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夢之城，在海港之夜重現
2026 年 6 月 4 日
新聞業務專欄，不知不覺寫了三十三篇了，多數都在談如何發現寫作線索、如何搜集有效的信息以及寫作者的職業倫理等。今天，要談一談寫作的意義。 這兩天，一些普通人的文字創造了寫作的奇蹟，廣為流傳，閱讀傳播者逾千萬，就是一條15字的置頂評論，點贊數也高達70多萬。 普通人的聲音，第一次如此震耳欲聾。 也就是兩年多前，武漢初發疫難，大家都期待著作家教授記者們站出來說話，最終也確實是這些人的聲音更多地引起了大眾的關注。 很多人會贊同薩義德以下的觀點：「知識分子並不是登上高山或講壇，然後從高處慷慨陳詞。知識分子顯然是要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要能影響正在進行的實際過程。」 兩年後的今天，雖然也有人在呼籲上海的作家教授們發聲，但更多的普通人自覺或被迫站了出來、站了起來，說自己想說的話。 自己給自己代言，自己講述自己的遭遇，通常更能引起共情。 無論多麼高明的寫作者，都無法將別人的痛苦與歡愉完全感同身受，無論多麼先進的傳播技術，都不及真情實意更能動人催人自覺加入傳播的行列。尤其是社會共同遭遇大災難時，切膚之痛只有當事人才能描述還原得更為具體和真切。 大時代，滾滾洪流，一粒塵埃可能壓垮一個弱小的個體甚至一個家庭。疫情嚴控之下，地方治理究竟如何，誰也不如那些被封控在小區、禁足在家裡的人更有發言權。他們不用替別人代言，只需要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說出來，就是大時代下一個真實的片段，就是個體最真實的感受。 這不是大局觀的問題，也不是全面與個體的關係，一個人的苦難，即便再細小和局部，對當事個體來說就是全部和所有。 當一個老人發病後無法得到及時救治，他的生命就可能被剝奪，他的家庭可能就此陷入悲痛和沉淪；當一個孩子發病卻無法送到醫院，花朵就可能凋謝，一個家族就可能從此沒有了歡聲笑語；一個年輕人發病沒有醫院接收，那他們的父母就可能白髮人送黑髮人，一個家庭的支柱就可能坍塌…… 「在充滿敵意的環境里生存，人是很容易墮落為獸的。」人性與文明的社會，每個個體的生命都應當被珍視，每個個體的苦難都應該被重視，每個普通人的聲音都應該被聽到，沒有人會無情地要求所有人用虛幻的宏大情感去稀釋沖淡甚至埋沒個體的苦痛。 宏大敘事和集體情緒，有時候能裹挾更多人，眾人都人云亦云，職業寫作者不斷被閹割和自我審查的時候，普通人的個體表達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個體的喜怒哀樂一旦被成功表達出來，更像一把極窄但異常鋒利的尖刀，刺入人的身體或內心深處，創面或許不大，但傷人程度極深。 文字表達，不是作家教授和記者的專利，建築師、工程師、醫生、農民等等，都可以成為文字表達者，寫自己就行，寫自己的人生、記錄個人的遭遇、描摹自己眼中的世界，不用整日想著替他人代言。 在信息流通不暢的時候，是否有高超的表達技巧就不那麼重要了，是否有嫻熟紮實的文字功底也不那麼重要，是否有華麗的辭藻更不重要了，相比之下，讓人聽到個體細小微弱的呼救聲更重要。眾生沉默，不替他人代言，真實地再現自己的遭遇就值得尊重。 湖北的詩人余秀華，是一個腦癱患者，也是一個農民，她寫自己的生活，寫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想，寫自己的家庭婚姻和情慾，震撼和感動了無數的人。我，也曾多次被她的文字所打動。 沒有合格的代言人，或者是代言人的聲音過於端莊、表面甚至背叛被代言人，普通人拿起筆自己發聲講述個體的遭遇，在一些特殊的時刻尤為珍貴。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褚家朝新）
對鋼琴家嫖娼的官方通報，引起了較為強烈的輿論反彈。 微博截圖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博士後韓旭，是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對此通報也公開提出了質疑。 韓旭教授認為，官方通報於法無據，涉嫌行政違法。此外，官方方通報不符合憲法原則和「比例原則」，損害公民各項基本權利。 韓教授還指出，「如果我們的行政執法人員在執法中不能牢固樹立『人權保障』的理念，法治政府和法治國家永遠不可能建成」。他對此事的具體意見，大家可閱讀他專門就此事發表的文章《全媒首發 | 韓旭教授：涉嫌賣淫嫖娼人員是否應該被通報？》。 《中國慈善家》雜誌也發表了題為《嫖娼通報被「社死」，滿足公眾知情權就要犧牲個人隱私權嗎？》的文章。文章指出，就法律層面來說，嫖娼行為屬於個人隱私，公安機關依據相關法律對當事人進行處罰無可厚非，但無權將這種涉及個人隱私的嫖娼行為公之於眾。畢竟，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只對賣淫嫖娼者規定了拘留、罰款的懲罰措施，不包含通報。 除了這些從法律層面提出的質疑，還有很多其他的質疑。 比如有人就指出，如果因為嫖娼就要下架這些藝人的文藝作品，那中國古代很多詩人詞人都曾公開狎妓，他們的詩詞是否應該全社會禁止誦讀傳播呢？古今中外很多知名的文學家、音樂家、畫家都有嫖娼的行為，但沒有人否定他們的藝術成就，他們的作品正常流傳，如今卻要對這些嫖娼的藝人一棍子打死。 各種角度都很道理，老褚作為一個過氣的前時政記者，要從另一個更現實更緊要的角度說這個問題。 有讀者說，這些明星的社會影響力很大，他們嫖娼的社會危害性很大，因此應該通報讓更多人知曉。 若非要論社會危害性，手握公權力的「性貪」的社會危害性遠比這些藝人明星嫖娼大。嫖娼，甲掏自己的錢換乙的色，雖然違反《治安處罰法》，並不太大妨礙社會的公平正義，手握公權力的官員搞權色交易和錢色交易就不一樣了，直接嚴重危害社會的公平正義。 前不久，中紀委國家監委通報，江蘇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立科 「大搞錢色交易」。此外，最近還有海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王勇、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鄧恢林、青海省原副省長文國棟、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政協原主席姜國文等被通報「搞權色交易」；河北省政府原副省長李謙是「搞錢色交易」，福建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長張志南和原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鬍問鳴等，既「搞權色交易」又「搞錢色交易」。 何為權色交易？中紀委案件審理室編著的《紀律審查證據收集與運用》一書明確界定：「搞權色交易」，屬於違反廉潔紀律，利用職權為對方提供幫助，並與對方發生不正當性關係的屬於權色交易。稍微翻譯一下，「權色交易」可以發生在上下級、官商之間，是一種交換。 「權色交易」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搞，該官方出版的書中還明確認定，有資格違反這一條的主體是具有一定職權的黨員或者黨員領導幹部。 從官方的這些界定和規定中，我們不難發現，官場的權色交易是一個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色謀取利益並以此換取色，那麼在提拔幹部和承攬工程項目時就會大量存在不合法不公正的情況。 上司和下屬搞權色交易，那勢必影響公正的人事提拔，影響到地方局部的政治生態是否清正，上司權力範圍內的人事安排就勢必會脫離規章制度而失去規範。 《中國經濟周刊》曾報道稱，在江西贛州官場，一些女幹部與原市委書記史文清的不正當關係成為公開的秘密。這樣的地方官場，還有何公平正義可言，失去了公平正義，還有何公信力可言？ 再說官場的錢色交易。中紀委案件審理室編著的《紀律審查證據收集與運用》一書明確界定：與對方發生不正當性關係的同時向對方贈送錢物以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的，屬於錢色交易。仔細琢磨發現，「錢色交易」更像是包養情人而不是嫖娼，因為官方定義里強調了「贈送錢物以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官員們的那點工資，夠搞「錢色交易」長期包養情人？為了實現「錢色交易」，勢必要貪污受賄賣官賣工程，這對社會的危害難道不比一個藝人拿自己的錢去嫖娼大？ 官員們搞權色交易、錢色交易的另一個危害，是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的安全穩定。有些官員搞權色交易、錢色交易，是替人攬工程，這樣的工程不可能保質保量，輕則導致豆腐渣工程出現浪費社會資源，重則會出現群死群傷的重大傷亡事故。 我曾看過湖北一名廳官的懺悔錄。他懺悔說，「我和前妻婚後長期不和諧，我在婚後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在道德上對她有些虧欠，因而總想經濟上不能再虧欠她，應更多補償她。我為她創造條件，讓她參與高利貸、收受現金和裝修款、紅木傢具等違法犯罪活動。」 可是，這個懺悔錄只是小範圍傳播，並沒有對社會公開，老褚也是採訪中偶然得知。 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官場的權色交易、錢色交易遠比明星嫖娼的社會危害性大。既然官方覺得明星嫖了哪個娼值得公開向社會通報，那官員們和哪些異性搞了權色交易、如何搞的權色交易，豈不是更值得通報。 試想，如果將官員們和哪些人搞了權色交易錢色交易的細節全部公開通報，雙方的家庭乃至家族都會受到極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以後哪個下級還敢去色誘上級搞權色交易、錢色交易？ 這些年，官員嫖娼被抓的也不少，可是也很少通報。對藝人嫖娼的公開通報，這是典型的選擇性通報。 對社會危害更大更廣更重的官場「性貪」不通報有選擇性的盯著那些藝人，這不正常。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褚記）
前日的河南官場發生了兩件震驚大家的大事。 第一件，是換省委書記了。王國生不再擔任河南省委書記，山西省委書記樓陽生不再擔任山西省委書記，調任河南省委書記。另一件事，就是中紀委國家監委發布消息，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甘榮坤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一個省，同一天發布這麼兩個重大的人事變動消息，當然在官場會是一場大震。 先說說王國生。 王國生，2010年12月晉陞為正部級官員，成為湖北省長。2016年6月，干滿了五年一屆的王國生調任青海擔任省委書記，2018年3月調任河南省委書記，截至目前他在河南省委書記的崗位上已經幹了三年多。 王國生1956年5月出生，到今年5月已經滿65歲，到了正部級官員65歲退休或退居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年齡。所以，他的離任目前看是到齡退，不宜與甘榮坤的落馬直接聯繫在一起。 但是，王國生和甘榮坤確實也有關係，他們不僅僅在河南一起共事數年，還有別的關聯。 王國生2010年12月—2016年6月擔任湖北省長，甘榮坤2013年8月從北京海關關長的位置上調任湖北副省長，一直干到2016年7月調到黑龍江任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國生2018年3月到河南擔任省委書記，甘榮坤2019年從黑龍江調到河南擔任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再次成為一個的班子成員。 王國生不僅與甘榮坤有諸多交集，與接任的河南省委書記的樓陽生也有諸多交集，而且也是在湖北，樓陽生和甘榮坤在湖北工作的時候都是王國生擔任湖北省長期間的同僚和下級。 王國生2010年12月—2016年6月在擔任湖北省長期間，樓陽生2012年3月從海南調到湖北擔任湖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2014年6月離開湖北到山西擔任省委副書記，兩人在湖北交集的時間長達2年零3個月。 樓陽生與甘榮坤在湖北也有交集：2012年3月到湖北擔任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甘榮坤2013年8月到湖北擔任副省長，兩人在湖北官場也有10個月的交集。 對於河南官場來說，同一日換省委書記抓省政法委書記，必然是一場大震，但我之所以不說是地震，是因為兩件事之間目前看沒有什麼直接聯繫，長衫生認為可能與目前仍在持續深入的政法系統教育整頓有關。 關心河南官場的人應該注意到了，2016年時任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吳天君落馬，前不久，就在2021年5月20日，河南省紀委監委宣布省會鄭州的政法委書記於東輝也被抓了。 一個省，五年左右的時間兩任省政法委書記落馬；最近短短12天，省政法委書記和省會城市的政法委書記雙雙落馬，必將對河南整個政法系統產生巨大的震動。 省市兩級政法委書記落馬，不能說是河南官場大地震，但絕對是河南政法系統的大地震，肯定會牽出更多河南政法系統的官員，一場聲勢浩大的整頓勢必要在中原大地展開。期盼著，期盼著，期盼人口大省河南政法系統能借這次大地震的機會剷除一些害群之馬，糾正一些冤假錯案，讓河南政法系統的政治生態有所好轉，讓河南的老百姓能切實感受到更多的正義與光明。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褚朝新說事，文章現已被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