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2025年上半年，北京、浙江等多地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再度传出公务员、央企白领、民企职员等降薪裁员的消息。如今，生活压力已波及千家万户。所谓的“过紧日子”，已从口号变为现实。 在北京工作的李先生称，自己是国企员工。如今，他的工资已从每月6000元（人民币，下同）降到5000元。不仅如此，原本的津贴也被取消了。他还说，自己的老婆在民企上班，民企就更惨了。很多员工被裁，有的被通知7月底裁员。 国企职员马先生称，近两年，公司已经进行了两轮减薪裁员。人少了，岗位开始合并，一个人做原来两、三个人的工作，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不仅如此，他们的薪水还降了，根据职位的不同，减少了5%到20%。 国企员工吴先生称，为了维持生计，部分职员开始寻找兼职。他说，“现在只能靠朋友介绍点外包设计活撑着，但这种工作也不好找。” 据公开信息，包括中金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央企已启动“薪酬优化”措施。财新网早前称，至少有27家中央金融企业限制员工薪酬，其中高管年薪设限100万，中级管理的年薪可能被砍去一半。中金公司一位基层员工透露：“全楼几乎都降薪了，最低也降了5%。” 不仅是国营企业，就连一直被视为“铁饭碗”的公务员也难逃降薪潮。据悉，这与地方政府收入锐减有关。 2024年，浙江省财政厅公布《2023年公布的预算（草案）》显示，该省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同比锐减25%，导致行政支出大幅削减。另外，浙江这种财政紧张的局面，并非个案，目前已在全国多地蔓延。 浙江诸暨的郑先生称，自己的一位朋友是公务员，听他说，前年公务员就降了一波薪；今年又降了一次薪，听说普通公务员的年薪降了五至六万；科级以上的年薪降了八至十万；级别更高的年薪减少了十五万左右。他认为，公务员工资本来就高，降薪也是应该的。 在社交平台上，一位山东博主称：“我们县近两年卖不出一块地，房地产项目也停了，部门办公用车的租金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清，出差费用，半年了都没有报销。” 山东青岛居民耿先生称，当地某县公务员只能领取七成工资，还面临延迟发放等情况。 山东居民孟先生指出，尽管政府试图刺激内需，但因为降薪，民众的收入锐减，以致居民的购买能力严重受限。他说，价格战成为许多小商户最后的挣扎，猪肉价格直线下滑，现在排骨才卖十二元一斤，生猪收购价才几块钱。连带餐厅也在拼命打折求生，这不是竞争，而是互相拖垮。 广东一位法律界人士称，当地一些地区警察的薪水大幅下降，年薪从30万降至20万。 东莞某国有银行的中层干部也称，在这两年内，自己单位降薪的幅度已经达到了30%，现在连绩效奖金都被砍掉了。 江苏经济学者吴勤学分析称，公务员降薪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民间失去了消费动力，企业失去了发展信心，整个社会的经济想象力在收缩。”他警告，当“过紧日子”从口号变为现实，最后挑战的是“社会的韧性与信心的底线”。
西方的经济理论五花八门，其中一派叫做自由贸易。其理论是在国际贸易的市场经济中只要自由贸易，就是各方面都合理，最佳状态。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就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纷繁复杂，很少有最佳状态 — 既没有标准的市场，也没有亿万人一致的标准的人。所以实际操作中的经济政策必须按照实际来，也就是符合实际。 但是前些年自由贸易的说法突然甚嚣尘上。什么原因呢？就是发达国家的工资越来越高，资本的利润遭到了压缩，希望寻找增加利润的方法。于是大家发现某些利用穷国的低工资，在发达国家市场上赚取超额利润是一个好办法。如何扩大这种生意的规模，使之合理合法呢？自由贸易的理论很符合这个希望，可以使资本高速扩张。于是就被吹捧得天花乱坠了。 邓小平和江泽民那两代领导抓住了这个机会，联合西方大资本来了个大忽悠。因此得到了美国的永久自由贸易协议（最惠国待遇），还加入了那个世界自由贸易的组织。在允许大资本自由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换取了西方对中国的经济输血。 资本和技术大量流入中共不自由的市场的同时，超额的利润对半分。大资本们赚得盆满钵满，中共的钱袋子们也赚得东升西降，厉害了我的国。其中中共军力的超速发展和战狼外交，首先让西方各国的有识之士们不满，进而让西方的选民们开始怀疑：正是这个自由贸易，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化和不安全，导致了全球民主的衰落。 最近美国总统公开谈论民主的衰落，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女士也谈到了贸易政策要现实，关税保护是必要的。美国舆论终于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难再回头了。所以习近平集团希望重新依靠西方输血，来挽救中国经济，这条路肯定不通。不改革政治，不保障国内经济正常运行，不可能救得了经济。 最近的一些现象也足以说明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资本外逃的速度和额度都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不仅外国资本出走，中国的资本也在出走，中国的经济正在逐渐被抽空。而出走的原因，主要就是政治压迫的加重。例如间谍法和企业党支部等等政治操作，加大了政治干扰经济的力度。 资本除了马克思说的追逐利润之外，同样也注重安全的经营环境。江泽民时代外国资本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安全也享受超国民待遇。所以资本家们追逐利润的本性得以发挥，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经过了江胡时代相对宽松的环境之后，现在的环境就使得一些人忍受不了了。外逃在一些聪明人的带动下，逐渐呈现加速的趋势。 国内的企业经营也很不乐观。整体呈现收缩的趋势，不仅生产收缩，消费也在收缩。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通缩，不仅是通货紧缩，而是统统收缩。下一步应该就是整个经济加速下滑。这真的应了习近平同志的号召，大家都要过紧日子了。 公平地说，自由贸易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必须的，主要有的是积极的意义。这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必须政策。但在政治体制不同，经济水平千差万别的国际之间，其所导致的结果就太复杂了。不可以用理想化的政策来概括，否则后果难料。 现在的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理论的不现实。再想依靠大忽悠获得额外的输血，肯定不可能了。还是老老实实改革政治体制，才是救中国的必经之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会中指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并要求“多想办法促消费”。学者认为，上海封城造成其他省份要扛起更大重担，而在民间对经济前景没信心的情况下，人民银行要靠降息促进经济，成效恐怕有限。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6日在深圳召集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等六省领导人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采实体和视讯会。李克强指出，六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要发挥稳经济关键支撑作用，六省里四个沿海省，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超过六成，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学者：没点名上海 意在要其他省多扛责 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传统上，上海财政上缴贡献最大，这次李克强没有点名上海：“这次有一个特别突出，上海疫情封控二个月，财政受冲击，逼着他也无能为力，干脆不找，其他地方要扛起更大责任负担。” 刘孟俊提到，因为疫情，包括频繁做核酸，各地方防疫支出增加，很多城市封控，管控经济活动，此时要促进经济复苏活力，河南、江苏、广东等人口多的省份，经济贡献大，总比找新疆、黑龙江、青海这些地方上缴有力。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林雅铃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指出：“上半年中国三十一省分全部财政赤字，包括中央也面临财政赤字，加上中国经济状况很糟，完全没有内需、民众不消费，靠投资拉动经济成长，中央的赤字率又要控制在目标2.8%，因此，也要控制地方财政上缴情况，人民银行也要上缴钱给中央，中央、中西部省份财政转移支付都需要钱。” 中媒：中央对地方拨补 规模历年最大 中国第一财经网报导，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计近9.8万亿元，规模为历年来最大；从增幅来看，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比上年增加约1.5万亿元，增长18%，增幅为近年来最高。 对此，刘孟俊分析，因为疫情，很多小区封闭管理，地方经济消费内需冲击大，造成失业，影响地方财政、基层乡镇银行也出现挤兑问题。此外，土地财政过去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房地产受重创之后，地方收不到钱，这都是中央对地方拨补增加的可能原因。 刘孟俊说：“有些地方传出公务员减薪，或传出有学校老师、乡镇公务员薪水好几个月拿不到。” 李克强会中指出，六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市场主体数量、吸纳就业都占全国4成以上。“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挖掘自身政策潜力保市场主体稳经济，稳定本地和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稳定产业供应链。要有力应对第2季“超预期冲击”，6月经济趋稳回升，而7月延续恢复发展态势，但仍有小幅波动，“势要起而不可落”。 李克强要各省“政府过紧日子” 顾基层“三保” 李克强说，稳经济也是稳财源。财政净上缴中央的省要完成上缴任务。各省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保障财政收支平衡和基层“三保”，也就是“保基本民生支出、保工资发放、保运转”。 李克强并要求“多想办法促消费”，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实现互利共赢。 此外，中国经济7月表现不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15日调降中期借贷便利（MLF）等两项关键利率，希望支撑疲软的经济增长。 人行降息经济前景仍不明 民众不消费不借钱 刘孟俊指出，有时也不能降太猛，中国目前的困难是，企业不愿投资，原因是“动不动因疫情封控”，企业认为经营不稳定感蛮高，尤其上海受疫情影响大，连外资都在撤离，对老百姓来说就业不稳定，李克强说要促进消费困难度高，即便降息、要求商业银行担起责任、推动客户投资也有一定难度。 刘孟俊说：“你会增加消费往往因为工作稳定、收入确保无虞，才会确保消费，尤其人口老化情况，消费会更保守。” 林雅铃分析，央行降息目的都是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供市场上资金流动，主要中国七月数据出来，信贷增速下滑，这表示不管企业、民众借贷、信贷都下滑、存款增加显示中国社会不管企业、民众，普遍都没有想借钱，没有想去做长期、短期投资打算，对经济前景不乐观。 林雅铃认为，央行做这样降息的动作，是希望降低整个社会融资成本，但目前中国问题不在市场上资金不够，是企业和民众不想借钱，以此手段提振经济成效可能有限。
2020年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江西省财政厅正式批复2021年省直属各单位，要求从严执行“过紧日子”的要求。作为中共革命的“根据地”，贫困县最多的省份之一，江西省政府的要求十分耐人寻味。 江西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19日报导，江西省财政厅正式批复2021年省直属各单位，要求它们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项目、分类科目和金额执行支出预算，严禁窜用、混用预算项目和经济分类科目。 江西省政府还要求各单位要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费及各类型活动，大力压减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等一般性支出，加强党政机关楼堂馆所管理，一切维修兴建要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否则超范围、超标准及与公务无关的费用一律不予报销。 中国GDP数据全球领先 地方政府却要“过紧日子”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国离休高干的后代李女士称，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江西省政府财政厅在全国率先要求“过紧日子”，此举绝非江西省自作主张，必然是得到上级领导某些指示或暗示，要从江西做起。 李女士说，中国政府一边说因为疫情，2020年全球经济停摆，一边对外宣称，中国的GDP增幅全球领先，但是又悄悄的说要过紧日子。 李女士认为，虽然大部分民众并不知道政府的财政状况，但可以从物价上体会出当地的经济状况，其实中国百姓生活苦不苦，政府最先知道，包括国家统计局。 近几年中央多次要求地方政府过紧日子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成都维权人士黄晓敏称，近几年，中共高层多次要求各地政府勤俭节约，过紧日子。她也十分关注中国政府财政的预算状况。 黄晓敏称，对于省政府的行为，她认为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家经济确实出现了问题，财政赤字升高，政府债务、国企债务和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较高。另一个是，政府官员预料到今年财政收支情况不容乐观。 上个月，中共机关刊物《求是》发表评论员文章，再度指出“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一再重申党政机关要过紧日子。”评论是这样写的，习近平称，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 物价飞涨 百姓处境艰难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北京居民黄群称，最近北京物价飞涨，可谓民不聊生，一斤韭菜要10元（人民币，下同），一斤牛肉40元，一斤熟牛肉65元，一斤大虾卖到70元，相对于高昂的物价，工资却丝毫不涨，而且很多家庭因受疫情影响，收入还在降低。 中国早已债台高筑 中国官媒报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称，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整体债务高达GDP的280％，比2019年的债务增加约两成。 根据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去年政府债务余额已高达46万亿，占GDP的46％，远高于2019年的38%。数据显示，今年中国财政收支缺口将继续扩大，财政收入年减4％、支出则增2.8％，今年财政赤字势将大增。 中国财政部数据亦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持续扩大，去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25万亿，增幅超过两成，地方政府去年已发行3.7万亿专项债券。
最近，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建立“公物仓”，对机关单位进行统一的资产管理和调剂，以节约行政成本。然而推广“公物仓”能否真正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和配置效率，节约行政成本并提高行政治理能力和水平？专家持怀疑态度。 今年三月，在中国财政部指导下，国管局印发《关于开展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在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分级建立公物仓，搭建实体仓库和资产调剂工作平台，建立部门间资产调剂机制，对闲置、低效的资产统一管理和使用，以节约行政成本，实现“节约型机关”的建设目标。多个省市地方政府纷纷跟进，带头“过紧日子”。 “公物仓”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2014年，江苏省政府下达《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提出在全省范围建立“公物仓”制度。然而，今年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试点，是否能真正降低行政运营成本，提高行政工作效率？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顾维群认为，此次行政结构的调整是针对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美中对峙持续升级、台海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现状推出的。“公物仓”的全面建立是中央政府加强调配资源以应对紧张局势的尝试。 “这个疫情的发生使得中共当局有一些考虑，在发生重大的公共卫生灾难的背景下，甚至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如果有比较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比较有利于执行他们的政策，对抗疫情也好，甚至转向战争背景的生产模式也好。” 顾维群说，资源的统一调配更符合中央政府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公物仓’使得中央政府更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在各省之间，在省政府的配合下，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拥有更大的调配的能力，我估计这是一个很主要的目的。” 顾维群认为，真正提高行政工作能力和水平，节约行政运营成本，需要在体制、司法等方面进行相匹配的改革，同时也应欢迎来自公众和媒体的外部监督。他认为，现有的“公物仓”改革对解决部门机关里官员尸位素餐、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并无太大效果。 在中国行政单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独立学者颜智华告诉本台，建设节约型机关需在节约军费、宣传等开支方面作出努力，仅仅节约办公开支意义不大。 “节约办公经费，节约办公开支在中国财政开支里面只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办公经费在整个财政预算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财政最大的开支有三笔，军费、警察的开支和对外‘大撒币’。” 颜智华认为，迫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支出紧张的压力，资源的各级调配无法在实质上支援中央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至于地方的财政，可以说绝大部分地方财政都是亏空的。有些贫困的地方甚至连公职人员的工资都拖欠。在战时状态下中央政府向地方无非是调集人力资源，地方上是没有其他钱可调的。” 颜智华所说确实有根据。据澎湃新闻日前报道，受今年疫情影响，多个地方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在辽宁、安徽等地，拖欠公职人员薪资问题十分严重。仅在辽宁省康平县，所拖欠的公务员、事业人员工资就高达两千五百万元。 颜智华认为，限制隐性的非必要开支才能真正节约行政成本。 “各级政府给他们的官员的福利待遇是非常优厚的，这个福利待遇肯定远远大于真正的办公经费的开支。很多福利比如滥发奖金，这些东西可以巧立名目列在办公经费里面去报销。如果压缩办公经费和开支，肯定对这种滥发奖金、滥发福利有影响的。” 今年五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2020年的财政赤字预算目标设定为至少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6%，远高于去年设定的2.8%。据经济分析机构芬兰银行转型经济研究所（BOFIT）发布的年度中国财政评估，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本年度的财政赤字将继续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