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首相前得力助手因腐败被判处24年监禁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家庭财产主要是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的大头是银行存款。由于房产价值持续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银行存款，视为家庭最后的可用资金来源；而很多小企业主经营亏损而关闭生意后，也把经营资金存入银行。但很少有中国人想过，自己的家庭金融资产，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实，中国地方政府的借债，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为政府所用，而且赖账不还，银行则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摆渡”。 本文要解开的谜团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巨大债务，债主是谁？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讲实话，而民众则基本上不知情。民众多半不了解，他们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巨大债务之“债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实已被各级政府吞噬耗尽。 一、公债填补财政赤字 中国政府大笔挥霍资金的最方便手法有两个。一个是，超出税收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大幅度扩大财政支出，造成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然后由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来满足财政赤字所需要的资金。另一个办法是发行政府债券，由于人民币债券并非国际上受欢迎的金融投资标的物，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天量债券，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发行。 前一种手法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观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这是任何政府都必须尽量避免的“毒药”。因为，在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买单”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必然造成货币滥发，进而产生物价上涨，既造成居民消费力相对萎缩，也令居民存款相对缩水。一句话，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财政金融的民众往往不了解，在财政预算中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财政照例常年编列的财政赤字，可以直接让中央银行提供超量货币，也可以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来获取资金。地方政府不能发行货币，但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允许省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列中央政府许可的财政赤字。而省级政府经中央财政批准编列的地方财政赤字，可以纳入国务院每年下达的该省市政府债券发行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获取资金。所以，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在中央和省市这两级是连通的。 到底中国的财政赤字大不大？欧盟为了控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债总量不难超过GDP的60%。如果以欧盟的这两个限制性指标为参照系，那么，2024年中国政府财政预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国政府当年的财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财政收支差额；而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才反映这个国家的长期债务负担。中国的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几乎是欧盟的一倍，与GDP的规模相当，这就相当危险了。 当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公债，进而积累了巨额的未偿公债时，其长期后果其实与财政赤字率偏高，同样严重。财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偿公债过多的后果是，民众的银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实，中共之所以滥发公债，其原因就是，通过银行掏空居民存款，实在是太方便了。赤字发债不头疼，这似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独家专利”。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担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债，快把银行系统压垮了。 二、各级财政债务真相 2024年中国的财政赤字为40,600亿元，比2023年的预算增加1,8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今年11月8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议案，批准未来三年内，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元。这6万亿元人民币，到底是要救活经济，还是救活地方财政，或者是救活银行？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既不是为了救活经济，也不能救活地方财政，更不能救活银行，唯一的作用是续银行系统的命，好让中国的潜在金融危机，不至于很快暴露而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各级政府总共欠下了多少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是40万亿，现在用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往后拖；而地方政府担保的官办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还有65万亿元，但这些公司很多都濒临破产，没办法继续发新债还旧债，而它们欠下的这65万亿债务会拖垮银行。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中，很多已经还不起银行贷款或债券的利息，这些债务到期之前，银行会因为巨额贷款收不到利息而破产。 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因为利息收入越来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参见笔者10月25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如果再出现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停付利息，那银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就是为了让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把占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紧迫债务，先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代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 然而，这只是债务搬家，把债务从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而已。况且，这不过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车薪，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债务的九成，还是没办法偿还，拖垮银行的可能性只不过减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这已经是中共能够用出来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这个措施，只不过是为了续银行系统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中共的银行系统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造成的债务危机，已经岌岌可危，以致于中共现在必须先救银行，而中共事实上已经无力解决中国的地方财政危机和银行系统的根本性危机了。 最近，中共当局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财政没钱了，只能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的总债务额当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这样的债务规模的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薪水，不领养老金，中共才能还债，这可能吗？显然，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谁借钱？ 在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多半都是私营的，政府无法向银行借钱，原因很简单。首先，按照通行的商业银行法，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而政府不是民间团体，与银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对等，无法签订借贷合同。其次，贷款需要提供担保和资产抵押，如果政府贷款后违约，法院很难对抵押资产执行扣押。所以，如果私营银行放贷给政府，相当于自杀式经营。 但是，如果银行不是私营，而是公营的呢？而且，银行的老板就是政府，那么，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从银行拿到钱呢？这正是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中国特色”。笔者在本网站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该文介绍了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政府控股特色，这六家大型银行必须满足全国性国有企业集团的资金需求，导致这些银行经营状况恶化。 现在介绍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真实背景，来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银行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了许多地方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其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2007年为11% ，2023年为15.5%。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课题组”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有代表性的省份20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营情况做了实地调查。调查证实，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的间接持股，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人选，让这些银行实际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获取资金的方法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指导性贷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银行向本市政府所属的投资平台公司定向贷款；另一类是让本地银行认购本地政府发行的债券。上述调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过于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主要面向当地的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中国地方银行典型的官办官用特征。 那地方政府发行的海量债券，都是谁认购的？由于地方政府无权对中央所属的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下令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所以，这些认购本地政府债券的银行，都是当地的城市银行。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今年6月3日发表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债券持有者，81.52%是银行，所持地方政府债券的余额达到34万亿。 从此节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地方政府的40万亿债务当中，本地城市银行接下了85%；其二，中国银行业的全部债券购买余额67万亿当中，单是城市银行认购的地方政府债券就占了51%，而这些地方政府债券只是在“以新换旧”，却永不归还；其三，如果以城市银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16%来估计，城市银行的居民存款总额不过23万亿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债券从地方银行拿走的钱却高达34万亿。因此，地方银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国金融危机2.0版 中共政权现在的维持，其秘诀就是吞噬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面取钱一样随便。但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的地方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出现一种双重效果：地方银行可以让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开发如虎添翼；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的过度开放，进而把地方银行拖进深渊。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办法就是继续掏空银行，就这样，中共的财政危机被转化成了银行系统的危机，即潜在的金融危机。 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所以，财政危机就不算是最后的危机。那什么是中国最后的危机呢？就是银行成批地倒下来，那就没有可以挽救的余地了，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金融依靠。什么时候中国的金融危机会爆发？时间点应该不远了，中国金融危机2.0版已即将来临。 讲到中国金融危机2.0版，势必要对比中国金融危机1.0版。但中国民众普遍不知道这金融危机1.0版，因为那属于政府机密，从不让国人知道；而各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从没讨论过它。实际上，对比这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特征和结局，对于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相当重要。 中国金融危机1.0版发生在1996年，这场危机的处理，使中国避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迎来了后来的经济繁荣；然而，那场金融危机的成因，也预示着中国金融危机的2.0版的发生。 1996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工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几十年来始终经营效率差，负债越来越高。当时中国只有四家大型国有银行，负责为所有国有企业“输血”。到1994年底，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83% 。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大部分国有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同时，背着国有企业“包袱”的国有银行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国的四大银行贷款总额当中，20%已成为坏账，若加上逾期的呆滞贷款，将近70%的贷款都已无法归还。当时四大银行的贷款坏帐为4,300多亿，而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这四大银行已严重地资不抵债，即将破产。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国有工商企业不但早已停止偿还贷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银行利息达1千多亿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国的银行系统全面亏损 。 银行本应用每年提取的坏账准备金来支付坏账损失，但当年中国的四大银行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 ；因此，面对巨额的坏账损失，银行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结果1994年中国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 。按此趋势走下去，银行系统不久就会破产。当时有学者指出，“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这就是中国金融危机1.0版的真相。 现在，类似的局面似乎又开始冒头了。我在《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一文中已介绍，2023年底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 ，进入了危险区间。造成这一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系统背负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令银行不胜负荷；而中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之后，中央银行只能压低利率，则是又一个原因。 除了银行的净息差低到银行只能降薪裁员，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其实也是一个潜在金融危机的征兆。很多人以为，这是救经济的举措；事实上，这6万亿是为了把地方政府融资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债务，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融资公司那65万亿债务，已到了倒账在即的地步，随时会威胁到银行系统的生存。 中国的上一轮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而这一轮潜在的金融危机，其根源仍然还是制度性的，除了国有企业继续“吃银行”之外，还填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财政吃银行”。如今所谓的“财政吃银行”，不只是“地方财政吃银行”，连中央政府发现国债，也靠银行认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不易化解。 中国度过上一轮金融危机，靠的是三个办法，即国企私有化（甩掉银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资。而在这一次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不能再如法炮制了。首先，现在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垄断性的战略产业，无法私有化；其次，美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国无法再靠不断快速增长的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再次，现在外资基本上已停止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局面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可能不会改变了。 中国面临上一次金融危机时，还比较幸运，因为有各种机会可以利用，这些机会主要是外贸扩张和外资涌入；而这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机会都已经消失。那中国政府还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缓解金融危机的办法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显然，中国那脆弱的银行体系可能动摇中国的稳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家庭财产主要是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的大头是银行存款。由于房产价值持续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银行存款，视为家庭最后的可用资金来源；而很多小企业主经营亏损而关闭生意后，也把经营资金存入银行。但很少有中国人想过，自己的家庭金融资产，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实，中国地方政府的借债，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为政府所用，而且赖账不还，银行则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摆渡”。 本文要解开的谜团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巨大债务，债主是谁？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讲实话，而民众则基本上不知情。民众多半不了解，他们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巨大债务之“债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实已被各级政府吞噬耗尽。 一、公债填补财政赤字 中国政府大笔挥霍资金的最方便手法有两个。一个是，超出税收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大幅度扩大财政支出，造成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然后由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来满足财政赤字所需要的资金。另一个办法是发行政府债券，由于人民币债券并非国际上受欢迎的金融投资标的物，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天量债券，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发行。 前一种手法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观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这是任何政府都必须尽量避免的“毒药”。因为，在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买单”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必然造成货币滥发，进而产生物价上涨，既造成居民消费力相对萎缩，也令居民存款相对缩水。一句话，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财政金融的民众往往不了解，在财政预算中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财政照例常年编列的财政赤字，可以直接让中央银行提供超量货币，也可以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来获取资金。地方政府不能发行货币，但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允许省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列中央政府许可的财政赤字。而省级政府经中央财政批准编列的地方财政赤字，可以纳入国务院每年下达的该省市政府债券发行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获取资金。所以，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在中央和省市这两级是连通的。 到底中国的财政赤字大不大？欧盟为了控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债总量不难超过GDP的60%。如果以欧盟的这两个限制性指标为参照系，那么，2024年中国政府财政预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国政府当年的财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财政收支差额；而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才反映这个国家的长期债务负担。中国的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几乎是欧盟的一倍，与GDP的规模相当，这就相当危险了。 当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公债，进而积累了巨额的未偿公债时，其长期后果其实与财政赤字率偏高，同样严重。财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偿公债过多的后果是，民众的银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实，中共之所以滥发公债，其原因就是，通过银行掏空居民存款，实在是太方便了。赤字发债不头疼，这似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独家专利”。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担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债，快把银行系统压垮了。 二、各级财政债务真相 2024年中国的财政赤字为40,600亿元，比2023年的预算增加1,8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今年11月8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议案，批准未来三年内，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元。这6万亿元人民币，到底是要救活经济，还是救活地方财政，或者是救活银行？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既不是为了救活经济，也不能救活地方财政，更不能救活银行，唯一的作用是续银行系统的命，好让中国的潜在金融危机，不至于很快暴露而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各级政府总共欠下了多少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是40万亿，现在用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往后拖；而地方政府担保的官办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还有65万亿元，但这些公司很多都濒临破产，没办法继续发新债还旧债，而它们欠下的这65万亿债务会拖垮银行。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中，很多已经还不起银行贷款或债券的利息，这些债务到期之前，银行会因为巨额贷款收不到利息而破产。 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因为利息收入越来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参见笔者10月25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如果再出现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停付利息，那银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就是为了让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把占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紧迫债务，先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代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 然而，这只是债务搬家，把债务从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而已。况且，这不过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车薪，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债务的九成，还是没办法偿还，拖垮银行的可能性只不过减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这已经是中共能够用出来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这个措施，只不过是为了续银行系统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中共的银行系统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造成的债务危机，已经岌岌可危，以致于中共现在必须先救银行，而中共事实上已经无力解决中国的地方财政危机和银行系统的根本性危机了。 最近，中共当局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财政没钱了，只能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的总债务额当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这样的债务规模的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薪水，不领养老金，中共才能还债，这可能吗？显然，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谁借钱？ 在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多半都是私营的，政府无法向银行借钱，原因很简单。首先，按照通行的商业银行法，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而政府不是民间团体，与银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对等，无法签订借贷合同。其次，贷款需要提供担保和资产抵押，如果政府贷款后违约，法院很难对抵押资产执行扣押。所以，如果私营银行放贷给政府，相当于自杀式经营。 但是，如果银行不是私营，而是公营的呢？而且，银行的老板就是政府，那么，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从银行拿到钱呢？这正是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中国特色”。笔者在本网站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该文介绍了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政府控股特色，这六家大型银行必须满足全国性国有企业集团的资金需求，导致这些银行经营状况恶化。 现在介绍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真实背景，来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银行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了许多地方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其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2007年为11% ，2023年为15.5%。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课题组”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有代表性的省份20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营情况做了实地调查。调查证实，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的间接持股，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人选，让这些银行实际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获取资金的方法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指导性贷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银行向本市政府所属的投资平台公司定向贷款；另一类是让本地银行认购本地政府发行的债券。上述调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过于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主要面向当地的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中国地方银行典型的官办官用特征。 那地方政府发行的海量债券，都是谁认购的？由于地方政府无权对中央所属的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下令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所以，这些认购本地政府债券的银行，都是当地的城市银行。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今年6月3日发表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债券持有者，81.52%是银行，所持地方政府债券的余额达到34万亿。 从此节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地方政府的40万亿债务当中，本地城市银行接下了85%；其二，中国银行业的全部债券购买余额67万亿当中，单是城市银行认购的地方政府债券就占了51%，而这些地方政府债券只是在“以新换旧”，却永不归还；其三，如果以城市银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16%来估计，城市银行的居民存款总额不过23万亿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债券从地方银行拿走的钱却高达34万亿。因此，地方银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国金融危机2.0版 中共政权现在的维持，其秘诀就是吞噬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面取钱一样随便。但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的地方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出现一种双重效果：地方银行可以让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开发如虎添翼；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的过度开放，进而把地方银行拖进深渊。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办法就是继续掏空银行，就这样，中共的财政危机被转化成了银行系统的危机，即潜在的金融危机。 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所以，财政危机就不算是最后的危机。那什么是中国最后的危机呢？就是银行成批地倒下来，那就没有可以挽救的余地了，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金融依靠。什么时候中国的金融危机会爆发？时间点应该不远了，中国金融危机2.0版已即将来临。 讲到中国金融危机2.0版，势必要对比中国金融危机1.0版。但中国民众普遍不知道这金融危机1.0版，因为那属于政府机密，从不让国人知道；而各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从没讨论过它。实际上，对比这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特征和结局，对于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相当重要。 中国金融危机1.0版发生在1996年，这场危机的处理，使中国避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迎来了后来的经济繁荣；然而，那场金融危机的成因，也预示着中国金融危机的2.0版的发生。 1996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工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几十年来始终经营效率差，负债越来越高。当时中国只有四家大型国有银行，负责为所有国有企业“输血”。到1994年底，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83% 。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大部分国有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同时，背着国有企业“包袱”的国有银行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国的四大银行贷款总额当中，20%已成为坏账，若加上逾期的呆滞贷款，将近70%的贷款都已无法归还。当时四大银行的贷款坏帐为4,300多亿，而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这四大银行已严重地资不抵债，即将破产。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国有工商企业不但早已停止偿还贷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银行利息达1千多亿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国的银行系统全面亏损 。 银行本应用每年提取的坏账准备金来支付坏账损失，但当年中国的四大银行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 ；因此，面对巨额的坏账损失，银行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结果1994年中国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 。按此趋势走下去，银行系统不久就会破产。当时有学者指出，“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这就是中国金融危机1.0版的真相。 现在，类似的局面似乎又开始冒头了。我在《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一文中已介绍，2023年底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 ，进入了危险区间。造成这一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系统背负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令银行不胜负荷；而中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之后，中央银行只能压低利率，则是又一个原因。 除了银行的净息差低到银行只能降薪裁员，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其实也是一个潜在金融危机的征兆。很多人以为，这是救经济的举措；事实上，这6万亿是为了把地方政府融资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债务，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融资公司那65万亿债务，已到了倒账在即的地步，随时会威胁到银行系统的生存。 中国的上一轮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而这一轮潜在的金融危机，其根源仍然还是制度性的，除了国有企业继续“吃银行”之外，还填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财政吃银行”。如今所谓的“财政吃银行”，不只是“地方财政吃银行”，连中央政府发现国债，也靠银行认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不易化解。 中国度过上一轮金融危机，靠的是三个办法，即国企私有化（甩掉银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资。而在这一次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不能再如法炮制了。首先，现在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垄断性的战略产业，无法私有化；其次，美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国无法再靠不断快速增长的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再次，现在外资基本上已停止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局面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可能不会改变了。 中国面临上一次金融危机时，还比较幸运，因为有各种机会可以利用，这些机会主要是外贸扩张和外资涌入；而这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机会都已经消失。那中国政府还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缓解金融危机的办法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显然，中国那脆弱的银行体系可能动摇中国的稳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多地陆续传出有些银行对储户转帐额度设限，或要求储户要提供派出所开具的资金来源证明才能提款。专家认为，这些举措是中共用来应付当前的经济危机。 综合媒体报导，吉林长春、辽宁沈阳、广东东莞，以及江苏、河北等地，陆续传出有些银行对储户转帐或提款做出限制，造成双方发生争执的事件，引起社会大众关注。 广东东莞一名大叔被银行要求须提供资金来源才能提款，大叔当场质问：“为什么我的钱我做主不了？这些钱是我儿子从上海汇过来的，现在我想转回去行吗？我的钱现在要汇回去不行吗？” 银行工作人员向大叔解释称，该行是根据相关规定执行的，目的是防止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 辽宁沈阳一位民众到网点提取丈夫刚转入的5,000元，被银行要求证明打款人是谁，其后又要求需要她丈夫到现场处理，还须提供户口本、身分证、结婚证等，以证明两人的夫妻关系。 河北一名女子想要提款给丈夫看病，却被银行询问“住哪家医院哪个科”，还打了好几通电话核实。 不只提款受到刁难，银行对转帐额度也有限制。江苏徐先生说，他的孩子需要缴7,000多元学费，他欲从手机转帐，发现银行设定每天转帐须低于5,000元。 今年6月，一名民众到长春某银行提取高于人民币2万元的存款时，被告知需要出示辖区派出所的相关证明。 《南方都市报》11月30日发表社论呼吁，“不能以反诈名义随意管控帐户，储户取款自由应受保护”。 对于银行的这些举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俞伟雄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利用所谓的反电信诈骗法来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 俞伟雄告诉新唐人，“背后的一个目的是，要减少民众到银行提款金额跟次数，因为银行可能有很多的流动性风险的问题，就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共）过度追求高成长，房地产泡沫等等的债务上涨，现在都必须要来面对这些长期累积下来的问题，问题很严峻。”
中国多地陆续传出有些银行对储户转帐额度设限，或要求储户要提供派出所开具的资金来源证明才能提款。专家认为，这些举措是中共用来应付当前的经济危机。 综合媒体报导，吉林长春、辽宁沈阳、广东东莞，以及江苏、河北等地，陆续传出有些银行对储户转帐或提款做出限制，造成双方发生争执的事件，引起社会大众关注。 广东东莞一名大叔被银行要求须提供资金来源才能提款，大叔当场质问：“为什么我的钱我做主不了？这些钱是我儿子从上海汇过来的，现在我想转回去行吗？我的钱现在要汇回去不行吗？” 银行工作人员向大叔解释称，该行是根据相关规定执行的，目的是防止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 辽宁沈阳一位民众到网点提取丈夫刚转入的5,000元，被银行要求证明打款人是谁，其后又要求需要她丈夫到现场处理，还须提供户口本、身分证、结婚证等，以证明两人的夫妻关系。 河北一名女子想要提款给丈夫看病，却被银行询问“住哪家医院哪个科”，还打了好几通电话核实。 不只提款受到刁难，银行对转帐额度也有限制。江苏徐先生说，他的孩子需要缴7,000多元学费，他欲从手机转帐，发现银行设定每天转帐须低于5,000元。 今年6月，一名民众到长春某银行提取高于人民币2万元的存款时，被告知需要出示辖区派出所的相关证明。 《南方都市报》11月30日发表社论呼吁，“不能以反诈名义随意管控帐户，储户取款自由应受保护”。 对于银行的这些举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俞伟雄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利用所谓的反电信诈骗法来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 俞伟雄告诉新唐人，“背后的一个目的是，要减少民众到银行提款金额跟次数，因为银行可能有很多的流动性风险的问题，就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共）过度追求高成长，房地产泡沫等等的债务上涨，现在都必须要来面对这些长期累积下来的问题，问题很严峻。”
YouTube频道“不明白播客”2月3日播出主持人袁莉专访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教授许成钢，以“中国经济还有救吗？”为题，多方面讨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现状。 主持人提到中国官方发布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5.2%，这个数据可靠吗？许成钢直言这个数据不可靠。 许成钢解释，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中国失业率大幅上升，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官方报告已经超过20%；另有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调查（失业率）甚至是超过40%。失业率如此之大，与5%的经济成长率是直接冲突的。 许成钢说，另外一个来自官方的数据，就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整体是下降的、中国的整个房地产行业也是下降的。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值大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当这个领域下降时，也使5%的成长难以令人置信。 许成钢认为，官方说中国今年有3个“新花样”，分别是电动汽车，电池以及绿色能源。但这3个领域实际上产生出来的总价值远低于房地产行业的价值；整个对外贸易它们占的比例只有3%上下，所以官方5.2%的经济成长，是靠不住的。 许成钢说，从各管道的数据可以猜测，2023年的经济成长速度大概就是和“零”差不多，最大的可能是比0稍微高一点，但比1%要低。“最大的可能就是0和1%之间”，是“百分之零点几的成长速度”。 中国经济欲振乏力，房地产企业债台高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示要防止出现金融危机。但许成钢认为，如果中国是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现在的基本面和现在中国的金融的状况，决定了中国金融危机“几乎很难避免”。
11月30日我在本网站发表本文的上篇之后，12月5日《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国的巨额隐性债务问题已到紧要关头》。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已经引起了华尔街的高度重视；而且，华尔街进一步把视角扩展到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巨大风险，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最近下调了对中国的信用评级。由此可见，如何观察中国经济的前景，再单纯看被官方操作的GDP增长率，已经变成十分幼稚的眼光了；而穿透中国潜在金融危机的本质，才是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聚焦金融部门 金融系统包括商业银行、专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的商业银行分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国内银行的主力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交通银行；此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其中排名在前的是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还有一批城市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在中国开设过业务的外资银行曾达到47家，主要是美国的花旗银行、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银行，香港的渣打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三井住友银行和三菱东京联合银行等，台湾有12家银行在中国开办业务。花旗银行曾经多年来在中国开展高端客户服务（理财账户开户需50万元人民币起跳），去年底花旗已关闭中国的个人银行业务。今年12月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消息指出，华尔街金融机构已大幅减少对华投资。 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托、证券、保险、融资租赁等机构以及财务公司等。其中也有一些外资机构，比如著名的美国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其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超过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前十名基金公司管理资产总和的六倍。这家曾活跃在中国公募基金市场上的机构最近决定，把已经收缩得很小的上海办事处关闭，退出中国。过去十年，面向中国市场的外企私募股权基金平均每年募资近一千亿美元，而今年这些基金仅募资43.5亿美元，业务大幅度萎缩。 金融部门是国民经济的“心脏”，它不断为各行各业“输送血液”；然而，六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研究报告提出，要警惕中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其背景是，中国的金融部门正在“脱实向虚”，走在不健康的扩张道路上，导致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从产业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金融业不发达时代的1.9%，快速上升到了现在的8.3%，这意味着金融风险的来临。 二、金融部门的债务风险迅速升高 中国的银行是和政权的存亡绑在一起的，中共会不择手段地不让银行破产。实际上，中国的金融系统是中共最后的经济“救命药”，财政的债务主要靠银行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国有企业的坏账靠银行消化；而银行唯一靠的就是政府信用，中国的民众倾向于相信政府不会让国有银行垮掉。正因为如此，为了维持银行业的声誉，银行奉命不得公布真实的坏账数目，也不会如实减记银行的资产。所以，中国的金融部门之债务是个黑箱，没办法准确算出来；也就是说，各家银行，主要指大型银行，它们的债务到底是多少，无法按账面数据来判断。 今年11月23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对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2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意见和建议》。这份官方文件指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明显超过了欧盟的3.9%，也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4.9%；中国金融业规模巨大，但净资产收益率、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重要指标存在问题，资本金补充渠道不通，上市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价普遍跌破每股净资产价值。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现在要建立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全国人大是中国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中，它实际上是中央领导者手中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既没有真正的权力，也没有真正监督政府的资格；它唯一的任务就是，为中共领导者交代下来的文件走一个“议政”的过场，然后盖上一个“奉旨照准”的“图章”。因此，全国人大的公开文件中，对政府行政之弊，从来都是用温柔的语词“挠痒痒”。当这样的文件开始质疑金融风险的时候，自然就意味着金融风险已经在“叩门”了。 虽然国际金融界无法了解中国金融部门债务黑箱的状况，但还是凭种种讯号看出了一些端倪。最近，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嗅到了中国金融风险的味道，于是将中国的主权信贷评级由“稳定”降至“负面”，同时将八家中国的重要银行之信贷评级由“稳定”降至“负面”，这八家银行包括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及进出口银行这三家政策性银行。这种负面评价标志着，中国的金融部门潜在的风险正在显性化。 三、中国的金融“大锅饭”体制 自由经济国家的读者不容易了解中国的金融制度，他们往往用自由经济之下私营银行的管理运作体制去看待中国的银行。其实，中国的金融体制与自由经济国家实在是天差地别的。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曾经改变了共产党传统的计划经济，那么，共产党传统的金融“大锅饭”体制，其实质则没有多少改变。 在共产党制度下，政府是把银行当“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来用的，财政没钱了，国有企业亏损了，一律都是靠银行用贷款来喂养的。中国改革之前，国民经济当中的资金，八成由国有企业和财政来掌控；民众非常贫困，1978年人均新增储蓄存款只有5元钱，因此，银行能运用的居民储蓄非常少。在这种状况下，银行实际上主要靠国有企业的存款和财政存款来维持经营，它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国有企业，所以银行实际上不过是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出纳”。 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后，财政能控制的资金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而随着民众收入的增加和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需要，银行的资金来源逐渐转变成主要依靠民众的存款，银行也替代财政而成为经济成长的推手。但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江山，而国有企业依赖国有银行贷款来维持运转的局面并未改变。 由于地方政府可以影响国有银行在各地的分行、支行，银行不能拒绝国有企业无穷尽的贷款需要，国营企业则把银行贷款看成是“政府拨款”。因此，虽然银行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变成了居民的私人存款，可是银行贷款仍然是面向国有企业的“大锅饭”机制。这就为中国的银行体制埋下了一个致命的“地雷”，一旦银行被国有企业掏空了，银行的巨额坏账就必然动摇金融部门的安全，诱发金融危机。 四、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次危机 当前中国面临的潜在金融危机其实是改革以来的第二次，而第一次发生在1996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城镇就业者中86%是国有部门和具有国有部门特征的集体企业员工。中共为了政治稳定，试图稳定国有经济，为此江泽民提出了“安定团结贷款”这个金融方针，即为了稳定城市的国有企业，要无条件地为国有企业提供它需要的银行贷款。然而，国有部门的效率却持续下降，当金融资源里国有部门占用份额占八成时，这个部门对GDP的贡献只有四成多。这代表着国有部门的生存靠的是“汲取”国民经济资源，同时国有部门负债累累，越来越多的国企开始向银行“打白条”，即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不再支付。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76%降到25%，1994年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83%。 在中共的这种经济政策之下，当时金融系统进入了危机状态，四大银行贷款的两成已成坏账，若加上逾期呆滞贷款，贷款总额的七成实际上已沦为无法归还的烂账。1991年四大银行的呆帐约4,300亿元，而同期这些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银行系统已严重地资不抵债。1994年中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银行的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的自有资本减少，也就是银行的自有资本快要被国有企业吞噬殆尽。 当时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10到15倍，而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面对这种危险局面，中共在1997年不得不采取了激进的国企全面私有化方针，目的是为银行系统“止血”。当局掩盖私有化的词语是国企“改制”，至于改成什么所有制，则故意避而不谈。 朱镕基1997下半年开始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都作为“包袱”甩掉，迫使几千万“全民所有制”职工低补偿或无补偿下岗，借此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 五、国企私有化暂时救了中共 在中国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不会白白当“替罪羊”。国有私有化，企业都卖给谁？事实上，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鼓励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使用非法手段，摇身一变而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作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了自己主管企业的国有财产，把企业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贷款。此外，许多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等于让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中国1996年有11万家国有工业企业，2008年底只剩不到1万家，其中还包括已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国企。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究竟谁成了国企“改制”后的新老板？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做的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大约50%到60%的国企都变成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其中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 朱镕基推动私有化的时候，中国正急于加入WTO，以扩大出口。WTO接纳中国的前提是，中国必须取消计划经济并实行国企私有化。因此，中共当时为了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WTO铺路，特别准许境外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做调查，因此，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早已在国际社会公开。但当局在国内对私有化真相掩耳盗铃，不许国内媒体报道私有化的结果，也禁止国内学者研究这个专题。 此后中共迎来了外资涌入的高潮，外企帮助中国的银行把坏账打包处理，度过了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次危机；同时，借助大规模出口和“世界工厂”的形成，中国经历了经济繁荣的二十年。 六、中国银行业的第二次危机 国企私有化确实帮银行从此甩掉了为中小型国企“输血”的任务，但并没改变大型国企“汲取”金融资源的运行特征。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为了通过开发房地产赚钱，发行了大量债券，大部分让银行认购，因此，2010年开始，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入了从银行“吸血”的行列。中国的金融“大锅饭”体制并没被改变，相反却成了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连民营的房地产企业也学会了吃金融“大锅饭”，最终引发了大型房地产公司接连爆雷，戳破了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国企和民企的巨额贷款坏账，再加上民众无法归还的大量贷款，最后都把压力集中到银行系统，导出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二次金融危机。本文提出的“债毁中国”现象，从根本上讲，就是共产党统治下吃金融“大锅饭”的结果。中共为了控制金融资源，只让银行上市圈钱，却把大一点的银行之主要所有权掌控在自己手里，结果中国的第二次金融危机，与第一次金融危机一样，仍然构成了政权的危机。 2023年10月底全国金融机构账面上的贷款是235万亿，承购债券是64万亿，合起来是300万亿。目前官方承认的坏账率是1.8%，实际上，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券很大一部分还不了，仅仅按地方政府债券的坏账率50%，企业贷款的坏账率为10%来计算，金融部门的坏账就有56万亿。 如果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114万亿，加上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220万亿，再加上金融系统的最低债务56万亿，合起来就是390万亿，将近400兆。这个数字是中国GDP的3倍多。假如把中国比喻成一家中共控制的大公司，营业额是每年120万亿，负债则高达400万亿，这家公司是不是已经快要破产了？ 七、重新审视中国的债务 我估计的中国债务，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计算结果要高很多。IMF预测的中国负债占GDP的比重似乎不算高，比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数值低一些。但是，IMF的统计有三个错误。第一，IMF低估了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第二，IMF的计算排除了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巨额债务，而国有企业以其政府背景、向银行大量借的不会归还的贷款，其实也是中共的政府债务；第三，IMF的计算完全没考虑中国的国有金融系统的巨额坏账。 由于美国和日本都没有中国的这三种状况，所以美国和日本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其实与中国并没有可比性。中国的负债占GDP的比例实际上早已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美国的两倍多。 此外，中国的大量国际债务是不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因为人民币不是硬通货。而中国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除了要偿还外债，还要应付数万亿美元外企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汇出盈利和撤回投资的需要。单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债务危机就很难化解了。 那中共能象度过第一次银行业危机那样，再一次把国企私有化，从而化险为夷吗？私有化靠私营企业的实力，美国和日本的私营企业都是世界级大公司，主导着本国经济和国际经济；但中国的私营企业除了房地产公司之外，大部分都是小公司，完全没办法把国有的巨无霸公司民营化。一句话，此路不通。 中共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是靠美国帮忙解决的，而这一次银行业危机就没有美国帮忙了。地球上只有一个WTO，中共无法再找到另一个脱身危机的外助。其实，中共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美国是不知道底细的，糊里糊涂地帮了忙；而这第二次“债毁中国”，美国的华尔街已经比较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了，当然不会再上当。《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就是一个信号，这篇报道的标题是，《“不碰中国”的投资战略行之有效》。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28日报导，趁北京当局宣布防疫解封，中国富豪借由购买海外公寓、股票和保险，或者存款于中国的欧美银行帐户，估计今年已高达数千亿美元的款项转至境外。 报导说，资金外流凸显中国疫后复苏乏力及其他更深层次问题，好比向来是家庭财富主要来源的房地产，陷入令人担忧的放缓。 据估计，今年每月中国约50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主要来自中国家庭和民营企业。 若更多家庭把储蓄转移到其他地方，可能会引发警惕。近几十年来，因大规模资金外流于拉丁美洲、东南亚，甚至导致2015年底和2016年初在中国爆发了金融危机。 上述的金融危机源自于大型国企把资金大举转移到海外，这方面如今政府已加强政治控制，与此同时，上海、深圳等城市里，原本可以把人民币兑换美元等外币的非法兑换业务，也已经在8年前被警方取缔。 监管机构已关闭几乎所有前往澳门的赌博游途径，并禁止投资海外的酒店、办公大楼等缺乏地缘政治价值的资产，但家庭和企业仍有办法把资金转到海外。 像是中国银行和中国招商银行的境内分行，他们颁布的金条价格高于设置于香港的分行约7%，这种价差显示，中国民众亟需易于转往国外的黄金。 另个把资金转出中国的办法，就是到香港的银行开户，然后把钱款汇入户头，购买类似银行存款证的保险产品。
按照”先党内再党外”的原则，日前已被宣布从央行行长潘功胜手中接下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职务的朱鹤新，应该会在下月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例会后被正式宣布为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不过，这对于七年前即已经荣升副省部，在去年二十大上跻身候补中委之后即被盛传为易纲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来说，不过是退而求其次而已！ 北京时间本月24日下午，已经上任中共央行党委书记和行长四个月了的潘功胜，和中央金融工委常务副书记王江一起，陪同一位中组部副部长出席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管局”）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欢迎曾经担任过央行副行长职务的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荣归”，以新任央行党委委员的身份接替潘功胜兼任的外管局党组书记职务。 中共外管局这样的单位，从无党政双首长的设置先例，所以按照所谓“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如无意外，这位朱鹤新应该会在今年12月下旬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被“决定“以新任央行副行长身份兼任潘功胜卸下的外管局局长的行政职务。 自原本是央行第一副行长的潘功胜在今年7月接替了易纲行长职务之后，目前的副行长只剩刘国强、张青松和宜昌能。而如上四人全为“双非”，即非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非中纪委委员。所以在去年10月“当选”了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朱鹤新一经被宣布为央行副行长，就将会名列第一副行长。 朱鹤新受命接手潘功胜兼任的外管局党组书记消息被宣布后，有媒体在分析文章中以“潘功胜甩锅”形容之，说是“中共当局继续搞击鼓传花，潘功胜把中共外储流失问题的‘烫手山芋’丢给了朱鹤新，可以说在“甩锅”。人民币贬值趋势不可逆转，朱未来的日子会非常不好过”。 相关时评人认为：“中共外储在近几个月不断下降，中共党魁特地选择去央行和外管局考察，说明中共高层感受到了金融方面的压力。在近日人民币稍有升值之际，朱鹤新立刻被任命接手外管局，对朱来说，实际是有苦难言。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外资、热钱都在从中国大陆撤走，目前虽然人民币汇率稍有升高，但谁都知道人民币贬值是一个大趋势，资本从中国跑路是一个大趋势。也就是说，朱鹤新作为新任外管局主管，未来日子会非常不好过。” 依笔者之见，朱鹤新未来的日后不好过是毫无疑问。把习近平当局目前面临的金融危局说得多严重都不过分，故中国境内网友在朱鹤新“履新”的新闻报道后面留言说他是“临危受命”，更有评论说他是“临危不惧，勇于献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不过，我们外界甚至可以挖苦这位“临危受命”的朱鹤新实乃“无知无畏”，似也不应把他的“履新”理解成潘功胜的“甩锅”。因为无论中共政权面临的金融形容是好是坏，升任央行一把手之后还长期兼任副部长级的外管局党政一把手绝非常态。交出这一兼职只是时间问题。 这里说明一点，中共所谓的国务院“国家局“分为两类，称之为”总局“的与部委平级，其他由部委代管的都是副部级。其一把手是副部，副职自然是正司局。而这类国家局里面也设有业务司，但这类司的司长都是副司局级。 今年7月潘功胜先后接替郭树清央行党委书记职务和易纲只连任了三个月的行长职务之后，笔者即在相关分析文章中介绍了潘功胜升任央行党政一把手后，为什么还继续兼任着外管局党政一把手职务，原因之一可能是易纲的行长接班人很晚才被习近平“比选”出来。 在中共内部，有人将央行与其“代管”的外管局之间的关系，类比为公安部与下属的特勤局的关系。因为习近平亲信中的“至亲”王小洪在先后接替了公安部党委书记和公安部长职务后，甚至是在去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上升任中共书记书记处书记和在今年三月又被安排为国务委员之后，其特勤局党委书记和局长的兼职仍然保留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年6月，王小洪才总算把这一个外媒称之为“无比重要”的特勤局局长和党委书记的兼职让了出来。 那么相比公安部下属单位之一的特勤局，外管局作为央行代管的“国家局”，其在中共整个金融体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年7月“临危受命”为央行党政一把手的潘功胜要把这样一个重要兼职交出来，中共当局为他挑选接班人绝对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朱鹤新从潘功胜手中接棒外管局的消息一经传出，许多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中以“重磅”形容之。 其实，就在中共外管局网站以第一时间公布朱鹤新上任外管局党组书记消息的前两天，即已经有英国路透社抢先一步，“独家”报道了“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是在中国经济和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不利因素之际，中国将任命资深银行家、国有金融集团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为外汇监管机构新任局长。 一时间，多家中国境外的中文媒体，包括几家中共大外宣纷纷转引路透社的消息，有的还把标题做得十分耸动，诸如《中国突传重磅消息！路透：朱鹤新将出任中国外管局局长 任命料最早本周宣布》之类。 这令笔者自然联想起了成蕾。澳大利亚籍的前中共央视财经节目主持人成蕾，是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于2020年8月被中共当局“采取强制措施“的。直到今年10月11日才被中共新华社通报说她在服刑期满后，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执行驱逐出境。而其所犯“罪行”在新华社的新闻稿中说是“2020年5月，成蕾受某境外机构人员攀拉，违反与聘用单位签署的保密条款，非法将工作中掌握的国家秘密内容通过手机提供给该境外机构”。 成蕾获释后接受澳大利亚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因为她提前几分钟内透露了中国政府的官方信息，违反了对媒体报道的时限，导致她被中国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起诉，遭受了3年的牢狱之苦。 如此说来，成蕾女士三年前的那次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与前几天把中共中央决定调朱鹤新接掌外管局的“重磅消息”提前知会给英国路透社的那名“消息人士”的行为，百分之百的一样。只不过因为三年前的成蕾不幸撞到了中共当局正在为报复澳大利亚政府找寻人质的枪口上。 回过头来继续讨论曾经被盛传是易纲的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为什么只是被平级调任为外管局一把手。 故事还要从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27日的一则标题为《中国将调整金融系统高层和机构设置，习近平料安插重要亲信》的报道文章说起。该文章开篇先是说“习近平准备大举调整中国金融系统的领导层，将安排重要亲信掌管央行，并重新恢复一个中共的机构部门，以加强对金融事务的政治控制。这些举措是习近平重塑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努力的延续。近年来，他为加强中共统治，进一步削弱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接下来，文章中便借“知情人士”口，披露了“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是接替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易纲（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主要候选人”。并说“这还不是最终决定，政府高级官员的任命决定只有在3月初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才会公布。” 这篇当时被众多媒体纷纷转载的报道文章中还说：“知情人士表示，朱鹤新不太可能兼任央行党委书记，这是央行中最有权力的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符合央行现有的领导层安排。央行现任行长易纲是党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央行的二把手。目前无法得知朱鹤新将担任什么党内职务。这些人说，何立峰是习近平的长期助手，将成为主管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的副总理，他可能会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文章中还说：“习近平正在改组政府领导层，那些兼具政治地位和技术职能，以及在全球市场上具有公信力的官员们基本上都从中共领导层消失了。其中包括与特朗普政府谈判达成贸易协议的经济顾问刘鹤、资深银行家和金融监管者郭树清，以及现任央行行长易纲等人……。相比之下，朱鹤新在外国商人和投资者中鲜为人知。他缺乏国际地位，而这种地位使前任中央银行高级官员能够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讨论政策、亲密交谈，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及其他全球金融集会上表达见解……。” 华尔街日报如上报道文章一经出台，立刻被广为转载，各类标题诸如《习近平亲信朱鹤新和何立峰有望出任中国央行行长和党委书记，削弱其独立性》、《美媒：朱鹤新与何立峰或主掌中国央行》等等，一时间令朱鹤新甚至比当时的候命副总理何立峰风头更劲。以至朱鹤新在中信集团的一位下属不由得替自己的上司报怨：“这哪里是在捧啊？简直就是把我们的朱老总架在火上烤嘛！” 继而，今年三月中旬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出乎外界预料地宣布了易纲的“原地踏步”，华尔街日报立刻又发表《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留任，正值监管体系重组之际》一文，说是中国全国人大周日投票决定让65岁的易纲继续执掌中国央行，在金融监管体系重组之际推迟了央行行长的交接。知情人士透露，预计易纲将在央行的领导时间延长几个月，以在过渡期间提供连续性，时间安排可能会根据交接的顺利程度进行调整。知情人士称，金融集团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被认为是接替易纲的主要人选。 而就在华尔街日报二次发文，坚持认为朱鹤新仍是接替易纲的“主要人选”的一个月之后，朱鹤新辞去中信银行董事长的消息，一时间甚至也被中国境内媒体认为是佐证了华尔街日报的“料事如神”。 其实，当时的朱鹤新是以中信集团董事长身份，辞去了他所兼任的中信集团下属的中信银行的董事长职务，但因为众多媒体的报道标题多为《中信银行董事长朱鹤新因工作安排辞任》，内容中引用了中信银行公告的原文“朱鹤新因工作安排需要，辞去该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委员职务……。董事会选举该行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董事方合英为中信银行董事长”，于是便令众多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是朱鹤新因“工作安排需要”，离开了中信的领导岗位。 事实上，朱鹤新自打2020年3月从央行副行长位置上“转轨央企”后，其新职务全称就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中信有限公司董事长。而自2021年6月后，又兼任了中信集团下属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长，直到今年4月又把这一兼职辞去。 不知前面提到的几天前抢先给英国路透社曝料朱鹤新将入主外管局的“消息人士”，与今年2月和3月给华尔街日报透露朱鹤新晋升前途的“消息人士”是否为同一人。也无从判断中共当局在去年把朱鹤新列入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后，对是否安排他“荣归”央行有过什么样的讨论，但笔者倾向于相信将潘功胜视为易纲的央行一把手接班人，应该是早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即有过的央行“接班梯队”计划的内容之一。 在6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时任央行第一副行长兼中央财办副主任的易纲，和此前已经以副行长职务接替了易纲外管局党政一把手职务的潘功胜，双双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 十九大召开的次年三月，易纲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决定接班周小川的央行行长职务。当时即有传闻说易纲是在十九大上落选了中央委员之后，才被委屈安排进候补委员候选名单的，并与此前本来就是被安排进入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名单的潘功胜均顺利当选。 而在去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上，已经年过64岁的易纲，不被安排进入中委或者候补中委名单应该说不出预料，但至此已经担任央行副行长长达10年之久的潘功胜连个候补中委都未能连任，则令央行内部人士都感觉惊讶。 而正是因为当时的易纲和潘功胜均未进入二十届中委（候补中委），所以才会有二十大上的新任候补中委，曾经担任过金融副省长和央行副行长的朱鹤新一时间被外界看好。而所谓“消息人士”的透露，更可能是“消息人士”的分析和猜测而已。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深入介绍。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一组中国经济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来自海关贸易数据，今年前10个月，中国进出口下降6%，出口下降5.6%；进口下降6.5%；贸易顺差收窄2.7%。10月单月贸易顺差收窄30.8%。另据多家外媒援引中国商务部的数据，9月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728亿元，同比暴跌34%，创2014年开始公布该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显示，外国企业4～6月在中国投向建设工厂等方面的直接投资为4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降幅达87%。另据格隆汇数据分析显示：2023年三季度，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为-118亿美元，为1998年有记录以来，该项数据首次为负。截至9月底，外国企业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总计超过1600亿美元。这种罕见的情况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正在迅速减弱。 网友@老蛮频道发帖说：外资的撤离，已经无可挽回。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刚刚发布的数据，3季度的外商对华投资，终于呈现出净负值的情况。-118亿美元。从加入世贸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负值。这意味着外企资金的净流出状况，已经非常恶劣了。与前几年动不动就单季度五百亿八百亿美元的投入相比，更是恍如隔世。那个中外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一定是中外对抗的时代。官方这么多年的对外仇恨宣传，终于结出了硕果，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就在中国经济陷入深度危机，外资中资私企纷纷逃离的严峻形势下，习近平是如何应对的呢？首先召开中央金融会议，国安刀把子出手维稳金融，严禁唱衰市场，把市场管死，然后，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全面推进枫桥治理模式。就在市场急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环境的档口，习近平的作为进一步向中外投资人发出反向信号。正如网友@Air Ferry发帖所说：共产党频繁出台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盘活经济国安竟然出来恐吓，一方面给私企松绑却炮制出公私合营进一步措施，一方面与美国修好却派张又侠访俄，一方面在新加坡呼唤吓跑的企业回家看看却推广更恐怖的枫桥经验！ 网友@昆仑发帖说：颠覆和谐模式，枫桥经验预示底层互斗铸就顶层安全：（今天）三大常委会见枫桥经验代表，从最高层向全系统发出最清晰的信号，枫桥经验和模式，将是今后群众工作的主要思路与方式，这无疑是对和谐社会工作模式的颠覆，同时又是毛氏路线的回归，预示着一个全新的群众工作场景将推广到全国。同时我们看到，陪同的人员，陈文清，王小洪，张军，应勇，清一色政法专政力量，刀把子在手，才是枫桥经验的精髓和特色。什么是枫桥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把国家执法权，由国家行政机关释放到基层群众组织，底层社会组织的领导，掌握了行政裁量权和法律裁决权，群众之间的所有纠纷，不再由国家基层政府出面，而是由群众内部进行裁决，处理。此刻重提枫桥经验，是因为全国经济已完全走入下降通道，不可能有回升，只能通过将底层群众间的矛盾扩大化，政治化，斗争化，才能转移民众对经济问题的聚焦，让民众相互消耗在内斗之中，斗争代替发展，是枫桥经验再现江湖的根由。枫桥经验的本质是什么？是国家执法权的扩大化和滥用化，执法权被不具备执法资质的人和组织掌握，意味着国家专政力量增强扩大，意味着国家执法队伍的野蛮增长，意味着基层专政将走向失序、失控。枫桥模式对中国政治有何作用？答案是底层互斗，自然就会铸牢顶层安全，底层因为互斗，而失去了对顶层的力量威胁。这是每当国家层面有重大困难出现是，类似枫桥经验就会沉渣泛起的原因，他是高层转移底层矛盾的乾坤大挪移，最终都确保了顶层的政治安全。枫桥模式具体是什么场景？民众陷于自我斗争，这是最根本的问题，看似一拨群众在斗另一拨，实际上是自己斗自己，群众陷入自我斗争的闭环。当群众斗争进入白热化时，高层就会介入来降低温度，进行裁判，再打一拨，拉一拨，永远将群众提线在手中…从会见如此高规格看，枫桥经验将很快向全国推广，中国人的二茬罪，又一次向我们走来… 网友@YaxueCao发帖说：中共过去几年一直在发展“治安型社会组织”。在浙江诸暨枫桥经验发源地，在联防队、治安员、网格员、治安信息员等已经长期存在的基层治安结构基础上，有各种由派出所主导的调解中心、红色物业、红色四点半学校、救援志愿队、民生义工团等。一些省市走在前面，比如上海，现在有三大由政府主导的所谓社会组织，从事“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功能。各大城市过去几年在发展所谓的“义警”，遍布街道、商铺、企业、工厂等每个社会角落。他们在公安领导下从事形形色色的监控和维稳。比如说，深圳宝安区现在每45人中就有一个“义警”。习近平一直强调枫桥经验，不是为了对付“黑几类” — 构成黑几类的人是政治敌人，由警察、国安直接应对。枫桥工作法是要对整个社会进行人盯人式的管控，这需要动员和组织起大量普通中国人。 （全文转自法广）
恒大两万亿负债巨雷炸响不到一个月，又一家万亿级民营资本“中植系”危机一触即发。 “中植系”资本版图中最核心的金融投资平台——中融信托在近日接连遭到多起硬核爆料，矛头指向公司陷入流动性风险。 爆料称，中融信托全部产品（含资金池）停止发售募集，中融信托资金池已空，通过中植旗下四大财富公司（恒天财富、新湖财富、大唐财富、高晟财富）购买的中融信托产品全部暂停兑付。 凤凰网风财讯盘点发现，中融信托近年来接连踩中恒大集团、佳兆业、融创、阳光城、蓝光集团、泰禾集团、世茂集团、华夏幸福、海伦堡、名门地产、东亚地产、郑和发展、北大资源、青海国投、皇庭国际等至少15家地产相关企业的大雷。 而中融信托由于本身巨大的企业关联网络，此次兑付危机还对8家上市公司或造成直接影响，涉及金额超4.1亿元。 其中，咸亨国际(605056.SH)购买的中融-丰盈176号本金约257万元、金博股份（688598.SH)购买的隆晨1号和泽睿1号共计6000万元、南都物业（603506.SH）投资3000万元汇聚金1号，均逾期未兑付。 此外，ST民控（000416.SZ)3月28日公告滚存投资1亿元的汇聚金1号（一年期）、微光股份（002801.SZ）有2笔共计5000万元的汇聚金1号（分别于8月20日、9月11日到期）、双成药业（002693.SZ）认购3000万元隆晟1号（10月17日到期）、安利股份（300218.SZ）使用2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了圆融1号（12月27日到期）、金房能源（001210.SZ）在过去一年购买多笔中融信托产品，其中仍有4笔共计1.2亿元未到期。 不止企业受影响，据爆料，此次中融信托暂停兑付的部分，涉及15万名高净值投资人，债权权益约合2300亿元（另有一说是6072亿元）。 影响面如此巨大，据悉，中融信托暴雷危机已经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并启动专项风险化解小组。 中融危机再揭“中植系”伤疤，万亿民营巨头走进“雷暴区” 中融信托的困境，或只是“中植系”危机的冰山一角。 作为国内老牌资本系，“中植系”资产超万亿，广泛涉猎金融、地产、教育、科技、新能源等产业，目前仍控制或参股了8家上市公司宇顺电子（002289.SZ）、ST天山（300313.SZ）、凯恩股份（002012.SZ）、美吉姆（002621.SZ）、康盛股份（002418.SZ）、美尔雅（600107.SH）、金慧科技（原名中植科技，08295.HK）、宝德股份（3000023.SZ）等。 但如今，8家上市公司面临着或退市、或待售、或亏损的困境。 准油股份（002207.SZ）作为中植系曾经的核心资产之一，在8月11日被正式转让予新疆克拉玛依国资委；基金平台“中融基金”在2月7日也被以约29.49亿元的高溢价“卖身”国联证券；3月份，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通过旗下的北京捷成胜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接手了中植系和世茂集团合作开发的北京IN三里项目。据传，于冬、许荣茂和解直锟私交甚笃，二人均为其治丧委员会成员。 关于中植系金融风险的调查，更不曾断绝。 凤凰网风财讯注意到，此前便有消息称，中植系的四大财富管理平台（恒天财富、新湖财富、大唐财富、高晟财富）有约4000亿元的资金缺口。 其中，恒天财富曾传出部分高管被边控，涉及对象包括总公司高管及大区负责人。 3月30日，恒天财富间接全资持有的“青岛恒天睿信”，还被江西省吉安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公开点名”称，青岛恒天睿信家族办公室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存在金融风险，无金融展业资质，且注册地人去楼空，投资者若不小心参与该公司金融业务，请尽快退出。 今年4月，“中植系”旗下中植汽车安徽有限公司（下称“中植汽车安徽”）因未按规定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被国家税务总局六安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处罚款4845万余元。这起行政处罚也恒天财富有关。 根据中植汽车安徽的行政处罚书，这家公司从2020年7月至2022年3月，募资了180.387亿元。募资凭借的是2019年实施的一笔“非公开发行定向融资计划”（定融理财产品），通过向广西捷算等备案登记，承销方是恒天财富。 另外，中植系的其他财富公司也已身处调查风暴眼。证券时报曾报道称，中植系旗下三家财富公司（恒天财富、新湖财富、大唐财富）通过广西捷算发行的伪金交所产品，规模可能上千亿元。但广西捷算被质疑是一家“伪金交所”，这些资金也去向不明。 “中植系”曾经辉煌如炬，如今却可谓利空不断。而这一切，距离中植系创始人、原董事长解植锟离世，尚不到20个月。 大佬离去，不止留下了一个万亿“资本巨鳄”，也留下一场金融和地产风险层层纠缠的“未了局”。曾经左右中国金融的9大派系，如今已留存了了。据传，目前对中植系的风险摸底也已经展开，这家迷失在资本扩张中的老牌“金融巨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踩雷房地产后被套牢，中融仍在当“接盘侠” 解植锟于2021年12月18日去世后，其外甥刘洋接过中植系的“权柄”，成为了集团的“一号人物”。刘洋最早掌控的中融信托，近一年风险频发。 而往上溯源会发现，中融信托的危机导火线之一，就是房地产。 凤凰网风财讯粗统，过去两年间，中融信托连续踩雷15家企业，包括恒大集团、佳兆业、融创、阳光城、蓝光集团、泰禾集团、世茂集团、华夏幸福、海伦堡、名门地产、东亚地产、郑和发展、北大资源、青海国投、皇庭国际等。 例如在2021年，中融信托就与华夏幸福相关联的四个集合信托计划“融昱100号”、“骥达11号”、“享融223号”和“享融287号”相继爆雷。彼时，中融信托透露，债权本金合计59.84亿元。 2022年，黑龙江银保监局公开行政处罚信息，中融信托因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投放到“四证不全”房地产项目，被罚款20万元。 此后，中融信托又相继被曝出与世茂集团相关联的融沛231号、融筑421号展期，规模合计近29亿元；与海伦堡相关联的融沛275号展期，规模12亿元……仅2022年，中融信托旗下便约有10余只涉房产品或违约、或展期。 中融信托钟爱房地产投资，其涉房规模在2020年曾一度飙升至1291.50亿元。尽管之后涉房规模有所降低，但截至2022年6月末，中融信托的存续房地产业务规模仍有793亿元，且所涉房地产项目多有延期。 大量地产投资让中融信托在过去两年吃尽了房地产暴雷的苦头，以致中植系在金融投资之外，开始“发展重点逐渐转移至半导体、新能源等产业。”不过凤凰网风财讯留意到，中融信托的地产版图似乎并未大幅缩减。 甚至在3月17日，中融信托先后接盘了黄光裕的长沙先导臻缔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三亚国美旅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从阳光城等多家房企手中接盘天水光恒地产100%股份；从真水生态等接盘蓝绿乙山置业……房地产接盘动作不断。 不过，在中融信托产品全面停止兑付的当下，其接盘的这些地产公司及相关楼盘的未来或再度变得迷茫未知。 中植系寄予厚望的新兴产业尚待市场检验，那么它何时能跳出金融风暴和地产迷局，也只能等时间给出答案了。 （全文转自凤凰网风财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