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產品 美國擬對澳加征12.5%關稅
2026 年 6 月 4 日
「一些親眼看見的人說，一個年輕人勇敢地衝過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擋住坦克車，在千鈞一髮之際讓別人拉了回來。」 這是1989年6月5日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 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我們找到了這期節目的錄音帶。 同樣在這個圖書館，我們還找到了另一卷珍貴的錄音。 「現在士兵漸漸隨著最後撤離的隊伍壓過來。紀念碑上已經完全是士兵了。還有幾桿旗子在飄。民主女神像已經被拆掉，可能是被裝甲車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國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時，最後一批撤離的示威者留下的聲音。錄音帶全長60分鐘，提供者據信來自當年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年輕教師。 1989「六四」慘案35年來，中國當局極力想要抹去這段歷史。在信息鐵幕的背後，今天，很多中國不知道「六四」。 但是歷史沒有被湮滅。 1989年，中國當局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血洗北京街頭後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開始建立檔案，為中國現代史上這段重要而慘痛的歷史存證。 宛如塵封的時光膠囊，這 29箱「天安門檔案」承載著那個春夏之交的青春、熱血、壯志未酬，也為當權者的殘暴血腥留下無法抹殺的證據。 「他們是那樣勇敢」 「現在我們的形勢特別特別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國人支持我們！」 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的一段錄音。 那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萬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是非、要求新聞自由等政治訴求。當晚，上千人將北大「三角地」圍得水泄不通。 35年後，艾倫·裴新(Al Pessin)依然記得那些充滿希望的年輕面龐。他是時任美國之音北京分社社長。 「他們並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政府，他們僅僅想要一些變革。學生們滿懷希望，認為會得到政府的積極回應。」他說。 那年夏天，美國之音記者於音(Betty Tsu)把錄音機裝進一個破舊的學生書包，蹬著租來的自行車，每天都到廣場去。 「我覺得他們是那樣勇敢。他們想要政府做出改變的那種熱誠，那樣的初衷，真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她說。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輕學子一樣，他們過分誇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認為可以佔領天安門廣場，和中共高層談判，甚至可以從廣場凱旋。 裴新說：「他們的訴求不可能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接受。這就變成了鄧小平所說的『動亂。而『動亂』是鄧小平最不能允許的。」 策劃於密室的武力鎮壓 鄧小平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決定用武力解決學運問題？六四鎮壓35年來，儘管不斷有各種檔案材料、親歷者回憶被挖掘，但是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世人遠沒有足夠信息去了解這些內幕、黑幕。 吳國光說：「本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個黑匣子，高層的決策，我們很難了解它的內情，特別是這樣非常重大的政治性決策。」 但是吳國光也指出，不管鄧小平何時決定調兵，初衷為何，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那般慘烈收場，背後有一個無法否認的基本邏輯，即「鄧小平作為中共專制實際上的最高領袖，對於民眾要求改變政治制度、希望實現民主、法治和自由這一點是堅決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來解決的。」 「是真槍，是真幹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橋的嚴歌苓聽到槍響。她跑到樓下，馬路上已經站了很多人。她隨著槍聲往和平門方向走。走了一半時，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車拉著傷員一路跑。 「路燈不夠亮，就看到那些人身體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顏色，」她回憶。「大概四、五點鐘吧，我就知道那個是真槍，是真幹了。」 在鐵道醫院，她看到很多屍體。她悲傷至極，感覺像是走在一場夢魘里。 日後成為知名華裔作家的嚴歌苓12歲參軍，曾是一名跳紅色芭蕾舞的文藝兵。十餘年「人民子弟兵經歷讓她無法想像，「怎麼一下子這個槍口 就可以調轉過來呢？」 天安門大屠殺後，前美國之音記者裴新從北京發回諸多報道，其中最為震撼的一則講述了一個20歲的學生在武力清場時從廣場逃生的經歷： 「軍隊凌晨抵達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名20歲學生對美國之音說，為躲避槍擊，他花了近兩個小時才爬出廣場。他說，一路上他看到數百具屍體。士兵對任何站起來或在動的人開槍。 這名學生說，他看到四名女大學生請求軍人不要殺她們。他說，其中一名女性抓住軍人的腿，軍人的回應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軍人向其她三人開槍。」 這些報道被華盛頓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員翻譯成中文，通過電波傳送回中國。 「我們曉得我們的聽眾非常多，而且也曉得在很多大學裡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後，大學把我們的廣播放在擴音器上，在校園裡面公開地播出，」參與過六四播報的美國之音記者羅大任說。日後他曾出任美國之音普通話組主任。 當年的天安門學生領袖之一沈彤回憶，不僅是學生，老人們也關上門，拉上窗帘偷聽國際廣播，然後他們圍坐在一起，分享自己聽到的信息。 《紐約時報》1989年的一篇報道說：「真實的新聞在共產國家傳不了多遠，至少通過官方渠道。因此當街頭擠滿示威者時，全中國的人都在收聽美國之音。」 這是變革的前夜嗎？ 35年後，在美國大學校園裡，我們邀請人們一同打開這些 「天安門時光膠囊」。他們中有些人親歷了這場運動，有些人當時尚未出生。 「中國政府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敵人了，」 1989年六四鎮壓後，一名年輕的北京女性對美國之音說。 羅勝春感同身受：「從我睜開眼睛看中國開始，中國政府就一直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她說。「它把所有愛國的，想做一些微小改變的人都送進監獄，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進監獄。她的丈夫、人權捍衛者丁家喜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重判，正在中國服刑。 這些錄音讓邵嵐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以「國安法」通緝的美國公民。 「過去三十幾年來，每年六四前夕都會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有燭光晚會，可以現在，我作為一個學生倡議者被迫流亡，燭光晚會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發生的事。」她說。 《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的作者、加拿大籍華裔學者何曉清也說，維園的燭光讓人們看到， 「有些東西是坦克、機槍、監獄都不能夠拿走的」。 何曉清對美國之音說，經常有人問她，35年了，我們為什麼還要紀念「六四」？哪怕當年的一些親歷者也說：忘掉過去，向前看。 但是時至今日，天安門母親依然不能公開悼念她們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國人當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訴求還遙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絕入境。 「這不止是我一個人的不幸，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她說。 那麼中國還會變好嗎？ 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1989年以後，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維穩體系，把各種可能的大規模抗議扼殺在萌芽中。 但是習近平的個人集權與民眾、乃至精英階層的利益衝突會越來越大，能否長久維持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人權捍衛者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說，她看不到中國共產黨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對於中國的未來，她滿懷樂觀。用她的話說，像她這樣原本不關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這個集權專制的運動里」。 華裔作家嚴歌苓說，她一點也不悲觀，事情壞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誕的時候就會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許趙高他們指鹿為馬的時候，那不就是在變革的前夜了嗎？」她說。
今年是”六四”35周年。一個歷史事件過這麼久了之後，任何的回顧與反思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炒冷飯”，但”六四”事件不然，因為35年前發生的很多事情，對於我們正確判斷今天的中國政治來說，仍然具有重要而新鮮的參考價值。趙紫陽為什麼會在權力鬥爭中失敗，就是一個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對這個問題。過去的35年中，六四問題的研究者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是以下兩條：第一，趙紫陽在學潮初起的關鍵階段，沒有留在北京主持大局，反而按照原定行程去了朝鮮進行國事訪問，而且一去就是一周的時間，給李鵬為首的保守派提供了大好的反擊的機會，和布置軟性政變的時間；第二，他在5月15日會見來訪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時候，公開表示中共黨內的實際上的最高決策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鄧小平。這個舉動被鄧小平認為是出賣行為，是要把他拋出來承擔處理學潮的責任，因而與趙紫陽關係破裂並下了決心要撤換趙紫陽。 以上兩條原因，當然都非常正確；但是我認為還有一條原因，是35年來的回顧與反思中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的，那就是：趙紫陽與軍隊的關係。 事實上，根據2019年在台灣的印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的《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一書，趙與軍隊的關係始終相當疏離，這與趙在「文革」中曾經被廣東的軍隊系統批鬥有一定的關係。按照盧躍剛的說法，「文革」中，廣州軍區正式宣布對廣東實行全面軍管，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擔任軍管會主任，當時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趙紫陽落到了軍隊手裡。第一次公開的批鬥趙紫陽的大會，就是廣州軍區在警衛營操場上召開的。這時候趙名義上還是廣州軍區第三政委，被批鬥說明軍方拋棄了趙紫陽。隨後，趙就被軍隊以「監護「的名義關押，一關就是三年。軍方認為自己是好意，是想保護趙，但趙可不是這麼理解的。他很記恨軍隊。趙當上總理之後，曾有人問：「總理，文革你最恨的是誰？」趙說：「我最恨的是警備區。」他甚至動了粗口，說「他媽的他們那些爛蘋果給我吃，還要我硬吃下去，軍隊對我從心裡有一種仇恨。」趙與軍隊因此結了梁子，與軍隊的關係一直不是那麼密切，更沒有在軍隊里培植自己的力量。 根據盧躍剛的分析：十三大上，趙紫陽有了一個特別的職務：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排序在鄧小平之後，常務副主席楊尚昆之前。但他從不介入軍隊事務。鄧小平的意思是，軍隊要讓楊尚昆管，但要用趙紫陽牽制楊的權力。這是鄧的盤算。但可惜的是，我認為也是趙的一大失誤，就是他對軍隊真的沒有興趣，也沒有按照鄧的意思，在軍隊事務上多做決定。這就導致了89年的時候，他根本指揮不動軍隊。趙太老實了，他知道槍杆子才能出政權，但他萬萬料不到有一天槍杆子要對付他這個軍委第一副主席。這是趙紫陽在1989年的政變中很輕易就被打倒的第三個原因。 今天回顧趙紫陽失敗的這個原因，對於我們分析當下的中國政治，提供了兩個重要的參考：第一，在中共的高層政治中，軍隊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誰掌握了軍隊，誰就在黨內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因此我們觀察包括習近平在內的政治人物的走向，一定要研究和分析他與軍隊的關係。這些關係，在平常的時候，或許起不到什麼作用，但一旦有重大的危機發生，這個關係就會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中共已經掌權75年，但仍然沒有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這個黨是依靠軍事手段奪取政權的，也是依靠軍事手段維持政權的，這一點，75年來都沒有改變過。 第二，中共黨內的領導人，只要在重大問題上不願意採取暴力手段來解決問題，只要主張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處理重大問題，即使爬到了類似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幾乎是最高權力的位置，也會輕易被黨內的保守派打倒。這說明，反民主，就是中共的政治基因，是任何領導人不能觸碰的政治紅線。誰都不能例外，這是體制問題，不是個人問題。因此，任何對中共出現戈爾巴喬夫式樣的開明派領導人的期待，都是對中共政治的不了解。在這個黨的內部，是沒有開明派的生存空間的。這也就導致這個黨主動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不管誰是總書記都是一樣。 不幸的是，到今天，不僅中國，而且在西方，仍然有太多的人，對於以上兩個經驗教訓，仍然沒有吸取。前幾年外界對於李克強的期待，那種「習下李上」就可以給中國帶來希望的期待，都是沒有吸取35年前的歷史教訓的表現。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仍然要不斷地對於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進行回顧與反思，永遠不要忘記那場悲劇的原因所在。這一段記憶，不是為了歷史，而是為了今天。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9日過世。在當局嚴控下，其友人擔心將無法出席15日舉行的告別式。鮑彤曾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反對武力鎮壓並被逮捕，「六四一代」如今紛紛在網上悼念。 獨立記者高瑜9日在社群平台推特（Twitter）發文說，鮑彤告別式定於15日11點八寶山梅廳舉行。先前，她想在八寶山送別律師張思之、送別鮑彤妻子蔣宗曹，當局都給她「上崗」（予以監視），不讓參加。 高瑜說，鮑彤最後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兼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中央委員。她希望看在鮑彤10年為中國改革開放作出的貢獻的份上，「有關方面大度些」，讓敬重鮑彤的親友在寬鬆一點的環境下，送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自由亞洲電台曾報導，90歲的蔣宗曹8月21日病逝，當時北京當局嚴格限制出席告別式的人數，熟悉鮑彤夫婦的異議人士全數缺席；就連輓聯也要審查。敏感人士只能署姓，不能署名。 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最後以當局在6月3日深夜和4日凌晨血腥鎮壓收場。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主張透過民主和法治手段、以協商對話來解決，但因和鄧小平等人不同調而被罷黜。 同樣反對鎮壓並長期推動政治改革的鮑彤在5月28日被逮捕。1992年7月，他因泄露國家機密罪及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1996年刑滿釋放後至過世，他都在北京過著受到嚴密監視的生活，形容軟禁。 六四後流亡海外的作家蘇曉康9日在社群平台臉書發文悼念。他說，從1980年代過來的中國人，對鮑彤辭世都會「心有戚戚焉」，「因為鮑彤是趙紫陽的第一智囊，而趙紫陽的名字，會跟中國改革、八九六四等話語，永遠留在歷史中，政治的力量抹煞不了，原因也是政治對他不公道，對鮑彤也不公道」。 同樣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祺也撰文表示，沉痛悼念鮑彤。蘇曉康在臉書上轉發了他的文章。 嚴家祺說，33年來，「六四」的烏雲籠罩中國大地，「現在烏雲更加濃密、更加低沉、更加沉重，遮遍了中國的所有地方的陽光」。 他說，沒有正義，就不可能建立法治，33年來的中國，許多律師遭到迫害，一切為建立憲政的努力，受到扼殺，其根源就在於全中國沒有正義的陽光照耀。「沉痛悼念鮑彤，沉痛悼念『六四』死難者。我相信，不要很久，正義的陽光一定會照耀中國大地。」 經歷六四的民運人士王丹9日也在臉書上表示，鮑彤去年病重前趕著給「六四紀念館」題寫了館名，「今天想來，先生似乎已經預先做了一些安排。」 他稱鮑彤為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規劃者，代表中共內部曾經有過的開明派。王丹雖然反對中共，但對於鮑彤，他願意表達由衷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