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居民將面臨大幅市政稅上調
2026 年 6 月 5 日
大陸疫情爆發3年多以來，當局一直實行嚴格的清零政策，直到最近才放寬防疫限制，導致經濟全面下滑。疫情不斷反覆加之年輕世代普遍「躺平」，導致虎年新生兒數量僅956萬人，跌破千萬大關；多地為挽救跌跌不休的出生率展開撒錢催生，生至第三胎可多領人民幣數千至上萬元補貼。 中國新生兒人數連年下跌，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出生人口為1062萬，創近年新低，比2016年下降了43.6%，2021年凈增長人口僅為48萬人。 由於2022年生肖屬虎，在傳統習俗中對屬虎的人總是有諸多禁忌，虎年寶寶原本即不易大增，再加上疫情封控經濟不振等，各界預期新生兒將更少。 中國國家統計局1月17日揭曉，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年末全國人口14億1175萬人，較2021年減少85萬人，中國人口出現近61年來的首次人口負增長。 為了挽救可預期的下滑出生率，中國多地著手撒錢催生。綜合大陸媒體報導，包括山東濟南、黑龍江哈爾濱、雲南省、湖南長沙、湖北黃岡、廣東深圳等地均公布政策，向多孩家庭提供補助，並在休假、住房等方面鼓勵「多生娃」。 其中深圳初步擬定，生育第3個子女且辦理入戶登記，擬發放一次性生育補貼人民幣1萬元，另外每年發放3000元育兒補貼，3年累計發放補貼1.9萬元，平均每年可領取6333元；即使只生育一個孩子，也能累計獲得補貼7500元。 濟南市則將對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發放600元補助，女方享受158天產假，配偶享受不少於15天陪產假，3歲以下嬰幼兒父母各享受每年累計不少於10天育兒假。 另杭州、南京、瀋陽、青島、長沙、寧波、廈門等城市都提到「二孩或三孩家庭，允許新增購買一套住房」的新政，也有城市明確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購房，可不適用現行限購政策。 不過，育兒補助或能減輕部份負擔，但能否顯著改善生育意願還需托育及養育環境配合。 長期關注中國人口問題的威斯康辛大學研究員易富賢對英國廣播公司BBC表示，中國生育率低下有三大癥結，包括心理上不願意生，物質上養不起，生理上生不了；而中國的政策只是在解決「養不起」。他認為，效果不會很好。
中國官方數據17日顯示，全國人口去年較前年減少近100萬，是60多年來首度下跌，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正面臨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機，「有沒有後代真的很重要嗎」成為微博熱議話題。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中國大陸人口2022年底全國人口14億1175萬，較前年底減少85萬。 中國2016年結束1980年代由於擔心人口過剩而施行的嚴格一胎化政策，2021年更開始允許夫妻生3胎，但政府鼓勵生育的舉措也無法逆轉人口衰退的現象，而中國長期仰賴龐大的勞動力作為經濟成長的驅動力。 上海保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張智威表示：「人口可能會從這裡開始，在未來幾年下降。」 他指出：「中國不能仰賴這樣的人口紅利作為經濟成長的結構性驅動力。經濟成長必須更仰賴生產效率成長，而這受到政府政策驅動。」 全國人口減少的消息迅速在受到嚴格審查的大陸互聯網上傳開，部分網友對國家的未來表達憂心。 一名網友在微博上說：「沒有兒童，國家和民族都沒有未來。」來自另一名「愛國」網紅的評論寫道：「生兒育女也是一種社會責任。」 但其他網友指向飆升的生活成本，以及在現今中國養育孩子遭遇的種種難處。一名網友說：「我愛我的媽媽，但我不會當媽媽。」另一人說：「沒有人反思我們為何不想生小孩、不想結婚。」 據路透社報導，話題標籤「有沒有後代真的很重要嗎？」獲得數以億計點閱數。 一名用戶名為Joyful Ned的網友寫道：「女性不想生小孩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她們自己，而是社會和男性未能負起養兒育女的責任。對生育婦女來說，這讓他們的生活品質和精神生活嚴重衰退。」 還有人嘲諷：「以前計劃生育做得好啊，少生優生，幸福一生。人人交社保，國家來養老。少生優生和交社保我們辦到了，就是國家養老這裡感覺emmm……」、「老百姓掙那倆錢全在房子里了…手頭沒點活錢哪敢多生，養孩子現今那麼貴，還是社會福利稀薄，沒人願再苦一點兒」、「其實換一種角度想也是好事，比如這將是從今往後出生人口最高的一年」。 澳洲維多利亞大學研究員彭秀健告訴法新社，「由於一胎化政策施行數十年之久，中國人已經習慣小家庭」。她補充表示：「中國政府必須找出有效的政策來鼓勵生育，否則生育率會下滑得更低。」 彭秀健說：「必須推出涵蓋生產、育兒和教育的全面政策方案來減少育兒成本。特別需要解決女性生育後工作不安全的問題。」
尊重專家的專業意見，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礎。但是，有些所謂專家，著實讓人尊重不起來。比如說，國家衛生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翟振武教授。 01 翟教授荒謬如兒戲的「二胎生育」數據預測 「開放三胎」政策出台後，翟教授又以人口學權威專家的身份面對多家媒體的鏡頭侃侃而談，臉不紅、心不跳，成竹在胸、氣定神閑，彷彿為這次政策調整做出了多大學術貢獻一般。 他可能忘記了當年「全面開放二胎」政策出台前的荒腔走板、胡說八道。互聯網時代，飯可以亂吃、話不可以亂說，不妨看看翟教授當年的口吐蓮花、信口雌黃。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發表論文解釋了為什麼不能全面放開二胎。按照他的估算，全面放開二胎的話，將累計多出生9700萬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將達到4995萬，生育率將達到4.5。 近五千萬人口峰值、累計增加近一億人口，相當驚悚。生育率達到4.5，更是驚得我下巴頦都掉下來了。 翟教授，全球197個國家，2021年總和生育率排行榜上超過4.5的只有21國，全部都是非洲國家。翟教授是夢回非洲嗎？ 就是拿本國曆年生育率數據比較，翟氏數據也是難以置信。1970年代初有一段鼓勵生育到計劃生育之間的政策空窗期，生育率也不過4.5左右。隨便生的時候也就那麼回事了，限制在二胎竟然能回到那種水平？ 2014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到1.66，開放二胎竟然能讓生育率提高三倍？翟教授您又不是在少林寺上班，身邊育齡女性總是有的，親自調研一下也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吧？ 如此荒唐的數據預測，當然受到了一致的質疑。翟教授沒有給出解釋，很快改口。 同年11月，他在《國家行政學院學報》發文改口說全面二孩每年會出生3100-3850萬。 翟教授按按鍵盤，一千多萬人口就這麼沒了。可是，一個月後翟教授又彈指一揮，再消滅了一千萬。 同年12月，翟教授在《北京日報》發文又說全面二孩後新生兒峰值不會超過2100萬。 就算翟教授會長專家是「從善如流」，這數字向下流動的速度也快得有點驚人，堪比「飛流直下三千尺，意思銀河落九天」的詩人情懷。 然而，人口學研究不是寫詩，不能一會兒三千尺、一會兒三千丈的率性。 2015年，全面放開二胎定局後，國家衛計委發布了相關預測，完全採納了翟振武的數據。根據這一預測，2017年如果不實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出生人數是1770.0萬人。開放二胎政策後預計出生人數將在2195.1萬人到2023.2萬人。 然而，根據2018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我國新生兒只有1723萬，比2016年減少了63萬。 翟教授，你的臉沒有被現實打腫嗎？ 02 令人憂慮的「專家治國」 翻這筆不算久遠的「舊賬」，是憤怒，更是憂慮：如此專家，何以治國？ 人口政策關乎長遠的國計民生，關乎民族命運。專家對政策效果的預測評估卻是如此兒戲，可嘆、可悲、可怕。 翟振武不是普通的學員知識分子，而是直接參与決策的部委專家、人口學領域的資深權威專家。他的「研究」也不是普通的學術活動，而是直接影響決策的專家意見。 專家當然也會出錯，但是翟教授的「預測數據」錯得如此不成體統、錯得有違常識，讓人難以理解。其中有思想觀念固化影響學術水平的影響，也有非學術的因素。 思想觀念固化很好理解，翟振武1982年人大經濟學學士學歷，1984年獲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碩士。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時代，新馬爾薩斯人口學等控制生育理論是顯學，這很可能對他的人口觀念產生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如果因此導致了翟振武在學術研究中嚴重的主觀性誤判，他顯然不再適合從事學術研究，更不適合擔任決策專家。 但是，翟教授發表錯誤且誇張的預測數據後迅速修改數據，似乎不能用學術思想陳舊來解釋——再陳舊的學術思想，總遵守基本的學術規範。隨隨便便發布數據，而後隨隨便便「打折」，這是任何規範的學術研究都不會允許的。恐怕還有非學術因素在其中作祟。 一胎政策長期執行，涉及到大量的行政經費、行政權力、各類業務以及罰沒款收入。涉及到權益相當龐大複雜，自成體系。翟振武這樣的「學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要對內對外宣傳和論證政策的合理性，又要不斷用學術成果加固政策。這就是翟教授為代表的、曾經的中國人口學界主流。 這在翟教授當時的主張中也頗可發現一些端倪，比如他實際上並不反對開放二胎，而是反對「全面開放」，無非是要保留所謂的申請程序，有申請當然就有審批了…… 「專家治國」的成敗在於，到底是聽取專家意見、選擇有公共服務意識的專家，還是讓那些只論證預設結論的「做題家」掛一個「專家」的招牌？翟教授大可捫心自問，自己到底是什麼「家」。 03 被耽誤的生育政策拐點 中國生育政策在2015年開始調整，是明顯被耽誤了。 2005年以後，「老齡化」已經取代了「人口過多」，成為中國人口問題的新熱點。其實，所謂「老齡化」根本原因就是「少子化」——老人不會憑空增加，人口壽命的增長是緩慢的，與政策導致的生育率相代際「對摺」的斷崖式下跌相比，微不足道。 日本比中國早了近二十年進入「少子化」，社會活力下降、經濟增長乏力，養老金缺口巨大。為此，日本政府設立了「少子化對策專任大臣」的高級職務，每年斥巨資以鼓勵生育。具體政策得失可以研究討論，但是鼓勵生育的方向是明確的。 這並不是日本獨有，鼓勵生育是「老齡化」國家一致的方向——除中國以外。翟教授們是真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呢？ 生育政策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涉及到千家萬戶的情感生活。「獨生子女政策」下，一個悲劇性的群體開始在中國社會出現：失獨家庭。2020年，中國失獨家庭總數將達到100萬戶。這意味著一百萬個破碎的家，兩百萬悲傷的父母。 儘管自2001年起，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紛紛出台對失獨家庭的經濟補助，但是喪子之痛無法用金錢計算，父母之愛也無法被計劃。 翟教授也到了含飴弄孫的年紀了吧？難道沒有一點起碼的同理心嗎？ 最明確的預警信號來自第六次人口普查。2011年，國家統計局發布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國0-14歲人口佔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佔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佔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 老人變「多」、孩子變少，是人口結構的重要拐點。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於老齡化社會。——在解決「老齡化」問題上，翟教授是始終積極的，可是除了提高生育率之外，這個「老齡化」又要如何解決呢？難道要減少老人嗎？那請翟教授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好了。 幸而2014年翟教授的「4995萬、9700萬、生育率4.5」、「不願意生就不要放開」沒能阻止生育政策調整的方向，對此翟教授也應該感到慶幸。否則，他現在表態支持的開放三胎也不會成為現實。這有多諷刺？ 以中國生育政策的重要性，以翟振武教授在這一領域的地位，以及他所發揮的影響，還有他炮製的「4995萬、9700萬、生育率4.5」，翟振武教授註定會被載入史冊，但不是「名垂千古」那種。正確的歷史評價也會被耽誤，但是不會缺席。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關胖侃財，原文已被刪除）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減少憂慮症」，效法春秋末期卧薪嘗膽的越王勾踐「十年生育、十年聚養」之策，在六一前夕終於官宣放開「三孩」，被戲謔為「最好的兒童節禮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會氛圍中，民間輿論並不領情。 家庭教育投資：高投入低回報 從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專著《人口：中國的懸劍》開始，人口問題、人口政策問題一直在我的視野中。鑒於中國的現實，我認為鼓勵三孩是中國政府無視國情而出的昏招、錯招。在一孩政策廢止之後，政府應該及時讓政府控制的計劃生育轉型為家庭決策的社會節育，將生育決策權還給家庭。 養育孩子需要不失體面的居住條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對於正當育齡的80、90後，住房早就成了「六個荷包供養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質量不高還在其次，僅大學學費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負擔。更令中國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學也很難就業，即便是勉強就業，多數人的薪酬僅夠生活開銷。 中國青年一代總體上的無望狀態，有兩組數據可蠡測：一是中國總理李克強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數據，中國人均年收入3萬元，其中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這一點，正好與聯合國2020年3月發布的一項調查表達的是同樣內容：全球2.67億青年處於「無工、無學、無培訓」的「三無」狀態。該報告稱，全球青年失業率約為13.6%；全球4.29億在崗青年中，有近5500萬處於極度貧困狀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9美元，佔總人數13%；有7100萬處於中等貧困狀態，每天生活費低於3.2美元，佔到總人數的17%。 中國的情況大概與這個報告相彷彿，就算在崗，應該也有不少處於勉強糊口狀態。中國青年一代為什麼「躺平」——這個詞已經被賦予社會反抗的意義。但不管用什麼外鑠金粉，核心要義就是低物慾、低消費，對應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來，哪怕一天工作12小時，身兼兩職，也買不起房；不少人覺得，結婚供養家庭已是累贅，供養一個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個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氣？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經是社會中堅年齡層，他們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實是未來中國20年的命運。 生育決策權應該還給家庭的理由 前面說的，只是中國政府在做出生育決策時不審時度勢，無視中國一半人口根本無法承擔生兒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問題還不在這，而是生育這種家庭層面的事情，中國政府不應該越俎代庖，強行代替家庭做決策。一個家庭是否生育孩子，這個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資格的決策者。因為只有他們，才清楚自己的經濟條件能否承擔生養、生養幾個的育兒任務。 正當育齡的1980、1990這兩代人，經歷了中國教育產業化、就業維艱，醫療、教育、住房這新三座大山壓頭的「中國崛起時期」。其中不少人受過高等教育，深知父母為自己拼盡了血本才供養他們讀了大學，有的還由父母、祖父母資助買了房。 以下是國內有人計算的生育（養育）成本： 前幾年就有人計算過，居住在二線城市，從懷孕到養一個孩子到大學畢業，要花98萬元； 網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養仨娃，每年花掉300萬》。這是希望孩子高起點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萬，按年計算，幾乎是每年5萬。中國伴隨著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而來的，是高等教育質量下降；隨著高校擴招而來的，就是大學畢業生失業。這是從2003年就開始的中國故事。最開始，媒體還當回事報道，成為社會常態之後，重點就轉移到海歸回國低薪就業或者找不到工作。雖然過度教育的結果是回報遠遠低於教育投資，但是隨著就業的日益艱難，只要家長還有點能力，仍然會將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決策權理所當然應該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為不管什麼情況，養育子女的辛苦與費用全由家庭承擔，無論從社會倫理還是投資 — 回報邏輯來說，政府毫無理由決定一個家庭的生育計劃。還有一個因素需要考慮：一旦生育權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資源，就會成為一些人用來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國家的教育系統，這時才是需要政府（國家力量）出場之時。 國家力量應該引導教育資源配置 大學文科教育畢業後就業艱難，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 美國智庫第三條道路（Third Way）曾於2020年，發布研究報告《市盈率溢價：衡量高等教育投資回報的一種新方法》。研究發現，沒有投資回報的學校絕大多數集中在營利性院校。例如，51%的營利性大學大多數學生的收入低於高中畢業生，這意味著就讀這些機構的學生並沒有通過高等教育獲得經濟獎勵。 這個報告其實高估了美國大學的投資回報。即使非營利性大學，其開設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諸凡美國左派熱衷的各種理論，社會不需要，只能到政府與NGO就業。以我的熟人圈而論，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讀書，畢業後很多處於就業艱難狀態，或者是半薪就業，或者是在社區大學重新學一門實用的技術型課程。有位哥倫比亞大學批判性寫作專業畢業的碩士生，最後選擇這樣的職業生涯：半年去英國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鑽井工作，半年在家寫作。他賴以謀生的工作與其專業毫無關係，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學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國在高等教育產業化後，經歷了高等教育大躍進，不少本無大學資質的大專都被提升為大學，從而使中國大學教育更加劣質化。按照職業分層，一個國家本來進入精英階層的人數就是有限的，這就是中國國內約700萬外賣小哥當中，碩士以上學歷者近7萬的原因。對中國的家庭來說，花費高額投資培養一位碩士最後去送外賣，不管媒體如何從中尋找意義，這種學歷、這種教育投資都不是送外賣需要的。 因此，中國政府應該在教育系統擠水分，學習德國經驗，在高中時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分流。職業高中的教育應該多元化，供選擇的行業多。 最後對本文做個小結：政府（國家力量）不應該介入家庭生育決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決策權在於家庭。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質量，減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資源浪費；改善社會條件，著重於抑制房價，儘可能讓社會上升管道暢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恆大研究院任澤平表示，考慮到當前各界對是否全面放開生育爭議較大，建議在「十四五」時期可從儘快放開三孩開始逐步推進並觀察效果。之前放開「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預期，並大幅低於反對放開生育派的預測數據。先放開三孩既符合民意、給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權，也可緩解保守派對全面放開生育導致人口暴增的擔心，符合中國漸進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傳統智慧。 專家任澤平肯定想不到，這番言論竟然會翻車翻得如此徹底。 一條評論數四萬多條的微博下面，我翻了很多頁都沒找到一條支持專家的意見。 微博截圖 微博截圖 這並不是一個罕見的現象。這兩年提倡繼續放開生育、鼓勵多生娃的專家，大都遭到了輿論怒火的迎頭炮擊。所以我納悶，專家們為什麼會前仆後繼、矢志不渝地研究中國女人的肚子？ 專家們是憂國憂民，雖千萬人吾往矣嗎？ 我看不是。二十年之前，敢公開批評計劃生育的專家不僅是先知，而且是勇士；十年之前，公開倡言儘快放開生育限制的專家，依然值得尊敬；可是今時今日依然在催中國人生孩子的專家，不是雞賊、別有用心，就是不通國情、閉門造車。 很多人質疑任澤平的真實目的是幫恆大賣房子，我覺得陰謀論了。現在的新生兒二十年後才能買房，到時候恆大還存不存在都兩說了。但是實話實說，這番放開三胎的建言一文不值，活該挨罵。 中國社會老齡化越來越嚴重，中國年輕人越來越不願意生孩子，這些都是現實難題。但是放開三胎、四胎、五胎、六胎，解決不了問題。 要看明白這件事很容易，現實中三胎以上已經放開了，想生的可以隨便生，生了之後都可以落戶。當然，極個別地方偶爾會爆出超生罰款的新聞，但哪次不是人人喊打？現在這種奇葩的地方也越來越少了。估計地方決策者都想明白了這件事，罰也罰不出什麼錢，就掙一頓罵，圖什麼呢？ 最關鍵的是，地方上的計生隊伍在失去超生罰款的供養之後，會自動消散。 所以說，二胎政策已經名存實亡。將來計劃生育政策正式廢除，只剩一個過場了。現在那些呼籲放開三胎的專家，都是在沖死老虎揮拳，刷存在感而已，絲毫不能體現知識分子的骨氣與擔當。 那麼現實中的難題是什麼？答案同樣在桌面上。專家們但凡上上網，跟年輕人聊一聊，就知道大家為什麼不願意生孩子了。謎底根本不在中國女人的肚子上。 房價高、生存壓力大、上學難、托育機構不完善……每一項都是壓在年輕人頭上的大山。 縱向來看，當代年輕人的物質條件絕對比他們的父輩要好得多，這也導致很多人覺得現在的年輕人矯情、不願吃苦。但不願吃苦的實質是權利意識的覺醒，而權利意識就像火一樣，一旦大規模燃起就不會再輕易熄滅。社會必須不斷進步，跟上權利覺醒的腳步。 現在的年輕人不願意稀里糊塗地生孩子，而是在生孩子這件事上精打細算，跟社會談條件，跟政策談條件，這恰恰是負責任的表現。 真正的專家應該研究這些真問題，而不要總是圍繞過時的假問題做文章。女人的肚子，她們自己比誰都有發言權，就不勞專家們惦記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人間思想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