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州多市議會拒推行紫色垃圾桶計劃
2026 年 7 月 15 日
2025年上半年，北京、浙江等多地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再度傳出公務員、央企白領、民企職員等降薪裁員的消息。如今，生活壓力已波及千家萬戶。所謂的「過緊日子」，已從口號變為現實。 在北京工作的李先生稱，自己是國企員工。如今，他的工資已從每月6000元（人民幣，下同）降到5000元。不僅如此，原本的津貼也被取消了。他還說，自己的老婆在民企上班，民企就更慘了。很多員工被裁，有的被通知7月底裁員。 國企職員馬先生稱，近兩年，公司已經進行了兩輪減薪裁員。人少了，崗位開始合併，一個人做原來兩、三個人的工作，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不僅如此，他們的薪水還降了，根據職位的不同，減少了5%到20%。 國企員工吳先生稱，為了維持生計，部分職員開始尋找兼職。他說，「現在只能靠朋友介紹點外包設計活撐著，但這種工作也不好找。」 據公開信息，包括中金公司、國家開發銀行等多家央企已啟動「薪酬優化」措施。財新網早前稱，至少有27家中央金融企業限制員工薪酬，其中高管年薪設限100萬，中級管理的年薪可能被砍去一半。中金公司一位基層員工透露：「全樓幾乎都降薪了，最低也降了5%。」 不僅是國營企業，就連一直被視為「鐵飯碗」的公務員也難逃降薪潮。據悉，這與地方政府收入銳減有關。 2024年，浙江省財政廳公布《2023年公布的預算（草案）》顯示，該省國有土地出讓收入同比銳減25%，導致行政支出大幅削減。另外，浙江這種財政緊張的局面，並非個案，目前已在全國多地蔓延。 浙江諸暨的鄭先生稱，自己的一位朋友是公務員，聽他說，前年公務員就降了一波薪；今年又降了一次薪，聽說普通公務員的年薪降了五至六萬；科級以上的年薪降了八至十萬；級別更高的年薪減少了十五萬左右。他認為，公務員工資本來就高，降薪也是應該的。 在社交平台上，一位山東博主稱：「我們縣近兩年賣不出一塊地，房地產項目也停了，部門辦公用車的租金直到現在還沒有結清，出差費用，半年了都沒有報銷。」 山東青島居民耿先生稱，當地某縣公務員只能領取七成工資，還面臨延遲發放等情況。 山東居民孟先生指出，儘管政府試圖刺激內需，但因為降薪，民眾的收入銳減，以致居民的購買能力嚴重受限。他說，價格戰成為許多小商戶最後的掙扎，豬肉價格直線下滑，現在排骨才賣十二元一斤，生豬收購價才幾塊錢。連帶餐廳也在拚命打折求生，這不是競爭，而是互相拖垮。 廣東一位法律界人士稱，當地一些地區警察的薪水大幅下降，年薪從30萬降至20萬。 東莞某國有銀行的中層幹部也稱，在這兩年內，自己單位降薪的幅度已經達到了30%，現在連績效獎金都被砍掉了。 江蘇經濟學者吳勤學分析稱，公務員降薪只是表象，真正的問題是「民間失去了消費動力，企業失去了發展信心，整個社會的經濟想像力在收縮。」他警告，當「過緊日子」從口號變為現實，最後挑戰的是「社會的韌性與信心的底線」。
西方的經濟理論五花八門，其中一派叫做自由貿易。其理論是在國際貿易的市場經濟中只要自由貿易，就是各方面都合理，最佳狀態。這個理論的假設前提就是錯誤的：人類社會紛繁複雜，很少有最佳狀態 — 既沒有標準的市場，也沒有億萬人一致的標準的人。所以實際操作中的經濟政策必須按照實際來，也就是符合實際。 但是前些年自由貿易的說法突然甚囂塵上。什麼原因呢？就是發達國家的工資越來越高，資本的利潤遭到了壓縮，希望尋找增加利潤的方法。於是大家發現某些利用窮國的低工資，在發達國家市場上賺取超額利潤是一個好辦法。如何擴大這種生意的規模，使之合理合法呢？自由貿易的理論很符合這個希望，可以使資本高速擴張。於是就被吹捧得天花亂墜了。 鄧小平和江澤民那兩代領導抓住了這個機會，聯合西方大資本來了個大忽悠。因此得到了美國的永久自由貿易協議（最惠國待遇），還加入了那個世界自由貿易的組織。在允許大資本自由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的同時，換取了西方對中國的經濟輸血。 資本和技術大量流入中共不自由的市場的同時，超額的利潤對半分。大資本們賺得盆滿缽滿，中共的錢袋子們也賺得東升西降，厲害了我的國。其中中共軍力的超速發展和戰狼外交，首先讓西方各國的有識之士們不滿，進而讓西方的選民們開始懷疑：正是這個自由貿易，導致了他們的貧困化和不安全，導致了全球民主的衰落。 最近美國總統公開談論民主的衰落，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戴琪女士也談到了貿易政策要現實，關稅保護是必要的。美國輿論終於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很難再回頭了。所以習近平集團希望重新依靠西方輸血，來挽救中國經濟，這條路肯定不通。不改革政治，不保障國內經濟正常運行，不可能救得了經濟。 最近的一些現象也足以說明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資本外逃的速度和額度都已經到了驚人的程度：不僅外國資本出走，中國的資本也在出走，中國的經濟正在逐漸被抽空。而出走的原因，主要就是政治壓迫的加重。例如間諜法和企業黨支部等等政治操作，加大了政治干擾經濟的力度。 資本除了馬克思說的追逐利潤之外，同樣也注重安全的經營環境。江澤民時代外國資本在中國享受超國民待遇，安全也享受超國民待遇。所以資本家們追逐利潤的本性得以發揮，資本大量流入中國。經過了江胡時代相對寬鬆的環境之後，現在的環境就使得一些人忍受不了了。外逃在一些聰明人的帶動下，逐漸呈現加速的趨勢。 國內的企業經營也很不樂觀。整體呈現收縮的趨勢，不僅生產收縮，消費也在收縮。也就是學者們常說的通縮，不僅是通貨緊縮，而是統統收縮。下一步應該就是整個經濟加速下滑。這真的應了習近平同志的號召，大家都要過緊日子了。 公平地說，自由貿易在一個國家範圍內是必須的，主要有的是積極的意義。這是完善市場經濟的必須政策。但在政治體制不同，經濟水平千差萬別的國際之間，其所導致的結果就太複雜了。不可以用理想化的政策來概括，否則後果難料。 現在的西方國家已經認識到這個理論的不現實。再想依靠大忽悠獲得額外的輸血，肯定不可能了。還是老老實實改革政治體制，才是救中國的必經之路。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召開「經濟大省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會中指示，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四省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堅持政府過緊日子」，並要求「多想辦法促消費」。學者認為，上海封城造成其他省份要扛起更大重擔，而在民間對經濟前景沒信心的情況下，人民銀行要靠降息促進經濟，成效恐怕有限。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6日在深圳召集廣東、江蘇、浙江、山東、河南、四川等六省領導人召開「經濟大省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采實體和視訊會。李克強指出，六個經濟大省經濟總量佔全國的45%，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頂樑柱」，要發揮穩經濟關鍵支撐作用，六省里四個沿海省，包括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在地方對中央財政凈上繳中貢獻超過六成，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學者：沒點名上海 意在要其他省多扛責 台灣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孟俊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指出，傳統上，上海財政上繳貢獻最大，這次李克強沒有點名上海：「這次有一個特別突出，上海疫情封控二個月，財政受衝擊，逼著他也無能為力，乾脆不找，其他地方要扛起更大責任負擔。」 劉孟俊提到，因為疫情，包括頻繁做核酸，各地方防疫支出增加，很多城市封控，管控經濟活動，此時要促進經濟復甦活力，河南、江蘇、廣東等人口多的省份，經濟貢獻大，總比找新疆、黑龍江、青海這些地方上繳有力。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林雅鈴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也指出：「上半年中國三十一省分全部財政赤字，包括中央也面臨財政赤字，加上中國經濟狀況很糟，完全沒有內需、民眾不消費，靠投資拉動經濟成長，中央的赤字率又要控制在目標2.8%，因此，也要控制地方財政上繳情況，人民銀行也要上繳錢給中央，中央、中西部省份財政轉移支付都需要錢。」 中媒：中央對地方撥補 規模歷年最大 中國第一財經網報導，中國財政部數據顯示，2022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預計近9.8萬億元，規模為歷年來最大；從增幅來看，2022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比上年增加約1.5萬億元，增長18%，增幅為近年來最高。 對此，劉孟俊分析，因為疫情，很多小區封閉管理，地方經濟消費內需衝擊大，造成失業，影響地方財政、基層鄉鎮銀行也出現擠兌問題。此外，土地財政過去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財源，房地產受重創之後，地方收不到錢，這都是中央對地方撥補增加的可能原因。 劉孟俊說：「有些地方傳出公務員減薪，或傳出有學校老師、鄉鎮公務員薪水好幾個月拿不到。」 李克強會中指出，六個經濟大省經濟總量、市場主體數量、吸納就業都佔全國4成以上。「經濟大省要勇挑大樑」，挖掘自身政策潛力保市場主體穩經濟，穩定本地和外來務工人員就業、穩定產業供應鏈。要有力應對第2季「超預期衝擊」，6月經濟趨穩回升，而7月延續恢複發展態勢，但仍有小幅波動，「勢要起而不可落」。 李克強要各省「政府過緊日子」 顧基層「三保」 李克強說，穩經濟也是穩財源。財政凈上繳中央的省要完成上繳任務。各省要堅持「政府過緊日子」，盤活財政存量資金，保障財政收支平衡和基層「三保」，也就是「保基本民生支出、保工資發放、保運轉」。 李克強並要求「多想辦法促消費」，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外貿穩外資，實現互利共贏。 此外，中國經濟7月表現不佳，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央行）15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等兩項關鍵利率，希望支撐疲軟的經濟增長。 人行降息經濟前景仍不明 民眾不消費不借錢 劉孟俊指出，有時也不能降太猛，中國目前的困難是，企業不願投資，原因是「動不動因疫情封控」，企業認為經營不穩定感蠻高，尤其上海受疫情影響大，連外資都在撤離，對老百姓來說就業不穩定，李克強說要促進消費困難度高，即便降息、要求商業銀行擔起責任、推動客戶投資也有一定難度。 劉孟俊說：「你會增加消費往往因為工作穩定、收入確保無虞，才會確保消費，尤其人口老化情況，消費會更保守。」 林雅鈴分析，央行降息目的都是要降低社會融資成本，提供市場上資金流動，主要中國七月數據出來，信貸增速下滑，這表示不管企業、民眾借貸、信貸都下滑、存款增加顯示中國社會不管企業、民眾，普遍都沒有想借錢，沒有想去做長期、短期投資打算，對經濟前景不樂觀。 林雅鈴認為，央行做這樣降息的動作，是希望降低整個社會融資成本，但目前中國問題不在市場上資金不夠，是企業和民眾不想借錢，以此手段提振經濟成效可能有限。
2020年年底中國政府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然而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江西省財政廳正式批複2021年省直屬各單位，要求從嚴執行「過緊日子」的要求。作為中共革命的「根據地」，貧困縣最多的省份之一，江西省政府的要求十分耐人尋味。 江西省委機關報江西日報19日報導，江西省財政廳正式批複2021年省直屬各單位，要求它們嚴格按照批複的預算項目、分類科目和金額執行支出預算，嚴禁竄用、混用預算項目和經濟分類科目。 江西省政府還要求各單位要從嚴從緊控制「三公」經費及各類型活動，大力壓減會議費、培訓費、勞務費等一般性支出，加強黨政機關樓堂館所管理，一切維修興建要按規定履行審批程序，否則超範圍、超標準及與公務無關的費用一律不予報銷。 中國GDP數據全球領先 地方政府卻要「過緊日子」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中國離休高幹的後代李女士稱，作為「紅色革命根據地」，江西省政府財政廳在全國率先要求「過緊日子」，此舉絕非江西省自作主張，必然是得到上級領導某些指示或暗示，要從江西做起。 李女士說，中國政府一邊說因為疫情，2020年全球經濟停擺，一邊對外宣稱，中國的GDP增幅全球領先，但是又悄悄的說要過緊日子。 李女士認為，雖然大部分民眾並不知道政府的財政狀況，但可以從物價上體會出當地的經濟狀況，其實中國百姓生活苦不苦，政府最先知道，包括國家統計局。 近幾年中央多次要求地方政府過緊日子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成都維權人士黃曉敏稱，近幾年，中共高層多次要求各地政府勤儉節約，過緊日子。她也十分關注中國政府財政的預算狀況。 黃曉敏稱，對於省政府的行為，她認為不外乎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國家經濟確實出現了問題，財政赤字升高，政府債務、國企債務和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較高。另一個是，政府官員預料到今年財政收支情況不容樂觀。 上個月，中共機關刊物《求是》發表評論員文章，再度指出「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一再重申黨政機關要過緊日子。」評論是這樣寫的，習近平稱，黨和政府帶頭過緊日子，目的是為老百姓過好日子。 物價飛漲 百姓處境艱難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北京居民黃群稱，最近北京物價飛漲，可謂民不聊生，一斤韭菜要10元（人民幣，下同），一斤牛肉40元，一斤熟牛肉65元，一斤大蝦賣到70元，相對於高昂的物價，工資卻絲毫不漲，而且很多家庭因受疫情影響，收入還在降低。 中國早已債台高築 中國官媒報導，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稱，截至2020年年底，中國整體債務高達GDP的280％，比2019年的債務增加約兩成。 根據中國財政部最新數據，去年政府債務餘額已高達46萬億，佔GDP的46％，遠高於2019年的38%。數據顯示，今年中國財政收支缺口將繼續擴大，財政收入年減4％、支出則增2.8％，今年財政赤字勢將大增。 中國財政部數據亦顯示，地方政府債務持續擴大，去年底地方政府債務餘額高達25萬億，增幅超過兩成，地方政府去年已發行3.7萬億專項債券。
最近，中國一些地方政府紛紛出台政策，建立「公物倉」，對機關單位進行統一的資產管理和調劑，以節約行政成本。然而推廣「公物倉」能否真正提高資源使用效益和配置效率，節約行政成本並提高行政治理能力和水平？專家持懷疑態度。 今年三月，在中國財政部指導下，國管局印發《關於開展中央行政事業單位公物倉試點工作的通知》，提出在中央行政事業單位分級建立公物倉，搭建實體倉庫和資產調劑工作平台，建立部門間資產調劑機制，對閑置、低效的資產統一管理和使用，以節約行政成本，實現「節約型機關」的建設目標。多個省市地方政府紛紛跟進，帶頭「過緊日子」。 「公物倉」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早在2014年，江蘇省政府下達《江蘇省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辦法》，提出在全省範圍建立「公物倉」制度。然而，今年在全國範圍內的推廣和試點，是否能真正降低行政運營成本，提高行政工作效率？ 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顧維群認為，此次行政結構的調整是針對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美中對峙持續升級、台海關係進一步惡化的現狀推出的。「公物倉」的全面建立是中央政府加強調配資源以應對緊張局勢的嘗試。 「這個疫情的發生使得中共當局有一些考慮，在發生重大的公共衛生災難的背景下，甚至發生戰爭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如果有比較大的資源調配能力，比較有利於執行他們的政策，對抗疫情也好，甚至轉向戰爭背景的生產模式也好。」 顧維群說，資源的統一調配更符合中央政府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最大化的原則。 「『公物倉』使得中央政府更有能力在全國範圍內，在各省之間，在省政府的配合下，有可能通過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規擁有更大的調配的能力，我估計這是一個很主要的目的。」 顧維群認為，真正提高行政工作能力和水平，節約行政運營成本，需要在體制、司法等方面進行相匹配的改革，同時也應歡迎來自公眾和媒體的外部監督。他認為，現有的「公物倉」改革對解決部門機關里官員尸位素餐、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並無太大效果。 在中國行政單位有多年工作經驗的獨立學者顏智華告訴本台，建設節約型機關需在節約軍費、宣傳等開支方面作出努力，僅僅節約辦公開支意義不大。 「節約辦公經費，節約辦公開支在中國財政開支裡面只是雞毛蒜皮的事情。辦公經費在整個財政預算中只佔很小的比例。財政最大的開支有三筆，軍費、警察的開支和對外『大撒幣』。」 顏智華認為，迫於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預算支出緊張的壓力，資源的各級調配無法在實質上支援中央應對重大突發事件。 「至於地方的財政，可以說絕大部分地方財政都是虧空的。有些貧困的地方甚至連公職人員的工資都拖欠。在戰時狀態下中央政府向地方無非是調集人力資源，地方上是沒有其他錢可調的。」 顏智華所說確實有根據。據澎湃新聞日前報道，受今年疫情影響，多個地方政府財政雪上加霜。在遼寧、安徽等地，拖欠公職人員薪資問題十分嚴重。僅在遼寧省康平縣，所拖欠的公務員、事業人員工資就高達兩千五百萬元。 顏智華認為，限制隱性的非必要開支才能真正節約行政成本。 「各級政府給他們的官員的福利待遇是非常優厚的，這個福利待遇肯定遠遠大於真正的辦公經費的開支。很多福利比如濫發獎金，這些東西可以巧立名目列在辦公經費裡面去報銷。如果壓縮辦公經費和開支，肯定對這種濫發獎金、濫發福利有影響的。」 今年五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中國2020年的財政赤字預算目標設定為至少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6%，遠高於去年設定的2.8%。據經濟分析機構芬蘭銀行轉型經濟研究所（BOFIT）發布的年度中國財政評估，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本年度的財政赤字將繼續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