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經濟成了全球關注焦點，我在上期專欄文也說，中國經濟有可能構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緣政治風險。不過，中國經濟的不振與社會情緒有著直接關聯，後者的普遍消沉影響了市場信心。 社會情緒可以視作一個國家的人民對它的政府的評價。中國的社會情緒當前處於一種負面狀態，反映民眾對中共特別是習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極其失望和不滿。 習背離改革開放，不滿聲音遍及各階層 這種失望和不滿由來已久。習10年前上台時，民眾曾對他懷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領導下，中國能夠擺脫胡錦濤時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狀態，同時政府清廉。隨後開展的大力度反腐讓他贏得了相當大的民心，也逐漸樹立起個人權威。當時只有極少部分人預見到了他會把中國帶向今天的局面。 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締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讓中國擺脫了積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受惠於經濟成長，一個初具規模的中產階級從無到有，逐步發展壯大起來。比起經濟成就，改革開放更重要的是帶給人們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變，中國和世界接軌，融入全球化，與現代文明親密接觸，這些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然而習近平扭轉了中國發展的軌跡，背離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儘管官方仍然高舉改革旗號。這個過程既是漸進的，但又帶有一種突變性。在此過程中對他不滿的人越來越多，而引起中產階級特別是國內自由派普遍不滿的，則是他第一任期結束後對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人們從這一舉動中警覺到他可能要謀取終身制的野心，這破壞了此前奠定的總書記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政治傳統，然而，黨已經無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習個人專權的大爆發。如果說，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權，對言論和思想的打壓，以及在經濟上限制私營經濟的做法得罪了黨內的開明派、社會的自由派和企業家階層，但其實行的強硬的民族主義路線也為他獲得了底層和中產階級中那些希望中國強大的人群支持；那麼，三年疫情，習實行嚴格的清零政策，野蠻封城，強制剝奪個人自由，無處不在的對民眾的監控，幾乎把中國社會所有階層，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都得罪了。在現代社會出現這種現象，極其罕見。 上海封城-最後一根稻草？ 然而，這中間民意也有一個變化。疫情初期，由於未能有效應對，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來的最低谷，但隨著疫情向全球擴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時間，由於中國在主要大國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時經濟得到恢復，政府改寫了疫情敘述，將之描繪成得益於習的英明領導和指揮，民意出現有利中共的轉變，習從而迎來權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進入後半段，隨著多數國家逐漸解封，中國卻再次封控，特別是上海的封城，終於擊潰了人們對他的最後一點耐心，並在11月，釀成席捲中國多個城市的青年反抗運動。假使中國政府不在隨後宣布解封，更大規模的社會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現的。 目前中國的社會情緒已到達某種臨界點，民眾的信心已然崩潰，對現政權的不滿就像瘟疫一樣到處蔓延。這不是誇張的說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實的描述。儘管在中國沒有可信的民意調查，然而，中國自媒體每天轉發的海量負面信息和大眾低落的情緒，讓對國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這決不是誇大其辭，故意抹黑中國。 大眾——從底層到中產階級，從黨外到黨內，從知識階層到企業家，從普通公務員到中高級官員，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焦慮，既看不到個人前途，也看不到國家的希望。失業的威脅，收入的下降，養老金的減少，沉重的房貸，這就是多數中國人每日都要提心弔膽面對的現實。對官員而言，這個現實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和對領導人的忠誠測試以及反腐的壓力。對企業家而言，這個現實是沒有好的投資項目和破產的威脅。對知識分子而言，這個現實是苦於不能說話。人們厭倦了官方虛假的宣傳和意識形態，想改變命運的，要麼移民，要麼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眾通過「走線」進入美國，創改革以來最高；不想改變命運的，則被迫或自覺內卷與躺平。 社會情緒大爆發何時到來？ 時下中國出現的狀況類似於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後的幾年，那時人們對政權極度不滿，對現狀極度沮喪，想改變現實卻又自覺沒有能力，苦悶彷徨，看不到個人和國家的前景。說中國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夜是恰當的，但絕望也孕育著希望，不滿也孕育著反抗，如果這種民情持續若干年，越過人們所能承受的心理臨界狀，屆時因某個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觸發系統性社會危機，導致社會情緒的大爆發，變革也就不期而致。 儘管當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強大的維穩機制下，社會變革不會很快到來。一是因為這種最壞的情況更多是人們的一種心理感受和悲觀主義意識所致，從社會財富的角度來說，多數人的實際生活水平還是要好於文革末期和六四後幾年，也就是說，社會財富的積累機制雖然中斷，但財富存量還在；二是因為中國政府也在試著調整和改變，呼應和照顧人們的社會情緒；三不能不說到的一個因素是人性的弱點，由於當局多年來的物質鼓勵和價值觀的虛無化，社會的主體已被改造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願也不敢公開出來反對當局。 不管社會變革會不會到來以及何以到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要人們做馴服工具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了。無論多麼完美的極權，都做不到這點。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一周年碎碎念，一點微小的個體記憶 一年前的今天，上海兩個月的封城以上海發布的「6月1日起有序恢復住宅小區出入、公共交通運營和機動車通行」結束，當然了，封城的開始也是上海發布，3月28日的「新一輪核酸篩查」。解封的推文下，上海發布放出來的評論是「我是六月一日過生日，感謝上海政府的禮物，我超喜歡！」「我愛魔都！」。 2022年的5月31日應該還是個工作日，下午守在電腦面前摸魚（和上班）。打開手機發現樓道群里說小區的門開了，可以自由出去了，之前幾天一直講的是一個樓道有一兩個名額一天可以出小區的門。昔日的卡口確實消失了，掃開一輛單車漫無目的的騎起來，一種巨大的陌生和手足無措感襲來，我獲得了曾經在監獄裡渴望的自由，但我要這自由做什麼？就像肖申克的救贖中假釋出獄的老大爺最終上吊自殺了一樣。不遠處的菜市場開始熙熙攘攘，人們涌了出來，買菜買肉，我也去蘋果花園買了一隻吐司，但為什麼要買吐司？現在想想可能還是對食物缺乏的惶恐，那個吐司最後也就吃了三分之一，過了保質期就扔掉了。 如每一個在上海的市民收到的信息一樣，鴛鴦鍋封城，只要四天就完事。我買了一打速食麵，和生菜雞毛菜，最後一天還在公司（3月末日均確診三千例的時候我居然還正常線下上班）旁邊的精品超市搶購了一盒伊勢萬綠湖可生食雞蛋—那個超市能買到的最便宜的雞蛋，和一盒牛奶。現在想想這樣保守的囤積物資多少有點可笑。鴛鴦鍋封城先只封浦東，於是所有的跨江的地鐵線都只駛到臨近黃浦江的車站，3月30日時還去體驗了一番如此的盛況，二號線終點站南京東路，四號線終點站南浦大橋，八號線終點站終點站小南門，晚上七點鐘的人民廣場站空空蕩蕩，只有保潔阿姨在徒勞的拖地。從南京東路走向黃浦江邊，空無一人的南京東路還是第一次見到，同樣空蕩蕩的江堤上有人跑步，望向對岸，陸家嘴的燈光還是毫無異樣地輝煌，從金陵東路走去豫園站，回望外灘的方向，江對岸花旗銀行幕牆上的LED上是巨大的I♥上海I♥儂（儂是上海話中的「你」），映照在空曠的路上。 幾天後食物自然即將耗盡，樓道群里的人們開始尋覓團購群，我團到的第一批東西居然是意麵、玉米片和粗糧餅乾。我拿了兩包煙跟樓上換了海底撈番茄底料，番茄底料加洋蔥番茄和隨便什麼肉，澆到意麵上，也確實像那麼回事。接下來是蔬菜包、肉、兩塊錢一個的雞蛋、麵包和水果，想要靠叮咚美團搶菜是徒勞的，只有自組織的團購才穩定靠譜，只不過要等上幾天才能收到。起初還是一天三頓飯，早上麥片中午吃個泡麵晚上和室友炒兩個菜悶一鍋飯；中間一度團到了麵粉，從樓下借了擀麵杖，和了面擀餃子皮包餃子，從下午一點忙活到八點鐘才吃上，也就折騰了那一次就再也不弄了；後來一天兩頓，隨便炒個雞蛋做個粥就是一餐，家裡沒有稱，解封了去表哥家吃飯，一稱瘦了20斤。 封城中本來準備寫些日記，結果只零零碎碎的堅持了幾天時間，之前有一篇已經發到了matters上-今天是上海封城的第53天，還有接下來封城初期沒有那麼憤怒時候寫的： 4月13日 Lockdown的第13天 已經漸漸習慣了居家的生活，早上八九點鐘起來，洗個澡回回郵件，下午煮點茶喝，傍晚給室友們做個飯，飯後盤點下剩餘的物資和明天該做些什麼菜。已經沒有居家初期對於食物的焦慮，社區的團購帶來了充盈的食物，至少對於年輕人而言是這樣的：從牛奶到蔬菜，麵條大米和菜饅頭應有盡有。我自覺已是上海疫情封鎖中受影響最小的人了，封城的時間最短、有固定的工作可以線上辦公、沒有被感染上covid…現在的病毒真的還有那麼可怕了么？如果還是如兩年前一樣的話，那外國政府都視人命如草芥了，這兩年國內的施打疫苗、處置患者的經驗都是不存在的了么？ （一年後的評述：關於感染後被拉去方艙中，方艙里老人的境遇可以看一下我的朋友Hayami寫的《我在方艙，看見老人們的孤島求生》。曾在牆內的微信公眾號獲得一千萬的點閱後才被刪除。） 4月14日 Lockdown第14天 晚上做飯的時候對面樓又一次吹起了薩克斯，這一次演奏的是《明天會更好》。在被封城的現在能聽到演奏這樣的一首歌，確實有如沙老師在文中所說的「不亞於在冰箱里忽然發現還有一瓶可樂」。可對於現在的環境里，明天真的會更好么？至少對我而言對當前撕裂混亂社會的厭惡、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的擔憂遠遠大於對未來的企盼。明天會更好於1985年首次演唱，兩年後台灣戒嚴令被取消、多年來的黨外運動走上了台前；那一年前的大陸在改革開放後，文化和思想都有著極大的自由… (一年後的評述：上海解封前幾天，在前法租界的延慶路上，便有市民在街頭彈唱起《明天會更好》，在微博等牆內平台被轉發了許多次，對於我自己而言還是最喜歡街頭的這一版，更富有生機和力量。最近刷ig時才發現1989年香港社會民主歌聲獻中華時候也曾一度獻唱過這首歌，讓上海乃至全國發生的事情於四十年前的事情產生了關聯） 核酸是無休止的。就像上學時候運動會走隊列練習一樣，走一次，不行，再走一次、再走一次，每天的新增確診從三千變成兩萬三萬再緩慢的下降。也是封城後才曉得小區居然有像學校那樣的廣播體系，來催促你去做核酸，而毋需如很多小區一般要社區的人手持一個大喇叭在窗戶底下喊。起初還很正常，按照樓道的號碼依次喊去做核酸，接下來是在開始做核酸前播放紅歌，社會主義好我愛祖國將士們聽黨指揮，特別還是在早上六七點鐘時播，大抵是為了提醒您別忘了趕緊起床做核酸。還送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抗原，每天打卡上傳，後來也懶了，一個核酸片片兒能拍一周直到褪色。 離開上海前的幾天，平日在天津工作的好朋友來上海玩，陰沉悶熱的天氣里我們從徐家匯書院走到徐家匯公園，她問我，你會不會對上海有歸屬感？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來了一年多沒有戶口沒有房子，甚至連暫住證都沒辦，從戶籍的角度上來說我和盲流沒有本質的區別，還記得公司里的本地同事一本正經的跟我分析半個小時這個拆遷給了多少錢多少套房子，這個晚拆遷了幾年就多給了多少。但歸屬感又不是明明白白白紙黑字的戶口對吧，歸屬感可能像幸福感一樣，是點狀的而不是條塊狀，和朋友在解封后的街頭喝酒、吃老弄堂的蒼蠅館子、給沒帶口罩的爺叔送一個口罩、和準備在上海買房子的朋友討論各區的區位（？）以及在去年的11月街頭行走，歸屬感在每個小小的事件中隨機存在。 清空房間是一個大工程。明明記得來的時候只有一個背包和一個箱子，把書送了好多朋友、能掛閑魚掛閑魚之後還是好幾大箱子。最難抉擇的是把什麼衣服扔進登山包里背走，這個帶不帶、帶兩件還是三件、本來還想帶三雙鞋，結果登山包完全放不下只能帶兩個，完全忘記大學時候長程旅行的登山包是怎麼收拾的了。最終也只放進了平日很小一部分的衣服，之前還總覺得衣服不夠穿的，或許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的東西真的不太多。 最為捨不得離開上海的還是這座城市豐富的公共空間和同溫層的朋友們，每周不重複的活動在市區的每一個角落中進行蔦屋書店半層書店黑石公寓育音堂日領館蘭心大劇院；今年三月份考語言考試前準備的時候還去了好幾家圖書館，普陀區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上圖東館，最後還是覺得上圖老派古樸的氣質最為對胃口，如果人不多的話徐家匯書院也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在上海的朋友們大抵是從豆瓣、播客聽友群和同好群里認識的。已經消失了好幾年的好奇心日報的讀者群還存在著，和上海的群友們形成了小小的線下同溫層，在嚴老師索老師的潤府度過了一個個美妙的夜晚，想來第一次的抗原還是在可以望到浦東四件套的虹口一代潤府里做的；和翻電群友們則是在一次次的群代會中熟絡，從永福路上的雍福會到莘庄的聖誕派對、以及11月路上行走後逾三十個人擠在李師家小小的客廳，復盤這震撼人心和公民教育101的一晚。李師走後，故宅被wayne師接手，成為群友們舉行活動的公共空間，每周電影放映、碎片談，當然更多的是不定期的騎行觀展吃飯和喝酒。愛每一位同溫層的朋友們，也祝大家應潤盡潤，心想事成。 中環到北翟高架到虹橋樞紐，曾經出差旅行和送表哥離開上海的路線再熟悉不過，對城市交通地理的親切應該也算是一種歸屬感。值機託運安檢登機，同樣熟悉不過，但這一次在上海沒有了可以回的家，這天很炎熱，徐家匯氣象站的溫度打破了歷史記錄，飛機一躍而上進入雲層。 再會了上海、さよなら。 於青海格爾木 （全文轉自Matters）
經歷去年上海封城，當地豪宅市場今年掛牌出售個案明顯增多，價格也往下調。有些業主想把握兩年前豪宅價格翻倍的時機現在還能賺一筆，有些國外業主則是在今年疫情後返滬處理房產。 經濟觀察網13日報導，一名從事上海豪宅仲介已經7年的工作人員說，年初以來，掛牌出售的豪宅數量明顯上升。原本「物以稀為貴」的豪宅市場中，業主態度高高在上，現在仲介的態度則是「你要賣就賣，不賣就不賣，你不賣，還有別人」。 報導以上海市區新天地區域的豪宅社區「翠湖天地」為例，在出售總掛牌量約有130套，掛牌率達到了7%，這個數字讓仲介感到吃驚，稱豪宅市場似乎進入了不缺房子的狀態，客戶想看甚麼房型都有。 翠湖天地的兩房戶型，去年好的時候能賣到人民幣3200萬元到3300萬元，今年2月的成交則普遍在2800萬元到2900萬元，今年的掛牌價普遍降了10%左右。而近100坪的大戶型，去年下半年掛牌8300萬元，當時有看房人出到8100萬元，業主不願意賣，現在房仲評估這間房大概值7800萬元。 為何想出售豪宅的業主變多了？報導分析有幾個不同的原因。 有些已經建造15年左右的豪宅，因為物業管理不夠良好，業主覺得維權不易，於是想要賣房、換房。 第一太平戴維斯中國區住宅銷售部主管唐華說，尤其經歷疫情，豪宅客戶對居住環境的要求更清晰明確，房齡老的房子居住條件升級的空間較為有限，僅靠維修和保養很難真正升級生活體驗。 除了換房需求，還有一部分業主在現有豪宅價格停滯不漲的情況下，準備賣房再買新豪宅，認為是更高效的資金安置方式。 報導指出，比起往年格外突出的現象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很多的業主不再願意以「黑白合約」的方式故意把購房價低報，他們現在寧願花更多的稅費，然後把賣房得到的現金帶到國外去結匯。 一名豪宅業內人士說，疫情常態化後，在今年年初，有部分早年間在國內置業的外籍人士選擇回來處理房產。 雖然豪宅成交量尚未出現太大變化，但上述豪宅業內人士觀察到，一些客戶看到掛牌量上升，已經不敢輕易下手，「怕自己買後，價格往下跌」。
中國新總理李強首場記者會稱自己是「老網民」，對民企和外資喊話也引起不少議論，有人注意到他說話不帶「金句」，「不背稿子」，口語化，儘管並沒有回答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倒還「接地氣」。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掌權以來，公開場合很少說話，少數傳出來的成為笑談，比如要大家「擼起袖子干」，比如指責外國人「吃飽了沒事幹」等。後來的公開講話必備稿，喜歡引經據典，結果讀得比較吃力。作為領導人有時還是不得已要說話的，比如去年G20印尼峰會間隙，習找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論理」，批評後者把兩人的談話傳給了媒體，習看來沒有備稿，「土腔」又流露出來了。 李強的前任李克強隨便談話沒問題，但到後來快下台時，說話也有點磕磕巴巴，斷句斷得很不自然。最後告別時說出了「人在做，天在看……」悲憤還是苦澀？不過，他說中國還有六億多人每月收入不到一千元，許多人還記得。 對李強的記者會首秀，有觀察人士不以為然，「不就是延安土八路那一套話風」。批評者指現在中常委學歷出身一個不如一個，這一點非常接近文革前的班子，但文革前那一班人至少是名副其實的「土八路」，「打江山」的。 讚賞的則以為李強講話樸實。中共一代老幹部都是這樣講話，現在的基層領導幹部，佔山為王，也是這種不太忌諱的講話風格，但一到了中央泡久了，說話風格就慢慢變了。 李強終於有了在國際場合講話的機會，顯得「接地氣」，一方面可能與其剛脫離基層不久有關，另一方面與其官場快速升遷，得到習近平超級拔擢有關，習從今而後儼然大家長，只抓大事，比如抓他最操心的「國家安全」，專心當舵手，經濟民生的事就交給李強辦了。華爾街日報也報道說，李強是一位在習近平面前說得上話的中國新總理。 中國的經濟在習近平三年嚴酷清零之下，在中共幾十年嚴酷的人口生育限制政策之下，已經到了窒息的地步，現在被迫取消清零，被迫重新「抓經濟」，被迫放開人口生育，無論如何，在全球經濟反彈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的反彈是指日可待的，因此，李強開局之年，承諾來個百分之五的GDP，雖然為幾十年最低，也應該是可以企及的，但懂得經濟的都知道，中國經濟內部的運行問題嚴重，青年失業率之高，金融系統之不良，房地產飽含的巨大泡沫，都面臨著總爆破的威脅，李強在完成初任總理的蜜月期之後，能否讓中國走出危機四伏的經濟低谷，是要打一個嚴重的問號的。 而且，最讓外界生疑的是僅僅在幾個月前，李強還是上海大清零的總指揮，上海那場空前的大清零，硬是把一座中外馳名的國際大都市的經濟增長變成破天荒的負增長。習近平想讓自己在浙江擔任省委書記時的大秘李強擔任總理，二十大前，中國官場人人皆知，只是在發生上海大清零這樣遭人怨聲載道造成嚴重人道災難的大清零之後，不要說老百姓痛罵李強，就連唯上的官場也對李強的升遷打上了問號。當時就有知名觀察人士列出兩種前景，要麼李強二十大不入常，但是這樣的話就等於說清零有罪，等於間接譴責了清零政策的制定者習近平；要麼讓李強上，習近平藉此為自己三年清零做出重大肯定，顯示「一切我說了算」，在肯定李強的同時肯定自己的威權。現在看來，習近平選擇了後者。二月份中共政治局肯定防疫取得重大勝利，而且說成是人類文明史的重大成果，也是這種邏輯的延伸。就是說，清零不會錯，錯了等於說習近平錯了，清零是對的，等於說習近平是英明的，這是李強當上總理的權力邏輯。 有些對李強漸漸有好評的尤其對李強新聞記者會有好感的人認為，上海大清零也不能單單怪李強，那是習近平下令做的，李強豈敢違背？而且，李強本來是要在上海做「精準清零」的，有人甚至指出，李強擔任江浙等省領導或者初到上海時，還是頗有一點實幹精神，這和他在新聞會上的講話勁頭是一致的。 獨立政治學者陳道銀不這樣認為，他對費加羅報說，”作為全國最大城市的地方領導人，李克強有一些自主權，若不與中央政府對抗，至少可以設法減輕這些措施。但他服從了命令。這就是新政府團隊的象徵」。 還有人則以蔡奇的故事作比，現在的中共常委，書記處書記蔡奇在地方上時也是比較「實幹」的，還在「知乎」上與人對話，訪問台灣後還寫過博客連載，雖然做著官，似乎給人一種想與民間通聲氣的感覺，但一調到北京就要「清除低端人口」了，變得凶神惡煞，現在你從蔡奇的臉上，能看得出昔日蔡奇一星半點的樣子么？ 李強的升遷之路不也如此嗎？紐約時報14日的相關報道也認為：「李強在上海防疫上的轉向顯示出他對習近平的忠誠，這一點似乎讓他在過去20年里一直與這位最高領導人保持著密切聯繫，並最終使他在周六被提拔到總理位置。」 李強能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權是一個問題。李克強雖然是一位弱勢總理，習後來大權獨攬，但對李克強還有形式上的尊重，因為李克強的官位與他一樣均來自前朝，而李強的升遷至此，在獨立學者鄧聿文看來：「李強今天的地位完全仰賴習，其總理合法性來自習，未來的政治行情也取決習，可以說，他完全是弱勢和被動的一方，沒有資格和能力對習說『不』，兩會前媒體透露的在結束清零的問題上他敢對習抗命的信息，肯定是不準確的。」 3月15日，李強任總理後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常務會議，他說，「新一屆政府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和全國兩會精神，認真抓好貫徹落實」。他強調，「國務院首先是政治機關，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國務院首先是政治機關「，李強知道自己的官是怎麼得來的。
李強以三票反對八票棄權當選國務院總理，中國進入「新習李」治國階段。儘管木已成舟，很多人依然會追問，習近平為什麼要強保李強做總理？畢竟去年上海的封城讓李背上了一個沉重包袱，即便在專制體制下，也得考慮這個因素。 要解此「謎」，需站在獨裁者的邏輯去思考。從獨裁者的角度看，如果因上海封城造成的嚴重後果不選李強做副手，看似順應了民意，但也恰恰說明清零政策是錯的，不然，為什麼不保他呢？故為顯示疫情應對是正確的，至少必須讓李強在二十大入常。要他做總理，則可能考慮了其他因素，如在習的親信中，李的經濟才幹或許比其他人強。習無疑知道其黨內同僚特別是政治對手會抓住李強這個污點反對他做總理。 為總理人選，李克強同習爆發衝突？ 根據知情者的新近爆料，在中共二十大前，圍繞總理人選，習和李克強曾發生過一場激烈衝突，後者保舉胡春華接任總理，遭習否決。 此事難以求證。不過，在我看來，它很好解釋了隨後二十大的高層人事安排，以及團派在政治局的徹底出局。習雖然不打算安排胡做總理，但本來可能要給他在常委里留一席，不管是想向團派示好，或者安撫團派，又或僅僅作為一個點綴。人們看到，二十大前各種版本的常委人選猜想，胡幾乎都在名單內，說明這基本是一個共識。 《華爾街日報》猜中了六個，第七個空缺，從另一角度說明這個空缺的常委本來是胡的。然而，由於李克強力撐胡做總理，讓習對李和胡起了疑心，認為李是要用胡在新的常委班子里牽制他。習當然不能容忍有人挑戰他的人事安排，所以乾脆不讓胡入常。鑒於胡已連任兩屆政治局委員，既做不了常委，也就不能保住這個位子。習最後把他打發到政協做一個副主席，保留其副國級待遇，可能是考慮胡還年輕，直接讓他退休影響不好。但政治局就只有24人，不像前幾屆是25人。 如果這個說法為真——基於上面的分析，我認為它的真實性很強——李克強在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後階段，也算博了一把。過去十年，李給人的印象比較軟弱，碰到習這樣的主，硬不起來。這兩人從一搭台就存在競爭關係，因為總書記本來沒習什麼份，而是預備給李的，但由於中共元老想把紅色江山傳給紅二代，而習又偽裝很聽話，讓元老以為可以拿捏他，於是幸運地成為總書記。可這也就決定了他對李很不放心，警惕李是否會覬覦自己的位子。頭三年，習沒有自己的班底，那時的黨政領導層，除了少數關鍵職位是其親信，多數還是胡錦濤時期的人馬，而這些人的思想觀念更和李契合，所以習在表面上對李保持一種禮讓姿態，其時中國輿論也以「習李體制」相稱，甚至還有「李克強經濟學」的叫法，說明外界是看好李的。 可外界和元老都低估了習，在權謀和手腕上，習是大師，李根本不是他的對手。也許年少的遭遇以及在梁家河那種艱苦環境下的七年知青歲月，讓習領悟到權力的重要，他上台伊始拚命抓權，僅僅三年，迫使高層接受他成為核心。胡做了十年總書記，都未能讓同僚舉薦為核心，江的核心是由鄧封的，而習自封核心，不能不讚歎他權謀的厲害。習核心崛起，李就邊緣化，「習李體制」不能再叫了，此後七年，一直被習壓制著。好不容易熬到去年，由於疫情引發民眾對習的不滿，去年年中，李似乎有機會改善其邊緣化處境，海外習的反對者也一度臆想著「習下李上」，為其搖旗吶喊，但李缺乏殺伐決斷之氣，或者在評估後認為還不具備條件，不敢響應外界呼聲，公開和習叫板。儘管如此，萌生阻止李強上台，扶持胡春華做總理的念頭，則完全是有可能的。 李傾力扶胡動機，不僅僅因為後者是團派矚意的習之後的中共接班人，也可能是出於他對黨國前途命運的憂慮，李是黨國官僚體製作為接班人培養的，應該對黨有感情，不想二十大建立一個完全聽命於習的班子和體制，又折騰什麼幺蛾子出來，讓黨國和習一起陪葬。將胡安排在總理位子上，雖然不可能抵抗習，但多少會對習有些約束，是他能夠盡到的最大努力。而習對疫情清零的一意孤行所導致的後果，使李認為這是個狙擊李強，撐胡上位的機會。可如此一來，客觀上形同挑戰習的權力，因為挑選什麼人做總理，習認為這是他這個總書記的絕對權力，豈容別人做主。李克強的這一做法一定會引起習的強烈猜忌，乃至懷疑以李為首的團派是否在背後搞事，讓二十大不能按他的部署進行。二人在總理人選的較量以李敗下陣來結束，這當然也幾乎是註定的。 習和李克強的恩恩怨怨現已過去，輪到李強登場了。這個「新習李」關係呈現何種面貌，是否像他們表面上那麼「融洽」，很大程度上將塑造中共未來至少五年的高層政治走向。 可以肯定，李強和習之間，雖然不像李克強和習一樣存在競爭的關係，但也不會有後者的某種程度的「平等」。原因在於，習李二人是平輩，資歷相似，另外，李克強的總理職位不來自習，因此儘管習專權，但在形式上不太可能對李指手畫腳、頤指氣使，還是會保持形式上的尊重。 而習和李強的關係不同，後者是習的後輩，不單在官僚體系上是習的下屬，某種意義上也是師徒關係，同時還類同私人企業的老闆與副手，故他們在形式上就會保持一種不平等。換言之，李強今天的地位完全仰賴習，其總理合法性來自習，未來的政治行情也取決習，可以說，他完全是弱勢和被動的一方，沒有資格和能力對習說「不」，兩會前媒體透露的在結束清零的問題上他敢對習抗命的信息，肯定是不準確的。 習雖放心李強但也用丁薛祥牽制他 李強是習的「自家人」，使用起來自然會很放心，很有可能習會把經濟這攤全部交給李去打理，自己做甩手掌柜，主抓黨務、國防和外交等，從而李有更大的空間在不違背習的旨意下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像李克強被限制手腳，無法施展能力。但是習也不會無保留地信任李強，獨裁者除了家人，或許還有貼心心腹，是不會完全信任一個外人的，哪怕這個人是其親信，有時連前二者也不信任，只信自己的判斷。因為獨裁者骨子裡認為人性是壞的，從而不可靠，要時刻提防有人背後幹壞事，甚至看中或僭奪其權杖。 外界可從新一屆國務院的組成人員隱隱看出某種端倪。本屆國務院的幾個副總理，全是習的親信。其中第一、第二副總理丁薛祥和何立峰是習的左右手，習無論外訪還是國內視察，這二人必隨同。丁是習過去十年的大管家，何近幾年取代劉鶴成為習的首席經濟智囊。雖然李強在浙江時也曾是習的大秘，但論親密程度，未必是習最信賴的。即便習安排他倆進國務院沒有牽制李的意思，站在李的角度，都是習家軍的核心成員，不好差遣，會有很大顧忌。尤其是丁，過去完全沒有主政過地方，到中央也是負責黨務和安全。從中辦轉任國務院系統的，以前也有，溫家寶也做過幾年的中辦主任，在成為副總理前同樣沒有主政地方的經驗，但溫在中辦主任兼書記處的5年任上，負責農業和農村工作，擔任過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是當時主管農業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的副手，溫後來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和農業工作，也就不讓人感到突然，而丁完全跨行，進入一個此前他完全不熟悉的經濟領域，或許只有一個合理解釋，即習要栽培他五年後接替李成為總理，所以要在國務院先歷練五年。丁有年齡優勢，五年後65歲，而李是68歲。 故而不排除習只安排李強一個總理任期的可能。在專制體制下，君臣二人間任何親密無間的關係，能否經受長久考驗，都是個未知數。尤其對於老二，很難長時間維繫對老大的忠誠，包括中共在內的中國歷史，給人們提供了太多這方面的事例。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國全國兩會正舉行，候任總理李強即將走馬上任，展開他未來五年的施政生涯。此時，路透社一篇有關「中國新二號人物如何加速習近平清零政策的結束」報道，是否會在所謂新「習李關係」上投下某種變數，引人聯想。 根據路透的報道，在去年11月中下旬疫情擴散習近平對清零搖擺不定的當口，李強頂住習要求重新放慢開放步伐的壓力，主導了疫情的突然放開，放棄了習的標誌性的動態清零。路透的報道是否要把李塑造成一個有主見，並不完全聽命於習的人物，不得而知，但從該報道引發的輿論反響看，似乎認為李是個敢抗命的角色。 對於李強在中國結束清零所起的作用，我早在1月10日的「聿文視界」專欄文就作出了預判——「中國放開疫情很可能由李強主導」，並詳析了原因，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那篇拙作。簡言之，站在李的角度，他是有動機早點引爆解封這顆雷的，早引爆，他在今年能騰出更多時間處理經濟問題。中國人講究搶頭彩，今年是新政府的開局之年，未來五年順利與否，與今年有很大關係。如果今年經濟形勢一團糟，人們不會怪罪是因為習還在堅持清零不放鬆，而會把責任算在李頭上，指責以他為首的治理團隊治國無能。本來人們把李的上位，說成是他和習的特殊關係，開局之年即把經濟搞砸，只會印證他無能的固有看法。李對此百口莫辯，只能默默替習背黑鍋。而早放棄清零，比在兩會後再放棄，顯然有利經濟恢復，從而會有利他的政治行情。 習其實也有動機快點結束清零。當局去年11月初調整清零政策，意味著習原本想在20大之後，以一種穩步緩慢的方式結束清零。但疫情的反覆和擴散讓他猶疑不定。習做事既有武斷一面，也瞻前顧後，既要又要，猶猶豫豫。但不管怎樣，倘若今年的惡劣局面不能改觀，人們的日子過得還是緊巴巴，對李強為首的新政府的攻擊，當然也可以看作對他的攻擊，因為人們會說，正是他用人不當，選了這樣一個無能的治理班子。所以習肯定不願此種情況出現。但是他又不能親口宣布放棄清零，畢竟這是他過去三年的政治遺產，這個時候就需有人給他找台階，在肯定其清零政策在過去所起作用，維護他的權威的前提下，要他放棄清零、放開疫情防控，李強就充當了這個角色。 李強的政治頭腦和政治眼光 由此看來，李還是有些政治頭腦和政治眼光的。我在前述專欄文提到，李雖因忠誠得習賞識坐上中共二把手交椅，但把國務院交給他，而不是圈定其他親信，可能也不單單是他忠誠緣故。因為論結識習的時間之早，福建幫的多數都在李之前；論現在的君臣密切程度，可能丁薛祥、王小洪等才是習真正的股肱之臣。但論職責之重，當然任何部門都比不上國務院。所以在習的親信隊伍中，李強必有過人之處被習相中，而把二把手的職位委任給他。那麼這個過人之處是李的經濟管理才能，還是在對習表忠的同時能夠排憂解難？或許未來五年會慢慢表現出。 不妨假設，候任總理不是李而是習的其他親信，他們是否敢頂住習的壓力力主放開？即便他們也知道晚放開對經濟恢復不利。我想一個可能恰恰相反的情形是，在看到或揣摩到習有繼續清零的想法後，為表現出所謂的忠誠而去護主，因為習在這種時候是最需要有人站出來支持他的。中共過去的歷史不乏其例，當領袖因政策失誤而陷於孤立、處在某種不利處境中，甚至連親信都不發聲表態，此時投機者會表現出力挺領袖的樣子，之後都會得到領袖的巨大回報，被擢升擔任要職。這樣一比較，李強似乎還有些節操，比李鴻忠之類強多了，沒有在習的壓力下唯唯諾諾。原本他還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雖然不敢「抗命」，但也不主動攬事，畢竟到今年三月前，他只是「候任」，相對來說處於一種有利的旁觀者地位，如果真因習固執己見堅持清零壞了大局，要究責也到不了他，政治上就很安全。至於繼續清零對他接任總理後恢復經濟會很不利，屆時再說，眼下最重要的是平安渡過這段候任期。這應該是多數處於李這種「候任」身份的領導人通常會有的選擇。 但是李選擇了某種程度的「不聽話」，似乎同他這種在眾人眼裡不是靠能力而是靠跟領袖的個人關係上位的領導人該有的形象不相稱。人們一般認為，領袖提拔親信擔任要職，是需要一個聽話的人執行他的旨意；而被提拔者也總是要表現出一副時刻維護領袖權威，賣力做事，不敢違背領袖意志，不能有自己獨立思考和判斷的應聲蟲樣子。尤其對習而言，他是個強勢領導人，被官方塑造成宇宙第一聰明之人，樣樣精通，事事正確，容不得別人有半點質疑和不同意見的，他做出的決策要不折不扣得到執行，就是錯也要錯到底，豈然半途而廢。何況在他的認知中，清零，保護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本就沒錯。這種情況下，李敢對他說「不」，很自然地會讓人認為，習李關係或許不像外界想像的那麼「親密無間」，習莫不會懷疑起李的忠心，自己看走了眼？把他捧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是不是選錯了？ 習對李強看走了眼？ 我之所以用某種程度的「不聽話」，而不說李「抗命」，是因為路透的報道在引述內部人的信息時沒有細節，很難讓人相信李是真正頂住了習的壓力，還只是報道者或爆料者一廂情願的解讀。因為按照獨裁者的邏輯和專制政權的事實，在大權獨攬的習面前——儘管他因清零而聲譽受損，其手下官僚也不敢給他提不同意見，即使斗膽提不同意見，也會採取一種委婉方式，小心翼翼地避免觸怒他；否則，以李中堂和他平輩的資歷，應該經常唱反調才是。但外界看到的情景不是如此。李強既仰賴習才有今天的高位，除非他想做「烈士」，才敢抗命，但對於一個有「抱負」的候任總理來說，位子都還沒坐上，豈敢因擔憂疫情影響自己做總理時的經濟發展，就抗命不遵？這不符合邏輯，可能也不符合真實的情形。 換言之，李即使出於對疫情的憂慮，他認為基於他和習的那種關係，可以對習提某種意見，也應該極小心謹慎，用一種他認為的恰當方式，向習陳述當下狀況和繼續維持清零會對習本人帶來的某種後果，被習聽進去了，接受了他結束清零的意見。我甚至猜想，李敢於提意見，很可能是習授意他這麼做的，原因在於，習要補償李因上海封城蒙受的「不白之怨」，讓他短期內能夠快速積累起做總理的應有威信。 現在看來，上海封城的決策大概率來自習，但不管怎樣，李作為上海主政者當然負有不可推卸之責，民眾把氣撒在他身上沒錯。但李不能把這點說破，將責任推到習身上，他是代習受過。由於有了這個包袱，李竟然還能成為中共二號人物，是很難讓人尤其上海民眾和黨內高層，包括習的其他親信認可和接受的。習也清楚這一點，儘管有他的支持，但如果李不能快速建立起某種威信，接下來他的總理工作會很難做，所以，習要在李將要上任前給他加分，再助他一臂之力，以補償李的「代己受過」，於是暗示或授意李在結束清零的問題上可以提出不同意見。雖然這樣會讓習的形象受損，但習亦明白，經濟和民眾無法再承受清零壓力，遲早要放開防控，晚放開會造成更大麻煩。這一步必須走，自己的名聲無論如何都會受損，還不如給李強接手總理創造一個好的環境，樹立他一個敢負責的好形象，能夠讓他比較快地服眾，也在眾人眼裡證明選他做總理是對的。 可以說，無論哪種情形，最不可能出現的是李敢對習「抗命」。專制體制下老大和老二的關係處理起來確實微妙。李強在兩會正式進入總理角色後，習因其是親信對他會比對李克強更放心，然而權力的本性會讓兩人免不了產生芥蒂，李將會發現，習不再是他在浙江做大秘時的習書記了，他伺候的是一個權謀多端的獨裁者。這是否意味著習選錯了李，時間會告訴他答案。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國資深媒體人徐世平11月18日被查，他曾參與籌建東方網，任東方網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裁、總編輯。徐世平與前上海市長楊雄關係密切，他被查前曾撰文批評上海封城清零的防疫措施。 上海市紀委監委發布了徐世平被查的消息。63歲的徐世平，出生於上海，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後在上海新民晚報社工作18年。歷任記者、體育部副主任、新民體育報常務副總編輯、新民晚報評論部常務副主任和主任等職。 2000年，徐世平參與籌建東方網，任東方網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編輯。2004年8月轉任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副主任，同年12月兼任上海市網宣辦副主任。 2012年4月，徐世平重回東方網股份有限公司，任總裁、總編輯，東方網投資公司執行董事、總裁。 東方網成立於2000年5月28日，是中共國務院確定的地方新聞網站。2020年5月29日，上海報業集團、東方網聯合重組，上海市國資委所持東方網43.63%股份被無償劃轉至上海報業集團。同年7月，徐世平退休。 在徐世平被查前，他的微信公眾號「重讀歷史」於今年7月20日發表了《人嚇人嚇煞人》一文。文章記錄了他在上海經歷兩個月封城後返回香港的一些感想。 今年4月，上海突然宣布封城，引發各種亂象，民怨沸騰。有分析指，上海是江派老巢，「上海幫」藉封城製造事端，激起民憤，給習近平製造難題，牽涉到二十大前的權力爭鬥。 值得一提的是，徐世平與前上海市長楊雄關係密切。楊雄2017年退休後，徐世平在2018年底曾撰文吹捧楊雄。 2021年4月12日，楊雄因心臟病突發猝死。徐世平在社交媒體回憶他與楊雄交往的一些細節，提到2000年5月28日，東方網開通運行，時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楊雄，陪同市領導來參加儀式。 楊雄與江澤民家族關係密切，江澤民任上海市委書記時，楊雄是其部下。上世紀90年代初，江澤民之子江綿恆「海歸」回上海後，成立了上海聯和投資有限公司，江綿恆任董事長，公司總經理就是楊雄。
中國上海市場監管部門近日對知名麵包連鎖店「巴黎貝甜」處以58.5萬元（人民幣，下同）的罰款，是其所得利潤的十倍，原因是上海4月封控期間，該麵包店在未經許可從事食品生產經營活動，向各區居民售賣糕點。這則消息引發輿論爭議，不少網友聲援稱，該麵包店在疫情期間沒漲價，並保障居民的生活物資，呼籲官方撤銷處罰的決定。 據新浪財經報道，今年3月底，巴黎貝甜封閉了位於景聯路759號的工廠，安排部分因疫情防控措施無法回到住所的員工前往其培訓中心過渡住宿，並利用培訓中心烘焙設備及物流中心配送的原材料製作麵包自用。 隨著上海封控形勢嚴峻，周邊居民急需食物供應，巴黎貝甜便於4月23日至4月26日以平價出售在培訓中心製作的麵包，累計生產團購糕點套餐400套（共4種套餐），每種套餐售價125元至170元不等，總共收入5萬8500元。 不過，在4月27日，市場監管局執法部門帶隊調查後稱，培訓中心地址與生產許可證工廠地址不同，屬於未經許可從事食品生產經營活動行為，涉嫌違反「食品安全法」相關規定，研議作出行政處罰。 經過數月調查後，上海市市場監管局於8月12日對巴黎貝甜的關聯企業上海艾絲碧西食品有限公司處以沒收物品、沒收違法所得5.85萬元、罰款58.5萬元的處罰。 巴黎貝甜被罰58.5萬衝上熱搜，引發大陸民眾熱烈討論。許多上海網友表達對巴黎貝甜的支持，指當初封城期間就是靠著團購他們製作的麵包糕點過日子；也有網友提到，巴黎貝甜讓他們在封控的期間還有蛋糕可以慶生。 有微博用戶質疑官方「矯枉過正」、「秋後算帳」，「查一查當時惡意漲價的、賣豬奶頭肉的，怎麼處罰為老百姓烤麵包的人?」、「收留員工、平價出售，為何要處罰?」另有人號召大眾以實際消費行動挺巴黎貝甜。 中國企業家雜誌報導稱，「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一紙罰令讓這個本來頗具溫情的故事，變成了一場冰冷的事故。 報導提到，疫情期間的上海，獲取日常生活物資非常困難，連一瓶可樂都成了近乎奢侈的強勢貨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巴黎貝甜將本可以留用的麵包販售給周邊居民，即使有獲利的內在驅動，客觀上也幫助受困居民解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報導指出，巴黎貝甜卻因此被罰款近人民幣60萬元，「不要說那些受惠者不能理解救命恩人的遭遇，普通人也難以接受這樣的處理方式」。 目前微博等大陸社交平台上陸續出現各方聲援和呼籲，希望上海市政府撤銷對巴黎貝甜的處罰。不過，上海市市場監管局官方微信公眾號於9月3日發布回應稱，考慮了企業違法行為的持續時間、涉案金額等實際情況，依據「食品安全法」給予從輕處罰，「目前案件尚在法定行政複議和行政訴訟權利救濟期間，企業可以藉由法定程序提出異議，我們將積極妥善做好相關工作」。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6月28日考察武漢時頗有針對性地表示：中國如果搞「集體免疫」、「躺平」，後果不堪設想。他強調，「寧可暫時影響一點經濟發展」，也要繼續清零! 習近平選擇武漢重申清零政策，似乎頗有用心。武漢是新冠疫情爆發地，由於當局早期隱瞞疫情倍受外界指責，後來急劇擴散後被迫封城。習近平曾於2020年3月10日在疫情平緩後訪問武漢，顯示「親自指揮」抗疫，也自此把清零封城視為制度優勢，更視之為是他親自領導的成就。但是，傳染性極高然而病毒性較弱的奧米克戎變種進入中國後，習近平照舊要求實施動態清零政策卻效果不璋，上海封城就是最典型的一例。強制性清零，除了造成嚴重的人道災難，給中國經濟也造成嚴重傷害。 四月間中國經濟數據顯示形勢嚴峻，於是就有了中國總理李克強「走出習近平的陰影」一說，指的是他主持的國務院推出一系列「救經濟」措施，還推出反對防疫「一刀切」的「九不準」，習近平6月28日在武漢的表述應該跟這一背景很有關係。 習近平在武漢表示，實施動態清零政策，是從黨的性質宗旨出發，從中國國情出發確定的，因此，「寧可暫時影響一點經濟發展，也不能讓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受到傷害…….」顯然，習近平認為堅持動態清零比抓經濟發展重要，他將此提升到黨的性質的高度，同時稱此關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這可能是在給中共內部的」救經濟「一派打招呼，要他們知道孰輕孰重。但是，從中國民眾的反應和遭受的現實處境來看，動態清零造成的次生災害遠比病毒本身的影響嚴重。 習近平在武漢還說，中國「如果搞『集體免疫』、『』躺平』之類的防控政策，後果不堪設想「，顯然是針對西方國家而來。西方國家，甚至包括世界上多數國家，目前都已採取開放式防疫，人民可以自由流動，經濟也活了，中國曾有專家也建議，也可借鑒」與疫情並存「的方式抗疫，習近平在武漢的表態，再次清楚地表明了他要堅持清零到底。 旅法學者張倫指出，從二十大權力繼承的角度去理解，在目前這一博弈的關鍵時刻，習近平不會調整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的政策，動態清零政策已經成了他的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