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子中国战略生变？官方公众号进入注销期
2026 年 6 月 24 日
2025开年才一周，春天远未到来，中国社会却仿佛突然间醒来了，似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场真正的大危机正在来临。而且，这场大危机与36年前，即1989年，中国人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极其相似，甚至更加严峻。 虽然媒体上不再出现2024年频繁发生的系列社会性报复案件，但是从资本市场到社会领域，空前强烈的恐慌情绪正在蔓延。度过新冠结束后混沌不明的两年后，听了多年的“黑犀牛”和“灰天鹅”之后，中国人民终于发现，“危机之狼”真的来了。 36年前的危机重新降临？ 跨年后的第一周，股市、债市和汇市连跌不止，投资者的市场信心遭到重创；中纪委的年度工作会议放出新一轮的清洗信号，党内情绪似乎不再是被动反应式的人心惶惶，而是普遍不满；两个地方法庭分别宣判了拍摄“白纸革命”纪录片的导演陈品霖和为“709”案件受害律师辩护的人权律师余文生，国际人权组织纷纷表示失望和谴责；陕西渭南地区蒲城因为一桩学校霸凌-死亡案件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遭到当局强力镇压，犹如昔日瓮安事件重演。 与此同时，在人民收入普遍下降、中央要求财政过紧日子的关键时刻，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官僚体制内开始提高人均月工资标准300到500元，且一次性补发半年之多；一个不包含进口原研药反而充斥大量中成药的新医保药品名录从1月1日起生效实施。 虽然中国高层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终于承认需将提振内需放在经济政策首位，但是 与稍早的十万亿国债发行类似，只是作为地方债的置换，救地方政府而已。当全中国处于可见的处于经济萧条中，收入下降、就业恶化，而中央的反危机政策姗姗来迟，雷声大雨点小，仅有的实惠都施诸于体制内官僚和利益集团，民众几乎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福利增加，连基本的健康保障药品都被剥夺。 凡此种种，汇成了一个与36年前政治危机相似构因的社会危机图景，中国正在面临一个真正的总危机时刻。 1989年爆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示威，之所以最终演成血腥屠杀并且让中共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导致中共面对1976年之后最大政治危机的关键在于中共领袖邓小平拒绝政治让步，拒绝与新兴精英集团或者党内新兴改革力量分享哪怕些微的政治权力，尽管此前已经进行了十年围绕承包制展开的企业管理权力的下放。而要求政治分权是学生和知识精英运动之初的主要诉求，也是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分权和让步双重问题面临决裂的根本原因。 2025年的中国危机，不仅与36年前的政治危机极其相似，而且某种程度上堪称一场更严重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无论中共怎么试图在经济上放松管制，中国领袖就是“坚决不改”政治制度，不愿意在宪政层面重新确认私有产权并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不愿意进行任何的政治权力分享；另一方面，整个官僚集团加入了这种顽固体制的共谋，抵制再分配的调整，拒绝向底层民众、中产阶级等社会主体让利，反而以官僚阶级掌控的国家暴力严格限制民众有关欠薪、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等等所有要求增加经济分配的诉求，将镇压常态化。 尤其后者，理论上才是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有关拒绝分权和让利两种强硬的威权主义立场则在总体上构成了由威权领袖与官僚集团共同拒绝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政治诉求和底层阶级的经济诉求让步、让利从而可能爆发一场持续性的政治危机。 而且，相比1989年由学生和知识精英及其党内代理人赵紫阳的代表性博弈，由于当下所有党内外的政治异议代表都被消灭殆尽，中共领袖和官僚集团不得不直接与阶级和公众进行集团性博弈，其范围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出1989年的情形，并可能让这场政治危机被表面的社会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所掩盖。 中国模式的总危机 譬如，日本媒体最近已经将2024年中国连续发生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归为一场“阶级战争”，包括其中几桩针对日本儿童的屠杀案件，从阶级冲突的角度提醒国际社会，中国加剧的社会危机或许是政治危机的表象。 在中国，人们同样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一个不承认所有新兴阶级的政治制度内部，新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沦为牺牲。从“房住不炒”政策推行以来，根据英国巴克莱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房屋价值已经跌损18万亿美元，即市场经济40年以来整个新兴阶级的财富缩水三分之一。这符合过去几年各地平均房价下跌三分之一的感受，其中以中产阶级受损最重。 资产和大资产阶级在持续多年的政治压力下，则集体面临着“远洋捕捞”的现实威胁，成为各地方国家暴力和财政机器的猎物，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经营自由都岌岌可危，其阶级状况不比内战时期的“土豪”或者建政初期的资本家好多少。 即使对底层阶级来说，在“扶贫攻坚”运动结束后总体上被抛弃了，陷入新冠疫情后的挣扎。而中国最高层磨磨蹭蹭释出的几乎所有反危机措施，都证明了中共及其官僚集团的自私自利，对公众和体制外阶级则百般吝啬，唯一的善意就是警告官僚集团们下手轻一点儿：一方面口惠而不实的呼吁善待民企、称其为“自己人”以示安慰，先后抛出一份份文件要求行政机关少去打扰企业、要求“合法捕捞”等等；另一方面，“远洋捕捞”的势头一点不减，各地看守所里仍然挤满了大批企业家、投资者，还有最新进去的经济学家、自媒体评论人。 一言以蔽之，在经济危机到来逐渐成为共识之际，几乎各个体制外阶级也都看到了，中共的整个官僚集团才是那个最大的灰犀牛、房间里的大象，颟顸、吝啬，死死握住权柄和刀把子，不肯分权让利，将共和国的公共政治变成了私人国家、将国家再分配变成了体制内的分赃和对民众拥护与否的奖惩。 这种情形下，当中国人普遍将当下时局比拟为晚清或者明末，王亚南在内战时期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或许更为贴切地指向了今日中国的危机所在：官僚集团的空前膨胀、霸占政治和窃据权力，并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经济和官僚社会，不过表明中国仍然处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过渡阶段。 相应的，各地方的“远洋捕捞”最好不过地再次说明了中共体制内部的“封建”特性，即从所谓革命时期就形成的割据传统，构成了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中央-地方关系的主线，并且与条状系统混合，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自私自利的官僚集团体系，主导着所有人的阶级上升和内部的利益和权力分配。历史上，这种吝啬顽固保守的特质从未改变，只有在他们意识到集体存亡困境且有足够强人能够主动让步媾和的情形下才可能松动，无论是清末还是1970年代末。 可见的，是沉寂多时的民企大佬马云、刘强东等以各自方式重出江湖，或者以演讲方式再度表明心迹，或者以回乡发钱反馈乡里，刷新资产阶级的存在感，也洗刷当局多年来对资产阶级“无序扩张”的污名化。 另一厢，当2025年新年伊始北京释出第一份有关统一大市场的改革文件，而非照往年惯例的有关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就已经表明官僚集团及其自我割据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危机根源，而温州出身的李强似乎正在扮演资产阶级政府总代理人的角色，配合党的领袖以“自我革命”的名义向官僚集团开刀。 这是何等迷幻的一种政治景观？！不啻一场自我政变。 而类似的自我政变刚刚发生在临近的韩国。问题在于，中国如此悄悄地从左到右的180度J型急转弯，到底是总危机到来、还是中共正在发动自我政变的信号？ 如果考虑到领袖熟悉的金庸小说，一定深谙所谓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或许，这是顽固、吝啬的政党面对狼来了之后唯一能做的改变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家庭财产主要是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的大头是银行存款。由于房产价值持续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银行存款，视为家庭最后的可用资金来源；而很多小企业主经营亏损而关闭生意后，也把经营资金存入银行。但很少有中国人想过，自己的家庭金融资产，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实，中国地方政府的借债，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为政府所用，而且赖账不还，银行则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摆渡”。 本文要解开的谜团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巨大债务，债主是谁？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讲实话，而民众则基本上不知情。民众多半不了解，他们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巨大债务之“债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实已被各级政府吞噬耗尽。 一、公债填补财政赤字 中国政府大笔挥霍资金的最方便手法有两个。一个是，超出税收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大幅度扩大财政支出，造成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然后由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来满足财政赤字所需要的资金。另一个办法是发行政府债券，由于人民币债券并非国际上受欢迎的金融投资标的物，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天量债券，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发行。 前一种手法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观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这是任何政府都必须尽量避免的“毒药”。因为，在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买单”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必然造成货币滥发，进而产生物价上涨，既造成居民消费力相对萎缩，也令居民存款相对缩水。一句话，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财政金融的民众往往不了解，在财政预算中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财政照例常年编列的财政赤字，可以直接让中央银行提供超量货币，也可以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来获取资金。地方政府不能发行货币，但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允许省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列中央政府许可的财政赤字。而省级政府经中央财政批准编列的地方财政赤字，可以纳入国务院每年下达的该省市政府债券发行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获取资金。所以，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在中央和省市这两级是连通的。 到底中国的财政赤字大不大？欧盟为了控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债总量不难超过GDP的60%。如果以欧盟的这两个限制性指标为参照系，那么，2024年中国政府财政预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国政府当年的财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财政收支差额；而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才反映这个国家的长期债务负担。中国的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几乎是欧盟的一倍，与GDP的规模相当，这就相当危险了。 当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公债，进而积累了巨额的未偿公债时，其长期后果其实与财政赤字率偏高，同样严重。财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偿公债过多的后果是，民众的银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实，中共之所以滥发公债，其原因就是，通过银行掏空居民存款，实在是太方便了。赤字发债不头疼，这似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独家专利”。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担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债，快把银行系统压垮了。 二、各级财政债务真相 2024年中国的财政赤字为40,600亿元，比2023年的预算增加1,8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今年11月8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议案，批准未来三年内，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元。这6万亿元人民币，到底是要救活经济，还是救活地方财政，或者是救活银行？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既不是为了救活经济，也不能救活地方财政，更不能救活银行，唯一的作用是续银行系统的命，好让中国的潜在金融危机，不至于很快暴露而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各级政府总共欠下了多少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是40万亿，现在用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往后拖；而地方政府担保的官办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还有65万亿元，但这些公司很多都濒临破产，没办法继续发新债还旧债，而它们欠下的这65万亿债务会拖垮银行。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中，很多已经还不起银行贷款或债券的利息，这些债务到期之前，银行会因为巨额贷款收不到利息而破产。 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因为利息收入越来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参见笔者10月25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如果再出现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停付利息，那银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就是为了让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把占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紧迫债务，先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代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 然而，这只是债务搬家，把债务从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而已。况且，这不过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车薪，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债务的九成，还是没办法偿还，拖垮银行的可能性只不过减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这已经是中共能够用出来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这个措施，只不过是为了续银行系统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中共的银行系统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造成的债务危机，已经岌岌可危，以致于中共现在必须先救银行，而中共事实上已经无力解决中国的地方财政危机和银行系统的根本性危机了。 最近，中共当局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财政没钱了，只能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的总债务额当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这样的债务规模的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薪水，不领养老金，中共才能还债，这可能吗？显然，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谁借钱？ 在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多半都是私营的，政府无法向银行借钱，原因很简单。首先，按照通行的商业银行法，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而政府不是民间团体，与银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对等，无法签订借贷合同。其次，贷款需要提供担保和资产抵押，如果政府贷款后违约，法院很难对抵押资产执行扣押。所以，如果私营银行放贷给政府，相当于自杀式经营。 但是，如果银行不是私营，而是公营的呢？而且，银行的老板就是政府，那么，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从银行拿到钱呢？这正是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中国特色”。笔者在本网站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该文介绍了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政府控股特色，这六家大型银行必须满足全国性国有企业集团的资金需求，导致这些银行经营状况恶化。 现在介绍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真实背景，来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银行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了许多地方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其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2007年为11% ，2023年为15.5%。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课题组”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有代表性的省份20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营情况做了实地调查。调查证实，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的间接持股，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人选，让这些银行实际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获取资金的方法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指导性贷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银行向本市政府所属的投资平台公司定向贷款；另一类是让本地银行认购本地政府发行的债券。上述调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过于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主要面向当地的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中国地方银行典型的官办官用特征。 那地方政府发行的海量债券，都是谁认购的？由于地方政府无权对中央所属的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下令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所以，这些认购本地政府债券的银行，都是当地的城市银行。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今年6月3日发表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债券持有者，81.52%是银行，所持地方政府债券的余额达到34万亿。 从此节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地方政府的40万亿债务当中，本地城市银行接下了85%；其二，中国银行业的全部债券购买余额67万亿当中，单是城市银行认购的地方政府债券就占了51%，而这些地方政府债券只是在“以新换旧”，却永不归还；其三，如果以城市银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16%来估计，城市银行的居民存款总额不过23万亿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债券从地方银行拿走的钱却高达34万亿。因此，地方银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国金融危机2.0版 中共政权现在的维持，其秘诀就是吞噬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面取钱一样随便。但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的地方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出现一种双重效果：地方银行可以让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开发如虎添翼；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的过度开放，进而把地方银行拖进深渊。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办法就是继续掏空银行，就这样，中共的财政危机被转化成了银行系统的危机，即潜在的金融危机。 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所以，财政危机就不算是最后的危机。那什么是中国最后的危机呢？就是银行成批地倒下来，那就没有可以挽救的余地了，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金融依靠。什么时候中国的金融危机会爆发？时间点应该不远了，中国金融危机2.0版已即将来临。 讲到中国金融危机2.0版，势必要对比中国金融危机1.0版。但中国民众普遍不知道这金融危机1.0版，因为那属于政府机密，从不让国人知道；而各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从没讨论过它。实际上，对比这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特征和结局，对于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相当重要。 中国金融危机1.0版发生在1996年，这场危机的处理，使中国避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迎来了后来的经济繁荣；然而，那场金融危机的成因，也预示着中国金融危机的2.0版的发生。 1996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工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几十年来始终经营效率差，负债越来越高。当时中国只有四家大型国有银行，负责为所有国有企业“输血”。到1994年底，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83% 。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大部分国有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同时，背着国有企业“包袱”的国有银行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国的四大银行贷款总额当中，20%已成为坏账，若加上逾期的呆滞贷款，将近70%的贷款都已无法归还。当时四大银行的贷款坏帐为4,300多亿，而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这四大银行已严重地资不抵债，即将破产。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国有工商企业不但早已停止偿还贷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银行利息达1千多亿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国的银行系统全面亏损 。 银行本应用每年提取的坏账准备金来支付坏账损失，但当年中国的四大银行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 ；因此，面对巨额的坏账损失，银行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结果1994年中国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 。按此趋势走下去，银行系统不久就会破产。当时有学者指出，“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这就是中国金融危机1.0版的真相。 现在，类似的局面似乎又开始冒头了。我在《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一文中已介绍，2023年底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 ，进入了危险区间。造成这一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系统背负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令银行不胜负荷；而中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之后，中央银行只能压低利率，则是又一个原因。 除了银行的净息差低到银行只能降薪裁员，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其实也是一个潜在金融危机的征兆。很多人以为，这是救经济的举措；事实上，这6万亿是为了把地方政府融资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债务，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融资公司那65万亿债务，已到了倒账在即的地步，随时会威胁到银行系统的生存。 中国的上一轮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而这一轮潜在的金融危机，其根源仍然还是制度性的，除了国有企业继续“吃银行”之外，还填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财政吃银行”。如今所谓的“财政吃银行”，不只是“地方财政吃银行”，连中央政府发现国债，也靠银行认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不易化解。 中国度过上一轮金融危机，靠的是三个办法，即国企私有化（甩掉银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资。而在这一次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不能再如法炮制了。首先，现在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垄断性的战略产业，无法私有化；其次，美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国无法再靠不断快速增长的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再次，现在外资基本上已停止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局面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可能不会改变了。 中国面临上一次金融危机时，还比较幸运，因为有各种机会可以利用，这些机会主要是外贸扩张和外资涌入；而这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机会都已经消失。那中国政府还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缓解金融危机的办法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显然，中国那脆弱的银行体系可能动摇中国的稳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家庭财产主要是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的大头是银行存款。由于房产价值持续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银行存款，视为家庭最后的可用资金来源；而很多小企业主经营亏损而关闭生意后，也把经营资金存入银行。但很少有中国人想过，自己的家庭金融资产，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实，中国地方政府的借债，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为政府所用，而且赖账不还，银行则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摆渡”。 本文要解开的谜团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巨大债务，债主是谁？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讲实话，而民众则基本上不知情。民众多半不了解，他们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巨大债务之“债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实已被各级政府吞噬耗尽。 一、公债填补财政赤字 中国政府大笔挥霍资金的最方便手法有两个。一个是，超出税收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大幅度扩大财政支出，造成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然后由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来满足财政赤字所需要的资金。另一个办法是发行政府债券，由于人民币债券并非国际上受欢迎的金融投资标的物，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天量债券，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发行。 前一种手法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观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这是任何政府都必须尽量避免的“毒药”。因为，在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买单”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必然造成货币滥发，进而产生物价上涨，既造成居民消费力相对萎缩，也令居民存款相对缩水。一句话，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财政金融的民众往往不了解，在财政预算中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财政照例常年编列的财政赤字，可以直接让中央银行提供超量货币，也可以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来获取资金。地方政府不能发行货币，但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允许省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列中央政府许可的财政赤字。而省级政府经中央财政批准编列的地方财政赤字，可以纳入国务院每年下达的该省市政府债券发行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获取资金。所以，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在中央和省市这两级是连通的。 到底中国的财政赤字大不大？欧盟为了控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债总量不难超过GDP的60%。如果以欧盟的这两个限制性指标为参照系，那么，2024年中国政府财政预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国政府当年的财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财政收支差额；而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才反映这个国家的长期债务负担。中国的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几乎是欧盟的一倍，与GDP的规模相当，这就相当危险了。 当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公债，进而积累了巨额的未偿公债时，其长期后果其实与财政赤字率偏高，同样严重。财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偿公债过多的后果是，民众的银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实，中共之所以滥发公债，其原因就是，通过银行掏空居民存款，实在是太方便了。赤字发债不头疼，这似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独家专利”。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担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债，快把银行系统压垮了。 二、各级财政债务真相 2024年中国的财政赤字为40,600亿元，比2023年的预算增加1,8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今年11月8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议案，批准未来三年内，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元。这6万亿元人民币，到底是要救活经济，还是救活地方财政，或者是救活银行？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既不是为了救活经济，也不能救活地方财政，更不能救活银行，唯一的作用是续银行系统的命，好让中国的潜在金融危机，不至于很快暴露而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各级政府总共欠下了多少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是40万亿，现在用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往后拖；而地方政府担保的官办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还有65万亿元，但这些公司很多都濒临破产，没办法继续发新债还旧债，而它们欠下的这65万亿债务会拖垮银行。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中，很多已经还不起银行贷款或债券的利息，这些债务到期之前，银行会因为巨额贷款收不到利息而破产。 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因为利息收入越来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参见笔者10月25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如果再出现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停付利息，那银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就是为了让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把占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紧迫债务，先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代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 然而，这只是债务搬家，把债务从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而已。况且，这不过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车薪，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债务的九成，还是没办法偿还，拖垮银行的可能性只不过减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这已经是中共能够用出来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这个措施，只不过是为了续银行系统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中共的银行系统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造成的债务危机，已经岌岌可危，以致于中共现在必须先救银行，而中共事实上已经无力解决中国的地方财政危机和银行系统的根本性危机了。 最近，中共当局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财政没钱了，只能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的总债务额当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这样的债务规模的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薪水，不领养老金，中共才能还债，这可能吗？显然，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谁借钱？ 在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多半都是私营的，政府无法向银行借钱，原因很简单。首先，按照通行的商业银行法，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而政府不是民间团体，与银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对等，无法签订借贷合同。其次，贷款需要提供担保和资产抵押，如果政府贷款后违约，法院很难对抵押资产执行扣押。所以，如果私营银行放贷给政府，相当于自杀式经营。 但是，如果银行不是私营，而是公营的呢？而且，银行的老板就是政府，那么，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从银行拿到钱呢？这正是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中国特色”。笔者在本网站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该文介绍了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政府控股特色，这六家大型银行必须满足全国性国有企业集团的资金需求，导致这些银行经营状况恶化。 现在介绍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真实背景，来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银行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了许多地方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其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2007年为11% ，2023年为15.5%。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课题组”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有代表性的省份20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营情况做了实地调查。调查证实，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的间接持股，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人选，让这些银行实际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获取资金的方法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指导性贷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银行向本市政府所属的投资平台公司定向贷款；另一类是让本地银行认购本地政府发行的债券。上述调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过于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主要面向当地的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中国地方银行典型的官办官用特征。 那地方政府发行的海量债券，都是谁认购的？由于地方政府无权对中央所属的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下令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所以，这些认购本地政府债券的银行，都是当地的城市银行。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今年6月3日发表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债券持有者，81.52%是银行，所持地方政府债券的余额达到34万亿。 从此节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地方政府的40万亿债务当中，本地城市银行接下了85%；其二，中国银行业的全部债券购买余额67万亿当中，单是城市银行认购的地方政府债券就占了51%，而这些地方政府债券只是在“以新换旧”，却永不归还；其三，如果以城市银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16%来估计，城市银行的居民存款总额不过23万亿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债券从地方银行拿走的钱却高达34万亿。因此，地方银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国金融危机2.0版 中共政权现在的维持，其秘诀就是吞噬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面取钱一样随便。但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的地方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出现一种双重效果：地方银行可以让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开发如虎添翼；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的过度开放，进而把地方银行拖进深渊。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办法就是继续掏空银行，就这样，中共的财政危机被转化成了银行系统的危机，即潜在的金融危机。 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所以，财政危机就不算是最后的危机。那什么是中国最后的危机呢？就是银行成批地倒下来，那就没有可以挽救的余地了，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金融依靠。什么时候中国的金融危机会爆发？时间点应该不远了，中国金融危机2.0版已即将来临。 讲到中国金融危机2.0版，势必要对比中国金融危机1.0版。但中国民众普遍不知道这金融危机1.0版，因为那属于政府机密，从不让国人知道；而各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从没讨论过它。实际上，对比这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特征和结局，对于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相当重要。 中国金融危机1.0版发生在1996年，这场危机的处理，使中国避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迎来了后来的经济繁荣；然而，那场金融危机的成因，也预示着中国金融危机的2.0版的发生。 1996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工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几十年来始终经营效率差，负债越来越高。当时中国只有四家大型国有银行，负责为所有国有企业“输血”。到1994年底，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83% 。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大部分国有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同时，背着国有企业“包袱”的国有银行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国的四大银行贷款总额当中，20%已成为坏账，若加上逾期的呆滞贷款，将近70%的贷款都已无法归还。当时四大银行的贷款坏帐为4,300多亿，而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这四大银行已严重地资不抵债，即将破产。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国有工商企业不但早已停止偿还贷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银行利息达1千多亿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国的银行系统全面亏损 。 银行本应用每年提取的坏账准备金来支付坏账损失，但当年中国的四大银行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 ；因此，面对巨额的坏账损失，银行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结果1994年中国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 。按此趋势走下去，银行系统不久就会破产。当时有学者指出，“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这就是中国金融危机1.0版的真相。 现在，类似的局面似乎又开始冒头了。我在《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一文中已介绍，2023年底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 ，进入了危险区间。造成这一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系统背负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令银行不胜负荷；而中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之后，中央银行只能压低利率，则是又一个原因。 除了银行的净息差低到银行只能降薪裁员，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其实也是一个潜在金融危机的征兆。很多人以为，这是救经济的举措；事实上，这6万亿是为了把地方政府融资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债务，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融资公司那65万亿债务，已到了倒账在即的地步，随时会威胁到银行系统的生存。 中国的上一轮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而这一轮潜在的金融危机，其根源仍然还是制度性的，除了国有企业继续“吃银行”之外，还填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财政吃银行”。如今所谓的“财政吃银行”，不只是“地方财政吃银行”，连中央政府发现国债，也靠银行认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不易化解。 中国度过上一轮金融危机，靠的是三个办法，即国企私有化（甩掉银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资。而在这一次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不能再如法炮制了。首先，现在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垄断性的战略产业，无法私有化；其次，美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国无法再靠不断快速增长的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再次，现在外资基本上已停止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局面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可能不会改变了。 中国面临上一次金融危机时，还比较幸运，因为有各种机会可以利用，这些机会主要是外贸扩张和外资涌入；而这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机会都已经消失。那中国政府还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缓解金融危机的办法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显然，中国那脆弱的银行体系可能动摇中国的稳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时只当笑话的一些小细节 酝酿了历史的大风暴，再也笑不出来 最近，上面密集表态经济承压，需要经济大省挑大梁、发挥财政支柱作用。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5%，也从必须完成变成了努力完成，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具体什么时候不行了，对不同的人和行业而言，时间点可能并不一致。 早在2010年 这几日在澳洲采写家传，两位朋友发现不行了的时间，前后差了12年！ 一位曾是一家国际消费品大陆市场高管。这个品牌在市场上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类似于麦当劳与肯德基的关系，明面上是竞争对手，实际上长期共生。 他发现，早在2010年，两大品牌的销量出现了“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意味着市场进入了存量竞争，增量消失了。 另一位朋友则一直关注金融市场，他在2022年春季的上海，经受了一段无法磨灭的时光记忆。当年到达澳洲，参与了美股交易，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视角回看那些年和国内金融市场，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客气点说就是上帝视角。 可能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这是他的感受。 网课后遗症 一位初中生小朋友说，她感觉不行了，可能是2020年只能上网课之后，班都不能上，肯定不行了。 这三年并非全部病因，但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问题的存在。反映在就业市场上，一是失业率大幅变化，另一个则是人力市场对“疫情班”毕业生的歧视。 近日，一名2024届毕业生发文，在BOSS某聘上与某物联公司老板沟通时，被对方回复“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应届生简直是受不了，没办法说”。 用人单位被迫用手机用电量来推断工作的注意力是一个方面，但从我们家传编辑部的招聘经历来看，主要还是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好的实习。毕竟学校只是读些书，连老师都不懂的职业技能，只能通过实习来训练。 二是不读书了。小红书和抖某占据了太多的时间，我们在几家高校有家传和数字人文课程，发现学生连开场白都不听，一入座就进入手机游戏、小红书和抖某状态。因为不读书，连基本的培养价值都没有。 这导致我们自2022年以来几乎没有招到像样的毕业生，甚至有三次“遇险”经历：面对拒绝，一位东北朋友逼问“我哪里不合适了？我觉得很合适”；询问一位河北学生有关俄乌战争的看法之后，她直接举报我们讨论政治敏感话题；一位贵州学生仅实习一个多星期，就在办公室录音三张光牒上网举报。 学生质量的下降是明摆着的，但是大环境也很明确。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考公数据。 2008年金融危机次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超过百万，是2005年报名人数的4倍，意味着年轻人的就业取向从原来的外企、民企转向了体制内岗位，直到今年的300余万人。 厌恶风险，是人类生存下来的基本技能和经济理性。当人们趋向保守、稳定、热衷考公，而非进步、变化、创造财富时，经济肯定生病了。 从就业角度看，2009年就不行了。 2023年民企信用崩盘 自信的体制内感知到不行了，可能会更晚一些。虽然10年前温先生一直讲今年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但也都平安度过了，让人误以为危机从来并行，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警惕，毕竟数据一直在强劲增长。 最近官方采取的动作，有两个我印象深刻。 一个是老赖名单上民营企业家的比例太高， 2023年5月，发改委公布《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信用系统不得不启动大规模修复。 二是在劳资纠纷中，以前几乎都是判企业输，而现在则几乎判员工输，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这是个经典的维稳手段：谁弱谁有理。 最近有个热帖说，很多律师今年不会再接劳动仲裁案件了： 有几个朋友欠薪已经长达5个月，每天还要拼命干活。公司被很多债主追上门，员工还要笑脸帮忙应对，工作环境乌烟瘴气。老板不能不说辞退，这几个朋友找到我打劳动仲裁，我和他们讲，现在仲裁风向对劳动者不是很有利，今年不会再接了，问了其他几个律师也都不愿意再接了。 很明显，这是官方的指导意见。之前是让企业拿钱出来安抚员工，现在则是保护企业以保税源，否则企业裁员，死给你看。 记得戴口罩时，说经济不过是暂停，脱下口罩分分反弹。现在包括财政政策大调头在内的举措，可以推测官方认为不行了，时间当在2024年10月份。 一条射线天地宽 换个非经济视角，则是2006年。 2003年孙志刚事件是市场化媒体的高光时刻，人们普遍相信可以向好，岂知却是顶点。2006年时，市场化媒体彻底被掐断舆论监督之路。 差不多同时，一位胡先生明言，东北邻居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最近有人讨论垃圾时间，我说不对，至少应该是2006年。而且，现在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变化一日千里，是个人应该都感受到了。 最近很多人感受到了不行，却还在用周期论来分析，而我认为，之后是一条射线，不存在起伏。 此外有个时间点更重要：2011年。 那年，在秘鲁有一个谈话，很多人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些人看到了，但没有意识到划时代意义。 正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分析框架更新之后，我的结论是心病还得心药医，问题出在经济基础，答案却在上层建筑。 时间是2006年。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不行了？ 全文转自微信你公众号家传研究院，原文已被删除
九月下旬中国政府决定让央行投放贷款来拉动股市，一批年青的股民冲进了股市，上证指数一度暴涨数日。一个月过去了，上证指数从3,490的短期最高点，现在躺平在3,300点左右，已然失去了活力。这番官方发动的股市拉抬计划究竟有什么目的，大量持股的基金和企业如何因应，股民又面临何等局面，未来中国的股市乃至经济将面临什么样的前景，本文试做分析。 一、中国股市为何暴冲？ 在自由经济国家，股市大体上是经济动向的晴雨表。数年来，中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股市却在一个月前突然开始起跳。为何如此？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善了，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好，中国股市这次才会起跳。这种“股市特色”证明，中国的股市并非正常的企业经营状况基本面的反映，而是被政府操纵着上下震荡。 代表中国股市的上证指数2007年以前一直不到两千点，2007年短暂跳到五千点，以后就一路下行；从2015年开始，一直徘徊在三千点上下，十年之后，今年8月跌到了两千七百点以下。由于外资纷纷撤出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金融投资，股市一蹶不振。 于是，今年9月中旬中共高层下令，一定要拉抬股市，重新把外资吸进来。中国政府选在今年10月1日的国庆长假之前，开始了人为拉抬股市的大动作。其设想是，把股市拉起来以后，在国庆长假期间证券业停止交易，股市指数可以形成一个“长红”十天的假象。 其具体做法是，让中央银行对上市公司和金融界提供资金，一下子投入八千亿人民币，让基金、债券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都来炒股票，还让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来托市。结果，从9月24日开始，上证指数从两千七百点跳到了三千三百点。这种操作，全世界只有中国政府才会如此选择。 中国的上市公司现在都处在财务困境当中，既有经营亏损，又有债务到期，它们当然想把股价拉高，趁机出货，捞一笔现金。虽然证券监管部门不许上市公司大笔抛售持股，但上市公司把自己的股票卖给已经拿到中央银行融资的私募基金公司，再让私募基金公司去操作抛售，这样表面上就不算违规了。 10月4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举办了研讨会，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中国市场研究主管洛根·怀特（Logan Wright）认为，这次中共的刺激措施主要的目的是改变股市的市场预期，而不是改变经济走向，核心在于，是想通过政策信号来吸引外资。 二、“击鼓传花”没下家 国外的金融投资机构近一年来已基本上不碰中国了，但中共玩的这一招托市，还是会骗到一些外资。9月3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尔街的大投行之一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有个投资顾问说，“过去48小时内，我关于中国的Zoom通话比2024年全年还多。”许多投资者纷纷跟他开Zoom会议，讨论的话题是，到底这是个机会，还是个陷阱。认为可能是机会的人，其实并不懂中国经济，而是抱着一种Fear of Missing out (FOMO，害怕错过）的心理。 但讲风凉话的外资公司也很多。比如，10月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加州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国研究主管Nick Borst表示，现在进场买中国股票的风险在于，当前引导中国市场的是希望而不是事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家投机的不过是一个中国经济可能复苏的幻觉，而中国经济的事实恰好相反。 旅美经济学家Davy Huang则认为，中国单纯的股市大涨，其实是一个人造牛市，它跟经济没一点关系；股市本应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但中国股市大涨，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这些大户趁机把资金从股市上掏走后，根本没把这些钱用到实体经济里。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日本的著名投行野村（Nomura）证券发出警告说，中国股市这次过往16年来最大的一次反弹，可能会转为崩盘。这种结果的“概率”，可能比更乐观的情况要高得多。 看来，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吃足苦头的外资，虽然有一点试探性操作，却并未大举入场，现在外资在中国股市和债市的占比仅3%到4%。中共指望拉抬股市引诱外资进场的企图，似乎基本上落空了。没有大量外资争购股票，中国股市就只能靠散户来维持这一轮股价“起飞”了。 当大批年青的股民冲进股市之后，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等大户就趁机抛售所持股票，让散户接盘。一开始的几天里，上证指数的确起飞了。但是，中国股市上散户的小额资金并不足以支撑股价的持续上涨。随后，在抢进的散户陆续接盘之时，股价便开始回跌，把新进散户套牢了。这就是最近几天上证指数平平不动的原因，因为被套牢的散户把潜在入场者的预期撕碎了。而没有连续不断的入场资金，股市上的“击鼓传花”游戏就找不到下家了。 三、中国股市暗语：“武则天守寡” 中国人当中，有一些人进场买股票；同时，也有很多讲风凉话的。在中国，经济学家或股评人要是在这波“政策市”当中唱衰股市行情，会被当局惩处。9月30日有人匿名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股市疯狂背后的社会心态》，此文马上就被中共的互联网管控机构封杀。 既然中国人不能公开批评当局的股市新政策，有人便用隐喻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前几天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当下股市的暗语，用的是中国唐朝时候的典故，还是句歇后语，即“武则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 唐朝的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任皇帝，他的皇后姓武，原系唐高宗李治之父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唐太宗去世后长子李治继位，封父皇的妃子武氏为自己的皇后。唐高宗病弱，无力治理政事，皇后武氏总揽大权，后临朝称制，改名为曌（日月临空之意），自立为武周皇帝，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正史承认的女皇。她死前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故史上称其为武则天。 用“武则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这一句歇后语，来比喻今天中国的股市，就是提醒大家，股市凶险，现在入市要小心。那篇被封杀《股市疯狂背后的社会心态》提到，那些无知的股民在狂欢，证明了中国人还是那样，“好了伤疤忘了痛，似乎什么教训都没吸取”。这篇文章还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狂欢，是因为所有人都吃不准，这样的利好能持续多久……既然如此，那就趁现在赶紧行动，能套现的套现，能捞的捞一笔，谁不抓住这个机会，才是傻瓜。” 其实，中共直接拿钱把股市拉起来以后，很多老股民和上市公司的想法一样，都想把原来被套牢的股票趁机抛掉。这样的股市“热潮”能持续多久，是可想而知的。 四、各级政府越来越穷 中共当局之所以用央行的贷款来拉抬股市，乃是因为各级财政囊空如洗，连“吃饭钱”都不够了，哪来多余的资金去拉动经济。 最近中共当局正在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的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数额达到几百亿元，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方政府。这些案子如出一辙，地方财政没钱了，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已经欠下多少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去年地方政府设立的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达到65兆，加上地方政府直接欠下的债券，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 一个国家的各级政府之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可以衡量总的政府债务水平，这个指标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60%。而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超过100%了。地方政府还制造了很多隐藏起来的债务，到底有多大，中央政府也没办法完全掌握。 现在中共的各级地方财政都入不敷出，严重依赖中央财政补贴，而中央财政也没钱帮地方政府还债，何况债务规模大到跟GDP的规模一样大。这样的债务规模之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一分钱薪水，也不领一分钱养老金，才能把各级政府的巨额债务偿还。实际上，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面对这种局面，中共除了让各级政府机构裁撤冗员，最近还对大型国有企业的主管级人员开刀了。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政策，大型国企的主管人员每年实行末尾淘汰制，不管经济如何萧条，这些企业的各级主管干部一律人人打分，排名最后10%的卷铺盖走人。中共这么做，就是因为国有企业也债务成山，只能裁掉主管干部来省钱。 五、银行成为最后的支柱 中共政权现在之所以还没破产，它混日子的秘诀是吃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取钱一样随便。中国有六大全国性国有大银行，还有一百多家地方政府办的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全都被各级政府掏空了。 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虽然无法指使中央政府掌控的全国性大银行，但地方政府有各自的地方银行可以随时掏空，因为这些地方上的城市商业银行本来就是当地政府所创办，各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高管也由本地政府任免。 政府从银行拿钱，是永远不还的，也没钱还，中共的各级政府多年来就是靠掏空银行的居民存款活下来的。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财政危机就不能算是最后的危机。中国真正的最后危机，其实是银行濒临系统破产。由于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融资依靠，则各级政府和大型国企拖欠各家银行的巨额债务，早晚会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当局能够用来刺激股市的资金越来越短拙；何况，这次的股市刺激政策看来只产生了不到十天的拉抬作用，中国股市就微澜不动了。很可能，将来的经济史家会如此记录：2024年，中国股市经历了短暂的最后一波起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小孩赌气将玩具扔在路上不拿，最后不得不返回去拿的，大概率是父母，而不是孩子。 地方债也一样。 瞪眼这么久，最后还是中央买单！ 昨日财长的新闻发布会讲得很清楚：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相关政策待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再向社会做详尽说明，这项政策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措施，这是一场及时雨，将大大减轻地方政府压力，可以腾出更多资源支持经济发展，巩固基层“三保”。 至于额度，因为还需要人大批准，所以暂时无法透露，但肯定很大。 此外，去年给地方转移支付10.3万亿，今年已经到了这个数字。 但无论如何，再穷不能穷官员，《警员勒索100元近乎行乞》的故事，应该可以缓解了。 只是，又要苦一苦百姓。 既然有人注定要被拔毛，那总要取悦一些人，分化击破，免得一致反对。昨日发布会说，今年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历次最大幅度，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总体提高3%左右。 昨日财务通知我，社保缴费基数又提了，企业负担又加重了。 转嫁，还是转嫁，让年轻人厌老年人。 想想之前，人们还指望他们说话算数一次。 比如2018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研室主任黄守宏表示，地方债务将坚持“谁的孩子谁抱走，中央政府不救助”，地方政府要对自己的债务负责任，不能存有地方债务特别是违规违法形成的债务让中央政府救助的幻想。 2023年1月9日，财长刘昆表示，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还称要打破政府兜底预期。 结果，又是一个原地180度大转弯！ 看看去年，中央全年收入21.7万亿，光地方就花了23.6万亿，直接造成赤字5.3万亿！不知道这一轮化债结束，又该是多少。 但再加税的可能性，实在是不太高。有个政府部门净资产占社会财富的比重，姑妄参考，应该不会太离谱： 实在加不上去，那就只有最后一招放水稀释了。现在看来，正在走这条道。 这会不会鼓励地方继续举债，捅出更大的窟窿？ 网络图片 稍微理性的地方官，都知道该怎么办。事实上，最近这几年，一些东南城市已经在做类似的动作。反正自己苦死也是养别人，还不如让自己好过一点，要完蛋大家一起。 现在这种财政大锅饭，就是负向激励。 于是蓝财长说，对违法违规举债问题严肃查处问责并限时整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的风险。 也有行动，10月11日公布了三名被查处的部级官员，其中有两名涉嫌违规举债： 广西政府原副主席秦如培被指“违规举债，瞒报债务”，贵州政协原副主席陈晏被指“违规决策，滥权妄为，盲目引进推动项目，造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 杀几个人能解决问题吗？以前这种狠话说得少吗？ 一位朋友分析说，天量长期国债疏解地方财政的新招一出，各级地方政府会加入到标高债务的锦标赛之中，有点鬣狗群争吃腐食的意思。 也是，我们就瞪大眼睛看着，看他们最后究竟能报出一个什么样的账单来。 虽然最终全国人民都要买单，但更大的担子，还得东南经济大省的人民挑。这个问题一提就删，只能闭嘴。 潘多拉的盒子必将打开，一切可能都将呈现，活着的人都将亲历历史。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干体v
中国财长蓝佛安星期六(10月12日)发布一系列“财政调节措施”，拟通过扩大发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化债)、补充国银资本、稳房市和保民生。对此举债“礼包”，金融分析人士说，其意图是为了应对金融风险和经济崩盘等结构性挑战，而非额外的景气刺激对策。因此，中国股民对“财爷”的期待过高，且动辄敲碗放水数万亿的救市“胃口”只会催生股市“泡沫”疯牛，也非主政者所盼。他们还表示，当局未针对经济下行“病根”提解方，只出台这种印钞措施是“舍本逐末”，救不了经济。 中国财政部一正三副首长，包括财长蓝佛安和副财长廖岷等四人星期六排排坐，向中外媒体发布一系列的“财政增量政策”。不过，在这场长达一小时、备受期待的发布会中，最关键的字眼就是“赤字、举债空间”和地方“化债”。 蓝佛安送出举债礼包？ 据蓝佛安介绍，今年的财政赤字上限是4.06万亿人民币(约5684亿美元)、新增地方专债上限是3.9万亿人民币，分别比去年增加了人民币1800亿和1000亿的规模，其中，包括已发和待发专债还有2.3万亿人民币的资金可于未来三个月、用来带动地方投资等。 针对地方化债，他说，中央在去年2.2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限额基础上，今年又安排1.2万亿人民币的额度，支持高风险地区化解存量债风险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也有更多空间促发展、保民生。 廖岷则说，财政部也将发行一万亿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来刺激需求、补充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大国银的一级资本，以提高放贷能力，服务实体经济，以及其他一系列推动房市止跌回稳、减税、养老保险补助金和学生奖助学金等稳房市、保民生措施。 在现有举债水准下，蓝佛安于致词时总结称，财政部仍在研究其他政策工具，且中央财政也“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留下扩大举债礼包的想像空间。 中国网民对“财爷”失望反应者多 中国股市本周连续三日走跌后，信心受挫的股民原本预期，继9九月底“央妈”的宽松货币政策后，“财爷”能再出台规模在2-10万亿人民币的景气刺激对策，以支撑下星期股市反转。不过，正副财长周六总结的财政增量政策，并未明显提到任何额外的万亿等级刺激方案，且蓝佛安还留下扩大举债的伏笔，让不少微博网民大斥“画大饼”。 虽然许多微博网民附和蓝佛安唱好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基调，但也有不少网民担心下周的股市缺乏政策支撑力道。 湖南微博网民“adrianolove1999”就留言写道：“下周五估计可以抄底了，至于为什么是周五呢? 因为连跌五天。” 山东微博网民“jacky6459139482”更悲观，他写道:“下周五二次逃顶，而不是抄底。” 湖南微博网民“闭一只眼睛装睡”也失望地写道:财政部“和发改委一模一样的，说了又没有说，望眼世界绝遥遥领先。” 对此，澳大利亚跨国银行澳新银行(ANZ)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Raymond Yeung)也认为，下周一中国股市恐“非常失望”，因为股民原盼财长发布会能再向市场注水数万亿，支撑牛市，但蓝佛安只留下未来还有举债空间的伏笔，对股市周一开盘毫无助益。 他说，中国股市已开始盘整修正，因为市场已有共识 ，即中国这一轮出台的货币宽松和财政政策无法解决经济基本面的问题，且当局也无意催生“股市泡沫”，助长股市疯牛狂奔。 中国新一轮财政增量政策重点：避险 杨宇霆用“避险”一词，亦即“稳金融和置换地方隐形债务等风险”来总结这一轮财政增量政策的重点。 杨宇霆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用一个词总结这场财长发布会，那就是降低金融风险，也就是，稳金融或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是优先重点，当局未提出任何直接刺激经济增长对策。” 他说，财政当局靠举债解决地方债、房市等金融风险，解决的是“经济结构面的问题”，也是长期工作，本就对短线炒股的投资人不具参考意义。 若就解决结构性问题，他说，目前财政部的政策方向正确，但增量规模“仍属保守、力道也不足”，尤其在高失业率和经济滑坡的前提下，当局最关键的还是要拿出立马有效的增长刺激对策。 财爷3.2万亿人民币礼包待人大拍板 虽然蓝佛安对财政增量总规模未给出明确数字，但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未来新增的举债额度至少三万亿人民币“已靴子落地”，包括补充国银资金的一万亿元人民币、地方化债的1.2万亿人民币及扶持贫困人口等保民生的一万亿人民币资金，但他说，这笔举债额度还须经人大常委会于10月中下旬拍板定案，目前看来，应该会通过。 贺江兵说，中国股民的胃口被喂大，甚至期待高达十万亿人民币的救市注资，但以中央财政困难的现况来衡量，中位数三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规模仍属“比较积极”。 不过，他说，当局不针对经济下行的“病根”对症下药，出台这“一揽子刺激措施”只能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或刺激股市，无助经济复苏，换言之，央妈和财爷“开错药，吃越多、(中国经济)病得越深。” 贺江兵说:中国“经济靠这个财政(政策)是救不起来，它只是维持经济不塌陷。这就叫舍本逐末，你在这种细枝末节上，通过一种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印钞哪能什么问题都解决呀！所以它这个病根找错了，所以开的药也是错的，不是对症下药。” 他说，中国不改善对欧美和亚洲各国的关系，外贸不佳，外企也留不住，尤其在华日企走了三分之二，现在连一万家的规模都不到。至于在中企方面，三年来，当局重拳打压可创造八成就业的民企，从教培、平台经济、游戏产业都一一打到萧条，而且又搞国进民退，这些经济“病根”不先治，印再多钞票，也救不了中国经济。
建筑外观的大幅改造，无疑显示了当地政府将盘活闲置资产的决心落到了实处。然而，这一庞大的闲置资产地标，真的就此“浴火重生”了吗？（网络图片） 一座水司楼，让西南边陲默默无闻的独山县一夜“爆火”。 2.56亿元投资造了一座巨大的烂尾楼，烂得如此彻底——被住建部通报批评，被网友评为“2019年全国十大最丑建筑”第二名，还牵扯出独山县400亿地方债。 这样一座负面光环叠满的“地标建筑”，却在近日传出了投资1.5亿改建盘活的消息。 是知难而上的勇气，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荒诞的开始，不该以更荒诞的方式收场。 01 其实，水司楼因“天价烂尾楼”暴得大名，有点“冤”。因为，2016年水司楼开工时，2.56个小目标在独山县的“城建狂潮”中充其量只是个小浪花。 这个人口仅36万、财政收入不到9个亿的贫困县，2016年20项城建、旅游投资，累计投资目标达131亿。单一个水司楼所属的净心谷景区项目，就是50亿的总投资规模。如此狂热的氛围下，投几个亿建个“文旅地标”，多大点事？ 不过，在独山县众多大项目里，水司楼也算得上是雄心勃勃、“创意”满满。 按照最初的设想，要用全木质框架式榫卯结构打造这个高达99.9米、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进深240米的庞然巨物。这要是干成了，能让26.92米的故宫太和殿相形见绌。 当地政府还为水司楼申报了三项吉尼斯纪录：世界最大牌楼、最大的水族建筑、最高琉璃陶建筑。 按计划，这座奇迹般的建筑将在2019年完工，作为文旅综合体对外开放。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开工两年，砸下2.56亿元后，资金续不上了。 2018年，水司楼实际上已经停工了。此时水司楼的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木结构和琉璃陶的外立面也做了大半。这样一个30层楼高、非古非今的巨型烂尾楼，突兀地立在无人问津、杂草丛生的“景区”里，很是辣眼。 当地试图用围栏遮挡，却连门口那对8米高的石狮子都挡不住。更挡不住慕名而来的“废墟探索爱好者”，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 2020年10月8日，相关结论来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发布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目和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项目有关问题的通报》中指出： 贵州省独山县在影山镇净心谷景区内建设的水司楼，建筑高达99.9米，投资高达2.56亿元，存在脱离实际、滥建“文化地标”、破坏自然景观风貌等问题。 楼和造楼的人都成了全国著名的反面教材，名副其实的“人去楼空”。彼时，力推水司楼上马的时任县委书记潘志立，人称“城建狂魔”“潘大胆”，已经落马近两年。 “潘大胆”2011年主政独山，到2018年被免职，不到两届任期给独山县留下了400亿债务，和一堆光怪陆离的大项目，包括大学城、影视城、人造古城、数据中心等等。水司楼是其中最出名的，但绝不是投资规模最大的。 “潘大胆”留下的庞大遗产，对2020年3月才脱贫的独山县何其沉重。 02 独山县成“网红”后，水司楼的命运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2021年9月，“水司楼正被拆除”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镜头里的水司楼周边竖起了吊车，外挂的木结构肉眼可见地减少了。 不过，媒体采访时，对方给出的正式回应是“只是安全维护工作”。拆除已经损坏的外挂木结构，是为了排除安全隐患——此前消防部门就指出过，大量外挂木结构过不了关。 因此，拆除木结构的工程不是为了拆楼，而是为了“资产盘活”。 独山县政府从没有拆除水司楼的打算，有文件为证。 2020年7月14日，独山县发文称：新一任领导班子“针对此前因盲目举债、乱铺摊子遗留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烂尾工程问题进行整改，通过续建、缓建、转建和压缩建设规模等方式，分类分批推进整改”，“将水司楼变为净心谷大酒店项目，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签订合作协议盘活资产”。 独山县选择为这座“网红建筑”续命。可是，烂尾项目找接盘侠并不容易。仅仅是前期扫尾，就劝退了“接盘侠”。 2020年3月2日，“净心谷酒店续建”的相关招标文件发送至贵州酒店集团。贵州酒店集团要求，原“水司楼”后续工作启动必须先完成工程质量和消防验收，但净心谷酒店消防工程未完工不满足验收条件；加之原项目消防施工图未经审查无法进行备案，该问题无法解决将严重滞缓净心谷酒店整改进度，目前正在公开招标吸引外部资金进入解决净心谷酒店的消防等问题。 这是一个“囚徒困境”。 潜在的“接盘侠”当然希望掉坑风险最小化，坚持扫尾干净后再进场。可是，当地肯定也有顾虑——扫尾的钱哪儿来？就算放着一堆债务违约不处理，优先盘活水司楼，还是会有顾虑——扫尾的钱花了，人家还是不接盘怎么办？ 水司楼当年开工时，很多证都没办齐，说是违章建筑都不为过。面对这种从头烂到底的烂尾工程，接盘的决心不好下，不想接的理由是很容易找的——需要扫尾的何止一个消防工程？ 总之，独山县和贵州酒店集团没有谈出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后来的接盘传闻中，这家专业对口的本省国企再未出现。 03 传闻有接盘水司楼意向的企业中稍有眉目的，还有两家。 一家是上市公司洪涛股份。 洪涛股份2017年4月承接水司楼工程的施工，2019年底洪涛股份称，对该项目的回款为6000万元，应收账款已滚至1.5亿元。该公司在年报中把水司楼项目列为“重大未完工项目”，还给出了理由：后续建设资金未到位，且项目投资规模过大与实际需求不符”。 怨气之大，隔着屏幕都闻得到。 这个被水司楼深度套牢的“大冤种”，一度被传为潜在的接盘侠，外行可能会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其实，把“债主”变成“业主”的确是这轮地方“化债”的常规手段之一。这就有了“洪涛股份接盘水司楼”的想象空间。 不过，这则传闻是来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臆想。洪涛股份从未公开表达过接盘意向。即使当地政府有心，洪涛股份也无力接盘——这家被地方政府欠款深套的建筑企业自顾不暇，此后的经营状况也是一路走低，就算硬着头皮接，水司楼还是继续烂尾。 另一家传闻中的接盘侠南卓集团，是一家贵州本土企业。 南卓集团主要从事贵州省内的文旅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擅长“参与地方政府平台实体化转型升级”。该集团在贵州省内大部分文旅项目，几乎都是与地方平台合作的。2020年7月，的确有南卓的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我们的确准备接手这个项目”。 不过，南卓集团主要还是搞建设的，运营能力并不强。该集团此前投资的项目就有收益确权、应收账款等问题，接盘能力存疑。结果的确是雷声大雨点小——南卓股份仅仅参与了独山县净心谷景区道路建设项目后，就再无下文。 总之，水司楼这样的烂尾项目，要找到想接盘又能接盘的“白马骑士”并不容易。因此，给水司楼续命的资产盘活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2021、2022年两年间的公开信息少之又少。 唯一值得关注的，仅有2022年独山县发改局发布的“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备案”，项目建设单位为鑫影文旅投资，项目总投资3.6亿元——2016年水司楼项目的总预算为3.1亿元，烂尾改造比新造都贵。 不过，这一备案信息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鑫影文旅投资由独山县金融业发展服务中心全资控股，实际上是个“化债中心”，其投资实力可想而知。2022年总资产两亿多的鑫影文旅投资，亏损高达5000多万，可堪大用？ 04 2023年7月以来，化债相关重磅文件相继出台。地方化债压力层层加码，独山县也加大了“资产盘活”的力度，“净心谷酒店项目”的动作频频。 同年8月4日，独山县发改局于县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备案已调整”。项目总投资由3.6亿元增至3.645381亿元，建设规模及内容由“净心谷酒店建筑面积71318.5平方米的装修改造及广场附属设施”改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40785.19平方米，占地面积7307.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4654.22平方米”。 更精确细致的数字调整，说明实质性推进“走心”。 果不其然，8月9日，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招标公告》。此次招标的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规划用地面积40785.19平方米，占地面积7307.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4654.22平方米，合同估算价为1.5亿元，计划工期213天。 2024年1月初，项目推进再次加速。招标代理进场、规划设计招标公布了中标候选名单，“净心谷酒店项目”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2024年独山县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年内净心谷酒店建成投用，净心谷景区实现运营”。 独山动作频频、底气十足，有赖两位出资的“贵人”——该省国资委实控的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格美集团。省国企出场意料之中，格美集团的参与更受关注。 格美集团旗下的格林酒店集团拥有“格林豪泰”等多家酒店品牌，是国内酒店业的龙头之一。格美集团正式入局独山县，始于2023年10月25日格美集团董事长率队到独山考察调研。2024年1月15日到17日，格美集团董事长再赴独山，项目随即加速。 最近网上流传的现场照片显示，水司楼标志性的琉璃件、木结构外挂已经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大型酒店常见的建筑外观。 世上不再有水司楼，只有净心谷酒店。 05 建筑外观的大幅改造，无疑显示了当地政府将盘活闲置资产的决心落到了实处。然而，这一庞大的闲置资产地标，真的就此“浴火重生”了吗？坦率地说，目前无法乐观。 首先，净心谷酒店的“起点”太高了，总建筑成本贵到高不可攀。 此次招标的1.5亿元投资，相当于每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的成本2万元左右，这比国内五星级宾馆平均每平方米5000—10000元的建筑成本要高得多。 而且，1.5亿元还不够。按照项目备案的3.645亿元，项目后续还需投入2个亿。再算上烂尾的2.56亿元、2018年以来陆陆续续的维护投入，建成后的净心谷酒店造价已经超过6亿元。 经营如此昂贵的大型酒店，后续经营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 再者，净心谷酒店是景区配套设施，盘活酒店就要盘活景区。净心谷景区是个50亿投资预算的大项目，当地有能力盘活吗？即便能够顺利完成景区建设，游客数量也是个大问题。 养活净心谷酒店这个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的超级“吞金兽”，一年得接待多少游客？ 贵州确实是旅游大省，但是距离县城近20公里的建筑面积有7万平方米的豪华酒店也过于奢侈了——即便是省会贵阳的五星级酒店贵航喜来登酒店，也不过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为了一个豪华马鞍，先配一匹千里马，可不是正常的市场逻辑。 唯一能指望的“千里马”，就是旅游了。独山的确拥有一定的旅游资源，但是在贵州真能排上头部吗？ 处于贵州省旅游头部的荔波县一年的游客接待量为1200万人次，是独山县的4到5倍，也没有配置如此昂贵、如此庞大的“超豪华酒店”。 综合各种因素，水司楼变身大酒店即便能顺利实现项目建设，未来要维持经营也颇为艰难。 当地急于“化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如此庞大的地方债不可能“无痛化解”，“一个也不能少”的化债思路是不现实的。 独山的经济恐怕承担不起“同一个坑跳两次”的代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中国多省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实行精兵简政，即把省内事业单位转为企业，转制后工作人员将由事业编制，转为一般企业员工，不再拥有“铁饭碗”。最近一例发生在山东省，约10万名事业编制人员将转为“合约工”。 综合媒体报导，中国的行政编制、事业编制、国企编制，往往被视为“铁饭碗”，一旦入编，就不会轻易被辞退。但中国近年因失业率居高不下，使考公、考编人数逐年递增。然而，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各地财政吃紧，于是多个省市开始精兵简政，“铁饭碗”将不复存在。 近日，山东省人社厅等10个部门联合宣布启动省级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变的全面改革，涉及约10万名事业编制人员，转制后的企业将收回所有的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将从省编办的实名制名单中剔除，并与新成立的企业签订劳动合约，成为企业员工，即合约工。这项重大措施将彻底改变长期以来事业单位“铁饭碗”的局面。 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事业转企业，是不是就意味著单位要自负盈亏了？”“红十字会就该改成企业，自负盈亏，杜绝财政拔款。”“并不是所有改制就能成功，一定会出现分化。唯一的就是减少财政支出。”“难道是韭菜接不上茬了？所以养不活了。”“好离谱，山东孩子高考就hard模式了，事业单位也完蛋了。” 不只山东省，中国多个省市早前已开始进行精兵简政，澎湃新闻报导，河南省今年4月要求事业编制按不低于30%精简。黑龙江、湖南、湖北、云南、安徽、内蒙古多地，都已开始“精兵简政”。 实际上，美中贸易战开打后，中共已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勒紧腰带”，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 针对地方债务问题，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2023年年初向媒体坦言，中央“将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执行“中央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他此前也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政府过紧日子不是短期应对措施，而是应该长期坚持的方针政策。” 去年6月，广西政府发布公告称，拟与国营企业债务撇清关系，要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谁举债、谁负责”，地方政府不承担偿债责任。 这意味著，如果事业编制人员转为企业员工，即使进入国有企业，也将面临自负盈亏的风险，地方政府对此“概不负责”。
最近这几年有关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就是”债务风险”，近三年两度掀起讨论热浪，主角均是中国房地产超霸恒大公司，华尔街关注的重心就是恒大破产后的债务风险是否会外溢。今年从8月中旬恒大在美申请破产之后之后的热议持续了约20天，《华尔街日报》9月8日那篇《人人看空中国，但债券投资者除外》按了暂停键，该文称恒大债务风险不会外溢，因为许多中国公司发行的美元债券与美国国债之间的收益率差保持相对稳定，这表明投资者认为，虽然中国经济放缓，但不会严重到令这些公司无力偿还债务的地步。恰在此时，《中国新闻周刊》于9月6日刊发一篇《70万个村庄，欠了9000亿？》，海外一些自媒体以为这是重大新”新闻”，立刻又延伸至”中共即将垮台”这个老话题。 村级债务是积年沉疴 其实，村级债务问题算是积年沉疴，多年来也不断有文章谈到。 按时间先后排序，以下几篇很有代表性： 贺雪峰：《解决村级债务刻不容缓》（2015年10月28日） 梁晓飞、刘良恒：《越是“明星村”，负债越严重？》（《半月谈》，2019年5月13日） 邵海鹏，《村级债务已达9000亿！“小村大债”怎么来的？如何拆弹？》（第一财经，2023年3月8 日）。 梳理这几篇文章，村级债务的形成一目了然： 1、债务分新旧，成因不同。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截至2006年底，全国村级债务规模为4000亿元。 中国农业农村部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到9000亿元，村级组织平均负债达130万元。 根据上述文章采访三农专家们，村级债务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1990年代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间村集体形成的债务，被学界称为“传统村级债务”或“旧村级债务”，为4000亿。这部分税费改革前形成的旧村级债务，部分是因收缴税费导致的债务，部分是村集体为完成上级的经济考核任务而举债兴办集体企业形成的。除了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民间金融机构的借贷之外，还有向村干部与村民借贷的高息借款。另一类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形成的新村级债务。村庄建设导致的建设性债务是新村级债务的主要来源，项目制则是新村级债务产生的制度背景，笼统计算，2019年的9000亿减去2006年以前的4000亿，新村级债务约为5000亿。 2003-2023“建设新农村”花费巨大 说起来，中国农村在中国改革中的地位曲折多变，当年中国改革始自农村，带头吃螃蟹的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发起的包产到户。简言之，198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改革曾经中国社会带来了生机，但从199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农村在一段时期是放任自流状态，迅速走向破败，不少地方乡村黑势力泛滥，出现了所谓“三农问题”，当时政策研究者与学界将乡村治理分解为农业（生产）、农民（人）、农村（社区），似乎认为可以分开治理取得成效。胡温时期，“三农”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因此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始乡村治理。从2023年开始，口号随着治理重心不断变化，胡温时期叫“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造就万千美丽乡村”。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浙江的乡村治理口号是“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如今早已弃用 “三农问题”，称之为“乡村治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需要花大量银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公共财政资源是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向农村输送的。具体说，中央政府为了保障专项转移支付体现政策目标，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比例不等的配套资金，村庄在承接项目时也需要一定资金投入，其目的之一在于对基层政府或地方社会产生激励作用。但是，很多村子没有能力筹集相应的配套资金，只能采取借债、欠款等方式，因而形成村级债务。研究者总结说，如果说旧村级负债是一种资源挤压型负债，新村级负债则是一种资源输入型负债，形成于21世纪以来国家大规模自上而下向农村输入资源的过程中，是资源下乡的一种异化结果，这一总结堪称到位：“产生巨额新村级债务的原因当然不在于资源本身，而是在于资源落地的操作方式”——说白了，在中国腐败的吏治环境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项目资金成了村干部这个小的权力共同体的吸金管道。 在建设性债务之外，新村级债务中还有一种因集体经营项目产生的经营性债务。村级债务中经营性债务占比高的村子大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浙江省丽水市的村庄就有这样的例子。《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提到，截至2022年6月底，丽水市有986个村子有村级债务，负债金额共计5.93亿元，其中集体经营性负债约为3.73亿元，占比接近63%。经营性债务的偿债能力，由举债村的经营能力决定。丽水市村级债务中，3.73亿元的集体经营性负债推动形成资产6.09亿元，年度收益4722.45万元，平均收益率达12.64%。当村庄自身条件一般或是村集体经营能力有限，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成为难以填满的窟窿。广东省一些城市周边的村庄为了发展经济，向银行借贷在村里建了工业园，期望工业园建成后租给企业，形成稳定收益，但是一部分工业园的设计不科学、招商不顺利，项目经营失败，因此形成村级负债。经营性债务则主要是向当地农商行、信用社的贷款，还有一些是向“先富起来的村级精英”的借款，往往是有息债务。 据研究者调查后分析，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比建设性债务更棘手。吕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建设性债务形成后其实就锁定了，不会增长，但经营性债务可能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为了盘活经营性项目有可能持续投入，使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贺雪峰的文章认为，村级债务直接影响了乡村治理。村级债务总量并不庞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数量远大于此。村级债务数量并不大。甚至相当部分村庄，国家每年转移下来的财政资金，要远远大于村级债务。因此，村级债务问题本质上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对村级债务的认识问题，对村级债务负面后果的认识问题。国家每年向农村转移支付超过万亿的资金，目的是为了缓解三农问题，建设搞好乡村治理。但村级债务不解决，农村正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确立，无论多么巨大的转移支付资金在落地时都会事倍功半，达不到应有效果。 村级债务的风险不会外溢 中国债务问题确实是个问题，恒大等房地产公司的涉外债务只是其中一部分。除了时不时热议的地方政府债务之外，本文述及的村级债务是另一积年沉疴，但它不算政府债务。这里我得特别说明一下，中国政府机构的末端是乡镇，村委会只算“村民自治组织”，村长村支书均不纳入国家干部等级序列。 基于以前我对中国地方债、中央政府债务、企业债的分析，我认为在中国各种类型的债务中，村级债务可能是风险最不会外溢的类别，影响的主要是欠债的乡村本身，不会在中国引起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不会对中共政权形成冲击。这就是村级债务形成时间长达20年，年年都在累积，但并未听说引起金融爆雷事件，比当年P2P的影响小多了。美国几大金融评级公司分析中国债务，基本上未涉及这块的原因也在于此。 现在回答一个曾被问及的问题：如果中国实行政府或者准政府组织破产制度，学习现时的英国伯明翰（刚宣布破产）、昔日的美国底特律，中国农村是不是将遍布破产村镇？好象也不至于，因为毕竟平均每个村子只摊到130万元债务，至于村里的秩序如何维持，钱多钱少，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些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村级的项目资金，多是被相关利益集团层层瓜分，落实到村民头上的可能不到一半。如果村委会不能再继续举债运转所谓“项目”，最多就是让村干部这个权力共同体少了一个吸金管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