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照裁掉「裁掉越南女星」惹議 劉亦菲刪照平風波
2026 年 9 月 11 日
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在今年3月30日去世。近日，一段「胡德華在一場飯局中的講話」在網路熱傳。在視頻中，胡德華談及父親胡耀邦的往事。他說，父親曾說：「我……要不是為了你們這幾個孩子啊，我要不是為了你們，我要不是為了咱們這家呀，我早就……（那意思是）跟毛澤東魚死網破了。」 對於這段視頻的熱傳，有評論認為，習近平常被外界指為「毛澤東第二」，他在黨內的一系列操作，讓黨內各個派系對他恨之入骨。這段視頻之所以傳播得如此之快，應該是有人在背後推動，反映出體制內恨不得與習「魚死網破」的情緒。 🔥胡耀邦次子胡德華：我爸要不是為了幾個孩子這個家，早和毛澤東魚死網破了！…… pic.twitter.com/CETOJBx2zg — 海外爆料 (@zhihui999) May 8, 2025 胡德華是胡耀邦的第三個兒子，知名紅二代。他曾擔任中科院軟體中心負責人，1994年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從事金融、銀行和辦公室等軟體系統的開發。此外，胡德華曾任《炎黃春秋》副社長。胡德華曾與李銳、杜導正等中共自由派元老關係密切，對體制提出批評。 《炎黃春秋》編輯部2016年遭當局改組，胡德華曾前往雜誌社維權，一度跟審查部門的人員對峙並發生肢體衝突。但《炎黃春秋》還是被強行接管了，當局還遣散了全部原有員工。 有網友在X平台貼出當年《炎黃春秋》被習近平派出的官員強行接管時胡德華據理力爭的一段視頻，他在視頻中稱，「看官不要忘記，胡耀邦乃習近平的大恩人，習近平仍滴水不漏，趕盡殺絕，反而對毛澤東頂禮膜拜！」 胡德華去世後，香港《明報》發布報導稱，自2012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之後，胡德華屢屢對時局發言，成為「紅二代」中知名的敢言者。他在2013年4月《炎黃春秋》雜誌社的一次聚會上，對習近平提出批評。當時，他質疑中國會否將繼續改革開放，又嘲諷習近平讀書不多。胡德華的發言讓習近平十分惱火，當局派人對他傳達指令「不可妄議中央」。 自此以後，之前樂於接受採訪的胡德華，對於各種採訪請求多以婉拒為主，即使是對他父親的評價，他也只是說，紀念胡耀邦「黨中央說什麼意義就什麼意義」。
編按：林和立教授長期觀察評論中國政治，其見解影響廣泛。1989年6月，在北京與當時正援救方勵之夫婦的林培瑞相見。近年，林和立持續發表分析中國政治的英文專書。2023年8月出版《習近平：中國終身統治者的隱藏議程》（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林培瑞在書介中指出： 「在過去三十多年裡，沒有哪位中國觀察家比林和立更精確、詳細地追蹤中國高層政治。他對數據的百科全書式掌握為其洞見奠定了基礎，世界若忽視這些洞見，將面臨很大風險。」 林和立的最新著作《從孔子到習近平：中國政治的DNA》（From Confucius to Xi Jinping: The DNA of Chinese Politics），即將在2025年3月出版。當許成鋼「制度基因」論著在台灣廣受關注之際，《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的「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邀請林和立加入思索「中國研究典範轉移」的辯論。 當前，無論是研究中共黨史與理論，或是中國具體的政經政策，國外的漢學家乃至關心國是的朋友，往往都遇到頗大的困擾，就是不太容易取得中方各級政府或大專院校的同意，前往進行田野考察，更不能奢望有關當局允許外來學者查閱內部資料。有不少前輩主張探究中國國情要來個「典範轉移」，用其他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方法，來審視那「豪華吊燈中的大蟒蛇」。 其實，雖然中共聘用了數以百萬計的網路管理員，高效清理包括自媒體在內的社會媒體中所謂「反黨」或破壞穩定的資訊，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與西方關注中國情況的研究機構，如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哈佛大學及史丹佛大學等，都定期發布包括中國社會動蕩、抗議事件與罷工等較為可靠的統計數字。中方統計局發布的經濟數據，連國務院已故前總理李克強都深知有誤導成分，反而是美國與日本的經濟學家和研究機構，不時透露更加「接地氣」的數字與預測。 美日機構的預測更接地氣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分析中共的理念與政策。馬列社會主義運動對中共的啟蒙者，從李大釗、陳獨秀，至毛澤東、張國燾等，都沒有充分依循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原意，他們主張的「偉大新世界」，其實都離不開中國數千年農民起義，以及農民領袖取得政權後「馬上蛻變成皇朝貴族」的傳統。17世紀的明朝末年，張獻忠和李自成等人紛紛造反，而張獻忠最大的「成就」，竟是屠殺百萬名無辜的四川平民。由於這個緣故，近年在中國發動「半恐怖主義」襲擊路人的反社會「狂徒」，亦被稱為「新時代的張獻忠」。當然，最典型的「造反領袖」，是讓至少數千萬名中國人民死於非命的草莽梟雄毛澤東。至於被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形容為「毛孫」的習近平，則繼續把中國打造成連氣都透不過的牢籠。1958年，毛澤東在寫給郭沫若的詩《讀〈封建論〉呈郭老》，就承認他的「建國大業」不過是基於秦始皇的法家封建主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得以「打天下然後坐天下」的要訣，相當程度繼承了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的「馭民五術」，即「弱民、貧民、疲民、辱民與愚民」。正如在延安時代無黨派知識分子黃炎培所言，中國的所謂革命家，其實絕難跳出「歷史周期律」（dynastic cycle）。當然，習近平自2012年「登基」後的作為，多少也沿襲了秦始皇以至毛澤東的法家兼「和尚打傘」教條。 研究中國政治，其實可從側面參考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第一個，凡是北京的政策，都要捍衛並確保中共的合法性與主宰一切的權力，即毛與習所強調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眼光銳利如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家」，在1980年代初，一嗅到來自蘇東波蘭的「病毒」，隨即叫停所有政治改革，並對傾向普世價值的胡耀邦與趙紫陽開刀。第二個「凡是」，是要把挑戰中共特權的思想與行動「毀滅於萌芽狀態」。受到幾千年儒家與法家熏陶的中國人，畢竟「政治基因」已定型，中國人不會造反，有辦法與膽量的，大多會是「以腳投票」，千方百計移民，逃跑到自由世界。 歸根結底，分析中共的走向未必需要特意參照「典範」。毛澤東、習近平的立國之道與統治模式，是極其原始粗糙的。用保衛政權江山的「兩個凡是」，作為分析基礎，已有相當解釋力。不過，海外「中國通」仍應抱持充分的謙卑態度，因為毛、習與不少領導高幹，都是虛虛實實的表演高手；手腕稍弱的中共領導幹部，早晚成為無休止黨內鬥爭的犧牲品。中共早年勢單力薄，沒有所謂的「統一戰線」與「情報戰」，根本贏不了國民黨。爾虞我詐既是中共也是中國的政治哲學，因此分析中國政情的人，不僅需要掌握地緣政治理論，也需要涉及心理、邏輯思維與認知戰，種種破解魑魅魍魎話術的本領。如中共怎麼在歐美各國以捐款或其他賄賂方法獲取認同，在香港栽培特務與操縱港獨勢力，北京如何利用「一帶一路」掌控貧困國家的土地與港口開發權，以「低於成本傾銷」（dumping）贏取海外市場等等。 移居海外人士提供珍貴內情 頗為反諷的是，有越來越多理解中共「超限戰」的人士，包括前領導幹部與其家屬，都因為各種原因移民到外國。習近平時期，特別是疫情封控三年，提供了有力的「潤學」背景。有興趣做田野調查的學者，不難在北美、英國、歐盟國家訪問到這類人。這些熟悉內情的人士，在中國境內可能預期手機與通信設備受到嚴密監控，而無法說真話，出國後才能以匿名甚或公開身分暢所欲言。因此，田野訪問與量化統計（quantitative analysis）在華盛頓或倫敦，未必無法做得更有效。熱衷於方法論，尤其是田野考察的中國研究學者，不必對「無法進入中國」過於憂愁，畢竟中共讓你看到的或在檔案館抄到的東西，都可能已被「處理」過，品質往往堪比三鹿奶粉與毒棉衛生巾。 這裡也有必要強調，做中國研究的人員，首先必須心術端正，不受遍布全球的中共統戰機構與人員的引誘。那些訓練有素的說客、外交人員、學術權威，擅於運用「黃賭毒」，還有天花亂墜的條件與好處。口口聲聲說Never bet against China的權威大學教授，甚至可以信誓旦旦引用「內部材料」證明「習近平並未效仿毛澤東或斯大林『定於一尊』、中共絕對不會走下坡、絕不會垮台」云云。這類親共「權威」在政治權謀上固然只是「兩個凡是學」的初學者，論學術程度，和「永遠黨中央核心」的習近平，恐怕也難分高下。 ※林和立（Willy Lam）現為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洲研究員、美國Jameston基金會中國事務資深研究員、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曾任《南華早報》總編輯。全文轉自上報
編按：林和立教授長期觀察評論中國政治，其見解影響廣泛。1989年6月，在北京與當時正援救方勵之夫婦的林培瑞相見。近年，林和立持續發表分析中國政治的英文專書。2023年8月出版《習近平：中國終身統治者的隱藏議程》（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林培瑞在書介中指出： 「在過去三十多年裡，沒有哪位中國觀察家比林和立更精確、詳細地追蹤中國高層政治。他對數據的百科全書式掌握為其洞見奠定了基礎，世界若忽視這些洞見，將面臨很大風險。」 林和立的最新著作《從孔子到習近平：中國政治的DNA》（From Confucius to Xi Jinping: The DNA of Chinese Politics），即將在2025年3月出版。當許成鋼「制度基因」論著在台灣廣受關注之際，《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的「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邀請林和立加入思索「中國研究典範轉移」的辯論。 當前，無論是研究中共黨史與理論，或是中國具體的政經政策，國外的漢學家乃至關心國是的朋友，往往都遇到頗大的困擾，就是不太容易取得中方各級政府或大專院校的同意，前往進行田野考察，更不能奢望有關當局允許外來學者查閱內部資料。有不少前輩主張探究中國國情要來個「典範轉移」，用其他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方法，來審視那「豪華吊燈中的大蟒蛇」。 其實，雖然中共聘用了數以百萬計的網路管理員，高效清理包括自媒體在內的社會媒體中所謂「反黨」或破壞穩定的資訊，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與西方關注中國情況的研究機構，如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哈佛大學及史丹佛大學等，都定期發布包括中國社會動蕩、抗議事件與罷工等較為可靠的統計數字。中方統計局發布的經濟數據，連國務院已故前總理李克強都深知有誤導成分，反而是美國與日本的經濟學家和研究機構，不時透露更加「接地氣」的數字與預測。 美日機構的預測更接地氣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分析中共的理念與政策。馬列社會主義運動對中共的啟蒙者，從李大釗、陳獨秀，至毛澤東、張國燾等，都沒有充分依循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原意，他們主張的「偉大新世界」，其實都離不開中國數千年農民起義，以及農民領袖取得政權後「馬上蛻變成皇朝貴族」的傳統。17世紀的明朝末年，張獻忠和李自成等人紛紛造反，而張獻忠最大的「成就」，竟是屠殺百萬名無辜的四川平民。由於這個緣故，近年在中國發動「半恐怖主義」襲擊路人的反社會「狂徒」，亦被稱為「新時代的張獻忠」。當然，最典型的「造反領袖」，是讓至少數千萬名中國人民死於非命的草莽梟雄毛澤東。至於被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形容為「毛孫」的習近平，則繼續把中國打造成連氣都透不過的牢籠。1958年，毛澤東在寫給郭沫若的詩《讀〈封建論〉呈郭老》，就承認他的「建國大業」不過是基於秦始皇的法家封建主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得以「打天下然後坐天下」的要訣，相當程度繼承了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的「馭民五術」，即「弱民、貧民、疲民、辱民與愚民」。正如在延安時代無黨派知識分子黃炎培所言，中國的所謂革命家，其實絕難跳出「歷史周期律」（dynastic cycle）。當然，習近平自2012年「登基」後的作為，多少也沿襲了秦始皇以至毛澤東的法家兼「和尚打傘」教條。 研究中國政治，其實可從側面參考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第一個，凡是北京的政策，都要捍衛並確保中共的合法性與主宰一切的權力，即毛與習所強調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眼光銳利如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家」，在1980年代初，一嗅到來自蘇東波蘭的「病毒」，隨即叫停所有政治改革，並對傾向普世價值的胡耀邦與趙紫陽開刀。第二個「凡是」，是要把挑戰中共特權的思想與行動「毀滅於萌芽狀態」。受到幾千年儒家與法家熏陶的中國人，畢竟「政治基因」已定型，中國人不會造反，有辦法與膽量的，大多會是「以腳投票」，千方百計移民，逃跑到自由世界。 歸根結底，分析中共的走向未必需要特意參照「典範」。毛澤東、習近平的立國之道與統治模式，是極其原始粗糙的。用保衛政權江山的「兩個凡是」，作為分析基礎，已有相當解釋力。不過，海外「中國通」仍應抱持充分的謙卑態度，因為毛、習與不少領導高幹，都是虛虛實實的表演高手；手腕稍弱的中共領導幹部，早晚成為無休止黨內鬥爭的犧牲品。中共早年勢單力薄，沒有所謂的「統一戰線」與「情報戰」，根本贏不了國民黨。爾虞我詐既是中共也是中國的政治哲學，因此分析中國政情的人，不僅需要掌握地緣政治理論，也需要涉及心理、邏輯思維與認知戰，種種破解魑魅魍魎話術的本領。如中共怎麼在歐美各國以捐款或其他賄賂方法獲取認同，在香港栽培特務與操縱港獨勢力，北京如何利用「一帶一路」掌控貧困國家的土地與港口開發權，以「低於成本傾銷」（dumping）贏取海外市場等等。 移居海外人士提供珍貴內情 頗為反諷的是，有越來越多理解中共「超限戰」的人士，包括前領導幹部與其家屬，都因為各種原因移民到外國。習近平時期，特別是疫情封控三年，提供了有力的「潤學」背景。有興趣做田野調查的學者，不難在北美、英國、歐盟國家訪問到這類人。這些熟悉內情的人士，在中國境內可能預期手機與通信設備受到嚴密監控，而無法說真話，出國後才能以匿名甚或公開身分暢所欲言。因此，田野訪問與量化統計（quantitative analysis）在華盛頓或倫敦，未必無法做得更有效。熱衷於方法論，尤其是田野考察的中國研究學者，不必對「無法進入中國」過於憂愁，畢竟中共讓你看到的或在檔案館抄到的東西，都可能已被「處理」過，品質往往堪比三鹿奶粉與毒棉衛生巾。 這裡也有必要強調，做中國研究的人員，首先必須心術端正，不受遍布全球的中共統戰機構與人員的引誘。那些訓練有素的說客、外交人員、學術權威，擅於運用「黃賭毒」，還有天花亂墜的條件與好處。口口聲聲說Never bet against China的權威大學教授，甚至可以信誓旦旦引用「內部材料」證明「習近平並未效仿毛澤東或斯大林『定於一尊』、中共絕對不會走下坡、絕不會垮台」云云。這類親共「權威」在政治權謀上固然只是「兩個凡是學」的初學者，論學術程度，和「永遠黨中央核心」的習近平，恐怕也難分高下。 ※林和立（Willy Lam）現為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洲研究員、美國Jameston基金會中國事務資深研究員、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曾任《南華早報》總編輯。全文轉自上報
30年前，也就是1994年，中國共產黨前領袖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在美國出版了《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揭示了毛澤東隱秘不為人知的一面，在當時引發全球關注。在當時的中國乃至全世界，人們的一個廣泛的共識是，中國和中共未來不太可能再出現毛澤東那樣的獨裁者了。然而，不到20年過後，中國的現任領導人習近平正展現出一種不是毛澤東、勝似毛澤東的姿態。於是，《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便有了一種它當初出版時人們看不到的意義——為人們理解宣稱要效仿毛澤東的習近平提供了重要而有趣的參考。 初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認知 1994年，美國蘭登書屋出版了李志綏醫生記錄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20多年的回憶錄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這本書的中文版的名稱是《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任政論雜誌《北京之春》主編的學者胡平，長期研究哲學和中國政治，熟讀有關中國政治的文獻。胡平如此回憶他當年第一次讀到《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的感覺： 「第一個感覺就是這本書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視角，又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別人都看不到的毛澤東。這麼就豐富和加深了我們對毛澤東的認知，也印證了我們的一些認知。舉個例子，李志綏在他的回憶錄里就寫道，以我的後見之明來說，假如當初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沒有涉及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10年在1957年，而不是在1966年發生。 「這個見解和我的見解不謀而合。我原來也是認為，毛澤東在57年發動整風號召，人們給(中國共產)黨提意見，並不是一開始就打定主意要放長線釣大魚引蛇出洞，而是錯誤估計形勢。他號召大家給黨提意見，他本來想的是大家就會響應偉大領袖號召，批判各級當權派，擁護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就像文化大革命那個樣子。 「不料，整風一開始各種批評紛紛而來，不但批評了各級當權派，連他這個老和尚也在批評之列。這樣他就受不了了。他就翻臉，然後就搞了一場反右，把整風變成了反右。在這一點上，李志綏醫生這本書給我們提供了很重要的、別人都不可能知道的事實，那就是，作為醫生，他注意到了在57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毛澤東剛剛把這個整風變成反右的時候，毛澤東那個時候的情緒很不好，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精神抑鬱，還得了感冒，把他叫回來。毛的睡眠更不規律。 「他(李志綏的)這個特殊的觀察角度，從毛澤東當年的身體的狀況、情緒的狀況，讓我們知道了毛澤東反右的一個真實的情況。這就是這本書獨特的一個價值。」 說到習近平聲言並竭力效仿毛澤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中國文學與語言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的見解是： 「習近平當然希望做一個毛澤東，他本來沒有多大的其他的知識資源，教育水平、文化水平不高，也沒有到外國旅行過。所以，他上來的時候就覺得，我得做d點什麼事情，他就有一種焦慮。然後，他唯一的一種知識、資源是回到毛澤東。我覺得是他有意識地去模仿。 「當然，他表面上有很多方面是模仿，一直到喊口號。我記得大概是1967年，林彪勸中國老百姓全國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後來，大概兩三年前，我注意到習近平用了完全一樣的字句，只是替換成習主席而不是毛主席。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他當然能夠模仿毛澤東。但是更深刻地去重演年毛澤東時代的那種氣氛，那種社會，那完全是不同的一個問題，我覺得相當不一樣。當然相同的是，老百姓的很多人有過分熱情的極端的共產主義或者民族主義，這種年輕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但更深的一層面上，我覺得是相當不同，因為現在網路來了。當然共產黨也控制網路，但是無論如何，中國的社會有了網路以後，就跟毛澤東時期的社會是很不一樣了。毛澤東時期的老百姓都是單獨的，只能考慮他自己，他不知道別人跟他相同的想法，想法是有也不知道，所以有一種單孤氣氛，現在有網路，有很多集體的思想，包括可以說是從下往上的一種自發的意識。現在這種老百姓跟毛主席的老百姓相當不同。 「所以，習近平想能夠做一個小毛澤東嗎？我覺得很難。第一是社會那麼不同，第二是他本人就沒有毛澤東那麼狡猾。這兩個人狡猾是一樣狡猾，可是毛澤東畢竟更能幹。毛澤東是個很特殊的一個人。習近平除了他勾心鬥角的那種能力之外，沒有毛澤東的那種腦子。」 毛時代與習時代的宮廷政治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長期研究現代中國政治。他從頭至尾參與了李志綏大夫的這本書的出版。 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正式出版時，黎安友為這本書寫了一篇序言，指出這本書在世界歷史上堪稱獨一無二，因為古往今來人們一直沒有見過一個獨裁暴君的長期陪伴者寫出這樣的一本詳細呈現暴君日常生活和言行的書，而暴君的這種生活和言行通常是對外秘而不宣的。 黎安友在序言中寫道：「心理病態在(毛澤東的)宮廷政治的氛圍中蔓延，毛澤東的控制越徹底，他就越害怕別人試圖控制他，他們煞費苦心竭盡全力試圖取悅他，反倒使他感覺他們更可疑。」在黎安友看來，如今習近平的宮廷政治比毛澤東的宮廷政治有過之而無不及。」 黎安友說：「一個人手裡有那麼多的權力的話，就會引起各種心理的問題。他自己的心理的問題是，他如果定下一個接班人的話，他會害怕接班人可能會著急取代他。所以，毛時代先有劉少奇為他的接班人。後來他(毛)搞垮劉少奇。後來又有林彪，習近平到現在為止是迴避這個問題，所以他沒有一個接班人。他沒有接班人的理由可能是害怕。 「如果有一個接班人的話，反對他的人會集中在這個接班人的周圍，可能會使他倒台。所以，(心理病態)這個問題是存在。」 胡平認為，當今習近平時代的宮廷政治比毛時代的更險惡，這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 他說：「毫無疑問，中國的宮廷政治這種狀態依然存在，而且可以說比以前更嚴重。你想，毛澤東從1949年掌權以來發動歷次的運動，包括後來的廬山會議，包括文革，清除清洗了一批又一批的各級官員，包括他自己指定的兩個接班人，他的權力是越來越集中，越來越大。 「但是與此同時，他也越來越感到不安全，因為他清洗的敵人越多，他打倒的人越多，他就給自己樹立敵人越多。因此他越來越感到周圍的人誰都不可信，誰都想害他。於是他就陷入這麼一種恐懼，這麼一種病態。 「習近平的情況就跟他一樣。習近平上台以來，先是以反腐敗的名義搞大清洗，先後清洗了黨內高層，包括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這一系列的高層的人物。在他上台的整整十來年的過程中間，他清洗的中國高級官員之多，尤其是軍隊將領之多前所未有。 「在這種情況下，你怎麼能指望習近平會感到安全呢？尤其是在二十大之後，他周圍的人按說都是自己提拔的人了，要說江澤民派胡錦濤派也就是（先前早就被清洗的）徐才厚、郭伯雄了。可是。習近平依然清洗了一批又一批。當年毛澤東雖然對很多人都不信任，他至少對他周邊的汪東興那個人的忠心是從不懷疑的。可是你看現在的習近平，就連所謂中央警衛團、現在叫中央警衛局，他連對這些人全都不放心，換了一個又一個。還有幾個居然就離奇地就死掉了。」 認識當今中國，李志綏的書有何意義 李志綏醫生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講了毛澤東的許多令人顫慄的不對外公開的言行。其中有那件事情對世人理解今天的中國及其統治者習近平最富有教育價值？作為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的見解是： 「可能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如果權力過分的集中，是不是意味著人敢說真話，或者他們怕說真話？一個民主制度雖然有很多問題，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真話，因為在很多方面，在政治、在反對黨、在媒體能有很多人敢說真話。但假如是一個威權專制體制，如果沒有人敢說真話，領導沒有也沒有可靠的信息去決定政策。 「另外一個方面也非常有意思。這就是政治權力跟生活的關係。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一個人在他的手裡有很多權力的話，他是不是會濫用這個權力去，把別人當作工具。毛是這樣。他在生活中也表現出他對別人的總的態度就是把別人當作工具，不是把別人看為獨立的有價值的一個存在。」 胡平認為，讀李志綏的書，了解毛澤東時代，對認識習近平時代以意義重大。他說： 「李志綏講的事情很多。其中他講到假如在大躍進初期，毛澤東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未必就不願意去制止那場大災難，大饑荒；當然，如果毛澤東知道事情當年大躍進不是大豐收，不是畝產超萬斤等等，他雖然是獨裁暴君，他從主觀上也不願意中國老百姓死了。 「但是問題就在這裡。他的高壓統治本身就造成了謊言系統，而他自己就被謊言所包圍。而當他發現問題的時候，再去糾正別人，事就會很嚴重，因為糾正錯誤就直接威脅到他自己的權威。這麼一來，暴君就寧可將錯就錯一錯到底了。 「我們知道《三國演義》里就這麼一個例子。袁紹剛愎自用，在官渡之戰不聽謀士田豐的建言，還把田豐關到大牢里，後來果然被曹操打敗了。戰敗的消息傳來，獄卒就告訴田豐說：你看，主公沒聽你的話，結果打了敗仗了，而這一下你就大概有望復起了。田豐說，不是這樣，如果主公打了勝仗，我可能還能活命；主公打敗了，那我肯定會死。結果袁紹回來就殺了田豐，毛澤東就是這個情況。他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到了58年下半年，到了59年上半年就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大饑荒，就已經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 「但是他不喜歡講真話的人。當他發現糾正一種錯誤可能會削弱他的權威的時候，他就不去糾正錯誤，而是要堅持錯誤，將錯就錯或者更厲害。我想，這就是共產專制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這一點在你的書裡頭，可以說是披露得淋漓盡致，對於我們理解習近平的統治我想有也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在絕望無奈之中除了躺平還能做什麼 當今中國盛行「躺平」之說，也很多人也選擇躺平。似乎顯示了現在很多中國人對習近平的統治感到既絕望，又無奈，就像李志綏在他的書中所描寫的毛澤東統治末年一樣。這種局面使許多人想知道，在應對眼下這種既絕望又無奈的局面的時候，中國人除了選擇逃避或選擇詛咒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更好的方式？ 在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說： 「我作為外國人，我不好給中國人任何的建議。但我們如果看89民運也好，(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解體也好，最近在委內瑞拉和孟加拉國發生的事情也好，都有一個教訓，就是說，如果很多人大多數人的心理發展到某一個地步，早晚會發生一個危機。就是說，人如果不可能再忍耐的話，早晚會發生一個內部的危機，大家會早晚會出來反對(當權者)。 「與此同時，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這種情況會發生。所以在還沒有到那個時候的話，應該採取一個怎麼樣的態度呢？一個是像劉曉波，或者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那樣要盡量生活在真實中(即盡量不欺騙自己)，盡量依照真實生活。我自己的說法是，大概我沒有資格告訴中國人怎樣生活。」 學者胡平認為，當今中國政治雖然令很多人感到無奈，但現狀與絕望之間還有一定的空間。他說： 「躺平本身就是一種反抗，是在民眾一方面普遍感到反感、表示拒絕，但同時又沒有又沒有力量去進行正面的、積極的反抗，人們就會採取這種所謂躺平的方式，也就是所謂磨洋工的方式。這個毛時代，我們就看到這種反抗的方式。這其實學術上也有專門的詞，就叫弱者的反抗。 「而且現在畢竟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還是完全公有制計劃經濟，這使得下面的人，一般工農兵你想努力都不給你的機會，因為你再怎麼努力，也不能改善你自己的處境。而現在中國有了民營企業這麼一個一定的空間。在這一方面，一些部門很多人僅僅是為了改善自己生存，需要比較努力。因此，現在這種磨洋工的程度，這種廣泛性和毛時代晚期畢竟還是有這麼一個區別。 「這種狀況，這種狀態，這種磨洋工，它實際上是在繼續積蓄不滿。它總會找到自己的出口的。」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自30年前出版以來已經成為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經典文獻。但在中國，這本有助於了解中共政權的過去、認識中共政權的現在的書一直是禁書。
在中共建政後的毛澤東當權時期，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深刻而痛苦的政治運動。這些運動不僅改變了國家的發展軌跡，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創傷。本文通過多位親歷者回憶這段歷史中的悲劇片段，展示他們的反思和對中國未來的期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10月1日，當時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然而，這一新生共和國隨即進入了長達27年的政治社會動蕩風暴。 時間倒回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表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開幕詞，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不斷升級的政治運動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為人們表達歷經艱難困故苦獲得新生的無比自豪、自信、自強話語。 但是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執政近27年（1949-1976年）間，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1949年的土地改革運動，鬥了地主、鬥富農；緊接著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肅反，反右運動等等。 1959年到61年的大躍進，更演變成餓殍遍野的大饑荒。中共黨史第二卷提到，「196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但並沒有公布具體的死亡人口總數。中共原領導人趙紫陽的幕僚、曾任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陳一諮秘密報告，當時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人至4600萬人。 然而，中國人民的苦難還沒結束。1966年，毛澤東又發動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社會動亂，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 個人記憶與社會創傷 今年78歲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孝正回憶說，他高中畢業那一年，《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北京各學校停課。他被送到黑龍江「北大荒」，在那裡度過10年農民生活。他說，當年前後掀起56場運動，第一場運動就是批判電影《武訓傳》。 武訓是「乞聖」，通過乞討辦了幾所大學：「毛澤東的惡就在這，最開始批判中國文化。文化從教育開始，就把2000萬中國學齡青年送去農村，我是第一批。1968年，我就下鄉到了黑龍江，俗稱 『北大荒』。有一話說『豬狗不知嫌他臟，把他扔到北大荒』，我種了10年的地，就是農民。」 周孝正認為，根本沒有所謂「二次文革」的概念，因為一次文革到現在都還沒結束：「毛澤東的像還在天安門掛著，就證明所謂一次文革就沒結束。」 何三坡目睹紅衛兵暴行 1964年出生的詩人何三坡對本台描述自己童年目睹紅衛兵批鬥「黑五類」，以及學校里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歌頌活動。他說：「6歲進了鎮上的小學，正值文革早期，翻開語文課的第一頁是『毛主席萬歲』，第二頁是『共產黨萬歲』，第三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萬歲』，簡直是謊話連篇。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被高掛在學校，高掛在公社，也高掛在各家各戶的屋子裡，每時每刻都在俯視我們。」 何三坡表示，當時學校經常不上課，幾百個孩子被校長帶到公社廣場參加批鬥大會，縣城來的警察、軍人和公社領導坐在台上，一個個面目猙獰，大聲宣布「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黑五類的各種罪行。高音喇叭聲震天動地，那些遭受批鬥的人被五花大綁、垂頭喪氣地站在烈日里，汗如雨下。每個黑五類身邊站著兩個背著步槍、咬牙切齒的民兵，緊緊抓住他們的胳膊，隨時會對他們拳打腳踢：「對一個孩子來說，這些暴力場景實在太過驚心動魄。因此，我始終認為，經歷文革的一代人都會留下根深蒂固的心理疾病。」 何三坡還記得，當時每個學生都不能閑著，被老師們分成各種宣傳隊，不分晝夜去各村各鎮搞文藝表演，歌頌「毛主席」，歌頌共產黨，歌頌社會主義，歌頌在集體勞動中一個個捨生忘死的人：「即使在偉大的喬治·奧威爾的作品中，你也不可能見識到這樣的場景。整個國家就是一所瘋人院，成人們完全陷入了一種嗑藥後的瘋癲狀態，每天都有各種荒唐鬧劇在反覆上演。」 「文革是人類歷史上最誇張、最漫長又最恐怖的噩夢，」何三坡下了這樣的註解。 文革打醒對中共存有幻想的知識階層 旅居海外的內蒙古政府原法律顧問室執行主任杜文說，他認識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科學家，某次吃飯時突然聲淚俱下說，當天是女兒的忌日。這名科學家當年受到中共的宣傳號召，回中國支援建設學校。科學家拿著女兒的照片批評毛澤東太邪惡，他在文革被批鬥，連女兒都被害死。他感嘆英年早逝的女兒不僅年輕貌美，在內蒙古呼和浩特三中學校成績總是拿第一。 「毛摧毀了中國的知識精英階層，摧毀中國經濟基礎。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無窮無盡，製造了無數無辜者的苦難。所有對共產黨那些充滿幻想的人都給打醒了，」他說。 文革導致無數人受迫害 關於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據傳葉劍英在1978年12月曾說，文革10年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不過，此版本並未被證實。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估算，文革導致100多萬人被迫害致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蘇揚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國農村至少有75萬到150萬人被迫害致死；同樣數目的人被毆打致殘；至少3600萬人經歷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功與過 該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定位？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接受義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讀過文革書籍的法拉奇對毛澤東評價存疑，詢問中共當局把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是否符合歷史事實？ 鄧小平回應，必須清楚區別毛澤東的錯誤和「四人幫」的罪行，兩者性質是不同的。毛澤東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做了非常好的事，是在1950年代後期犯了錯誤，「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許多不幸……」。鄧小平繼續說道，要對毛澤東一生的功過作出客觀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曾任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的張國祚撰文寫道，如何評價毛澤東已經不僅僅是給毛澤東以歷史定位的問題，而是直接關係到中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向何處去的根本性戰略選擇問題。 鄧小平以私有制挖毛「祖墳」 杜文說，他的一位老師曾是鄧小平身邊秘書之一，這位老師以在中南海的第一視角觀察鄧小平，揭露一段秘辛：「鄧是非常恨毛澤東，恨不得把他鞭屍」，但是鄧小平當時頭腦相當清醒，他告訴身邊的人，當時很多中國人被毛洗腦，絕大多數都是對毛極其崇拜。不論多恨毛，如果貿然否定毛，會將整個國家引入動亂、徹底分裂。 杜文：「如何能真正否定毛，就想到挖他祖墳，並不是毛澤東家的祖墳、而是公有制，這是毛的核心政治理念。這些共產黨政治經濟學的人認為，只要允許老百姓財產私有，那麼社會主義就不存在了。」也因此，鄧小平「打左燈、向右走」，一方面為了穩定毛派，對其錯誤「三七開」；同時向右走，這才有了後來在「西單民主牆」的問題。但是，到了六四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又變成了毛澤東。 「我的老師說，在鄧小平身邊感覺到被虐待者成了加害者，現在習近平也是這樣。一生都被改變，家破人亡，最後他成了自己憎恨的對象，」杜文表示。 從人民到公民 未來之思考 「九零後」作家童天遙認為，她這一代人在娛樂喧囂中成長，對政治偶像崇拜已微乎其微。但她強調，沒有普遍關心公共事務就不會誕生民主：「我這一代人成長的歲月里，對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已經微乎其微。」今年將滿30歲的中國作家童天遙以年輕人角度分析，他們是在喧囂的娛樂生活中，迴避對政治生活的認識。但這種迴避是無效的，因為真正的文明建立於對政治生活普遍的關心，政治既可以保護每個人的利益不受侵蝕，同時也可以迅速和徹底地摧毀人們的人生。」 她觀察，祖父、母親歷過文革和大饑荒，但是祖父輩從未有機會反思災難是何以籠罩了他們的青年時代。他們接受的教育讓他們輕易地從歷史中脫離出來，正如這代年輕人已經從歷史中脫離出來一樣：「無論是毛澤東還是任何一位政治偶像，他們都將一代人摁進了歷史的塵土裡，使之被時代的創傷和瘋癲終身扣留。」 童天遙提到一位西方教授說，「當你成為政客粉絲的那天，就是作為公民失敗的那天。」她認為，在中國國土上不能只談人民而不談公民，人民是一個象徵性的集體概念，公民才意味著享有政治權利的獨立個體。回顧歷史，是讓中國人有機會從人民變為公民，而沒有日常的公民意識，就不會誕生日常的民主。她在考慮，「今天的中國人是否準備好成為一個世界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