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正逐漸成為一些外國企業高層主管避免出差的地方。由於中國政府今年對待外企態度嚴厲，以及對某些銀行家和高管實施的出境禁令，許多外企高層現在不敢前往中國，因為他們擔心一旦抵達可能會被禁止離境。 《華爾街日報》指出，這種態度加劇了外國企業對前往中國出差的擔憂，一些公司正在取消或推遲計劃的行程。另一些公司雖然繼續維持常規的旅行計劃，但他們增加了新的保障措施，比如告知員工他們可以結伴前往中國，但不要獨自一人前往。 ATG Travel Worldwide的執行長克林斯（Tammy Krings）表示：「人們對前往中國的旅行持非常謹慎的態度。我會建議只進行對工作至關重要的旅行。」 克林斯表示，近幾周來，美國公司取消或推遲赴中國商務旅行的情況增加了約25%。與美國政府相關的一項調查發現，近五分之一的受訪者正減少前往中國的商務旅行。這份報告於九月發布，經《華爾街日報》審核。 美國國際安全服務公司Global Guardian的執行長巴克納（Dale Buckner）指出，在過去的八個月里，他的一些客戶，包括律師事務所、製造商、諮詢公司等企業的員工，在中國的機場或酒店內被拘留或接受「軟審問」，通常持續2到5小時。 巴克納說：「這種情況你在電影中可能看過，感覺就像好萊塢電影情節，但這使人感到非常不安。」他還指出，一些美國公司已經僱傭安全顧問，對員工進行背景調查，以確定是否有特定情況可能會使員工面臨在中國被有關部門拘留的更高風險，這些情況包括從軍經歷、持有雙重國籍或在政治敏感的社交媒體上發表言論。 企業旅行和安全顧問表示，美國大型企業的主要擔憂是，他們的員工可能會被臨時或長期禁止離開中國。據《華爾街日報》上周報道，美國風險諮詢公司德安華（Kroll）在香港的一名高管在過去兩個月被禁止離開中國。日本野村國際（Nomura International）一名資深投資銀行家也面臨離開中國的限制。西方官員和人權組織表示，中國政府利用出境限制來進行刑事調查，對異議人士施壓，或在與外企和外國政府的爭端中取得優勢。這些出境禁令可能會持續數年，有時甚至會適用於沒有犯罪嫌疑的人身上。
四年前遭中共指控為「台諜」而入獄的台商李孟居，9月2日終於返抵台灣，激動地兩度趴在地上親吻「自由的土地」，呼籲台灣民眾珍惜民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守護台灣這塊土地。 綜合媒體報導，現年51歲的李孟居，2019年臨時去中國出差，從香港入境深圳後失聯。李孟居2日在桃園機場受訪時表示，這次經歷讓他感覺自己對中國太天真了，只是去中國出差就被拘捕，提醒大家前往受威權控制的中港澳一定要很小心，手機一定要帶已經清除資料的空機。 李孟居說，深圳海關在他的行李中發現5張「香港加油」的卡片，以及2張聲援長榮空服員罷工的卡片，其後又從其手機發現他拍攝深圳武警集結的畫面，遂「通通變成罪證，就是羅織入罪的過程」。 他說，自己被捕後，立即遭受跟外界隔絕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長達72天，期間被迫做了一百多份筆錄。他的「認罪」視頻經過反覆錄影八九次，「講到他們滿意才可以」。 中共指控李孟居「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同年10月底以「涉嫌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拘捕他。他因「台諜」罪遭中共判刑1年10個月和剝奪政治權利附加刑2年。今年7月下旬，其附加刑期滿，獲准離開中國，但在附帶條件下，他只能前往第三地，不能馬上回台。 李孟居說，深圳國安怕他回台成為媒體炒作的對象，影響台灣大選，他因此被迫允諾先到日本避開敏感期，才終於能順利離開中國。 李孟居強調，中共今年7月實施「反間諜法」，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中共所謂的間諜」，希望透過其自身的經驗提醒台灣人小心進出中、港、澳。 李孟居認為，自己是遭受中共「人質外交」迫害的替罪羊，因當時中共警告過台灣政府不要干涉香港事務，有可能透過抓捕他向「反送中」運動和「境外勢力」立威。李孟居說，台灣學者施正屏以及貝里斯公民李亨利（Lee Henley HuXiang），都在中國「被消失」，都是人質外交的犧牲者。
十九歲的蔡愷恆發現，近來有些同學開始用以”親 “寶” 等中國網路流行用語稱呼朋友，服裝穿搭也開始受中國流行的影響，種種趨勢令這位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二年級的學生有些好奇。 蔡愷恆曾撰文分享對同學的觀察，提到許多同學政治敏感度降低，毫無意識地使用中國的應用程式，像TikTok（抖音國際版）、小紅書等，不自覺在生活中使用「走心」「視頻」「攝像頭」等中式用語。但就她觀察，還沒有影響到國家認同。她說，曾和使用小紅書的同學討論過，對方認為小紅書上的內容大多與國家認同無關，比較常看學習英文的訣竅等讀書方法，「就覺得（國家認同）好像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小紅書是2013年成立的網路購物和社交平台，聲稱在2019年擁有2億使用者，近年來台灣用戶明顯增加，尤其受年輕族群喜愛。但同時台灣各界也開始關注小紅書可能涉及的文化滲透、認知作戰以及用戶個人資訊安全問題。 小紅書的演演算法 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的測試者5月中開始使用小紅書，起初搜尋「台灣」二字，被推送的內容大多與台灣觀光相關。直到5月19日國台辦宣布開放台灣旅行團赴大陸旅遊，看了幾篇相關筆記後，便開始接收到 「統戰」 內容，例如 「都是中國人，我愛祖國」 「丫丫（熊貓）都回成都了，台灣多久能回來呢？」 等筆記。 此後測試者點開小紅書，「猜你想搜」的選項列表總會出現「台灣是中國的台灣」。 雖然許多社媒都會依據用戶的搜尋記錄進而推薦內容，也可能審查暴力、色情等「有傷害性」的內容，但中國平台的審查範圍更深、更廣，小紅書用戶服務協議列出的「不良信息」還包括危害國家統一、詆毀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煽動破壞國家宗教政策等。中國數字空間也曾發布「小紅書審查百科」，描述小紅書監測輿情的方式。 台灣年輕人擔憂個人資訊遭竊 王品宜（化名）自稱是小紅書的重度使用者，但她卻從未使用小紅書的「筆記」(貼文)功能，「發出去之後官方要審查。所以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比較危險的使用方式，某種程度上還是會暴露自己更詳細的個資」。 王品宜也為了不讓小紅書更了解自己，有一套對抗演演算法的方式。「我會故意點贊我不喜歡的東西」，因此王品宜的小紅書推薦經常出現汽車、行政學知識等自己毫不感興趣的內容，她認為這樣的作法，可以讓小紅書錯判她的喜好，搜集到不精準的用戶資料。 但不發文、洗演演算法，小紅書就無法取得更多用戶資料嗎？ 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徐瑞壕說，不只中國應用程式，很多歐美的應用程式也都存在資安風險，像是利用取得麥克風許可權側錄任何可以收到的聲音、獲取不該獲取的許可權等，但大家可能更在意中國的言論審查制度。 蔡愷恆就是因為擔心小紅書會竊取自己的資訊，即使周遭許多同學在用，她仍未下載使用。蔡愷恆說，自己對中國應用程式保持警覺，主要是高中時期的老師曾談到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區別、「反送中」事件，也有提及中國軟體、用語等議題，讓她開始關注「如何不被文化入侵」。 「這是在極權政府底下管控的媒體公司，我應該更留意它傳播的資訊是否適當，而且是否經過濾。」蔡愷恆說。 小紅書的資料存放在哪裡？ 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曾經報道，TikTok在隱私政策的公告中明確表示：「TikTok 可能會將您的數據傳輸到美國以外的伺服器或數據中心進行存儲和／或處理。與TikTok可能分享您的數據的其他實體，可能位於美國以外。」 該描述為TikTok向中國政府交付用戶個資留下了空間。小紅書也有類似情況嗎？實驗室也檢查了小紅書的用戶服務協議與隱私政策。 小紅書的經營者為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及其關聯公司，其用戶隱私政策載明，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範》以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和技術規範明確了收集／使用／對外提供個人信息的原則。 用戶發布的文字、照片、視頻、音頻、評論、點贊、收藏、分享記錄信息都會存儲在小紅書公司的伺服器中。小紅書的隱私政策指出：「我們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取得的個人信息放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 而在以下情形下，小紅書公司會確保在履行了法律規定的義務後，向境內實體提供用戶的個人信息：適用的法律有明確規定；獲得用戶的明確授權；用戶通過互聯網進行跨境交易等個人主動行為。 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告訴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雖然人在台灣使用小紅書，但資料在中國存取，若中國政府發現用戶發言涉及《反間諜法》《國安法》等，而這樣的台灣用戶萬一將來到香港轉機，或到中國旅遊、工作，就會有高度風險。 台灣應該預防性禁絕小紅書嗎？ 台灣的數位發展部將小紅書、TikTok等中國公司經營的網路平台列為「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公部門設備安裝使用。至於校園是否封殺中制軟體，教育部將和數發部進一步討論。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安全專家曾怡碩受訪時說，民主國家資訊自由流通，民眾接收到各種訊息，不能因為中共可能透過平台從事認知作戰，就認為台灣的年輕受眾一定受影響。 曾怡碩說，社會不該對網路世代年輕人扣帽子，但政府單位應適度提醒可能造成的威脅，第一是中國平台會散布統戰的不實訊息，第二是這些平台可能的資安疑慮。 徐瑞壕教授根據個人觀察認為，台灣學生講中國用語，寫簡體字，不一定是因為使用中國社媒，他們也接觸中國影音節目、網路上很多中文資料，慢慢熟悉和接受中國的講話方式，例如「硬碟」變「硬碟」，「資訊」寫成「信息」等。「我一定要求學生更正，因為我們並不是在寫文件給中國政府。」 徐瑞壕說，基於台灣的教育和流通的資訊量，中國平台要改變台灣用戶想法並不容易，「但對國外用戶的影響是有的」，很多外國人不了解台灣是中國的，還是一個國家？但在中國政府要求正名下，航空公司、學術會議更改稱呼，外國民眾看久「中國台灣」，便可能被混淆而產生認知上的落差。 賴中強則認為，許多中國應用程式有國安疑慮，台灣政府應該要認真思考像印度政府，以國安為由，強制下架多款中國應用程式。
新冠疫情結束僅僅半年多，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就處於巨大的動蕩之中，幾乎自我實現了中國人過去幾年有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預言。不過，與國際社會對中國越加排斥的厭惡感相比，例如德國外長貝爾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講中質疑是否能與中國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中國的一些人似乎毫無覺察，對變局似乎樂觀許多。 幾年前，他們還在談論中國的供應鏈霸權，以為可以憑藉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為中國生產的口罩和疫苗對世界人民來說無可替代。當從建立伊始至今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聯盟意義的金磚組織擴大到11個成員國後，他們又開始憧憬所謂「世界新秩序」，以為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半年提出的三個全球倡議可能重塑俄烏戰爭之後的世界秩序。 這些認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當事人能夠意識到的。或許也因此，他們對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脫鉤遮遮掩掩，不願意承認或者去理解中國內部正在發生的悄然轉變。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急劇下滑，國際社會發現他們可能正在見證一個歷史時刻的到來，可以用諸如中國經濟的「殭屍化」、「四十年增長模式的終結」、或者「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換擋」等來形容。這些從中國封閉體制傳出來的聲音，符合無數中國人民過去半年多以來的日常感受，用中國人更熟悉的話來說，就是所謂大勢已去。 中國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分裂才是危機所在 然而，相較經濟層面的外部脫鉤和大蕭條跡象，中國內部深層結構正在發生的巨變，即內部脫鉤的進程已經展開，也就是在中國社會和深層政治層面發生的大分裂。這恐怕才是中共難以直面的真正危機，且其危機性質和程度遠超外部想像。 所謂內部脫鉤，自然比外部脫鉤隱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歐之間圍繞脫鉤問題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風險化的話語掩蓋，也沒有確定的半導體和其他敏感技術和資本限制那樣可明確劃分的「小院高牆」，卻都有一個共同點：政治信任的喪失。這是中國經濟系統崩潰的起點，也是經濟與政治分離的起點，還是政治系統崩塌的起點。 當然，這個互信的喪失，不止發生在一個群體或者一個階級身上，也不是發生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半年，而是過去十數年以來不斷積累、強化的，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系統的結構性的自我毀滅造成的。這種自毀型傾向，不僅以否定改革開放的政策路線和「新歷史決議」體現出來，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動態清零」期間充分暴露，徹底擊垮了幾乎所有人的對未來的信心和對體制的最後一點信任。 自毀傾向從何而來？ 換言之，三年「動態清零」對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傳播，對中國社會來說卻是毀滅性的。最近一些中國經濟學者輕描淡寫地以所謂新冠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來形容清零政策的長遠後果，不過是自欺欺人。當然，如果相比蘇聯體制的自毀型傾向，即內生於國企模式並充滿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自我耗竭傾向，如果僅僅將中國現在的經濟、政治的僵化與蘇聯1970年代後的停滯相比較，只能說這些經濟學者以及相關政策是多麼顢頇守舊、猶豫無能。 只要將過去十餘年中國政治的復辟放在兩千年的政治傳統脈絡中，這種自毀機制的源頭和歷史就很容易自動浮現出來，那就是中國兩千年以來未曾改變的儒家政治內核，先後貫穿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相隔千年的變局之中。始作俑者，當然非王莽莫屬。其中關鍵，就是號稱大儒王莽的大偽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漢末年，以激進的復古主義話語和政策招致內政和外交、經濟和政治的全面失敗。 以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的歷史評價來看，習從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國儒家「模仿政治」的開始，甚至是今天中國現代極權主義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敗」可謂前無古人，這一失敗甚至帶來了東亞體系的形成，例如高句麗的獨立，也大大超越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後的今日中國，以無論性質、還是規模或者顛覆性均可匹敵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著一場「千年變局」。 也因此，我們很容易發現，中國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大半年裡，面臨著一天比一天嚴重的經濟下行和社會停滯，特別是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民營企業破產和外資撤離浪潮，以及反映大眾心態的集體躺平和消費-投資意願低迷的通縮現象，都指向一場醞釀中的政治總危機，也就是內部脫鉤。其中所包含的結構性矛盾與王莽時期幾無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過去十餘年中國形成的新毛主義意識形態，是一種王莽式的激進復古主義。只不過，在當下中國，這種復古，是以毛澤東的文革烏托邦為範本，試圖統一所謂「前後三十年」，並在鄧小平的法制建設與市場經濟基礎上轉型成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模式，內含改革開放和閉關鎖國兩條基本路線的矛盾，類似王莽時代的「古今文之爭」，在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蕭條背景下愈加趨向不可調和。 其次，卻是根本的，類似王莽主政時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國過去十餘年在「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口號指引下進行的激進國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帶來的混亂，分離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經濟與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納，也切斷了廣大中產階級、企業家階層、甚至青年人與統治集團的關係。 這種控制一切、斷絕協商的態度，不僅從2012年以來先後針對公民社會、知識分子、人權律師和企業家等新興社會精英，也在三年「動態清零」期間覆蓋了所有人民，更表現在對外協商的貧困，對日、韓、澳、美等國視同敵國斷交一般，以至於在中美貿易戰、台海關係等重大問題、或者如孟晚舟、福島核電站排放等諸多偶發問題上，都幾無例外地趨向高度對抗和關係脫鉤。 然而，更深層的分裂還發生在領導人和官僚集團之間，發生在強大列寧主義政黨控制下的官僚體制內部。如內藤湖南的總結，中國歷史上但凡權力過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權與儒家官僚集團之間的平衡和制約，必然大亂。事實上，在新冠疫情後的大半年裡，中國的官僚集團被卡在強調安全的「底線思維」與經濟惡化現實的縫隙里，計無所出，近乎躺平。 結果，為穩住外資、民企、促進內需而頒布的「31條、20條、24條」，不敵一條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間諜法》和煽動民眾恐慌的反對福島核電站排放的宣傳外交，包括企業家、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在內的幾大社會集團似乎全體躺平，中國政治氣氛陷入了彷彿西線無戰事一般的虛假寂靜。而在這一微妙僵局的背後，一場深刻的、結構性的、也是歷史性的內部脫鉤正在悄悄發生。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一個有法律的國家，並不一定是法治國家；那麼，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為什麼卻要制定法律呢？配合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這段時間裡中國當局正在大張旗鼓地宣傳推廣這部法律，其中透露的奧秘，也許能幫助回答上述問題。 頻繁立法修法，強化習近平權力 《反間諜法》並不是一部新近制定的法律。早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不太久的201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在1993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的基礎上修訂並制定了《反間諜法》，並同時廢止了1993年版的《國家安全法》。有意思的是，接下來的2015年7月，中國再次制定了新的《國家安全法》。現在，距上一部《反間諜法》出台不到十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4月又修訂了這部法律，於是有了7月實施的新版《反間諜法》。 從《國安法》，到《反間諜法》加《國安法》，再到新版《反間諜法》加《國安法》，十年之內動作頻頻，真是緊鑼密鼓。據負責起草新版《反間諜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主任說：新修訂的反間諜法是中共二十大之後在國家安全領域的第一部專門立法，也是今年三月就任的這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第一部法律。你看，三月履新，四月修訂反間諜法，可謂劍及履及，刻不容緩。當局關於《反間諜法》的宣傳活動，更是在渲染一種「中國到處都是間諜」的氛圍。這樣看來，中國所面臨的來自間諜的威脅，真是不小呢！ 就在這種氛圍中，還傳出了貴為副國級高官、現任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的秦剛捲入了間諜事件，至少是被美女間諜收為了裙下之臣吧。乖乖，這還不是亡黨亡國的節奏？！ 實際上呢，那位負責修訂《反間諜法》的官員一不小心也說出了實話。他強調，這次修訂反間諜法，首先為的是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和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來指導立法，是要「進一步強化黨中央對反間諜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因此，修訂後的反間諜法，第一特點就是「鮮明體現了堅持黨中央對反間諜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他這聽來好似套話、空話的車軲轆話，背後確實有一句大實話，那就是：修訂反間諜法，為的是強化習近平權力。 隨心所欲抓敵人，這是政治極權的必需 習近平的權力已經很大很大了，還要怎麼強化呢？習近平要進一步強化權力，為什麼首先著手修訂反間諜法呢？這就不能不從中共這個政權的本質上來分析了。 中共是靠鬥爭起家的，「鬥爭」二字也正是習近平近年反覆強調的。鬥爭總是有對象的。毛的時代，中共的鬥爭對象有個很長的單子，概括地說是九類敵人。開初是「黑五類「，就是地富反壞右，後來加上了叛徒、特務、走資派，然後還有一個知識分子」臭老九「。你仔細琢磨這個名單，其中是有奧妙的，一個奧妙就是越來越隨心所欲地確定鬥爭對象。地主，這多多少少是有點兒標準的；你家沒有土地，中共再恨你，也沒法說你是地主。富農的標準就靈活了，但畢竟得有點兒財產。反革命分子，開始的時候，確定起來也是有些客觀依據的，比如在國民黨政權和軍隊里當過官員，但很快就變成一頂尺寸通用的帽子，看誰是敵人，就可以說他是反革命。如此類推，隨心所欲的程度越來越高。到了叛徒、特務、走資派，這幾類敵人就都是早先的中共革命功臣了。你為中共幹革命而坐過牢，」叛徒「這個標籤打死你；你是中共當今掌權的高官，那就是」走資派「——不是官員還沒資格當」走資派「呢！到了這時候，也就是文革時代，誰也別擺什麼共黨資歷、革命功績，除了毛澤東一人之外，誰都可以是敵人，誰都可以被鬥爭！ 這還沒說到「特務「呢——那時候通稱特務，如今則叫作間諜。特務也好，間諜也好，這玩意兒的特點就是他/她是隱蔽的，頭上沒有標籤，身上沒有記號。對於」善於鬥爭「的中共領袖來說，好就好在這」頭上沒有標籤，身上沒有記號「，因為這不就可以隨意給你貼標籤、畫記號了嗎？1940年代延安整風運動中康生那句名言，透露了此中秘密。延安整風是毛澤東立威、集權的一個重大關節點，投奔到延安加入中共的男男女女們有十分之一被作為特務抓了起來。這裡的判定標準從何而來？負責這場運動的康生指著人家的鼻子說：」我看你像特務，你就是特務「。 是的，就是這麼隨心所欲！習近平的權力，什麼時候到了這一天，也許就算達到他的理想狀態了。那一天，他和他這個體制的官員們，可以隨意指著某人說：你就是間諜！於是乎，你就要被抓起來，你就要坐牢，你就要被槍決。 說你是不法民營企業家，他固然可以隨意定義你是守法還是不法，但你總得首先是個企業家吧？說你是腐敗官員，當然哪個官員都是腐敗的，但你總得大小是個官員吧？說你是間諜，這就不需要任何身份前提了！海歸固然可疑，但土鱉一樣不免疫。最近二三十年來，全中國上十億人次有過出國紀錄，誰敢說你不是在哪國旅遊的時候被發展成「間諜「了呢？毛的時代，美女等於特務；如今呢，人人都是美女帥哥，那就人人可能是間諜哈！ 是的，抓間諜這事兒太方便了，甚至不需要證據。據說有關部門出台了某種指引，要人們提防那些喜歡談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話題的傢伙，因為他們很可能是間諜。這一來，有人馬上聯想到了喜歡到處「指明方向「的那一位。可惜啊，你沒有」看他像間諜、他就是間諜「的權力，偏偏他有這個權力。近日網上也有個段子，說的是小學生髮現爸爸媽媽在卧室里言行詭秘，於是告發爸爸媽媽是間諜。也很可惜啊，這不就妨礙了當局急於催生下茬兒韭菜的人口大計嗎？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由於中美貿易戰和COVID-19疫情的影響，中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受到了重大衝擊。再加上加強了「反間諜法」的實施，外國律師事務所開始產生了離開中國的念頭，近5年已經減少了39家。甚至一些知名的大型律師事務所也決定關閉在上海運營了20年的分支機構。 據美國之音稱，近年來，中美關係因貿易戰的惡化，加之COVID-19疫情的爆發，持續地影響著中國的經濟。此外，新版的「反間諜法」也加大了經濟和政治的壓力，這使得一些知名的外國律師事務所開始考慮削減他們在中國的業務，甚至有可能完全退出中國。 根據中國司法部的數據，自2017年以來，註冊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外國律師事務所分支機構已經連續5年減少。2017年，有244家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設立了分支機構，2018年降至230家，2019年為225家，2020年減少到217家，2021年進一步降至208家。截至今年6月14日的數據顯示，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的分支機構數量已經減少到205家，這5年內總共減少了39家。 報道指出，全球收入排名前列的國際律師事務所瑞生國際律師事務所（Latham & Watkins）已經決定關閉其在上海營運了20年的分支機構，將上海的業務和律師轉移到了北京分支機構。 另外，全球收入排名第三的國際律師事務所Dentons，從2015年開始與中國的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併。然而，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引用的一封發給客戶的電子郵件，從今年8月開始，大成不再是Dentons集團的一部分。 就在四川英濟律師事務所執業的律師冉彤表示，以往這些外國律師事務所並不介意與中國公司分享重要數據，但現在他們開始對中國政府對這些公司進行監控產生了懷疑，因此只能暫停合作。 此外，從經濟角度來看，許多地方的律師表示業務不如從前。冉彤表示，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現在的業務量比疫情前減少了一半；而廣東律成定邦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範標文坦言，自疫情爆發以來業務非常不景氣，幾乎減少了一半。 然而，也有一些律師事務所對中國市場保持信心。報道中提到，金杜律師事務所（King & Wood Mallesons）已於7月與國際律師事務所Eversheds Sutherland建立合作關係，以擴大業務合作。
中國國務院周日發布『優化外商投資環境，加大吸引外資力度』24條政策措施，包括支持外商投資在華設立研發中心，承擔重大科研攻關項目；保障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待遇、加強外商投資保護；推動外資項目「早簽約、早落地、早開工、早投產」；為外資企業外籍高管、技術人員及家屬提供入出境及停居留便利、提高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在公共交通、金融服務、醫療保障、網路支付應用便利度，對信用風險低的外企降低抽查比例和次數等。 不過，北京急於挽救外資救經濟的舉措與今年以來實施的一些政策似乎自相矛盾，根據中國歐盟商會六月份公布的一項調查，受中國監管措施、政治化因素影響，歐洲企業 對中國營商環境信心大幅下降，四分之三的企業重新考慮過供應鏈策略，其中12%表明已將部分業務撤出中國。 中國『對外關係法』以及修訂的『反間諜法』7月1日生效後，美國當局建議公民「重新考慮」是否前往中國旅行，以避免中國當局任意執法、禁止出境及錯誤拘留的風險。 美聯社的報道指出，由於投資信心隨著中國新修訂的反間諜法擴大對「間諜活動」的定義範圍及其他挑戰而暴跌，外國公司紛紛將投資及在亞洲的總部撤離中國。 尤其中國官方倡導「全民舉報抓間諜」更令外國投資人望而止步。在『反間諜法』生效一月後，中國國家安全部8月1日通過中國社交媒體微信發布公開社會動員令，號召全民舉報間諜，並宣布舉報有功者有賞。 路透社報道，中國有關間諜行為的定義寬泛模糊引發了美國警覺，美國表示，外國公司在中國有可能因為從事正常的商業活動而受到懲罰。 華爾街日報日前援引曾多次去中國，但現在不想去了的波士頓的商業顧問凱利表示，「現在中國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非常反西方，特別是反美的國家，讓我很不安。」 為去中國投資提供諮詢服務的律師事務所Harris Bricken合伙人哈里斯也對華爾街日報表示，中國最近對西方盡職調查公司和其他公司進行調查的事件，包括對貝恩公司（Bain & Co.）等全球諮詢公司突擊搜查造成恐怖效應，「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人們不會前往中國」。
最近，中國政府頒布了新版《反間諜法》，大大擴展了舊版的內容，從舊版的40條增加到71條，約增加四成條款。此法推出的同時，中國政府針對外企展開了「反間諜」行動，從3月下旬開始，美國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北京辦事處、日本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 Inc.）、凱盛融英蘇州分公司都因泄露國家機密等間諜行為先後中招。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李延賀（富察）也在大陸被拘捕。因此，海外輿論認為，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外國人的，將嚴重影響外商赴華投資，這其實只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 中國新版《反間諜法》兩大特點 比對新舊兩版《反間諜法》，就會發現，新版《反間諜法》第一個特點是極大地擴展了國家安全的範圍。過去中國政府關注的國家安全主要是軍事部分，因而對軍事情報的泄露最關注。現在，新版《反間諜法》採用了習近平數年前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將軍事以外的其他資訊都列為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 所謂「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一職之後，於2014年4月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在其講話中提出的，其涵蓋範圍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生物安全等各方面。2015年7月1日，中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中國國家安全法》，特彆強調「總體國家安全觀」，並將國家安全細化至各方面，尤其「文化安全」。所謂「文化」是個外延無限廣的軟概念，在中國語境中，所謂政治、經濟、軍事、生物之外的各方面都可歸之於文化，比如高層權斗傳言、調查資料與各種資訊，任何中共認為於己不利的資訊，都可以用《反間諜法》的「文化安全」概念，入人以「危害國家安全」罪。 該法第二個特點則是賦予國安人員隨意認定間諜之權。根據新版《反間諜法》，在中國，國家安全部可以劃定「安全控制區域」，但究竟哪些地方算是中共的「安全控制區域」，不載於文，對外保密，這就給了國安人員隨意認定「間諜」的許可權。比如某位中國當局不喜歡或認定對華不友好的外國人（包括港台人士）旅遊至某處，中共執法部門可以用「非法進入安全控制區域，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拘人。有無證據不是關鍵，比如台灣人士李明哲被抓之後，在人身與資訊對外隔絕的高壓之下被迫寫「交待」，其交待書中的內容，比如長期關注中國民間社會發展及維權人士議題，在網路上和中國朋友分享「台灣的民主經驗」，並時常寄書給他們，等等，就成了中共為李明哲定下「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事實」——2017年尚且如此，有了新版《反間諜法》，這種定罪將更隨意。 文化安全成防禦美國「現代認知戰」的盾牌 新版《反間諜法》將文化安全列為重要的國家安全內容，對中國大陸、台港人士而言，實際是完全否定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比如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就因出版了一些中共不喜歡的書籍，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在其入境時抓捕。對中國人涉外及外國人士在中國的活動，要害是大大擴充了所謂搜集情報的範圍及內容，比如《光明日報》記者董郁玉被抓之時，一道被捕的還有日本外交官，中國官方指稱的理由是這名外交官「從事了與他的工作不符的活動」（因日本政府指責中國違反了外交豁免權的國際準則，幾小時後獲釋）。 但「文化安全」列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目標更廣泛。近年來，美國發明了現代認知戰（Modern cognitive warfare），定義為「改變特定人群世界觀能力的競爭」，涉及四個重點領域：物理領域，資訊和網路空間領域，認知過程，認知行動。這一認知戰在俄烏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效果如何還有待深入觀察分析），專門論述這一問題需要很長篇幅，本文只討論與中國新版《反間諜法》有關的方面。 中國儘管有龐大的大外宣網路，但中文與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相比，在西方世界當中使用的人相對少得多，傳播力限於中文圈。也因此，目前這一階段要與美國開展「現代認知戰」，肯定落於下風。新版《反間諜法》使用「文化安全」，實際上是防衛性的：凡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批評現政府及中共歷史上重大污點與錯誤的，都是危害國家安全。以李明哲案為例，介紹西方（台灣）民主政治，使用西方價值觀當中的人權系列話語，被中國當局認定他藉此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了威脅。今年最近這輪「反間諜」掃蕩目標，美國貝恩諮詢公司、美思明智調查公司均在其列，就因為當局認定這些公司搜集的資料與資訊對中方不利。 也就是說，文化安全成了中共手中一面防止西方意識形態入侵的一面巨大的盾牌，美國「現代認知戰」涉及的四個領域全部涵蓋其中。在中國當局的考量中，相比對付美國「現代認知戰」這等大事，影響外商投資積極性就不顯重要了。 新版《間諜法》問世之時，正是中澳關係回暖之時。中共政權創始人毛澤東是個戰略大師，曾用「十個手指按十個跳蚤，一個也捉不到」來比喻抓工作要抓要點，意思是：無論對內對外，哪怕是頭緒萬端也會理出重點難點，作為當前主要的政治任務。正因如此，目前中國外交形勢有點困難：與美國關係跌入1970年代以來的低谷；與加拿大交惡，正在上演互相驅逐外交官戲碼，歐盟法德兩國對華態度陰晴不定，因此，澳大利亞不是中共要針對的主要國家，如非特殊情況，澳大利亞本國人這一階段不會成為中國抓捕外國間諜的重點，但澳大利亞籍華人，有胡士泰、成蕾等前車之鑒，回國時仍然需要小心「文化安全」這張密織的法網。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照中南海的要求，批准了新版《反間諜法》。新法出爐前夕，中共已經開始加強對外企和外國在華人員的監控。中共2014年頒布《反間諜法》（本文中稱其為舊版）之後，不斷無端抓捕在中國的外國人。最近獲釋回到日本的親中人士、左翼的日本社會黨幹部鈴木英司，長期負責日中交流，曾長住北京，並在北京的多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去過中國兩百多次，卻因為與團派的一個幹部吃飯，雙雙被捕，鈴木英司因此被指控為間諜而在中國服刑六年。中國現在頒布新版《反間諜法》，其用意何在？本文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一、信息與情報：中英文解讀各不同 從上個世紀後半期開始，信息社會早就已經成為一個通識的辭彙。所謂的信息社會，指的是現代國家信息傳播管道多元化，不再是單純靠內部文件、紙板媒體和電視來實現信息流通；而互聯網帶來的社交媒體支配日常生活、雲計算代替檔案儲存等等新手段，讓個人活動和企業經營邁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信息如此重要，幾乎已經沒有人能適應一種沒有信息傳播的生活。但是，很少有人想過，信息這個詞，在中國是可以入人以罪的，即「間諜罪」。因為，中共故意把信息與情報這兩個概念混淆在一起，無限度地擴大情報的適用範圍，以致於任何信息都可以被中共解釋為情報，而「刺探情報」就成了中共的「間諜罪」。這樣，公開流通的信息和需要保密的情報，在中國就完全沒有界限了；然而，中文的信息和英文的情報，本來是有嚴格的區別的。 各國的大學都有信息科學系，中國也如此，其英文是Information Science；但是，能把這個系科理解成「情報學系」嗎？當然不能，若有誰作如此理解，理工科的大學生都會哄堂大笑，因為他們所學的知識確實和「情報學」毫無關係。在中國，只有國家安全部的院校和解放軍的情報學院才教情報學，那是為了培養中共的間諜。情報的英文詞是intelligence（反間諜的英文是counter-intelligence），這個詞指的是情報機構搜集的內容。在民主國家，凡是可以公開地自由傳播的，都屬於信息（information）；而搜集或傳播公開信息，理所當然地屬於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與間諜罪完全不沾邊。 然而，在既沒有言論自由、又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國，傳播公開的信息或者並未被中共列入保密範圍的消息，卻可能被定罪為「泄露情報」，跟在後面的就是「間諜罪」上門了。即以經濟信息為例，中國的國家統計局除了在新聞發布會和網站上公開各類經濟數據之外，它也用內部報告向政府部門發布經濟數據，其中標以「絕密」的是不定期的《統計報告》，只供高層參閱；同時還有標以「保密」級別的內部報告，這一類報告中的信息，中國的官媒經常公開引用。但如果個人在官媒尚未引用前，便在自己的講話或文章中引用此類報告的數據，就變成了「泄密」，可能遭到追究。也就是說，同樣一個數據，官媒引用是宣傳，個人引用是「泄密」。 二、新版、舊版《反間諜法》有何不同？ 各國媒體對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雖然多有報道，但多半是根據自己的理解來加以評析，但沒有國際媒體對比過新舊兩個版本的《反間諜法》，到底新版加進了哪些內容？這一點至關重要，只有分析這些細節，才能知道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之真實意圖是什麼？筆者逐條比對了舊版《反間諜法》和新版《反間諜法》的條文，發現了新版《反間諜法》的三個特點。 其一，新版《反間諜法》大幅度擴大了國家安全的範圍。舊版《反間諜法》比較關注的國家安全，主要是軍事情報的泄露。而新版《反間諜法》採用了新的概念，叫作「總體國家安全觀」，把軍事以外的其他信息都列為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所謂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習近平提出來的，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按照這樣一個廣泛的範圍，幾乎沒有什麼事不屬於國家安全；連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的信息，只要其中的任何一點傳到海外，而中共認為對自己不利，都可以用反間諜法對資訊傳播者以危害國家安全來治罪。 其二，新版《反間諜法》從細規定了間諜行為的範圍，任何海外的機構或個人都可能被中共指控為從事間諜活動。舊版《反間諜法》第27條雖然提到間諜行為，但非常簡單，就是一句話，「境外機構或個人實施間諜行為的，要追究法律責任」；至於什麼行為屬於間諜行為，那是由國家安全部自行解釋認定的，沒有具體的法律依據；舊版《反間諜法》對間諜活動的定義，一個字都沒說明。 新版《反間諜法》把舊版的這一句話變成了七句話，分成七個二級條款；其中有兩句是舊版里有的，另外新加了五句。新增加的二級條款中，包括參加或者投靠間諜組織或接受間諜組織的任務，受境外的個人委託獲取中共的所謂情報，在境外被認為入侵中國的互聯網等，都屬於間諜行為。但境外的什麼機構在中共眼裡算是間諜組織，什麼樣的個人委託算是接受間諜任務，新版《反間諜法》還是一字不提，把解釋權留給中共的國家安全部。因此，國家安全部具有無限的解釋權，它想抓誰，用什麼罪名定罪，是否有證據，外國的駐華使館無權過問。 其三，新版《反間諜法》宣布，國家安全部可以劃定「安全控制區域」，而到底那些地方是「安全控制區域」，又是保密的。外國人旅遊走到一個地方，中共馬上可以抓人，理由是非法進入「安全控制區域」，危害國家安全。 把這三點聯在一起就可以看到，新版《反間諜法》其實是為了蓄意擴大對外國人和外國企業的監管；而且舊版《反間諜法》原來主要應對專業的間諜，新版《反間諜法》則擴大成針對外國的普通公民。 三、中共大張旗鼓地反間諜 中共的舊版《反間諜法》一共是40條，而新版《反間諜法》變成了71條，增加了四成多條款。因為《反間諜法》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外國人的，所以這個新版《反間諜法》馬上就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 各國到中國去的人，會受到這個新版《反間諜法》的壓力嗎？海外華人去中國，不管是中國公民在國外永久居留，還是在國外入籍而變成外籍華人，他們需要擔心這個新版《反間諜法》可能帶來的危險嗎？ 在民主國家的法治之下，司法系統必須遵行「無罪推定」，未被證據證明的行為不能認定為有罪；而在共產黨國家，當局奉行的是「有罪推定」，先認定一個外國人有罪，然後搜集證據，如果證據不足，那就威脅利誘，讓被定罪人自己配合來認罪，或者是秘密審判，根本不讓外界了解證據的可靠性。 現在，在中國的外企都感到壓力非常大。外企的日常經營需要掌握中國的市場和經濟政策變動的信息，而外企的股東會要求外企聘用第三方，對外企的經營狀況和經營方向作評估。這樣的第三方對外企的調查，涉及到企業的兼并、財務管理和供應鏈穩固性等多個方面，因此，許多全球的知名諮詢公司都在中國開展業務。然而，現在中共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加強了對外國諮詢企業的監控，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令外企感到恐慌。因為，它們維持正常在華業務所需要的信息搜集和諮詢服務，突然變成了中共的重點監管對象。 而外國記者就更倒霉了，他們在採訪新聞的過程中，打聽到的任何消息，都可能被中共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所以，新版《反間諜法》讓我們看到，中共正在強化對周邊國家和美國的敵視，同時對自己的孤立處境高度敏感，它的這個新版《反間諜法》，實際上是中共擔心政權在國際壓力下可能越來越不穩的一種反應。 中共用新版《反間諜法》來加強對在中國的外國人的全面監管，有兩個目的，這可以用兩句話來形容：其一，「封住外國的眼睛」，讓外國無法了解中國發生的真實狀況，讓外國以為中國依然強大繁榮；其二，「銬上外國人的雙手」，讓在中國的外國人不敢在中國向西方國家揭露中國的真相。 四、台灣人並非「一家親」 中國實行了這個新版《反間諜法》，台灣人尤其要在哪些方面謹慎小心？中共的所謂國家安全，與世界上所有民主國家的國家安全，概念完全不同；中共的國家安全包含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在社交媒體上聊天，中共都會認為其中有的內容危害中共的國家安全。 而對台灣人來講，中共的國家安全還有一個特別的方面：台灣人如果到中國去，在社交媒體上談到台灣議題，比如講了一句「明年總統大選」，這在中共的耳朵里就是「宣揚台獨」，屬於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了，可能被中共按新版《反間諜法》治罪。 中共現在的國家安全，根本是中華民國的大多數國民無法理解的霸凌。按照中共的說法，中華民國1949年就不存在了，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以前被「國民黨反動集團」盤踞，現在是民選政治人物在搞「台獨」。中共打壓台灣，現在最常用的說法就是台獨。台獨這兩個字，在中共口裡會不斷被翻新定義，當下已經不是早年所講的意涵了。現在，中華民國的存在，中華民國的對外交往，台灣民眾希望維持兩岸關係的現狀，在中共的眼裡都算是「堅持台獨」；只有歡迎共軍登陸台灣，才算是中共口中的「堅持統一」。台灣有在野黨說，要「一中各表」（其含義是，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但這「一個中國」，對岸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表述是中華民國）。然而，中共根本就不承認中華民國，對中共來講，「一中各表」同樣屬於「台獨」。 台灣人到中國去，過去幾十年曾經很受歡迎。但時過境遷，中共已經變了，對台灣不再客氣了，而是變成虎視眈眈。現在，如果台灣人去中國自由行，想去看看新疆、西藏的風光，就可能被中共視為危害其國家安全，「圖謀不軌」。 台灣或許有些人自己認為，我承認中共的統一啊，我也不支持台獨，既然中國講「兩岸一家親」，那我就算是中共的「自己人」了，中共對付外國人的新版《反間諜法》用不到我頭上。其實，中共抓台灣人的時候，並不會把台灣人當作「自己人」，中共照樣用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罪來對台灣人治罪。最近台灣的八旗文化總編「富察」（李延賀）在上海被抓捕，還有楊智淵在深圳被捕一年多，以及無端被中共關押五年、最近剛回到台灣的李明哲，都是台灣人被中共抓捕的案例。 何況，中共的國家安全部不但在中國的黨政機關、大學、大企業里安排線人，監控它的「自己人」，而且經常威脅那些出生在中國又移民海外的「自己人」，要他們在海外為國安部充當線人。所以，台灣人比這些被監控操縱的中共「自己人」，當然屬於「外人」；而中共的「兩岸一家親」統戰宣傳，在國家安全部眼裡，根本就是「蒙汗藥」。在中共的國家安全部特務眼中，不但身在中國的中國人都不可靠，海外華人信不過，連中共的各級幹部也都需要監控，而台灣人更是被當作外國人來防範。 專制國家以全民為敵、以世界為敵，從來如此。台灣人對中共必須有高度的戒心，而絕不能以為，自己釋出善意，中共就必定以善意回報，完全沒有這種可能。台灣除了出國去中國的遊客要小心，在中國的台商尤其要注意。很顯然，當年台商經歷過的中共地方政府客客氣氣的經商氣氛，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與台灣是哪個政黨執政沒關係；台商在中國的處境改變，根本的原因是中共自尋絕路。 中共的實力增加以後，它長期掩藏的國際野心就壓抑不住了。過去二十多年來它一直在擴軍備戰；現在則覺得，時機成熟了，它想改變印太地區的國際秩序，讓中共可以支配這個地區，成為世界霸權。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台商要非常當心，不要落入中共的「反間諜」陷阱，成為中共打壓台灣的犧牲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執行反間諜法，多家外企被以相關理由調查。商業諮詢公司凱盛融英（Capvision）為最近一個被調查對象，由於「不認真履行反間諜安全防範責任和義務」，上海、北京、蘇州與深圳辦事處被搜查。 一名熟悉兩岸出口貿易台商10日在台灣接受中央社採訪表示，過去在中國的台商遇到不允許出境、帳戶被凍結等問題，大多和稅務有關，這個其實解決處理一下也就過去了。「反間諜法」看起來則擴大到很多層面。 「多多少少還是有些心理壓力啊」。該台商說，在中國做生意，想法很簡單，就是只管經貿、不管政治，生意人不涉及政治；不過看到外資、外商一些情形，多少仍是構成心理壓力。 該台商指出，美中貿易戰後，很多廠商遷廠布局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中國防疫、國安等相關作為，又再嚇跑了一批外資、台商；其實去中國做生意前都有所認知，不要把台灣「罵政治」那套帶過去，若仍要在中國經商，錢也一時間難以匯出，順應當地民情，不要涉及政治，這才是好的做法。 怡伸律師事務所所長陳怡伸對中央社分析，這波反間諜法修正，對於外資、外企等外國人有政治宣告意義，羅織國安罪名對像擴大，示警「維穩優先」、「不要企圖顛覆政權」；這次把「網路攻擊」等行為也界定為間諜行為，算是與時俱進網路戰環境。 陳怡伸說，反間諜法過去多是針對海外留學生、異議人士等，也有過外國企業員工案例，目的是「人質外交」、「以商逼政」，以此要求外國政府讓步中國，達到中國所想要的外交目的；反間諜法修正升級，對外國人在中國的人身安全是更加沒有保障。 陳怡伸認為，由於中國政治風險太高，加上美中貿易戰、低廉工資紅利消失等，外資、外企持續出走，現在再有反間諜法擴大升級，將讓外資、外企愈加卻步，這恐讓中國經濟狀況雪上加霜。 「政治很難完全切割經濟的」，陳怡伸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任後，持續加緊國內控制，維穩為其第一要務；在中國凡事政治挂帥情況下，很難完全切割政治和經濟，每個政治決定、政策都會對經濟造成影響。 陳怡伸建議，中國目前的政經條件不是一個好的投資環境，許多環節都是風險，廠商可以轉移基地還是盡量趕快走，大廠都在走了，中小企業不要做最後被坑殺又走不掉的那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