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公投10周年民調：多數民眾認為弊大於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作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六四”鎮壓後爬上權力頂峰。在其當政的十三年間，香港實現主權移交，中國成功加入世貿，並獲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國貪腐泛濫，政治改革停滯，鎮壓法輪功更導致人權法制急劇倒退。回首中共建政歷史，江澤民留下了什麼樣的足跡，又帶來怎樣的影響？ 1989年6月3日夜間到4日凌晨，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在北京發生。短短二十天後，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京召開。 善於投機的技術官僚 靠鎮壓學運爬上權力之顛 中國官媒報道稱：「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選舉江澤民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趙紫陽所犯錯誤的報告，並選舉江澤民為新任總書記。五個月後，江澤民成為中央軍委主席，1993年成為國家主席。 對於江澤民登上權力頂峰，旅美時事評論員橫河告訴本台：「他爬上去的整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技術官僚（向上爬）的過程，他並不是一個政治家。技術官僚的話, 在政治上他就要投機。」 江澤民的身世之謎 公開資料顯示，江澤民於1926年出生於江蘇揚州一個富裕家庭﹐祖父江石溪中年棄醫從商，育有七個子女。老大江世俊，即江澤民生父；老六江世侯（即江上青）1929年加入中共，並成為新四軍元老之一，1939年被地方武裝打死時才二十八歲。後來，江澤民一直稱自己在十三歲時就被過繼給其叔父「江上青」 的遺孀王者蘭，屬於「紅二代」，但旅美時事評論人士橫河說：「這個事情其實一直到最後都沒有被證實。」 公開資料還顯示，江澤民曾就讀於揚州中學，1943年考入在日佔區南京復辦的中央大學 電機系，之後轉到上海交通大學同系，1947年畢業。之後，他加入美國人擁有的上海海寧洋行任工程師。在中國官方傳記中，經常忽略江澤民在南京淪陷期間的學習經歷，堅稱他當時是一名熱心的共產黨員，積极參与反日學生活動。另一些人則說，江澤民最早是在1946年（日本戰敗一年後）加入共產黨的，當時他還在上海讀書。 意外登上權力巔峰 江澤民的政治崛起與鎮壓學運密切相關。自1985年起，江澤民先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及市委書記，而在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學潮期間，江澤民就接見過上海的學生代表，並把學運打壓下去。橫河告訴本台，中共黨內當時曾要求觀看江澤民訓斥學生的講話，他自己也曾看過該視頻。 不過，把江澤民直接送上權力巔峰的還是整肅《21世紀經濟導報》事件。當時正值八九學運初期，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率先查封了敢講真話、支持學生的《21世紀經濟導報》。橫河說：「就是在全國所有的省市領導人都在觀望、沒有做出決定的時候，他（江澤民）是唯一一個站出來，對相對來說自由派的思想和跟這次學生抗議活動有關係的（進行）鎮壓的人。」 強力鎮壓讓江澤民贏得了實際掌權的鄧小平的信任。同時，他還擁有「紅二代」 身份。很快，原已準備退休的江澤民就被鄧小平欽點進京，並踏著「六四」學生的鮮血飛黃騰達。 不過，剛剛接任總書記的江澤民謹慎、保守，甚至一度採取向左轉政策，令鄧小平非常不滿。「如果繼續回到左的這條路線上去，實際上是對鄧小平的全面的否定。」 旅美時政評論人士蔡慎坤對本台表示，「這是鄧小平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當時他才發動了一場南巡，由軍隊來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實際上，這對江澤民來說是極大的震懾。」 看到風向不對，江澤民立刻轉向，表示堅決擁護改革開放，這也體現了他投機分子的本色。 以腐敗治國 強化對軍隊的掌控力 「你們比西方記者跑得還快，但是問來問去的問題都too simple（太簡單）, sometimes naïve（有時很幼稚），懂了嗎？……中國有句話叫『悶聲發大財』，我就喜歡這句話，就是最好的。」 這是2000年10月，江澤民訓斥香港記者時的一段講話。 「六四」鎮壓後，為了保住中共政權在政治上不受挑戰，江澤民採取了「悶聲發大財」的方式，推動人們把注意力轉向經濟生活，專註於發財、致富和搞錢。橫河說：「這是江澤民時期治理的一個重要方式，類似於黑金政治，你可以去發財，但是不要去碰民主、自由這種東西。」 「悶聲發大財」的具體表現就是「放手腐敗、鼓勵腐敗」。蔡慎坤指出：「尤其是軍隊，後來為什麼買官賣官成風？那就是江澤民為了保持對軍隊的掌控力，放任軍隊搞腐敗。首先，他自己帶頭搞腐敗，下面的百官都必須要腐敗，不腐敗你怎麼進貢呢？」 江澤民時代的經濟改革主要由總理朱鎔基主持。旅美經濟學者何清漣在寫給本台的特約評論中曾指出，朱鎔基採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來推動國有企業改革。這為胡溫十年的政府財政稅收與國有經濟奠定了基礎，也為習近平時代留下了家底。同時，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導致的「圈地運動」也開始於江時代，並在胡溫十年發展成地方的「土地財政」，成就了中國經濟的表面繁榮。對私有經濟，當局也採取了開放態度。 雖然經濟向好，但蔡慎坤指出，正是從那時開始，中國形成了官僚利益集團和壟斷利益集團牢牢捆綁在一起的模式，彼此輸送權力與利益：「他們形成的一個複雜、互相循環的一個模式。」 他說，在這種模式下，當局出台的所謂「改革」主要嘉惠於這兩大特殊利益集團，而並非惠及到全體民眾。這也讓中國的經濟改革從此走上一條「邪路」。 鎮壓法輪功 徹底摧毀中國人權法制 中國的人權法制在1980年代時尚在初步發展階段。江澤民上任之初，情況還在按照慣性前進。「真正的出問題是出在了江澤民的對法輪功開始動手之後，人權法治就基本上被摧毀得一乾二淨了。」 蔡慎坤說，「打擊法輪功，實際這是江澤民在政治生命中最大的一個硬傷，也是他一直耿耿於懷、放不下心的一件事情。」 法輪功是一種佛家修鍊大法，於1992年5月在中國吉林省公開傳出，短短7年，修鍊人數就達7000萬至1億。而中共始終把一切宗教信仰都視為對其統治的挑戰，江澤民更是將法輪功視為眼中釘。 橫河說：「有很多後來的文件來證明，就是在(1999年）4月25號（中南海上訪事件）到7月20日（法輪功被取締）之間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個人在策劃。當時在政治局常委裡面沒有支持他的，但是他一個人就決定了，因為他說『這是在和共產黨爭奪群眾』。」 江澤民一手製造了對法輪功的鎮壓運動，其殘忍血腥和影響之廣遠超當年「六四」事件。直到今天，這一鎮壓政策依然存在。江澤民也被指為大規模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魁禍首。蔡慎坤指出，為鎮壓法輪功，中共從上到下成立了專門的領導機構「610辦公室」，完全目無法紀，並明確要求任何律師不準受理法輪功案件：「你想想，這還有什麼法治呢？我們看到後來高智晟這樣的人，他不就是接了法輪功的案子，給領導人寫了公開信，最後導致他現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是不是？」 江澤民在任期間，因人權踐踏行為而在多國遭到起訴，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法輪功學員在阿根廷起訴江澤民一案。該國聯邦法官最後判定江澤民犯下「反人類罪」。雖然中共後來通過政治運作令該法官被撤職，案件也被否決，但影響依然頗深。橫河說：「不管怎麼說，作為一個中共的領導人，在國際上被判反人類罪，這個也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連毛澤東都沒有過。」 喜愛外交做秀 出賣國土給俄羅斯 江澤民時代，中美關係走出「天安門」鎮壓後的低潮，並逐步進入一種蜜月期，與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也相對融洽。在其任期內，香港與澳門主權順利移交，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WTO），並獲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 蔡慎坤說：「那個時候西方國家對中國是沒有戒心的。而且，我認為江澤民也沒有要統治世界或者給世界指明方向的這種野心。在國際上，就沒有形成太多的對中國的制約。」 不過，在江澤民任內，也發生第三次台海危機和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國轟炸事件，導致中美關係一度緊張。 （江澤民在訪問菲律賓時演唱貓王的「Love me tender」） 江澤民喜歡吹拉彈唱，曾在會晤外賓時表演唱歌、彈吉它、拉二胡，還時常大秀英文。他也曾接受美國《紐約時報》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著名記者華萊士等的專訪。不過，這些訪問報道最後反被認為是中國對外宣傳的「大突破」和「成功案例」，江澤民在受訪中一直為中共專制制度、以及「六四」鎮壓和迫害法輪功等辯護。 (江澤民回答華萊士：「中國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制體系，我們確實有新聞自由……」) 「他不是一個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領導人。他的表演欲比較強。」橫河指出，江澤民除了做秀，實際在任內並沒有什麼突出的外交成果，加入世貿及申奧成功等也只是一些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他的「賣國」事迹卻影響更深更廣。 在江澤民任內，他與俄羅斯簽訂了多項邊界協定，但國內媒體的相關報道都低調而模糊。曾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的旅美學者嚴家祺撰文提出，江澤民任內十三年，在對俄關係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事實上承認了一個半世紀以來中俄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並以這些條約造成的邊界狀況，劃分中俄兩國國界。嚴家祺提出，應追究江澤民的賣國責任，重新審議相關條約、協定和有關議定書。據統計，江澤民總共出賣的中國領土高達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 海外政論刊物《北京之春》榮譽總編、本台特約評論員胡平分析背後原因時說：「那個時候，中共因為剛剛經歷過『六四』，受到國際社會、主要是西方國家的強烈制裁，江澤民就急於和俄國搞好關係，建立所謂戰略夥伴關係。」 但也有評論指，江澤民這樣做是為一己之私，他一直擔心鄧小平隨時會把自己撤掉，因此希望拉攏俄羅斯，從外部全力幫他鞏固權力。 最近，台灣的總統賴清德公開質問，中共如果真的在乎領土完整，為何不拿回清朝《璦琿條約》割讓給俄羅斯的中國土地。北京方面啞口無言，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則發表回應，稱莫斯科與北京已於2004年解決了邊界相關爭議。橫河：「正好說明這個賣國千真萬確就是落實在江澤民頭上，而不是滿清的頭上。」 當政十三年 掌權二十年: 江澤民為何遲遲不願下台？ 江澤民當政十三年，但外界普遍認為，他實際掌權二十年，因為在後來的胡溫時代，江澤民還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垂簾聽政」。橫河指出，江澤民的目的是為使其政治遺產不被否定，包括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為此，他打破了黨內兩個政治規矩，一是把政治局常委從七人變成九人，即形成所謂的「九龍治水」；另一個就是在胡錦濤上台以後兩年多，他才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位。 蔡慎坤表示：「胡溫想搞政治體制改革搞不動，也就是因為江澤民已經定下這個框框。他是『九龍治水，各自為政』。你即使是總書記，也不可能再去管其他常委分內的事情。這就是的制約了胡溫他們手上的權力。」 橫河也提到，政治局九個常委當中，大多都是江澤民的馬仔，其中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排名最後，權力卻是最大的：「這個實際上就是為了確保胡錦濤上台以後不會否定他的迫害法輪功的政策。」 江澤民時代，政治上提出「三個代表」並將其寫入黨章，也由此開放了資本家入黨的先例。蔡慎坤說：「這相當於摻沙子，不像現在的習近平的呢，要純潔黨的隊伍。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認為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實際上是有幫助作用的。」 不過，橫河認為，「三個代表」實際上是一種統戰策略，旨在將改革開放後新湧現的各界精英納入共產黨體制，以防止他們提出政治訴求，挑戰共產黨統治。但此舉理論影響力不大，也沒有被真正貫徹下去。 同時，江澤民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隔代挑選了習近平為胡錦濤的接班人。蔡慎坤指出，其本意是要保護其家族和江派集團的利益：「因為他的家族的利益到後來實在是太大了，他身邊的馬仔、跟班的實在是太多了，他要保護這批人的利益。所以，他想選一個沒有能力的人，一個非常平庸的人，從胡錦濤的手上接過旗幟，最後選了習近平這樣一個人。」 不過，習近平上台後即展開反腐運動，並竭力清洗江派勢力，還把政治局常委從九人變成七人，重新集中權力。他在各領域向左轉的政策也導致中國政治、經濟的全面倒退。這一結局恐怕也是江澤民當初意想不到的。
近日，以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為首的多個海外民間組織在美國紐約舉辦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和八九民運三十五周年的活動。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在活動中發表演講，分析了中共體制內民主力量的演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王允就近幾任中共高層領導的政治傾向對蔡教授進行了專訪。 江胡臨門一腳卻不敢 記者：您在演講中分析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也提到他們當時也是有改革的可能，那為什麼又縮回去了呢？ 蔡霞：對江胡的評價，我認為，在未來的中國歷史研究上，如果從比較客觀、理性的角度去看待這二十多年，江澤民十三年，胡錦濤十年，你就會知道這期間是充滿矛盾和多面性的。這兩個人他們本身是理解民主的，也是了解民主知識的，因為這是他們的知識水平決定了的。但是，他們根本的問題在哪裡？就在於，他們統治這個國家的根本立場、根本利益是他們的最大局限性。他們沒有勇氣突破這個局限性。最突出的表現，我認為是，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本來這個黨是可以往前面走的，但臨門一腳他不敢。因為他如果真的把政治改革這個門打開的話，哪怕你進一小步，中國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而他（可能顧慮）他個人未來在歷史上承擔什麼名聲，他不敢當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胡錦濤同樣如此。這種情況下決定了他們是矛盾體。一方面他們有想法給一些開放的空間，這是有可能的，不是沒有的，但另一方面，一旦觸到底線，他們就逃回來了。因此，民間似乎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就是在底層生長，在搞基層民主自治，不動搖他的政權，不觸及他的政權，他是睜一眼閉一眼的。他並不是像2010年之後對非政府組織嚴加管理、控制的那種情況，這個之前他們其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因此基層社會是有發展的。比如小區的業主委員會，就是我們共同來管理這些事務，我們怎麼去做等等。 記者：您說江胡臨門一腳卻不敢，有什麼具體表現嗎？ 蔡霞：比如三個代表。大約是2001年的時候，江澤民的提法是內部傳達的。當時有個事情是石家莊的五連環爆炸案，和那個事情是一塊兒傳達的。他的提法是，政治體制改革只做不說，或者多做少說，他說，你們媒體不要當作熱門題目來炒作。我聽下來的意思就是希望有限的改革，往前走。但他具體的方案最後也沒下來。所以，他這臨門一腳是踢不出去的。 又說胡錦濤。胡錦濤時期，他在十六屆四中全會時期有一個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通知。我的理解是，你講政治體制改革，其中否定的意味很多；但你換個角度講，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那就是往前走的意味多。所以他是迴避了「改革」的提法，但實際上他講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說白了就是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就是你怎麼領導這個國家、怎麼統治這個國家，其實就是換了個名詞的政治改革。但是，他沒能做到，黨內的阻力非常大。他的一些有限的措施在這個通知里提到了。他也說，沒有哪一個政黨是可以一勞永逸的，可以永久拿著政權的。這是一個。 到了2006年，當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往前面走的時候，中國社會的矛盾不斷積累，它表現出來就是社會群體事件、矛盾衝突不斷發生。因為經濟往前走，而政治停滯，這兩者不平衡，就造成大量的社會事件。所以後來，胡錦濤就搞了一個「中國特殊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這個大家都知道。他其實就是想，既然從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層面突不破，那麼我從化解社會矛盾的角度可不可以推進國家的發展？其實我覺得胡錦濤也是在苦心巴巴地干這個事情，但是動哪一步都會觸及到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問題。他上面有老的，常委中有保守的，這個東西他是動不了的。我們一直說九龍治水，每個人都各管一塊兒，那一塊兒就是每個人的利益王國。你動哪一塊兒，常委不同意，胡錦濤就幹不了。 記者：我們也注意到，在胡錦濤後期開始打壓公民社會，比如對「茉莉花革命」的鎮壓，後來還有些相關的舉動。胡錦濤下台後，又是習近平上台，就感覺好像是有一個順序，從江到胡，再到習，似乎是一個漸次保守的過程。那麼這是偶然形成的，還是說即使不是習上台，另外一個人上台，也會有這樣一個漸次保守的趨勢？ 胡錦濤保守傾向的秘密 蔡霞：我最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但不能說我已經思考成熟了。你看胡錦濤執政的兩個五年，第一個五年，他是相對開放的，中共黨內也一直覺得整個氛圍是比較寬鬆的，各種意見都能講。我後來問了一下媒體，他們也說，我們覺得2002年到2006年是很寬鬆的。但07年十七大以後，他就開始趨向於保守了。我覺得這個裡面是有原因的。一個原因是07年的十七大之前，十七大是07年10月召開的，這個之前的2月份《炎黃春秋》發了一篇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引起了很大的爭論。這篇文章是中共黨內的一個老人，是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他的意思就是我們應該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此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爭議。 我當時看到這個文章，就跟中央黨校黨建部的主任講，你注意觀察，這個問題會引起非常大的爭論；那場爭論，當時黨內很多保守的人就鼓動出來壓制。胡錦濤始終不壓制，他沒有壓制那場討論。這就意味著黨的頂層領導不參與，讓大家去討論。那場討論交鋒是非常激烈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它甚至可以把中國推向民主社會主義。胡錦濤沒有壓制它。但他在十七大報告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什麼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就隱含著一個意思，就是否定民主社會主義，我們不會走那條路。所以他在那個時候講了，我們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而走我們自己的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這個時候他的回答趨向於保守，為什麼？因為他突破不了這個底線，鄧小平已經劃定了理論底線，江澤民都沒敢突破，他能突破得了嗎？他在理論上比江澤民還要弱一點，江澤民好歹好有些東西。 胡錦濤為什麼在第一個五年還那麼寬鬆，還能有一些空間呢？是因為曾慶紅在當常委。曾慶紅在管黨務這一塊。當時在中央黨校內部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二十年之際，中共中央編譯局，也就是專門翻譯馬克思、毛澤東等領袖人物著作的，他們的出版社就想出一本書，就是二十年後回過頭來看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改革，它是綜合了戈爾巴喬夫身邊的人和美國等西方學者的看法，它並不是匯總中共黨內的東西。這本書能否出版，爭論非常激烈。曾慶紅就去看這本書，他就說這本書要出。他說，這本書出版以後，你可以不公開賣，就不再新華書店發行，但一定要在黨內發行。他建議黨內所有副省級以上的幹部都去看這本書，要讓大家知道，未來的政治改革要面臨多麼複雜的情況，我們應該怎麼去做？從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其實曾慶紅並不保守。 但是，為什麼胡錦濤第二個五年趨向於保守？因為常委換了，誰管黨建，誰就管意識形態，誰叫管整個黨的（思想）動態。第二個五年常委中有誰？有習近平。 記者：是習近平上台以後，黨內的保守力量自然增強了嗎？還是說，在習近平獨裁的體制下，那些高層不得不表現為保守？ 蔡霞：保守力量開始抬頭。習近平上台，對中央黨校來說就是一個信號。2007年底，他當了常委，主管中央黨校，他是中央黨校校長。2008年暑假，在中央黨校最後一個教學研究的會議上，就是教授們參加的教學總結會，我們中央黨校的副校長傳達了他的話，中央黨校姓黨，所有黨校老師講課、講話都要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誰要是覺得委屈了自己，你們要是敢隨便講話，你要自己想想辦法。當時我在台下聽著，我就是一個大炮筒，我很直，所以我就說，共產黨什麼時候變成黑幫了？怎麼聽著就跟黑幫老大威脅人一樣呢？哪能這麼說話的？從來沒有中共黨校的校長敢這麼訓過老師的。 我想告訴大家，在中央黨校我不是另類，中央黨校有一批的人是我這樣的。他們的理論比我深，他們的思考比我深。只是他們比我沉穩，他們沒說話，而我是個直性子，我就直接說了。就是這點差別。其實中央黨校那個小環境就是那樣的。 記者：但你如何看待蔡奇呢？蔡奇早年似乎還表現出一點民主的傾向。 蔡霞：這種人就是典型的以利益為導向的政治投機取巧派。我跟蔡奇還有過直接接觸。我在2006年接觸了他，我對這個人就沒有過好印象。所以我就知道他，但這個事情以後再說。 所以，習近平上台（擔任常委）以後，他來主管黨建、主管意識形態，立即就開始左轉。其實習近平上台之後，大家都知道下一任（中共總書記）就是他了。尤其像胡錦濤這樣的人，胡錦濤有一個特點。我曾經對我們黨校的副校長，他曾經在江胡時代當過高參，叫李君如，管理論的。我對李校長講，李校長，胡錦濤有些問題是沒有把住的，將來黨會出很多問題，就會栽在他頭上，讓他去承擔責任。我跟李校長他們講話也是很直，所以我就不在這裡多說了，因為沒有多少時間。李校長當時跟我講了一句話，這是他單獨和我說話。他就說，錦濤書記善於協調。我一聽這個話，什麼意思啊，就和稀泥唄。他頂不住啊，頂不住，下一任就是你（指習近平）當總書記，我也就是這一任。所以他最後五年趨向於保守，不是他的主意，而是習的主導，但誰也不能講。而且我們知道，當時是九龍治水，大家討論意見，一個人有不同意見，決議就做不了。所以，十年他沒幹什麼事。改革開放沒有向前，就是深層改革推不動。 摘桃子的人 記者：但對於習近平，大家還是有一些疑問。就像你剛才講的，他本身就是很保守的一個。但是他剛上台的時候，大家的反應是，習在沿海主政了好多年，包括上海、福建和浙江。他在沿海這麼多年對他沒有什麼影響嗎？ 蔡霞：中國共產黨提拔幹部是有訣竅的。什麼訣竅？就是這個人我認定了要提拔你，我先把你放到原來基礎比較好的地方去，讓你鍍一下金，只要你不說話，順著走，他那個地方什麼都好，經濟也好，自然就上去了。你上去了，大家可能就覺得，那個地方好，以為就是你乾的。 我是江蘇人。江蘇省要把一個幹部提拔到省部級，先會把他放到蘇州去。我就是蘇州人。蘇州那個地方多好啊，你就在那個地方，不說話，待兩年，自然就起來了。習近平到上海，到浙江，都是這樣一個狀況。2006、07年，中央黨校另外一個副校長，他帶隊去浙江搞調研，題目是科學發展觀在浙江的貫徹落實，我們有黨建組，政治組，有經濟學和社會學。我是屬於政治組和黨建組這一塊的，但我比他們去得晚。我當時在成都開會，他們直接從北京去杭州，我開完會第二天才到杭州。他們頭一天到了杭州，第二天早晨吃飯的時候，習近平跟大家吃了一頓早飯。 我是下午趕到的，習近平這次吃飯我沒有參加。當時雖然我們是不同系部的老師，但都是同一個學校的，大家都知道誰是誰。後來，我同一個小組的老師，我就問他，今天上午你們聽習書記說了什麼。他就悄悄地把我拉到一邊去，你知道他跟我說了什麼嗎？他說，一個多小時，拉拉扯扯，我們都拿著本子想記，但什麼也沒記下來。沒東西，就是沒有思路。他說，他是真沒能力呢，還是不想跟我們講，就是個禮貌，想應付我們？我說我也不知道，因為我沒見過這個人。但是回過頭來看，我就理解了。中央已經定了要把這個人提拔上去，你不得給他累計政績嗎？你就得給他往好的地方放。所以要放上海，放浙江。你只要順應就行了，活兒是下邊的人乾的。浙江那個地方，民間基礎特別好，因為我在浙江寧波、溫州、台州全都搞過調研，全部都去講過課，我知道那裡的官員、那裡的民眾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浙江是不談主義，只談賺錢的地方，官員也是思想非常的活躍，他們不會強調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所以浙江只要經濟上去了，官員的政績就出來了。所以並不是習近平在那裡幹得好，而是屬於別人幹得好，他去鍍金，他是摘桃子的人。而中央是故意讓他摘桃子的。
習近平上台之後即全面復辟毛澤東時代「黨委一元化領導」的所作所為，其實也是在完成江澤民未竟的「事業」。習近平如今無以復加的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對江澤民執政時期全盤否定鄧小平和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理論和實踐的變本加厲。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的「兩個確立」脫胎於江澤民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著重介紹和分析了諸如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謂「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蕭規曹隨和發揚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權已經「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並「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論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由此 「法定」了江澤民本人的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雖然當時的鄧小平和陳雲都還在世。 當然，圍繞「核心」二字，當年的江澤民也只是為日後的習近平提供了黨法的保障和實踐的基礎，當年的「江核心」雖然也在兼任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同時也兼任著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甚至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不過在他總書記的13年時間裡，畢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終存在。當時的所謂「黨的領導核心」或者說「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和個人獨裁還不能劃等號，不似如今的習近平，已經把他個人的「核心作用」瘋狂到了地下的毛澤東如果有知都會感慨一句「後生可畏」的極致。最近的一個實例就是本文截稿當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黨組成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述職」。 僅從中共新華社通稿標題的字面看，「黨中央」是誰？就是習近平自己。 前面說了，30年前江澤民在十四屆四中全會上主持通過的那份所謂「劃時代文獻」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沒有一處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報告中還數次出現的「政治體制改革」字樣。按照江澤民在這個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夜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解釋：籠統地講「政治體制改革」，並且把它作為一句時常出現有報紙上、理論文章中的口號，很容易誤導輿論。整個八十年代里，黨內自由化分子、社會上和境外敵對勢力，一再利用我們黨自己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口號，以促進「改革」為名，與執政党進行所謂的「合法」鬥爭。一時間，什麼「法大於黨」、「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等等烏七八糟的東西都冒出來了。所以在起草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時，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議，沒有在文中繼續沿用「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辭彙，而是以「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完善黨規黨法，實現黨內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體內容來說明問題。 江澤民這裡說的「下面的同志」，具體是指的當時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澤民政治秘書，有「鄧力群文膽」之稱的滕文生。 如果筆者不在此專門提醒，應該會有不少人會想當然地認為十四屆四中全會上這份黨的「劃時代」的重要《決定》，應該是出自「三代帝師」王滬寧的手筆。其實不是。 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當年初，王滬寧才剛剛被提拔為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當年夏天確實也以學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參與討論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草稿，但只被徵求意見和建議，他本人並非文件執筆人之一。他王滬寧是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半年之後才奉昭進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務委員兼政治組組長。其當時的頂頭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師」。 話說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後，正式接替了溫家寶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的曾慶紅當有了「大內總管」的雅號，而當時的「大內御筆」還不是王滬寧而是中共理論左王鄧力群在江澤民初入中南海時即為江澤民舉薦的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秘書長滕文生。從江澤民上台之初到本世紀初王滬寧因為炮製了「三個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師」地位之前，江澤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趙紫陽麾下的鮑彤的角色更為吃重。 出生於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學歷是一九六零年以「調干生」名義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學習。 「文革」結束是他還只是個《紅旗》雜誌的小編輯。 一九八一年一月，當時還被鄧小平十分器重的鄧力群出面組織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名義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開始招兵買馬、結黨營私。而被鄧力群網羅進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論師兄盧之超。 鄧力群當上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一直兼任該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鄧力群被迫退出權力核心，該研究室被趙紫陽撤消為止。 這個滕文生當年在人大受訓時，不但接受的「理論教育」內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訓練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維方式。這就決定了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即使想師法改革派，將自己的思想觀念「解放」一下，讓自己的理論思維跟上現代化水平，都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當時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內凡對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該人為什麼會像阿Q怕說「疤」字一樣，一聽到「政治體制改革」之類的字眼便會反感到生理上發生問題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論上「出名」，全憑當年追隨鄧力群、胡喬木積極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在這些左將、左棍們的眼裡，當時中共開明派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黨內的具體體現。 當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台後，鄧力群企圖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 聲稱不但要批「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還要批「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引起趙紫陽的不安和公開批駁。於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開前夕，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乾脆將鄧力群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組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由鮑彤任主任。鄧力群不甘心失敗，針鋒相對地成立了一個「反自由化寫作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幹角色。 八九「六四」鎮壓之後，滕文生受命參加對趙紫陽、鮑彤「罪狀」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熱程度和拚命精神已經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 至於此時的滕文生為什麼被江澤民看好，局內人驚奇之餘，認為無非是兩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澤民上台的前提是對趙紫陽的廢黜，所以必須要啟用趙紫陽的敵手。越是對趙紫陽恨之入骨，與其不共戴天者，對江澤民來說越發可靠。 再者，當初鄧力群的「研究室」被趙紫陽下令撤消之後，滕文生在家待業一段時間後即被鄧力群成功推薦給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來的正局級升任了副部長級的中顧委副秘書長，從江澤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顧委員副秘書長的身份，幫助江澤民與政治老人們進行政治聯絡和私人交易，令江澤民更覺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澤民當年與老人黨之間的許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極少數幾個知情人的可能。 客觀上講，滕氏雖然思維方式極度僵化，但其文筆之流暢，一些改革派理論家也都表示信服。對江澤民習慣的「黨八股」套路，滕文生簡直就是信手拈來。只要江澤民交辦一份文件、講話稿之類的東西，滕文生不但脫稿神速，而且絕對保證只將江澤民的思路「錦上添花」，又絕無畫蛇添足和曲解領導意圖之嫌。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標榜其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哪些方面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其出籠經過是：自鄧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後，連中宣部內部都出現了很大的爭議，有人還編出順口溜：「說三道四，左右為難」。「三」指「（十一屆）三中全會」，「四」指「四項基本原則」。意思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反左，現在又弄出個四項原則提倡反右，豈不是讓搞理論和宣傳工作的人無所適從?鄧力群手下滕文生等人則牽強附會地將四項原則解釋成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精神的發展，硬是在兩者之間找出了「共性」，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第一政策與毛澤東的閉關鎖國、階級鬥爭為綱之間，分析出「內在繼承性」。這一「理論建樹」非常對上台之初，急於大樹特樹「第三代領導核心」之權威的江澤民的胃口。江澤民曾經親自指示曾慶紅、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領導集體不但要繼承鄧小平抓經濟建設的思想，更要繼承毛主席的政治遺產(大意)。而正是根據江澤民的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為江澤民炮製出「講政治」的意義所在。 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以及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創作內容，便是將十三大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內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曾一再強調堅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線，並聲稱十三大內容一個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漢，便讓前往迎駕的湖北省委領導人向江澤民等人傳昭：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台! 接下來，江澤民的政治地位雖一度岌岌可危，但終於反敗為勝，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線以江澤民、李鵬雙雙保住權位和楊家兄弟的交出軍權而告終。 當時，中共黨內黨外，海內海外均將對大陸政治局勢的關注焦點集中在楊家兄弟倒台的問題上，卻沒有注意到江澤民等人已經將十三大修改過的黨章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的內容悄悄作了變動。主要執筆者便是一提政治體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癢的滕文生。 回顧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首要的一條就是實行黨政職能分開。認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為了保證行政首長負責制的實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和審判、檢查機關中不再設立黨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經轉發一份中央組織部《關於逐步撤消國務院各部門黨組的意見》，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門現有的黨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有利於政府工作的統一和效能。 日後雖然趙紫陽下台後，鄧小平曾經向江澤民、李鵬等人強調，十三大的路線沒有錯。但江澤民上台還沒有兩個月，便在公開發表的講話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江說：「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決不是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江澤民還特別針對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強調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句話批駁說：「黨的領導作用只提政治領導不夠，還應該有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接下來，國務院各部門已經被撤消的黨組陸續恢復，審判和檢察機關的黨組更是江澤民首先要求恢復起來的。已經實行了行政首長負責職的單位，特別是實行了校長負責制的單位，一律被迫「歸位」。雖然沒有重提毛澤東時代的「黨委一元化領導」，但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說白了還是開始退回到「黨天下」的時代。 對江澤民此舉深表擁護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黨章時，不但徹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關內容，而且在1982年通過的十二大黨章基礎上，把設立黨組的範圍規定的更為細緻：「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和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可以設立黨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後的黨章中規定：「企業和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單位的貫徹執行實行保證監督。這些基層黨組織應以主要精力加強黨的建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支持行政負責人按規定充分行使職權，並對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這一段在十四大黨章修改案中被改寫成：「全民所有制企業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圍繞企業生產經營開展工作」;「實行行政領導人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這中間的「核心」兩個字，其實就是毛澤東時代「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極左口號的理論翻板，使所謂「行政領導人負責制」只剩下諷刺意義。 而之所以還要保留這句空頭許諾，使江澤民政體與毛澤東政體在文字上還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澤民還不敢讓滕文生等人在「無產階級復辟」問題上，走到令鄧小平再次感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當然，在江澤民的十四大政治報告和十四大黨章中，鄧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被正式寫入。但日後分析起來，江澤民在當時仍還在世的陳雲等人的支持下，就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向鄧小平作了讓步，但交換條件顯然是鄧小平在政治體制「還原」(從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問題上作了讓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對中國近代史專家馮客先生關於習近平是江澤民路線追隨者的說法無論作何理解，都不能不承認習近平上台之後的種種倒行逆施，至少一部分是江澤民當年曾經主張或者親自實踐過的。比如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謂「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發揚光大。 本月20日，自由亞洲電台網站刊登出《中國近代史專家馮客：習近平是江澤民路線的追隨者》一文，其中有兩段內容是馮客說他本人認為，「在毛澤東之後，鄧小平是偉大的改革開放總工程師，但江澤民才是創建者，他提出「走出去」的想法，他提到新疆是重要的戰略區域，也是他要求在私營企業安插黨委，也是江澤民從1989年夏天開始一直強調，和平演變是中國的巨大威脅「;」 他（習近平）是一個追隨者，特別是忠實追隨江澤民建立的制度。有些時候人們互相不喜歡，是因為他們很相似，像江澤民和習近平的情況。不是習近平要求黨委進駐民企，是江澤民；不是習近平鉗制西方文化，是江澤民；是江澤民提出』走出去』，也是江澤民時期加入世貿，習近平忠實地遵從這一切。」 關於江澤民當年如何「要求在私營企業安插黨委」，以及「反和平演變」等內容，將會是本專欄下篇文章的內容。本文先介紹和分析一下為什麼說如今習近平的「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蕭規曹隨和發揚光大。 記得習近平在2017年秋主持的中共十九大上正式宣布「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之後，中共官媒的學習指導文章《「兩個確立」：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重要政治成果》中是這樣解釋為什麼說「兩個確立」具有充分的實踐依據和充分的理論依據的：「1994年9月，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論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 沒錯，當年的江澤民正是在自己上台5年，感覺地位穩固後，就不失時機地用黨的「決議」的形式「法定」了他本人的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正是在這部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權已經「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 這可是江澤民自1989年6月被鄧小平推上前台之後，在中南海深宮苦苦等了五年,才終於說出口的「心裡話」。 這裡，用黨的中央全會《決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已經「完成」，等於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體已經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自主」；等於是以黨規的形式「法定」了鄧、陳兩位「東、西太后」的垂簾聽政時代徹底結束，「法定「了江澤民已經從「兒皇帝」轉為有名有實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 。難怪當時的鄧小平子女在看到這份《決定》的「徵求意見稿」時就在私下裡調侃說：這分明是一份江澤民的「(政治)獨立宣言」。 這就涉及到了當時黨內當外都好奇的問題，當時的這份《決定》中的如此關鍵的內容，事先到底是經過了鄧大人的恩准，還是江澤民擅自行事？ 當時的北京高幹子女圈中流傳有三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鄧大人在十四屆四中全會前（1994年秋季之前）身體情況還允許聽取文件和工作彙報，在楊家將倒台之後接替了江澤民與鄧小平之間「聯絡人」角色的曾慶紅通過鄧辦主任王瑞林向「老人家」送審《決定》草稿時，鄧大人看到文中提到關於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日益成熟」的說法，認為，「日益成熟」就是「還沒有成熟」。曾慶紅回去以後便改成現在這個樣子。 第二種說法是，鄧大人早在四中全會之前即已經處於半睡半醒狀態，故對四中全會《決定》草稿根本沒有審閱。 第三種說法是，交鄧小平「過目」的《決定》草稿同日後公布出來的內容基本一樣，而鄧小平只是在草稿上籤上「已閱」二字，沒有表示讚許也沒有表示反對。 無論上述說法哪種更接近內幕實情,都必須承認當年所謂「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從「第二代領導集體」手中完成權力「交接」這句話一經在官方媒體發布的中央全會《決定》中原話刊出,絕對是有著劃時代意義的。此話面世之前,中共黨史還要被算作「鄧小平時代」,而從此話面世的那天開始,中共黨史則正式進入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之後的第三階段:「江澤民時代」。所以,當時的鄧家子女將此說成是江澤民的「（政治）獨立宣言」,確是一語中的！。 回想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五年前（1989年11月）, 雖然當時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對外宣布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宣布了「全會在充分醞釀的基礎上，決定江澤民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但同時也宣布了「楊尚昆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劉華清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楊白冰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秘書長；決定增補楊白冰同志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當時的江澤民心裡非常清楚自己的時下實際處境，不但鄧小平本人不甘心真正交權，而且還在他江澤民與鄧小平之間安插了楊家兄弟。所以,當時的江澤民不但不敢聲言他自己及以他自己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可以「獨立思考」、「獨立決策」,而且是在公開發表的講話中,不惜自我貶低，自降身份,聲稱他這個「軍委主席」只有在楊家兄弟的幫助下,才能「做好工作」。同時,他還特別安排楊尚昆站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間合影,並親自下令各大報刊刊登此照,可謂「謙虛到了極點」。 但日後看來，江澤民剛剛接掌軍委主席表面職務時的表現，完全是韓信式的「忍辱負重」。 我們知道，當習近平2017年推出所謂「兩個確立」之後，當時的黨內「二把手」李克強雖然沒有可能表達「不同看法」，但至少沒有主動出面替習近平背書。而當年的江澤民手下的「二把手」李鵬則不然，1994年9月正是他李鵬親自出面，對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中的「最關鍵」一處內容進行強調解釋，把「「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翻譯成人話：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過渡已經順利完成」。 這個十四屆四中全會的具體召開時間是1994年9月25日至28日，28日閉會當天即依慣例發布「會議公報」。「公報」中稱：全會集中討論了黨的建設問題，並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另外，該「公報」中也簡述了會議《決定》內容的概要。 但是，該全會結束後，其《決定》的全文卻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華社發出通稿,次日統一見報，中間間隔了八天時間。 筆者在當年發表的相關文章中對比了「江核心」此前主持的歷次幾次重要會議之文件的公開見報時間,比如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結束後隔了一天，江澤民的「政治報告」即全文見報；1993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也是僅隔一天，該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及江澤民在該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便同時見報。 那麼，1994年9月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全文內容之所以在閉會之後又拖了八天時間才正式公諸與眾，只有以下幾種可能：一，《決定》全文在中央全會通過時，與會者對其中內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後再正式發布自然需要時間；二，《決定》內容的某一或某幾個關鍵之處,還必須等待政治元老,特別是鄧小平的首肯才敢公開發表；三，《決定》中的關鍵內容過於敏感，中共高層擔心發表出來以後引起輿論不安或黨內外的騷動，所以才推遲了一段時間。 而事實上無論是在當年十四屆四中全會籌備期間的《決定》起草過程中和該會召開期間的《決定》討論過程中，前後都有部分參與起草者和起草過程中的被徵求意見者及會議上的參與討論者委婉地表示了所謂的「保留個人意見「，認為這樣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林彪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及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當年林彪提出的所謂「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不過呢，無論當時黨內外反映有多強烈,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核心內容在討論過程中的阻力有多大,反正是四中全會開過一個星期後,江澤民終於力排眾議,要求新華社對外播發的四中全會《決定》內容中,將曾慶紅的得意之作逐字逐句全部保留。 註明一句，這裡說的「黨內外「三個字中的」外「，並非指中國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國之外，而是特指中共政治詞典中的」黨外「，即所謂「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共每有重要「決定」的做出，都會在文件生成階段有一個向「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徵求意見的程式。 記得當年筆者撰寫《江澤民的幕僚》一書過程中，曾有「圈內人士」告訴文筆者說：1994年10月7日《人民日報》等官方紙媒體全文登載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當天,聚集在曾慶紅周圍的一批「政治哥兒們」奔走相告,聲稱這是共產黨歷史上的又一份「劃時代的文獻」,其重要意義絕不亞於鄧公16年前（指1978年）主持制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 就在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全文被正式登報的三天後,中共《光明日報》便刊登出時任山西省副省長劉澤民的「學習體會」文章,，把四中全會《決定》中強調的「民主集中制」總結成為「六個意識的強化」,其一「強化維護中央權威的意識」；其二是「強化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領導的意識」……。文章還肉麻地吹捧說：只有「強化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領導的意識」，才能「充分發揮黨中央集中統一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充分肯定傑出人物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領袖人物對於政黨的作用……。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來……，贏得了全黨全國人民的依賴。……實踐已經證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全黨全國人民愛戴的黨中央，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是對黨的利益、人民利益的愛護……。維護黨中央的權威，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相比之下，日後看來，，無論是王滬寧還是李書磊，無論是蔡奇還是李鴻忠等習近平的吹鼓手們，都不是原創，其對習近平的吹捧內容全都有對當年劉澤民「大樹特樹江澤民的絕對權威」的抄襲之嫌。 這個劉澤民也是一個技術官僚出身,當年被提拔為山西省副省長時,就有不服氣者諷刺說他「一定是沾了『澤民』二字的光才仕途輝煌」。 1994年9月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期間,劉澤民以中央候補委員資格出席。會議結束當天,便將他這篇效忠文章送到《人民日報》。據說有《人民日報》理論部的編輯當面挖苦他說:四中全會《決定》的全文我們這些編輯們都還沒有看到，目前只看到的是《會議公報》的內容，可是「公報」中對《決定》內容的概述沒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東西。如果我們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黨的「機密」嗎？ 結果,《決定》被全文公布的第三天，劉澤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報》頭版。 事後有消息說,曾慶紅在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即已經在小範圍內打過招呼,聲稱四中全會《決定》內容是中央今後考察幹部的「試金石」，並授意自己的親信分頭聯絡一批省、部級負責人,示意他們在四中全會之後,要在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央權威」問題上,帶頭表態。而劉澤民想必是當時被聯絡到的地方負責人之一。所以有《光明日報》編輯諷刺說：過去見到這種文章正好是十八年前的今天（1976年9月）,那個時候毛澤東剛死,好多省級領導都寫來這種文章向江青表忠心。現在小平同志還在世，就有地方領導急著向江澤民表忠心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居然死於一個武警哨兵刀下！這樁二十八年前的舊案最近被中國境內網媒和中共大外宣競相翻炒。之所以仍能引起讀者興趣，就是因為案件發生的實在是過於蹊蹺。 近日，一則28年前發生的中共在位副國級領導人死於武警哨兵利刃之下的往事被莫名其妙地重新炒起，新唐人的《副國級高官遭殺案翻炒 影射中南海亂局 》一文中說：「前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沛瑤28年前被其警衛砍殺，官方指警衛行竊時被發現後行兇，民間則盛傳是李沛瑤強姦了保姆（張金龍的妹妹）被張砍殺。近日這一迷案被港媒翻炒，客觀上似有影射中南海當下亂局之意」。 上網查對了一下，發現這家「翻炒」28年前舊案的港媒並不是自由派媒體，而是如同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英文《中國日報》等中共官媒派駐美國的分支機構一樣被美國司法部指定登記為「外國代理人」的中共「大外宣」之一《星島》。 本月20日，該大外宣刊登出《奇案解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沛瑤被殺 19歲武警盜竊被撞破狂斬55刀細節曝光》一文。文中開頭就是：「副委員長也會被殺？」1996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沛瑤在家中遭年輕武警被殺，全身被斬55刀，手法極端兇殘，震驚中外。這是1949年以來首次有國家領導人遇害，引起公眾對北京治安和領導人警衛工作的擔憂，同時也引發各種謠言。有的散布稱這是政治案件，有人說這是高層政治鬥爭的結果，也有的給李沛瑤潑髒水……。 緊接著，該媒體似乎是意猶未盡，又發了一篇《奇案解密：港產國家領導人李沛瑤被殺曾謠言四起 案發時獨居正與妻辦離婚》。文章的首段是：「『由於信息的不公開和情況的不透明，社會上謠言四起。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沛瑤1996年被武警殺害，據前公安部官員左芷津在書中回憶，當時有人散布稱這是政治案件，因為李幾天前剛譴責了台灣領導人李登輝搞台獨，還有人猜測李沛瑤與落馬的北京書記陳希同落馬有牽連。『前兩年網上還有些給他（李沛瑤）潑髒水的東西』。「 這裡解釋一下，之所以說這個中共前國家領導人李沛瑤是所謂「港產」，只是因為此人的出生地是香港。他的父親李濟深是前中華民國陸軍上將。1945年抗戰結束後宣布脫離蔣中正之中國國民黨，繼而於1948年在香港發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此組織成為日後的中共政協治下的八大「民主黨派」之一。李濟深也憑此政治資本，在中共中央政權歷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59年病逝。 身為國民黨元老之一的李濟深歷史上至少有過三次與蔣介石的決裂。戰亂期間，其家眷一直都被安置在香港。李濟深一共生了6個兒子，5個女兒，1933年6月出生的李沛瑤在男孩兒中排行第五，和比他年幼的幾個弟弟、妹妹都是生在香港。所以大外宣的報道文章中特彆強調李沛瑤因為是出生在香港，（所以才）受到良好的教育。 中共建政之初，因為父親李濟深身居中共政權高位，所以李沛瑤高中畢業後才能順利進入政審嚴格的北京航空學院。在該院的飛機製造專業畢業後，李沛瑤先在南昌航空學校當了一年教員，然後被調進江西南昌飛機製造廠，在那裡從技術員干到高級工程師，堅持了整整30年。 1986年，接受了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朱學范的提議，中共中央統戰部在李濟深和其他幾個民革創黨元老的後代中尋找民革中央領導幹部的接班人，發現李濟深的眾多子女中，李沛瑤是最堪造就的一個。於是派一位局長到南昌，要求江西省委統戰部儘快安排李沛瑤完成「民革「的入」黨「手續。於是，李沛瑤入「黨」的當天就被直接安排成了民革江西省委員會的副主委。第一年是」不脫產」，第二年便全職進入。 1988年李沛瑤被安排為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後，當年就出任了民革中央副主席。並以此身份擔任過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和國務院勞動部副部長等職，1992年12月民革中央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了朱學范的辭職請求，他推薦的接班人李沛瑤官至正省部級待遇的民革第八屆中央主席。次年3月，李沛瑤被安排為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這位朱學范當年也是與李濟深和何香凝等人共同謀劃分裂國民黨的重要人物之一，醞釀創建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之後，他即在首任主席李濟深手下出任民革第一屆中央常務執行委員兼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所以在自己主動退休時把民革交給李濟深的兒子執掌是他晚年最舒心的一件「政治大事」，但他怎麼也未能料到，就在他91歲高齡去世後不到1個月，他的接班人，時年才63歲的李沛瑤居然死於非命。繼而又不幸的是，李沛瑤的六弟，只比他年輕的一歲李沛鈐居然也在五哥遇害的一個多月後在北京病逝，終年62歲。 李沛瑤遇害後，中共頒發的生平簡歷中推崇他作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誇讚他利用父輩的關係和影響，廣泛聯繫台灣和海外親友，溝通感情，介紹國內情況，為祖國和平統一做了大量工作。他曾致電台灣國民黨領導人，提出遵循孫中山先生遺教，加強兩岸合作，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建議。 這裡講的故事是指1995年1月江澤民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提出所謂「八項主張」之後，李沛瑤即奉命通過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曾永賢留在北京的聯絡人給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和時任台灣國民黨副主席連戰寫信，告之對方「江澤民主席的對台新主張充滿善意」。 但是就在當年，李登輝總統成功重返了他在美國的母校康奈爾大學，並在中共當局對美國政府的強烈抗議聲浪中發表了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公開演說，首次提出「中華國民在台灣「的國家定位。 忍無可忍的江澤民認為李登輝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下令對台灣海峽進行東風導彈「試射」，「台海危機」就此開始……。 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大背景，所以李沛瑤突然「在家中遇害」的消息一經證實，無論是中共高層還是民革等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政治暗殺」。以至負責偵辦此案的時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白景富在相關會議上介紹情況時，一張嘴就先聲稱「這是一起沒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的案件，罪犯的作案動機是謀財害命。」反而給懷疑論者以「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 當然，筆者也相信殺害李沛瑤的人「沒有政治目的」。雖然中共當局在宣傳和推崇李濟深的文章中說他當年是蔣介石的眼中釘、肉中刺，欲置死地而後快「，但時隔幾十年之後，在台灣繼承的蔣介石政治衣缽的蔣經國都已經作古，此時的台灣國民黨當局再沒有萬分之一的理由去對李濟深的兒子下手。 至於（中共）「高層政治鬥爭的結果」的說法就更不合邏輯。要把當年江澤民親自下令處死另外一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的目的說成是「高層政治鬥爭的結果」也許還勉強成立。 眾所周知，江澤民在位時期，先後有兩個在位全國人大委員長死於「非命」。1096年2月時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沛瑤是死於武警戰士的菜刀之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為止的唯一一名在位遇害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四年之後時任第九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與李沛瑤同歲的成克傑死於毒針注射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被司法機關處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回過頭來繼續說李沛瑤案。 筆者注意到，事實上在本文前面介紹的大外宣最近突然對外熱炒黨和國家領導人李沛瑤遇害舊聞之前的幾個月，中國內地的幾大網站上已經就此案熱鬧過一個階段了。 去年10月13日，網易網刊登《96年李濟深之子李沛瑤慘遭殺害，兇手竟是站崗哨兵？什麼情況？》。10天之後，這家網站也是意猶未盡，又刊發《他官至副國級，63歲被貼身警衛殺害，武警司令和政委因此被免職！》一文。文章的導言很抓眼球：建國以來最不可思議、造成惡劣影響最大的案件當數”警衛戰士殺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原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瑤案件”。因此案件發生於1996年2月2日，稱為”2.2案件”。 不過網易的這第二篇文章的小編顯然是為了更吸引讀者眼球才在標題中用了「貼身警衛「的說法。其實在文章裡面還是引述了當年參與辦案人士的說法，殺人者只是警衛整個住宅區的一個外勤哨位上的站崗兵，何來」貼身」之說？ 接下來，更吊讀者胃口的炒作是，一個月前的2023年12月11日，搜狐網刊登了《揭秘李沛瑤謀殺案1996年的懸案仍未破解 》一文，說的是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沛瑤在家中不幸遇刺身亡，這起案件成為了中國社會的重要事件之一。至今，已經過去了近30年，但此案依然懸而未破，引發廣泛關注……。儘管警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至今仍無法找到兇手。 筆者不相信搜狐的小編不但在編髮《揭秘李沛瑤謀殺案1996年的懸案仍未破解 》一文之前對此案的內容一無所知，而且在編髮的過程中也沒有上網搜索、核對一下關於李沛瑤案的基本信息。所以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搜狐的小編眼看網易把一樁28年前的舊案加個聳動的標題還能大賺點擊，於是乾脆把此案杜撰成「依然懸而未破」，無疑是照賺點擊。 至於前面引述的中共大外宣對李沛瑤身後被「潑髒水」一事，筆者所掌握的情況是，19或20年前，網路上確實張掛出過一篇署名「吳歡」的文章，標題是《評〈李沛瑤遇害以後〉：大人物的面子與小人物的尊嚴》，大致內容就是李沛瑤生前已經與妻子分居，那個叫張金龍的武警見他可憐，便把自己的妹妹從農村找來給李沛瑤當保姆，沒想到李沛瑤糟蹋了他妹妹致其懷孕後又無情地將其趕走，張金龍是義憤殺人……。 這篇文章剛剛掛到網上的時候，作者只是署名「吳歡」。不過後來此文被轉來轉去，有好事者在轉引文章的結尾加註了「作者是吳祖光和新鳳霞的兒子，著名書畫家」以及全國政協委員幾句。筆者查對了一下，這位書畫家吳歡是在2008年才當上政協委員的。 所以，準確地說，如上故事的原委是重名之誤，而不是冒名之偽。至於文章中故事的內容是真是偽，筆者不好評判，但當年官方版本的案情介紹里所說的對於李沛瑤家裡沒有值班「內勤」 的說法，筆者確實持相當的懷疑態度。 李沛瑤被害的住處位於北京新街口外大街4號院中的一座獨棟二層小樓。大概是1988年的事情，筆者曾經去那裡兩次，探訪北師大老校友，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谷城老先生。兩次都是秘書帶進去的。第一次進去的時候一樓客廳里聚攏著十幾個武警戰士，邊聊天邊看電視，一見來了客人就都做鳥獸散了，只有一個留在客廳里按秘書的吩咐先上樓去向首長通報客人已到，然後就是端茶倒水。等我們與周老開聊，這個戰士就退到客廳正門一側的值班小屋裡坐著去了。 談天說地之間，我好奇地問了一句，周老您平時都有這麼多武警戰士保衛嗎？沒等周老回答，秘書便帶答說，平時內勤只有一個，剛才那些都是外勤休班的，小夥子們平時知道周老最和藹，所以常常成幫結夥地到周老這裡蹭電視看。 周谷城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前是長期居住上海的，連任兩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北京前後住了10年時間，1993年退位當月就回到上海居住，直到病逝都沒有再回北京。而正是在周老退位的同時升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李沛瑤，遷入北京新街口外大街4號院里是否正好住的就是周谷城騰出來的那一棟小樓，筆者不敢肯定，但那個大院里只有幾座結構、面積、外觀都完全相同的二層獨棟小樓是給副國級領導人住的，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進入該建築的正門的一側是一門警衛室（值班室）。 記得當時周老的秘書還介紹說，周老一輩子教書，剛剛當上國家領導人時很不習慣有一個天天喊他首長的警衛戰士守在他身邊，只願意接受一個秘書，一個司機，並由人大常委會在湖南幫他挑選了一個講家鄉話的保姆。但是辦公廳的同志告訴周老，內勤保衛在首長身邊是必須的，不然一但出點安全事故，沒人負得起責任。 正是因為有過親身造訪時任人大副委員長周谷城的如上一段經歷，筆者才無法相信同樣也是人大副委員長的黨和國家在任領導人李沛瑤居然平時居然是一人孤住在一座空蕩的二層獨棟樓里，身邊沒有家人也就算了，居然還沒有內勤警衛，甚至也沒有保姆、司機和秘書。
曾經被江澤民選中為三十個軍中重點培養對象之一的劉亞洲在一場內部演講中所表現出來的張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證明他絕對沒可能得寵於「武大開店「心態經營自己幹部隊伍的習近平。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過了筆者能夠查找到的中國大陸上的點名批判劉亞洲的文章，是2007年首刊於《求索閣》雜誌的文章《評判劉亞洲的文化和思想的超限戰》。當時的劉亞洲還只是空軍中將軍銜，官拜解放軍空軍副政治委員兼紀委書記，並因此職務而在中共十七大上被安排為中紀委委員。 十七大就是習近平從中央委員直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一屆黨代會。 這篇打響了批劉第一槍的文章作者顯然不是毛派老左，僅一小粉紅而已。不過，雖說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但這位小粉紅當時還是不敢以真名示人，只敢以「佚名」的筆名發表之。 該文章一開始就說：「我對劉亞洲的關注，始於很多年以前，而不是現在在網上，在我還讀中學時候，對軍事、國際政治和外交都很感興趣，因此劉亞洲所著的《惡魔導演的戰爭》，《攻擊、攻擊、再攻擊》等軍事著作拜讀過多篇（好像還有關於格瑞那達、敘利亞等題材的軍事文學著作），當時我國與美國處於一種相對的蜜月狀態，而且本人也還年輕，也就對劉亞洲的著作局限于軍事方面的理解。最近，《金門戰役檢討》、《關於伊拉克戰爭的對話》、《大國策》、《「二把手」劉少奇》等等劉亞洲的文章不斷見諸於網路，直到最近據說在05年1月02日在昆明軍區的講話《信念與道德》，一一讀過之後，心裡有一種感覺，劉亞洲在此時此刻在網路上以本名不斷發布文章（無疑劉亞洲的空軍中將、副政委的身份決不會不引人注目的），絕非簡單之事，他的文章所表達觀點和要達到的目的也絕非一個簡單的軍事變革而已。」 這位「佚名」作者繼續說道：「表面上，劉亞洲是通過對近幾年的美國和西方的軍事、經濟、文化的全球化的浪潮的分析中看到了我國和我軍的不足，提出了很多要解放思想、改革的觀點，也以一個熱愛國家的軍人自居，可是在這些文章的背後，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和觀點背後，真正透漏出來的卻是一種骨子裡的「崇美、恐美」情節，到了《信念與道德》中，已經上升到了從文化和文明高度向美國為首的西方全面「投降」的程度了。誠然，在中國，像劉亞洲一樣有相同情結的人不在少數，這也是中國近幾年來改革開放、自由民主的一種體現，我也懶得去說。可是，以劉亞洲的特殊身份，他的觀點在軍內、民間乃至在中央決策層的影響，卻是我等普通百姓所不能不注意到的。」 這篇文章里著重批判的劉亞洲的作品《信念與道德》，其實是劉亞洲本從沒有發表過的一篇內部講話的錄音稿整理，內容似乎沒有主題，讀起來感覺比較零亂。而且錄音整理之後通過網路傳播開來，似乎也不是劉亞洲的初衷。由劉亞洲本人編輯整理後授權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劉亞洲文集》一至九卷里似乎也沒有收錄此文。 推算一下，劉亞洲發表該講話的時間不是2005年，而是2002年11或12月，是當時任職成都空軍政委的劉亞洲在本部隊的內部講話。他在講話一開始就說：「今天，本來是要到大禮堂給大家講話的，但我嫌那個地方太大。我一個人孤單單地坐在主席台上，你們在下面正襟危坐。那樣我們之間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大教室，就是想拉近與同志們的距離。我不是做你們大家已經習慣的、傳統意義上的報告。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思想。我就那麼一講，你們就那麼一聽，也不要記，也不要錄音。講錯的地方我自己負責。與其他領導同志給你們做的報告相比，我講的東西起點低，沒高度、也沒什麼深度，不像他們的報告又是『高舉 』，又是『深入』的，氣勢恢宏。我總是從小處著手。今天，我主要講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信念問題，第二個是道德問題。」 日後，有中國大陸的毛左發表的批判文章里痛斥劉亞洲這是在赤裸裸地諷刺習近平，但事實上當時的劉亞洲講這番講話時，中共總書記還是江澤民，而習近平當時的職務還只是浙江省委書記，剛剛在十六大上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升格為中央委員。 相比於當時的習近平，劉亞洲的成都空軍政委是正軍級，不過已經被當時以江澤民為主席的中央軍委內部定為重點培養的三十名正軍職幹部之一。 劉亞洲自己在這篇講話里透露說：去年（應該是指2001年），經中央軍委和江主席批准，國防大學舉辦了一個正軍職幹部培訓班，俗稱”龍班”，從全軍挑選了三十名正軍職以上的幹部去學習，空軍有三個：我，空軍何為榮副參謀長，沈空許其亮司令員。何和許都是飛行員中的佼佼者。他們都是我的首長，都對我有提攜之恩。入校的第一個星期，其它學員都在研究學校的規章制度、研究教師啊，課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個人。我不研究學校，我研究人。當他們熟悉學校以後，我也已經熟悉了他們。我得出結論：第一，雖然部隊中還有好的人沒有來，但來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將來的軍委領導、總部領導，很可能從這三十個人中產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但如果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不加強學習和修養，充其量也就是軍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稱為軍事家、政治家。這就是者與家的關係……。 劉亞洲這裡所說的「甚至更高」，當然指的就是軍委副主席。被劉亞洲文中提到的三個空軍軍官之一何為榮較少為外界所知，他是在參加這個「將軍班」之後以幾個月即被從正軍級晉陞副大軍區級，官至當時的空軍參謀長。 說起來，這個何為榮出生於1949年，許其亮出生於1950年，相比他們兩人，出生於1952年的劉亞洲當時相對更具年齡優勢。 查許其亮的官方簡歷，其中一句是1999－2004年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兼瀋陽軍區空軍司令員（其間：2001.03－2001.07國防大學正軍職以上幹部培訓班學習）。 劉亞洲在這份講話里兩次提到了許其亮。他在講話是最後一部分里說道：很多同志對我國的幹部年齡制度有微詞。年齡制度是對民主選拔幹部機制諸多踐踏中比較厲害的一種。應惟才是舉，而非惟年齡是舉。有人五十歲就不行了。托爾斯泰八十歲還寫出了《戰爭與和平》。幹部用早了也不妥。用幹部像打槍一樣，有個”拋物線”，要取”最佳值”。我給你們舉沈空許其亮司令員的例子。許司令有大氣，胸懷寬闊如海。有政治頭腦。我說我是政治幹部中懂軍事的人。許司令員是軍事幹部中懂政治的人。他四十四歲就當了大軍區副職，馬上就十個年頭了。”大限”已到，年紀尚輕。我對一個總政徐才厚主任說：許其亮如果退了，那將是人民解放軍的笑話。他以大區副職之身退下來，竟還不到一個師長的最高服役年限。師長最高服役年齡是五十五歲。這正是一個男人最成熟的時期。 話里話外，明顯可以看出身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女婿的劉亞洲對許其亮的巴結之嫌。事實上當時的許其亮雖然暫時還是副大軍區級，但他已經是十四和十五兩屆中央候補委員，也就是說比當今聖上習近平還早了五年成為中央候補委員，而且也是和習近平一樣在十六大上成為中央委員。所以在當時被劉亞洲在內部講話中極盡誇讚的許其亮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一個因為任職年滿十年從大區副職退下來的「如果」。 而後來呢，許其亮這個被劉亞洲稱讚為「軍事幹部中懂政治的人」，竟真是被習近平相中並提升為軍中政治總管。此人在胡錦濤時代被從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兼空軍司令員提升至副總參謀長，然後於2007年回到空軍任司令員並晉陞空軍上將銜。 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和習近平晉陞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許其亮「當選」為中央軍委委員，成為軍隊主要領導人之一。 2012年11月，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在正式宣布習近平接班胡錦濤的同時，決定增補許其亮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晉陞副國級，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從此開始他領導主管全軍政治工作的十年歷史。。 在同年11月15日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許其亮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2017年10月25日，許其亮在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上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副主席。2022年10月22日，72歲的許其亮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後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並在今年3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卸任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一職退休。 至此，比劉亞洲年長兩歲的許其亮結束了他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共軍旅生涯。而比他年輕兩歲的劉亞洲，不但沒有因為是「政治幹部中懂軍事的一個」而被習近平重用，反而是在年滿六十五歲的當年被習近平下令直接「一退到底」。 請注意，在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被安排繼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從上屆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成為（第一）副主席的許其亮在當時的習近平眼中無疑是軍內最倚重的人物，所以十九大召開之前的軍內人事大調整，無疑是他許其亮在習近平親自領導下主抓。所以說劉亞洲此前對他許其亮的阿諛似乎並未奏效，更大的可能是習近平對劉亞洲不感冒所以許其與亮即使曾經與劉亞洲是惺惺惜惺惺，此時也是愛莫能助。 這裡需要特別說明一句，凡是在兩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間因為年齡卸任或者退役的省級地方黨政一把手也好，軍區大軍區正職（正戰區職）軍政主官也好，「退下來」的同時，正常待遇是被臨時安排進入全國政協或者全國人大。原因就是他們這批人當時大都還具備當屆中央委員的身份，失去這一身份還要等下屆黨代會的召開。而在下屆黨代會召開之前，總得讓他們有一個具體的職務，政協常委也好，全國人大的某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也好。 所以說，像2017年初的劉亞洲那樣， 被宣布退役之後就只剩下個十八屆中央委員的空「銜」，等於是一種變相的政治處分。 完成這篇文章之前讀到鄧聿文的文章《劉亞洲因為何事開罪習近平？》文中說：「劉是2017年在國防大學政委的任上退的，值得注意的是，他退的時候，到省部級65歲的退休年齡尚差幾月。雖然未到點即退也常發生，但一般都會安排在二線過渡一下，而劉沒有安排，直接退下來。也許這並不能特別說明什麼，可能和他在軍中任職有關，軍隊高官退下來一般都不會安排在人大政協任職……。 聿文兄所言差矣！筆者已經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舉出了比他劉亞洲早一年退役的劉源，被宣布退役的當天即被宣布增補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另外，筆者在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也還舉出與 劉亞洲同齡也是同時被宣布退役的孫建國海軍上將，賈廷安上將、王教成上將的例子，都能證明劉亞洲當時已經被習近平給以「不公正」的待遇了。 有觀點認為:「劉亞洲與江澤民派系走得比較近，是他被拿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劉亞洲是在江澤民時代發跡，升任少將、中將。他的岳父李先念做過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江澤民就是李先念和陳雲推薦給鄧小平從而當上總書記的。」 筆者對把習近平與江澤民對立的分析一向不以為然，但一定要把劉亞洲說成所謂「親江派 」的話，如上劉亞洲二十年前的這篇內部講話中透露出的關鍵內容之一，他當年成為重點培養的三十名正軍職幹部之一併進入專門開設的培訓班接受了為期半年的「政治孵化」，毫無疑問是江澤民的欽點。 至於習近平對他劉亞洲的不感冒，筆者相信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劉亞洲的「張狂」甚至一度有點「自我膨脹」，絕非習近平所能容忍和接納。。 劉亞洲在這次演講中說：但如果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不加強學習和修養，充其量也就是軍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稱為軍事家、政治家。這就是者與家的關係。這些人(即當時被江澤民親自選定定進入「培訓班」的包括劉亞洲本人在內的30個時任正軍職軍官)是我們這代軍人的化身。在他們身上可以折射出整個軍隊。有一些人已經接近頂峰了，但還差一個台階。可就這麼一個台階，終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們這批高級幹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條：獨立思考，逆向思維，敢於說不。敢於說不決不是不服從命令，聽從指揮，恰恰是更好的服從命令聽指揮。列寧早就說過：不折不扣地貫徹上級的意圖是最好的消極怠工。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樣，是流動狀態的。你不讓它流動，這水就變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態又是自由的形態。人世間最具有自由形態的東西就是水。哪兒都能去。哪兒都敢去。無孔不入嘛。人的思想應當也是這樣的。過去蘇聯共產黨的教訓，以及我黨的歷史經驗，都告訴我們，忽略人的思想和強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講過：我們黨要養一批敢於胡思亂想的人。總政聯絡部部長岳楓，就是葉劍英的兒子，一舉手說： “我報名！”美國蘭德公司有一條著名的宗旨：”保護怪論”。怪論往往過一段時間就變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誡我們要解放思想。我常對你們說，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連思想都沒有，解放個什麼去！讓人們胡思亂想並不一定是壞事…… 讀罷這一段，相信每一個人都明白了一直都是以「武大郞開店」心態考察和檢驗自己的幹部隊伍的習近平，怎麼可能容得下劉亞洲這種口無遮攔的「幹部子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日有不少外國朋友問：香港的厄運對台灣有何意義？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須先搞清楚為甚麼香港會沉淪。例如：如果是隕石把香港一舉擊沉，那就對台灣沒有任何教訓意義；如果是因為新興的港獨運動太激進，台灣或者要低調一些；又如果是因為老牌泛民主派太溫和，台灣就不妨激進一點。 其實，香港沉淪，一個更可信的解釋是，中國太強了，形成一種不可抗力。但便是如此，也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中國強大也不必搞垮香港，是習近平個人的問題，導致香港完蛋；一是，中國強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是因為習近平這個人太壞。哪個比較接近真相呢？ 國際上流行的看法是前者，即認為中國今天最大問題是習近平這個人，甚麼壞事都源於他；換了李克強當政，或者設想胡錦濤、江澤民、或者鄧小平當政，改革開放會繼續走下去，香港會平安無事。兩種人有這個看法，一種是西方的商界勢力；另一種是在西方的一些「戀鄧派」KOL（意見領袖）。 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後者才是對的，即是說，中國強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同的領導人都一樣，頂多是時間上有一些差異，而習近平選擇的時間，從共產黨的角度看，已經是最好的了。我列舉一些論據。 首先注意，無論是胡錦濤、江澤民或者是鄧小平，和習近平比，並不更可親。 胡錦濤是有名的西藏劊子手。1989年3月，西藏發生反抗運動，胡當時是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親自拿機關槍站在坦克車上帶領解放軍屠殺至少幾百名藏人。時間上比天安門事件早了差不多三個月，開了解放軍屠殺民眾的先河。其後有藏人在印度自焚的新聞，就是抗議此事；香港人那時都是統派，不關心、不上心。 江澤民是有名的法輪功劊子手。法輪功最大的罪狀就是圍在北京中南海外面練功抗議迫害，結果是被迫害得更慘，練功的人因為身體好，被特供系統活摘器官。也是在江澤民時代，中國的一孩政策進入高潮，「非法」懷胎的婦女都給墮胎；當時第一句流行口號是：「寧可血流成河、不許多生一個」。 鄧小平則是出了名的天安門劊子手。 反而，我們還未聽說過習近平搞屠殺。（這不表示他以後不會） 習之前的三個兇殘領導人給人的印象竟然是改革開放開明派，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共的宣傳了得，一是因為鄧小平搞開放欺騙西方的資金技術，要擺笑臉，那即是他說的「韜晦」。但既然是韜晦，就總有一天暴露真面目。這樣變臉，在2008年之後就每天都可能發生，因為2008年中國經濟實力達到高峰，世上無人能及。 其次要知道，共產黨要用強硬手段對付香港的想法，其實最遲在2001年左右就已經開始，那時候，中國還是江澤民時期。當時，我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顧問，知道特區政府要強推《基本法》23條立法，態度非常強硬，那其實就是2020年《國安法》的原型。正式在立法會推動，是2003年。那個時候，是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不久，國力還未到高峰，所以23條立法遇到強大阻力，政權還是得收回草案。 2008年，中國還處於胡錦濤時期。那年，中國在香港設立「第二管治隊伍」，實質上取代特區政府。在中國之內，經濟政策也開始強硬化，搞「國進民退」；思想界出現寒流。中國對西方的入侵性滲透大計「孔子學院」、「千人計劃」（Thousand Talents Plan） 、華為國際化等，都是那個時候開始的。讓香港特區第一次由「地下黨」梁振英當上行政長官，是胡錦濤在任內最後一年發的功。 習近平2013年起完全執政，之後只不過沿著他的幾個前任設置的拋物線走。他的管治不僅對內日益高壓，對外更全力擴張，在南海在東海、對台灣對香港，處處進逼。因為中國強大到了頂峰，眼看GDP增幅要從高位下降，人口紅利漸次消失，日中則昃，再不強硬出擊就沒有機會。所以，韜晦最終要變臉，最好時機差不多就是這幾年。因此習近平不過是鄧小平策略的現階段詮釋者。換任何一個人，結果不會大不同。 這樣理解，根據的是中國發展的內在邏輯。如果大家用一些西方觀點看表面，會得出相反結論，認為習近平背叛了鄧小平路線，對他特別痛恨，對他的前任會抱有好感，甚至對他去年底在黨大會現場趕走胡錦濤不齒，同情後者，忘記了胡錦濤十年前怎樣在同一個場合更殘酷地對待薄熙來。那是因為韜晦策略在擺笑臉階段時的領導人很討好，變臉的就很噁心。其實都是一丘之貉 。 一直以來，有各種觀點解釋香港沉淪，一是認為泛民主派太軟弱，一是認為本土勇武派太激進、惹惱了北京，但這些都是脫離了中國本身政治經濟邏輯的說法，沒有最低限度的憑據。香港發生的事，是中國國力達到頂峰、鄧小平的韜晦政策走到盡頭、中國發出不可抗力這三因素合一的結果，沉淪是命定了的，最後必須如此。按此觀點我們看台灣。 首先，我們看台灣和香港的相同點，都是對台灣不利的。兩地都屬於大中華文化圈，中國滲透容易；兩地的堅決反中國力量，都只佔人口的微小大多數； 兩地的經濟體積相對中國都很小，而且都與中國高度整合；兩地都有一股強大的親中、促統勢力，隨時準備出賣本土利益。 再看台、港兩地的不同點，都是對台灣有利的。台灣與中國有一水之隔；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一向有自己的國防實力；有其他強大國家願意軍事上支持台灣；台灣有不可替代的高科技產業。 中國國力已開始回落，經濟實力和人口都在急促萎縮，外國已經開始高科技禁運，所以中國只有很短的一個攻打台灣時間窗口，因此有專家認為北京最遲會在2027年採取行動。這個想法的另一面就是，如果習近平第三任黨主席任內不攻打台灣，以後就很可能沒有機會了。 因此，最重要的是能夠由現在起的五年里，成功阻嚇中國對台灣動武、成功擊退中國在台灣境內的滲透和認知戰，守得雲開見月明，之後的局勢會對台灣比較有利 。這五年里，台灣人本身的努力、友好國家的支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只是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年代即1978年說起，但如果從1949年開始看，結論就更加清晰。1949-1977年間，中國國力從戰爭年代恢復之後稍有提升，但社會主義化開始就不振，1958年之後越來越壞，中國更加依賴香港，香港得以高度發展。但後來中國改革開放，國力日增，香港的重要性減低，中國就對香港越來越不客氣，最後置之於死地。可以說，四十多年來外國對中國發展的慷概支持，間接加速了香港淪亡。如果今天各國要幫助台灣，最好停止對中國經濟的投資和依賴，逐步撤出中國市場，以免一個極具野心的中國繼續坐大。 （本文是我三月份在東京大學主辦的一個座談會上的發言經整理而成。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3年農曆新年之際，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給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寫信，信中主要內容，並非祝賀新年，而是借新年之際，特意感謝金正恩所做的一件事：當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於上年11月30日去世之後，金正恩是最早給北京發唁電併到中國大使館悼念的外國領導人。 畢竟，對一個已經退休二十年的前中共領導人，外國政要未必需要表達悼念，甚至，未必還有多少記憶。除非習當局私底下活動和催促，否則就沒有幾個外國政想到要發唁電。其實，金正恩帶頭髮唁電和悼念，也未必就是他的主動行為，未必就不是北京方面私下請託的結果。 習近平專為此事寫信感謝。這個細節顯示，習近平對外國人悼念江澤民很在意。其實，這裡體現的，並非習近平有多在意江澤民，而是習近平有多在意他自己的權力來源，渴望他的權位得到外國領導人和外國政府的承認和背書。從超規格、超規模悼念江澤民到在意外國領導人表態，習近平的潛台詞是：他是江澤民指定的接班人，承認江澤民就是承認習近平；尊重江澤民就是尊重習近平。從江澤民延伸出來的這一切，似乎就是習近平權力的合法來源、甚至於，就是他超期連任的合法依據。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回頭審視習近平致江澤民悼詞（2022年12月6日）中的那個關鍵段落，究竟是什麼意思？那個當時引發錯愕和議論紛紛的段落如下： 「江澤民同志高度重視事關黨和人民事業的重大戰略問題。在籌備黨的十六大期間，他主動提出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並從中央委員會退下來，以利於促進黨和國家高層領導新老交替。黨中央同意了江澤民同志的請求。2004年，他又主動提出辭去他擔任的黨和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充分體現了他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深謀遠慮。」 外界普遍認為，這段文字對習近平不利。理由是，習近平既然謀求連任和長期執政，何必讚揚江澤民遵循任期制適時退休？對習近平而言，豈不是自打耳光？有人以為，是秘書班子為習近平準備的悼詞，習近平只負責讀稿，而沒有留意內容。此說當然大謬不然。因為，中共奉行極權主義鐵血秩序，一切都嚴格按腳本演出。所有重要文稿和悼詞都經過高層、尤其最高領導人一審再審，體現他們的意思，絕無絲毫差錯可言。 針對江澤民的這個段落，不僅存在於習近平的悼詞中，在早先的訃告中就有，可見有意而為。只是，對外界而言，出乎意料。習近平意外稱讚江澤民按時退休的這個段落，究竟要表達什麼？ 簡單的解讀，那就是，習近平似乎向世人表白：自己雖然連任第三屆，但並非戀棧權力，只是仿照江澤民：江澤民實際掌權15年，1989年至2004年。其中，頭三年，1989至1992，是從趙紫陽手下中途接手；之後才是正規的兩個任期：1992至2002；最後兩年，僅超期續任軍委主席一職，2002至2004。果如此，習近平似乎暗示：他只打算做三個任期，再做五年就退休，共15年，依江澤民模式。 當然，幾乎無人相信習近平表達了上述意思。但邏輯解讀他悼詞中的這個關鍵段落，直接的意思幾乎就是如此。或者說，作為一種可能性，不妨留作外界參考。 或許，另一種解讀更為成立，他想表達：江澤民退休，實際就是為習近平接班和長期執政奠基。但江澤民退休，不是胡錦濤繼任嗎？且慢，習近平這裡的意思是，胡錦濤只是為他過渡。這是習近平話語中的彎彎繞。 習近平的邏輯或如下：其一，當年的中共元老陳雲說過一句話：「看來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不會掘自己的祖墳。」所謂「我們的孩子」，指的是太子黨或紅二代。其二，江澤民上位，是陳雲和李先念這兩位保守派元老推舉的結果，鄧小平勉強接受。其三，江澤民當政後，貫徹陳雲「遺訓」，故而隔代指定身為太子黨和紅二代的習近平接班。 由此，習近平企圖兜售這樣的歷史邏輯：從陳雲的「遺訓」到江澤民的指定，出身太子黨和紅二代的習近平就成了共產黨紅色江山的唯一守護人，故而「合法地」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 陳雲的原意，應是太子黨或紅二代集體上位，他還有「每個（元老）家庭安排一個孩子（上位）」的提議。但習近平打倒了薄熙來（薄一波之子）、排擠了劉源（劉少奇之子）、陳元（陳雲之子）、劉亞洲（李先念女婿）等大多數太子黨和紅二代人物，作何解釋？至於江澤民，固然指定了習近平隔代接班，但未必就同意他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 – 根據江澤民的個性和他身處的歷史背景，大概率地，他反對習近平三連任。習近平的詭詐就在於，如今大權在手，任由他在黨內解釋，想怎樣解釋就怎樣解釋，別人不敢反駁。反正，陳雲和江澤民皆以作古，死無對證。 其實，即便陳雲說了那樣的話、即便江澤民指定了習近平隔代接班，在歷史的長河中，他們又算得了什麼呢？習近平所謂權力合法性依據和自辯，何其虛假、虛弱、蒼白而不堪一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