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新闻业务专栏，不知不觉写了三十三篇了，多数都在谈如何发现写作线索、如何搜集有效的信息以及写作者的职业伦理等。今天，要谈一谈写作的意义。 这两天，一些普通人的文字创造了写作的奇迹，广为流传，阅读传播者逾千万，就是一条15字的置顶评论，点赞数也高达70多万。 普通人的声音，第一次如此震耳欲聋。 也就是两年多前，武汉初发疫难，大家都期待着作家教授记者们站出来说话，最终也确实是这些人的声音更多地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很多人会赞同萨义德以下的观点：“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 两年后的今天，虽然也有人在呼吁上海的作家教授们发声，但更多的普通人自觉或被迫站了出来、站了起来，说自己想说的话。 自己给自己代言，自己讲述自己的遭遇，通常更能引起共情。 无论多么高明的写作者，都无法将别人的痛苦与欢愉完全感同身受，无论多么先进的传播技术，都不及真情实意更能动人催人自觉加入传播的行列。尤其是社会共同遭遇大灾难时，切肤之痛只有当事人才能描述还原得更为具体和真切。 大时代，滚滚洪流，一粒尘埃可能压垮一个弱小的个体甚至一个家庭。疫情严控之下，地方治理究竟如何，谁也不如那些被封控在小区、禁足在家里的人更有发言权。他们不用替别人代言，只需要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说出来，就是大时代下一个真实的片段，就是个体最真实的感受。 这不是大局观的问题，也不是全面与个体的关系，一个人的苦难，即便再细小和局部，对当事个体来说就是全部和所有。 当一个老人发病后无法得到及时救治，他的生命就可能被剥夺，他的家庭可能就此陷入悲痛和沉沦；当一个孩子发病却无法送到医院，花朵就可能凋谢，一个家族就可能从此没有了欢声笑语；一个年轻人发病没有医院接收，那他们的父母就可能白发人送黑发人，一个家庭的支柱就可能坍塌…… “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生存，人是很容易堕落为兽的。”人性与文明的社会，每个个体的生命都应当被珍视，每个个体的苦难都应该被重视，每个普通人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没有人会无情地要求所有人用虚幻的宏大情感去稀释冲淡甚至埋没个体的苦痛。 宏大叙事和集体情绪，有时候能裹挟更多人，众人都人云亦云，职业写作者不断被阉割和自我审查的时候，普通人的个体表达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个体的喜怒哀乐一旦被成功表达出来，更像一把极窄但异常锋利的尖刀，刺入人的身体或内心深处，创面或许不大，但伤人程度极深。 文字表达，不是作家教授和记者的专利，建筑师、工程师、医生、农民等等，都可以成为文字表达者，写自己就行，写自己的人生、记录个人的遭遇、描摹自己眼中的世界，不用整日想着替他人代言。 在信息流通不畅的时候，是否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就不那么重要了，是否有娴熟扎实的文字功底也不那么重要，是否有华丽的辞藻更不重要了，相比之下，让人听到个体细小微弱的呼救声更重要。众生沉默，不替他人代言，真实地再现自己的遭遇就值得尊重。 湖北的诗人余秀华，是一个脑瘫患者，也是一个农民，她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写自己的家庭婚姻和情欲，震撼和感动了无数的人。我，也曾多次被她的文字所打动。 没有合格的代言人，或者是代言人的声音过于端庄、表面甚至背叛被代言人，普通人拿起笔自己发声讲述个体的遭遇，在一些特殊的时刻尤为珍贵。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褚家朝新）
对钢琴家嫖娼的官方通报，引起了较为强烈的舆论反弹。 微博截图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博士后韩旭，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对此通报也公开提出了质疑。 韩旭教授认为，官方通报于法无据，涉嫌行政违法。此外，官方方通报不符合宪法原则和“比例原则”，损害公民各项基本权利。 韩教授还指出，“如果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不能牢固树立‘人权保障’的理念，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永远不可能建成”。他对此事的具体意见，大家可阅读他专门就此事发表的文章《全媒首发 | 韩旭教授：涉嫌卖淫嫖娼人员是否应该被通报？》。 《中国慈善家》杂志也发表了题为《嫖娼通报被“社死”，满足公众知情权就要牺牲个人隐私权吗？》的文章。文章指出，就法律层面来说，嫖娼行为属于个人隐私，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对当事人进行处罚无可厚非，但无权将这种涉及个人隐私的嫖娼行为公之于众。毕竟，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只对卖淫嫖娼者规定了拘留、罚款的惩罚措施，不包含通报。 除了这些从法律层面提出的质疑，还有很多其他的质疑。 比如有人就指出，如果因为嫖娼就要下架这些艺人的文艺作品，那中国古代很多诗人词人都曾公开狎妓，他们的诗词是否应该全社会禁止诵读传播呢？古今中外很多知名的文学家、音乐家、画家都有嫖娼的行为，但没有人否定他们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正常流传，如今却要对这些嫖娼的艺人一棍子打死。 各种角度都很道理，老褚作为一个过气的前时政记者，要从另一个更现实更紧要的角度说这个问题。 有读者说，这些明星的社会影响力很大，他们嫖娼的社会危害性很大，因此应该通报让更多人知晓。 若非要论社会危害性，手握公权力的“性贪”的社会危害性远比这些艺人明星嫖娼大。嫖娼，甲掏自己的钱换乙的色，虽然违反《治安处罚法》，并不太大妨碍社会的公平正义，手握公权力的官员搞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就不一样了，直接严重危害社会的公平正义。 前不久，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江苏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 “大搞钱色交易”。此外，最近还有海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勇、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邓恢林、青海省原副省长文国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协原主席姜国文等被通报“搞权色交易”；河北省政府原副省长李谦是“搞钱色交易”，福建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张志南和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等，既“搞权色交易”又“搞钱色交易”。 何为权色交易？中纪委案件审理室编著的《纪律审查证据收集与运用》一书明确界定：“搞权色交易”，属于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为对方提供帮助，并与对方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属于权色交易。稍微翻译一下，“权色交易”可以发生在上下级、官商之间，是一种交换。 “权色交易”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搞，该官方出版的书中还明确认定，有资格违反这一条的主体是具有一定职权的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 从官方的这些界定和规定中，我们不难发现，官场的权色交易是一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色谋取利益并以此换取色，那么在提拔干部和承揽工程项目时就会大量存在不合法不公正的情况。 上司和下属搞权色交易，那势必影响公正的人事提拔，影响到地方局部的政治生态是否清正，上司权力范围内的人事安排就势必会脱离规章制度而失去规范。 《中国经济周刊》曾报道称，在江西赣州官场，一些女干部与原市委书记史文清的不正当关系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样的地方官场，还有何公平正义可言，失去了公平正义，还有何公信力可言？ 再说官场的钱色交易。中纪委案件审理室编著的《纪律审查证据收集与运用》一书明确界定：与对方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同时向对方赠送钱物以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属于钱色交易。仔细琢磨发现，“钱色交易”更像是包养情人而不是嫖娼，因为官方定义里强调了“赠送钱物以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官员们的那点工资，够搞“钱色交易”长期包养情人？为了实现“钱色交易”，势必要贪污受贿卖官卖工程，这对社会的危害难道不比一个艺人拿自己的钱去嫖娼大？ 官员们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的另一个危害，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安全稳定。有些官员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是替人揽工程，这样的工程不可能保质保量，轻则导致豆腐渣工程出现浪费社会资源，重则会出现群死群伤的重大伤亡事故。 我曾看过湖北一名厅官的忏悔录。他忏悔说，“我和前妻婚后长期不和谐，我在婚后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在道德上对她有些亏欠，因而总想经济上不能再亏欠她，应更多补偿她。我为她创造条件，让她参与高利贷、收受现金和装修款、红木家具等违法犯罪活动。” 可是，这个忏悔录只是小范围传播，并没有对社会公开，老褚也是采访中偶然得知。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官场的权色交易、钱色交易远比明星嫖娼的社会危害性大。既然官方觉得明星嫖了哪个娼值得公开向社会通报，那官员们和哪些异性搞了权色交易、如何搞的权色交易，岂不是更值得通报。 试想，如果将官员们和哪些人搞了权色交易钱色交易的细节全部公开通报，双方的家庭乃至家族都会受到极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以后哪个下级还敢去色诱上级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 这些年，官员嫖娼被抓的也不少，可是也很少通报。对艺人嫖娼的公开通报，这是典型的选择性通报。 对社会危害更大更广更重的官场“性贪”不通报有选择性的盯着那些艺人，这不正常。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褚记）
前日的河南官场发生了两件震惊大家的大事。 第一件，是换省委书记了。王国生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调任河南省委书记。另一件事，就是中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一个省，同一天发布这么两个重大的人事变动消息，当然在官场会是一场大震。 先说说王国生。 王国生，2010年12月晋升为正部级官员，成为湖北省长。2016年6月，干满了五年一届的王国生调任青海担任省委书记，2018年3月调任河南省委书记，截至目前他在河南省委书记的岗位上已经干了三年多。 王国生1956年5月出生，到今年5月已经满65岁，到了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或退居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年龄。所以，他的离任目前看是到龄退，不宜与甘荣坤的落马直接联系在一起。 但是，王国生和甘荣坤确实也有关系，他们不仅仅在河南一起共事数年，还有别的关联。 王国生2010年12月—2016年6月担任湖北省长，甘荣坤2013年8月从北京海关关长的位置上调任湖北副省长，一直干到2016年7月调到黑龙江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国生2018年3月到河南担任省委书记，甘荣坤2019年从黑龙江调到河南担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再次成为一个的班子成员。 王国生不仅与甘荣坤有诸多交集，与接任的河南省委书记的楼阳生也有诸多交集，而且也是在湖北，楼阳生和甘荣坤在湖北工作的时候都是王国生担任湖北省长期间的同僚和下级。 王国生2010年12月—2016年6月在担任湖北省长期间，楼阳生2012年3月从海南调到湖北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2014年6月离开湖北到山西担任省委副书记，两人在湖北交集的时间长达2年零3个月。 楼阳生与甘荣坤在湖北也有交集：2012年3月到湖北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甘荣坤2013年8月到湖北担任副省长，两人在湖北官场也有10个月的交集。 对于河南官场来说，同一日换省委书记抓省政法委书记，必然是一场大震，但我之所以不说是地震，是因为两件事之间目前看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长衫生认为可能与目前仍在持续深入的政法系统教育整顿有关。 关心河南官场的人应该注意到了，2016年时任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天君落马，前不久，就在2021年5月20日，河南省纪委监委宣布省会郑州的政法委书记于东辉也被抓了。 一个省，五年左右的时间两任省政法委书记落马；最近短短12天，省政法委书记和省会城市的政法委书记双双落马，必将对河南整个政法系统产生巨大的震动。 省市两级政法委书记落马，不能说是河南官场大地震，但绝对是河南政法系统的大地震，肯定会牵出更多河南政法系统的官员，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顿势必要在中原大地展开。期盼着，期盼着，期盼人口大省河南政法系统能借这次大地震的机会铲除一些害群之马，纠正一些冤假错案，让河南政法系统的政治生态有所好转，让河南的老百姓能切实感受到更多的正义与光明。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褚朝新说事，文章现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