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正逐渐成为一些外国企业高层主管避免出差的地方。由于中国政府今年对待外企态度严厉，以及对某些银行家和高管实施的出境禁令，许多外企高层现在不敢前往中国，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抵达可能会被禁止离境。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种态度加剧了外国企业对前往中国出差的担忧，一些公司正在取消或推迟计划的行程。另一些公司虽然继续维持常规的旅行计划，但他们增加了新的保障措施，比如告知员工他们可以结伴前往中国，但不要独自一人前往。 ATG Travel Worldwide的执行长克林斯（Tammy Krings）表示：“人们对前往中国的旅行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我会建议只进行对工作至关重要的旅行。” 克林斯表示，近几周来，美国公司取消或推迟赴中国商务旅行的情况增加了约25%。与美国政府相关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正减少前往中国的商务旅行。这份报告于九月发布，经《华尔街日报》审核。 美国国际安全服务公司Global Guardian的执行长巴克纳（Dale Buckner）指出，在过去的八个月里，他的一些客户，包括律师事务所、制造商、咨询公司等企业的员工，在中国的机场或酒店内被拘留或接受“软审问”，通常持续2到5小时。 巴克纳说：“这种情况你在电影中可能看过，感觉就像好莱坞电影情节，但这使人感到非常不安。”他还指出，一些美国公司已经雇佣安全顾问，对员工进行背景调查，以确定是否有特定情况可能会使员工面临在中国被有关部门拘留的更高风险，这些情况包括从军经历、持有双重国籍或在政治敏感的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 企业旅行和安全顾问表示，美国大型企业的主要担忧是，他们的员工可能会被临时或长期禁止离开中国。据《华尔街日报》上周报道，美国风险咨询公司德安华（Kroll）在香港的一名高管在过去两个月被禁止离开中国。日本野村国际（Nomura International）一名资深投资银行家也面临离开中国的限制。西方官员和人权组织表示，中国政府利用出境限制来进行刑事调查，对异议人士施压，或在与外企和外国政府的争端中取得优势。这些出境禁令可能会持续数年，有时甚至会适用于没有犯罪嫌疑的人身上。
四年前遭中共指控为“台谍”而入狱的台商李孟居，9月2日终于返抵台湾，激动地两度趴在地上亲吻“自由的土地”，呼吁台湾民众珍惜民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守护台湾这块土地。 综合媒体报导，现年51岁的李孟居，2019年临时去中国出差，从香港入境深圳后失联。李孟居2日在桃园机场受访时表示，这次经历让他感觉自己对中国太天真了，只是去中国出差就被拘捕，提醒大家前往受威权控制的中港澳一定要很小心，手机一定要带已经清除资料的空机。 李孟居说，深圳海关在他的行李中发现5张“香港加油”的卡片，以及2张声援长荣空服员罢工的卡片，其后又从其手机发现他拍摄深圳武警集结的画面，遂“通通变成罪证，就是罗织入罪的过程”。 他说，自己被捕后，立即遭受跟外界隔绝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长达72天，期间被迫做了一百多份笔录。他的“认罪”视频经过反复录影八九次，“讲到他们满意才可以”。 中共指控李孟居“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同年10月底以“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拘捕他。他因“台谍”罪遭中共判刑1年10个月和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2年。今年7月下旬，其附加刑期满，获准离开中国，但在附带条件下，他只能前往第三地，不能马上回台。 李孟居说，深圳国安怕他回台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影响台湾大选，他因此被迫允诺先到日本避开敏感期，才终于能顺利离开中国。 李孟居强调，中共今年7月实施“反间谍法”，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中共所谓的间谍”，希望透过其自身的经验提醒台湾人小心进出中、港、澳。 李孟居认为，自己是遭受中共“人质外交”迫害的替罪羊，因当时中共警告过台湾政府不要干涉香港事务，有可能透过抓捕他向“反送中”运动和“境外势力”立威。李孟居说，台湾学者施正屏以及贝里斯公民李亨利（Lee Henley HuXiang），都在中国“被消失”，都是人质外交的牺牲者。
十九岁的蔡恺恒发现，近来有些同学开始用以”亲 “宝” 等中国网路流行用语称呼朋友，服装穿搭也开始受中国流行的影响，种种趋势令这位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二年级的学生有些好奇。 蔡恺恒曾撰文分享对同学的观察，提到许多同学政治敏感度降低，毫无意识地使用中国的应用程式，像TikTok（抖音国际版）、小红书等，不自觉在生活中使用“走心”“视频”“摄像头”等中式用语。但就她观察，还没有影响到国家认同。她说，曾和使用小红书的同学讨论过，对方认为小红书上的内容大多与国家认同无关，比较常看学习英文的诀窍等读书方法，“就觉得（国家认同）好像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小红书是2013年成立的网路购物和社交平台，声称在2019年拥有2亿使用者，近年来台湾用户明显增加，尤其受年轻族群喜爱。但同时台湾各界也开始关注小红书可能涉及的文化渗透、认知作战以及用户个人资讯安全问题。 小红书的演算法 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的测试者5月中开始使用小红书，起初搜寻“台湾”二字，被推送的内容大多与台湾观光相关。直到5月19日国台办宣布开放台湾旅行团赴大陆旅游，看了几篇相关笔记后，便开始接收到 “统战” 内容，例如 “都是中国人，我爱祖国” “丫丫（熊猫）都回成都了，台湾多久能回来呢？” 等笔记。 此后测试者点开小红书，“猜你想搜”的选项列表总会出现“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虽然许多社媒都会依据用户的搜寻记录进而推荐内容，也可能审查暴力、色情等“有伤害性”的内容，但中国平台的审查范围更深、更广，小红书用户服务协议列出的“不良信息”还包括危害国家统一、诋毁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煽动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等。中国数字空间也曾发布“小红书审查百科”，描述小红书监测舆情的方式。 台湾年轻人担忧个人资讯遭窃 王品宜（化名）自称是小红书的重度使用者，但她却从未使用小红书的“笔记”(贴文)功能，“发出去之后官方要审查。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使用方式，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暴露自己更详细的个资”。 王品宜也为了不让小红书更了解自己，有一套对抗演算法的方式。“我会故意点赞我不喜欢的东西”，因此王品宜的小红书推荐经常出现汽车、行政学知识等自己毫不感兴趣的内容，她认为这样的作法，可以让小红书错判她的喜好，搜集到不精准的用户资料。 但不发文、洗演算法，小红书就无法取得更多用户资料吗？ 中山大学资讯工程学系助理教授徐瑞壕说，不只中国应用程式，很多欧美的应用程式也都存在资安风险，像是利用取得麦克风权限侧录任何可以收到的声音、获取不该获取的权限等，但大家可能更在意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 蔡恺恒就是因为担心小红书会窃取自己的资讯，即使周遭许多同学在用，她仍未下载使用。蔡恺恒说，自己对中国应用程式保持警觉，主要是高中时期的老师曾谈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区别、“反送中”事件，也有提及中国软体、用语等议题，让她开始关注“如何不被文化入侵”。 “这是在极权政府底下管控的媒体公司，我应该更留意它传播的资讯是否适当，而且是否经过滤。”蔡恺恒说。 小红书的资料存放在哪里？ 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曾经报道，TikTok在隐私政策的公告中明确表示：“TikTok 可能会将您的数据传输到美国以外的服务器或数据中心进行存储和／或处理。与TikTok可能分享您的数据的其他实体，可能位于美国以外。” 该描述为TikTok向中国政府交付用户个资留下了空间。小红书也有类似情况吗？实验室也检查了小红书的用户服务协议与隐私政策。 小红书的经营者为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其用户隐私政策载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明确了收集／使用／对外提供个人信息的原则。 用户发布的文字、照片、视频、音频、评论、点赞、收藏、分享记录信息都会存储在小红书公司的服务器中。小红书的隐私政策指出：“我们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取得的个人信息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而在以下情形下，小红书公司会确保在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后，向境内实体提供用户的个人信息：适用的法律有明确规定；获得用户的明确授权；用户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境交易等个人主动行为。 经济民主连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告诉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虽然人在台湾使用小红书，但资料在中国存取，若中国政府发现用户发言涉及《反间谍法》《国安法》等，而这样的台湾用户万一将来到香港转机，或到中国旅游、工作，就会有高度风险。 台湾应该预防性禁绝小红书吗？ 台湾的数位发展部将小红书、TikTok等中国公司经营的网路平台列为“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限制公部门设备安装使用。至于校园是否封杀中制软体，教育部将和数发部进一步讨论。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路安全专家曾怡硕受访时说，民主国家资讯自由流通，民众接收到各种讯息，不能因为中共可能透过平台从事认知作战，就认为台湾的年轻受众一定受影响。 曾怡硕说，社会不该对网路世代年轻人扣帽子，但政府单位应适度提醒可能造成的威胁，第一是中国平台会散布统战的不实讯息，第二是这些平台可能的资安疑虑。 徐瑞壕教授根据个人观察认为，台湾学生讲中国用语，写简体字，不一定是因为使用中国社媒，他们也接触中国影音节目、网路上很多中文资料，慢慢熟悉和接受中国的讲话方式，例如“硬碟”变“硬盘”，“资讯”写成“信息”等。“我一定要求学生更正，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写文件给中国政府。” 徐瑞壕说，基于台湾的教育和流通的资讯量，中国平台要改变台湾用户想法并不容易，“但对国外用户的影响是有的”，很多外国人不了解台湾是中国的，还是一个国家？但在中国政府要求正名下，航空公司、学术会议更改称呼，外国民众看久“中国台湾”，便可能被混淆而产生认知上的落差。 赖中强则认为，许多中国应用程式有国安疑虑，台湾政府应该要认真思考像印度政府，以国安为由，强制下架多款中国应用程式。
新冠疫情结束仅仅半年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几乎自我实现了中国人过去几年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不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越加排斥的厌恶感相比，例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讲中质疑是否能与中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一些人似乎毫无觉察，对变局似乎乐观许多。 几年前，他们还在谈论中国的供应链霸权，以为可以凭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为中国生产的口罩和疫苗对世界人民来说无可替代。当从建立伊始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盟意义的金砖组织扩大到11个成员国后，他们又开始憧憬所谓“世界新秩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半年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可能重塑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秩序。 这些认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的。或许也因此，他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或者去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悄然转变。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可以用诸如中国经济的“僵尸化”、“四十年增长模式的终结”、或者“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来形容。这些从中国封闭体制传出来的声音，符合无数中国人民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日常感受，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大势已去。 中国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分裂才是危机所在 然而，相较经济层面的外部脱钩和大萧条迹象，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即内部脱钩的进程已经展开，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这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且其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 所谓内部脱钩，自然比外部脱钩隐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欧之间围绕脱钩问题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掩盖，也没有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和资本限制那样可明确划分的“小院高墙”，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政治信任的丧失。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也是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 当然，这个互信的丧失，不止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也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而是过去十数年以来不断积累、强化的，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的。这种自毁型倾向，不仅以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和“新历史决议”体现出来，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动态清零”期间充分暴露，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的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自毁倾向从何而来？ 换言之，三年“动态清零”对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传播，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最近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轻描淡写地以所谓新冠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形容清零政策的长远后果，不过是自欺欺人。当然，如果相比苏联体制的自毁型倾向，即内生于国企模式并充满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耗竭倾向，如果仅仅将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的僵化与苏联1970年代后的停滞相比较，只能说这些经济学者以及相关政策是多么颟顸守旧、犹豫无能。 只要将过去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放在两千年的政治传统脉络中，这种自毁机制的源头和历史就很容易自动浮现出来，那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政治内核，先后贯穿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相隔千年的变局之中。始作俑者，当然非王莽莫属。其中关键，就是号称大儒王莽的大伪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汉末年，以激进的复古主义话语和政策招致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失败。 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历史评价来看，习从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国儒家“模仿政治”的开始，甚至是今天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败”可谓前无古人，这一失败甚至带来了东亚体系的形成，例如高句丽的独立，也大大超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后的今日中国，以无论性质、还是规模或者颠覆性均可匹敌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着一场“千年变局”。 也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里，面临着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也就是内部脱钩。其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与王莽时期几无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过去十余年中国形成的新毛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王莽式的激进复古主义。只不过，在当下中国，这种复古，是以毛泽东的文革乌托邦为范本，试图统一所谓“前后三十年”，并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内含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两条基本路线的矛盾，类似王莽时代的“古今文之争”，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萧条背景下愈加趋向不可调和。 其次，却是根本的，类似王莽主政时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国过去十余年在“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指引下进行的激进国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带来的混乱，分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纳，也切断了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甚至青年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 这种控制一切、断绝协商的态度，不仅从2012年以来先后针对公民社会、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精英，也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覆盖了所有人民，更表现在对外协商的贫困，对日、韩、澳、美等国视同敌国断交一般，以至于在中美贸易战、台海关系等重大问题、或者如孟晚舟、福岛核电站排放等诸多偶发问题上，都几无例外地趋向高度对抗和关系脱钩。 然而，更深层的分裂还发生在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发生在强大列宁主义政党控制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如内藤湖南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但凡权力过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权与儒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必然大乱。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后的大半年里，中国的官僚集团被卡在强调安全的“底线思维”与经济恶化现实的缝隙里，计无所出，近乎躺平。 结果，为稳住外资、民企、促进内需而颁布的“31条、20条、24条”，不敌一条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间谍法》和煽动民众恐慌的反对福岛核电站排放的宣传外交，包括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在内的几大社会集团似乎全体躺平，中国政治气氛陷入了仿佛西线无战事一般的虚假寂静。而在这一微妙僵局的背后，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内部脱钩正在悄悄发生。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一个有法律的国家，并不一定是法治国家；那么，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为什么却要制定法律呢？配合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这段时间里中国当局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这部法律，其中透露的奥秘，也许能帮助回答上述问题。 频繁立法修法，强化习近平权力 《反间谍法》并不是一部新近制定的法律。早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不太久的201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在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修订并制定了《反间谍法》，并同时废止了1993年版的《国家安全法》。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2015年7月，中国再次制定了新的《国家安全法》。现在，距上一部《反间谍法》出台不到十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4月又修订了这部法律，于是有了7月实施的新版《反间谍法》。 从《国安法》，到《反间谍法》加《国安法》，再到新版《反间谍法》加《国安法》，十年之内动作频频，真是紧锣密鼓。据负责起草新版《反间谍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立法，也是今年三月就任的这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第一部法律。你看，三月履新，四月修订反间谍法，可谓剑及履及，刻不容缓。当局关于《反间谍法》的宣传活动，更是在渲染一种“中国到处都是间谍”的氛围。这样看来，中国所面临的来自间谍的威胁，真是不小呢！ 就在这种氛围中，还传出了贵为副国级高官、现任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的秦刚卷入了间谍事件，至少是被美女间谍收为了裙下之臣吧。乖乖，这还不是亡党亡国的节奏？！ 实际上呢，那位负责修订《反间谍法》的官员一不小心也说出了实话。他强调，这次修订反间谍法，首先为的是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来指导立法，是要“进一步强化党中央对反间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修订后的反间谍法，第一特点就是“鲜明体现了坚持党中央对反间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他这听来好似套话、空话的车轱辘话，背后确实有一句大实话，那就是：修订反间谍法，为的是强化习近平权力。 随心所欲抓敌人，这是政治极权的必需 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很大很大了，还要怎么强化呢？习近平要进一步强化权力，为什么首先着手修订反间谍法呢？这就不能不从中共这个政权的本质上来分析了。 中共是靠斗争起家的，“斗争”二字也正是习近平近年反复强调的。斗争总是有对象的。毛的时代，中共的斗争对象有个很长的单子，概括地说是九类敌人。开初是“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后来加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然后还有一个知识分子”臭老九“。你仔细琢磨这个名单，其中是有奥妙的，一个奥妙就是越来越随心所欲地确定斗争对象。地主，这多多少少是有点儿标准的；你家没有土地，中共再恨你，也没法说你是地主。富农的标准就灵活了，但毕竟得有点儿财产。反革命分子，开始的时候，确定起来也是有些客观依据的，比如在国民党政权和军队里当过官员，但很快就变成一顶尺寸通用的帽子，看谁是敌人，就可以说他是反革命。如此类推，随心所欲的程度越来越高。到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几类敌人就都是早先的中共革命功臣了。你为中共干革命而坐过牢，”叛徒“这个标签打死你；你是中共当今掌权的高官，那就是”走资派“——不是官员还没资格当”走资派“呢！到了这时候，也就是文革时代，谁也别摆什么共党资历、革命功绩，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谁都可以是敌人，谁都可以被斗争！ 这还没说到“特务“呢——那时候通称特务，如今则叫作间谍。特务也好，间谍也好，这玩意儿的特点就是他/她是隐蔽的，头上没有标签，身上没有记号。对于”善于斗争“的中共领袖来说，好就好在这”头上没有标签，身上没有记号“，因为这不就可以随意给你贴标签、画记号了吗？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那句名言，透露了此中秘密。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立威、集权的一个重大关节点，投奔到延安加入中共的男男女女们有十分之一被作为特务抓了起来。这里的判定标准从何而来？负责这场运动的康生指着人家的鼻子说：”我看你像特务，你就是特务“。 是的，就是这么随心所欲！习近平的权力，什么时候到了这一天，也许就算达到他的理想状态了。那一天，他和他这个体制的官员们，可以随意指着某人说：你就是间谍！于是乎，你就要被抓起来，你就要坐牢，你就要被枪决。 说你是不法民营企业家，他固然可以随意定义你是守法还是不法，但你总得首先是个企业家吧？说你是腐败官员，当然哪个官员都是腐败的，但你总得大小是个官员吧？说你是间谍，这就不需要任何身份前提了！海归固然可疑，但土鳖一样不免疫。最近二三十年来，全中国上十亿人次有过出国纪录，谁敢说你不是在哪国旅游的时候被发展成“间谍“了呢？毛的时代，美女等于特务；如今呢，人人都是美女帅哥，那就人人可能是间谍哈！ 是的，抓间谍这事儿太方便了，甚至不需要证据。据说有关部门出台了某种指引，要人们提防那些喜欢谈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话题的家伙，因为他们很可能是间谍。这一来，有人马上联想到了喜欢到处“指明方向“的那一位。可惜啊，你没有”看他像间谍、他就是间谍“的权力，偏偏他有这个权力。近日网上也有个段子，说的是小学生发现爸爸妈妈在卧室里言行诡秘，于是告发爸爸妈妈是间谍。也很可惜啊，这不就妨碍了当局急于催生下茬儿韭菜的人口大计吗？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由于中美贸易战和COVID-19疫情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受到了重大冲击。再加上加强了“反间谍法”的实施，外国律师事务所开始产生了离开中国的念头，近5年已经减少了39家。甚至一些知名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也决定关闭在上海运营了20年的分支机构。 据美国之音称，近年来，中美关系因贸易战的恶化，加之COVID-19疫情的爆发，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此外，新版的“反间谍法”也加大了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这使得一些知名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开始考虑削减他们在中国的业务，甚至有可能完全退出中国。 根据中国司法部的数据，自2017年以来，注册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分支机构已经连续5年减少。2017年，有24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2018年降至230家，2019年为225家，2020年减少到217家，2021年进一步降至208家。截至今年6月14日的数据显示，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数量已经减少到205家，这5年内总共减少了39家。 报道指出，全球收入排名前列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Latham & Watkins）已经决定关闭其在上海营运了20年的分支机构，将上海的业务和律师转移到了北京分支机构。 另外，全球收入排名第三的国际律师事务所Dentons，从2015年开始与中国的大成律师事务所合并。然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用的一封发给客户的电子邮件，从今年8月开始，大成不再是Dentons集团的一部分。 就在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冉彤表示，以往这些外国律师事务所并不介意与中国公司分享重要数据，但现在他们开始对中国政府对这些公司进行监控产生了怀疑，因此只能暂停合作。 此外，从经济角度来看，许多地方的律师表示业务不如从前。冉彤表示，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现在的业务量比疫情前减少了一半；而广东律成定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范标文坦言，自疫情爆发以来业务非常不景气，几乎减少了一半。 然而，也有一些律师事务所对中国市场保持信心。报道中提到，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已于7月与国际律师事务所Eversheds Sutherland建立合作关系，以扩大业务合作。
中国国务院周日发布‘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资力度’24条政策措施，包括支持外商投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承担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外商投资保护；推动外资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为外资企业外籍高管、技术人员及家属提供入出境及停居留便利、提高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在公共交通、金融服务、医疗保障、网路支付应用便利度，对信用风险低的外企降低抽查比例和次数等。 不过，北京急于挽救外资救经济的举措与今年以来实施的一些政策似乎自相矛盾，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六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受中国监管措施、政治化因素影响，欧洲企业 对中国营商环境信心大幅下降，四分之三的企业重新考虑过供应链策略，其中12%表明已将部分业务撤出中国。 中国‘对外关系法’以及修订的‘反间谍法’7月1日生效后，美国当局建议公民“重新考虑”是否前往中国旅行，以避免中国当局任意执法、禁止出境及错误拘留的风险。 美联社的报道指出，由于投资信心随着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扩大对“间谍活动”的定义范围及其他挑战而暴跌，外国公司纷纷将投资及在亚洲的总部撤离中国。 尤其中国官方倡导“全民举报抓间谍”更令外国投资人望而止步。在‘反间谍法’生效一月后，中国国家安全部8月1日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发布公开社会动员令，号召全民举报间谍，并宣布举报有功者有赏。 路透社报道，中国有关间谍行为的定义宽泛模糊引发了美国警觉，美国表示，外国公司在中国有可能因为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而受到惩罚。 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曾多次去中国，但现在不想去了的波士顿的商业顾问凯利表示，“现在中国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非常反西方，特别是反美的国家，让我很不安。” 为去中国投资提供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Harris Bricken合伙人哈里斯也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最近对西方尽职调查公司和其他公司进行调查的事件，包括对贝恩公司（Bain & Co.）等全球咨询公司突击搜查造成恐怖效应，“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人们不会前往中国”。
最近，中国政府颁布了新版《反间谍法》，大大扩展了旧版的内容，从旧版的40条增加到71条，约增加四成条款。此法推出的同时，中国政府针对外企展开了“反间谍”行动，从3月下旬开始，美国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北京办事处、日本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 Inc.）、凯盛融英苏州分公司都因泄露国家机密等间谍行为先后中招。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李延贺（富察）也在大陆被拘捕。因此，海外舆论认为，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外国人的，将严重影响外商赴华投资，这其实只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 中国新版《反间谍法》两大特点 比对新旧两版《反间谍法》，就会发现，新版《反间谍法》第一个特点是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安全的范围。过去中国政府关注的国家安全主要是军事部分，因而对军事情报的泄露最关注。现在，新版《反间谍法》采用了习近平数年前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军事以外的其他资讯都列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 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接掌中共总书记一职之后，于2014年4月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在其讲话中提出的，其涵盖范围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物安全等各方面。2015年7月1日，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国国家安全法》，特别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将国家安全细化至各方面，尤其“文化安全”。所谓“文化”是个外延无限广的软概念，在中国语境中，所谓政治、经济、军事、生物之外的各方面都可归之于文化，比如高层权斗传言、调查资料与各种资讯，任何中共认为于己不利的资讯，都可以用《反间谍法》的“文化安全”概念，入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罪。 该法第二个特点则是赋予国安人员随意认定间谍之权。根据新版《反间谍法》，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可以划定“安全控制区域”，但究竟哪些地方算是中共的“安全控制区域”，不载于文，对外保密，这就给了国安人员随意认定“间谍”的许可权。比如某位中国当局不喜欢或认定对华不友好的外国人（包括港台人士）旅游至某处，中共执法部门可以用“非法进入安全控制区域，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人。有无证据不是关键，比如台湾人士李明哲被抓之后，在人身与资讯对外隔绝的高压之下被迫写“交待”，其交待书中的内容，比如长期关注中国民间社会发展及维权人士议题，在网路上和中国朋友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并时常寄书给他们，等等，就成了中共为李明哲定下“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事实”——2017年尚且如此，有了新版《反间谍法》，这种定罪将更随意。 文化安全成防御美国“现代认知战”的盾牌 新版《反间谍法》将文化安全列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内容，对中国大陆、台港人士而言，实际是完全否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比如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就因出版了一些中共不喜欢的书籍，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在其入境时抓捕。对中国人涉外及外国人士在中国的活动，要害是大大扩充了所谓搜集情报的范围及内容，比如《光明日报》记者董郁玉被抓之时，一道被捕的还有日本外交官，中国官方指称的理由是这名外交官“从事了与他的工作不符的活动”（因日本政府指责中国违反了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准则，几小时后获释）。 但“文化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目标更广泛。近年来，美国发明了现代认知战（Modern cognitive warfare），定义为“改变特定人群世界观能力的竞争”，涉及四个重点领域：物理领域，资讯和网路空间领域，认知过程，认知行动。这一认知战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效果如何还有待深入观察分析），专门论述这一问题需要很长篇幅，本文只讨论与中国新版《反间谍法》有关的方面。 中国尽管有庞大的大外宣网路，但中文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相比，在西方世界当中使用的人相对少得多，传播力限于中文圈。也因此，目前这一阶段要与美国开展“现代认知战”，肯定落于下风。新版《反间谍法》使用“文化安全”，实际上是防卫性的：凡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批评现政府及中共历史上重大污点与错误的，都是危害国家安全。以李明哲案为例，介绍西方（台湾）民主政治，使用西方价值观当中的人权系列话语，被中国当局认定他借此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今年最近这轮“反间谍”扫荡目标，美国贝恩谘询公司、美思明智调查公司均在其列，就因为当局认定这些公司搜集的资料与资讯对中方不利。 也就是说，文化安全成了中共手中一面防止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一面巨大的盾牌，美国“现代认知战”涉及的四个领域全部涵盖其中。在中国当局的考量中，相比对付美国“现代认知战”这等大事，影响外商投资积极性就不显重要了。 新版《间谍法》问世之时，正是中澳关系回暖之时。中共政权创始人毛泽东是个战略大师，曾用“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来比喻抓工作要抓要点，意思是：无论对内对外，哪怕是头绪万端也会理出重点难点，作为当前主要的政治任务。正因如此，目前中国外交形势有点困难：与美国关系跌入1970年代以来的低谷；与加拿大交恶，正在上演互相驱逐外交官戏码，欧盟法德两国对华态度阴晴不定，因此，澳大利亚不是中共要针对的主要国家，如非特殊情况，澳大利亚本国人这一阶段不会成为中国抓捕外国间谍的重点，但澳大利亚籍华人，有胡士泰、成蕾等前车之鉴，回国时仍然需要小心“文化安全”这张密织的法网。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中南海的要求，批准了新版《反间谍法》。新法出炉前夕，中共已经开始加强对外企和外国在华人员的监控。中共2014年颁布《反间谍法》（本文中称其为旧版）之后，不断无端抓捕在中国的外国人。最近获释回到日本的亲中人士、左翼的日本社会党干部铃木英司，长期负责日中交流，曾长住北京，并在北京的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去过中国两百多次，却因为与团派的一个干部吃饭，双双被捕，铃木英司因此被指控为间谍而在中国服刑六年。中国现在颁布新版《反间谍法》，其用意何在？本文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信息与情报：中英文解读各不同 从上个世纪后半期开始，信息社会早就已经成为一个通识的词汇。所谓的信息社会，指的是现代国家信息传播管道多元化，不再是单纯靠内部文件、纸板媒体和电视来实现信息流通；而互联网带来的社交媒体支配日常生活、云计算代替档案储存等等新手段，让个人活动和企业经营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信息如此重要，几乎已经没有人能适应一种没有信息传播的生活。但是，很少有人想过，信息这个词，在中国是可以入人以罪的，即“间谍罪”。因为，中共故意把信息与情报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无限度地扩大情报的适用范围，以致于任何信息都可以被中共解释为情报，而“刺探情报”就成了中共的“间谍罪”。这样，公开流通的信息和需要保密的情报，在中国就完全没有界限了；然而，中文的信息和英文的情报，本来是有严格的区别的。 各国的大学都有信息科学系，中国也如此，其英文是Information Science；但是，能把这个系科理解成“情报学系”吗？当然不能，若有谁作如此理解，理工科的大学生都会哄堂大笑，因为他们所学的知识确实和“情报学”毫无关系。在中国，只有国家安全部的院校和解放军的情报学院才教情报学，那是为了培养中共的间谍。情报的英文词是intelligence（反间谍的英文是counter-intelligence），这个词指的是情报机构搜集的内容。在民主国家，凡是可以公开地自由传播的，都属于信息（information）；而搜集或传播公开信息，理所当然地属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与间谍罪完全不沾边。 然而，在既没有言论自由、又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传播公开的信息或者并未被中共列入保密范围的消息，却可能被定罪为“泄露情报”，跟在后面的就是“间谍罪”上门了。即以经济信息为例，中国的国家统计局除了在新闻发布会和网站上公开各类经济数据之外，它也用内部报告向政府部门发布经济数据，其中标以“绝密”的是不定期的《统计报告》，只供高层参阅；同时还有标以“保密”级别的内部报告，这一类报告中的信息，中国的官媒经常公开引用。但如果个人在官媒尚未引用前，便在自己的讲话或文章中引用此类报告的数据，就变成了“泄密”，可能遭到追究。也就是说，同样一个数据，官媒引用是宣传，个人引用是“泄密”。 二、新版、旧版《反间谍法》有何不同？ 各国媒体对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虽然多有报道，但多半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加以评析，但没有国际媒体对比过新旧两个版本的《反间谍法》，到底新版加进了哪些内容？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分析这些细节，才能知道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之真实意图是什么？笔者逐条比对了旧版《反间谍法》和新版《反间谍法》的条文，发现了新版《反间谍法》的三个特点。 其一，新版《反间谍法》大幅度扩大了国家安全的范围。旧版《反间谍法》比较关注的国家安全，主要是军事情报的泄露。而新版《反间谍法》采用了新的概念，叫作“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军事以外的其他信息都列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按照这样一个广泛的范围，几乎没有什么事不属于国家安全；连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信息，只要其中的任何一点传到海外，而中共认为对自己不利，都可以用反间谍法对资讯传播者以危害国家安全来治罪。 其二，新版《反间谍法》从细规定了间谍行为的范围，任何海外的机构或个人都可能被中共指控为从事间谍活动。旧版《反间谍法》第27条虽然提到间谍行为，但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境外机构或个人实施间谍行为的，要追究法律责任”；至于什么行为属于间谍行为，那是由国家安全部自行解释认定的，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旧版《反间谍法》对间谍活动的定义，一个字都没说明。 新版《反间谍法》把旧版的这一句话变成了七句话，分成七个二级条款；其中有两句是旧版里有的，另外新加了五句。新增加的二级条款中，包括参加或者投靠间谍组织或接受间谍组织的任务，受境外的个人委托获取中共的所谓情报，在境外被认为入侵中国的互联网等，都属于间谍行为。但境外的什么机构在中共眼里算是间谍组织，什么样的个人委托算是接受间谍任务，新版《反间谍法》还是一字不提，把解释权留给中共的国家安全部。因此，国家安全部具有无限的解释权，它想抓谁，用什么罪名定罪，是否有证据，外国的驻华使馆无权过问。 其三，新版《反间谍法》宣布，国家安全部可以划定“安全控制区域”，而到底那些地方是“安全控制区域”，又是保密的。外国人旅游走到一个地方，中共马上可以抓人，理由是非法进入“安全控制区域”，危害国家安全。 把这三点联在一起就可以看到，新版《反间谍法》其实是为了蓄意扩大对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的监管；而且旧版《反间谍法》原来主要应对专业的间谍，新版《反间谍法》则扩大成针对外国的普通公民。 三、中共大张旗鼓地反间谍 中共的旧版《反间谍法》一共是40条，而新版《反间谍法》变成了71条，增加了四成多条款。因为《反间谍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外国人的，所以这个新版《反间谍法》马上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各国到中国去的人，会受到这个新版《反间谍法》的压力吗？海外华人去中国，不管是中国公民在国外永久居留，还是在国外入籍而变成外籍华人，他们需要担心这个新版《反间谍法》可能带来的危险吗？ 在民主国家的法治之下，司法系统必须遵行“无罪推定”，未被证据证明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有罪；而在共产党国家，当局奉行的是“有罪推定”，先认定一个外国人有罪，然后搜集证据，如果证据不足，那就威胁利诱，让被定罪人自己配合来认罪，或者是秘密审判，根本不让外界了解证据的可靠性。 现在，在中国的外企都感到压力非常大。外企的日常经营需要掌握中国的市场和经济政策变动的信息，而外企的股东会要求外企聘用第三方，对外企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方向作评估。这样的第三方对外企的调查，涉及到企业的兼并、财务管理和供应链稳固性等多个方面，因此，许多全球的知名咨询公司都在中国开展业务。然而，现在中共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了对外国咨询企业的监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令外企感到恐慌。因为，它们维持正常在华业务所需要的信息搜集和咨询服务，突然变成了中共的重点监管对象。 而外国记者就更倒霉了，他们在采访新闻的过程中，打听到的任何消息，都可能被中共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所以，新版《反间谍法》让我们看到，中共正在强化对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敌视，同时对自己的孤立处境高度敏感，它的这个新版《反间谍法》，实际上是中共担心政权在国际压力下可能越来越不稳的一种反应。 中共用新版《反间谍法》来加强对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全面监管，有两个目的，这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其一，“封住外国的眼睛”，让外国无法了解中国发生的真实状况，让外国以为中国依然强大繁荣；其二，“铐上外国人的双手”，让在中国的外国人不敢在中国向西方国家揭露中国的真相。 四、台湾人并非“一家亲” 中国实行了这个新版《反间谍法》，台湾人尤其要在哪些方面谨慎小心？中共的所谓国家安全，与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概念完全不同；中共的国家安全包含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在社交媒体上聊天，中共都会认为其中有的内容危害中共的国家安全。 而对台湾人来讲，中共的国家安全还有一个特别的方面：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去，在社交媒体上谈到台湾议题，比如讲了一句“明年总统大选”，这在中共的耳朵里就是“宣扬台独”，属于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了，可能被中共按新版《反间谍法》治罪。 中共现在的国家安全，根本是中华民国的大多数国民无法理解的霸凌。按照中共的说法，中华民国1949年就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前被“国民党反动集团”盘踞，现在是民选政治人物在搞“台独”。中共打压台湾，现在最常用的说法就是台独。台独这两个字，在中共口里会不断被翻新定义，当下已经不是早年所讲的意涵了。现在，中华民国的存在，中华民国的对外交往，台湾民众希望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在中共的眼里都算是“坚持台独”；只有欢迎共军登陆台湾，才算是中共口中的“坚持统一”。台湾有在野党说，要“一中各表”（其含义是，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这“一个中国”，对岸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表述是中华民国）。然而，中共根本就不承认中华民国，对中共来讲，“一中各表”同样属于“台独”。 台湾人到中国去，过去几十年曾经很受欢迎。但时过境迁，中共已经变了，对台湾不再客气了，而是变成虎视眈眈。现在，如果台湾人去中国自由行，想去看看新疆、西藏的风光，就可能被中共视为危害其国家安全，“图谋不轨”。 台湾或许有些人自己认为，我承认中共的统一啊，我也不支持台独，既然中国讲“两岸一家亲”，那我就算是中共的“自己人”了，中共对付外国人的新版《反间谍法》用不到我头上。其实，中共抓台湾人的时候，并不会把台湾人当作“自己人”，中共照样用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罪来对台湾人治罪。最近台湾的八旗文化总编“富察”（李延贺）在上海被抓捕，还有杨智渊在深圳被捕一年多，以及无端被中共关押五年、最近刚回到台湾的李明哲，都是台湾人被中共抓捕的案例。 何况，中共的国家安全部不但在中国的党政机关、大学、大企业里安排线人，监控它的“自己人”，而且经常威胁那些出生在中国又移民海外的“自己人”，要他们在海外为国安部充当线人。所以，台湾人比这些被监控操纵的中共“自己人”，当然属于“外人”；而中共的“两岸一家亲”统战宣传，在国家安全部眼里，根本就是“蒙汗药”。在中共的国家安全部特务眼中，不但身在中国的中国人都不可靠，海外华人信不过，连中共的各级干部也都需要监控，而台湾人更是被当作外国人来防范。 专制国家以全民为敌、以世界为敌，从来如此。台湾人对中共必须有高度的戒心，而绝不能以为，自己释出善意，中共就必定以善意回报，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台湾除了出国去中国的游客要小心，在中国的台商尤其要注意。很显然，当年台商经历过的中共地方政府客客气气的经商气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与台湾是哪个政党执政没关系；台商在中国的处境改变，根本的原因是中共自寻绝路。 中共的实力增加以后，它长期掩藏的国际野心就压抑不住了。过去二十多年来它一直在扩军备战；现在则觉得，时机成熟了，它想改变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让中共可以支配这个地区，成为世界霸权。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台商要非常当心，不要落入中共的“反间谍”陷阱，成为中共打压台湾的牺牲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执行反间谍法，多家外企被以相关理由调查。商业谘询公司凯盛融英（Capvision）为最近一个被调查对象，由于“不认真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和义务”，上海、北京、苏州与深圳办事处被搜查。 一名熟悉两岸出口贸易台商10日在台湾接受中央社采访表示，过去在中国的台商遇到不允许出境、帐户被冻结等问题，大多和税务有关，这个其实解决处理一下也就过去了。“反间谍法”看起来则扩大到很多层面。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心理压力啊”。该台商说，在中国做生意，想法很简单，就是只管经贸、不管政治，生意人不涉及政治；不过看到外资、外商一些情形，多少仍是构成心理压力。 该台商指出，美中贸易战后，很多厂商迁厂布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中国防疫、国安等相关作为，又再吓跑了一批外资、台商；其实去中国做生意前都有所认知，不要把台湾“骂政治”那套带过去，若仍要在中国经商，钱也一时间难以汇出，顺应当地民情，不要涉及政治，这才是好的做法。 怡伸律师事务所所长陈怡伸对中央社分析，这波反间谍法修正，对于外资、外企等外国人有政治宣告意义，罗织国安罪名对像扩大，示警“维稳优先”、“不要企图颠覆政权”；这次把“网路攻击”等行为也界定为间谍行为，算是与时俱进网路战环境。 陈怡伸说，反间谍法过去多是针对海外留学生、异议人士等，也有过外国企业员工案例，目的是“人质外交”、“以商逼政”，以此要求外国政府让步中国，达到中国所想要的外交目的；反间谍法修正升级，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人身安全是更加没有保障。 陈怡伸认为，由于中国政治风险太高，加上美中贸易战、低廉工资红利消失等，外资、外企持续出走，现在再有反间谍法扩大升级，将让外资、外企愈加却步，这恐让中国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政治很难完全切割经济的”，陈怡伸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后，持续加紧国内控制，维稳为其第一要务；在中国凡事政治挂帅情况下，很难完全切割政治和经济，每个政治决定、政策都会对经济造成影响。 陈怡伸建议，中国目前的政经条件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环境，许多环节都是风险，厂商可以转移基地还是尽量赶快走，大厂都在走了，中小企业不要做最后被坑杀又走不掉的那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