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貨車連環撞引發火燒車 釀10死含2童
2026 年 7 月 14 日
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在今年3月30日去世。近日，一段「胡德華在一場飯局中的講話」在網路熱傳。在視頻中，胡德華談及父親胡耀邦的往事。他說，父親曾說：「我……要不是為了你們這幾個孩子啊，我要不是為了你們，我要不是為了咱們這家呀，我早就……（那意思是）跟毛澤東魚死網破了。」 對於這段視頻的熱傳，有評論認為，習近平常被外界指為「毛澤東第二」，他在黨內的一系列操作，讓黨內各個派系對他恨之入骨。這段視頻之所以傳播得如此之快，應該是有人在背後推動，反映出體制內恨不得與習「魚死網破」的情緒。 🔥胡耀邦次子胡德華：我爸要不是為了幾個孩子這個家，早和毛澤東魚死網破了！…… pic.twitter.com/CETOJBx2zg — 海外爆料 (@zhihui999) May 8, 2025 胡德華是胡耀邦的第三個兒子，知名紅二代。他曾擔任中科院軟體中心負責人，1994年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從事金融、銀行和辦公室等軟體系統的開發。此外，胡德華曾任《炎黃春秋》副社長。胡德華曾與李銳、杜導正等中共自由派元老關係密切，對體制提出批評。 《炎黃春秋》編輯部2016年遭當局改組，胡德華曾前往雜誌社維權，一度跟審查部門的人員對峙並發生肢體衝突。但《炎黃春秋》還是被強行接管了，當局還遣散了全部原有員工。 有網友在X平台貼出當年《炎黃春秋》被習近平派出的官員強行接管時胡德華據理力爭的一段視頻，他在視頻中稱，「看官不要忘記，胡耀邦乃習近平的大恩人，習近平仍滴水不漏，趕盡殺絕，反而對毛澤東頂禮膜拜！」 胡德華去世後，香港《明報》發布報導稱，自2012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之後，胡德華屢屢對時局發言，成為「紅二代」中知名的敢言者。他在2013年4月《炎黃春秋》雜誌社的一次聚會上，對習近平提出批評。當時，他質疑中國會否將繼續改革開放，又嘲諷習近平讀書不多。胡德華的發言讓習近平十分惱火，當局派人對他傳達指令「不可妄議中央」。 自此以後，之前樂於接受採訪的胡德華，對於各種採訪請求多以婉拒為主，即使是對他父親的評價，他也只是說，紀念胡耀邦「黨中央說什麼意義就什麼意義」。
受朋友之託，寫這篇文章與大家分享。 幾年前，在美國發生的事情。 美國有一個劉賓雁基金會，有一個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劉基金會準備給胡趙基金會發獎。就召集大家討論，也請來遇羅文先生，認為他家和胡耀邦有一定淵源，肯定會同意，把他安排在壓軸發言。 在遇羅克平反上胡耀邦總書記起了好作用，在遇羅錦在德國要求政治避難，胡總講話表示理解。 遇羅文並沒因為個人恩怨同意給胡總書記發獎，他認為胡總是共產黨里的人，壞事都是共產黨做的，平反是應該的，做的還遠遠不夠。 獎應該發給遇羅克這樣的英雄，而不是共產黨里的人。 他還講了共產黨要追認遇羅克為中共黨員，被他母親拒絕。 講他爸爸右派平反後，補發的工資不夠原工資，一直到臨終前 不久才給原工資的數，差額沒給補。 羅文在會上又提到劉賓雁，說已經去世的劉賓雁並不是大家認為對共產黨抱有期待和第二種忠誠的人，在劉80壽辰慶祝會上共去了300人，劉賓雁說:「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候是在日本人統治下偽滿洲國度過的。」 羅文根據這句話認為劉賓雁不是共產黨的人。 羅文最後的壓軸發言贏得與會者經久不息的掌聲。
習近平上台後，許多評論指出中國從中共「黨天下」成了「習天下」。究竟當今中國是「習天下」還是「黨天下」？自1980年以來，同樣的中共體制卻出了多位風格迥異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被公認在關鍵時刻站在人民一邊，但是後來都遭到清算。江澤民、胡錦濤雖有抱負，但都無法進行關鍵的改革。 在中共建黨103周年之際，通過對中共近年來五位總書記的分析，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告訴美國之音，中共本質是一個極壞的黨，因此胡趙這樣的領導人僅是鳳毛麟角，而習近平得以完全攬權。蔡霞教授認為未來中國人民的生存、共產黨的生存和習一小伙人維持權力之間將有生死博弈。 「黨的習近平」還是「習近平的黨」？ 習近平登台之前，時任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先生曾經預測，「由於未來的領袖習近平和李克強沒什麼政績，還面臨不斷加劇的黨內競爭，他們很可能比前輩更弱勢，不得不更多地依賴集體領導。」 今天應該沒有研究中共政治的人再認為當今的中共是集體領導。但關於中共政治的一個新謎團出現了：中共和習近平究竟是什麼關係？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 Kerry Brown）認為，今天「的確有個獨裁者統治著當代中國，但那是習近平為之服務的中共，而不是他個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一樣，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遭到這個政黨的劫持。」為什麼是黨劫持了習近平？他指出，習仲勛教育習近平，無論黨如何對待你，也要對黨保持信仰，而且，習近平深信，只有中共才能實現中國的偉大復興。 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提出相反的看法。她認為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是「黨天下」的習近平，而二十大之後，則變成了「習天下」的共產黨。她進一步指出，中共實質上已經不復存在，中國是被習近平一小伙人繼續以中共的名義控制著。 「黨天下」養大習近平 「當時，黨內和社會上不少人對黨和國家前途憂心忡忡」。這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描述他的前任胡錦濤時期的政績，而胡錦濤當時帶病參加二十大為習近平站台，就坐在會議主席台上。此前，解放軍上將王寧曾經說習近平「在緊要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 自由亞洲專欄作者、中共研究專家高新指出，一些國內政治異見人士當時認為因為中共政權合法性資源流失嚴重，安排習近平這樣有特殊政治資源的太子黨成員當接班人，是基於救黨圖存的考量。 「我個人的看法完全不是這樣」，蔡霞教授說。她解釋說，中共高層相信江山必須掌握在「自己的孩子」也就是紅二代的手裡，將來才不會挖祖墳。這就是中共80年代選接班人梯隊的來歷，習近平也就是在此時被挑出來成為共產黨培養的對象。 六四後，黨內再定甄選「三標準」 在中共裡面可以稱作「自己的孩子的」並不只習近平；最後誰成為接班人，這是需要競爭的，除了外界熟知的習近平與薄熙來的競爭外，還有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和前元帥陳毅的兒子陳小魯等人。但最後為何習近平勝出？ 《晚年周恩來》一書作者高文謙認為習仲勛扮演了關鍵角色。他生前在黨內口碑好，為人正派開明，支持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特別是在中共批鬥胡耀邦的黨內政治生活會上，習仲勛是唯一一位敢於站出來指責如此作法違犯黨的組織紀律原則的人。 蔡霞告訴美國之音《縱深視角》，在六四事件之後 中共對紅二代接班人梯隊又進行了一次篩選。她相信當時傳出的所謂「三條」是真的。一，要選自己的孩子，二，必須是紅二代廳局級，三，「開槍派」，即支持六四鎮壓。而時任人大第一副委員長習仲勛去天安門廣場和305醫院慰問解放軍，這個「投名狀」事件對習上位「其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紅二代裡面很優秀的陳小魯這樣的就是因為不符合第三條而被淘汰。 二十大兩件事讓「黨天下」變成「習天下」 蔡霞教授披露說，習近平2012年上位之後，黨內還有多樣化的聲音。在2016年十八屆六中全會討論和修改中共黨內監督條例的時候，習家軍在會議議程外突然提出樹立「習核心」話題，當時就有中央委員站出來說現在強調集體領導，胡錦濤就也已經不是核心，為何現在還要提核心？隨後的2018年修憲和2021年討論中共第三個歷史問題決議時，中共黨內仍然還是有分歧。這些事實說明，當時仍然有人代表中共在發言。 蔡霞教授認為，「黨天下」變成「習天下」的里程碑是中共二十大的兩個事件。第一是習近平下令當眾把胡錦濤強行架出會場，當時會場主席台上的中共要員們「連動都不敢動，連眼珠都不敢轉一下」。其次是在媒體前亮相的新常委完全是習近平過去的秘書和現在的秘書。蔡霞說：「我當時的感覺就是說共產黨已經不存在了」。如果說還有黨這個名字，其實只是頂著這個黨的名字的9000萬人這麼一個政治人群被習近平這個整個黑幫一夥給綁架了。」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也指出，「二十大徹底告別了改革開放，『兩個確立』意味著習與鄧、江、胡時代完成了切割，習天下呼嘯而至。」 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何被中共清洗？ 今年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35周年，中外學者4月在紐約舉行了一場「紀念胡趙和八九民運35周年國際研討會」。同樣是中共總書記，同樣是共產黨體制，為什麼習近平遭到批評，而胡耀邦、趙紫陽卻受到紀念？ 中國作家戴晴認為，胡耀邦是真心希望改正共產黨的錯誤，「他算是共產黨的好書記，」她說。在胡趙基金會會長張艾枚看來，趙紫陽則認為中國一黨專制沒有出路，他（趙紫陽）曾經說，除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他不知道中國的民主政治還能往哪轉。 蔡霞教授告訴美國之音，在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位中共總書記身上存在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他們是共產黨的總書記還是人民心目中的好人？ 中共裡面有好人，共產黨是個極壞的黨 關於共產黨裡面有「好人」問題是一個長期爭議的話題。原影響力中國網總編輯蘇小玲發表在《紐約時報》的文章說，「共產黨不是傳說中的『洪洞縣』，裡面沒多少好人。這自然也不合事實。」中國政論家胡平曾經撰文討論「為什麼最壞者當政」這一困惑性問題。 蔡霞教授認為，胡趙走到中共總書記的位置上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並且實屬鳳毛麟角。她認為這兩人是中共裡面」公認的好人「，在關鍵時刻選擇跟人民站在一起乃至被中共清洗。蔡霞教授接著指出，雖然共產黨里有好人，「但是共產黨本身是一個不好的黨，極壞的黨。」而且，中共本質決定它容不得好人，哪怕你就是到了總書記的位置上也可以迫害你 ，同樣可以隨時用不正常的手段解除你的職務。 蔡霞比較了在胡趙之後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胡錦濤。她說一位是老共產黨的遺孤，另一位是黨培養下的共產主義接班人苗子，這兩位中共總書記雖有抱負，但一個不敢踢出臨門一腳，一個被破迫喊出「不折騰」，這是因為他們害怕出了共產黨給他們划出的「邊界」。 習近平與共產黨的生存之爭 既然習近平將「黨天下」變成了「習天下」，這個黨和習近平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Kerry Brown）2022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曾提出一個看法。他說，在當今中國，黨仍然是關鍵，習近平只是一個合適的領導人。 如果習近平的政策製造社會動蕩，他本人就變成問題所在，進而遭到反對和處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無情的實體，它無情（統治）的時間比習近平要長久得多。 蔡霞教授與布朗教授看法略有不同的是，她認為中共與習近平之間儘管存在矛盾，但當今中國實際是中國人的生存、黨的存在與習一小伙人保持權力大位之間存在生死博弈。 蔡霞教授對《縱深視角》解釋說，三年清零，習近平一小伙不顧人民死活，將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大監獄，白紙運動就是人民遇到生存危機時刻的反抗，它最終迫使習近平不得不解封，而在黨內，時任總理李克強設法儘可能的發出他的聲音，想把經濟逐漸恢復起來。 中國人民是否相信中共能走向民主改革？ 2018年，美國前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中曾經說，「北京仍然口頭上在說『改革開放』，然而鄧小平的這個著名政策已經變得空洞。」他希望「中國領導人仍可以改變路線，回歸幾十年前兩國關係開始時的改革開放精神。」 但是蔡霞教授認為中國人民已經不會再相信共產黨，因為他們看到了即使經過了改革開放40年，中共仍然可以隨意剝奪人民手中的權力。她接著說：「我覺得就是再往下有可能就會推動整個這個國家政治上的鬆動，逐漸的通過動蕩一段時間以後走向民主憲政。」
「一些親眼看見的人說，一個年輕人勇敢地衝過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擋住坦克車，在千鈞一髮之際讓別人拉了回來。」 這是1989年6月5日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 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我們找到了這期節目的錄音帶。 同樣在這個圖書館，我們還找到了另一卷珍貴的錄音。 「現在士兵漸漸隨著最後撤離的隊伍壓過來。紀念碑上已經完全是士兵了。還有幾桿旗子在飄。民主女神像已經被拆掉，可能是被裝甲車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國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時，最後一批撤離的示威者留下的聲音。錄音帶全長60分鐘，提供者據信來自當年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年輕教師。 1989「六四」慘案35年來，中國當局極力想要抹去這段歷史。在信息鐵幕的背後，今天，很多中國不知道「六四」。 但是歷史沒有被湮滅。 1989年，中國當局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血洗北京街頭後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開始建立檔案，為中國現代史上這段重要而慘痛的歷史存證。 宛如塵封的時光膠囊，這 29箱「天安門檔案」承載著那個春夏之交的青春、熱血、壯志未酬，也為當權者的殘暴血腥留下無法抹殺的證據。 「他們是那樣勇敢」 「現在我們的形勢特別特別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國人支持我們！」 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的一段錄音。 那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萬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是非、要求新聞自由等政治訴求。當晚，上千人將北大「三角地」圍得水泄不通。 35年後，艾倫·裴新(Al Pessin)依然記得那些充滿希望的年輕面龐。他是時任美國之音北京分社社長。 「他們並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政府，他們僅僅想要一些變革。學生們滿懷希望，認為會得到政府的積極回應。」他說。 那年夏天，美國之音記者於音(Betty Tsu)把錄音機裝進一個破舊的學生書包，蹬著租來的自行車，每天都到廣場去。 「我覺得他們是那樣勇敢。他們想要政府做出改變的那種熱誠，那樣的初衷，真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她說。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輕學子一樣，他們過分誇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認為可以佔領天安門廣場，和中共高層談判，甚至可以從廣場凱旋。 裴新說：「他們的訴求不可能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接受。這就變成了鄧小平所說的『動亂。而『動亂』是鄧小平最不能允許的。」 策劃於密室的武力鎮壓 鄧小平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決定用武力解決學運問題？六四鎮壓35年來，儘管不斷有各種檔案材料、親歷者回憶被挖掘，但是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世人遠沒有足夠信息去了解這些內幕、黑幕。 吳國光說：「本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個黑匣子，高層的決策，我們很難了解它的內情，特別是這樣非常重大的政治性決策。」 但是吳國光也指出，不管鄧小平何時決定調兵，初衷為何，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那般慘烈收場，背後有一個無法否認的基本邏輯，即「鄧小平作為中共專制實際上的最高領袖，對於民眾要求改變政治制度、希望實現民主、法治和自由這一點是堅決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來解決的。」 「是真槍，是真幹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橋的嚴歌苓聽到槍響。她跑到樓下，馬路上已經站了很多人。她隨著槍聲往和平門方向走。走了一半時，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車拉著傷員一路跑。 「路燈不夠亮，就看到那些人身體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顏色，」她回憶。「大概四、五點鐘吧，我就知道那個是真槍，是真幹了。」 在鐵道醫院，她看到很多屍體。她悲傷至極，感覺像是走在一場夢魘里。 日後成為知名華裔作家的嚴歌苓12歲參軍，曾是一名跳紅色芭蕾舞的文藝兵。十餘年「人民子弟兵經歷讓她無法想像，「怎麼一下子這個槍口 就可以調轉過來呢？」 天安門大屠殺後，前美國之音記者裴新從北京發回諸多報道，其中最為震撼的一則講述了一個20歲的學生在武力清場時從廣場逃生的經歷： 「軍隊凌晨抵達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名20歲學生對美國之音說，為躲避槍擊，他花了近兩個小時才爬出廣場。他說，一路上他看到數百具屍體。士兵對任何站起來或在動的人開槍。 這名學生說，他看到四名女大學生請求軍人不要殺她們。他說，其中一名女性抓住軍人的腿，軍人的回應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軍人向其她三人開槍。」 這些報道被華盛頓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員翻譯成中文，通過電波傳送回中國。 「我們曉得我們的聽眾非常多，而且也曉得在很多大學裡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後，大學把我們的廣播放在擴音器上，在校園裡面公開地播出，」參與過六四播報的美國之音記者羅大任說。日後他曾出任美國之音普通話組主任。 當年的天安門學生領袖之一沈彤回憶，不僅是學生，老人們也關上門，拉上窗帘偷聽國際廣播，然後他們圍坐在一起，分享自己聽到的信息。 《紐約時報》1989年的一篇報道說：「真實的新聞在共產國家傳不了多遠，至少通過官方渠道。因此當街頭擠滿示威者時，全中國的人都在收聽美國之音。」 這是變革的前夜嗎？ 35年後，在美國大學校園裡，我們邀請人們一同打開這些 「天安門時光膠囊」。他們中有些人親歷了這場運動，有些人當時尚未出生。 「中國政府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敵人了，」 1989年六四鎮壓後，一名年輕的北京女性對美國之音說。 羅勝春感同身受：「從我睜開眼睛看中國開始，中國政府就一直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她說。「它把所有愛國的，想做一些微小改變的人都送進監獄，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進監獄。她的丈夫、人權捍衛者丁家喜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重判，正在中國服刑。 這些錄音讓邵嵐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以「國安法」通緝的美國公民。 「過去三十幾年來，每年六四前夕都會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有燭光晚會，可以現在，我作為一個學生倡議者被迫流亡，燭光晚會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發生的事。」她說。 《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的作者、加拿大籍華裔學者何曉清也說，維園的燭光讓人們看到， 「有些東西是坦克、機槍、監獄都不能夠拿走的」。 何曉清對美國之音說，經常有人問她，35年了，我們為什麼還要紀念「六四」？哪怕當年的一些親歷者也說：忘掉過去，向前看。 但是時至今日，天安門母親依然不能公開悼念她們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國人當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訴求還遙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絕入境。 「這不止是我一個人的不幸，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她說。 那麼中國還會變好嗎？ 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1989年以後，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維穩體系，把各種可能的大規模抗議扼殺在萌芽中。 但是習近平的個人集權與民眾、乃至精英階層的利益衝突會越來越大，能否長久維持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人權捍衛者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說，她看不到中國共產黨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對於中國的未來，她滿懷樂觀。用她的話說，像她這樣原本不關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這個集權專制的運動里」。 華裔作家嚴歌苓說，她一點也不悲觀，事情壞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誕的時候就會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許趙高他們指鹿為馬的時候，那不就是在變革的前夜了嗎？」她說。
今年是”六四”35周年。一個歷史事件過這麼久了之後，任何的回顧與反思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炒冷飯”，但”六四”事件不然，因為35年前發生的很多事情，對於我們正確判斷今天的中國政治來說，仍然具有重要而新鮮的參考價值。趙紫陽為什麼會在權力鬥爭中失敗，就是一個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對這個問題。過去的35年中，六四問題的研究者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是以下兩條：第一，趙紫陽在學潮初起的關鍵階段，沒有留在北京主持大局，反而按照原定行程去了朝鮮進行國事訪問，而且一去就是一周的時間，給李鵬為首的保守派提供了大好的反擊的機會，和布置軟性政變的時間；第二，他在5月15日會見來訪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時候，公開表示中共黨內的實際上的最高決策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鄧小平。這個舉動被鄧小平認為是出賣行為，是要把他拋出來承擔處理學潮的責任，因而與趙紫陽關係破裂並下了決心要撤換趙紫陽。 以上兩條原因，當然都非常正確；但是我認為還有一條原因，是35年來的回顧與反思中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的，那就是：趙紫陽與軍隊的關係。 事實上，根據2019年在台灣的印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的《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一書，趙與軍隊的關係始終相當疏離，這與趙在「文革」中曾經被廣東的軍隊系統批鬥有一定的關係。按照盧躍剛的說法，「文革」中，廣州軍區正式宣布對廣東實行全面軍管，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擔任軍管會主任，當時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趙紫陽落到了軍隊手裡。第一次公開的批鬥趙紫陽的大會，就是廣州軍區在警衛營操場上召開的。這時候趙名義上還是廣州軍區第三政委，被批鬥說明軍方拋棄了趙紫陽。隨後，趙就被軍隊以「監護「的名義關押，一關就是三年。軍方認為自己是好意，是想保護趙，但趙可不是這麼理解的。他很記恨軍隊。趙當上總理之後，曾有人問：「總理，文革你最恨的是誰？」趙說：「我最恨的是警備區。」他甚至動了粗口，說「他媽的他們那些爛蘋果給我吃，還要我硬吃下去，軍隊對我從心裡有一種仇恨。」趙與軍隊因此結了梁子，與軍隊的關係一直不是那麼密切，更沒有在軍隊里培植自己的力量。 根據盧躍剛的分析：十三大上，趙紫陽有了一個特別的職務：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排序在鄧小平之後，常務副主席楊尚昆之前。但他從不介入軍隊事務。鄧小平的意思是，軍隊要讓楊尚昆管，但要用趙紫陽牽制楊的權力。這是鄧的盤算。但可惜的是，我認為也是趙的一大失誤，就是他對軍隊真的沒有興趣，也沒有按照鄧的意思，在軍隊事務上多做決定。這就導致了89年的時候，他根本指揮不動軍隊。趙太老實了，他知道槍杆子才能出政權，但他萬萬料不到有一天槍杆子要對付他這個軍委第一副主席。這是趙紫陽在1989年的政變中很輕易就被打倒的第三個原因。 今天回顧趙紫陽失敗的這個原因，對於我們分析當下的中國政治，提供了兩個重要的參考：第一，在中共的高層政治中，軍隊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誰掌握了軍隊，誰就在黨內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因此我們觀察包括習近平在內的政治人物的走向，一定要研究和分析他與軍隊的關係。這些關係，在平常的時候，或許起不到什麼作用，但一旦有重大的危機發生，這個關係就會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中共已經掌權75年，但仍然沒有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這個黨是依靠軍事手段奪取政權的，也是依靠軍事手段維持政權的，這一點，75年來都沒有改變過。 第二，中共黨內的領導人，只要在重大問題上不願意採取暴力手段來解決問題，只要主張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處理重大問題，即使爬到了類似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幾乎是最高權力的位置，也會輕易被黨內的保守派打倒。這說明，反民主，就是中共的政治基因，是任何領導人不能觸碰的政治紅線。誰都不能例外，這是體制問題，不是個人問題。因此，任何對中共出現戈爾巴喬夫式樣的開明派領導人的期待，都是對中共政治的不了解。在這個黨的內部，是沒有開明派的生存空間的。這也就導致這個黨主動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不管誰是總書記都是一樣。 不幸的是，到今天，不僅中國，而且在西方，仍然有太多的人，對於以上兩個經驗教訓，仍然沒有吸取。前幾年外界對於李克強的期待，那種「習下李上」就可以給中國帶來希望的期待，都是沒有吸取35年前的歷史教訓的表現。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仍然要不斷地對於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進行回顧與反思，永遠不要忘記那場悲劇的原因所在。這一段記憶，不是為了歷史，而是為了今天。
今年4月15日是原中共領導人胡耀邦逝世三十五周年。作為中共黨內曾經的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政策的倡導者和執行者，胡耀邦對於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都有哪些貢獻？又為何被迫辭職下台？胡耀邦的政治遺產對今天的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 胡耀邦三十五周年忌日前夕 中共前高官被禁言 「頭頂一個天，腳踏一方土，風雨中你昂起頭，冰雪壓不服。好大一棵樹，任你狂風呼，綠葉中留下多少故事，有樂也有苦。」（歌曲《好大一棵樹》） 這是詞作家鄒友開1989的4月15日在聽到胡耀邦的死訊後，創作的詩歌《好大一棵樹》，後被譜成歌曲廣為傳唱，並成為中國民眾對他表達哀思的象徵。 胡耀邦忌日被上崗 高瑜：對民主的反諷和敵視 35年過去了，中國民間對胡耀邦的紀念始終不斷，而當局則仍在採取嚴控打壓措施。中國獨立記者高瑜本周一（15日）在X平台貼文說：「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5周年忌日，北京以至全國都有公民被上崗，從昨晚站到今晚，24小時限制自由。 這是什麼行為？ 這是『反黨』行為。」 她還說：「胡耀邦是中共最有民主思想、民主作風的領導人，深受人民愛戴，否則他的離世也不可能激發起中共執政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民主運動。 中共當前號稱『全過程民主『，在中共最有民主威望的領導人胡耀邦的第35個忌日，用上崗這種專制威懾，阻止人民的紀念，更是對民主的反諷和敵視。」 體制的良心：胡耀邦生平回顧 胡耀邦出生於1915年11月20日，是湖南省瀏陽人，早年加入中共及工農紅軍。抗戰期間，他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第三縱隊政委、華北軍區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等職。 中共建政後，胡耀邦歷任中國共青團書記、第一書記、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擔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紀檢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是中國在撥亂反正時期和改革開放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主持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主要領導者。 1987年1月，胡耀邦被黨內元老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迫做了檢討並辭職。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於4月15日逝世。民眾自發對其悼念，並由此引發了天安門民主運動。 胡耀邦的政治遺產與理念 胡耀邦在被迫下台後，曾對家人自評道：「我這輩子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麼高的位置上；一個是沒有想到在我退下來以後還有這麼好的名聲。」 對於胡耀邦的政治遺產，現在美國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總結說：「胡耀邦最主要的功績就是大膽平反冤假錯案，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組織理論務虛會，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保護民主牆，反對逮捕異議人士，也保護黨內一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抵制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支持政治改革討論，抵制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等。」 其一：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 現在美國的原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告訴自由亞洲電台，胡耀邦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至今，他主持的有關「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歷史真相併沒有真正被中國社會所了解。 蔡霞說：「直到2018年，（中共）還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功勞歸於後來的江蘇省委黨校校長鬍福明，其實這裡有一個嚴重的歪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是胡福明一個人的提出，真正要講首提，是在胡耀邦和中央黨校這邊。」 對這段歷史有深入研究的蔡霞告訴本台，1977年，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首先在中共黨校內部提出要實事求是地判斷黨內的各種是非教訓，從而引發黨校內就如何看待毛澤東、文革及反省中共自身問題的討論，並率先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恰好，時任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的胡福明此後不久也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最後，在胡耀邦主持下，將黨校內和胡福明的觀點整合修改，撰寫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由《光明日報》編輯部首發。這為文革後破除「兩個凡是」、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提供了思想支點。 其二：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錯案 消除「政治賤民」 197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長，開始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蔡霞教授告訴本台，雖然這些平反工作是從黨內開始的，但胡耀邦的真正著眼點卻是在全國範圍。當時從幹部、右派、各領域精英到國民政府的留用人員和軍人，再到農村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加上其親屬及被株連者，上億人得到了平反，被恢復政治名譽，不再有「政治賤民」。 「他的這個做法涉及到的是好幾千萬、上億人。那一次的平反，我覺得他心裡是懷著人民的，並不是上面有指示。沒有人指示他。」 蔡霞認為，胡耀邦平反黨內外各類冤假錯案的行動，在組織上打開了政治桎梏，為中共緩解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也為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 其三：主張思想無禁區、言者無罪 胡耀邦在當政時期，還主張「解放思想無禁區」、「言者無罪」。他曾在中央黨校內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的「四不」，主張各種意見都可以討論。這也體現在胡耀邦反對逮捕民主人士魏京生，並支持保留西單民主牆的問題上。 1978年11月，北京部分民眾在西單貼大字報，宣傳民主自由人權理念，時稱「民主牆運動」。1979年3月25日，當時的北京動物園電工魏京生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提醒中國社會須警惕鄧小平成為另一個獨裁者。魏京生因此被當局逮捕，後被以「反革命罪」被重判15年徒刑。 「胡耀邦在當年的6月全國人大的會議上，很明確地提出，他不贊成逮捕魏京生。他表示，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享有最大的自由。」 胡平認為，胡耀邦在面對體制內保守勢力的巨大壓力下，依然能如此鮮明地表達出自己的觀點，這非常難得。雖然胡耀邦在當時看起來沒有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太多意見，但這番話就已經足夠分量。 「因為共產制度說到底就是剝奪、壓制人們的言論自由。堅持要維護人們的言論自由、反對以言論治罪，這種主張對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來說，就是對共產專制制度的釜底抽薪。」 胡平說。 其四：早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 至今，一些學者依然認為，胡耀邦在任時期並沒有提出過真正的政治改革主張，只是在搞「好人政治」，或是延續了「打倒四人幫」後有限度放鬆政治管控的趨勢。但蔡霞指出，胡耀邦早在1982、83年就已經在思考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胡耀邦提出，我們要改革的不僅僅是計劃經濟，我們要搞政治體制改革，我們要搞全面改革。」 她說，胡耀邦剛提出這一觀點時就遭到黨內很多人的反對，但是隔了一、兩年，他再次談到政改問題。 「胡耀邦的改革意識、解放思想，敢於往前走，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如果講這方面的魄力，沒有人超過他。」蔡霞認為，鄧小平後來所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給政治體制改革划下了不可觸碰的「紅線」。 胡耀邦的政治理念為何在中共體制內無法存活？ 曾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學者程曉農認為，胡耀邦的上台是中共「撥亂反正」的需要，是為了清算四人幫，讓老幹部回來。同時，胡耀邦也參與推動了改革開放，把共產黨的統治從崩潰的邊緣挽救回來，但民眾的支持並沒能讓他得以繼續推行自己的理念。最終，他還是被那些他平反的老幹部打倒。 程曉農說：「他的悲劇本身說明，共產黨制度有它的一系列宿命。就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想要憑著本心，多為民眾著想，而不是為一批官僚和他們的子弟著想，這樣的想法實際上是為共產黨統治機器所不容的……。尖銳點的話就是說，共產黨的統治實際上容不得任何真正的改革開放。如果是容得了開放，這個統治就不穩定了。」 蔡霞也認為，胡耀邦並不是一個中共體制的反叛者，他並沒有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本質。胡耀邦的假設還是「黨和人民是一體的」，黨做了錯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要把黨弄好。而中共實質上就是一個邪惡的恐怖主義組織，兩者的根本理念完全不同。 「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反人類、反人性、反文明的，而胡耀邦心裡從來都是裝著有人的。他把每一個人當人，而共產黨把每一個當工具。這個本質上是不同的。」 蔡霞說，「你要站在人民一邊，那跟共產黨的謀私利，它就是極端對立的。」 胡耀邦與鄧小平、習近平的差異 作為中共曾經的最高領導人之一，胡耀邦與鄧小平及習近平有怎樣的差異呢？ 「胡德華的名言是，鄧小平搞改革是為了救黨、胡耀邦搞改革是為了救民、救老百姓。」 蔡霞認為，胡耀邦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錯案就是他一心為民的最明顯例證。同時，從胡耀邦很多講話中也可以看到，他是把人民放在高於黨的位置，而鄧小平是把人民放在可利用的工具這個位置上。 蔡霞認為，雖然鄧小平也講改革，但他與胡耀邦有著本質的不同：「鄧小平你可以把他看作共產黨本質上的生存的權宜之計，而胡耀邦他們不是。他們本著一種信念，經歷了風雨、經歷了坎坷，他們還在努力地想把它（中國 ）推向前進。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所以註定了鄧小平、胡耀邦，包括今天的習近平不是一條路上的人，而且註定了習近平會比鄧小平倒退得更厲害。」 蔡霞指出，胡耀邦在1980年提出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旨在實現黨內民主、保護不同意見，並且限制老幹部們的權力。習近平也在2016年推出《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不過其目的卻是幫助強化其黨內權位。胡耀邦支持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而習近平卻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連任次數的限制，為實現專制獨裁鋪路。她說：「習近平一上台就強調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他就沒有講過黨內民主，也不講人民的民主。」 呼喚體制內良心 促成中國早日民主化 談到紀念胡耀邦的現實意義，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孔明尚(Michael Cummingham)告訴本台： 「胡耀邦的這段歷史，證實了中國老百姓可以擁有的東西。如果他沒有被打壓，現在的中國會不會更好？如果沒有習近平，如果可以走向胡耀邦想要的那個樣子，更多的思想解放，現在的中國會完全不一樣。」 蔡霞也強調，現在紀念胡耀邦，不等於是期望習近平能夠繼續深化政治改革，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其真正的現實意義在於對於呼喚黨內的良知，胡耀邦的精神是有感召力的。 「共產黨是壞的，但不等於共產黨里的人都是惡魔。其實像胡耀邦那代人，他們到改革開放以後談人民、談民主、談政治改革，他們是有信念的。他們經歷了中共的政治運動，深深地看到了這個黨的問題。」蔡霞認為，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有信念、有良知者的傑出代表。 「這個良心並不僅僅是出於人性的本能，而是出於他有堅定的信念，他們才能在那種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盡他們所能，去推動思想的解放，推動平反冤假錯案，推動政治改革。」 蔡霞指出，中華民族要走出三千年的大變局，走向現代民主社會，一定要有胡耀邦這樣的人，作為民族脊樑來承擔歷史的責任，不論他是來自黨內還是體制外。胡耀邦的人格精神和魅力已遠遠超出了所謂「共產黨里的人」，他其實是中華民族邁向現代文明、艱難向前的一個代表。 蔡霞表示，今天紀念胡耀邦是對體制內官員的一種召喚，喚起他們內心迷失了的良知：「一旦這個歷史有所鬆動，有可能往前走，我們需要體制內的很多官員在那個時候選擇和人民站在一起，選擇順著歷史的要求往前走，而不是為這個體制去賣命。解脫自己, 也是為中國歷史做點事情。」 胡平則認為，紀念胡耀邦的現實意義一方面是要發揚光大他的政治理念，同時也是努力讓中國的民間力量東山再起, 透過體制內外的共同努力，促成中國早日邁向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