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紐約律師
3月14日,李進進律師不幸遇害身亡。噩耗傳來,我感到十分震驚,悲痛之情久久不能平息。下午,我和我太太以及老友徐友漁夫婦趕到法拉盛的李進進律師樓,在進進辦公室門前獻上一束白花,謹表哀悼。連日來,進進的音容笑貌不時浮現於腦海。我很難想像,進進就這樣永遠的離開了我們。 我和李進進結識於1993年。那時,他以訪問學者的名義來到美國,參加哥倫比亞大學的「憲政與中國」項目,我也參加了這個項目。由於在此前,我們彼此對對方就有相當的了解,故而一見如故。在那時,《北京之春》的記者亞衣對李進進做了一次深度訪談。在訪談中,李進進講述了他自己的經歷,講到他在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會堂前主持了第一次有組織的靜坐;講到他在5月19日起草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成立宣言》,幫助建立了自49年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真正獨立的工人組織,並成為其法律顧問。在八九民運諸多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領袖中,李進進是最早把注意力轉向工人和市民,並且身體力行,付諸實踐的。 在訪談中,記者亞衣問:「從研究生期間的活動到天安門運動,你在政治上似乎一向主張和解與妥協,但是你又說過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非常殘暴不講道理的政權。在這個政權面前,你為什麼還要堅持這樣的主張?」 李進進答:我現在仍然堅持這種政治主張。這是因為第一,這是一個策略,非這樣不可;第二,另一個更深刻的意義是在理念上。從理念上來講,和平、理性、和解、妥協是一個社會走向民主過程的必然的方法和手段;將來在民主自由的條件下,也要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維護自己的利益和社會公正;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當中,首先就應當學會這種方法和手段。 李進進這段話講得很深刻、很精彩。即便在30年後的今天,李進進這段話仍然沒有失去現實意義。 結束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李進進隨即去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攻讀法律學位。一次,我去麥迪遜參加會議,順道去李進進的住所看望,見到他的妻子和兒子。進進拖家帶口,在40歲攻讀洋學位,課業繁重,自不待言,還要在餐館打工維持生計,壓力之大,可以想見。然而李進進卻處之泰然,不叫苦,不感傷,不消沉。那份恆心與定力,令人讚歎。 進進得到博士學位後又回到紐約,辦起了律師事務所。我們見面的機會就更多了。我們同時在一些民運組織中任職,一起參加過大大小小很多次活動和會議。我介紹過幾個朋友申辦傑出人才移民或政治庇護,進進都認真辦理,那幾個朋友都對進進十分感謝。我有法律問題向進進請教,進進總是有問必答,不厭其煩。 自2011年起,李進進接任「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會長,組織和主持了多次活動和會議。尤其是在2012年秋,胡趙基金會在紐約長島舉辦了「胡趙精神與憲政轉型」研討會,會議的正式發言人和評議人多達40幾位,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9位獨立學人;會後出版了一部厚達400多頁的《僵局、「破局」與中國民主轉型——胡趙精神與憲政轉型學術研討會論文輯要及現場辯論實錄》,可謂碩果累累。 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際,李進進執筆提交了一份《「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白皮書指出,1989年民主運動是人民和平請願活動;1989年春夏期間,北京沒有動亂;6月也沒有發生所謂的暴亂;「六四」事件的屠殺性質不容質疑。這份白皮書從法理上,對共產黨當年的誣陷、不實之辭進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分析和反駁,是海外民運不可多得的一份文獻。 和不少「六四」流亡者一樣,李進進也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從廣場到秦城》。和其他「六四」流亡者的回憶錄不一樣的是,李進進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一個法律博士生的獄中探法》。在這本書里,李進進不但講述了自己從八九到「六四」的個人經歷,而且還從法學家的角度,從法學理論上認真地探究了中國司法公正的若干重大問題。 在得到法學博士的學位後,李進進沒有選擇教學與學術研究,而是選擇了當律師。在律師的實踐中,李進進獲得了很多在書齋里不容易獲得的經驗與感受。他又把這些來自實踐的經驗、感受放進他的理論學術的思考,由此引出了對美國三權分立、對美國司法體系的深刻領悟,以及對中國制度的深刻批判,並進而引出了對未來民主憲政中國如何實行法治的深入思考。這對於未來中國憲政轉型,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進進熱愛文學,喜歡寫作。進進屬羊,他以「楊非羊」的筆名辦了一個博客網頁,上面收錄了他寫的短論、隨筆、書評和詩歌。 進進遠行不歸,給我們留下深深的哀傷和思念。我想,我們對李進進最好的紀念方式之一,就是整理和接過他的思想遺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紐約市皇后區地區檢察官凱茲(Melinda Katz)3月16日宣布,涉嫌(刀捅)殺害紐約移民律師李進進(Jim Li)的嫌疑人張曉寧(Xiaoning Zhang)被控二級謀殺和四級非法持有武器,她最高面臨25年至終身監禁。張曉寧定於3月18日早上在皇后區刑事法庭出庭。 張曉寧15日晚被押出紐約市警109分局時,公開發表了仇視反共人士的言論。媒體問她:「張曉寧,你為什麼殺人?」、「你後不後悔?」她高聲回答:「最後悔的是你們這些叛徒!你們身為中國人,卻要反共!你們已經害死了無數學生,還要害學生⋯⋯」 被告張曉寧2021年8月從中國北京來美,以尋求庇護為由辦理身份,在移民局問話沒有通過後,她求助於李進進律師。在案發前3天(3月11日),她曾到李進進律師樓大吵大鬧。據律師樓對面的保險代理徐小姐說,「李律師怕吵起來說不清,叫我們過去作證。這個女的很兇呀,只聽她講了三句話,我就出來了,⋯⋯李律師站著,這個女的撲上去,秘書把她拉走。」 根據李進進的生前好友、資深媒體人曾慧燕表示,後來,張曉寧假意對李進進說要向他道歉,李進進便同意見她。張曉寧14日早上10點多提著蛋糕到李進進律師樓,秘書說李律師還沒到,她下樓等他。11點多,秘書看他倆有說有笑進入辦公室,張曉寧說不辦政庇了,她進入李進進的個人辦公室,並趁機掩上門,秘書當時還不放心探頭看了一下。李進進坐在電腦前,張曉寧冷不妨從後方用左臂緊抱住他的脖子,讓他無法動彈,右手跟著捅刀子,一刀就割斷了他的頸動脈,造成大出血,然後再捅三刀,刀刀致命。當時李進進慘叫,外面的人衝進辦公室,李進進大叫她割了他的頸動脈,然後不支倒地。
3月14日中午,我從朋友處得到噩耗,中國八九民運的積极參与者,待我如兄長一般的李進進律師,幾個小時前被一名女性持刀刺殺,緊急送醫後醫治無效,不幸離開了我們。 1987年我進入北大讀書的時候,就聽說過李進進的名字,那時候他是北大研究生會主席。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八九民運爆發,北大迅速成為學生運動的主力陣地之一。4月17日晚上,北大上千名學生走出校園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18日凌晨改為靜坐並決定向全國人大信訪局遞交「請願七條」。到18日上午,筋疲力盡的上百名學生靜坐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與聲援學生的上千民眾一起,等待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內與當局代表的對話結果。到了中午的時候,我因為實在太過疲累,準備回北大休息。這時候,一個看上去非常精幹的學長從隊伍中走出來,從我手中接過話筒講話,表示願意接替我繼續組織大家靜坐請願,並自我介紹說他是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進進。這,是我與進進的第一次見面。到今天天人相隔,已經是33年前的事情了。 在這之後,李進進開始積极參与北大的學生運動。他組織的一件事至今都並不是那麼為外界所知,但我認為意義重大:作為前任北大研究生會主席,李進進帶領一批研究生,嚴格按照北大官方的研究生會組織章程,成功地罷免了當時站在校方立場的研究生會,選舉產生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新的合法的研究生會。據我所知,這是八九民運按照當局的規矩,成功罷免當局的學生會的極少數案例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例。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李進進不愧是具備深厚法律專業背景的學生領袖,既打擊了官方的學生組織,又讓當局抓不到半點把柄,可謂智勇雙全。 學運進入絕食階段之後,我跟進進的接觸比較少了,因為他獨闢蹊徑,離開象牙塔,開始嘗試組織工人運動。當時,中共建政之後第一個真正的工人自治組織 — 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成立,就是李進進和其他人一起努力推動的結果,進進自己還擔任了工自聯的法律顧問。與我們這些專註在學生組織的人相比,進進當時就已經看到了要和工人、農民、市民等其他階層的人民聯合行動的重要性。這一點現在看來是相當有遠見的。 六四之後,我跟進進分別入獄,彼此斷了聯繫。1998年我被流放到美國之後,才重新開始與進進一起投入海外民主運動的工作。20多年來,我們始終站在一起,從組建「中國憲政協進會」到撰寫《六四事件白皮書》,從推動智庫「對話中國」的工作到籌備成立「六四紀念館」,進進從來都站在海外民運的第一線,對我的所有工作都大力支持。同時,作為北大學長,進進對我如同兄長一般的關心也是幾十年如一日。不僅是對我,熟悉進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待人熱情、充滿活力的朋友,同時充滿了對於前途的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就是幾天以前的3月10日,一起出席英文舞台劇《天安門安魂曲》的首映式,一起參加首映之前的座談。那一天,談起八九六四,他還是那麼的深情、激動。可以說,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六四人」,不折不扣的「八九一代」。 進進突然遇難,我的悲痛無以言表。作為他的兄弟和戰友,我最大的期盼就是世人能夠記住李進進的名字,和他為推動中國民主化不懈奮鬥的一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