长年带病，由于近年承包工程亏钱，难以维持孩子生活费及开支，投书当地政府寻求帮助。 生了养不起，是这名八孩父亲的写照。 不过，镇雄县大湾镇政府回复称，该户人均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上，名下两房一车，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 有网民对八位小孩成长资源有限感到惋惜。但更多人引述当地政府回应指，他的家庭至少前面5名小孩都是女儿，恐怕有“拼儿子”的重男轻女观念，才造成育儿成本过重。
为了减小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中国当局近年来全力推动家庭增加生育，但效果似乎远低于预期。4月25日，大陆作家叶倾城透露，中国当局将将大力度鼓励生育，文学影视作品中将不再出现流产，甚至都不让年轻女性知道有“流产”这种选项。 4月25日，叶倾城在微博发文称，“听了一个说法，不知道真假，但多半是真的：就是将在一切领域内鼓励生育，文学影视作品中将不再出现流产——甚至都不让年轻女性知道有“流产”这种选项：所有出现的影视里的女性都得是已婚或已育、未婚未育但渴望结婚生育的。” 据称，影视里的单身女精英人设将不被通过，并将出现大量抚养非情愿子女（被强暴生育、被拐卖生育、未成年生育）的坚强女性形象；善良继父形象也将大量出现，以鼓励女性生育。 叶倾城推测，应该会有出现很多“寡母孤儿”成材的故事，告诉女人们：没有男人接盘，你们自己也能把儿女——主要是儿子，抚养成国家栋梁，以此来宣传单亲生育是女人的福音。 叶倾城最后提到，自己回想了一下，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心居》和《亲爱的小孩》就是类似题材。 传统文化 https://t.co/QgXK2l9d8R — 沼_ (@mendokusai8964) April 28, 2022 此消息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表达不满，“那铁链女的市场大了是吧？没抓了使劲生合法结婚证一条龙服务??难怪听不到救济的消息也不宣传。。。祝洗脑成功洗出一大片不婚者。?” 另有网友留言说，“很多医院对于怀孕大于三个月以上，非残疾和缺陷的引产流产都不给做了。” 一位网友证实此消息，“我同事去年二胎就是这么被迫生的，她本来就是意外怀的，家里都想要但是她自己不想再生了，商量了好久闹得不痛快，最后好不容易去医院想打了结果医院不给做，最后不情不愿的生了。” 据公开资料显示，叶倾城，原名胡庆云，作家，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湖北作家协会会员。大陆发行量最大杂志《读者》的签约作家，其作品在诸多的报杂志中有很高的转载率。著有《爱是一生的修行》《爱是一种修行》《倾城十年》《情感的第三条道路》《爱与不爱都是事儿》《一杯闲半生愁》等多部散文集，《原配》《心碎之舞》《麒麟夜》等多部长篇小说，独立编剧的电影《如果爱上我的青春》于2014年上映。叶倾城曾说过，“写作之于我，越来越像一桩宿命，一份天赐的枷锁，但我愿意背负这沉重，直至永远。”因此，她笔耕不辍，期冀有朝一日成为文坛常青树。
【生三胎，是昨天最热的话题。但问题是，现在还是用生育政策调节生育行为的时代吗？一句流行的俏皮话是：你以为我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限购吗？现将年初的一篇文章重新发表】 1、这几天，有关2020年全国或部分地区生育率断崖式下降的消息在网上广泛流传。现在甚至已经有人在讨论中国能不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问题。还有人再发出呼吁：请为祖国生个娃。现在看，这确实是个问题，并且是个大问题了。几年前，我就说，养老和生育将会是中国未来两个最大最棘手的问题。 2、但问题是，呼吁有用吗？提倡生爱国娃有用吗？很现实的问题是，你想让人们生娃，总得先给个理由吧。人的行为都是由动机驱使的，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说明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陡然的变化？因此，要解决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要把人们为什么会生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才会生孩子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弄清楚。 3、人们为什么会生孩子？不外乎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本能的因素。就像动物一样，凭着本能就生，即依靠本能使生命延续，无需别的理由。第二是文化的因素，即本能观念升华为观念并在观念的层面上凝固。比如，我们有个邻居就十来个孩子。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生育动力？因为当地的文化就是如此，孩子越多越受尊重。第三，功利性的目标，如养儿防老，如财产的传承等。在有的国家，多生孩子还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助，甚至成为获得收入的重要来源。 4、逻辑上接着的问题是，无论什么理由，都得和一个叫做成本或代价的东西撞车，也就是得把理由与成本或代价综合起来加以权衡和考虑。而在当今的社会，生育尤其是养育、教育的成本在明显提高。不仅仅是经济、时间、精力上的绝对成本在提高，机会成本也在明显增加。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生孩子，你就要放弃很多东西。在综合权衡之下，只有生育的理由和冲动足够大，或是成本不至于过大，生育才会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5、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外界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家庭的压力。意愿、成本、压力，如果涉及的这些因素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来捋一捋他们之间所形成的逻辑关系，以及在这些逻辑关系之下，人们可能会有的选择。 6、生育的意义与意愿。如前所述，本能、文化、功利性考虑，是形成生育意愿的三个重要因素。但在城市化、受教育和理性化程度提高、自我意识增强以及生活方式变化的大背景下，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最简单的功利性因素说起。在当今的城市生活方式以及有关的制度安排之下，养儿防老的功能已经基本丧失。即使是在农村，这种功能也在弱化。而通过生育实现财产的传承，也许只有在极少数富人家庭才会有这种考虑。请问，你现在如何在一个功利性的意义上给人们一个生育的理由？ 7、再说文化与压力。文化压力大体来自社会与家庭两个方面，而压力的程度则取决于文化的特质与人们关系的紧密程度。首先，社会中生育文化在明显发生变化。更重要的使，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个人自主性的扩大，是人与人关系的松散，甚至整个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隐名匿姓的特点。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外部压力的作用在减弱。现在，尤其是在城市中，谁还在看别人的眼色决定自己生不生孩子？这当中还要注意到的一点是，由于种种原因，来自家庭的压力也在减弱。 8、实际上，在过去的时代，人们为什么要生孩子？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为什么。生育就是一种本能，就是一种无需理由的天经地义。由此，实现几乎与动物一样的传宗接代，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生命延续的意义。而现在，恰恰就多了个为什么。而为什么的其中之一，就是对人生的理解，对生命意义的理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人生的无意义感或不满意感越来越强。不止一个人说过，我不想有一个孩子，让他和我一样过这一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宁可养猫养狗而不养孩子？ 9、在人们越来越找不到生孩子理由的同时，成本的压力却在不断加大。这个成本是什么？人们已经讲得很多了。生养的成本，教育的费用，甚至男孩还得给准备房子。关于这个成本，我现在只想说两点。第一，这个成本不能简单从金钱的意义上来理解，就一部分人来说，成本更多是精力上的。别的不说，仅孩子上学后的接送、课外班、平时作业的监督和辅导，要占去多少时间和精力？第二，对于哪怕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来说，也并不意味着在成本的负担上可以轻松。因为条件越好，对孩子的期望值越高，需要的投入就越大。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要么别生，生就要负责。 10、所有这一切的矛盾或张力，会集中体现在中产阶层身上。在生育问题上，中产阶层的特点是，他们的理性化程度更高，而承担成本的能力却非常有限。不仅仅是金钱意义上的。这从996们那匆忙疲惫的身影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你既可以把它理解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与动力，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生育意愿低下的群体。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孙立平社会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