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骨》陷未成年演員爭議！女主艾米拍攝時未滿17歲 舉報風波升級為飯圈互撕
2026 年 7 月 14 日
2025開年才一周，春天遠未到來，中國社會卻彷彿突然間醒來了，似乎所有人都意識到了一場真正的大危機正在來臨。而且，這場大危機與36年前，即1989年，中國人所面臨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極其相似，甚至更加嚴峻。 雖然媒體上不再出現2024年頻繁發生的系列社會性報復案件，但是從資本市場到社會領域，空前強烈的恐慌情緒正在蔓延。度過新冠結束後混沌不明的兩年後，聽了多年的「黑犀牛」和「灰天鵝」之後，中國人民終於發現，「危機之狼」真的來了。 36年前的危機重新降臨？ 跨年後的第一周，股市、債市和匯市連跌不止，投資者的市場信心遭到重創；中紀委的年度工作會議放出新一輪的清洗信號，黨內情緒似乎不再是被動反應式的人心惶惶，而是普遍不滿；兩個地方法庭分別宣判了拍攝「白紙革命」紀錄片的導演陳品霖和為「709」案件受害律師辯護的人權律師余文生，國際人權組織紛紛表示失望和譴責；陝西渭南地區蒲城因為一樁學校霸凌-死亡案件發生大規模抗議示威，遭到當局強力鎮壓，猶如昔日甕安事件重演。 與此同時，在人民收入普遍下降、中央要求財政過緊日子的關鍵時刻，從今年1月1日起，中國官僚體制內開始提高人均月工資標準300到500元，且一次性補發半年之多；一個不包含進口原研葯反而充斥大量中成藥的新醫保藥品名錄從1月1日起生效實施。 雖然中國高層在去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終於承認需將提振內需放在經濟政策首位，但是 與稍早的十萬億國債發行類似，只是作為地方債的置換，救地方政府而已。當全中國處於可見的處於經濟蕭條中，收入下降、就業惡化，而中央的反危機政策姍姍來遲，雷聲大雨點小，僅有的實惠都施諸於體制內官僚和利益集團，民眾幾乎得不到任何實質性的福利增加，連基本的健康保障藥品都被剝奪。 凡此種種，匯成了一個與36年前政治危機相似構因的社會危機圖景，中國正在面臨一個真正的總危機時刻。 1989年爆發的大規模學生民主示威，之所以最終演成血腥屠殺並且讓中共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導致中共面對1976年之後最大政治危機的關鍵在於中共領袖鄧小平拒絕政治讓步，拒絕與新興精英集團或者黨內新興改革力量分享哪怕些微的政治權力，儘管此前已經進行了十年圍繞承包制展開的企業管理權力的下放。而要求政治分權是學生和知識精英運動之初的主要訴求，也是趙紫陽與鄧小平在分權和讓步雙重問題面臨決裂的根本原因。 2025年的中國危機，不僅與36年前的政治危機極其相似，而且某種程度上堪稱一場更嚴重的雙重危機：一方面無論中共怎麼試圖在經濟上放鬆管制，中國領袖就是「堅決不改」政治制度，不願意在憲政層面重新確認私有產權並承認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不願意進行任何的政治權力分享；另一方面，整個官僚集團加入了這種頑固體制的共謀，抵制再分配的調整，拒絕向底層民眾、中產階級等社會主體讓利，反而以官僚階級掌控的國家暴力嚴格限制民眾有關欠薪、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資等等所有要求增加經濟分配的訴求，將鎮壓常態化。 尤其後者，理論上才是中國經濟危機的根源，而有關拒絕分權和讓利兩種強硬的威權主義立場則在總體上構成了由威權領袖與官僚集團共同拒絕向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政治訴求和底層階級的經濟訴求讓步、讓利從而可能爆發一場持續性的政治危機。 而且，相比1989年由學生和知識精英及其黨內代理人趙紫陽的代表性博弈，由於當下所有黨內外的政治異議代表都被消滅殆盡，中共領袖和官僚集團不得不直接與階級和公眾進行集團性博弈，其範圍和複雜程度都遠遠超出1989年的情形，並可能讓這場政治危機被表面的社會危機或者經濟危機所掩蓋。 中國模式的總危機 譬如，日本媒體最近已經將2024年中國連續發生的社會報復性殺人案歸為一場「階級戰爭」，包括其中幾樁針對日本兒童的屠殺案件，從階級衝突的角度提醒國際社會，中國加劇的社會危機或許是政治危機的表象。 在中國，人們同樣越來越清晰地看到，在一個不承認所有新興階級的政治制度內部，新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先後淪為犧牲。從「房住不炒」政策推行以來，根據英國巴克萊銀行的最新報告，中國房屋價值已經跌損18萬億美元，即市場經濟40年以來整個新興階級的財富縮水三分之一。這符合過去幾年各地平均房價下跌三分之一的感受，其中以中產階級受損最重。 資產和大資產階級在持續多年的政治壓力下，則集體面臨著「遠洋捕撈」的現實威脅，成為各地方國家暴力和財政機器的獵物，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和經營自由都岌岌可危，其階級狀況不比內戰時期的「土豪」或者建政初期的資本家好多少。 即使對底層階級來說，在「扶貧攻堅」運動結束後總體上被拋棄了，陷入新冠疫情後的掙扎。而中國最高層磨磨蹭蹭釋出的幾乎所有反危機措施，都證明了中共及其官僚集團的自私自利，對公眾和體制外階級則百般吝嗇，唯一的善意就是警告官僚集團們下手輕一點兒：一方面口惠而不實的呼籲善待民企、稱其為「自己人」以示安慰，先後拋出一份份文件要求行政機關少去打擾企業、要求「合法捕撈」等等；另一方面，「遠洋捕撈」的勢頭一點不減，各地看守所里仍然擠滿了大批企業家、投資者，還有最新進去的經濟學家、自媒體評論人。 一言以蔽之，在經濟危機到來逐漸成為共識之際，幾乎各個體制外階級也都看到了，中共的整個官僚集團才是那個最大的灰犀牛、房間里的大象，顢頇、吝嗇，死死握住權柄和刀把子，不肯分權讓利，將共和國的公共政治變成了私人國家、將國家再分配變成了體制內的分贓和對民眾擁護與否的獎懲。 這種情形下，當中國人普遍將當下時局比擬為晚清或者明末，王亞南在內戰時期出版的《中國官僚政治》或許更為貼切地指向了今日中國的危機所在：官僚集團的空前膨脹、霸佔政治和竊據權力，並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代理人，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經濟和官僚社會，不過表明中國仍然處於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型過渡階段。 相應的，各地方的「遠洋捕撈」最好不過地再次說明了中共體制內部的「封建」特性，即從所謂革命時期就形成的割據傳統，構成了1949年後中國政治的中央-地方關係的主線，並且與條狀系統混合，形成了一個龐大複雜、自私自利的官僚集團體系，主導著所有人的階級上升和內部的利益和權力分配。歷史上，這種吝嗇頑固保守的特質從未改變，只有在他們意識到集體存亡困境且有足夠強人能夠主動讓步媾和的情形下才可能鬆動，無論是清末還是1970年代末。 可見的，是沉寂多時的民企大佬馬雲、劉強東等以各自方式重出江湖，或者以演講方式再度表明心跡，或者以回鄉發錢反饋鄉里，刷新資產階級的存在感，也洗刷當局多年來對資產階級「無序擴張」的污名化。 另一廂，當2025年新年伊始北京釋出第一份有關統一大市場的改革文件，而非照往年慣例的有關農村問題的一號文件，就已經表明官僚集團及其自我割據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危機根源，而溫州出身的李強似乎正在扮演資產階級政府總代理人的角色，配合黨的領袖以「自我革命」的名義向官僚集團開刀。 這是何等迷幻的一種政治景觀？！不啻一場自我政變。 而類似的自我政變剛剛發生在臨近的韓國。問題在於，中國如此悄悄地從左到右的180度J型急轉彎，到底是總危機到來、還是中共正在發動自我政變的信號？ 如果考慮到領袖熟悉的金庸小說，一定深諳所謂欲練神功必先自宮。或許，這是頑固、吝嗇的政黨面對狼來了之後唯一能做的改變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國人的絕大部分家庭財產主要是房產價值和金融資產，而金融資產的大頭是銀行存款。由於房產價值持續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銀行存款，視為家庭最後的可用資金來源；而很多小企業主經營虧損而關閉生意後，也把經營資金存入銀行。但很少有中國人想過，自己的家庭金融資產，與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龐大債務有什麼直接關係？其實，中國地方政府的借債，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為政府所用，而且賴賬不還，銀行則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擺渡」。 本文要解開的謎團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巨大債務，債主是誰？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講實話，而民眾則基本上不知情。民眾多半不了解，他們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賴、萬年不還」的巨大債務之「債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實已被各級政府吞噬耗盡。 一、公債填補財政赤字 中國政府大筆揮霍資金的最方便手法有兩個。一個是，超出稅收等可能的財政收入來源，大幅度擴大財政支出，造成中央財政的巨額赤字，然後由中央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來滿足財政赤字所需要的資金。另一個辦法是發行政府債券，由於人民幣債券並非國際上受歡迎的金融投資標的物，因此，中國各級政府的天量債券，基本上都是在國內發行。 前一種手法實際上是以通貨膨脹為代價，來滿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觀經濟學原理的人都知道，這是任何政府都必須盡量避免的「毒藥」。因為，在中央銀行為財政赤字「買單」的情況下，財政赤字必然造成貨幣濫發，進而產生物價上漲，既造成居民消費力相對萎縮，也令居民存款相對縮水。一句話，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財政金融的民眾往往不了解，在財政預算中編列財政赤字和發行政府債券這兩種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財政照例常年編列的財政赤字，可以直接讓中央銀行提供超量貨幣，也可以由中央財政發行國債來獲取資金。地方政府不能發行貨幣，但按照中國《預演算法》的規定，允許省級政府的財政預算，編列中央政府許可的財政赤字。而省級政府經中央財政批准編列的地方財政赤字，可以納入國務院每年下達的該省市政府債券發行限額內，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來獲取資金。所以，編列財政赤字和發行政府債券這兩種手法，在中央和省市這兩級是連通的。 到底中國的財政赤字大不大？歐盟為了控制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規模，規定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公債總量不難超過GDP的60%。如果以歐盟的這兩個限制性指標為參照系，那麼，2024年中國政府財政預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國政府當年的財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財政收支差額；而公債未償還總量佔GDP的比率，才反映這個國家的長期債務負擔。中國的公債未償還總量佔GDP的比率，幾乎是歐盟的一倍，與GDP的規模相當，這就相當危險了。 當中國政府大量舉借公債，進而積累了巨額的未償公債時，其長期後果其實與財政赤字率偏高，同樣嚴重。財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後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償公債過多的後果是，民眾的銀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實，中共之所以濫發公債，其原因就是，通過銀行掏空居民存款，實在是太方便了。赤字發債不頭疼，這似乎是中國各級政府的「獨家專利」。但是，現在中國政府開始擔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債，快把銀行系統壓垮了。 二、各級財政債務真相 2024年中國的財政赤字為40,600億元，比2023年的預算增加1,8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33,400億元，地方財政赤字7,200億元。今年11月8日，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議案，批准未來三年內，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元。這6萬億元人民幣，到底是要救活經濟，還是救活地方財政，或者是救活銀行？事實上，中國的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既不是為了救活經濟，也不能救活地方財政，更不能救活銀行，唯一的作用是續銀行系統的命，好讓中國的潛在金融危機，不至於很快暴露而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各級政府總共欠下了多少債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2023年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本身的債務是40萬億，現在用發新債還舊債的辦法往後拖；而地方政府擔保的官辦融資公司未償還的債務還有65萬億元，但這些公司很多都瀕臨破產，沒辦法繼續發新債還舊債，而它們欠下的這65萬億債務會拖垮銀行。這些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中，很多已經還不起銀行貸款或債券的利息，這些債務到期之前，銀行會因為巨額貸款收不到利息而破產。 中國的整個銀行系統因為利息收入越來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參見筆者10月25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如果再出現大量地方政府融資公司停付利息，那銀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就是為了讓地方政府的財政部門，把佔地方政府融資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緊迫債務，先轉到地方財政的名下，由地方財政代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直接拖垮銀行。 然而，這只是債務搬家，把債務從地方政府融資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財政的名下而已。況且，這不過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車薪，因為地方政府融資公司的債務的九成，還是沒辦法償還，拖垮銀行的可能性只不過減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這已經是中共能夠用出來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這個措施，只不過是為了續銀行系統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讓我們看到，中共的銀行系統因為地方政府和國有大企業造成的債務危機，已經岌岌可危，以致於中共現在必須先救銀行，而中共事實上已經無力解決中國的地方財政危機和銀行系統的根本性危機了。 最近，中共當局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隱性債務」，財政部向全國人大作相關專門報告時，披露了去年未被發現的8起隱性債務，總額達到幾百億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廣西、陝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財政沒錢了，只能逼當地的國有企業出錢開發土地和建設基礎設施，或者是逼當地的銀行替地方政府還債。 中國的各級政府的總債務額當中，地方政府的債務總共相當於中國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債務，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餘額，大體相當於中國GDP的數額。這樣的債務規模的含義是，全體中國人一整年不領薪水，不領養老金，中共才能還債，這可能嗎？顯然，中共現在已經到了債重如山，永難還債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誰借錢？ 在市場經濟國家，銀行多半都是私營的，政府無法向銀行借錢，原因很簡單。首先，按照通行的商業銀行法，銀行和借款人之間的借貸合同，屬於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行為，而政府不是民間團體，與銀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對等，無法簽訂借貸合同。其次，貸款需要提供擔保和資產抵押，如果政府貸款後違約，法院很難對抵押資產執行扣押。所以，如果私營銀行放貸給政府，相當於自殺式經營。 但是，如果銀行不是私營，而是公營的呢？而且，銀行的老闆就是政府，那麼，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從銀行拿到錢呢？這正是社會主義金融制度的「中國特色」。筆者在本網站發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指出了一個事實，即「中國的銀行皆官辦」，該文介紹了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的政府控股特色，這六家大型銀行必須滿足全國性國有企業集團的資金需求，導致這些銀行經營狀況惡化。 現在介紹125家城市商業銀行的真實背景，來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銀行的。上個世紀末中國出現了許多地方銀行（即城市商業銀行），這些銀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設立的，其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的總資產規模，2007年為11% ，2023年為15.5%。 200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研究課題組」對東部、中部、西部三個有代表性的省份20個城市商業銀行的運營情況做了實地調查。調查證實，地方政府在城市商業銀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過其他企業或機構的間接持股，地方政府對城市商業銀行擁有絕對控制權。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決定城市商業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人選，讓這些銀行實際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過本地城市商業銀行獲取資金的方法主要是兩類，一類是指導性貸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銀行向本市政府所屬的投資平台公司定向貸款；另一類是讓本地銀行認購本地政府發行的債券。上述調查發現，城市商業銀行的貸款過於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項目，而這些項目主要面向當地的房地產開發。這就是中國地方銀行典型的官辦官用特徵。 那地方政府發行的海量債券，都是誰認購的？由於地方政府無權對中央所屬的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下令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券，所以，這些認購本地政府債券的銀行，都是當地的城市銀行。財政部政府債務研究和評估中心今年6月3日發表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報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債券持有者，81.52%是銀行，所持地方政府債券的餘額達到34萬億。 從此節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個結論：其一，地方政府的40萬億債務當中，本地城市銀行接下了85%；其二，中國銀行業的全部債券購買餘額67萬億當中，單是城市銀行認購的地方政府債券就佔了51%，而這些地方政府債券只是在「以新換舊」，卻永不歸還；其三，如果以城市銀行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總資產規模16%來估計，城市銀行的居民存款總額不過23萬億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債券從地方銀行拿走的錢卻高達34萬億。因此，地方銀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國金融危機2.0版 中共政權現在的維持，其秘訣就是吞噬民眾的存款，因為銀行都是各級政府辦的，政府從銀行里拿錢，就跟從ATM機裡面取錢一樣隨便。但這樣的日子還能維持多久？ 中國的地方政府辦銀行、銀行充當政府的ATM，必然會出現一種雙重效果：地方銀行可以讓地方政府的房地產開發如虎添翼；同時也會促成房地產的過度開放，進而把地方銀行拖進深淵。現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在財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辦法就是繼續掏空銀行，就這樣，中共的財政危機被轉化成了銀行系統的危機，即潛在的金融危機。 在中國，既然財政危機可以轉嫁給銀行，所以，財政危機就不算是最後的危機。那什麼是中國最後的危機呢？就是銀行成批地倒下來，那就沒有可以挽救的餘地了，因為銀行系統是中共最後的金融依靠。什麼時候中國的金融危機會爆發？時間點應該不遠了，中國金融危機2.0版已即將來臨。 講到中國金融危機2.0版，勢必要對比中國金融危機1.0版。但中國民眾普遍不知道這金融危機1.0版，因為那屬於政府機密，從不讓國人知道；而各國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也從沒討論過它。實際上，對比這兩次金融危機的成因、特徵和結局，對於理解中國未來的經濟前景，相當重要。 中國金融危機1.0版發生在1996年，這場危機的處理，使中國避開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迎來了後來的經濟繁榮；然而，那場金融危機的成因，也預示著中國金融危機的2.0版的發生。 1996年中國的絕大部分工商企業都是國有企業，由於幾十年來始終經營效率差，負債越來越高。當時中國只有四家大型國有銀行，負責為所有國有企業「輸血」。到1994年底，12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83% 。這樣高的資產負債率意味著，大部分國有企業瀕臨破產的邊緣；同時，背著國有企業「包袱」的國有銀行也陷入了危險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國的四大銀行貸款總額當中，20%已成為壞賬，若加上逾期的獃滯貸款，將近70%的貸款都已無法歸還。當時四大銀行的貸款壞帳為4,300多億，而四大銀行的資本金只有1,500多億，這四大銀行已嚴重地資不抵債，即將破產。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國有工商企業不但早已停止償還貸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銀行利息達1千多億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國的銀行系統全面虧損 。 銀行本應用每年提取的壞賬準備金來支付壞賬損失，但當年中國的四大銀行的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 ；因此，面對巨額的壞賬損失，銀行只能用自有資本墊支，結果1994年中國的國家銀行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自有資本減少 。按此趨勢走下去，銀行系統不久就會破產。當時有學者指出，「居民才是銀行信貸風險與損失的最終承擔者。四大銀行在資不抵債的情況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出現金融危機」。這就是中國金融危機1.0版的真相。 現在，類似的局面似乎又開始冒頭了。我在《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一文中已介紹，2023年底國有銀行的凈息差已跌破1.5% ，進入了危險區間。造成這一危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銀行系統背負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令銀行不勝負荷；而中國經濟進入長期衰退之後，中央銀行只能壓低利率，則是又一個原因。 除了銀行的凈息差低到銀行只能降薪裁員，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其實也是一個潛在金融危機的徵兆。很多人以為，這是救經濟的舉措；事實上，這6萬億是為了把地方政府融資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債務，轉到地方財政的名下，由地方財政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直接拖垮銀行。由此可見，地方政府融資公司那65萬億債務，已到了倒賬在即的地步，隨時會威脅到銀行系統的生存。 中國的上一輪金融危機，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謂的國有企業「吃光了財政吃銀行」，銀行的自有資本被國有企業吞噬。而這一輪潛在的金融危機，其根源仍然還是制度性的，除了國有企業繼續「吃銀行」之外，還填了一個新的威脅，那就是「財政吃銀行」。如今所謂的「財政吃銀行」，不只是「地方財政吃銀行」，連中央政府發現國債，也靠銀行認購。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潛在的金融危機不易化解。 中國度過上一輪金融危機，靠的是三個辦法，即國企私有化（甩掉銀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資。而在這一次金融危機面前，中國不能再如法炮製了。首先，現在的國有大型企業都是壟斷性的戰略產業，無法私有化；其次，美中關係的惡化，使中國無法再靠不斷快速增長的大量出口來拉動經濟；再次，現在外資基本上已停止進入中國市場，這種局面受到美中關係的影響，可能不會改變了。 中國面臨上一次金融危機時，還比較幸運，因為有各種機會可以利用，這些機會主要是外貿擴張和外資湧入；而這一次金融危機來臨時，這些機會都已經消失。那中國政府還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緩解金融危機的辦法嗎？筆者對此表示懷疑，顯然，中國那脆弱的銀行體系可能動搖中國的穩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人的絕大部分家庭財產主要是房產價值和金融資產，而金融資產的大頭是銀行存款。由於房產價值持續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銀行存款，視為家庭最後的可用資金來源；而很多小企業主經營虧損而關閉生意後，也把經營資金存入銀行。但很少有中國人想過，自己的家庭金融資產，與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龐大債務有什麼直接關係？其實，中國地方政府的借債，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為政府所用，而且賴賬不還，銀行則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擺渡」。 本文要解開的謎團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巨大債務，債主是誰？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講實話，而民眾則基本上不知情。民眾多半不了解，他們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賴、萬年不還」的巨大債務之「債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實已被各級政府吞噬耗盡。 一、公債填補財政赤字 中國政府大筆揮霍資金的最方便手法有兩個。一個是，超出稅收等可能的財政收入來源，大幅度擴大財政支出，造成中央財政的巨額赤字，然後由中央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來滿足財政赤字所需要的資金。另一個辦法是發行政府債券，由於人民幣債券並非國際上受歡迎的金融投資標的物，因此，中國各級政府的天量債券，基本上都是在國內發行。 前一種手法實際上是以通貨膨脹為代價，來滿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觀經濟學原理的人都知道，這是任何政府都必須盡量避免的「毒藥」。因為，在中央銀行為財政赤字「買單」的情況下，財政赤字必然造成貨幣濫發，進而產生物價上漲，既造成居民消費力相對萎縮，也令居民存款相對縮水。一句話，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財政金融的民眾往往不了解，在財政預算中編列財政赤字和發行政府債券這兩種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財政照例常年編列的財政赤字，可以直接讓中央銀行提供超量貨幣，也可以由中央財政發行國債來獲取資金。地方政府不能發行貨幣，但按照中國《預演算法》的規定，允許省級政府的財政預算，編列中央政府許可的財政赤字。而省級政府經中央財政批准編列的地方財政赤字，可以納入國務院每年下達的該省市政府債券發行限額內，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來獲取資金。所以，編列財政赤字和發行政府債券這兩種手法，在中央和省市這兩級是連通的。 到底中國的財政赤字大不大？歐盟為了控制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規模，規定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公債總量不難超過GDP的60%。如果以歐盟的這兩個限制性指標為參照系，那麼，2024年中國政府財政預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國政府當年的財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財政收支差額；而公債未償還總量佔GDP的比率，才反映這個國家的長期債務負擔。中國的公債未償還總量佔GDP的比率，幾乎是歐盟的一倍，與GDP的規模相當，這就相當危險了。 當中國政府大量舉借公債，進而積累了巨額的未償公債時，其長期後果其實與財政赤字率偏高，同樣嚴重。財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後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償公債過多的後果是，民眾的銀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實，中共之所以濫發公債，其原因就是，通過銀行掏空居民存款，實在是太方便了。赤字發債不頭疼，這似乎是中國各級政府的「獨家專利」。但是，現在中國政府開始擔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債，快把銀行系統壓垮了。 二、各級財政債務真相 2024年中國的財政赤字為40,600億元，比2023年的預算增加1,8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33,400億元，地方財政赤字7,200億元。今年11月8日，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議案，批准未來三年內，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元。這6萬億元人民幣，到底是要救活經濟，還是救活地方財政，或者是救活銀行？事實上，中國的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既不是為了救活經濟，也不能救活地方財政，更不能救活銀行，唯一的作用是續銀行系統的命，好讓中國的潛在金融危機，不至於很快暴露而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各級政府總共欠下了多少債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2023年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本身的債務是40萬億，現在用發新債還舊債的辦法往後拖；而地方政府擔保的官辦融資公司未償還的債務還有65萬億元，但這些公司很多都瀕臨破產，沒辦法繼續發新債還舊債，而它們欠下的這65萬億債務會拖垮銀行。這些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中，很多已經還不起銀行貸款或債券的利息，這些債務到期之前，銀行會因為巨額貸款收不到利息而破產。 中國的整個銀行系統因為利息收入越來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參見筆者10月25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如果再出現大量地方政府融資公司停付利息，那銀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就是為了讓地方政府的財政部門，把佔地方政府融資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緊迫債務，先轉到地方財政的名下，由地方財政代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直接拖垮銀行。 然而，這只是債務搬家，把債務從地方政府融資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財政的名下而已。況且，這不過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車薪，因為地方政府融資公司的債務的九成，還是沒辦法償還，拖垮銀行的可能性只不過減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這已經是中共能夠用出來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這個措施，只不過是為了續銀行系統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讓我們看到，中共的銀行系統因為地方政府和國有大企業造成的債務危機，已經岌岌可危，以致於中共現在必須先救銀行，而中共事實上已經無力解決中國的地方財政危機和銀行系統的根本性危機了。 最近，中共當局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隱性債務」，財政部向全國人大作相關專門報告時，披露了去年未被發現的8起隱性債務，總額達到幾百億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廣西、陝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財政沒錢了，只能逼當地的國有企業出錢開發土地和建設基礎設施，或者是逼當地的銀行替地方政府還債。 中國的各級政府的總債務額當中，地方政府的債務總共相當於中國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債務，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餘額，大體相當於中國GDP的數額。這樣的債務規模的含義是，全體中國人一整年不領薪水，不領養老金，中共才能還債，這可能嗎？顯然，中共現在已經到了債重如山，永難還債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誰借錢？ 在市場經濟國家，銀行多半都是私營的，政府無法向銀行借錢，原因很簡單。首先，按照通行的商業銀行法，銀行和借款人之間的借貸合同，屬於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行為，而政府不是民間團體，與銀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對等，無法簽訂借貸合同。其次，貸款需要提供擔保和資產抵押，如果政府貸款後違約，法院很難對抵押資產執行扣押。所以，如果私營銀行放貸給政府，相當於自殺式經營。 但是，如果銀行不是私營，而是公營的呢？而且，銀行的老闆就是政府，那麼，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從銀行拿到錢呢？這正是社會主義金融制度的「中國特色」。筆者在本網站發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指出了一個事實，即「中國的銀行皆官辦」，該文介紹了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的政府控股特色，這六家大型銀行必須滿足全國性國有企業集團的資金需求，導致這些銀行經營狀況惡化。 現在介紹125家城市商業銀行的真實背景，來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銀行的。上個世紀末中國出現了許多地方銀行（即城市商業銀行），這些銀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設立的，其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的總資產規模，2007年為11% ，2023年為15.5%。 200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研究課題組」對東部、中部、西部三個有代表性的省份20個城市商業銀行的運營情況做了實地調查。調查證實，地方政府在城市商業銀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過其他企業或機構的間接持股，地方政府對城市商業銀行擁有絕對控制權。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決定城市商業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人選，讓這些銀行實際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過本地城市商業銀行獲取資金的方法主要是兩類，一類是指導性貸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銀行向本市政府所屬的投資平台公司定向貸款；另一類是讓本地銀行認購本地政府發行的債券。上述調查發現，城市商業銀行的貸款過於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項目，而這些項目主要面向當地的房地產開發。這就是中國地方銀行典型的官辦官用特徵。 那地方政府發行的海量債券，都是誰認購的？由於地方政府無權對中央所屬的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下令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券，所以，這些認購本地政府債券的銀行，都是當地的城市銀行。財政部政府債務研究和評估中心今年6月3日發表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報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債券持有者，81.52%是銀行，所持地方政府債券的餘額達到34萬億。 從此節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個結論：其一，地方政府的40萬億債務當中，本地城市銀行接下了85%；其二，中國銀行業的全部債券購買餘額67萬億當中，單是城市銀行認購的地方政府債券就佔了51%，而這些地方政府債券只是在「以新換舊」，卻永不歸還；其三，如果以城市銀行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總資產規模16%來估計，城市銀行的居民存款總額不過23萬億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債券從地方銀行拿走的錢卻高達34萬億。因此，地方銀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國金融危機2.0版 中共政權現在的維持，其秘訣就是吞噬民眾的存款，因為銀行都是各級政府辦的，政府從銀行里拿錢，就跟從ATM機裡面取錢一樣隨便。但這樣的日子還能維持多久？ 中國的地方政府辦銀行、銀行充當政府的ATM，必然會出現一種雙重效果：地方銀行可以讓地方政府的房地產開發如虎添翼；同時也會促成房地產的過度開放，進而把地方銀行拖進深淵。現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在財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辦法就是繼續掏空銀行，就這樣，中共的財政危機被轉化成了銀行系統的危機，即潛在的金融危機。 在中國，既然財政危機可以轉嫁給銀行，所以，財政危機就不算是最後的危機。那什麼是中國最後的危機呢？就是銀行成批地倒下來，那就沒有可以挽救的餘地了，因為銀行系統是中共最後的金融依靠。什麼時候中國的金融危機會爆發？時間點應該不遠了，中國金融危機2.0版已即將來臨。 講到中國金融危機2.0版，勢必要對比中國金融危機1.0版。但中國民眾普遍不知道這金融危機1.0版，因為那屬於政府機密，從不讓國人知道；而各國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也從沒討論過它。實際上，對比這兩次金融危機的成因、特徵和結局，對於理解中國未來的經濟前景，相當重要。 中國金融危機1.0版發生在1996年，這場危機的處理，使中國避開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迎來了後來的經濟繁榮；然而，那場金融危機的成因，也預示著中國金融危機的2.0版的發生。 1996年中國的絕大部分工商企業都是國有企業，由於幾十年來始終經營效率差，負債越來越高。當時中國只有四家大型國有銀行，負責為所有國有企業「輸血」。到1994年底，12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83% 。這樣高的資產負債率意味著，大部分國有企業瀕臨破產的邊緣；同時，背著國有企業「包袱」的國有銀行也陷入了危險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國的四大銀行貸款總額當中，20%已成為壞賬，若加上逾期的獃滯貸款，將近70%的貸款都已無法歸還。當時四大銀行的貸款壞帳為4,300多億，而四大銀行的資本金只有1,500多億，這四大銀行已嚴重地資不抵債，即將破產。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國有工商企業不但早已停止償還貸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銀行利息達1千多億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國的銀行系統全面虧損 。 銀行本應用每年提取的壞賬準備金來支付壞賬損失，但當年中國的四大銀行的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 ；因此，面對巨額的壞賬損失，銀行只能用自有資本墊支，結果1994年中國的國家銀行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自有資本減少 。按此趨勢走下去，銀行系統不久就會破產。當時有學者指出，「居民才是銀行信貸風險與損失的最終承擔者。四大銀行在資不抵債的情況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出現金融危機」。這就是中國金融危機1.0版的真相。 現在，類似的局面似乎又開始冒頭了。我在《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一文中已介紹，2023年底國有銀行的凈息差已跌破1.5% ，進入了危險區間。造成這一危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銀行系統背負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令銀行不勝負荷；而中國經濟進入長期衰退之後，中央銀行只能壓低利率，則是又一個原因。 除了銀行的凈息差低到銀行只能降薪裁員，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其實也是一個潛在金融危機的徵兆。很多人以為，這是救經濟的舉措；事實上，這6萬億是為了把地方政府融資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債務，轉到地方財政的名下，由地方財政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直接拖垮銀行。由此可見，地方政府融資公司那65萬億債務，已到了倒賬在即的地步，隨時會威脅到銀行系統的生存。 中國的上一輪金融危機，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謂的國有企業「吃光了財政吃銀行」，銀行的自有資本被國有企業吞噬。而這一輪潛在的金融危機，其根源仍然還是制度性的，除了國有企業繼續「吃銀行」之外，還填了一個新的威脅，那就是「財政吃銀行」。如今所謂的「財政吃銀行」，不只是「地方財政吃銀行」，連中央政府發現國債，也靠銀行認購。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潛在的金融危機不易化解。 中國度過上一輪金融危機，靠的是三個辦法，即國企私有化（甩掉銀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資。而在這一次金融危機面前，中國不能再如法炮製了。首先，現在的國有大型企業都是壟斷性的戰略產業，無法私有化；其次，美中關係的惡化，使中國無法再靠不斷快速增長的大量出口來拉動經濟；再次，現在外資基本上已停止進入中國市場，這種局面受到美中關係的影響，可能不會改變了。 中國面臨上一次金融危機時，還比較幸運，因為有各種機會可以利用，這些機會主要是外貿擴張和外資湧入；而這一次金融危機來臨時，這些機會都已經消失。那中國政府還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緩解金融危機的辦法嗎？筆者對此表示懷疑，顯然，中國那脆弱的銀行體系可能動搖中國的穩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時只當笑話的一些小細節 醞釀了歷史的大風暴，再也笑不出來 最近，上面密集表態經濟承壓，需要經濟大省挑大樑、發揮財政支柱作用。今年的經濟發展目標5%，也從必須完成變成了努力完成，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態度。 但具體什麼時候不行了，對不同的人和行業而言，時間點可能並不一致。 早在2010年 這幾日在澳洲采寫家傳，兩位朋友發現不行了的時間，前後差了12年！ 一位曾是一家國際消費品大陸市場高管。這個品牌在市場上有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類似於麥當勞與肯德基的關係，明面上是競爭對手，實際上長期共生。 他發現，早在2010年，兩大品牌的銷量出現了「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這意味著市場進入了存量競爭，增量消失了。 另一位朋友則一直關注金融市場，他在2022年春季的上海，經受了一段無法磨滅的時光記憶。當年到達澳洲，參與了美股交易，從國際金融市場的視角回看那些年和國內金融市場，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客氣點說就是上帝視角。 可能拉開距離，才能看得更清楚，這是他的感受。 網課後遺症 一位初中生小朋友說，她感覺不行了，可能是2020年只能上網課之後，班都不能上，肯定不行了。 這三年並非全部病因，但是讓很多人感受到了問題的存在。反映在就業市場上，一是失業率大幅變化，另一個則是人力市場對「疫情班」畢業生的歧視。 近日，一名2024屆畢業生髮文，在BOSS某聘上與某物聯公司老闆溝通時，被對方回復「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應屆生簡直是受不了，沒辦法說」。 用人單位被迫用手機用電量來推斷工作的注意力是一個方面，但從我們家傳編輯部的招聘經歷來看，主要還是兩個方面，一是沒有好的實習。畢竟學校只是讀些書，連老師都不懂的職業技能，只能通過實習來訓練。 二是不讀書了。小紅書和抖某佔據了太多的時間，我們在幾家高校有家傳和數字人文課程，發現學生連開場白都不聽，一入座就進入手機遊戲、小紅書和抖某狀態。因為不讀書，連基本的培養價值都沒有。 這導致我們自2022年以來幾乎沒有招到像樣的畢業生，甚至有三次「遇險」經歷：面對拒絕，一位東北朋友逼問「我哪裡不合適了？我覺得很合適」；詢問一位河北學生有關俄烏戰爭的看法之後，她直接舉報我們討論政治敏感話題；一位貴州學生僅實習一個多星期，就在辦公室錄音三張光牒上網舉報。 學生質量的下降是明擺著的，但是大環境也很明確。一個重要的表徵是考公數據。 2008年金融危機次年，國考報名人數首次超過百萬，是2005年報名人數的4倍，意味著年輕人的就業取向從原來的外企、民企轉向了體制內崗位，直到今年的300餘萬人。 厭惡風險，是人類生存下來的基本技能和經濟理性。當人們趨向保守、穩定、熱衷考公，而非進步、變化、創造財富時，經濟肯定生病了。 從就業角度看，2009年就不行了。 2023年民企信用崩盤 自信的體制內感知到不行了，可能會更晚一些。雖然10年前溫先生一直講今年是有史以來最困難的一年，但也都平安度過了，讓人誤以為危機從來並行，在某種程度上放鬆了警惕，畢竟數據一直在強勁增長。 最近官方採取的動作，有兩個我印象深刻。 一個是老賴名單上民營企業家的比例太高， 2023年5月，發改委公布《失信行為糾正後的信用信息修復管理辦法(試行)》，信用系統不得不啟動大規模修復。 二是在勞資糾紛中，以前幾乎都是判企業輸，而現在則幾乎判員工輸，背後的原因不難理解。這是個經典的維穩手段：誰弱誰有理。 最近有個熱帖說，很多律師今年不會再接勞動仲裁案件了： 有幾個朋友欠薪已經長達5個月，每天還要拚命幹活。公司被很多債主追上門，員工還要笑臉幫忙應對，工作環境烏煙瘴氣。老闆不能不說辭退，這幾個朋友找到我打勞動仲裁，我和他們講，現在仲裁風向對勞動者不是很有利，今年不會再接了，問了其他幾個律師也都不願意再接了。 很明顯，這是官方的指導意見。之前是讓企業拿錢出來安撫員工，現在則是保護企業以保稅源，否則企業裁員，死給你看。 記得戴口罩時，說經濟不過是暫停，脫下口罩分分反彈。現在包括財政政策大調頭在內的舉措，可以推測官方認為不行了，時間當在2024年10月份。 一條射線天地寬 換個非經濟視角，則是2006年。 2003年孫志剛事件是市場化媒體的高光時刻，人們普遍相信可以向好，豈知卻是頂點。2006年時，市場化媒體徹底被掐斷輿論監督之路。 差不多同時，一位胡先生明言，東北鄰居在政治上是正確的。 最近有人討論垃圾時間，我說不對，至少應該是2006年。而且，現在是波瀾壯闊的大時代，變化一日千里，是個人應該都感受到了。 最近很多人感受到了不行，卻還在用周期論來分析，而我認為，之後是一條射線，不存在起伏。 此外有個時間點更重要：2011年。 那年，在秘魯有一個談話，很多人根本沒有注意到；有些人看到了，但沒有意識到劃時代意義。 正如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西莫格魯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認為，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 分析框架更新之後，我的結論是心病還得心藥醫，問題出在經濟基礎，答案卻在上層建築。 時間是2006年。 你覺得是什麼時候不行了？ 全文轉自微信你公眾號家傳研究院，原文已被刪除
九月下旬中國政府決定讓央行投放貸款來拉動股市，一批年青的股民衝進了股市，上證指數一度暴漲數日。一個月過去了，上證指數從3,490的短期最高點，現在躺平在3,300點左右，已然失去了活力。這番官方發動的股市拉抬計劃究竟有什麼目的，大量持股的基金和企業如何因應，股民又面臨何等局面，未來中國的股市乃至經濟將面臨什麼樣的前景，本文試做分析。 一、中國股市為何暴沖？ 在自由經濟國家，股市大體上是經濟動向的晴雨表。數年來，中國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股市卻在一個月前突然開始起跳。為何如此？不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改善了，而恰恰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好，中國股市這次才會起跳。這種「股市特色」證明，中國的股市並非正常的企業經營狀況基本面的反映，而是被政府操縱著上下震蕩。 代表中國股市的上證指數2007年以前一直不到兩千點，2007年短暫跳到五千點，以後就一路下行；從2015年開始，一直徘徊在三千點上下，十年之後，今年8月跌到了兩千七百點以下。由於外資紛紛撤出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的金融投資，股市一蹶不振。 於是，今年9月中旬中共高層下令，一定要拉抬股市，重新把外資吸進來。中國政府選在今年10月1日的國慶長假之前，開始了人為拉抬股市的大動作。其設想是，把股市拉起來以後，在國慶長假期間證券業停止交易，股市指數可以形成一個「長紅」十天的假象。 其具體做法是，讓中央銀行對上市公司和金融界提供資金，一下子投入八千億人民幣，讓基金、債券公司、證券公司、保險公司都來炒股票，還讓上市公司回購股票來托市。結果，從9月24日開始，上證指數從兩千七百點跳到了三千三百點。這種操作，全世界只有中國政府才會如此選擇。 中國的上市公司現在都處在財務困境當中，既有經營虧損，又有債務到期，它們當然想把股價拉高，趁機出貨，撈一筆現金。雖然證券監管部門不許上市公司大筆拋售持股，但上市公司把自己的股票賣給已經拿到中央銀行融資的私募基金公司，再讓私募基金公司去操作拋售，這樣表面上就不算違規了。 10月4日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舉辦了研討會，榮鼎諮詢公司（Rhodium Group）中國市場研究主管洛根·懷特（Logan Wright）認為，這次中共的刺激措施主要的目的是改變股市的市場預期，而不是改變經濟走向，核心在於，是想通過政策信號來吸引外資。 二、「擊鼓傳花」沒下家 國外的金融投資機構近一年來已基本上不碰中國了，但中共玩的這一招托市，還是會騙到一些外資。9月30日《華爾街日報》報道，華爾街的大投行之一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有個投資顧問說，「過去48小時內，我關於中國的Zoom通話比2024年全年還多。」許多投資者紛紛跟他開Zoom會議，討論的話題是，到底這是個機會，還是個陷阱。認為可能是機會的人，其實並不懂中國經濟，而是抱著一種Fear of Missing out (FOMO，害怕錯過）的心理。 但講風涼話的外資公司也很多。比如，10月1日《華爾街日報》報道說，美國加州的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的中國研究主管Nick Borst表示，現在進場買中國股票的風險在於，當前引導中國市場的是希望而不是事實。這句話的意思是，大家投機的不過是一個中國經濟可能復甦的幻覺，而中國經濟的事實恰好相反。 旅美經濟學家Davy Huang則認為，中國單純的股市大漲，其實是一個人造牛市，它跟經濟沒一點關係；股市本應為企業融資提供資金，但中國股市大漲，上市公司和金融機構這些大戶趁機把資金從股市上掏走後，根本沒把這些錢用到實體經濟里。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日本的著名投行野村（Nomura）證券發出警告說，中國股市這次過往16年來最大的一次反彈，可能會轉為崩盤。這種結果的「概率」，可能比更樂觀的情況要高得多。 看來，在中國的證券市場上吃足苦頭的外資，雖然有一點試探性操作，卻並未大舉入場，現在外資在中國股市和債市的佔比僅3%到4%。中共指望拉抬股市引誘外資進場的企圖，似乎基本上落空了。沒有大量外資爭購股票，中國股市就只能靠散戶來維持這一輪股價「起飛」了。 當大批年青的股民衝進股市之後，上市公司和金融機構等大戶就趁機拋售所持股票，讓散戶接盤。一開始的幾天里，上證指數的確起飛了。但是，中國股市上散戶的小額資金並不足以支撐股價的持續上漲。隨後，在搶進的散戶陸續接盤之時，股價便開始回跌，把新進散戶套牢了。這就是最近幾天上證指數平平不動的原因，因為被套牢的散戶把潛在入場者的預期撕碎了。而沒有連續不斷的入場資金，股市上的「擊鼓傳花」遊戲就找不到下家了。 三、中國股市暗語：「武則天守寡」 中國人當中，有一些人進場買股票；同時，也有很多講風涼話的。在中國，經濟學家或股評人要是在這波「政策市」當中唱衰股市行情，會被當局懲處。9月30日有人匿名在網上發了一篇文章《股市瘋狂背後的社會心態》，此文馬上就被中共的互聯網管控機構封殺。 既然中國人不能公開批評當局的股市新政策，有人便用隱喻來表達相同的意思。前幾天中國的互聯網上流傳著一個關於當下股市的暗語，用的是中國唐朝時候的典故，還是句歇後語，即「武則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 唐朝的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任皇帝，他的皇后姓武，原系唐高宗李治之父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唐太宗去世後長子李治繼位，封父皇的妃子武氏為自己的皇后。唐高宗病弱，無力治理政事，皇后武氏總攬大權，後臨朝稱制，改名為曌（日月臨空之意），自立為武周皇帝，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獲得正史承認的女皇。她死前遺命改稱「則天大聖皇后」，故史上稱其為武則天。 用「武則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這一句歇後語，來比喻今天中國的股市，就是提醒大家，股市兇險，現在入市要小心。那篇被封殺《股市瘋狂背後的社會心態》提到，那些無知的股民在狂歡，證明了中國人還是那樣，「好了傷疤忘了痛，似乎什麼教訓都沒吸取」。這篇文章還說，「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狂歡，是因為所有人都吃不準，這樣的利好能持續多久……既然如此，那就趁現在趕緊行動，能套現的套現，能撈的撈一筆，誰不抓住這個機會，才是傻瓜。」 其實，中共直接拿錢把股市拉起來以後，很多老股民和上市公司的想法一樣，都想把原來被套牢的股票趁機拋掉。這樣的股市「熱潮」能持續多久，是可想而知的。 四、各級政府越來越窮 中共當局之所以用央行的貸款來拉抬股市，乃是因為各級財政囊空如洗，連「吃飯錢」都不夠了，哪來多餘的資金去拉動經濟。 最近中共當局正在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隱性債務」。財政部在向全國人大作相關的專門報告時，披露了去年未被發現的8起隱性債務，數額達到幾百億元，涉及到湖北、廣西、陝西、江西等地方政府。這些案子如出一轍，地方財政沒錢了，逼當地的國有企業出錢開發土地和建設基礎設施，或者是逼當地的銀行替地方政府還債。 中國的各級政府已經欠下多少債？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去年地方政府設立的融資公司未償還的債務達到65兆，加上地方政府直接欠下的債券，地方政府的債務總共相當於中國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債務，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餘額大體相當於中國GDP的數額。 一個國家的各級政府之債務餘額佔GDP的比重，可以衡量總的政府債務水平，這個指標國際通行的警戒線是60%。而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規模已經超過100%了。地方政府還製造了很多隱藏起來的債務，到底有多大，中央政府也沒辦法完全掌握。 現在中共的各級地方財政都入不敷出，嚴重依賴中央財政補貼，而中央財政也沒錢幫地方政府還債，何況債務規模大到跟GDP的規模一樣大。這樣的債務規模之含義是，全體中國人一整年不領一分錢薪水，也不領一分錢養老金，才能把各級政府的巨額債務償還。實際上，中共現在已經到了債重如山，永難還債的地步了。 面對這種局面，中共除了讓各級政府機構裁撤冗員，最近還對大型國有企業的主管級人員開刀了。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個新政策，大型國企的主管人員每年實行末尾淘汰制，不管經濟如何蕭條，這些企業的各級主管幹部一律人人打分，排名最後10%的捲鋪蓋走人。中共這麼做，就是因為國有企業也債務成山，只能裁掉主管幹部來省錢。 五、銀行成為最後的支柱 中共政權現在之所以還沒破產，它混日子的秘訣是吃民眾的存款，因為銀行都是各級政府辦的，政府從銀行里拿錢，就跟從ATM機里取錢一樣隨便。中國有六大全國性國有大銀行，還有一百多家地方政府辦的城市商業銀行，這些銀行全都被各級政府掏空了。 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雖然無法指使中央政府掌控的全國性大銀行，但地方政府有各自的地方銀行可以隨時掏空，因為這些地方上的城市商業銀行本來就是當地政府所創辦，各家城市商業銀行的高管也由本地政府任免。 政府從銀行拿錢，是永遠不還的，也沒錢還，中共的各級政府多年來就是靠掏空銀行的居民存款活下來的。在中國，既然財政危機可以轉嫁給銀行，財政危機就不能算是最後的危機。中國真正的最後危機，其實是銀行瀕臨系統破產。由於銀行系統是中共最後的融資依靠，則各級政府和大型國企拖欠各家銀行的巨額債務，早晚會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當局能夠用來刺激股市的資金越來越短拙；何況，這次的股市刺激政策看來只產生了不到十天的拉抬作用，中國股市就微瀾不動了。很可能，將來的經濟史家會如此記錄：2024年，中國股市經歷了短暫的最後一波起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小孩賭氣將玩具扔在路上不拿，最後不得不返回去拿的，大概率是父母，而不是孩子。 地方債也一樣。 瞪眼這麼久，最後還是中央買單！ 昨日財長的新聞發布會講得很清楚：擬一次性增加較大規模債務限額，置換地方政府存量隱性債務，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債務風險，相關政策待履行相關法定程序後再向社會做詳盡說明，這項政策是近年來出台的支持化債力度最大措施，這是一場及時雨，將大大減輕地方政府壓力，可以騰出更多資源支持經濟發展，鞏固基層「三保」。 至於額度，因為還需要人大批准，所以暫時無法透露，但肯定很大。 此外，去年給地方轉移支付10.3萬億，今年已經到了這個數字。 但無論如何，再窮不能窮官員，《警員勒索100元近乎行乞》的故事，應該可以緩解了。 只是，又要苦一苦百姓。 既然有人註定要被拔毛，那總要取悅一些人，分化擊破，免得一致反對。昨日發布會說，今年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為歷次最大幅度，退休人員養老金水平總體提高3%左右。 昨日財務通知我，社保繳費基數又提了，企業負擔又加重了。 轉嫁，還是轉嫁，讓年輕人厭老年人。 想想之前，人們還指望他們說話算數一次。 比如2018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國研室主任黃守宏表示，地方債務將堅持「誰的孩子誰抱走，中央政府不救助」，地方政府要對自己的債務負責任，不能存有地方債務特別是違規違法形成的債務讓中央政府救助的幻想。 2023年1月9日，財長劉昆表示，堅持中央不救助原則，「誰家的孩子誰抱走」，還稱要打破政府兜底預期。 結果，又是一個原地180度大轉彎！ 看看去年，中央全年收入21.7萬億，光地方就花了23.6萬億，直接造成赤字5.3萬億！不知道這一輪化債結束，又該是多少。 但再加稅的可能性，實在是不太高。有個政府部門凈資產占社會財富的比重，姑妄參考，應該不會太離譜： 實在加不上去，那就只有最後一招放水稀釋了。現在看來，正在走這條道。 這會不會鼓勵地方繼續舉債，捅出更大的窟窿？ 網路圖片 稍微理性的地方官，都知道該怎麼辦。事實上，最近這幾年，一些東南城市已經在做類似的動作。反正自己苦死也是養別人，還不如讓自己好過一點，要完蛋大家一起。 現在這種財政大鍋飯，就是負向激勵。 於是藍財長說，對違法違規舉債問題嚴肅查處問責並限時整改，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問責一起，堅決遏制新增隱性債務的風險。 也有行動，10月11日公布了三名被查處的部級官員，其中有兩名涉嫌違規舉債： 廣西政府原副主席秦如培被指「違規舉債，瞞報債務」，貴州政協原副主席陳晏被指「違規決策，濫權妄為，盲目引進推動項目，造成國家利益重大損失」。 殺幾個人能解決問題嗎？以前這種狠話說得少嗎？ 一位朋友分析說，天量長期國債疏解地方財政的新招一出，各級地方政府會加入到標高債務的錦標賽之中，有點鬣狗群爭吃腐食的意思。 也是，我們就瞪大眼睛看著，看他們最後究竟能報出一個什麼樣的賬單來。 雖然最終全國人民都要買單，但更大的擔子，還得東南經濟大省的人民挑。這個問題一提就刪，只能閉嘴。 潘多拉的盒子必將打開，一切可能都將呈現，活著的人都將親歷歷史。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乾體v
中國財長藍佛安星期六(10月12日)發布一系列「財政調節措施」，擬通過擴大發債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化債)、補充國銀資本、穩房市和保民生。對此舉債「禮包」，金融分析人士說，其意圖是為了應對金融風險和經濟崩盤等結構性挑戰，而非額外的景氣刺激對策。因此，中國股民對「財爺」的期待過高，且動輒敲碗放水數萬億的救市「胃口」只會催生股市「泡沫」瘋牛，也非主政者所盼。他們還表示，當局未針對經濟下行「病根」提解方，只出台這種印鈔措施是「捨本逐末」，救不了經濟。 中國財政部一正三副首長，包括財長藍佛安和副財長廖岷等四人星期六排排坐，向中外媒體發布一系列的「財政增量政策」。不過，在這場長達一小時、備受期待的發布會中，最關鍵的字眼就是「赤字、舉債空間」和地方「化債」。 藍佛安送出舉債禮包？ 據藍佛安介紹，今年的財政赤字上限是4.06萬億人民幣(約5684億美元)、新增地方專債上限是3.9萬億人民幣，分別比去年增加了人民幣1800億和1000億的規模，其中，包括已發和待發專債還有2.3萬億人民幣的資金可於未來三個月、用來帶動地方投資等。 針對地方化債，他說，中央在去年2.2萬億人民幣的地方債限額基礎上，今年又安排1.2萬億人民幣的額度，支持高風險地區化解存量債風險和清理拖欠企業賬款等，也有更多空間促發展、保民生。 廖岷則說，財政部也將發行一萬億人民幣超長期特別國債來刺激需求、補充工、農、中、建、交、郵儲六大國銀的一級資本，以提高放貸能力，服務實體經濟，以及其他一系列推動房市止跌回穩、減稅、養老保險補助金和學生獎助學金等穩房市、保民生措施。 在現有舉債水準下，藍佛安於致詞時總結稱，財政部仍在研究其他政策工具，且中央財政也「還有較大的舉債空間和赤字提升空間」，留下擴大舉債禮包的想像空間。 中國網民對「財爺」失望反應者多 中國股市本周連續三日走跌後，信心受挫的股民原本預期，繼9九月底「央媽」的寬鬆貨幣政策後，「財爺」能再出台規模在2-10萬億人民幣的景氣刺激對策，以支撐下星期股市反轉。不過，正副財長周六總結的財政增量政策，並未明顯提到任何額外的萬億等級刺激方案，且藍佛安還留下擴大舉債的伏筆，讓不少微博網民大斥「畫大餅」。 雖然許多微博網民附和藍佛安唱好中國經濟基本面的基調，但也有不少網民擔心下周的股市缺乏政策支撐力道。 湖南微博網民「adrianolove1999」就留言寫道：「下周五估計可以抄底了，至於為什麼是周五呢? 因為連跌五天。」 山東微博網民「jacky6459139482」更悲觀，他寫道:「下周五二次逃頂，而不是抄底。」 湖南微博網民「閉一隻眼睛裝睡」也失望地寫道:財政部「和發改委一模一樣的，說了又沒有說，望眼世界絕遙遙領先。」 對此，澳大利亞跨國銀行澳新銀行(ANZ)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楊宇霆(Raymond Yeung)也認為，下周一中國股市恐「非常失望」，因為股民原盼財長發布會能再向市場注水數萬億，支撐牛市，但藍佛安只留下未來還有舉債空間的伏筆，對股市周一開盤毫無助益。 他說，中國股市已開始盤整修正，因為市場已有共識 ，即中國這一輪出台的貨幣寬鬆和財政政策無法解決經濟基本面的問題，且當局也無意催生「股市泡沫」，助長股市瘋牛狂奔。 中國新一輪財政增量政策重點：避險 楊宇霆用「避險」一詞，亦即「穩金融和置換地方隱形債務等風險」來總結這一輪財政增量政策的重點。 楊宇霆告訴美國之音:「如果用一個詞總結這場財長發布會，那就是降低金融風險，也就是，穩金融或化解地方政府(債務)是優先重點，當局未提出任何直接刺激經濟增長對策。」 他說，財政當局靠舉債解決地方債、房市等金融風險，解決的是「經濟結構面的問題」，也是長期工作，本就對短線炒股的投資人不具參考意義。 若就解決結構性問題，他說，目前財政部的政策方向正確，但增量規模「仍屬保守、力道也不足」，尤其在高失業率和經濟滑坡的前提下，當局最關鍵的還是要拿出立馬有效的增長刺激對策。 財爺3.2萬億人民幣禮包待人大拍板 雖然藍佛安對財政增量總規模未給出明確數字，但中國金融學者賀江兵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分析，未來新增的舉債額度至少三萬億人民幣「已靴子落地」，包括補充國銀資金的一萬億元人民幣、地方化債的1.2萬億人民幣及扶持貧困人口等保民生的一萬億人民幣資金，但他說，這筆舉債額度還須經人大常委會於10月中下旬拍板定案，目前看來，應該會通過。 賀江兵說，中國股民的胃口被喂大，甚至期待高達十萬億人民幣的救市注資，但以中央財政困難的現況來衡量，中位數三萬億人民幣的財政刺激規模仍屬「比較積極」。 不過，他說，當局不針對經濟下行的「病根」對症下藥，出台這「一攬子刺激措施」只能解決資金流動性問題或刺激股市，無助經濟復甦，換言之，央媽和財爺「開錯葯，吃越多、(中國經濟)病得越深。」 賀江兵說:中國「經濟靠這個財政(政策)是救不起來，它只是維持經濟不塌陷。這就叫捨本逐末，你在這種細枝末節上，通過一種財政政策、(寬鬆)貨幣政策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印鈔哪能什麼問題都解決呀！所以它這個病根找錯了，所以開的葯也是錯的，不是對症下藥。」 他說，中國不改善對歐美和亞洲各國的關係，外貿不佳，外企也留不住，尤其在華日企走了三分之二，現在連一萬家的規模都不到。至於在中企方面，三年來，當局重拳打壓可創造八成就業的民企，從教培、平台經濟、遊戲產業都一一打到蕭條，而且又搞國進民退，這些經濟「病根」不先治，印再多鈔票，也救不了中國經濟。
建築外觀的大幅改造，無疑顯示了當地政府將盤活閑置資產的決心落到了實處。然而，這一龐大的閑置資產地標，真的就此「浴火重生」了嗎？（網路圖片） 一座水司樓，讓西南邊陲默默無聞的獨山縣一夜「爆火」。 2.56億元投資造了一座巨大的爛尾樓，爛得如此徹底——被住建部通報批評，被網友評為「2019年全國十大最丑建築」第二名，還牽扯出獨山縣400億地方債。 這樣一座負面光環疊滿的「地標建築」，卻在近日傳出了投資1.5億改建盤活的消息。 是知難而上的勇氣，還是好了傷疤忘了疼？荒誕的開始，不該以更荒誕的方式收場。 01 其實，水司樓因「天價爛尾樓」暴得大名，有點「冤」。因為，2016年水司樓開工時，2.56個小目標在獨山縣的「城建狂潮」中充其量只是個小浪花。 這個人口僅36萬、財政收入不到9個億的貧困縣，2016年20項城建、旅遊投資，累計投資目標達131億。單一個水司樓所屬的凈心谷景區項目，就是50億的總投資規模。如此狂熱的氛圍下，投幾個億建個「文旅地標」，多大點事？ 不過，在獨山縣眾多大項目里，水司樓也算得上是雄心勃勃、「創意」滿滿。 按照最初的設想，要用全木質框架式榫卯結構打造這個高達99.9米、總建築面積6萬平方米、進深240米的龐然巨物。這要是干成了，能讓26.92米的故宮太和殿相形見絀。 當地政府還為水司樓申報了三項吉尼斯紀錄：世界最大牌樓、最大的水族建築、最高琉璃陶建築。 按計劃，這座奇蹟般的建築將在2019年完工，作為文旅綜合體對外開放。然而，實際情況卻是開工兩年，砸下2.56億元後，資金續不上了。 2018年，水司樓實際上已經停工了。此時水司樓的主體結構已基本完工，木結構和琉璃陶的外立面也做了大半。這樣一個30層樓高、非古非今的巨型爛尾樓，突兀地立在無人問津、雜草叢生的「景區」里，很是辣眼。 當地試圖用圍欄遮擋，卻連門口那對8米高的石獅子都擋不住。更擋不住慕名而來的「廢墟探索愛好者」，在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 2020年10月8日，相關結論來了。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官網發布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關於湖北省荊州市巨型關公雕像項目和貴州省獨山縣水司樓項目有關問題的通報》中指出： 貴州省獨山縣在影山鎮凈心谷景區內建設的水司樓，建築高達99.9米，投資高達2.56億元，存在脫離實際、濫建「文化地標」、破壞自然景觀風貌等問題。 樓和造樓的人都成了全國著名的反面教材，名副其實的「人去樓空」。彼時，力推水司樓上馬的時任縣委書記潘志立，人稱「城建狂魔」「潘大膽」，已經落馬近兩年。 「潘大膽」2011年主政獨山，到2018年被免職，不到兩屆任期給獨山縣留下了400億債務，和一堆光怪陸離的大項目，包括大學城、影視城、人造古城、數據中心等等。水司樓是其中最出名的，但絕不是投資規模最大的。 「潘大膽」留下的龐大遺產，對2020年3月才脫貧的獨山縣何其沉重。 02 獨山縣成「網紅」後，水司樓的命運也受到廣泛的關注。 2021年9月，「水司樓正被拆除」的視頻在網路上傳播。鏡頭裡的水司樓周邊豎起了吊車，外掛的木結構肉眼可見地減少了。 不過，媒體採訪時，對方給出的正式回應是「只是安全維護工作」。拆除已經損壞的外掛木結構，是為了排除安全隱患——此前消防部門就指出過，大量外掛木結構過不了關。 因此，拆除木結構的工程不是為了拆樓，而是為了「資產盤活」。 獨山縣政府從沒有拆除水司樓的打算，有文件為證。 2020年7月14日，獨山縣發文稱：新一任領導班子「針對此前因盲目舉債、亂鋪攤子遺留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爛尾工程問題進行整改，通過續建、緩建、轉建和壓縮建設規模等方式，分類分批推進整改」，「將水司樓變為凈心谷大酒店項目，通過市場化運作模式簽訂合作協議盤活資產」。 獨山縣選擇為這座「網紅建築」續命。可是，爛尾項目找接盤俠並不容易。僅僅是前期掃尾，就勸退了「接盤俠」。 2020年3月2日，「凈心谷酒店續建」的相關招標文件發送至貴州酒店集團。貴州酒店集團要求，原「水司樓」後續工作啟動必須先完成工程質量和消防驗收，但凈心谷酒店消防工程未完工不滿足驗收條件；加之原項目消防施工圖未經審查無法進行備案，該問題無法解決將嚴重滯緩凈心谷酒店整改進度，目前正在公開招標吸引外部資金進入解決凈心谷酒店的消防等問題。 這是一個「囚徒困境」。 潛在的「接盤俠」當然希望掉坑風險最小化，堅持掃尾乾淨後再進場。可是，當地肯定也有顧慮——掃尾的錢哪兒來？就算放著一堆債務違約不處理，優先盤活水司樓，還是會有顧慮——掃尾的錢花了，人家還是不接盤怎麼辦？ 水司樓當年開工時，很多證都沒辦齊，說是違章建築都不為過。面對這種從頭爛到底的爛尾工程，接盤的決心不好下，不想接的理由是很容易找的——需要掃尾的何止一個消防工程？ 總之，獨山縣和貴州酒店集團沒有談出什麼實質性的成果。後來的接盤傳聞中，這家專業對口的本省國企再未出現。 03 傳聞有接盤水司樓意向的企業中稍有眉目的，還有兩家。 一家是上市公司洪濤股份。 洪濤股份2017年4月承接水司樓工程的施工，2019年底洪濤股份稱，對該項目的回款為6000萬元，應收賬款已滾至1.5億元。該公司在年報中把水司樓項目列為「重大未完工項目」，還給出了理由：後續建設資金未到位，且項目投資規模過大與實際需求不符」。 怨氣之大，隔著屏幕都聞得到。 這個被水司樓深度套牢的「大冤種」，一度被傳為潛在的接盤俠，外行可能會感到有點不可思議。 其實，把「債主」變成「業主」的確是這輪地方「化債」的常規手段之一。這就有了「洪濤股份接盤水司樓」的想像空間。 不過，這則傳聞是來看熱鬧不嫌事大的臆想。洪濤股份從未公開表達過接盤意向。即使當地政府有心，洪濤股份也無力接盤——這家被地方政府欠款深套的建築企業自顧不暇，此後的經營狀況也是一路走低，就算硬著頭皮接，水司樓還是繼續爛尾。 另一家傳聞中的接盤俠南卓集團，是一家貴州本土企業。 南卓集團主要從事貴州省內的文旅項目投資、建設和運營，擅長「參與地方政府平台實體化轉型升級」。該集團在貴州省內大部分文旅項目，幾乎都是與地方平台合作的。2020年7月，的確有南卓的內部人士向媒體透露，「我們的確準備接手這個項目」。 不過，南卓集團主要還是搞建設的，運營能力並不強。該集團此前投資的項目就有收益確權、應收賬款等問題，接盤能力存疑。結果的確是雷聲大雨點小——南卓股份僅僅參與了獨山縣凈心谷景區道路建設項目後，就再無下文。 總之，水司樓這樣的爛尾項目，要找到想接盤又能接盤的「白馬騎士」並不容易。因此，給水司樓續命的資產盤活停滯了很長一段時間，2021、2022年兩年間的公開信息少之又少。 唯一值得關注的，僅有2022年獨山縣發改局發布的「獨山縣影山鎮凈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項目備案」，項目建設單位為鑫影文旅投資，項目總投資3.6億元——2016年水司樓項目的總預算為3.1億元，爛尾改造比新造都貴。 不過，這一備案信息並沒有引起多少關注。鑫影文旅投資由獨山縣金融業發展服務中心全資控股，實際上是個「化債中心」，其投資實力可想而知。2022年總資產兩億多的鑫影文旅投資，虧損高達5000多萬，可堪大用？ 04 2023年7月以來，化債相關重磅文件相繼出台。地方化債壓力層層加碼，獨山縣也加大了「資產盤活」的力度，「凈心谷酒店項目」的動作頻頻。 同年8月4日，獨山縣發改局於縣政府網站發布消息稱，「獨山縣影山鎮凈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項目備案已調整」。項目總投資由3.6億元增至3.645381億元，建設規模及內容由「凈心谷酒店建築面積71318.5平方米的裝修改造及廣場附屬設施」改為「項目規劃用地面積40785.19平方米，佔地面積7307.99平方米，總建築面積74654.22平方米」。 更精確細緻的數字調整，說明實質性推進「走心」。 果不其然，8月9日，貴州省公共資源交易網發布《獨山縣影山鎮凈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項目設計施工總承包（EPC）招標公告》。此次招標的凈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項目規劃用地面積40785.19平方米，佔地面積7307.99平方米，總建築面積74654.22平方米，合同估算價為1.5億元，計劃工期213天。 2024年1月初，項目推進再次加速。招標代理進場、規劃設計招標公布了中標候選名單，「凈心谷酒店項目」進入實質性啟動階段。 2024年獨山縣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在「年內凈心谷酒店建成投用，凈心谷景區實現運營」。 獨山動作頻頻、底氣十足，有賴兩位出資的「貴人」——該省國資委實控的貴州省旅遊產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和格美集團。省國企出場意料之中，格美集團的參與更受關注。 格美集團旗下的格林酒店集團擁有「格林豪泰」等多家酒店品牌，是國內酒店業的龍頭之一。格美集團正式入局獨山縣，始於2023年10月25日格美集團董事長率隊到獨山考察調研。2024年1月15日到17日，格美集團董事長再赴獨山，項目隨即加速。 最近網上流傳的現場照片顯示，水司樓標誌性的琉璃件、木結構外掛已經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大型酒店常見的建築外觀。 世上不再有水司樓，只有凈心谷酒店。 05 建築外觀的大幅改造，無疑顯示了當地政府將盤活閑置資產的決心落到了實處。然而，這一龐大的閑置資產地標，真的就此「浴火重生」了嗎？坦率地說，目前無法樂觀。 首先，凈心谷酒店的「起點」太高了，總建築成本貴到高不可攀。 此次招標的1.5億元投資，相當於每平方米（建築佔地面積）的成本2萬元左右，這比國內五星級賓館平均每平方米5000—10000元的建築成本要高得多。 而且，1.5億元還不夠。按照項目備案的3.645億元，項目後續還需投入2個億。再算上爛尾的2.56億元、2018年以來陸陸續續的維護投入，建成後的凈心谷酒店造價已經超過6億元。 經營如此昂貴的大型酒店，後續經營的壓力無疑是巨大的。 再者，凈心谷酒店是景區配套設施，盤活酒店就要盤活景區。凈心谷景區是個50億投資預算的大項目，當地有能力盤活嗎？即便能夠順利完成景區建設，遊客數量也是個大問題。 養活凈心谷酒店這個建築面積7萬多平方米的超級「吞金獸」，一年得接待多少遊客？ 貴州確實是旅遊大省，但是距離縣城近20公里的建築面積有7萬平方米的豪華酒店也過於奢侈了——即便是省會貴陽的五星級酒店貴航喜來登酒店，也不過5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 為了一個豪華馬鞍，先配一匹千里馬，可不是正常的市場邏輯。 唯一能指望的「千里馬」，就是旅遊了。獨山的確擁有一定的旅遊資源，但是在貴州真能排上頭部嗎？ 處於貴州省旅遊頭部的荔波縣一年的遊客接待量為1200萬人次，是獨山縣的4到5倍，也沒有配置如此昂貴、如此龐大的「超豪華酒店」。 綜合各種因素，水司樓變身大酒店即便能順利實現項目建設，未來要維持經營也頗為艱難。 當地急於「化債」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如此龐大的地方債不可能「無痛化解」，「一個也不能少」的化債思路是不現實的。 獨山的經濟恐怕承擔不起「同一個坑跳兩次」的代價。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中國多省為了減輕財政負擔，實行精兵簡政，即把省內事業單位轉為企業，轉制後工作人員將由事業編製，轉為一般企業員工，不再擁有「鐵飯碗」。最近一例發生在山東省，約10萬名事業編製人員將轉為「合約工」。 綜合媒體報導，中國的行政編製、事業編製、國企編製，往往被視為「鐵飯碗」，一旦入編，就不會輕易被辭退。但中國近年因失業率居高不下，使考公、考編人數逐年遞增。然而，中國經濟持續低迷，各地財政吃緊，於是多個省市開始精兵簡政，「鐵飯碗」將不復存在。 近日，山東省人社廳等10個部門聯合宣布啟動省級事業單位向企業轉變的全面改革，涉及約10萬名事業編製人員，轉制後的企業將收回所有的事業編製，工作人員將從省編辦的實名制名單中剔除，並與新成立的企業簽訂勞動合約，成為企業員工，即合約工。這項重大措施將徹底改變長期以來事業單位「鐵飯碗」的局面。 相關消息引髮網民熱議，「事業轉企業，是不是就意味著單位要自負盈虧了？」「紅十字會就該改成企業，自負盈虧，杜絕財政拔款。」「並不是所有改制就能成功，一定會出現分化。唯一的就是減少財政支出。」「難道是韭菜接不上茬了？所以養不活了。」「好離譜，山東孩子高考就hard模式了，事業單位也完蛋了。」 不只山東省，中國多個省市早前已開始進行精兵簡政，澎湃新聞報導，河南省今年4月要求事業編製按不低於30%精簡。黑龍江、湖南、湖北、雲南、安徽、內蒙古多地，都已開始「精兵簡政」。 實際上，美中貿易戰開打後，中共已多次下發通知，要求各級政府「勒緊腰帶」，做好「過緊日子」的準備。 針對地方債務問題，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2023年年初向媒體坦言，中央「將進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預期」，執行「中央不救助原則」，「誰家的孩子誰抱」。他此前也在新聞發布會上稱，「政府過緊日子不是短期應對措施，而是應該長期堅持的方針政策。」 去年6月，廣西政府發布公告稱，擬與國營企業債務撇清關係，要求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誰舉債、誰負責」，地方政府不承擔償債責任。 這意味著，如果事業編製人員轉為企業員工，即使進入國有企業，也將面臨自負盈虧的風險，地方政府對此「概不負責」。
最近這幾年有關中國經濟的關鍵詞就是”債務風險”，近三年兩度掀起討論熱浪，主角均是中國房地產超霸恆大公司，華爾街關注的重心就是恆大破產後的債務風險是否會外溢。今年從8月中旬恆大在美申請破產之後之後的熱議持續了約20天，《華爾街日報》9月8日那篇《人人看空中國，但債券投資者除外》按了暫停鍵，該文稱恆大債務風險不會外溢，因為許多中國公司發行的美元債券與美國國債之間的收益率差保持相對穩定，這表明投資者認為，雖然中國經濟放緩，但不會嚴重到令這些公司無力償還債務的地步。恰在此時，《中國新聞周刊》於9月6日刊發一篇《70萬個村莊，欠了9000億？》，海外一些自媒體以為這是重大新”新聞”，立刻又延伸至”中共即將垮台”這個老話題。 村級債務是積年沉痾 其實，村級債務問題算是積年沉痾，多年來也不斷有文章談到。 按時間先後排序，以下幾篇很有代表性： 賀雪峰：《解決村級債務刻不容緩》（2015年10月28日） 梁曉飛、劉良恆：《越是「明星村」，負債越嚴重？》（《半月談》，2019年5月13日） 邵海鵬，《村級債務已達9000億！「小村大債」怎麼來的？如何拆彈？》（第一財經，2023年3月8 日）。 梳理這幾篇文章，村級債務的形成一目了然： 1、債務分新舊，成因不同。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截至2006年底，全國村級債務規模為4000億元。 中國農業農村部的抽樣調查顯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國70萬個行政村中，村級債務總額已達到9000億元，村級組織平均負債達130萬元。 根據上述文章採訪三農專家們，村級債務分成兩類，其中一類是1990年代至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之間村集體形成的債務，被學界稱為「傳統村級債務」或「舊村級債務」，為4000億。這部分稅費改革前形成的舊村級債務，部分是因收繳稅費導致的債務，部分是村集體為完成上級的經濟考核任務而舉債興辦集體企業形成的。除了銀行、農村信用社以及民間金融機構的借貸之外，還有向村幹部與村民借貸的高息借款。另一類是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之後形成的新村級債務。村莊建設導致的建設性債務是新村級債務的主要來源，項目制則是新村級債務產生的制度背景，籠統計算，2019年的9000億減去2006年以前的4000億，新村級債務約為5000億。 2003-2023「建設新農村」花費巨大 說起來，中國農村在中國改革中的地位曲折多變，當年中國改革始自農村，帶頭吃螃蟹的是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私下發起的包產到戶。簡言之，1989年以前的中國農村改革曾經中國社會帶來了生機，但從1990年代中國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之後，農村在一段時期是放任自流狀態，迅速走向破敗，不少地方鄉村黑勢力泛濫，出現了所謂「三農問題」，當時政策研究者與學界將鄉村治理分解為農業（生產）、農民（人）、農村（社區），似乎認為可以分開治理取得成效。胡溫時期，「三農」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因此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開始鄉村治理。從2023年開始，口號隨著治理重心不斷變化，胡溫時期叫「千村示範、萬村整治，造就萬千美麗鄉村」。習近平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浙江的鄉村治理口號是「千村向未來、萬村奔共富、城鄉促融合、全域創和美」。如今早已棄用 「三農問題」，稱之為「鄉村治理」。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當然需要花大量銀子。取消農業稅後，國家公共財政資源是以項目製為主要形式向農村輸送的。具體說，中央政府為了保障專項轉移支付體現政策目標，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比例不等的配套資金，村莊在承接項目時也需要一定資金投入，其目的之一在於對基層政府或地方社會產生激勵作用。但是，很多村子沒有能力籌集相應的配套資金，只能採取借債、欠款等方式，因而形成村級債務。研究者總結說，如果說舊村級負債是一種資源擠壓型負債，新村級負債則是一種資源輸入型負債，形成於21世紀以來國家大規模自上而下向農村輸入資源的過程中，是資源下鄉的一種異化結果，這一總結堪稱到位：「產生巨額新村級債務的原因當然不在於資源本身，而是在於資源落地的操作方式」——說白了，在中國腐敗的吏治環境中，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項目資金成了村幹部這個小的權力共同體的吸金管道。 在建設性債務之外，新村級債務中還有一種因集體經營項目產生的經營性債務。村級債務中經營性債務佔比高的村子大多位於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浙江省麗水市的村莊就有這樣的例子。《中國新聞周刊》採訪中提到，截至2022年6月底，麗水市有986個村子有村級債務，負債金額共計5.93億元，其中集體經營性負債約為3.73億元，佔比接近63%。經營性債務的償債能力，由舉債村的經營能力決定。麗水市村級債務中，3.73億元的集體經營性負債推動形成資產6.09億元，年度收益4722.45萬元，平均收益率達12.64%。當村莊自身條件一般或是村集體經營能力有限，經營性債務可能會成為難以填滿的窟窿。廣東省一些城市周邊的村莊為了發展經濟，向銀行借貸在村裡建了工業園，期望工業園建成後租給企業，形成穩定收益，但是一部分工業園的設計不科學、招商不順利，項目經營失敗，因此形成村級負債。經營性債務則主要是向當地農商行、信用社的貸款，還有一些是向「先富起來的村級精英」的借款，往往是有息債務。 據研究者調查後分析，經營性債務可能會比建設性債務更棘手。呂德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建設性債務形成後其實就鎖定了，不會增長，但經營性債務可能會造成一系列連鎖反應，當地為了盤活經營性項目有可能持續投入，使債務雪球越滾越大。 賀雪峰的文章認為，村級債務直接影響了鄉村治理。村級債務總量並不龐大，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數量遠大於此。村級債務數量並不大。甚至相當部分村莊，國家每年轉移下來的財政資金，要遠遠大於村級債務。因此，村級債務問題本質上不是資金問題而是對村級債務的認識問題，對村級債務負面後果的認識問題。國家每年向農村轉移支付超過萬億的資金，目的是為了緩解三農問題，建設搞好鄉村治理。但村級債務不解決，農村正當的權利義務關係不確立，無論多麼巨大的轉移支付資金在落地時都會事倍功半，達不到應有效果。 村級債務的風險不會外溢 中國債務問題確實是個問題，恆大等房地產公司的涉外債務只是其中一部分。除了時不時熱議的地方政府債務之外，本文述及的村級債務是另一積年沉痾，但它不算政府債務。這裡我得特別說明一下，中國政府機構的末端是鄉鎮，村委會只算「村民自治組織」，村長村支書均不納入國家幹部等級序列。 基於以前我對中國地方債、中央政府債務、企業債的分析，我認為在中國各種類型的債務中，村級債務可能是風險最不會外溢的類別，影響的主要是欠債的鄉村本身，不會在中國引起全局性的金融風險，更不會對中共政權形成衝擊。這就是村級債務形成時間長達20年，年年都在累積，但並未聽說引起金融爆雷事件，比當年P2P的影響小多了。美國幾大金融評級公司分析中國債務，基本上未涉及這塊的原因也在於此。 現在回答一個曾被問及的問題：如果中國實行政府或者准政府組織破產制度，學習現時的英國伯明翰（剛宣布破產）、昔日的美國底特律，中國農村是不是將遍布破產村鎮？好象也不至於，因為畢竟平均每個村子只攤到130萬元債務，至於村裡的秩序如何維持，錢多錢少，其實差別不是特別大，因為這些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給村級的項目資金，多是被相關利益集團層層瓜分，落實到村民頭上的可能不到一半。如果村委會不能再繼續舉債運轉所謂「項目」，最多就是讓村幹部這個權力共同體少了一個吸金管道。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