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

紫荊黨橫空出現，標誌著中共對廣大的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及其管治團隊、對香港左派群體徹底失望和不信任，而醞釀著某些重大舉措，包括清洗舊港人、整頓特區政府及立法會、整頓傳統建制派。在這背景下出現的紫荊黨，就特別值得港人關注。在未深入分析中共這些措施之前，我們不妨先看看近期的輿論風向標。  素有「建制派第一健筆」之稱的屈穎妍，12月10日在其《頭條日報》的專欄中竟然以《我不是建制派》 為題，公開批判林鄭，承認之前支持林鄭是錯了。筆者覺得她此文是藉批判林鄭來強調自己不是唯唯諾諾的建制派。  被人稱為《基本法》護法之一的宋小庄，12月11日在《明報》發表文章：《議員資格的決定有何重要法律意義》  ，責備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缺席導致立法會「流會」。他認為，「『流會』與立法會的兼職議員制度有關，有些議員視工作為副業，視生意為正業，就經常缺勤。議員俸祿優渥，工作繁重，不應當還有其他主業」。很明顯，他所針對的主要是立法會中的「功能組別」議員，而他們絕大部分都是親中共的建制派人士。  自稱為「接近習近平班子」的于品海，12月6日在他的《香港01》中發表題為 《連問題都看不清，「好打得」又有何用》 評論。表面上是批判林鄭，但實際上是劍指香港的資產階級。他的文章沒有主動說出香港問題所在，卻引用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寓意香港應該意識到社會階級和經濟結構必須進行徹底改革。很明顯這是複述了中共自從香港「佔中運動」以來的官方論述。  自稱為「白宮發言人」的馮煒光，11月6日在《橙新聞》以 《韓正副總理的考題林鄭應如何回答》為題，批判林鄭和整個香港公務員團隊都是AO（政務官）心態，無法從政治角度把握香港的形勢，造成無法與國家融合的困境。他說：「香港的政務主任尤其是回歸前入職的，在英國殖民地者的熏陶下，只懂執行，只懂把問題翻來覆去地辯論，寫文章（主要是英文）一流，但戰略思維九流。要他們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有歷史縱深、有宏觀視野、有國際博奕的認知、有家國情懷去思考香港，去治理香港，去領導香港，無異緣木求魚」。馮煒光此文，同中共要清洗香港公務員系統的意圖高度契合。  近期這四篇文章很有代表性。筆者不是說他們「被授意」去寫，而是覺得它們不約而同地提供了一些反映北京意圖的想法：清算香港人（特別是原來香港的資產階級）、清理自己隊伍、改造立法會、改造公務員系統。在這個思維背景下成立的紫荊黨，就很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現在筆者回到文章開頭時的觀點：中共對香港的不信任。  第一，對香港廣大市民的不信任。其原因由來已久，筆者將來有機會可以詳細分析，今天暫略。這種不信任，到去年「反修例」運動中出現兩次百萬級的大示威，以及年底區議會選舉中親中共候選人一敗塗地的狀況，使得北京決策層有人滋生極端的「留島不留人」的念頭。在對香港廣大市民不信任的同時，更認為香港資產階級是動亂的根源之一，認為他們的剝削屬性造成香港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是動亂的溫床。這從「反修例運動」過程中對李嘉誠等人的批判可以看出。于品海的文章就是暗示這點。  出於對香港人的高度不信任，才會導致「港人治港」這個口號在內部悄悄改成「『新港人』治港」，強調今後香港的管治權要移交到「新港人」手上。而所謂「新港人」就是以紫荊黨為代表的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被派來香港潛伏的中共地下黨。這些過去處於潛伏狀態的地下黨員今後可能要「地上化」了，取代港人出任各種崗位。  第二，對香港政府及相關管治團隊的不信任。中聯辦下面一個智庫曾經向中央提交報告，對特區去年出現的「反修例運動」的發生，認為是特區管治團隊在執行「一國兩制」政策時有偏差。它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動亂暴亂不是偶然的，有一個發展過程，有多種因素。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從內因看，『香港之治』出現嚴重問題，是貫徹『一國』不力，執行『兩制』中的資本主義過頭。按照現行的治理思路、方式和作風，不能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要總結經驗教訓，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完整準確有效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報告列舉了很多實例，用以說明移交主權以來，由於特區政府「貫徹『一國』不力、執行『兩制』過頭」（即傾向資本主義）的方針政策，使香港在政治、法律、經濟、金融、輿論宣傳、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出現嚴重問題，才導致去年的大規模反特區政府、反中央政府的示威。而在去年的平亂過程中，特區政府又顯得軟弱無能。它既沒有及時動員政府掌控的三萬多武裝力量（按：指香港警察部隊）下達果斷平暴的命令，等到局勢明顯失控時，也沒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出動解放軍駐港部隊來協助平亂，這就充分顯示出特區政府「不善鬥爭、不敢鬥爭」的軟弱無能狀態。馮煒光的文章，反映了這種觀點。  第三，對香港左派群體的不信任，可以說也是由來已久，所以紫荊黨的出現無疑是對傳統左派打了一個耳光。根據筆者觀察，中共對香港左派的不信任，既有歷史原因，即中央長期來都是對「白區」黨組織存戒心的；也有現實原因，即認為本土左派群體屬於「爛泥扶不上壁」、難委以重任。  歷史原因方面，是中共建立全國政權之初，第一批被排斥的人竟然是在白區工作的共產黨幹部。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中共第二野戰軍請示中央如何對待地下黨？中央回復：「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注1] ，足見中共對白區黨員的不放心，黨內這個傳統也影響了中央對香港的地下黨的觀感，特別是在香港也出了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副社長鄭華叛變逃美、以及前中聯辦辦公廳主任劉林、台灣事務處長魏平元、中聯辦秘書長蔡小洪被揭發為英國情報部門收買等事件，所以中共中央對香港工委是不放心的。 現實原因是左派群體始終無法建立一個良好的形象。2006年民建聯訪問北京時，負責港澳工作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希望他們能夠「內強素質，外樹形象」。但15年後的民建聯無論從形象或能力看，仍然是一批碌碌無才的人，僅懂得盲目附和中央、盲目支持特區政府的人，無法肩負起特區的管理工作。屈穎妍的文章強調自己不是建制派，就是一種割席的態度。  了解這些背景後，再詳細分析紫荊黨幾位發起人的公開言論 ，筆者深信這個黨的成立反映了中共高層對香港人、對香港政府、對香港左派的深深不滿。（下篇完） 注1：見裴毅然：《前後16字方針：白區地下黨的宿命》，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4年8月號。所謂前16字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作為白區工作的原則。  （作者曾任《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副總編輯。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全文轉自眾新聞）

最近，香港一些「海歸」人士成立了一個「紫荊黨」，引起香港政壇的極大關注，大家的關注點有二，第一，這個組織是「嫡系」（由中央或至少是中聯辦組建的）或是「庶出」（即並非由中央或中聯辦組建，但得到他們的祝福）？第二，它與當前已經存在的親共建制派的關係如何？是否意味著傳統左派勢力的式微？筆者試圖就自己所了解的，去回答這兩個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筆者相信他們是嫡系的，因為早在三年前，即「佔中運動」之後，中央及香港中聯辦就已經在討論所謂「新港人治港」的問題。據了解這個討論的朋友說，北京認為香港的資產階級上層是靠不住的，中央給了他們長達20年的時間，也更換了好幾任特首，香港還是管不好，所以，依靠原有的資產階級來管理好香港是不行的。中央強調：「『一國兩制』並不等於香港不允許有共產黨的合法存在。因此可以考慮成立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派駐到香港來，真正地沉下去，到香港人民中去，做廣大人民群眾的工作，在香港的人民群眾中發展黨員、積蓄力量，建立健全黨的各級組織，以人民為後盾，依靠香港人民群眾自己的力量，建設香港、發展香港」。據筆者了解，這是當年中共內部討論香港問題後形成的十大對策其中的第一條。  到了去年「反送中條例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中央對香港工作有指示：「不要忘記一國兩制首先是一國的事，國家的任務。香港的問題，是國家的問題，是自己的任務，不能讓港人去主要承擔。」最後這句話就清楚表明，中共將派人管治香港而不再依賴原本的港人。中央並為此擬定一些策略，強調「首個階段做的主要是群眾工作。總綱領不要再依賴殖民地的『港人』辦一國兩制了。要組織『新時代』的『新港人』，創建一個可以向鄧小平同志及先輩先烈們致敬，並好好對他們交代的，能展示給世界的一國兩制。」根據這個指示，過去的「港人治港」今後會變成「『新港人』治港」。  據知情人士說，這個指示提出：治港團隊「總人數要過千，將來基層人要上萬。其實是在為共產黨在香港組建一支地下黨培養自己的管治團隊。組織部、宣傳部、對外國安部、政策研究部、行動總參部、支援部（筆者按：不明何謂「支援部」）、培訓部都要齊全，都要組建起來，都要精簡銳利」。  這個指示還把香港目前的狀況與中共過去的經驗聯繫起來。它說：「共產黨在1939至42年間在華北的處境和鬥爭，與香港現階段的情況有相似之處，可作策略思維中用來借鑒。當時黨把主要矛盾歸納成『反磨擦』鬥爭策略，統一各階層為群眾做些實惠之事，孤立製造磨擦的分子（即國民黨軍）及外來勢力（即日軍），用各種方法把他們的影響力清除、減低、消滅。著力維護搞好生產，辦好根據地，做好宣傳及思想工作。今天，我們要用佔領根據地、辦好根據地、一步一個腳印，以長征的精神向前邁進」。它又說：「1947至1949年黨在西柏坡的經歷也與當前香港『一國兩制』的任務相似，那就是先作戰略轉移，穩固後，兼顧幾個戰場，靈活地統籌協調運轉戰術戰力核心，並為建國（即接管）作思想心理組織的準備」。  按照筆者的理解，中共提出借鑒「反摩擦鬥爭」的歷史經驗，就是要如何逐一瓦解他們心目中的香港「反華勢力」，至於西柏坡經驗（接管全國政權的部署），就是如何實現對香港的全面接管。  根據這兩次的歷史經驗，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有核心組織，訓練幹部，紀律嚴密，身份隱蔽，深入群眾，並能在敵後與敵人鬥爭的隊伍。隊伍要有各類人，包括軍隊、公安、特科、專家、幹部。要老中青結合。主戰場在地下，應該直接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特設小組領導，與兩地官僚系統要分開，無瓜葛，少作不必要的接觸」。這就說明，中共為了全面接管香港，將會繼續分開地上與地下兩條線，有些人可以浮上水面，有些人則繼續潛水。用中共的術語，浮上水面，指合法鬥爭、議會鬥爭、公開戰線，而繼續潛水，則指非法鬥爭、議會外的鬥爭、隱蔽戰線的鬥爭，或者叫做：「以革命的兩手應對反革命的兩手」，這些策略都是中共優而為之的故技。  在這個政策背景下出現的「紫荊黨」，其性質可思過半矣！筆者認為，它就是一個在中共香港工委領導下、帶有政黨性質的公開的親中共的「群眾組織」，其目的就是為中共的全面接管香港的政權機構（行政、立法、司法、區議會）和非政權機構（大量的法定團體、馬會、大學的校委會等等）作好準備。在中共的歷史上，每當要「解放」大城市時，必然會事先在該市建立大量親中共的「群眾組織」，以便配合中共解放軍的進軍步伐。這是中共「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工委」）的任務。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在香港除了設有公開的「港澳工委」外，也有一個不公開的「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香港城工委」），也是為配合解放香港而建立的「內應」力量。所以，紫荊黨的成立，很可能就屬於這些內應力量。該黨除了公開表示其建黨是「學習中國共產黨」之外，就連第一次成立的形式也仿效中共：他們在維多利亞港的遊艇上開會，就如同中共當年「第一次代表大會」曾經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舉行一樣。  從以上的分析看，紫荊黨顯然是「嫡系」而不是「庶出」。如果它不是「嫡系」，它不敢在創黨伊始便誇下海口要發展25萬黨員。須知道，傳統左派龍頭組織民建聯花了將近30年時間才發展了5萬多黨員，而歷史比中共「建國」（1949年）還長久的工聯會，經過70年的經營，到現在會員才不過40萬左右。那麼紫荊黨憑什麼從組黨第一天就敢瞄準25萬黨員的目標呢？  筆者曾經撰文估計香港地下共產黨員數目至少達40萬人（見絀作 〈從十八大看香港地下黨規模〉 ，載《明報》2012年11月28日），很多左派朋友認為這是高估了，但筆者始終維持這個判斷（詳細估算見上引拙作，這裡不贅）。如果中共認為現在需要部分地下黨員浮上水面，部分仍然繼續潛水（即貫徹上文所引用的「公開的與隱蔽的雙結合」的策略），則一夜之間把25萬人劃入紫荊黨並不是不可能，因為在中共歷史上，共產黨員奉命加入到其他黨派，以該黨派的身份活動，從而隱瞞共產黨人的真正身份，這些例子比比皆是。  讀者可能會問，在中共通過港版《國安法》後，香港已經被中共全面掌控，為什麼還需要成立一個「紫荊黨」？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中共還需要「一國兩制」這個招牌，如果北京「事必躬親」，越俎代庖，難免使人覺得「一國兩制」徹底消亡。由於需要保持「一國兩制」的外觀，則中共在香港的正規組織（中共香港工委）就必須繼續潛水，所以它要建立一個由它指揮的團體，來執行它要推行的任務。當中共一日要保持「一國兩制」的外衣時，其在香港就只能繼續以地下黨的形式存在，一日仍然是地下黨時，它就必須要扶植一個公開的、地上的組織來為它服務，這就是它需要此時此刻成立一個紫荊黨的原因。（上篇完） （作者曾任《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副總編輯。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全文轉自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