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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在今年3月30日去世。近日，一段“胡德华在一场饭局中的讲话”在网络热传。在视频中，胡德华谈及父亲胡耀邦的往事。他说，父亲曾说：“我……要不是为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啊，我要不是为了你们，我要不是为了咱们这家呀，我早就……（那意思是）跟毛泽东鱼死网破了。” 对于这段视频的热传，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常被外界指为“毛泽东第二”，他在党内的一系列操作，让党内各个派系对他恨之入骨。这段视频之所以传播得如此之快，应该是有人在背后推动，反映出体制内恨不得与习“鱼死网破”的情绪。 🔥胡耀邦次子胡德华：我爸要不是为了几个孩子这个家，早和毛泽东鱼死网破了！…… pic.twitter.com/CETOJBx2zg — 海外爆料 (@zhihui999) May 8, 2025 胡德华是胡耀邦的第三个儿子，知名红二代。他曾担任中科院软件中心负责人，1994年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从事金融、银行和办公室等软件系统的开发。此外，胡德华曾任《炎黄春秋》副社长。胡德华曾与李锐、杜导正等中共自由派元老关系密切，对体制提出批评。 《炎黄春秋》编辑部2016年遭当局改组，胡德华曾前往杂志社维权，一度跟审查部门的人员对峙并发生肢体冲突。但《炎黄春秋》还是被强行接管了，当局还遣散了全部原有员工。 有网友在X平台贴出当年《炎黄春秋》被习近平派出的官员强行接管时胡德华据理力争的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称，“看官不要忘记，胡耀邦乃习近平的大恩人，习近平仍滴水不漏，赶尽杀绝，反而对毛泽东顶礼膜拜！” 胡德华去世后，香港《明报》发布报导称，自2012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之后，胡德华屡屡对时局发言，成为“红二代”中知名的敢言者。他在2013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一次聚会上，对习近平提出批评。当时，他质疑中国会否将继续改革开放，又嘲讽习近平读书不多。胡德华的发言让习近平十分恼火，当局派人对他传达指令“不可妄议中央”。 自此以后，之前乐于接受采访的胡德华，对于各种采访请求多以婉拒为主，即使是对他父亲的评价，他也只是说，纪念胡耀邦“党中央说什么意义就什么意义”。
受朋友之托，写这篇文章与大家分享。 几年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美国有一个刘宾雁基金会，有一个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刘基金会准备给胡赵基金会发奖。就召集大家讨论，也请来遇罗文先生，认为他家和胡耀邦有一定渊源，肯定会同意，把他安排在压轴发言。 在遇罗克平反上胡耀邦总书记起了好作用，在遇罗锦在德国要求政治避难，胡总讲话表示理解。 遇罗文并没因为个人恩怨同意给胡总书记发奖，他认为胡总是共产党里的人，坏事都是共产党做的，平反是应该的，做的还远远不够。 奖应该发给遇罗克这样的英雄，而不是共产党里的人。 他还讲了共产党要追认遇罗克为中共党员，被他母亲拒绝。 讲他爸爸右派平反后，补发的工资不够原工资，一直到临终前 不久才给原工资的数，差额没给补。 罗文在会上又提到刘宾雁，说已经去世的刘宾雁并不是大家认为对共产党抱有期待和第二种忠诚的人，在刘80寿辰庆祝会上共去了300人，刘宾雁说:“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是在日本人统治下伪满洲国度过的。” 罗文根据这句话认为刘宾雁不是共产党的人。 罗文最后的压轴发言赢得与会者经久不息的掌声。
习近平上台后，许多评论指出中国从中共“党天下”成了“习天下”。究竟当今中国是“习天下”还是“党天下”？自1980年以来，同样的中共体制却出了多位风格迥异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被公认在关键时刻站在人民一边，但是后来都遭到清算。江泽民、胡锦涛虽有抱负，但都无法进行关键的改革。 在中共建党103周年之际，通过对中共近年来五位总书记的分析，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本质是一个极坏的党，因此胡赵这样的领导人仅是凤毛麟角，而习近平得以完全揽权。蔡霞教授认为未来中国人民的生存、共产党的生存和习一小伙人维持权力之间将有生死博弈。 “党的习近平”还是“习近平的党”？ 习近平登台之前，时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先生曾经预测，“由于未来的领袖习近平和李克强没什么政绩，还面临不断加剧的党内竞争，他们很可能比前辈更弱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集体领导。” 今天应该没有研究中共政治的人再认为当今的中共是集体领导。但关于中共政治的一个新谜团出现了：中共和习近平究竟是什么关系？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 Kerry Brown）认为，今天“的确有个独裁者统治着当代中国，但那是习近平为之服务的中共，而不是他个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一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遭到这个政党的劫持。”为什么是党劫持了习近平？他指出，习仲勋教育习近平，无论党如何对待你，也要对党保持信仰，而且，习近平深信，只有中共才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提出相反的看法。她认为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是“党天下”的习近平，而二十大之后，则变成了“习天下”的共产党。她进一步指出，中共实质上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是被习近平一小伙人继续以中共的名义控制着。 “党天下”养大习近平 “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这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描述他的前任胡锦涛时期的政绩，而胡锦涛当时带病参加二十大为习近平站台，就坐在会议主席台上。此前，解放军上将王宁曾经说习近平“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自由亚洲专栏作者、中共研究专家高新指出，一些国内政治异见人士当时认为因为中共政权合法性资源流失严重，安排习近平这样有特殊政治资源的太子党成员当接班人，是基于救党图存的考量。 “我个人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蔡霞教授说。她解释说，中共高层相信江山必须掌握在“自己的孩子”也就是红二代的手里，将来才不会挖祖坟。这就是中共80年代选接班人梯队的来历，习近平也就是在此时被挑出来成为共产党培养的对象。 六四后，党内再定甄选“三标准” 在中共里面可以称作“自己的孩子的”并不只习近平；最后谁成为接班人，这是需要竞争的，除了外界熟知的习近平与薄熙来的竞争外，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和前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等人。但最后为何习近平胜出？ 《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认为习仲勋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生前在党内口碑好，为人正派开明，支持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在中共批斗胡耀邦的党内政治生活会上，习仲勋是唯一一位敢于站出来指责如此作法违犯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的人。 蔡霞告诉美国之音《纵深视角》，在六四事件之后 中共对红二代接班人梯队又进行了一次筛选。她相信当时传出的所谓“三条”是真的。一，要选自己的孩子，二，必须是红二代厅局级，三，“开枪派”，即支持六四镇压。而时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去天安门广场和305医院慰问解放军，这个“投名状”事件对习上位“其实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红二代里面很优秀的陈小鲁这样的就是因为不符合第三条而被淘汰。 二十大两件事让“党天下”变成“习天下” 蔡霞教授披露说，习近平2012年上位之后，党内还有多样化的声音。在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和修改中共党内监督条例的时候，习家军在会议议程外突然提出树立“习核心”话题，当时就有中央委员站出来说现在强调集体领导，胡锦涛就也已经不是核心，为何现在还要提核心？随后的2018年修宪和2021年讨论中共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时，中共党内仍然还是有分歧。这些事实说明，当时仍然有人代表中共在发言。 蔡霞教授认为，“党天下”变成“习天下”的里程碑是中共二十大的两个事件。第一是习近平下令当众把胡锦涛强行架出会场，当时会场主席台上的中共要员们“连动都不敢动，连眼珠都不敢转一下”。其次是在媒体前亮相的新常委完全是习近平过去的秘书和现在的秘书。蔡霞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共产党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还有党这个名字，其实只是顶着这个党的名字的9000万人这么一个政治人群被习近平这个整个黑帮一伙给绑架了。”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也指出，“二十大彻底告别了改革开放，‘两个确立’意味着习与邓、江、胡时代完成了切割，习天下呼啸而至。” 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何被中共清洗？ 今年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35周年，中外学者4月在纽约举行了一场“纪念胡赵和八九民运35周年国际研讨会”。同样是中共总书记，同样是共产党体制，为什么习近平遭到批评，而胡耀邦、赵紫阳却受到纪念？ 中国作家戴晴认为，胡耀邦是真心希望改正共产党的错误，“他算是共产党的好书记，”她说。在胡赵基金会会长张艾枚看来，赵紫阳则认为中国一党专制没有出路，他（赵紫阳）曾经说，除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他不知道中国的民主政治还能往哪转。 蔡霞教授告诉美国之音，在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中共总书记身上存在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他们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人民心目中的好人？ 中共里面有好人，共产党是个极坏的党 关于共产党里面有“好人”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议的话题。原影响力中国网总编辑苏小玲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共产党不是传说中的‘洪洞县’，里面没多少好人。这自然也不合事实。”中国政论家胡平曾经撰文讨论“为什么最坏者当政”这一困惑性问题。 蔡霞教授认为，胡赵走到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上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且实属凤毛麟角。她认为这两人是中共里面”公认的好人“，在关键时刻选择跟人民站在一起乃至被中共清洗。蔡霞教授接着指出，虽然共产党里有好人，“但是共产党本身是一个不好的党，极坏的党。”而且，中共本质决定它容不得好人，哪怕你就是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也可以迫害你 ，同样可以随时用不正常的手段解除你的职务。 蔡霞比较了在胡赵之后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她说一位是老共产党的遗孤，另一位是党培养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苗子，这两位中共总书记虽有抱负，但一个不敢踢出临门一脚，一个被破迫喊出“不折腾”，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出了共产党给他们划出的“边界”。 习近平与共产党的生存之争 既然习近平将“党天下”变成了“习天下”，这个党和习近平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Kerry Brown）2022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曾提出一个看法。他说，在当今中国，党仍然是关键，习近平只是一个合适的领导人。 如果习近平的政策制造社会动荡，他本人就变成问题所在，进而遭到反对和处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情的实体，它无情（统治）的时间比习近平要长久得多。 蔡霞教授与布朗教授看法略有不同的是，她认为中共与习近平之间尽管存在矛盾，但当今中国实际是中国人的生存、党的存在与习一小伙人保持权力大位之间存在生死博弈。 蔡霞教授对《纵深视角》解释说，三年清零，习近平一小伙不顾人民死活，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白纸运动就是人民遇到生存危机时刻的反抗，它最终迫使习近平不得不解封，而在党内，时任总理李克强设法尽可能的发出他的声音，想把经济逐渐恢复起来。 中国人民是否相信中共能走向民主改革？ 2018年，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曾经说，“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他希望“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 但是蔡霞教授认为中国人民已经不会再相信共产党，因为他们看到了即使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中共仍然可以随意剥夺人民手中的权力。她接着说：“我觉得就是再往下有可能就会推动整个这个国家政治上的松动，逐渐的通过动荡一段时间以后走向民主宪政。”
“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年轻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在千钧一发之际让别人拉了回来。” 这是1989年6月5日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这期节目的录音带。 同样在这个图书馆，我们还找到了另一卷珍贵的录音。 “现在士兵渐渐随着最后撤离的队伍压过来。纪念碑上已经完全是士兵了。还有几杆旗子在飘。民主女神像已经被拆掉，可能是被装甲车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国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时，最后一批撤离的示威者留下的声音。录音带全长60分钟，提供者据信来自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 1989“六四”惨案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不知道“六四”。 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 1989年，中国当局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血洗北京街头后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 宛如尘封的时光胶囊，这 29箱“天安门档案”承载着那个春夏之交的青春、热血、壮志未酬，也为当权者的残暴血腥留下无法抹杀的证据。 “他们是那样勇敢” “现在我们的形势特别特别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国人支持我们！” 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的一段录音。 那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万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是非、要求新闻自由等政治诉求。当晚，上千人将北大“三角地”围得水泄不通。 35年后，艾伦·裴新(Al Pessin)依然记得那些充满希望的年轻面庞。他是时任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 “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仅仅想要一些变革。学生们满怀希望，认为会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他说。 那年夏天，美国之音记者于音(Betty Tsu)把录音机装进一个破旧的学生书包，蹬着租来的自行车，每天都到广场去。 “我觉得他们是那样勇敢。他们想要政府做出改变的那种热诚，那样的初衷，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她说。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轻学子一样，他们过分夸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认为可以占领天安门广场，和中共高层谈判，甚至可以从广场凯旋。 裴新说：“他们的诉求不可能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接受。这就变成了邓小平所说的‘动乱。而‘动乱’是邓小平最不能允许的。” 策划于密室的武力镇压 邓小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用武力解决学运问题？六四镇压35年来，尽管不断有各种档案材料、亲历者回忆被挖掘，但是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世人远没有足够信息去了解这些内幕、黑幕。 吴国光说：“本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黑匣子，高层的决策，我们很难了解它的内情，特别是这样非常重大的政治性决策。” 但是吴国光也指出，不管邓小平何时决定调兵，初衷为何，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那般惨烈收场，背后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基本逻辑，即“邓小平作为中共专制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对于民众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希望实现民主、法治和自由这一点是坚决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来解决的。” “是真枪，是真干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桥的严歌苓听到枪响。她跑到楼下，马路上已经站了很多人。她随着枪声往和平门方向走。走了一半时，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车拉着伤员一路跑。 “路灯不够亮，就看到那些人身体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颜色，”她回忆。“大概四、五点钟吧，我就知道那个是真枪，是真干了。” 在铁道医院，她看到很多尸体。她悲伤至极，感觉像是走在一场梦魇里。 日后成为知名华裔作家的严歌苓12岁参军，曾是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十余年“人民子弟兵经历让她无法想象，“怎么一下子这个枪口 就可以调转过来呢？” 天安门大屠杀后，前美国之音记者裴新从北京发回诸多报道，其中最为震撼的一则讲述了一个20岁的学生在武力清场时从广场逃生的经历：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 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这些报道被华盛顿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送回中国。 “我们晓得我们的听众非常多，而且也晓得在很多大学里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后，大学把我们的广播放在扩音器上，在校园里面公开地播出，”参与过六四播报的美国之音记者罗大任说。日后他曾出任美国之音普通话组主任。 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之一沈彤回忆，不仅是学生，老人们也关上门，拉上窗帘偷听国际广播，然后他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听到的信息。 《纽约时报》1989年的一篇报道说：“真实的新闻在共产国家传不了多远，至少通过官方渠道。因此当街头挤满示威者时，全中国的人都在收听美国之音。” 这是变革的前夜吗？ 35年后，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我们邀请人们一同打开这些 “天安门时光胶囊”。他们中有些人亲历了这场运动，有些人当时尚未出生。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 1989年六四镇压后，一名年轻的北京女性对美国之音说。 罗胜春感同身受：“从我睁开眼睛看中国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她说。“它把所有爱国的，想做一些微小改变的人都送进监狱，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进监狱。她的丈夫、人权捍卫者丁家喜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正在中国服刑。 这些录音让邵岚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以“国安法”通缉的美国公民。 “过去三十几年来，每年六四前夕都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有烛光晚会，可以现在，我作为一个学生倡议者被迫流亡，烛光晚会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她说。 《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的作者、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何晓清也说，维园的烛光让人们看到， “有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拿走的”。 何晓清对美国之音说，经常有人问她，35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哪怕当年的一些亲历者也说：忘掉过去，向前看。 但是时至今日，天安门母亲依然不能公开悼念她们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国人当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诉求还遥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 “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不幸，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她说。 那么中国还会变好吗？ 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1989年以后，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维稳体系，把各种可能的大规模抗议扼杀在萌芽中。 但是习近平的个人集权与民众、乃至精英阶层的利益冲突会越来越大，能否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人权捍卫者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说，她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对于中国的未来，她满怀乐观。用她的话说，像她这样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这个集权专制的运动里”。 华裔作家严歌苓说，她一点也不悲观，事情坏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诞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许赵高他们指鹿为马的时候，那不就是在变革的前夜了吗？”她说。
今年是”六四”35周年。一个历史事件过这么久了之后，任何的回顾与反思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炒冷饭”，但”六四”事件不然，因为35年前发生的很多事情，对于我们正确判断今天的中国政治来说，仍然具有重要而新鲜的参考价值。赵紫阳为什么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就是一个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过去的35年中，六四问题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是以下两条：第一，赵紫阳在学潮初起的关键阶段，没有留在北京主持大局，反而按照原定行程去了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而且一去就是一周的时间，给李鹏为首的保守派提供了大好的反击的机会，和布置软性政变的时间；第二，他在5月15日会见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公开表示中共党内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邓小平。这个举动被邓小平认为是出卖行为，是要把他抛出来承担处理学潮的责任，因而与赵紫阳关系破裂并下了决心要撤换赵紫阳。 以上两条原因，当然都非常正确；但是我认为还有一条原因，是35年来的回顾与反思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那就是：赵紫阳与军队的关系。 事实上，根据2019年在台湾的印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一书，赵与军队的关系始终相当疏离，这与赵在“文革”中曾经被广东的军队系统批斗有一定的关系。按照卢跃刚的说法，“文革”中，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实行全面军管，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军管会主任，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落到了军队手里。第一次公开的批斗赵紫阳的大会，就是广州军区在警卫营操场上召开的。这时候赵名义上还是广州军区第三政委，被批斗说明军方抛弃了赵紫阳。随后，赵就被军队以“监护“的名义关押，一关就是三年。军方认为自己是好意，是想保护赵，但赵可不是这么理解的。他很记恨军队。赵当上总理之后，曾有人问：“总理，文革你最恨的是谁？”赵说：“我最恨的是警备区。”他甚至动了粗口，说“他妈的他们那些烂苹果给我吃，还要我硬吃下去，军队对我从心里有一种仇恨。”赵与军队因此结了梁子，与军队的关系一直不是那么密切，更没有在军队里培植自己的力量。 根据卢跃刚的分析：十三大上，赵紫阳有了一个特别的职务：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排序在邓小平之后，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之前。但他从不介入军队事务。邓小平的意思是，军队要让杨尚昆管，但要用赵紫阳牵制杨的权力。这是邓的盘算。但可惜的是，我认为也是赵的一大失误，就是他对军队真的没有兴趣，也没有按照邓的意思，在军队事务上多做决定。这就导致了89年的时候，他根本指挥不动军队。赵太老实了，他知道枪杆子才能出政权，但他万万料不到有一天枪杆子要对付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是赵紫阳在1989年的政变中很轻易就被打倒的第三个原因。 今天回顾赵紫阳失败的这个原因，对于我们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参考：第一，在中共的高层政治中，军队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观察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政治人物的走向，一定要研究和分析他与军队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平常的时候，或许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一旦有重大的危机发生，这个关系就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共已经掌权75年，但仍然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党是依靠军事手段夺取政权的，也是依靠军事手段维持政权的，这一点，75年来都没有改变过。 第二，中共党内的领导人，只要在重大问题上不愿意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只要主张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处理重大问题，即使爬到了类似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几乎是最高权力的位置，也会轻易被党内的保守派打倒。这说明，反民主，就是中共的政治基因，是任何领导人不能触碰的政治红线。谁都不能例外，这是体制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因此，任何对中共出现戈尔巴乔夫式样的开明派领导人的期待，都是对中共政治的不了解。在这个党的内部，是没有开明派的生存空间的。这也就导致这个党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管谁是总书记都是一样。 不幸的是，到今天，不仅中国，而且在西方，仍然有太多的人，对于以上两个经验教训，仍然没有吸取。前几年外界对于李克强的期待，那种“习下李上”就可以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期待，都是没有吸取35年前的历史教训的表现。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不断地对于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进行回顾与反思，永远不要忘记那场悲剧的原因所在。这一段记忆，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今天。
今年4月15日是原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三十五周年。作为中共党内曾经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胡耀邦对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都有哪些贡献？又为何被迫辞职下台？胡耀邦的政治遗产对今天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胡耀邦三十五周年忌日前夕 中共前高官被禁言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歌曲《好大一棵树》） 这是词作家邹友开1989的4月15日在听到胡耀邦的死讯后，创作的诗歌《好大一棵树》，后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并成为中国民众对他表达哀思的象征。 胡耀邦忌日被上岗 高瑜：对民主的反讽和敌视 35年过去了，中国民间对胡耀邦的纪念始终不断，而当局则仍在采取严控打压措施。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本周一（15日）在X平台贴文说：“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5周年忌日，北京以至全国都有公民被上岗，从昨晚站到今晚，24小时限制自由。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反党’行为。” 她还说：“胡耀邦是中共最有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领导人，深受人民爱戴，否则他的离世也不可能激发起中共执政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民主运动。 中共当前号称‘全过程民主‘，在中共最有民主威望的领导人胡耀邦的第35个忌日，用上岗这种专制威慑，阻止人民的纪念，更是对民主的反讽和敌视。” 体制的良心：胡耀邦生平回顾 胡耀邦出生于1915年11月20日，是湖南省浏阳人，早年加入中共及工农红军。抗战期间，他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委、华北军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中共建政后，胡耀邦历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第一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纪检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是中国在拨乱反正时期和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领导者。 1987年1月，胡耀邦被党内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做了检讨并辞职。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4月15日逝世。民众自发对其悼念，并由此引发了天安门民主运动。 胡耀邦的政治遗产与理念 胡耀邦在被迫下台后，曾对家人自评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好的名声。” 对于胡耀邦的政治遗产，现在美国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总结说：“胡耀邦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大胆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组织理论务虚会，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保护民主墙，反对逮捕异议人士，也保护党内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持政治改革讨论，抵制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等。” 其一：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现在美国的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胡耀邦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至今，他主持的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真相并没有真正被中国社会所了解。 蔡霞说：“直到2018年，（中共）还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功劳归于后来的江苏省委党校校长胡福明，其实这里有一个严重的歪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胡福明一个人的提出，真正要讲首提，是在胡耀邦和中央党校这边。” 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蔡霞告诉本台，1977年，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首先在中共党校内部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判断党内的各种是非教训，从而引发党校内就如何看待毛泽东、文革及反省中共自身问题的讨论，并率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恰好，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胡福明此后不久也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最后，在胡耀邦主持下，将党校内和胡福明的观点整合修改，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光明日报》编辑部首发。这为文革后破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支点。 其二：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错案 消除“政治贱民” 197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开始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蔡霞教授告诉本台，虽然这些平反工作是从党内开始的，但胡耀邦的真正着眼点却是在全国范围。当时从干部、右派、各领域精英到国民政府的留用人员和军人，再到农村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加上其亲属及被株连者，上亿人得到了平反，被恢复政治名誉，不再有“政治贱民”。 “他的这个做法涉及到的是好几千万、上亿人。那一次的平反，我觉得他心里是怀着人民的，并不是上面有指示。没有人指示他。” 蔡霞认为，胡耀邦平反党内外各类冤假错案的行动，在组织上打开了政治桎梏，为中共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其三：主张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 胡耀邦在当政时期，还主张“解放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他曾在中央党校内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四不”，主张各种意见都可以讨论。这也体现在胡耀邦反对逮捕民主人士魏京生，并支持保留西单民主墙的问题上。 1978年11月，北京部分民众在西单贴大字报，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理念，时称“民主墙运动”。1979年3月25日，当时的北京动物园电工魏京生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提醒中国社会须警惕邓小平成为另一个独裁者。魏京生因此被当局逮捕，后被以“反革命罪”被重判15年徒刑。 “胡耀邦在当年的6月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很明确地提出，他不赞成逮捕魏京生。他表示，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享有最大的自由。” 胡平认为，胡耀邦在面对体制内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下，依然能如此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非常难得。虽然胡耀邦在当时看起来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太多意见，但这番话就已经足够分量。 “因为共产制度说到底就是剥夺、压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坚持要维护人们的言论自由、反对以言论治罪，这种主张对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就是对共产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 胡平说。 其四：早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至今，一些学者依然认为，胡耀邦在任时期并没有提出过真正的政治改革主张，只是在搞“好人政治”，或是延续了“打倒四人帮”后有限度放松政治管控的趋势。但蔡霞指出，胡耀邦早在1982、83年就已经在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胡耀邦提出，我们要改革的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我们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搞全面改革。” 她说，胡耀邦刚提出这一观点时就遭到党内很多人的反对，但是隔了一、两年，他再次谈到政改问题。 “胡耀邦的改革意识、解放思想，敢于往前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如果讲这方面的魄力，没有人超过他。”蔡霞认为，邓小平后来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给政治体制改革划下了不可触碰的“红线”。 胡耀邦的政治理念为何在中共体制内无法存活？ 曾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认为，胡耀邦的上台是中共“拨乱反正”的需要，是为了清算四人帮，让老干部回来。同时，胡耀邦也参与推动了改革开放，把共产党的统治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民众的支持并没能让他得以继续推行自己的理念。最终，他还是被那些他平反的老干部打倒。 程晓农说：“他的悲剧本身说明，共产党制度有它的一系列宿命。就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想要凭着本心，多为民众着想，而不是为一批官僚和他们的子弟着想，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为共产党统治机器所不容的……。尖锐点的话就是说，共产党的统治实际上容不得任何真正的改革开放。如果是容得了开放，这个统治就不稳定了。” 蔡霞也认为，胡耀邦并不是一个中共体制的反叛者，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胡耀邦的假设还是“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党做了错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要把党弄好。而中共实质上就是一个邪恶的恐怖主义组织，两者的根本理念完全不同。 “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反人类、反人性、反文明的，而胡耀邦心里从来都是装着有人的。他把每一个人当人，而共产党把每一个当工具。这个本质上是不同的。” 蔡霞说，“你要站在人民一边，那跟共产党的谋私利，它就是极端对立的。” 胡耀邦与邓小平、习近平的差异 作为中共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与邓小平及习近平有怎样的差异呢？ “胡德华的名言是，邓小平搞改革是为了救党、胡耀邦搞改革是为了救民、救老百姓。” 蔡霞认为，胡耀邦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就是他一心为民的最明显例证。同时，从胡耀邦很多讲话中也可以看到，他是把人民放在高于党的位置，而邓小平是把人民放在可利用的工具这个位置上。 蔡霞认为，虽然邓小平也讲改革，但他与胡耀邦有着本质的不同：“邓小平你可以把他看作共产党本质上的生存的权宜之计，而胡耀邦他们不是。他们本着一种信念，经历了风雨、经历了坎坷，他们还在努力地想把它（中国 ）推向前进。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注定了邓小平、胡耀邦，包括今天的习近平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而且注定了习近平会比邓小平倒退得更厉害。” 蔡霞指出，胡耀邦在1980年提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旨在实现党内民主、保护不同意见，并且限制老干部们的权力。习近平也在2016年推出《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过其目的却是帮助强化其党内权位。胡耀邦支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而习近平却在2018年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次数的限制，为实现专制独裁铺路。她说：“习近平一上台就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他就没有讲过党内民主，也不讲人民的民主。” 呼唤体制内良心 促成中国早日民主化 谈到纪念胡耀邦的现实意义，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孔明尚(Michael Cummingham)告诉本台： “胡耀邦的这段历史，证实了中国老百姓可以拥有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被打压，现在的中国会不会更好？如果没有习近平，如果可以走向胡耀邦想要的那个样子，更多的思想解放，现在的中国会完全不一样。” 蔡霞也强调，现在纪念胡耀邦，不等于是期望习近平能够继续深化政治改革，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其真正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于呼唤党内的良知，胡耀邦的精神是有感召力的。 “共产党是坏的，但不等于共产党里的人都是恶魔。其实像胡耀邦那代人，他们到改革开放以后谈人民、谈民主、谈政治改革，他们是有信念的。他们经历了中共的政治运动，深深地看到了这个党的问题。”蔡霞认为，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有信念、有良知者的杰出代表。 “这个良心并不仅仅是出于人性的本能，而是出于他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才能在那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尽他们所能，去推动思想的解放，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政治改革。” 蔡霞指出，中华民族要走出三千年的大变局，走向现代民主社会，一定要有胡耀邦这样的人，作为民族脊梁来承担历史的责任，不论他是来自党内还是体制外。胡耀邦的人格精神和魅力已远远超出了所谓“共产党里的人”，他其实是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文明、艰难向前的一个代表。 蔡霞表示，今天纪念胡耀邦是对体制内官员的一种召唤，唤起他们内心迷失了的良知：“一旦这个历史有所松动，有可能往前走，我们需要体制内的很多官员在那个时候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选择顺着历史的要求往前走，而不是为这个体制去卖命。解脱自己, 也是为中国历史做点事情。” 胡平则认为，纪念胡耀邦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是要发扬光大他的政治理念，同时也是努力让中国的民间力量东山再起, 透过体制内外的共同努力，促成中国早日迈向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