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面男在墨爾本住宅外開槍 警方披露更多詳情
2026 年 6 月 3 日
四中全會招開期間，有網友用AI製作視頻「後共產黨時期」。影片發布後，在網路熱傳，引發讚揚。很多網友稱，視頻中的內容就是中國人的夢。 視頻顯示，人民走上街頭，打出「共產黨下台」的橫幅，他們衝上天安門廣場，呼喊著口號衝過武警的包圍，把毛澤東的畫像摘了下來。各地民眾也撤下了「永遠跟黨走」的標語，他們公開呼籲自己的訴求，包括「言論自由」、「選票」、「人民有權選擇」等。 畫外音介紹，全國各地同時爆發大規模示威，民眾拆除黨徽、國徽，呼籲結束一黨專政。從東部沿海城市到鄉村，街頭巷尾都在抗議中共。 接著畫面一轉，有新的執政者宣布，要制定一部憲法，來保護這個國家裡每一個人的人權和自由。 與此同時，共產黨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錯案被重新審理，政治犯獲釋，與家人團聚。民眾有了選舉權，他們喜氣洋洋的去排隊投票。就連學校都出現了變化，老師告訴學生，根據國會的要求，學校下午4點放學，學生們歡呼雀躍。 毛澤東紀念堂被更名為轉型正義紀念館，毛的遺體被搬了出來。6月4日，播放紀念六四的電影《北京北京》，電影票房爆滿，首日票房達到了5個億；工人權利法案被通過；轉型正義委員會的牌子被掛了起來。共產黨統治時期的貪官污吏被審判。 我做了一場噩夢。 在夢中我窺見了另一個黑暗的世界。 在那裡，共產黨沒有被人民推翻。 他依舊延續著自己血腥殘暴的統治。 在那裡，習近平依然是國家主席。 中國的經濟和民生都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那裡，勞工權利不受保障，特權和貪腐橫行，人們連最基本的自由都沒有。… pic.twitter.com/zuGg31eV6c — 楊若暉 Ruohui Yang🤓 (@WesterAOC) October 19, 2025 視頻發布後，引發熱議。有網友留言，我知道是AI，但我多麼希望這是真的啊！這才是中國人的夢啊！ 該則視頻的製作者是加拿大中國留學生，抗共組織「公民會」的發起人兼會長楊若暉。他稱，自己放棄該視頻及其文案的一切製作和版權，任何人在任何時候的任何情況下都可以隨意引用。 楊若暉介紹稱，自己利用周末時間製作了這個視頻。他說，做這個視頻是想讓民眾看到光明是什麼樣子，只有知道了光明的樣子，才有動力去向光明的未來努力。 楊若暉表示，視頻面有他對民主中國的一些想法。他說，「在我的暢想裡面，中國在共產黨下台之後，第一要務是要確保人權，確保民主，確保法治，最重要的是確保不會再出現另外一個專制政權捲土重來。對公民的教育，對過去共產黨黨員的處理也要非常的慎重，不能跟當年的共產黨一樣亂打亂殺，要通過法治人權、通過程序來處理。在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那些共產黨的官員、警察、軍人，包括共產黨的高官，如果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做出了貢獻，涉及到轉型正義，不是純粹的一個法律手段，相對來說補償空間就會大一點。」 楊若暉稱，他在中國時，並不了解真實的歷史，與中共的真面目。直到出國以後，才發現共產黨的倒台，才是對廣大中國人民最大的一個福祉。他說，共產黨才是當前全世界侵害中國人民利益與人權的最惡毒的一個組織。如果共產黨依舊延續著殘暴的統治，那就是一場噩夢。自己做這個視頻本身就是希望能夠達到鼓舞士氣的目的，希望越多的人看到越好，也是讓大家思考，比如轉型正義、中國政治制度、民主化過程等這些問題。「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努力，有一天把這些視頻裡面的AI作品變成我們紀錄片里的現實」。
在九三閱兵即將開始之際，重慶大學城驚現巨幅「反共」標語投影，上書「打倒紅色法西斯，推翻共產黨暴政」。事件引發巨大反響。日前，行動發起者戚洪公開發聲，講述他策划行動的過程，以及他個人的經歷。 8月29日晚10時左右，重慶大學城核心商業區熙街的一棟高樓外牆，突然出現多條巨幅標語的投影，分別寫著「打倒紅色法西斯，推翻共產黨暴政！」，「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自由不是恩賜要去奪回！」，「起來吧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反抗奪回自己的權利！」，「不要謊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產黨下台！」 多方消息指出，整個行動持續了五十多分鐘，吸引很多行人駐足觀看，相關視頻圖片在網路迅速傳來。 據悉，當地警方尋找了近一個小時才確認投影的光源，並看到當事人留下的一封公開信，勸告警方不要助紂為虐。 8月31日，YouTube頻道「不明白播客」發布視頻，播出行動發起者戚洪與主持人袁莉的對話。雖然戚洪因為安全原因沒有露面，但他告訴觀眾，目前他很安全，和家人一起身處英國。 據戚洪介紹，1982年，他出生在重慶的一個偏遠山村，現年43歲，因為家庭關係，他在16歲那年輟學，先後在杭州、福建、東莞等地打工。 2000年6月，戚洪抵達北京。之後一天，他到天安門遊玩，卻被當成法輪功學員給抓起來了。雖然後來證實他不是，但他仍被關了二十多天，期間被打、被猥褻，甚至看到有人被放出來時，已經被整瘋了。 戚洪表示，他之所以策劃這起行動，是因為自己受到「北京四通橋勇士」彭立發與「白紙運動」的啟發，他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揭露中共，呼籲民眾追求自由與民主。 戚洪構想過許多方案，包括用無人機撒傳單，但他最後決定借鑒反共抗爭者柴松的做法，將標語投影到外牆上（2023年，柴松在山東濟南萬達廣場大樓牆外投影標語。「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 最後，戚洪將行動地點選在重慶大學城熙街，那裡有許多大學，人流相對集中，能散播出去更多的種子，讓更多的人看到。他說，儘管大學生不能馬上行動，「但這就像種子一樣，總有一天他會覺醒」。 計劃做好後，戚洪買了雕刻機自己刻字。8月10日，他到飯店租了一個房間，在那裡做各種準備，包括字形尺寸、投影角度、調焦、對焦。他稱，他覺得最後的效果並不太理想，如果字能夠更大一些，會更加完美。 最後，戚洪在房間內留下一封信，信上寫道，「共產黨在這片土地上犯下的罪惡，罄竹難書。請盡量不要助紂為虐。也許你現在是受益者，我相信大多數人往上三代甚至是一代，沒有不受到共產黨的迫害，只是中國人太健忘了，自從蘇共在這片土地上以來，甚至奪取政權以來，三年一大運動，十年一小運動，讓多少人家破人亡，受盡迫害，他們除了謊言還有什麼，他們就是法西斯」。 信上寫道，「也許你現在是受益者，但在這片土地有一天你一定是受害者，但請在能力範圍內善待他人，請不要為難無關人員」。戚洪還呼籲基層執法者「若迫不得已，可以把槍口往上抬一點」。 戚洪稱，寫信只是臨時起意，他希望這封信就像是一顆種子，有一天能喚醒警察們的良知。 戚洪認為，中共的極權暴力統治本身就是法西斯，九三閱兵的全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根本是「賊喊抓賊」。 戚洪說，自己做這件事情他並沒有跟家裡人商量。他準備好一切後，於8月20日離開酒店，21日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抵達英國。8月29日，他在英國用遠程操作的方式進行投影。事情發生後，警察去重慶老家找他母親，他的哥哥和一些親人好像也被警察約談了。他說，雖然他對親戚十分抱歉，但覺得總要有人去傳播火種。
抗戰勝利後，母親思鄉情切想要歸寧，父親毅然結束生意舉家回國；二弟未滿周歲，我已是個蹦蹦跳跳的三歲頑童。 國共對抗末期、高度通貨膨脹下，民不聊生；國民黨退守台灣，大陸易幟，紅旗在神州飄揚。先曾祖父是大地主，難明父親如何能預知:「在中共治下將無好日子過」？於是買桴攜家眷偷渡到香港，再輾轉回到了越南。當時父親年華正盛，才三十二歲。 生意從零開始，父親每天騎腳踏車到處售買咖啡粉，車後載著幾十公斤的咖啡，真不知那份苦是如何撐過的？ 店面開張後，父親偶而協助鋪前零售外，餘時看報聊天。店後工人炒咖啡豆，白煙飄出，他只要嗅到濃香；便大聲傳達職工即時倒出咖啡，再遲半分鐘就燋掉了。這種獨特經驗，令所有炒工皆五體投地的佩服。 我初中畢業後，因是長子，要繼承家業，就開始學習做買賣了。後來、歷練有成，便獨當一面，成為「源裕咖啡庄」的經理。父親將銀行支票部轉給我，唯一條件是「買貨還錢、一定要寫當天日期支票」，不許開翌日或下周的期票。 我百思難解，多次爭論，都不准我求。當時通貨膨脹，年利息高達24%；寫出一千萬元的支票，若是一月後兌現，利息就多出二十萬元了。足夠家中傭工三個月的工資。縱然遲一周，也會多出五萬元的利息啊。 幾年後才恍然大悟，我這位被行家稱為「大少爺」的支票，比銀行行票更保障。原來我已被樹立了一個黃金形象，咖啡行和批發商們，銀根短缺時，都來電話找我，或親自上門，將新咖啡豆低價轉讓。有時、還出呈他們與法國咖啡種植園主的合同，證明購入的原價。 他們以原價預售，用我的支票清還法國園主首期欠款；比去銀行借貸，節省利息和時間，無非少賺我這單生意而已。如此一來，我家咖啡豆成本，等於是批發商的入貨價，與同行競爭，就佔便宜了。 某日父親讀報，忽問我銀行存款？查支票部後告知，即要我打電話去採購入貨。原來、那則引起他注意的新聞是巴西山林大火。幾萬里外發生火災，與我們何干？先知先覺的父親說，明年巴西將無咖啡豆出口，各國必湧來越南買咖啡，供求定律，屆時咖啡豆必定大漲價。 果然未久、咖啡價格暴漲，我們存貨平白漲了近倍。從此我對父親的睿智，才真的佩服了。 假巴黎舉行的印支和平談判，在一九七三年達至妥協；簽訂了和約，美國也宣布光榮撒軍。消息傳出，舉國騰歡，那天到處燒鞭炮放煙花，普天同慶，人人喜上眉頭。 父親卻對我們說，勿再留戀，設法偷渡去香港。我是老大主管生意，暫時留下；弟弟們先走，到達後，才將全部資金匯出去。說我已樹立了極佳信用，今後、等賣完貨再還錢。 我們目瞪口呆，不明其意？追問後父親才說，百萬美軍、盟軍都打不贏共軍，再過三年南越必定變色。當時我們都不相信，到了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越共坦克車長驅駛入西貢總統府（現改名獨立宮），比父親預測三年淪陷、還早了三個月呢。可惜的是，三弟不敢先走，二弟偷渡不成；家族財富終化為水，我們後來都成為身無分文的難民。 若照老父安排，財產不但分文無損；三十五年前在香港購買多座物業，如今已成了大富翁了。 越共入城，天真的人民放鞭炮燒煙火，全城大事慶祝。父親卻憂心忡忡，說見到舉家都在淪陷區，真是「痛心疾首」。命我趕快結朿經營，家族財富足夠坐食幾代人，不能再招搖。有路趕快逃，才是上上之策。 對父親的睿智，我已全然信服，立即照辦，翌年清完欠稅，將父親一生心血，白手建立的「源裕咖啡庄」大招牌拆卸，父親心中傷痛，實非我能想像。 先父年青照片 我家在淪陷後沒有繼續「剝削人民」，兄弟都逃過了「打資產階級」的清算。主因是稅務局已無我家欠稅檔案，而避過被驅趕到荒山野嶺的災難。若非父親的智慧，我們老少真不知要受多少折磨呢？ 父親在閩南農村只讀了幾年書，婚後飄洋過海隻身到柬埔寨投親，失業兩年後再轉去越南魚米之鄉的巴川省。學到經營咖啡生意，等事業有成，才接妻子到巴川省團聚。 五十一歲便退休，交捧給我，對我影響最大的教誨，就是「誠信第一」，言而有信，是做人之本。尤其是從商，信譽就是生命。我本來對商人無好感，但在父親身上，改變了我對一個真正商人的觀點。 先嚴於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往生，享壽積潤八十有四，與先母一齊埋骨德國北部、距離漢堡市兩百公里的小鎮杜鵲花城（Westerstede）。追思先父、不覺敲鍵撰下令我最敬佩的點滴往事，父親的睿智，真非我所能企及也。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五墨爾本仲冬於無相齋。
中國歷史的王朝興衰，分分合合，讓很多人覺得歷史就像個周期波，有高有低，治亂循環的道理萬年不變。聰明人如馬斯克也這樣覺得，他說服自己探索星空的理由是人類有摧毀文明的慣性，人類要趁著文明發達而社會相對穩定的時候，發展科技，在地球被毀滅前，俱備有離開地球的能力。 我不相信這種歷史周期論，我相信的是黑格爾的辯證史觀。歷史有前進，有後退，但總的來說，是進兩步，退一步的過程，「進步 – 衝突 – 妥協」的過程，最終會導向一個最佳的人類社會結構。黑格爾只看見了拿破崙帶給歐洲及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他沒看到美國的偉大發展，但他預知了自由、民主為人類社會基石的歷史終點。 假設今天中國仍處於西方文明開化前的世界，民主自由還是個沒人想見過的概念，我們可以認定共產黨的興起及衰落，只不過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一個小章節，最終會因為治理能力不足造成民不聊生，革命終將發生，而改朝換代。 但人類已經往前走了，民主自由不但已經是個成熟的概念，而且是在美國及其它先進國家實踐取得成果的社會制度。共產黨的防火牆再強大，也無法把民主自由塞回閉鎖精靈的小瓶里。黑格爾認為歷史能夠前進，最重要的理由，就是reason，人類的理性思考能力。這能力，能夠創造發明，憑空生出人類科技，也能夠產生對人類最佳的社會制度。當少數的中國人，接觸到民主自由的觀念，然後對比共產黨造成的諸多問題，對他們而言，結論是顯而易見的：民主不能當飯吃，自由一定會造成混亂，但不民主自由的話，共產黨對中國的傷害更大，中國得先走向民主自由，再來談民主自由的問題。 民主的火種，常常看似在風雨中飄搖，古希臘時期的民主雅典，雖然照亮了人類文明，但它處於一個不安全的環境，所以最後熄滅了。但民主的火種，其實比較像普羅米修斯偷來的科技，一旦「已知用火」，就沒有往回退的可能。民主雅典和共和羅馬，雖然像是流星一樣，只能點綴萬古常夜的星空，但他們留下的故事，卻是十七、八世紀的歐洲知識份子所仰賴的思想理論，當他們構想人類社會制度的時候，民主和共和，就是一個絕對君權、封建社會的可能替代品。他們的理性思維，促成了偉大的民主自由革命，英國，和接續的美國，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里，呵護了民主的火苗，最終燒成了熊熊大火。 自美國獨立革命及法國大革命後，所有渴望自由，期待更好未來的人們，都有一個藍圖，都能清楚地對獨裁者說，沒有需要你們的必要性，給我們民主自由，其餘免談。不管蘇聯共產極權者怎麼說，不管北韓金家如何堵住人民的耳朵，不管中南海的大官們如何摀住人民的嘴，不管德黑蘭的極權教士處決多少人，他們都無法把民主自由完全隔在國境之外。只要這些極權國家的人民，還有腦子可以思考，民主自由就會是他們追求的目標。 這是我雖然認為共產黨離垮台之日尚遠，但卻很有信心，共產黨在中國一定會有失去政權的一天的最重要理由，理性必勝，民主自由終將降臨。 （※本文作者為美國財務學教授。文章轉載自作者推特）
4月的一天，60歲的廖金章收掉了他在中國南方城市東莞經營了20多年的生意，成為「潤者」大軍中的一員，回到故鄉台灣。 「潤」的念頭從去年中國各地限電、停電導致部分工廠減產、停擺時冒出頭來。 「我們從來不相信中國會缺電的，因為中國的電力是李鵬家族做的，」他在台北對美國之音記者說。「去年開始缺電，一個禮拜停三天、停四天，他想怎麼停就怎麼停。你說工廠怎麼活？」 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是自3月起的上海封城。他覺得這個政府沒救了。 「中國已經已經百業蕭條了，在這個程度他還敢跟你封！」他說。「整個上海港多少船吶，多少貨進都進不了，出也出不去。讓中國整個經濟就這樣瞬間就凍結下來。」 「但是他不在乎啊，我習近平要的是維穩，因為他要登基嘛，」他接著說。 去中國找死，在台灣等死 廖金章是1995年到中國大陸的，用他的話說，不是為了「投共」，而是迫不得已地「隨大流」。 上世紀80年代，走出十年「文革」陰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來自境外的投資打開大門。1987年，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宣布解嚴，解除外匯管制，允許企業對外投資，一批一批台商開始湧向對岸。 「那時候台灣請一個工人，中國可以請50個工人，」他說，「我的競爭對手只要到中國去設廠，我不去不行啊，因為他報價就比我便宜很多啊。所以那個時候，每個人都流行一句話：到中國去找死，在台灣等死。」 廖金章在中國大陸設廠，先後生產過皮鞋、足球、和化工品。他說，那時的中國一窮二白，所有的原材料都在台灣採購。在大陸設廠，連一顆螺絲釘都要從台灣運過去。 他記得早期中國政府對台商的政策特別優惠，因為各地都有所謂「招商責任額」。曾經有一個笑話，湖北省長到東莞來幫一個台商洗腳，希望他到內地去投資。 「我憑良心講，那個時候台商是個非常特殊的社會階層，」他說。「他們甚至不敢碰我們、惹我們。」 截至2020年底，有至少100萬台灣人常住中國大陸，其中絕大多數都在經商。東莞的台商投資協會一度擁有過3000多家會員企業，是全世界最大的台商協會。 “都被你習近平一腳踩爛了” 近年來事態卻在轉變，台商迴流或轉向東南亞等地另設生產基地成為新趨勢。 本土生產商的價格擠壓、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新冠疫情下中國當局的強制清零政策都在加速這一進程。 當被問及是否後悔當年去大陸，廖金章一連說了三個「後悔」。在東莞做了20多年生意的他今年回到故鄉台灣。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上海封城。他覺得這個政府沒救了。他告訴美國之音，他損失了青春和金錢，所幸的是，「我認識了共產黨，我知道這樣的制度對人民有多少殘害」。 全文：https://t.co/xh4dIL93Uf pic.twitter.com/z1SyKvftZZ — 美國之音中文網 (@VOAChinese) September 30, 2022 2020年4月，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中國作為台灣投資目的地的比重已從2010年的84%驟降至2020年的33%。 過去五、六年來，廖金章的生意越來越難做，產品從早年一箱批發價22元人民幣跌到今年的6塊5。這一波的停電、封城更是雪上加霜。 「沒有人敢在中國下單的，」 他對美國之音說。「因為在中國下單，第一，我有行業風險；第二，我還有你共產黨制度的風險；第三，還有『傻子風險』。習近平今天給你封城，明天給你停電。你怎麼能知道這個『大傻』在想什麼，他明天要搞什麼呢？」 7月中，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中國第二季度經濟比去年同期增長0.4%，創疫情以來最低水平新低，出現28年來首次萎縮。 「0.4我都不相信了，我認為至少是20%、30%的負成長，」 廖金章更為悲觀。「整個百業蕭條到我認為已經沒有可能再回復了，都被你習近平一覺踩爛了還怎麼組合起來？」 「前景？我跟你講，前景就是崩塌。他們不是講什麼硬著陸、軟著陸嘛。根本就不是要著陸，那叫墜毀，」他又說。 如今，廖金章的台商朋友們在大陸的生意只剩不到兩成。相比之下，他算「潤」得晚的。 「我說個很沒出息的話啊，留在中國是我的舒適圈呢， 如果你不去講那些公平正義，純粹是過生活的話，畢竟我們還是個不大不小的老闆嘛，」他說。 可現在他意識到，共產黨要的只是延續政權。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幸福在它眼裡不值一提。 「它沒有一點是為了人民著想過，一點都沒有。」他說。「但是它還是告訴你們啊，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有95%是相信的，但是看懂的人他會很痛苦。」 共產黨的話99.9%都是謊言 當被問及是否後悔當年去大陸經商的決定，廖金章一連說了三個「後悔」。 「最大的損失就是我把我的青春，還有當年去開廠帶的一點錢都虧得差不多了，」他說。 但是他也從這段經歷中有所收穫，那就是「我認識了共產黨，我知道這樣的制度對人民有多少殘害」。 在大陸生活的最後幾年裡，他開始在一些微信群里分享防火長城外的信息。 「共產黨的話99.9%都是謊言，謊言怎麼去戳破他？給真相就好了嘛。共產黨很害怕這種東西，」他說。 他被封了好多號，被四次「喝茶」。國保對他說，我知道你們台灣可以罵總統，但是我們這邊是這樣，請你配合我的工作。 「廣東的國保是比較文明的，但是內地不是哦。我聽過很多群友講，內地那個國保來可是很兇狠的，」 廖金章說。 家人和朋友質疑他的做法，也為各自的安全擔憂。廖金章也說不出當時哪來那麼大勇氣，或許天性使然，他說自己「是一個熱血沸騰的老人」。 「我看到共產黨這樣欺負人民、欺壓百姓，我就是受不了。」他說。「明明事實不是這樣，你為什麼這樣欺騙，這樣欺負人民？」 在中國時，他看到人人都想賺錢，每個人都沒有安全感。 因為沒有社會保障，即使你很有錢，你也生不起一場病。 「一個集權國家人民這種深層的悲哀，民主國家的人真的不懂，」他說。 回到台灣後，廖金章開啟推特和油管頻道，希望將自己的政治理念分享給更多人，也因此招致一些非議乃至威脅，但是他並不害怕。 「我們知道共產黨對這種事情，它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他說。「但是我覺得我在中國都沒怕過你，我在台灣我怕你什麼？！」 台海局勢持續高溫之下，這位花甲之年的台商對美國之音說，身為這個時代的人該做點事。 「這一生也差不多要過去了，該做點有意義的事情了，」他說。「我要把這塊土地留給我的子孫。」
1949年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一件大事。看似推翻了一個專制獨裁的政府，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但是建立這個政權的主要力量中國共產黨卻與人類的文明發展背道而馳，用更加極端的專制手段統治中國人民數十年，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給世人留下了很多疑惑。為什麼看似弱小的共產黨可以在那麼短的時間裡輕易取得政權。而得到美國幫助，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國民黨卻被共產黨打得一敗塗地，是共產黨毛澤東的英明偉大還是歷史的必然？幾十年來世人一直存在種種疑惑。要搞清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近100年前，從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說起。 19世紀初，罪惡貫盈的滿清王朝隨同那統治中國2千多年的傳統信仰徹底奔潰了，科學和民主精神開始在中國傳播，中國人民努力向西方學習各種先進思想，世界上各種思潮都被傳播到中國來，湧現了各種各樣的學說和救國方案。 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無疑是得到了中國人民的衷心擁護的，孫中山想在中國推行美國式的民主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民主制度的建設卻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中國人民習慣於在聖人的領導下過一種平靜而有秩序的生活，民國時期的亂象似乎不是我們中國人民心中的理想模式。何況此時的西方世界也正在經歷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的危機，內部矛盾重重，對外不斷擴展。中國的知識分子十分苦悶和彷徨。正在這時，傳來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馬克思列寧主義被傳入到了中國，給中國人民以極大的震撼。俄國和中國的情況有點類似，也屬於一個落後的國家，也正處於由專制帝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階段，既然俄國可以通過這樣一場革命來迅速改變國家的民運，為什麼不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呢？ 墨爾本的孫中山銅像（圖：看傳媒） 中國的民主化是西方列強通過堅船利炮逐步向我們推銷的，中國人對西方列強從來沒有什麼好感，俄國人反對帝國主義，似乎我們有共同的敵人。俄國人要打倒地主和資本家，要消滅私有制完全符合我們中國人心中的道德觀念，至於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那不正是我們中國人民苦苦追求的大同世界嗎？勞工神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些革命口號對苦悶中的知識分子和下層老百姓極具招感力。於是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一種接近於我們傳統思維的共產主義藉助於蘇俄的推力在中國這個信仰真空地帶迅速傳播，中國似乎存在一種走俄國道路的可能性。在蘇聯的幫助下，組建了共產黨，孫中山也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然而，共產主義雖然美好，但其實踐卻是有問題的，中國人民接受的並不是純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以暴力和專製為特徵的列寧主義，暴力革命是他的致命錯誤，它違背了人的基本道德準則，遭到世人唾棄。中國人本質是善良的，對暴力深惡痛絕，中國的情況也與西方資本主義相距甚遠，中國的資本主義因素和工人階級都不具備馬克思主義的典型意義。因此，中國的共產革命剛開始是很不成功的，學蘇聯的搞城市武裝起義明顯不可能，湖南等地的農民運動也因帶有暴力傾向而被人民反對。 在軍閥的爭鬥中脫穎而出的蔣介石用恐怖手段來對付共產黨，無形中幫助了共產黨，共產黨在城市中不能生存，只好轉到農村進行武裝鬥爭，而中國農村恰恰是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這就給了共產黨以土地革命名義的進行的農民起義有了一面革命的旗幟，有了生存空間。但即使如此，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的道路在中國是很難的，紅軍的蘇區的規模是很小的。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被迫長征，也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紅軍在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都沒有立足的空間，只能逃到偏遠落後的陝北，足可見這種暴力革命不是那麼容易的。民主和正常的社會秩序還是中國的主流。 蔣介石。（網路圖片） 此時，日本侵略中國，民族危機加重。面對國際國內錯綜複雜的局勢，蔣介石和他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卻不能正確的應對，蔣介石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繼續加劇國內的矛盾，其結果是促使西安事變的發生，反而使共產黨處於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在以後的對日戰爭中，國民黨潰敗，在中國北方為共產黨的發展留下了廣大的活動空間，共產黨人有了一次改變自己的策略和反省自己的機會。抗日戰爭後期，共產黨發展壯大了自己的武裝力量。 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中國人民歡欣鼓舞，民族覺悟空前高漲，各派政治力量也異常活躍，這正是中華民族實現民主政治走向現代化國家的最好時機。在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法西斯後，和平，民主和民族獨立已成為世界主流，中國人民在民主化轉型的道路上已走了近百年，在屈辱的歷史和遭受日本帝國主義欺侮的事實面前，中國人民深刻的認識到，只有民主政治的道路才是唯一能救亡圖存的道路。經過八年的抗戰，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中國要搞建設，要醫治戰爭創傷，全國人民要求和平厭惡戰爭的願望是迫切的，這是主流民意，誰要是發動戰爭，就必然違背主流民意和世界潮流。 美國是戰勝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力量，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從國際戰略的角度出發，美國認為唯有一個民主的中國才能成為阻擋蘇聯在亞洲的擴張。中國的民主化符合美國及世界人民的利益，也必然會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的大力支持。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中國成為世界性的大國，蔣介石的威望也如日中天。一個聯合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的聯合政府，是當時的最好選擇，可以得到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國民黨也可以在多黨派的牽制下克服自身的腐敗，從而確保其領導地位。蔣先生是完全可以成為中華民族開天闢地的一代偉人。 然而此時，蔣介石被突然到來的抗日戰爭的勝利沖昏了頭腦，陶醉在他那暫時的威望之中，自認為軍事實力大增，獨裁思想開始膨脹。國民黨的獨裁思想由來已久，在30年代，面對國家處於外憂內患的困難局面，國人普遍懷有一種法西斯主義救中國的迷夢，認為法西斯蒂是瀕於絕境的國家自救的唯一工具。這種只看到表面社會現象，對國家民族的落後狀況不從根本上分析的獨裁理論，結合著蔣介石舊式軍閥的成功路徑，一直是蔣介石治理中國的主導思想，他的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領袖的錯誤理論, 使國民黨在政治上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這正是爾後犯下了一系列的錯誤的思想根源。 擁有武裝力量的共產黨是他獨攬權力路上的最大障礙，但他並沒有真正認識他這個最大的對手，他沒有認真研究過共產主義理論，也沒有看清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影響，在他看來，這不過是一群差點就被他剿滅了的一群土匪。共產黨看起來好像沒有國民黨強大，但有過多年和國民黨軍隊的對抗的經驗，抗戰中八路軍有了很大的發展，現在又有了蘇聯的支持，其軍事力量不可小看。更為重要的是共產主義思潮正在和中國的傳統結合，一種和中國的專制主義有著天然聯繫的共產主義正在悄悄的填補中國因專制王朝崩潰的的信仰真空。形成一種可怕的力量，在群眾中影響很大。 其次，他看不到戰後世界的新格局和不可阻擋的民主趨勢和飽經戰亂後中國老百姓迫切的和平需求，他也看不到國民黨積累的腐敗問題和因抗戰勝利帶來的使這種腐敗的惡性膨脹。他找不到處理中國複雜問題的正確方法。他也團結不到國內大多數的政治力量而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不僅群眾厭戰，而且軍隊也厭戰，違背民意，政治上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一個離心離德的集團，怎麼戰勝敵人。 他仍然用傳統的手法來處理中國的問題，一種居高臨下的和談掩蓋不了他迷信武力，迷信權力的本質。只看到他的軍事力量在數量上，裝備上的優勢，他以為憑此可以戰勝一切，他相信他的軍事力量，他相信他捭闔縱橫的手段，他相信他的軍閥鬥爭的成功經驗。他要用武力來消滅一切異己力量，建立他的獨裁政治，結果慘遭失敗，將大好河山拱手送給了自己的敵人，留下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以多敗少的軍事奇蹟，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重大的災難隱患。 有人認為是共產黨挑起了戰爭，只要有共產黨的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抗日戰爭勝利後，共產黨的力量確實壯大了很多，但國民黨的力量更加強大，其軍事力量明顯高於共產黨，而且國民黨掌握了所有的國家資源，是戰是和，完全可以由國民黨主導。 蔣介石在逃亡到台灣以後，總結自己失敗的原因，認為軍隊的紀律渙散和政治動員不夠是自己失敗的主義原因，而這兩點恰好是共產黨軍隊的優點，但共產黨的軍隊為什麼紀律嚴明，為什麼會有強大的政治動員，恰恰是你蔣介石的獨裁將民主革命的大旗拱手送給了共產黨，成為共產黨動員民眾，聯合國內一切反蔣勢力組成統一戰線的最好的政治武器。 有人認為蘇聯共產黨的援助是共產黨成功的主要原因，這個說法也站不住腳，歷史在任何情況下，外因都不可能成為決定因素。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革命思潮傳入中國，這是客觀存在，是無法避免的歷史事實。如果我們將我們民族的災難歸咎於蘇俄和馬克思主義，那我們將落入歷史宿命主義和外因決定論的俗套，因此，我們不能怪蘇俄，更不能將我們民族的災難歸咎於一百多年前的馬克思。 馬克思主義在傳播到中國時，也夾帶了大量的西方的先進思想，諸如唯物辯證法等，這對啟迪中國人民的思想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在國共的爭鬥中，我們看到共產黨的戰略和戰術明顯高於國民黨，這說明共產黨在方法論上明顯高於國民黨。共產黨在理論資源和思想深度上遠遠超出國民黨，這實際上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結合的產物。 相反，國民黨在思想建設上是軟弱無力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理論資源和思想深度遠遠不能滿足中國現實的要求，三民主義只流於幾個空洞的口號，沒有具體落實到中國的措施，所謂軍政訓政的教條，成為蔣介石獨裁的理論依據，起了思想上的反作用。至於一直被蔣介石推崇的王陽明和曾國藩，他們的思想代表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落後的一面，對解決中國近代的社會問題毫無幫助。理論上的軟弱無力是導致國民黨失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國民黨失敗不是在軍事上，而是在政治上，國民黨總是抱怨說共產黨的軍隊太厲害，共產黨的間諜太狡猾，這隻能說明國民黨太無能。無能的背後是政治上的被動導致的思想渙散，民心盡失，腐敗叢生。北伐戰爭表面上看取得了成功，統一了中國，實際上，國民黨政府逐步淪為蔣介石個人的軍事獨裁的工具。從1927年清共大屠殺開始，就埋下了國共爭鬥的禍根，西安事變的原因完全是蔣介石的錯誤造成的，不能歸罪於張學良等人，設身處地的站在張學良的立場上來想，他能丟下國恨家仇來為你蔣介石來打共產黨嗎，蔣介石那種攘外必須先安內的策略實在是缺乏智慧的表現，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用攘外來安內，利用外部的民族的矛盾來化解國內的矛盾，這樣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來團結全國人民共同抗日，在以後的抗日的戰爭中，蔣介石不僅在軍事上指揮無方，在外交上也屢屢犯錯，在美國對日海戰取得節節勝利，日本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竟然允許蘇聯進入東北，既丟了外蒙大片領土，又損害了英美在中國的利益，更為不利的是東北爾後為中共提供了一塊可以讓他們任意發揮的天地，成為擊敗國民黨的重要力量。這些事態的發展有很多是可以預見的，這種一舉三失誤的事例，在國際事務中實不多見。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沒有得到美國的援助，更有一些人還指責美國，是美國對華政策導致了國民黨的失敗，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美國曾給與中國巨大的幫助，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美國人也明智的看到了只有一個民主的中國才能擋住蘇聯勢力的擴張，為此他們極力調停國共之間，但無奈蔣介石的一意孤行，他們也只得作出他們自己的選擇。事實上，如果不能阻止國民黨的腐敗，即使美國給國民黨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挽回他的敗局。 是蔣介石違背了中國的民意，錯誤的發動了戰爭，是國民黨蔣介石拱手將民主革命的大旗送給了共產黨，共產革命的暴力革命披上了民主革命的外衣，矇騙了人民群眾。他將美國人給他的用來打日本人的軍事裝備都送給了共產黨，被共產黨戲稱為「運輸大隊長」。是國民黨成全了共產黨，蔣介石成全了毛澤東，中國流行的口號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或者「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歷史的真相似乎是「沒有蔣介石，就沒有新中國」，雖然聽起來很滑稽，但這是一個很沉重的事實。 我們不否認蔣介石辛亥革命後重建中國的偉大貢獻和國民政府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也不否認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作用，但就事論事，蔣介石和國民黨在丟失大陸政權上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40 年代，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大好形勢被毀於一旦，中國人民再次與民主政治失之交臂，回憶這段歷史令人心酸不已。 我們可以假設，當時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如果能夠做出明智的選擇，能夠對民主的原理有應有的了解，能夠順應中國民眾的和平需求，中國完全有可能走向和平民主的新的發展道路。 對於中國共產黨人，儘管後來他的暴政給我們民族帶來就巨大的災難，但我們對歷史應當保持客觀和理性的分析，我們不能否認早期的共產黨人為振興國家的革命精神. 世界上沒有天生的聖人，也沒有天生的惡魔。共產黨後來的暴政是由於49年以後中國政局出現一邊倒，權力失去制約導致的。 民主是需要出現多種政治力量的相互角逐環境，中國共產黨的出現既是不可避免的事，同時它也是制衡當時的國民黨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三四十年代，民主已經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如果國民黨能有容忍妥協的度量，不失時機的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組成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民主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不僅能有效的掌控局勢，保持政權的穩定，同時也有利於國民黨自身的建設，馬列主義的暴力特徵也會在和平發展的環境中捉襟見肘，民族主義也可能轉化為抗衡俄國社會主義的思想力量，民主的政治條件哪怕是不完善的初級階段，也是對抗共產主義和暴力革命的最好方式。在四十年代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共產黨要打土豪分田地是很困難的。如果他們使用武力來搞亂國民政府，就會違背民意而使自己處於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而國民政府是有足夠的力量來維持秩序的，只要有一段相對和平的階段，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問題就會在社會的治理中暴露無疑而遭到人民的反對。設想一下，如果國共之間的相持能持續到五十年代初或斯大林逝世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歧產生，共產主義的意思形態開始崩潰之時，國共之間的鬥爭的結果就會完全不同。 當然，這只是我們今天的假設，但歷史是可以假設的，我們可以從假設中吸取歷史的教訓，這個寶貴的歷史教訓就是，民主建設一定要用民主的力量。在形勢複雜的時代，一定要認清時代的特徵，審時度勢，順應歷史潮流，牢牢的把握住政治上的主動權，才能掌控時局，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對這段歷史的研究也澄清了一些共產黨的謬誤，共產黨能取得中國的政權，並不是她的所謂土地革命得到了農民的支持，也不是什麼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策略的成功，既不是人民的選擇也決非歷史的必然。國民政府的應對失誤導致的這場悲劇不過是歷史發展的一種偶然現象。歷史的必然是：暴力革命違背了人民的意願，靠暴力奪取的政權一定會土崩瓦解。 當今世界，極權主義已經發展到了赤裸裸的恐怖主義，極大的威脅世界和平，在如何有效的打擊恐怖主義的問題上，國際社會似乎還缺乏足夠的經驗，還存在著許多亟需解決的問題，而中國民主進程很多經驗和教訓無疑是極有參考價值的。
當時，中國還處於中共長期的宣傳和管控之下，社會主義還被認為是中國發展的方向，共產黨的權威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只將中國的問題歸結為共產黨政策的左右之爭。根本不敢觸動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雖然思想解放口號喊得震天響，但在守舊勢力的強大壓力之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不能深入討論下去，只能淺嘗輒止，草草收場，對文革悲劇的制度和思想根源並不能深入探討。 作為體制內的改革派，黨的政策的的制定者和參與者，他們不可能從根本上認識共產主義理論的荒謬性，不可能認識到極權主義與中國人民的利益的根本衝突，更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他們認識和分析問題所依據的思想武器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就使他們時時陷入了理論的誤區和思想的困境。作為黨的高級幹部，他們看到專制的危害又必須自覺的維護這種制度，認識到毛澤東個人專斷的危害但又必須維護新的鄧小平的權威。改革政治體制不敢觸動黨的領導，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道路。理論上的困境決定了他們行動上的軟弱性，當談到極左路線的危害時，他們慷慨激昂，態度似乎很堅決，但一旦接觸到黨的領導和社會制度問題的實質，他們就不知如何是好，常常猶豫不決，模稜兩可，左右為難，始終缺乏改革家所應有的決絕和勇氣。 而黨內頑固派大不一樣，鄧小平，陳雲等人都曾經是黨內高層核心人物。雖然他們曾受到毛澤東的排擠，但他們都是體制內的重要人物，也是毛澤東高超的統治藝術的忠實粉絲，他們深諳暴力和專制對他們政權的重要性，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他們的命脈所在。鄧小平曾是毛澤東的內定的接班人選之一，他的基本思想和毛澤東差別並不大，在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這點上和毛澤東是完全一致的。在文革中兩次被毛澤東打倒，為他贏得了部分民心，也成了他以後的政治資本。他曾提出過政治體制改革的口號，但這只是一種策略上的需要，他需要向世人展示一個有遠見的領導人和改革者的形象，以此來擊敗他的政治對手。通過反對兩個凡是，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和對越戰爭等一系列政治和軍事的手段，輕易的從華國鋒手中奪過最高權力。在鄧小平看來，中國的改革就是糾正左傾錯誤，解決經濟困境的權宜之計，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改善和更加強化共產黨的領導。他可以同意你重新評價毛澤東，同意你否定文革，甚至同意你探討體制中的弊端，探討改革問題，但是他絕對不允許你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共產黨所建立的這個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因為，他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一生，與這個黨，與這個制度血肉相連，與這個制度的許多弊端都密切相關，否定了黨的領導，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否定了他們的一生，否定了他們為之終身奮鬥的事業。在他們心中，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中國無論怎麼發展都絕對不能脫離共產黨的領導，更不能將中國發展為資本主義。多黨制，三權分立是他們絕對不能接受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鄧小平就定下了四項基本原則，將改革開放限定在一黨專政的框架之內。 儘管毛澤東的極端做法遭到了破產，但毛澤東這面旗幟他們是不能丟的，否則他們就會陷入信仰崩潰之中。鄧小平用他慣用的手法，提出全面準確的理解毛澤東思想，巧妙的掩蓋了毛澤東的錯誤，而使共產黨的思想信仰在新的形式下得到了延續。中國重新回到了毛澤東式的治理模式。 共產黨的專制性質決定了以領袖為中心的個人專斷的必然性，鄧小平在打敗了華國鋒等文革幹部派以後，重新確立了以他為中心的領導核心，以他黨政軍的資歷毫無懸念的成為了黨的領袖，壟斷了一切話語權。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的權力牽制局面到此終結，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戛然而止。 共產黨對專制理論早有研究，幾十年的統治經驗並秉承中國豐厚的專制傳統，深知意識形態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深知：如果讓當時熱門的真理標準，人道主義，異化問題等理論問題深入討論下去，就一定會暴露出馬列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的荒謬性，從而危及他們的統治，所以他們竭盡全力的開始攻擊這些異端思想的苗頭，用一切嚴厲的手段打擊黨內的開明派，終止了異化問題的討論，開展了對「苦戀」等的文藝作品的批評，開展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思想解放設置了重重禁區。 但禁錮的閘門一旦被打開，思想就會沿著他固有的邏輯前行。共產黨可以在黨內通過組織原則控制思想，任意編造所謂的社會主義理論，扼殺黨內的先進思想，但無法擋住真理的光芒。當時的中國，思想解放已成燎原之勢，大躍進，文革給中國造成的災難是如此深重，思想的邏輯很容易追溯到災難的元兇。中國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民國時代，無數民主鬥士和思想先驅已為民主自由在中國傳播作了鋪墊，即使在三十多年的中共的暴政也未能將其撲滅。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中國仍有民主自由的思想火光在閃現。1977年，北京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主張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與法制。這讓中國人在經受長期的封閉的毛式理論洗腦教育後，又聽到了那心中嚮往已久而一直被嚴厲禁止的聲音。魏京生的五個現代化以中國人民熟悉的政治和經濟的明顯的邏輯關係，有力的嘲諷了中共的四個現代化的的虛偽性，在人們心中引起了經久的反響。 儘管中國真正具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幾乎被消滅殆盡，但文革後很多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逐步轉變成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開始深層次的探討中國問題，儘管他們都只能小心翼翼的，曲折婉轉的提出他們的思想，但其思想深處，都無法迴避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的問題。社會的實踐也不斷的引起人們的深思，為什麼生產的發展總是與黨的領導發生衝突？凡是經濟發展快，生產恢復快的地方，大都是一些黨的領導比較鬆弛的地區，一旦被領導重視，生機立即消失。人們懷疑社會主義制度，懷疑黨的領導，懷疑無產階級專政是很自然的事。對於文革的災難和中國社會的弊病，人們已經不滿足於共產黨政策的左右之爭的解釋。 隨著經濟的好轉，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大量具有濃厚啟蒙思想的書籍和刊物出版發行，西方主流文明思想開始在各地高校中傳播開來 。對外開放的政策增加了與外國的交往，國外的新聞不斷傳來，中國公眾大量接觸到了曾經被認為是異己的，不可想像的文化和政治觀念，中國人眼前展現出了關於現代社會的全新景觀。人權。民主，自由選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三權分立等思想深深打動了中國人的心坎。 中國的八十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衝擊社會的方方面面，社會欣欣向榮，思想走向開放，民主自由的空氣瀰漫。但另一方面，當權者已從文革後的經濟被動的局面走出，腰桿硬了，黨的領導也在加強，保守的勢力從新抬頭，再次高唱著「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新舊勢力都在不斷前滋暗漲，思想矛盾被不斷激化，衝突勢所必然。 當權力重新被壟斷，必然導致政治上走向反動，政治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停滯，黨內的腐敗也迅速蔓延。在高層的縱然下，權貴集團利用手中的權力，肆意奪取財富，中國出現了嚴重的貪污腐敗，官倒現象，官僚權貴集團迅速壯大，引發了新的社會動蕩和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 青年學生是改革開放時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人，深受現代個人主義價值觀影響，他們為社會取得的進步而歡欣鼓舞，也願意為社會改革作出自己的努力，他們渴望一個更加自由的世界並準備為之奮鬥。他們被熱情所驅，對國家前途的擔憂，努力追求公平和正義。社會存在的貪污腐敗官倒等現象和學生中成長的新理想主義嚴重衝突。但學生們沒有像中國歷史上那些，將社會的腐敗僅僅歸咎於某些貪官污吏，文革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使他們能真正認識到這些腐敗現象的根源所在，學生們認識到，只有民主法制，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他們走出校門，集會，遊行，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訴求。他們的呼聲切中當時的時弊，也直擊權貴集團的核心要害。 這時的鄧小平和黨內那些元老，早已忘記了文革的痛苦，為壓制黨內迅速膨脹的自由化思想，鄧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胡耀邦被罷免，方歷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被整肅，學生運動被打壓下去。但這種壓制，是不可能讓人信服的，反而加大和激化了矛盾。 1989年，衝突因胡耀邦的去世而突然爆發，胡是黨內少有的思想較為先進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極左路線認識較為深刻，又因平反冤假錯案而深得民眾擁護。對學生他主張和平的解決，被認為是黨內的開明派，人們對他被鄧小平排擠一直不滿，他的突然離世為民眾聚集，發泄對當局的不滿提供了機會，進而演化為一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鄧小平不惜調動幾十萬軍隊，用坦克開進北京城的極端殘酷手法，冒天下之大不韙來對付學生。引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慘案。 「六四」運動是中國人民民主訴求的一次偉大的實踐。以北京為主全國眾多城市成千上萬的學生，民眾爭取民主與自由的自發的請願，抗議運動，學生靜坐，絕食，表示了高度的愛國激情。對國家前途和人民福祉的深深關切，表現了中國人民心中蘊藏已久的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和不懈的追求。其規模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學生通過反官倒，反腐敗，直接表達了他們的民主訴求，有別於中國歷史上各種不敢觸動統治者權威的公車上書，他們直接挑戰了最高統治者的權威，對權貴集團作出了有力的抗爭。運動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這是現代民主觀念在中國廣泛傳播的結晶。 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不僅北京上百萬群眾自發的上街遊行，支持學生，北京群眾自發的阻攔阻止軍隊進京，就連一直被共產黨牢牢控制的新聞機構，也在如實的報導事件的進程，甚至連北京的公安警察也深受感染。學生和人民群眾在運動中表現的自覺和自律精神，令世人矚目。學生們不畏強暴，不怕犧牲，勇於抗爭的精神，可歌可泣，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六四」是中國人民的民主進程中的偉大豐碑，「六四」犧牲的英烈永垂不朽！ 「六四「的參加者大部分都是衷心的擁護共產黨領導，並充滿愛國激情的學生。運動中他們也並沒有提出什麼過分的要求。他們只是在反腐敗，反官倒，要求新聞自由的口號下十分溫和的表達了他們的不滿。接受他們的意見只會改善共產黨的領導，有利於中國的發展。對於這樣溫和的政治訴求，鄧小平卻認為他們已無可退路，並不惜一切代價來鎮壓學生。這反映了中國政治的不可妥協性。民主政治和極權統治水火不相容。在中國，的統治歷來是絕對的高高在上，其權威任何人不可冒犯。人們必須無條件的俯首帖耳，而號稱無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和中國專制統治者一脈相承，仇視人民為其本質。「六四」運動中本來存在很多和平解決的機會，但他們死死的抱住他們的權威不放，政治上毫不鬆口，連平等對話的機會都不給學生。中國的統治者為一己之私，攫奪權力是頭等大事，其他什麼都不重要。鄧小平對國內的民主力量一直看不順眼，早就想找個機會將國內民主力量徹底打垮，動用軍隊鎮壓可以說是蓄謀已久。 「六四」對全世界的影響是深遠的，不僅使全世界人民認清了共產黨極權統治的反動性質，八九年下半年蘇聯和東歐的巨變更是與中國發生的事件息息相關的，藉助於現代傳媒，共產黨的暴行被當時還沒有完全擺脫共產黨控制的蘇聯和東歐各國的人民看得清清楚楚，他們和中國人民有著類似的經歷和相同的社會問題，中共的暴行引起他們的警覺和深思嗎？當國內發生和中國同樣性質的事件以後，他們的軍隊完全不願順從當局的意願，毅然和人民站在一起，導致了蘇聯和東歐的解體，柏林牆倒塌。鄧小平沒有想到，是他的鎮壓加速了共產主義體系的徹底崩潰，他是真正的歷史罪人。 「六四」之後，國內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驟然急停，反改革派又在悄悄行動，中國大有政治運動重新來臨之際。鄧小平為轉移人民的視線, 緩和國內矛盾，提出了一些強調發展經濟的口號，希望用發展經濟手段和口號來沖淡人們的不滿情緒，掩蓋他們他們的罪行，為他們的血腥手段開脫。共產黨從來都是政治挂帥，政治必須領先經濟，現在不管姓社還是姓資，一味強調發展經濟，其背後是政治上的虛弱心理，實際上已宣告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徹底破產，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的發展，造成這種進步的就是人民的力量，是「六四「運動洶湧澎拜的民主浪潮，」六四「學生的鮮血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六四」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分水嶺，中國儘管經歷了文革那樣的災難，但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後，中國人民仍然對共產黨的充滿信任。文革的災難使體制的弊端徹底暴露，中國人民的思想覺悟也有了一個很大的提高，同時中共內部還是保留了相當多的有良知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此時國際上資本主義在蓬勃發展，亞洲四小龍經濟強盛，而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已走到了盡頭，中國實際上存在著一條共產黨改弦易轍，學習西方馬克思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如果中共能抓住這個難得的歷史時期，漸進改革，逐步實現民主憲政，不僅可為中華民族建立不朽的功勛，也可使其自身實現向現代化政黨的過度的華麗轉身。但鄧小平用坦克和機槍徹底斷絕了這個可能性，走向了與人民為敵自取滅亡的不歸路。在以後的幾十年里，雖然黨內政治體制改革呼聲強烈，但中共實在無法從「六四」鎮壓帶來的政治上的被動和意識形態的困境中走出，只能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成為一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恐怖主義組織。帶給人類災難，也毀滅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