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盟黨承諾斥資數十億升級維州道路
2026 年 7 月 14 日
中國人的絕大部分家庭財產主要是房產價值和金融資產，而金融資產的大頭是銀行存款。由於房產價值持續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銀行存款，視為家庭最後的可用資金來源；而很多小企業主經營虧損而關閉生意後，也把經營資金存入銀行。但很少有中國人想過，自己的家庭金融資產，與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龐大債務有什麼直接關係？其實，中國地方政府的借債，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為政府所用，而且賴賬不還，銀行則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擺渡」。 本文要解開的謎團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巨大債務，債主是誰？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講實話，而民眾則基本上不知情。民眾多半不了解，他們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賴、萬年不還」的巨大債務之「債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實已被各級政府吞噬耗盡。 一、公債填補財政赤字 中國政府大筆揮霍資金的最方便手法有兩個。一個是，超出稅收等可能的財政收入來源，大幅度擴大財政支出，造成中央財政的巨額赤字，然後由中央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來滿足財政赤字所需要的資金。另一個辦法是發行政府債券，由於人民幣債券並非國際上受歡迎的金融投資標的物，因此，中國各級政府的天量債券，基本上都是在國內發行。 前一種手法實際上是以通貨膨脹為代價，來滿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觀經濟學原理的人都知道，這是任何政府都必須盡量避免的「毒藥」。因為，在中央銀行為財政赤字「買單」的情況下，財政赤字必然造成貨幣濫發，進而產生物價上漲，既造成居民消費力相對萎縮，也令居民存款相對縮水。一句話，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財政金融的民眾往往不了解，在財政預算中編列財政赤字和發行政府債券這兩種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財政照例常年編列的財政赤字，可以直接讓中央銀行提供超量貨幣，也可以由中央財政發行國債來獲取資金。地方政府不能發行貨幣，但按照中國《預演算法》的規定，允許省級政府的財政預算，編列中央政府許可的財政赤字。而省級政府經中央財政批准編列的地方財政赤字，可以納入國務院每年下達的該省市政府債券發行限額內，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來獲取資金。所以，編列財政赤字和發行政府債券這兩種手法，在中央和省市這兩級是連通的。 到底中國的財政赤字大不大？歐盟為了控制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規模，規定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公債總量不難超過GDP的60%。如果以歐盟的這兩個限制性指標為參照系，那麼，2024年中國政府財政預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國政府當年的財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財政收支差額；而公債未償還總量佔GDP的比率，才反映這個國家的長期債務負擔。中國的公債未償還總量佔GDP的比率，幾乎是歐盟的一倍，與GDP的規模相當，這就相當危險了。 當中國政府大量舉借公債，進而積累了巨額的未償公債時，其長期後果其實與財政赤字率偏高，同樣嚴重。財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後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償公債過多的後果是，民眾的銀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實，中共之所以濫發公債，其原因就是，通過銀行掏空居民存款，實在是太方便了。赤字發債不頭疼，這似乎是中國各級政府的「獨家專利」。但是，現在中國政府開始擔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債，快把銀行系統壓垮了。 二、各級財政債務真相 2024年中國的財政赤字為40,600億元，比2023年的預算增加1,8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33,400億元，地方財政赤字7,200億元。今年11月8日，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議案，批准未來三年內，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元。這6萬億元人民幣，到底是要救活經濟，還是救活地方財政，或者是救活銀行？事實上，中國的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既不是為了救活經濟，也不能救活地方財政，更不能救活銀行，唯一的作用是續銀行系統的命，好讓中國的潛在金融危機，不至於很快暴露而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各級政府總共欠下了多少債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2023年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本身的債務是40萬億，現在用發新債還舊債的辦法往後拖；而地方政府擔保的官辦融資公司未償還的債務還有65萬億元，但這些公司很多都瀕臨破產，沒辦法繼續發新債還舊債，而它們欠下的這65萬億債務會拖垮銀行。這些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中，很多已經還不起銀行貸款或債券的利息，這些債務到期之前，銀行會因為巨額貸款收不到利息而破產。 中國的整個銀行系統因為利息收入越來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參見筆者10月25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如果再出現大量地方政府融資公司停付利息，那銀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就是為了讓地方政府的財政部門，把佔地方政府融資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緊迫債務，先轉到地方財政的名下，由地方財政代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直接拖垮銀行。 然而，這只是債務搬家，把債務從地方政府融資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財政的名下而已。況且，這不過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車薪，因為地方政府融資公司的債務的九成，還是沒辦法償還，拖垮銀行的可能性只不過減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這已經是中共能夠用出來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這個措施，只不過是為了續銀行系統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讓我們看到，中共的銀行系統因為地方政府和國有大企業造成的債務危機，已經岌岌可危，以致於中共現在必須先救銀行，而中共事實上已經無力解決中國的地方財政危機和銀行系統的根本性危機了。 最近，中共當局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隱性債務」，財政部向全國人大作相關專門報告時，披露了去年未被發現的8起隱性債務，總額達到幾百億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廣西、陝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財政沒錢了，只能逼當地的國有企業出錢開發土地和建設基礎設施，或者是逼當地的銀行替地方政府還債。 中國的各級政府的總債務額當中，地方政府的債務總共相當於中國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債務，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餘額，大體相當於中國GDP的數額。這樣的債務規模的含義是，全體中國人一整年不領薪水，不領養老金，中共才能還債，這可能嗎？顯然，中共現在已經到了債重如山，永難還債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誰借錢？ 在市場經濟國家，銀行多半都是私營的，政府無法向銀行借錢，原因很簡單。首先，按照通行的商業銀行法，銀行和借款人之間的借貸合同，屬於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行為，而政府不是民間團體，與銀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對等，無法簽訂借貸合同。其次，貸款需要提供擔保和資產抵押，如果政府貸款後違約，法院很難對抵押資產執行扣押。所以，如果私營銀行放貸給政府，相當於自殺式經營。 但是，如果銀行不是私營，而是公營的呢？而且，銀行的老闆就是政府，那麼，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從銀行拿到錢呢？這正是社會主義金融制度的「中國特色」。筆者在本網站發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指出了一個事實，即「中國的銀行皆官辦」，該文介紹了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的政府控股特色，這六家大型銀行必須滿足全國性國有企業集團的資金需求，導致這些銀行經營狀況惡化。 現在介紹125家城市商業銀行的真實背景，來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銀行的。上個世紀末中國出現了許多地方銀行（即城市商業銀行），這些銀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設立的，其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的總資產規模，2007年為11% ，2023年為15.5%。 200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研究課題組」對東部、中部、西部三個有代表性的省份20個城市商業銀行的運營情況做了實地調查。調查證實，地方政府在城市商業銀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過其他企業或機構的間接持股，地方政府對城市商業銀行擁有絕對控制權。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決定城市商業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人選，讓這些銀行實際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過本地城市商業銀行獲取資金的方法主要是兩類，一類是指導性貸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銀行向本市政府所屬的投資平台公司定向貸款；另一類是讓本地銀行認購本地政府發行的債券。上述調查發現，城市商業銀行的貸款過於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項目，而這些項目主要面向當地的房地產開發。這就是中國地方銀行典型的官辦官用特徵。 那地方政府發行的海量債券，都是誰認購的？由於地方政府無權對中央所屬的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下令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券，所以，這些認購本地政府債券的銀行，都是當地的城市銀行。財政部政府債務研究和評估中心今年6月3日發表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報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債券持有者，81.52%是銀行，所持地方政府債券的餘額達到34萬億。 從此節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個結論：其一，地方政府的40萬億債務當中，本地城市銀行接下了85%；其二，中國銀行業的全部債券購買餘額67萬億當中，單是城市銀行認購的地方政府債券就佔了51%，而這些地方政府債券只是在「以新換舊」，卻永不歸還；其三，如果以城市銀行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總資產規模16%來估計，城市銀行的居民存款總額不過23萬億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債券從地方銀行拿走的錢卻高達34萬億。因此，地方銀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國金融危機2.0版 中共政權現在的維持，其秘訣就是吞噬民眾的存款，因為銀行都是各級政府辦的，政府從銀行里拿錢，就跟從ATM機裡面取錢一樣隨便。但這樣的日子還能維持多久？ 中國的地方政府辦銀行、銀行充當政府的ATM，必然會出現一種雙重效果：地方銀行可以讓地方政府的房地產開發如虎添翼；同時也會促成房地產的過度開放，進而把地方銀行拖進深淵。現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在財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辦法就是繼續掏空銀行，就這樣，中共的財政危機被轉化成了銀行系統的危機，即潛在的金融危機。 在中國，既然財政危機可以轉嫁給銀行，所以，財政危機就不算是最後的危機。那什麼是中國最後的危機呢？就是銀行成批地倒下來，那就沒有可以挽救的餘地了，因為銀行系統是中共最後的金融依靠。什麼時候中國的金融危機會爆發？時間點應該不遠了，中國金融危機2.0版已即將來臨。 講到中國金融危機2.0版，勢必要對比中國金融危機1.0版。但中國民眾普遍不知道這金融危機1.0版，因為那屬於政府機密，從不讓國人知道；而各國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也從沒討論過它。實際上，對比這兩次金融危機的成因、特徵和結局，對於理解中國未來的經濟前景，相當重要。 中國金融危機1.0版發生在1996年，這場危機的處理，使中國避開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迎來了後來的經濟繁榮；然而，那場金融危機的成因，也預示著中國金融危機的2.0版的發生。 1996年中國的絕大部分工商企業都是國有企業，由於幾十年來始終經營效率差，負債越來越高。當時中國只有四家大型國有銀行，負責為所有國有企業「輸血」。到1994年底，12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83% 。這樣高的資產負債率意味著，大部分國有企業瀕臨破產的邊緣；同時，背著國有企業「包袱」的國有銀行也陷入了危險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國的四大銀行貸款總額當中，20%已成為壞賬，若加上逾期的獃滯貸款，將近70%的貸款都已無法歸還。當時四大銀行的貸款壞帳為4,300多億，而四大銀行的資本金只有1,500多億，這四大銀行已嚴重地資不抵債，即將破產。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國有工商企業不但早已停止償還貸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銀行利息達1千多億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國的銀行系統全面虧損 。 銀行本應用每年提取的壞賬準備金來支付壞賬損失，但當年中國的四大銀行的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 ；因此，面對巨額的壞賬損失，銀行只能用自有資本墊支，結果1994年中國的國家銀行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自有資本減少 。按此趨勢走下去，銀行系統不久就會破產。當時有學者指出，「居民才是銀行信貸風險與損失的最終承擔者。四大銀行在資不抵債的情況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出現金融危機」。這就是中國金融危機1.0版的真相。 現在，類似的局面似乎又開始冒頭了。我在《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一文中已介紹，2023年底國有銀行的凈息差已跌破1.5% ，進入了危險區間。造成這一危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銀行系統背負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令銀行不勝負荷；而中國經濟進入長期衰退之後，中央銀行只能壓低利率，則是又一個原因。 除了銀行的凈息差低到銀行只能降薪裁員，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其實也是一個潛在金融危機的徵兆。很多人以為，這是救經濟的舉措；事實上，這6萬億是為了把地方政府融資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債務，轉到地方財政的名下，由地方財政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直接拖垮銀行。由此可見，地方政府融資公司那65萬億債務，已到了倒賬在即的地步，隨時會威脅到銀行系統的生存。 中國的上一輪金融危機，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謂的國有企業「吃光了財政吃銀行」，銀行的自有資本被國有企業吞噬。而這一輪潛在的金融危機，其根源仍然還是制度性的，除了國有企業繼續「吃銀行」之外，還填了一個新的威脅，那就是「財政吃銀行」。如今所謂的「財政吃銀行」，不只是「地方財政吃銀行」，連中央政府發現國債，也靠銀行認購。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潛在的金融危機不易化解。 中國度過上一輪金融危機，靠的是三個辦法，即國企私有化（甩掉銀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資。而在這一次金融危機面前，中國不能再如法炮製了。首先，現在的國有大型企業都是壟斷性的戰略產業，無法私有化；其次，美中關係的惡化，使中國無法再靠不斷快速增長的大量出口來拉動經濟；再次，現在外資基本上已停止進入中國市場，這種局面受到美中關係的影響，可能不會改變了。 中國面臨上一次金融危機時，還比較幸運，因為有各種機會可以利用，這些機會主要是外貿擴張和外資湧入；而這一次金融危機來臨時，這些機會都已經消失。那中國政府還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緩解金融危機的辦法嗎？筆者對此表示懷疑，顯然，中國那脆弱的銀行體系可能動搖中國的穩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人的絕大部分家庭財產主要是房產價值和金融資產，而金融資產的大頭是銀行存款。由於房產價值持續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銀行存款，視為家庭最後的可用資金來源；而很多小企業主經營虧損而關閉生意後，也把經營資金存入銀行。但很少有中國人想過，自己的家庭金融資產，與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龐大債務有什麼直接關係？其實，中國地方政府的借債，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為政府所用，而且賴賬不還，銀行則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擺渡」。 本文要解開的謎團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巨大債務，債主是誰？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講實話，而民眾則基本上不知情。民眾多半不了解，他們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賴、萬年不還」的巨大債務之「債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實已被各級政府吞噬耗盡。 一、公債填補財政赤字 中國政府大筆揮霍資金的最方便手法有兩個。一個是，超出稅收等可能的財政收入來源，大幅度擴大財政支出，造成中央財政的巨額赤字，然後由中央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來滿足財政赤字所需要的資金。另一個辦法是發行政府債券，由於人民幣債券並非國際上受歡迎的金融投資標的物，因此，中國各級政府的天量債券，基本上都是在國內發行。 前一種手法實際上是以通貨膨脹為代價，來滿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觀經濟學原理的人都知道，這是任何政府都必須盡量避免的「毒藥」。因為，在中央銀行為財政赤字「買單」的情況下，財政赤字必然造成貨幣濫發，進而產生物價上漲，既造成居民消費力相對萎縮，也令居民存款相對縮水。一句話，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財政金融的民眾往往不了解，在財政預算中編列財政赤字和發行政府債券這兩種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財政照例常年編列的財政赤字，可以直接讓中央銀行提供超量貨幣，也可以由中央財政發行國債來獲取資金。地方政府不能發行貨幣，但按照中國《預演算法》的規定，允許省級政府的財政預算，編列中央政府許可的財政赤字。而省級政府經中央財政批准編列的地方財政赤字，可以納入國務院每年下達的該省市政府債券發行限額內，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來獲取資金。所以，編列財政赤字和發行政府債券這兩種手法，在中央和省市這兩級是連通的。 到底中國的財政赤字大不大？歐盟為了控制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規模，規定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公債總量不難超過GDP的60%。如果以歐盟的這兩個限制性指標為參照系，那麼，2024年中國政府財政預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國政府當年的財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財政收支差額；而公債未償還總量佔GDP的比率，才反映這個國家的長期債務負擔。中國的公債未償還總量佔GDP的比率，幾乎是歐盟的一倍，與GDP的規模相當，這就相當危險了。 當中國政府大量舉借公債，進而積累了巨額的未償公債時，其長期後果其實與財政赤字率偏高，同樣嚴重。財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後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償公債過多的後果是，民眾的銀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實，中共之所以濫發公債，其原因就是，通過銀行掏空居民存款，實在是太方便了。赤字發債不頭疼，這似乎是中國各級政府的「獨家專利」。但是，現在中國政府開始擔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債，快把銀行系統壓垮了。 二、各級財政債務真相 2024年中國的財政赤字為40,600億元，比2023年的預算增加1,8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33,400億元，地方財政赤字7,200億元。今年11月8日，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議案，批准未來三年內，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元。這6萬億元人民幣，到底是要救活經濟，還是救活地方財政，或者是救活銀行？事實上，中國的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既不是為了救活經濟，也不能救活地方財政，更不能救活銀行，唯一的作用是續銀行系統的命，好讓中國的潛在金融危機，不至於很快暴露而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各級政府總共欠下了多少債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2023年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本身的債務是40萬億，現在用發新債還舊債的辦法往後拖；而地方政府擔保的官辦融資公司未償還的債務還有65萬億元，但這些公司很多都瀕臨破產，沒辦法繼續發新債還舊債，而它們欠下的這65萬億債務會拖垮銀行。這些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中，很多已經還不起銀行貸款或債券的利息，這些債務到期之前，銀行會因為巨額貸款收不到利息而破產。 中國的整個銀行系統因為利息收入越來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參見筆者10月25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如果再出現大量地方政府融資公司停付利息，那銀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就是為了讓地方政府的財政部門，把佔地方政府融資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緊迫債務，先轉到地方財政的名下，由地方財政代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直接拖垮銀行。 然而，這只是債務搬家，把債務從地方政府融資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財政的名下而已。況且，這不過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車薪，因為地方政府融資公司的債務的九成，還是沒辦法償還，拖垮銀行的可能性只不過減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這已經是中共能夠用出來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這個措施，只不過是為了續銀行系統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讓我們看到，中共的銀行系統因為地方政府和國有大企業造成的債務危機，已經岌岌可危，以致於中共現在必須先救銀行，而中共事實上已經無力解決中國的地方財政危機和銀行系統的根本性危機了。 最近，中共當局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隱性債務」，財政部向全國人大作相關專門報告時，披露了去年未被發現的8起隱性債務，總額達到幾百億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廣西、陝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財政沒錢了，只能逼當地的國有企業出錢開發土地和建設基礎設施，或者是逼當地的銀行替地方政府還債。 中國的各級政府的總債務額當中，地方政府的債務總共相當於中國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債務，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餘額，大體相當於中國GDP的數額。這樣的債務規模的含義是，全體中國人一整年不領薪水，不領養老金，中共才能還債，這可能嗎？顯然，中共現在已經到了債重如山，永難還債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誰借錢？ 在市場經濟國家，銀行多半都是私營的，政府無法向銀行借錢，原因很簡單。首先，按照通行的商業銀行法，銀行和借款人之間的借貸合同，屬於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行為，而政府不是民間團體，與銀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對等，無法簽訂借貸合同。其次，貸款需要提供擔保和資產抵押，如果政府貸款後違約，法院很難對抵押資產執行扣押。所以，如果私營銀行放貸給政府，相當於自殺式經營。 但是，如果銀行不是私營，而是公營的呢？而且，銀行的老闆就是政府，那麼，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從銀行拿到錢呢？這正是社會主義金融制度的「中國特色」。筆者在本網站發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指出了一個事實，即「中國的銀行皆官辦」，該文介紹了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的政府控股特色，這六家大型銀行必須滿足全國性國有企業集團的資金需求，導致這些銀行經營狀況惡化。 現在介紹125家城市商業銀行的真實背景，來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銀行的。上個世紀末中國出現了許多地方銀行（即城市商業銀行），這些銀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設立的，其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的總資產規模，2007年為11% ，2023年為15.5%。 200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研究課題組」對東部、中部、西部三個有代表性的省份20個城市商業銀行的運營情況做了實地調查。調查證實，地方政府在城市商業銀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過其他企業或機構的間接持股，地方政府對城市商業銀行擁有絕對控制權。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決定城市商業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人選，讓這些銀行實際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過本地城市商業銀行獲取資金的方法主要是兩類，一類是指導性貸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銀行向本市政府所屬的投資平台公司定向貸款；另一類是讓本地銀行認購本地政府發行的債券。上述調查發現，城市商業銀行的貸款過於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項目，而這些項目主要面向當地的房地產開發。這就是中國地方銀行典型的官辦官用特徵。 那地方政府發行的海量債券，都是誰認購的？由於地方政府無權對中央所屬的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下令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券，所以，這些認購本地政府債券的銀行，都是當地的城市銀行。財政部政府債務研究和評估中心今年6月3日發表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報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債券持有者，81.52%是銀行，所持地方政府債券的餘額達到34萬億。 從此節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個結論：其一，地方政府的40萬億債務當中，本地城市銀行接下了85%；其二，中國銀行業的全部債券購買餘額67萬億當中，單是城市銀行認購的地方政府債券就佔了51%，而這些地方政府債券只是在「以新換舊」，卻永不歸還；其三，如果以城市銀行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總資產規模16%來估計，城市銀行的居民存款總額不過23萬億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債券從地方銀行拿走的錢卻高達34萬億。因此，地方銀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國金融危機2.0版 中共政權現在的維持，其秘訣就是吞噬民眾的存款，因為銀行都是各級政府辦的，政府從銀行里拿錢，就跟從ATM機裡面取錢一樣隨便。但這樣的日子還能維持多久？ 中國的地方政府辦銀行、銀行充當政府的ATM，必然會出現一種雙重效果：地方銀行可以讓地方政府的房地產開發如虎添翼；同時也會促成房地產的過度開放，進而把地方銀行拖進深淵。現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在財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辦法就是繼續掏空銀行，就這樣，中共的財政危機被轉化成了銀行系統的危機，即潛在的金融危機。 在中國，既然財政危機可以轉嫁給銀行，所以，財政危機就不算是最後的危機。那什麼是中國最後的危機呢？就是銀行成批地倒下來，那就沒有可以挽救的餘地了，因為銀行系統是中共最後的金融依靠。什麼時候中國的金融危機會爆發？時間點應該不遠了，中國金融危機2.0版已即將來臨。 講到中國金融危機2.0版，勢必要對比中國金融危機1.0版。但中國民眾普遍不知道這金融危機1.0版，因為那屬於政府機密，從不讓國人知道；而各國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也從沒討論過它。實際上，對比這兩次金融危機的成因、特徵和結局，對於理解中國未來的經濟前景，相當重要。 中國金融危機1.0版發生在1996年，這場危機的處理，使中國避開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迎來了後來的經濟繁榮；然而，那場金融危機的成因，也預示著中國金融危機的2.0版的發生。 1996年中國的絕大部分工商企業都是國有企業，由於幾十年來始終經營效率差，負債越來越高。當時中國只有四家大型國有銀行，負責為所有國有企業「輸血」。到1994年底，12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83% 。這樣高的資產負債率意味著，大部分國有企業瀕臨破產的邊緣；同時，背著國有企業「包袱」的國有銀行也陷入了危險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國的四大銀行貸款總額當中，20%已成為壞賬，若加上逾期的獃滯貸款，將近70%的貸款都已無法歸還。當時四大銀行的貸款壞帳為4,300多億，而四大銀行的資本金只有1,500多億，這四大銀行已嚴重地資不抵債，即將破產。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國有工商企業不但早已停止償還貸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銀行利息達1千多億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國的銀行系統全面虧損 。 銀行本應用每年提取的壞賬準備金來支付壞賬損失，但當年中國的四大銀行的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 ；因此，面對巨額的壞賬損失，銀行只能用自有資本墊支，結果1994年中國的國家銀行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自有資本減少 。按此趨勢走下去，銀行系統不久就會破產。當時有學者指出，「居民才是銀行信貸風險與損失的最終承擔者。四大銀行在資不抵債的情況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出現金融危機」。這就是中國金融危機1.0版的真相。 現在，類似的局面似乎又開始冒頭了。我在《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一文中已介紹，2023年底國有銀行的凈息差已跌破1.5% ，進入了危險區間。造成這一危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銀行系統背負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令銀行不勝負荷；而中國經濟進入長期衰退之後，中央銀行只能壓低利率，則是又一個原因。 除了銀行的凈息差低到銀行只能降薪裁員，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其實也是一個潛在金融危機的徵兆。很多人以為，這是救經濟的舉措；事實上，這6萬億是為了把地方政府融資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債務，轉到地方財政的名下，由地方財政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直接拖垮銀行。由此可見，地方政府融資公司那65萬億債務，已到了倒賬在即的地步，隨時會威脅到銀行系統的生存。 中國的上一輪金融危機，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謂的國有企業「吃光了財政吃銀行」，銀行的自有資本被國有企業吞噬。而這一輪潛在的金融危機，其根源仍然還是制度性的，除了國有企業繼續「吃銀行」之外，還填了一個新的威脅，那就是「財政吃銀行」。如今所謂的「財政吃銀行」，不只是「地方財政吃銀行」，連中央政府發現國債，也靠銀行認購。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潛在的金融危機不易化解。 中國度過上一輪金融危機，靠的是三個辦法，即國企私有化（甩掉銀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資。而在這一次金融危機面前，中國不能再如法炮製了。首先，現在的國有大型企業都是壟斷性的戰略產業，無法私有化；其次，美中關係的惡化，使中國無法再靠不斷快速增長的大量出口來拉動經濟；再次，現在外資基本上已停止進入中國市場，這種局面受到美中關係的影響，可能不會改變了。 中國面臨上一次金融危機時，還比較幸運，因為有各種機會可以利用，這些機會主要是外貿擴張和外資湧入；而這一次金融危機來臨時，這些機會都已經消失。那中國政府還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緩解金融危機的辦法嗎？筆者對此表示懷疑，顯然，中國那脆弱的銀行體系可能動搖中國的穩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多地陸續傳出有些銀行對儲戶轉帳額度設限，或要求儲戶要提供派出所開具的資金來源證明才能提款。專家認為，這些舉措是中共用來應付當前的經濟危機。 綜合媒體報導，吉林長春、遼寧瀋陽、廣東東莞，以及江蘇、河北等地，陸續傳出有些銀行對儲戶轉帳或提款做出限制，造成雙方發生爭執的事件，引起社會大眾關注。 廣東東莞一名大叔被銀行要求須提供資金來源才能提款，大叔當場質問：「為什麼我的錢我做主不了？這些錢是我兒子從上海匯過來的，現在我想轉回去行嗎？我的錢現在要匯回去不行嗎？」 銀行工作人員向大叔解釋稱，該行是根據相關規定執行的，目的是防止電信詐騙等違法行為。 遼寧瀋陽一位民眾到網點提取丈夫剛轉入的5,000元，被銀行要求證明打款人是誰，其後又要求需要她丈夫到現場處理，還須提供戶口本、身分證、結婚證等，以證明兩人的夫妻關係。 河北一名女子想要提款給丈夫看病，卻被銀行詢問「住哪家醫院哪個科」，還打了好幾通電話核實。 不只提款受到刁難，銀行對轉帳額度也有限制。江蘇徐先生說，他的孩子需要繳7,000多元學費，他欲從手機轉帳，發現銀行設定每天轉帳須低於5,000元。 今年6月，一名民眾到長春某銀行提取高於人民幣2萬元的存款時，被告知需要出示轄區派出所的相關證明。 《南方都市報》11月30日發表社論呼籲，「不能以反詐名義隨意管控帳戶，儲戶取款自由應受保護」。 對於銀行的這些舉措，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家俞偉雄認為，這是中共當局利用所謂的反電信詐騙法來應對當前的經濟危機。 俞偉雄告訴新唐人，「背後的一個目的是，要減少民眾到銀行提款金額跟次數，因為銀行可能有很多的流動性風險的問題，就是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共）過度追求高成長，房地產泡沫等等的債務上漲，現在都必須要來面對這些長期累積下來的問題，問題很嚴峻。」
中國多地陸續傳出有些銀行對儲戶轉帳額度設限，或要求儲戶要提供派出所開具的資金來源證明才能提款。專家認為，這些舉措是中共用來應付當前的經濟危機。 綜合媒體報導，吉林長春、遼寧瀋陽、廣東東莞，以及江蘇、河北等地，陸續傳出有些銀行對儲戶轉帳或提款做出限制，造成雙方發生爭執的事件，引起社會大眾關注。 廣東東莞一名大叔被銀行要求須提供資金來源才能提款，大叔當場質問：「為什麼我的錢我做主不了？這些錢是我兒子從上海匯過來的，現在我想轉回去行嗎？我的錢現在要匯回去不行嗎？」 銀行工作人員向大叔解釋稱，該行是根據相關規定執行的，目的是防止電信詐騙等違法行為。 遼寧瀋陽一位民眾到網點提取丈夫剛轉入的5,000元，被銀行要求證明打款人是誰，其後又要求需要她丈夫到現場處理，還須提供戶口本、身分證、結婚證等，以證明兩人的夫妻關係。 河北一名女子想要提款給丈夫看病，卻被銀行詢問「住哪家醫院哪個科」，還打了好幾通電話核實。 不只提款受到刁難，銀行對轉帳額度也有限制。江蘇徐先生說，他的孩子需要繳7,000多元學費，他欲從手機轉帳，發現銀行設定每天轉帳須低於5,000元。 今年6月，一名民眾到長春某銀行提取高於人民幣2萬元的存款時，被告知需要出示轄區派出所的相關證明。 《南方都市報》11月30日發表社論呼籲，「不能以反詐名義隨意管控帳戶，儲戶取款自由應受保護」。 對於銀行的這些舉措，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家俞偉雄認為，這是中共當局利用所謂的反電信詐騙法來應對當前的經濟危機。 俞偉雄告訴新唐人，「背後的一個目的是，要減少民眾到銀行提款金額跟次數，因為銀行可能有很多的流動性風險的問題，就是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共）過度追求高成長，房地產泡沫等等的債務上漲，現在都必須要來面對這些長期累積下來的問題，問題很嚴峻。」
YouTube頻道「不明白播客」2月3日播出主持人袁莉專訪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中心教授許成鋼，以「中國經濟還有救嗎？」為題，多方面討論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現狀。 主持人提到中國官方發布2023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5.2%，這個數據可靠嗎？許成鋼直言這個數據不可靠。 許成鋼解釋，原因非常簡單，因為中國失業率大幅上升，尤其是年輕人失業率，官方報告已經超過20%；另有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家調查（失業率）甚至是超過40%。失業率如此之大，與5%的經濟成長率是直接衝突的。 許成鋼說，另外一個來自官方的數據，就是中國的對外貿易整體是下降的、中國的整個房地產行業也是下降的。房地產行業上下游產值大約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3。當這個領域下降時，也使5%的成長難以令人置信。 許成鋼認為，官方說中國今年有3個「新花樣」，分別是電動汽車，電池以及綠色能源。但這3個領域實際上產生出來的總價值遠低於房地產行業的價值；整個對外貿易它們占的比例只有3%上下，所以官方5.2%的經濟成長，是靠不住的。 許成鋼說，從各管道的數據可以猜測，2023年的經濟成長速度大概就是和「零」差不多，最大的可能是比0稍微高一點，但比1%要低。「最大的可能就是0和1%之間」，是「百分之零點幾的成長速度」。 中國經濟欲振乏力，房地產企業債台高築，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示要防止出現金融危機。但許成鋼認為，如果中國是市場經濟，那麼中國現在的基本面和現在中國的金融的狀況，決定了中國金融危機「幾乎很難避免」。
11月30日我在本網站發表本文的上篇之後，12月5日《華爾街日報》也刊登了一篇報道，《中國的巨額隱性債務問題已到緊要關頭》。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性現在已經引起了華爾街的高度重視；而且，華爾街進一步把視角擴展到了中國金融系統的巨大風險，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最近下調了對中國的信用評級。由此可見，如何觀察中國經濟的前景，再單純看被官方操作的GDP增長率，已經變成十分幼稚的眼光了；而穿透中國潛在金融危機的本質，才是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聚焦金融部門 金融系統包括商業銀行、專業銀行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中國的商業銀行分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國內銀行的主力是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如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和交通銀行；此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股份制銀行，其中排名在前的是招商銀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等，還有一批城市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 在中國開設過業務的外資銀行曾達到47家，主要是美國的花旗銀行、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銀行，香港的渣打銀行，英國的滙豐銀行，日本的三井住友銀行和三菱東京聯合銀行等，台灣有12家銀行在中國開辦業務。花旗銀行曾經多年來在中國開展高端客戶服務（理財賬戶開戶需50萬元人民幣起跳），去年底花旗已關閉中國的個人銀行業務。今年12月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消息指出，華爾街金融機構已大幅減少對華投資。 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保險、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託、證券、保險、融資租賃等機構以及財務公司等。其中也有一些外資機構，比如著名的美國先鋒領航集團(Vanguard)，其全球資產管理規模超過6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前十名基金公司管理資產總和的六倍。這家曾活躍在中國公募基金市場上的機構最近決定，把已經收縮得很小的上海辦事處關閉，退出中國。過去十年，面向中國市場的外企私募股權基金平均每年募資近一千億美元，而今年這些基金僅募資43.5億美元，業務大幅度萎縮。 金融部門是國民經濟的「心臟」，它不斷為各行各業「輸送血液」；然而，六年前上海證券交易所發布研究報告提出，要警惕中國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其背景是，中國的金融部門正在「脫實向虛」，走在不健康的擴張道路上，導致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從產業部門轉移到金融部門。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金融業不發達時代的1.9%，快速上升到了現在的8.3%，這意味著金融風險的來臨。 二、金融部門的債務風險迅速升高 中國的銀行是和政權的存亡綁在一起的，中共會不擇手段地不讓銀行破產。實際上，中國的金融系統是中共最後的經濟「救命葯」，財政的債務主要靠銀行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券，國有企業的壞賬靠銀行消化；而銀行唯一靠的就是政府信用，中國的民眾傾向於相信政府不會讓國有銀行垮掉。正因為如此，為了維持銀行業的聲譽，銀行奉命不得公布真實的壞賬數目，也不會如實減記銀行的資產。所以，中國的金融部門之債務是個黑箱，沒辦法準確算出來；也就是說，各家銀行，主要指大型銀行，它們的債務到底是多少，無法按賬面數據來判斷。 今年11月23日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了《對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綜合報告和2022年度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專項報告的意見和建議》。這份官方文件指出，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明顯超過了歐盟的3.9%，也超過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4.9%；中國金融業規模巨大，但凈資產收益率、不良貸款率、資本充足率等重要指標存在問題，資本金補充渠道不通，上市國有金融企業的股價普遍跌破每股凈資產價值。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現在要建立重點領域金融風險識別、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 全國人大是中國憲法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中，它實際上是中央領導者手中的「橡皮圖章」。全國人大既沒有真正的權力，也沒有真正監督政府的資格；它唯一的任務就是，為中共領導者交代下來的文件走一個「議政」的過場，然後蓋上一個「奉旨照準」的「圖章」。因此，全國人大的公開文件中，對政府行政之弊，從來都是用溫柔的語詞「撓痒痒」。當這樣的文件開始質疑金融風險的時候，自然就意味著金融風險已經在「叩門」了。 雖然國際金融界無法了解中國金融部門債務黑箱的狀況，但還是憑種種訊號看出了一些端倪。最近，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嗅到了中國金融風險的味道，於是將中國的主權信貸評級由「穩定」降至「負面」，同時將八家中國的重要銀行之信貸評級由「穩定」降至「負面」，這八家銀行包括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及郵政儲蓄銀行等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以及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及進出口銀行這三家政策性銀行。這種負面評價標誌著，中國的金融部門潛在的風險正在顯性化。 三、中國的金融「大鍋飯」體制 自由經濟國家的讀者不容易了解中國的金融制度，他們往往用自由經濟之下私營銀行的管理運作體制去看待中國的銀行。其實，中國的金融體制與自由經濟國家實在是天差地別的。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改革曾經改變了共產黨傳統的計劃經濟，那麼，共產黨傳統的金融「大鍋飯」體制，其實質則沒有多少改變。 在共產黨制度下，政府是把銀行當「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來用的，財政沒錢了，國有企業虧損了，一律都是靠銀行用貸款來餵養的。中國改革之前，國民經濟當中的資金，八成由國有企業和財政來掌控；民眾非常貧困，1978年人均新增儲蓄存款只有5元錢，因此，銀行能運用的居民儲蓄非常少。在這種狀況下，銀行實際上主要靠國有企業的存款和財政存款來維持經營，它服務的對象也主要是國有企業，所以銀行實際上不過是財政和國有企業的「出納」。 中國開始經濟改革以後，財政能控制的資金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小，而隨著民眾收入的增加和購買耐用消費品的需要，銀行的資金來源逐漸轉變成主要依靠民眾的存款，銀行也替代財政而成為經濟成長的推手。但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國有企業依然佔據中國經濟的絕大部分江山，而國有企業依賴國有銀行貸款來維持運轉的局面並未改變。 由於地方政府可以影響國有銀行在各地的分行、支行，銀行不能拒絕國有企業無窮盡的貸款需要，國營企業則把銀行貸款看成是「政府撥款」。因此，雖然銀行的很大一部分資金來源變成了居民的私人存款，可是銀行貸款仍然是面向國有企業的「大鍋飯」機制。這就為中國的銀行體制埋下了一個致命的「地雷」，一旦銀行被國有企業掏空了，銀行的巨額壞賬就必然動搖金融部門的安全，誘發金融危機。 四、中國銀行業的第一次危機 當前中國面臨的潛在金融危機其實是改革以來的第二次，而第一次發生在1996年。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半期，城鎮就業者中86%是國有部門和具有國有部門特徵的集體企業員工。中共為了政治穩定，試圖穩定國有經濟，為此江澤民提出了「安定團結貸款」這個金融方針，即為了穩定城市的國有企業，要無條件地為國有企業提供它需要的銀行貸款。然而，國有部門的效率卻持續下降，當金融資源里國有部門佔用份額佔八成時，這個部門對GDP的貢獻只有四成多。這代表著國有部門的生存靠的是「汲取」國民經濟資源，同時國有部門負債纍纍，越來越多的國企開始向銀行「打白條」，即不僅不再償還貸款，連利息也不再支付。從1979年到1994年，國有部門的凈資產率（equity rate）從76%降到25%，1994年12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達到了83%。 在中共的這種經濟政策之下，當時金融系統進入了危機狀態，四大銀行貸款的兩成已成壞賬，若加上逾期獃滯貸款，貸款總額的七成實際上已淪為無法歸還的爛賬。1991年四大銀行的呆帳約4,300億元，而同期這些銀行的資本金只有1,500多億，銀行系統已嚴重地資不抵債。1994年中國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嚴重的全面虧損，銀行的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的自有資本減少，也就是銀行的自有資本快要被國有企業吞噬殆盡。 當時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例是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10到15倍，而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面對這種危險局面，中共在1997年不得不採取了激進的國企全面私有化方針，目的是為銀行系統「止血」。當局掩蓋私有化的詞語是國企「改制」，至於改成什麼所有制，則故意避而不談。 朱鎔基1997下半年開始全面推行國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萬家國有工業企業的絕大多數都作為「包袱」甩掉，迫使幾千萬「全民所有制」職工低補償或無補償下崗，藉此讓中小企業私有化，同時讓大型國企上市、實行部分私有化。 五、國企私有化暫時救了中共 在中國的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當局讓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同時也把私有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了國企的廠長經理身上。當然，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不會白白當「替罪羊」。國有私有化，企業都賣給誰？事實上，國企廠長經理們的家庭積蓄根本無法滿足收購企業所需要的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資金需要，而外資在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這種情況下，朱鎔基鼓勵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使用非法手段，搖身一變而成為各自企業的新老闆。近百萬國企管理者用企業作擔保，從銀行借款，「購買」了自己主管企業的國有財產，把企業註冊在本人或家族成員名下；然後以企業所有者的身份，動用企業公款，歸還他們私人購買企業的貸款。此外，許多國企管理者逼迫員工購買企業的部分股份，職工為保住飯碗，只能拿出家庭儲蓄來購買本企業的股份；但普通職工擁有股份後，企業管理層並不許職工股東過問企業經營和資產轉讓，等於讓職工出資幫企業管理層獲取企業的所有權。同時，當局縱容紅色權貴家庭的妻子兒女，利用關係網幫助大國有企業獲准上市，以此無償獲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後通過抬高股價大獲其利。 中國1996年有11萬家國有工業企業，2008年底只剩不到1萬家，其中還包括已實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國企。中國的私有化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小國企的私有化，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歷時4年。究竟誰成了國企「改制」後的新老闆？據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所做的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大約50%到60%的國企都變成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約四分之一的企業的買主來自國內其他行業的投資者，其中外資所佔份額不足2%；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佔一成。 朱鎔基推動私有化的時候，中國正急於加入WTO，以擴大出口。WTO接納中國的前提是，中國必須取消計劃經濟並實行國企私有化。因此，中共當時為了向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提供中國私有化進展狀況的資料，為中國加入WTO鋪路，特別准許境外研究人員對國企私有化做調查，因此，中國國企私有化的結果早已在國際社會公開。但當局在國內對私有化真相掩耳盜鈴，不許國內媒體報道私有化的結果，也禁止國內學者研究這個專題。 此後中共迎來了外資湧入的高潮，外企幫助中國的銀行把壞賬打包處理，度過了中國銀行業的第一次危機；同時，藉助大規模出口和「世界工廠」的形成，中國經歷了經濟繁榮的二十年。 六、中國銀行業的第二次危機 國企私有化確實幫銀行從此甩掉了為中小型國企「輸血」的任務，但並沒改變大型國企「汲取」金融資源的運行特徵。不僅如此，地方政府為了通過開發房地產賺錢，發行了大量債券，大部分讓銀行認購，因此，2010年開始，各級地方政府都加入了從銀行「吸血」的行列。中國的金融「大鍋飯」體制並沒被改變，相反卻成了地方政府賴以生存的「生命線」。連民營的房地產企業也學會了吃金融「大鍋飯」，最終引發了大型房地產公司接連爆雷，戳破了房地產泡沫。 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國企和民企的巨額貸款壞賬，再加上民眾無法歸還的大量貸款，最後都把壓力集中到銀行系統，導出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第二次金融危機。本文提出的「債毀中國」現象，從根本上講，就是共產黨統治下吃金融「大鍋飯」的結果。中共為了控制金融資源，只讓銀行上市圈錢，卻把大一點的銀行之主要所有權掌控在自己手裡，結果中國的第二次金融危機，與第一次金融危機一樣，仍然構成了政權的危機。 2023年10月底全國金融機構賬面上的貸款是235萬億，承購債券是64萬億，合起來是300萬億。目前官方承認的壞賬率是1.8%，實際上，因為地方政府的債券很大一部分還不了，僅僅按地方政府債券的壞賬率50%，企業貸款的壞賬率為10%來計算，金融部門的壞賬就有56萬億。 如果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114萬億，加上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220萬億，再加上金融系統的最低債務56萬億，合起來就是390萬億，將近400兆。這個數字是中國GDP的3倍多。假如把中國比喻成一家中共控制的大公司，營業額是每年120萬億，負債則高達400萬億，這家公司是不是已經快要破產了？ 七、重新審視中國的債務 我估計的中國債務，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計算結果要高很多。IMF預測的中國負債佔GDP的比重似乎不算高，比美國和日本的這個數值低一些。但是，IMF的統計有三個錯誤。第一，IMF低估了中國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第二，IMF的計算排除了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巨額債務，而國有企業以其政府背景、向銀行大量借的不會歸還的貸款，其實也是中共的政府債務；第三，IMF的計算完全沒考慮中國的國有金融系統的巨額壞賬。 由於美國和日本都沒有中國的這三種狀況，所以美國和日本的負債佔GDP的比重，其實與中國並沒有可比性。中國的負債佔GDP的比例實際上早已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美國的兩倍多。 此外，中國的大量國際債務是不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因為人民幣不是硬通貨。而中國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除了要償還外債，還要應付數萬億美元外企投資（包括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匯出盈利和撤回投資的需要。單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債務危機就很難化解了。 那中共能象度過第一次銀行業危機那樣，再一次把國企私有化，從而化險為夷嗎？私有化靠私營企業的實力，美國和日本的私營企業都是世界級大公司，主導著本國經濟和國際經濟；但中國的私營企業除了房地產公司之外，大部分都是小公司，完全沒辦法把國有的巨無霸公司民營化。一句話，此路不通。 中共的第一次銀行業危機是靠美國幫忙解決的，而這一次銀行業危機就沒有美國幫忙了。地球上只有一個WTO，中共無法再找到另一個脫身危機的外助。其實，中共的第一次銀行業危機，美國是不知道底細的，糊裡糊塗地幫了忙；而這第二次「債毀中國」，美國的華爾街已經比較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了，當然不會再上當。《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就是一個信號，這篇報道的標題是，《「不碰中國」的投資戰略行之有效》。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紐約時報中文網28日報導，趁北京當局宣布防疫解封，中國富豪藉由購買海外公寓、股票和保險，或者存款於中國的歐美銀行帳戶，估計今年已高達數千億美元的款項轉至境外。 報導說，資金外流凸顯中國疫後復甦乏力及其他更深層次問題，好比向來是家庭財富主要來源的房地產，陷入令人擔憂的放緩。 據估計，今年每月中國約500億美元的資金外流，主要來自中國家庭和民營企業。 若更多家庭把儲蓄轉移到其他地方，可能會引發警惕。近幾十年來，因大規模資金外流於拉丁美洲、東南亞，甚至導致2015年底和2016年初在中國爆發了金融危機。 上述的金融危機源自於大型國企把資金大舉轉移到海外，這方面如今政府已加強政治控制，與此同時，上海、深圳等城市裡，原本可以把人民幣兌換美元等外幣的非法兌換業務，也已經在8年前被警方取締。 監管機構已關閉幾乎所有前往澳門的賭博游途徑，並禁止投資海外的酒店、辦公大樓等缺乏地緣政治價值的資產，但家庭和企業仍有辦法把資金轉到海外。 像是中國銀行和中國招商銀行的境內分行，他們頒布的金條價格高於設置於香港的分行約7%，這種價差顯示，中國民眾亟需易於轉往國外的黃金。 另個把資金轉出中國的辦法，就是到香港的銀行開戶，然後把錢款匯入戶頭，購買類似銀行存款證的保險產品。
按照”先黨內再黨外”的原則，日前已被宣布從央行行長潘功勝手中接下國家外匯管理局黨組書記職務的朱鶴新，應該會在下月召開的人大常委會例會後被正式宣布為央行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不過，這對於七年前即已經榮升副省部，在去年二十大上躋身候補中委之後即被盛傳為易綱央行行長接班人的朱鶴新來說，不過是退而求其次而已！ 北京時間本月24日下午，已經上任中共央行黨委書記和行長四個月了的潘功勝，和中央金融工委常務副書記王江一起，陪同一位中組部副部長出席了國家外匯管理局（以下簡稱「外管局」）幹部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歡迎曾經擔任過央行副行長職務的現任中信集團董事長朱鶴新「榮歸」，以新任央行黨委委員的身份接替潘功勝兼任的外管局黨組書記職務。 中共外管局這樣的單位，從無黨政雙首長的設置先例，所以按照所謂「先黨內後黨外」的原則，如無意外，這位朱鶴新應該會在今年12月下旬召開的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上，被「決定「以新任央行副行長身份兼任潘功勝卸下的外管局局長的行政職務。 自原本是央行第一副行長的潘功勝在今年7月接替了易綱行長職務之後，目前的副行長只剩劉國強、張青松和宜昌能。而如上四人全為「雙非」，即非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非中紀委委員。所以在去年10月「當選」了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朱鶴新一經被宣布為央行副行長，就將會名列第一副行長。 朱鶴新受命接手潘功勝兼任的外管局黨組書記消息被宣布後，有媒體在分析文章中以「潘功勝甩鍋」形容之，說是「中共當局繼續搞擊鼓傳花，潘功勝把中共外儲流失問題的『燙手山芋』丟給了朱鶴新，可以說在「甩鍋」。人民幣貶值趨勢不可逆轉，朱未來的日子會非常不好過」。 相關時評人認為：「中共外儲在近幾個月不斷下降，中共黨魁特地選擇去央行和外管局考察，說明中共高層感受到了金融方面的壓力。在近日人民幣稍有升值之際，朱鶴新立刻被任命接手外管局，對朱來說，實際是有苦難言。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下行，外資、熱錢都在從中國大陸撤走，目前雖然人民幣匯率稍有升高，但誰都知道人民幣貶值是一個大趨勢，資本從中國跑路是一個大趨勢。也就是說，朱鶴新作為新任外管局主管，未來日子會非常不好過。」 依筆者之見，朱鶴新未來的日後不好過是毫無疑問。把習近平當局目前面臨的金融危局說得多嚴重都不過分，故中國境內網友在朱鶴新「履新」的新聞報道後面留言說他是「臨危受命」，更有評論說他是「臨危不懼，勇於獻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征途有艱險，越是艱險越向前」。 不過，我們外界甚至可以挖苦這位「臨危受命」的朱鶴新實乃「無知無畏」，似也不應把他的「履新」理解成潘功勝的「甩鍋」。因為無論中共政權面臨的金融形容是好是壞，升任央行一把手之後還長期兼任副部長級的外管局黨政一把手絕非常態。交出這一兼職只是時間問題。 這裡說明一點，中共所謂的國務院「國家局「分為兩類，稱之為」總局「的與部委平級，其他由部委代管的都是副部級。其一把手是副部，副職自然是正司局。而這類國家局裡面也設有業務司，但這類司的司長都是副司局級。 今年7月潘功勝先後接替郭樹清央行黨委書記職務和易綱只連任了三個月的行長職務之後，筆者即在相關分析文章中介紹了潘功勝升任央行黨政一把手後，為什麼還繼續兼任著外管局黨政一把手職務，原因之一可能是易綱的行長接班人很晚才被習近平「比選」出來。 在中共內部，有人將央行與其「代管」的外管局之間的關係，類比為公安部與下屬的特勤局的關係。因為習近平親信中的「至親」王小洪在先後接替了公安部黨委書記和公安部長職務後，甚至是在去年10月召開的二十大上升任中共書記書記處書記和在今年三月又被安排為國務委員之後，其特勤局黨委書記和局長的兼職仍然保留了一段時間。直到今年6月，王小洪才總算把這一個外媒稱之為「無比重要」的特勤局局長和黨委書記的兼職讓了出來。 那麼相比公安部下屬單位之一的特勤局，外管局作為央行代管的「國家局」，其在中共整個金融體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年7月「臨危受命」為央行黨政一把手的潘功勝要把這樣一個重要兼職交出來，中共當局為他挑選接班人絕對是一件需要慎重考慮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朱鶴新從潘功勝手中接棒外管局的消息一經傳出，許多媒體都不約而同地在標題中以「重磅」形容之。 其實，就在中共外管局網站以第一時間公布朱鶴新上任外管局黨組書記消息的前兩天，即已經有英國路透社搶先一步，「獨家」報道了「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說是在中國經濟和市場面臨越來越大的不利因素之際，中國將任命資深銀行家、國有金融集團中信集團董事長朱鶴新為外匯監管機構新任局長。 一時間，多家中國境外的中文媒體，包括幾家中共大外宣紛紛轉引路透社的消息，有的還把標題做得十分聳動，諸如《中國突傳重磅消息！路透：朱鶴新將出任中國外管局局長 任命料最早本周宣布》之類。 這令筆者自然聯想起了成蕾。澳大利亞籍的前中共央視財經節目主持人成蕾，是因為「涉嫌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於2020年8月被中共當局「採取強制措施「的。直到今年10月11日才被中共新華社通報說她在服刑期滿後，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依法執行驅逐出境。而其所犯「罪行」在新華社的新聞稿中說是「2020年5月，成蕾受某境外機構人員攀拉，違反與聘用單位簽署的保密條款，非法將工作中掌握的國家秘密內容通過手機提供給該境外機構」。 成蕾獲釋後接受澳大利亞天空新聞頻道採訪時表示，因為她提前幾分鐘內透露了中國政府的官方信息，違反了對媒體報道的時限，導致她被中國當局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起訴，遭受了3年的牢獄之苦。 如此說來，成蕾女士三年前的那次所謂「泄露國家機密」的行為，與前幾天把中共中央決定調朱鶴新接掌外管局的「重磅消息」提前知會給英國路透社的那名「消息人士」的行為，百分之百的一樣。只不過因為三年前的成蕾不幸撞到了中共當局正在為報復澳大利亞政府找尋人質的槍口上。 回過頭來繼續討論曾經被盛傳是易綱的央行行長接班人的朱鶴新，為什麼只是被平級調任為外管局一把手。 故事還要從華爾街日報今年2月27日的一則標題為《中國將調整金融系統高層和機構設置，習近平料安插重要親信》的報道文章說起。該文章開篇先是說「習近平準備大舉調整中國金融系統的領導層，將安排重要親信掌管央行，並重新恢復一個中共的機構部門，以加強對金融事務的政治控制。這些舉措是習近平重塑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努力的延續。近年來，他為加強中共統治，進一步削弱中央銀行和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獨立性。」 接下來，文章中便借「知情人士」口，披露了「中信集團董事長朱鶴新是接替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經濟學家易綱（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主要候選人」。並說「這還不是最終決定，政府高級官員的任命決定只有在3月初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才會公布。」 這篇當時被眾多媒體紛紛轉載的報道文章中還說：「知情人士表示，朱鶴新不太可能兼任央行黨委書記，這是央行中最有權力的職位。這在很大程度上將符合央行現有的領導層安排。央行現任行長易綱是黨委副書記，實際上是央行的二把手。目前無法得知朱鶴新將擔任什麼黨內職務。這些人說，何立峰是習近平的長期助手，將成為主管經濟、金融和工業事務的副總理，他可能會兼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 文章中還說：「習近平正在改組政府領導層，那些兼具政治地位和技術職能，以及在全球市場上具有公信力的官員們基本上都從中共領導層消失了。其中包括與特朗普政府談判達成貿易協議的經濟顧問劉鶴、資深銀行家和金融監管者郭樹清，以及現任央行行長易綱等人……。相比之下，朱鶴新在外國商人和投資者中鮮為人知。他缺乏國際地位，而這種地位使前任中央銀行高級官員能夠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策制定者討論政策、親密交談，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及其他全球金融集會上表達見解……。」 華爾街日報如上報道文章一經出台，立刻被廣為轉載，各類標題諸如《習近平親信朱鶴新和何立峰有望出任中國央行行長和黨委書記，削弱其獨立性》、《美媒：朱鶴新與何立峰或主掌中國央行》等等，一時間令朱鶴新甚至比當時的候命副總理何立峰風頭更勁。以至朱鶴新在中信集團的一位下屬不由得替自己的上司報怨：「這哪裡是在捧啊？簡直就是把我們的朱老總架在火上烤嘛！」 繼而，今年三月中旬召開的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出乎外界預料地宣布了易綱的「原地踏步」，華爾街日報立刻又發表《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留任，正值監管體系重組之際》一文，說是中國全國人大周日投票決定讓65歲的易綱繼續執掌中國央行，在金融監管體系重組之際推遲了央行行長的交接。知情人士透露，預計易綱將在央行的領導時間延長几個月，以在過渡期間提供連續性，時間安排可能會根據交接的順利程度進行調整。知情人士稱，金融集團中信集團董事長朱鶴新被認為是接替易綱的主要人選。 而就在華爾街日報二次發文，堅持認為朱鶴新仍是接替易綱的「主要人選」的一個月之後，朱鶴新辭去中信銀行董事長的消息，一時間甚至也被中國境內媒體認為是佐證了華爾街日報的「料事如神」。 其實，當時的朱鶴新是以中信集團董事長身份，辭去了他所兼任的中信集團下屬的中信銀行的董事長職務，但因為眾多媒體的報道標題多為《中信銀行董事長朱鶴新因工作安排辭任》，內容中引用了中信銀行公告的原文「朱鶴新因工作安排需要，辭去該行董事長、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戰略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委員職務……。董事會選舉該行黨委書記、副董事長、董事方合英為中信銀行董事長」，於是便令眾多不明就裡的讀者誤以為是朱鶴新因「工作安排需要」，離開了中信的領導崗位。 事實上，朱鶴新自打2020年3月從央行副行長位置上「轉軌央企」後，其新職務全稱就是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中信有限公司董事長。而自2021年6月後，又兼任了中信集團下屬的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董事長，直到今年4月又把這一兼職辭去。 不知前面提到的幾天前搶先給英國路透社曝料朱鶴新將入主外管局的「消息人士」，與今年2月和3月給華爾街日報透露朱鶴新晉陞前途的「消息人士」是否為同一人。也無從判斷中共當局在去年把朱鶴新列入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之後，對是否安排他「榮歸」央行有過什麼樣的討論，但筆者傾向於相信將潘功勝視為易綱的央行一把手接班人，應該是早在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即有過的央行「接班梯隊」計劃的內容之一。 在6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時任央行第一副行長兼中央財辦副主任的易綱，和此前已經以副行長職務接替了易綱外管局黨政一把手職務的潘功勝，雙雙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序列。 十九大召開的次年三月，易綱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決定接班周小川的央行行長職務。當時即有傳聞說易綱是在十九大上落選了中央委員之後，才被委屈安排進候補委員候選名單的，並與此前本來就是被安排進入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建議」名單的潘功勝均順利當選。 而在去年10月召開的二十大上，已經年過64歲的易綱，不被安排進入中委或者候補中委名單應該說不出預料，但至此已經擔任央行副行長長達10年之久的潘功勝連個候補中委都未能連任，則令央行內部人士都感覺驚訝。 而正是因為當時的易綱和潘功勝均未進入二十屆中委（候補中委），所以才會有二十大上的新任候補中委，曾經擔任過金融副省長和央行副行長的朱鶴新一時間被外界看好。而所謂「消息人士」的透露，更可能是「消息人士」的分析和猜測而已。進一步的分析內容，留待下篇文章深入介紹。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近日，一組中國經濟數據令人觸目驚心，來自海關貿易數據，今年前10個月，中國進出口下降6%，出口下降5.6%；進口下降6.5%；貿易順差收窄2.7%。10月單月貿易順差收窄30.8%。另據多家外媒援引中國商務部的數據，9月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降至728億元，同比暴跌34%，創2014年開始公布該數據以來的最大降幅，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統計顯示，外國企業4～6月在中國投向建設工廠等方面的直接投資為49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降幅達87%。另據格隆匯數據分析顯示：2023年三季度，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金額為-118億美元，為1998年有記錄以來，該項數據首次為負。截至9月底，外國企業連續六個季度從中國撤走利潤，總計超過1600億美元。這種罕見的情況表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正在迅速減弱。 網友@老蠻頻道發帖說：外資的撤離，已經無可挽回。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剛剛發布的數據，3季度的外商對華投資，終於呈現出凈負值的情況。-118億美元。從加入世貿以來，這是第一次出現負值。這意味著外企資金的凈流出狀況，已經非常惡劣了。與前幾年動不動就單季度五百億八百億美元的投入相比，更是恍如隔世。那個中外友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接下來，一定是中外對抗的時代。官方這麼多年的對外仇恨宣傳，終於結出了碩果，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就在中國經濟陷入深度危機，外資中資私企紛紛逃離的嚴峻形勢下，習近平是如何應對的呢？首先召開中央金融會議，國安刀把子出手維穩金融，嚴禁唱衰市場，把市場管死，然後，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全國「楓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全面推進楓橋治理模式。就在市場急需「法無授權不可為，法無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環境的檔口，習近平的作為進一步向中外投資人發出反向信號。正如網友@Air Ferry發帖所說：共產黨頻繁出台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盤活經濟國安竟然出來恐嚇，一方面給私企鬆綁卻炮製出公私合營進一步措施，一方面與美國修好卻派張又俠訪俄，一方面在新加坡呼喚嚇跑的企業回家看看卻推廣更恐怖的楓橋經驗！ 網友@崑崙發帖說：顛覆和諧模式，楓橋經驗預示底層互斗鑄就頂層安全：（今天）三大常委會見楓橋經驗代表，從最高層向全系統發出最清晰的信號，楓橋經驗和模式，將是今後群眾工作的主要思路與方式，這無疑是對和諧社會工作模式的顛覆，同時又是毛氏路線的回歸，預示著一個全新的群眾工作場景將推廣到全國。同時我們看到，陪同的人員，陳文清，王小洪，張軍，應勇，清一色政法專政力量，刀把子在手，才是楓橋經驗的精髓和特色。什麼是楓橋經驗？一言以蔽之，就是把國家執法權，由國家行政機關釋放到基層群眾組織，底層社會組織的領導，掌握了行政裁量權和法律裁決權，群眾之間的所有糾紛，不再由國家基層政府出面，而是由群眾內部進行裁決，處理。此刻重提楓橋經驗，是因為全國經濟已完全走入下降通道，不可能有回升，只能通過將底層群眾間的矛盾擴大化，政治化，鬥爭化，才能轉移民眾對經濟問題的聚焦，讓民眾相互消耗在內鬥之中，鬥爭代替發展，是楓橋經驗再現江湖的根由。楓橋經驗的本質是什麼？是國家執法權的擴大化和濫用化，執法權被不具備執法資質的人和組織掌握，意味著國家專政力量增強擴大，意味著國家執法隊伍的野蠻增長，意味著基層專政將走向失序、失控。楓橋模式對中國政治有何作用？答案是底層互斗，自然就會鑄牢頂層安全，底層因為互斗，而失去了對頂層的力量威脅。這是每當國家層面有重大困難出現是，類似楓橋經驗就會沉渣泛起的原因，他是高層轉移底層矛盾的乾坤大挪移，最終都確保了頂層的政治安全。楓橋模式具體是什麼場景？民眾陷於自我鬥爭，這是最根本的問題，看似一撥群眾在斗另一撥，實際上是自己斗自己，群眾陷入自我鬥爭的閉環。當群眾鬥爭進入白熱化時，高層就會介入來降低溫度，進行裁判，再打一撥，拉一撥，永遠將群眾提線在手中…從會見如此高規格看，楓橋經驗將很快向全國推廣，中國人的二茬罪，又一次向我們走來… 網友@YaxueCao發帖說：中共過去幾年一直在發展「治安型社會組織」。在浙江諸暨楓橋經驗發源地，在聯防隊、治安員、網格員、治安信息員等已經長期存在的基層治安結構基礎上，有各種由派出所主導的調解中心、紅色物業、紅色四點半學校、救援志願隊、民生義工團等。一些省市走在前面，比如上海，現在有三大由政府主導的所謂社會組織，從事「社區矯正」、「安置幫教」等功能。各大城市過去幾年在發展所謂的「義警」，遍布街道、商鋪、企業、工廠等每個社會角落。他們在公安領導下從事形形色色的監控和維穩。比如說，深圳寶安區現在每45人中就有一個「義警」。習近平一直強調楓橋經驗，不是為了對付「黑幾類」 — 構成黑幾類的人是政治敵人，由警察、國安直接應對。楓橋工作法是要對整個社會進行人盯人式的管控，這需要動員和組織起大量普通中國人。 （全文轉自法廣）
恆大兩萬億負債巨雷炸響不到一個月，又一家萬億級民營資本「中植系」危機一觸即發。 「中植系」資本版圖中最核心的金融投資平台——中融信託在近日接連遭到多起硬核爆料，矛頭指向公司陷入流動性風險。 爆料稱，中融信託全部產品（含資金池）停止發售募集，中融信託資金池已空，通過中植旗下四大財富公司（恆天財富、新湖財富、大唐財富、高晟財富）購買的中融信託產品全部暫停兌付。 鳳凰網風財訊盤點發現，中融信託近年來接連踩中恆大集團、佳兆業、融創、陽光城、藍光集團、泰禾集團、世茂集團、華夏幸福、海倫堡、名門地產、東亞地產、鄭和發展、北大資源、青海國投、皇庭國際等至少15家地產相關企業的大雷。 而中融信託由於本身巨大的企業關聯網路，此次兌付危機還對8家上市公司或造成直接影響，涉及金額超4.1億元。 其中，咸亨國際(605056.SH)購買的中融-豐盈176號本金約257萬元、金博股份（688598.SH)購買的隆晨1號和澤睿1號共計6000萬元、南都物業（603506.SH）投資3000萬元匯聚金1號，均逾期未兌付。 此外，ST民控（000416.SZ)3月28日公告滾存投資1億元的匯聚金1號（一年期）、微光股份（002801.SZ）有2筆共計5000萬元的匯聚金1號（分別於8月20日、9月11日到期）、雙成藥業（002693.SZ）認購3000萬元隆晟1號（10月17日到期）、安利股份（300218.SZ）使用2000萬元自有資金購買了圓融1號（12月27日到期）、金房能源（001210.SZ）在過去一年購買多筆中融信託產品，其中仍有4筆共計1.2億元未到期。 不止企業受影響，據爆料，此次中融信託暫停兌付的部分，涉及15萬名高凈值投資人，債權權益約合2300億元（另有一說是6072億元）。 影響面如此巨大，據悉，中融信託暴雷危機已經引起監管部門的重視，並啟動專項風險化解小組。 中融危機再揭「中植系」傷疤，萬億民營巨頭走進「雷暴區」 中融信託的困境，或只是「中植系」危機的冰山一角。 作為國內老牌資本系，「中植系」資產超萬億，廣泛涉獵金融、地產、教育、科技、新能源等產業，目前仍控制或參股了8家上市公司宇順電子（002289.SZ）、ST天山（300313.SZ）、凱恩股份（002012.SZ）、美吉姆（002621.SZ）、康盛股份（002418.SZ）、美爾雅（600107.SH）、金慧科技（原名中植科技，08295.HK）、寶德股份（3000023.SZ）等。 但如今，8家上市公司面臨著或退市、或待售、或虧損的困境。 准油股份（002207.SZ）作為中植系曾經的核心資產之一，在8月11日被正式轉讓予新疆克拉瑪依國資委；基金平台「中融基金」在2月7日也被以約29.49億元的高溢價「賣身」國聯證券；3月份，博納影業董事長於冬通過旗下的北京捷成勝茂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接手了中植系和世茂集團合作開發的北京IN三里項目。據傳，於冬、許榮茂和解直錕私交甚篤，二人均為其治喪委員會成員。 關於中植系金融風險的調查，更不曾斷絕。 鳳凰網風財訊注意到，此前便有消息稱，中植系的四大財富管理平台（恆天財富、新湖財富、大唐財富、高晟財富）有約4000億元的資金缺口。 其中，恆天財富曾傳出部分高管被邊控，涉及對象包括總公司高管及大區負責人。 3月30日，恆天財富間接全資持有的「青島恆天睿信」，還被江西省吉安市金融工作辦公室「公開點名」稱，青島恆天睿信家族辦公室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存在金融風險，無金融展業資質，且註冊地人去樓空，投資者若不小心參與該公司金融業務，請儘快退出。 今年4月，「中植系」旗下中植汽車安徽有限公司（下稱「中植汽車安徽」）因未按規定依法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被國家稅務總局六安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處罰款4845萬餘元。這起行政處罰也恆天財富有關。 根據中植汽車安徽的行政處罰書，這家公司從2020年7月至2022年3月，募資了180.387億元。募資憑藉的是2019年實施的一筆「非公開發行定向融資計劃」（定融理財產品），通過向廣西捷算等備案登記，承銷方是恆天財富。 另外，中植系的其他財富公司也已身處調查風暴眼。證券時報曾報道稱，中植系旗下三家財富公司（恆天財富、新湖財富、大唐財富）通過廣西捷算髮行的偽金交所產品，規模可能上千億元。但廣西捷算被質疑是一家「偽金交所」，這些資金也去向不明。 「中植系」曾經輝煌如炬，如今卻可謂利空不斷。而這一切，距離中植系創始人、原董事長解植錕離世，尚不到20個月。 大佬離去，不止留下了一個萬億「資本巨鱷」，也留下一場金融和地產風險層層糾纏的「未了局」。曾經左右中國金融的9大派系，如今已留存了了。據傳，目前對中植系的風險摸底也已經展開，這家迷失在資本擴張中的老牌「金融巨鱷」未來又將走向何方？ 踩雷房地產後被套牢，中融仍在當「接盤俠」 解植錕於2021年12月18日去世後，其外甥劉洋接過中植系的「權柄」，成為了集團的「一號人物」。劉洋最早掌控的中融信託，近一年風險頻發。 而往上溯源會發現，中融信託的危機導火線之一，就是房地產。 鳳凰網風財訊粗統，過去兩年間，中融信託連續踩雷15家企業，包括恆大集團、佳兆業、融創、陽光城、藍光集團、泰禾集團、世茂集團、華夏幸福、海倫堡、名門地產、東亞地產、鄭和發展、北大資源、青海國投、皇庭國際等。 例如在2021年，中融信託就與華夏幸福相關聯的四個集合信託計劃「融昱100號」、「驥達11號」、「享融223號」和「享融287號」相繼爆雷。彼時，中融信託透露，債權本金合計59.84億元。 2022年，黑龍江銀保監局公開行政處罰信息，中融信託因集合資金信託計劃募集資金投放到「四證不全」房地產項目，被罰款20萬元。 此後，中融信託又相繼被曝出與世茂集團相關聯的融沛231號、融築421號展期，規模合計近29億元；與海倫堡相關聯的融沛275號展期，規模12億元……僅2022年，中融信託旗下便約有10餘只涉房產品或違約、或展期。 中融信託鍾愛房地產投資，其涉房規模在2020年曾一度飆升至1291.50億元。儘管之後涉房規模有所降低，但截至2022年6月末，中融信託的存續房地產業務規模仍有793億元，且所涉房地產項目多有延期。 大量地產投資讓中融信託在過去兩年吃盡了房地產暴雷的苦頭，以致中植系在金融投資之外，開始「發展重點逐漸轉移至半導體、新能源等產業。」不過鳳凰網風財訊留意到，中融信託的地產版圖似乎並未大幅縮減。 甚至在3月17日，中融信託先後接盤了黃光裕的長沙先導臻締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和三亞國美旅業有限公司100%股權；從陽光城等多家房企手中接盤天水光恆地產100%股份；從真水生態等接盤藍綠乙山置業……房地產接盤動作不斷。 不過，在中融信託產品全面停止兌付的當下，其接盤的這些地產公司及相關樓盤的未來或再度變得迷茫未知。 中植系寄予厚望的新興產業尚待市場檢驗，那麼它何時能跳出金融風暴和地產迷局，也只能等時間給出答案了。 （全文轉自鳳凰網風財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