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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7 月 15 日
今年4月15日是原中共領導人胡耀邦逝世三十五周年。作為中共黨內曾經的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政策的倡導者和執行者，胡耀邦對於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都有哪些貢獻？又為何被迫辭職下台？胡耀邦的政治遺產對今天的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 胡耀邦三十五周年忌日前夕 中共前高官被禁言 「頭頂一個天，腳踏一方土，風雨中你昂起頭，冰雪壓不服。好大一棵樹，任你狂風呼，綠葉中留下多少故事，有樂也有苦。」（歌曲《好大一棵樹》） 這是詞作家鄒友開1989的4月15日在聽到胡耀邦的死訊後，創作的詩歌《好大一棵樹》，後被譜成歌曲廣為傳唱，並成為中國民眾對他表達哀思的象徵。 胡耀邦忌日被上崗 高瑜：對民主的反諷和敵視 35年過去了，中國民間對胡耀邦的紀念始終不斷，而當局則仍在採取嚴控打壓措施。中國獨立記者高瑜本周一（15日）在X平台貼文說：「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5周年忌日，北京以至全國都有公民被上崗，從昨晚站到今晚，24小時限制自由。 這是什麼行為？ 這是『反黨』行為。」 她還說：「胡耀邦是中共最有民主思想、民主作風的領導人，深受人民愛戴，否則他的離世也不可能激發起中共執政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民主運動。 中共當前號稱『全過程民主『，在中共最有民主威望的領導人胡耀邦的第35個忌日，用上崗這種專制威懾，阻止人民的紀念，更是對民主的反諷和敵視。」 體制的良心：胡耀邦生平回顧 胡耀邦出生於1915年11月20日，是湖南省瀏陽人，早年加入中共及工農紅軍。抗戰期間，他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第三縱隊政委、華北軍區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等職。 中共建政後，胡耀邦歷任中國共青團書記、第一書記、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擔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紀檢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是中國在撥亂反正時期和改革開放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主持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主要領導者。 1987年1月，胡耀邦被黨內元老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迫做了檢討並辭職。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於4月15日逝世。民眾自發對其悼念，並由此引發了天安門民主運動。 胡耀邦的政治遺產與理念 胡耀邦在被迫下台後，曾對家人自評道：「我這輩子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麼高的位置上；一個是沒有想到在我退下來以後還有這麼好的名聲。」 對於胡耀邦的政治遺產，現在美國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總結說：「胡耀邦最主要的功績就是大膽平反冤假錯案，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組織理論務虛會，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保護民主牆，反對逮捕異議人士，也保護黨內一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抵制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支持政治改革討論，抵制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等。」 其一：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 現在美國的原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告訴自由亞洲電台，胡耀邦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至今，他主持的有關「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歷史真相併沒有真正被中國社會所了解。 蔡霞說：「直到2018年，（中共）還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功勞歸於後來的江蘇省委黨校校長鬍福明，其實這裡有一個嚴重的歪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是胡福明一個人的提出，真正要講首提，是在胡耀邦和中央黨校這邊。」 對這段歷史有深入研究的蔡霞告訴本台，1977年，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首先在中共黨校內部提出要實事求是地判斷黨內的各種是非教訓，從而引發黨校內就如何看待毛澤東、文革及反省中共自身問題的討論，並率先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恰好，時任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的胡福明此後不久也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最後，在胡耀邦主持下，將黨校內和胡福明的觀點整合修改，撰寫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由《光明日報》編輯部首發。這為文革後破除「兩個凡是」、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提供了思想支點。 其二：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錯案 消除「政治賤民」 197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長，開始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蔡霞教授告訴本台，雖然這些平反工作是從黨內開始的，但胡耀邦的真正著眼點卻是在全國範圍。當時從幹部、右派、各領域精英到國民政府的留用人員和軍人，再到農村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加上其親屬及被株連者，上億人得到了平反，被恢復政治名譽，不再有「政治賤民」。 「他的這個做法涉及到的是好幾千萬、上億人。那一次的平反，我覺得他心裡是懷著人民的，並不是上面有指示。沒有人指示他。」 蔡霞認為，胡耀邦平反黨內外各類冤假錯案的行動，在組織上打開了政治桎梏，為中共緩解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也為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 其三：主張思想無禁區、言者無罪 胡耀邦在當政時期，還主張「解放思想無禁區」、「言者無罪」。他曾在中央黨校內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的「四不」，主張各種意見都可以討論。這也體現在胡耀邦反對逮捕民主人士魏京生，並支持保留西單民主牆的問題上。 1978年11月，北京部分民眾在西單貼大字報，宣傳民主自由人權理念，時稱「民主牆運動」。1979年3月25日，當時的北京動物園電工魏京生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提醒中國社會須警惕鄧小平成為另一個獨裁者。魏京生因此被當局逮捕，後被以「反革命罪」被重判15年徒刑。 「胡耀邦在當年的6月全國人大的會議上，很明確地提出，他不贊成逮捕魏京生。他表示，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享有最大的自由。」 胡平認為，胡耀邦在面對體制內保守勢力的巨大壓力下，依然能如此鮮明地表達出自己的觀點，這非常難得。雖然胡耀邦在當時看起來沒有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太多意見，但這番話就已經足夠分量。 「因為共產制度說到底就是剝奪、壓制人們的言論自由。堅持要維護人們的言論自由、反對以言論治罪，這種主張對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來說，就是對共產專制制度的釜底抽薪。」 胡平說。 其四：早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 至今，一些學者依然認為，胡耀邦在任時期並沒有提出過真正的政治改革主張，只是在搞「好人政治」，或是延續了「打倒四人幫」後有限度放鬆政治管控的趨勢。但蔡霞指出，胡耀邦早在1982、83年就已經在思考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胡耀邦提出，我們要改革的不僅僅是計劃經濟，我們要搞政治體制改革，我們要搞全面改革。」 她說，胡耀邦剛提出這一觀點時就遭到黨內很多人的反對，但是隔了一、兩年，他再次談到政改問題。 「胡耀邦的改革意識、解放思想，敢於往前走，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如果講這方面的魄力，沒有人超過他。」蔡霞認為，鄧小平後來所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給政治體制改革划下了不可觸碰的「紅線」。 胡耀邦的政治理念為何在中共體制內無法存活？ 曾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學者程曉農認為，胡耀邦的上台是中共「撥亂反正」的需要，是為了清算四人幫，讓老幹部回來。同時，胡耀邦也參與推動了改革開放，把共產黨的統治從崩潰的邊緣挽救回來，但民眾的支持並沒能讓他得以繼續推行自己的理念。最終，他還是被那些他平反的老幹部打倒。 程曉農說：「他的悲劇本身說明，共產黨制度有它的一系列宿命。就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想要憑著本心，多為民眾著想，而不是為一批官僚和他們的子弟著想，這樣的想法實際上是為共產黨統治機器所不容的……。尖銳點的話就是說，共產黨的統治實際上容不得任何真正的改革開放。如果是容得了開放，這個統治就不穩定了。」 蔡霞也認為，胡耀邦並不是一個中共體制的反叛者，他並沒有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本質。胡耀邦的假設還是「黨和人民是一體的」，黨做了錯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要把黨弄好。而中共實質上就是一個邪惡的恐怖主義組織，兩者的根本理念完全不同。 「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反人類、反人性、反文明的，而胡耀邦心裡從來都是裝著有人的。他把每一個人當人，而共產黨把每一個當工具。這個本質上是不同的。」 蔡霞說，「你要站在人民一邊，那跟共產黨的謀私利，它就是極端對立的。」 胡耀邦與鄧小平、習近平的差異 作為中共曾經的最高領導人之一，胡耀邦與鄧小平及習近平有怎樣的差異呢？ 「胡德華的名言是，鄧小平搞改革是為了救黨、胡耀邦搞改革是為了救民、救老百姓。」 蔡霞認為，胡耀邦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錯案就是他一心為民的最明顯例證。同時，從胡耀邦很多講話中也可以看到，他是把人民放在高於黨的位置，而鄧小平是把人民放在可利用的工具這個位置上。 蔡霞認為，雖然鄧小平也講改革，但他與胡耀邦有著本質的不同：「鄧小平你可以把他看作共產黨本質上的生存的權宜之計，而胡耀邦他們不是。他們本著一種信念，經歷了風雨、經歷了坎坷，他們還在努力地想把它（中國 ）推向前進。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所以註定了鄧小平、胡耀邦，包括今天的習近平不是一條路上的人，而且註定了習近平會比鄧小平倒退得更厲害。」 蔡霞指出，胡耀邦在1980年提出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旨在實現黨內民主、保護不同意見，並且限制老幹部們的權力。習近平也在2016年推出《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不過其目的卻是幫助強化其黨內權位。胡耀邦支持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而習近平卻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連任次數的限制，為實現專制獨裁鋪路。她說：「習近平一上台就強調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他就沒有講過黨內民主，也不講人民的民主。」 呼喚體制內良心 促成中國早日民主化 談到紀念胡耀邦的現實意義，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孔明尚(Michael Cummingham)告訴本台： 「胡耀邦的這段歷史，證實了中國老百姓可以擁有的東西。如果他沒有被打壓，現在的中國會不會更好？如果沒有習近平，如果可以走向胡耀邦想要的那個樣子，更多的思想解放，現在的中國會完全不一樣。」 蔡霞也強調，現在紀念胡耀邦，不等於是期望習近平能夠繼續深化政治改革，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其真正的現實意義在於對於呼喚黨內的良知，胡耀邦的精神是有感召力的。 「共產黨是壞的，但不等於共產黨里的人都是惡魔。其實像胡耀邦那代人，他們到改革開放以後談人民、談民主、談政治改革，他們是有信念的。他們經歷了中共的政治運動，深深地看到了這個黨的問題。」蔡霞認為，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有信念、有良知者的傑出代表。 「這個良心並不僅僅是出於人性的本能，而是出於他有堅定的信念，他們才能在那種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盡他們所能，去推動思想的解放，推動平反冤假錯案，推動政治改革。」 蔡霞指出，中華民族要走出三千年的大變局，走向現代民主社會，一定要有胡耀邦這樣的人，作為民族脊樑來承擔歷史的責任，不論他是來自黨內還是體制外。胡耀邦的人格精神和魅力已遠遠超出了所謂「共產黨里的人」，他其實是中華民族邁向現代文明、艱難向前的一個代表。 蔡霞表示，今天紀念胡耀邦是對體制內官員的一種召喚，喚起他們內心迷失了的良知：「一旦這個歷史有所鬆動，有可能往前走，我們需要體制內的很多官員在那個時候選擇和人民站在一起，選擇順著歷史的要求往前走，而不是為這個體制去賣命。解脫自己, 也是為中國歷史做點事情。」 胡平則認為，紀念胡耀邦的現實意義一方面是要發揚光大他的政治理念，同時也是努力讓中國的民間力量東山再起, 透過體制內外的共同努力，促成中國早日邁向民主化。
2024年4月15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35周年忌日。當年他的去世引發了「八九學運」。在30多年後的今天，胡耀邦和「八九學運」的影響仍然在繼續，延伸到新生代白紙運動的參與者。 「八九學運」後，中國政府在這位前領導人的去世忌日加強戒備。有人認為「白紙運動」期間江澤民去世可能也是促成解封的原因，以防止類似事件重演。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突發去世，點燃了影響深遠的「八九學運」。 張津睿當時還沒有出生，但這場運動促使他在30多年後的「白紙運動」中發揮作用。2022年底，在美國喬治城大學讀書的他和其他學生站在華盛頓街頭，抗議中國當局對人民的壓迫。 張津睿對美國之音說，胡耀邦站在改革的一方，對學生有很多同情，這與現在的領導人形成巨大的對比。胡耀邦去世後學生自然聚集起來懷念他，期望延續改革的方針。然而八九之後，改革不但沒有出現，反而還開倒車，現在的學生已經放棄從體制內求改革。 「胡耀邦這一生所做的事情肯定影響了我們現在年輕人的思考。現在學生的訴求和當時很不一樣。當時反「官倒」、反腐敗，還是在體制內試圖運作。對於我們這一代，我們反對的是習近平領導的中國政府，已經很少人對從內部改變中國還抱有希望了」，他說。 張津睿認為中國政府也從胡耀邦去世引發的事件中「吸取教訓」，「白紙運動」促成當局解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江澤民去世，中國政府擔憂局勢升級，重演1989年的事件。 他說：「江澤民死了之後，可以看到共產黨很害怕人們以悼念江澤民為理由聚集起來。這就是當年胡耀邦的死亡給共產黨的一個經驗，一定要做出某種政策上的讓步，不然對於學生群體來講可能會升級。所以江澤民死之後沒有多久，中國所有這些清零政策也都解除了。我覺得是類似的歷史事件讓共產黨做出這個決定。」 前領導人去世 中國政府如臨大敵 網路雜誌《縱覽中國》總編陳奎德1989年民主抗議運動期間在上海擔任華東化工學院文化研究所所長和《思想家》雜誌主編。他認為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時是中共建政70多年中最好的十年，中國政壇現在已經沒有，也不大可能出現像他們這樣的人物了。 胡耀邦、鄧小平等人在1978年底主導的「平反冤假錯案」，至1982年底平反了300多萬件中共建政以後的錯案，包括為文革時期受迫害致死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以及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洗刷罪名。 陳奎德表示，在中共體系內為被壓迫的人平反昭雪，勢必蒙受巨大的精神壓力。他認為胡耀邦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起到的作用是第一位。 陳奎德對美國之音說：「雖然胡耀邦是個共產黨人，但正因為他是共產黨，而且是首腦來做改革這個事情，在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體系裡面敢於推動，他面臨的巨大精神壓力、政治壓力和各個方面的壓力，包括老人幫的一些壓力，不下於林肯總統解放黑奴。」 陳奎德認為胡耀邦對當時青年學生產生巨大影響，大學生群起示威，呼喊要改革、要新聞自由、反腐敗等口號，要求中國和世界主流接軌。胡耀邦在推動中國的進步方面做出貢獻，但也付出相對應的犧牲，被迫下台。這讓當時的大學生懷抱歉疚心情，而這種情緒在他去世時爆發。 「他們覺得胡耀邦是代他們受過受罪，所以希望能夠還胡耀邦一個公道。因此出現如此巨大的要求，我想胡耀邦在中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說，「他的影響現在還存在並延續，雖然被後來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政策給壓制下去，但是它終會起來的，會推動中國的歷史向前進。」 陳奎德認為胡耀邦若是地下有知，看到習近平勢必會覺得他是「不肖子孫」，斷送了他們當年極力推動的改革開放的事業。他說，習近平當政後，開倒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為了避免類似「八九學運」的事件發生，做了各種各樣的防範措施。而江澤民的去世很可能促成了「白紙運動」要求的解封。 陳奎德分析說，死亡變成了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個驅動力。平時的社會死氣沉沉，老百姓不能發出聲音，也不能有自己的見解。只有在面臨政治性的大事件，也就是政治大人物死亡，社會才稍稍可以透點氣。 他說：「因為中國文化傳統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死者為大。大家對於死者基本上是心懷某種敬畏，覺得不能褻瀆死者。所以在人們悼念死者的時候，一般各個壓制的方面都開始會有所畏懼和收手。所以使得有些事件，民眾的情緒可以在這樣一個歷史的縫隙中間爆發出來。」 1976年，中國前總理周恩來去世後引發「四五天安門事件」，民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並提出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的要求。陳奎德說，同一年，毛澤東的去世更是「給了中國一個恩賜」，將中國從「27年禍國殃民的政策下解放」，走入改革開放。而胡耀邦去世引發的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更是歷史上前所未見。 「好幾起重要的大人物的死亡都引起了社會變動和覺醒。大人物的死亡事件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鬆動口，使得中國累積的民怨有可能在短時間爆發出來，從而使中國有所改變。」 《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對美國之音說，1989年開春之時，已經能感受到來自民間對自由化的要求。那一年是中共建政40周年，也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本身即是引人注意的日子。 「在共產黨那種統治之下，沒有民間的組織，也沒有新聞的自由，因此儘管很多方面，尤其年輕人有這麼一種強烈的衝動，要表達他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但苦於沒有一種方式來表達。而在這個時候，胡耀邦去世就成了一個信號，」他說。 當年聽聞胡耀邦去世的消息，胡平預感會在中國引起很大的風潮，就像1976年的四五運動一樣，這起重大事件將成為號召。 「這個事件本身有它象徵性的意義，因為胡耀邦是最有自由化傾向的總書記。當年他因為所謂『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那麼他的去世自然喚起千千萬萬人的這種不約而同的感受。所以後來就發生了以紀念胡耀邦為名，最初以此作為一種號召的『八九學運』，」他說。 最開明領導人精神永存 胡平認為當今的中國政壇不但看不到胡耀邦式的人物，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政治環境更沒有這類人的容身之處。 他說，胡耀邦能擔任黨內高層，甚至一度擔任總書記，也有其歷史脈絡。本來像他這樣的人物，在中共體制內很難上升到最高層。文革之前，胡耀邦「紅小鬼」的出身讓他在黨內受到排斥。文革爆發後，他和其他一些比較開明的領導層都受到批鬥。 「但是，正因為文革搞得太過極端，最後引發了黨的重大變化，物極必反。不但在民間，在社會上，包括黨內高層，像胡耀邦這種人物反而能夠脫穎而出，」他說。 胡平說，文革從反面推動中國內部的改變，使胡耀邦能夠一時之間成為中共領導層名義上的第一號人物。但到六四之後，中共黨內的開明溫和一派都受到打壓，紛紛出局。習近平上台後實行更嚴厲的管控，「我想如果胡耀邦死後有知，他一定會對今天的中國的政局感到非常悲哀和沉重。」 胡平表示，自己1979年參與「西單民主牆」運動後，團中央派了幾個調查組進駐他所就讀的北大，當中來自團中央系統的人最為開明，對他們的活動也最表同情。而在鄧小平等黨內高層主張壓制民主牆時，胡耀邦能表達反對，並且提出對這種自由的同情和支持，是非常了不起的。 陳奎德也有類似的切身經歷。1983年他在復旦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於桂林一場學術會議上發表了批評中共意識體系形態的言論。回到復旦後，當局開始了「反對精神污染運動」，他的名字出現在校方名單最前列。他被停學了幾個月並被要求重新學習馬列主義等思想，心中擔心受到更多處罰。 陳奎德感謝胡耀邦在28天後發起「撥亂反正」，他受到的處分就此翻案，年輕學生受到的壓製得到解除。 他說：「胡耀邦當時在上面把這個事件翻過來，對於我們大家都有一個人生解放的作用，所以我個人某種意義上，因為我也被停學了好幾個月，有些人說可能要被發配到青海。」 「中共高層的任何一個動作，都涉及到千千萬萬的人，涉及到非常重大的命運攸關的事情。所以對胡耀邦先生，我個人是心懷感激的，」他說。 胡平認為中共有意在紀念活動中壓制胡耀邦的自由化思想，因此每逢遇到他的忌日，往往以一種比較低的規格紀念，並且只提到他的廉潔和親民。這讓後來的人因為不了解當年的情況，造成了錯誤的印象。 「但是我相信胡耀邦的精神不死，因為它代表的是社會要求自由化的一種精神。從他反對壓制言論自由，對不同異議上的這種容忍，對共產黨領導人來說就已經是非常重要的關鍵。這種精神對未來中國推動政治的民主轉型，有非常大的價值，」他說。
南京學運同樣風起雲湧、驚濤拍岸 譚嗣同說過，中國兩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謂秦政，至少包括兩方面：皇帝一人獨裁和首都中央集權。共產紅朝號稱反封建，卻把兩者全盤繼承下來。過去，北京是帝都；如今，北京是共產黨的權力中樞，毛澤東晚年曾對來訪的尼克松說：「我無法改變整個世界，我只是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在當代中國，北京中心主義根深蒂固，北京汲取全中國各種資源，以供盤踞在此的統治階層自肥，而關於首都北京的論述，也一葉障目式地成為關於全中國的論述。 耐人尋味的是，即便是反對派的論述也遵循北京中心主義原則。比如，長期以來，對八九民運史的書寫就始終以北京為中心，刻意忽略其他省份和城市。這場運動被稱為天安門運動，但實際上，這是一場席捲全國的民主運動，天安門是一個關鍵場所，但絕非全貌。澳大利亞學者林慕蓮在《重返天安門》一書中揭露了發生在成都錦江賓館的另一場屠殺，在成都長大的我居然第一次知道此真相。可見，「在地」者其實是多麼地「離地」。 八九民運應當是一幅全國拼圖，每個地方的參與者都有責任拼上自己那一塊馬賽克。南京學生領袖吳建民的回憶錄《歲月有痕》，為之拼上了關於南京學運的關鍵部分。吳建民出生於高級軍官家庭，當過兵，在南汽集團工作過，一九八九年，他即將從江蘇商業幹部管理學院畢業，學運爆發後，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一生的軌跡因此改變。與大部分直接從高中考入大學的本科生相比，他當時已二十六歲，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社會經驗，有勇有謀，妙語連珠，也有組織管理才能，很快就脫穎而出，成為南京學生領袖之一。 南京高校的數量、學生在校人數的規模，在全國排第三，僅次於北京、上海。在這本回憶錄中，吳建民詳細描述了南京學運的過程和特徵，與北京學運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色。南京高校以南京大學為主，迅速模仿北京成立了一個指揮南京地區學運的指揮部「南京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前後任職常委的七個同學，清一色是南大學生，外校學生一個都加入不了，這在北京學運中是不可能出現的情況。在南高聯之下，又建立「參謀部」，「參謀部」彙集各校的骨幹，每天處理日常事務，這是北京學運中沒有的建制。 學運過程中，吳建民提出「北上運動」的構想。他認為，南京作為民國故都，有民主血液，南京的學運領先於南方各城市，所以不能滿足於一城一地，應當率先發起「北上運動」，步行前往北京，沿途將安徽、山東、河北、天津的學生都動員起來，像滾雪球般壯大。當這支隊伍走到北京時，就有條件在北京組成「全國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然後以「全高聯」而非「北高聯」的身份與中共當局對話。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南京學生組成「南京高校北上民主長征團」，從鼓樓廣場出發，徒步前往北京。吳建民任「北上指揮部」副總指揮。這支數千人的隊伍，一路突破圍追堵截，六月三日，到達安徽滁州師專集結休整。六月四日上午，隊伍本要出發，天上下起大雨，不得不等一等。他們還不知道，北京已發生了一場大屠殺，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雨，似乎是悼念死難者。江蘇和安徽兩省派來大量客車已攔在隊伍前面，且還有很多荷槍實彈的武警。前來勸誡的江蘇省常務副省長兼教委主任楊詠沂告訴吳建民，北京已清場，現場的武警將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學生前進。吳建民和指揮部其他人員被控制起來，大部分同學都被推上大客車帶回南京。少數先遣隊同學騎自行車到了張八嶺鎮，遭到武裝民兵攔截，並威脅說：「再往前走就開槍了！」最終「六四北上」的終點站，就在張八嶺鎮畫上了句號。 屠殺之後的抗爭，更是可歌可泣 被帶回家後，吳建民被軟禁在家一個星期，然後回到學校。六月二十日，南京市公安局發布「南京市高自聯通緝名單」，他名列其中。學校保衛處官員把他帶到公安局。隨後，尚有良知和風骨的學校王院長將其保釋出來，讓其參加畢業考試。但上級命令扣下其畢業證書，並要求他每天到「清查辦」交代問題。 當時，吳建民和其他南京學生領袖聽說香港有「黃雀行動」，但他拒絕流亡海外，對逃入美國使館的方勵之夫婦無比失望，「導師跑了，丟下萬千他的追隨者跑了！……那我們這些學生怎麼辦？我們也可以跑嗎？大使館裝得下成千上萬的參與六四學潮的學生嗎？」他表示：「我反對臨陣脫逃！反對當中國民主碰到困境時就選擇逃亡國外！」他慷慨激昂地對同仁說：「我願意付出青春、付出熱血，比起那些已經在天安門廣場死難的同學，我們責無旁貸，應該留下來堅持！」 隨後，吳建民發動大家辦刊物、建立組織，完善「後六四時代」的抗爭機構。他到上海、肇慶等地與香港支聯會派來的人碰面，對方帶來資金資助。二十多年後，吳建民流亡美國，原本計划到香港向支聯會致謝，香港局勢卻江河日下，支聯會被迫解散，他本人根本不可能入境香港。 此時的吳建民，經過「六四」屠殺，已完全看清中共的邪惡，有了明確的政治目標——推翻中國共產黨，結束中共一黨專制，為「六四」死難者討回公道，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為實現一人一票的公平自由民主選舉，實現十四億的人民人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而奮鬥。 一九九零年春，吳建民在鼓樓大街鍾亭約見南京幾所高校的主要學運領袖，和大家交流了建立組織機構的想法。他們討論組建「中國民主前線」，並設立最高常務委員會，吳建民被推舉為主席，副主席為彭萬忠、李勇，李力夫任秘書長兼常委，委員有王立軍、王小泉、段小光、王建華、劉格等，他們大都是學生或青年教師。這些反抗者都不為外界所知。 一九九零年代初，在中國其他地方，如北京、成都、廣州、杭州等地，類似以秘密組織的形式展開反抗的群落還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語言學院年輕教師胡石根等發起的「中國自由民主黨」活動，僅在北京就有數十人被捕，被判刑的有十五人，也稱「十五人案」。西北大學有張明案，蘭州大學有丁矛案，成都也有廖亦武等人的「大屠殺電影」案。「六四」前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有不少是隨大流，也有不少是投機者，因為人們普遍樂觀評估這場民主運動可能會成功；「六四」後仍然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衛填海式的真英雄，因為此時的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螳臂檔車。 過去，由於資訊有限，我曾撰文批評，中共槍聲一響，反抗運動灰飛煙滅，比不得韓國的反抗運動——光州事件中，全斗煥軍政權殺人的兇殘一點也不亞於中共，但韓國的抗爭一直此起彼伏、前赴後繼，韓國人似乎比中國人更有血性。但後來當我陸續讀到廖亦武、劉賢斌、吳建民等人的回憶文章和回憶錄，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是沒有魯迅所說的「埋頭苦幹的人，拚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只是他們「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就連在文革最黑暗的時代，楊小凱在獄中也接觸到各式各樣組黨反抗暴政的勇敢者，只是他們都被屠戮殆盡。中國未能像韓國那樣實現民主化，不是因為中國人比韓國人更怯懦，而是因為中共政權比韓國軍政權殘暴千百倍。反抗中共暴政，需要具備前所未有的勇氣、智慧和韌性。 他的刑期之長，超過二十一名被全國通緝的北高聯領袖 吳建民等人低估了共產黨的邪惡和人性的幽暗，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已在中共國安部門嚴密監控之下。幾個月後，國安部門就收網了，他與同仁紛紛被捕。多年後，他從獄中歸來，才知道他們的組織早已被中共滲透。與他一起赴外地會晤支聯會代表的女同學吳蔚，向當局供出若干只有他們兩人知道的行動細節。他出獄後在中國生活了十八年，其間慢慢與當年南高聯的成員恢復聯繫，只有吳蔚從未出現過。另一名經吳蔚介紹進入地下組織核心圈的女同學羅明娟，當時負責開設賬戶存入香港支聯會轉來的幾十萬資金，案發後此人一度人間蒸發，那筆巨款也不翼而飛。吳建民出獄後才知道，羅明娟順利在南大完成學業，然後到廣西國安廳工作，他這才恍然大悟——這個女生最初就是當局安插在他們身邊的卧底。吳建民也認為，那個唯一名列全國通緝令名單、日後在美國混得風生水起的南京學生領袖也是同一類人。中共是靠搞地下活動和秘密組織起家的，這些單純天真的學生的所作所為，在其眼中如同過家家般幼稚。 國安部門一開始企圖誘騙吳建民充當線人，聯繫香港支聯會人員來內地與之會晤，然後將來人一網打盡，卻遭到吳建民嚴詞拒絕。當局將不予配合的吳建民重判十年，他的刑期比全國通緝的二十一個學生領袖都長。江澤民以是否重判「六四」學運領袖作為各省站隊的態度。緊跟江澤民的省份，自然向中央獻投名狀，對本地學運領導人判得很重，受刑人在獄中的待遇也更惡劣。當年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劉曉波，後來讀了廖亦武在四川坐牢的回憶文章之後感嘆，廖亦武坐的監獄猶如地獄，與之相比，他在北京的監獄中簡直如同天堂。 吳建民在回憶錄中詳細講述了自己從看守所到監獄的鐵窗生涯，他曾被上「半步鐐」，被單獨關押在長寬只有三米、以黑色橡皮封閉的號房裡，巨大的頂燈二十四小時都照著人。他多次遭受國安人員、獄警、牢頭獄霸酷刑折磨，他說：「我唯一能保護自己的方法，就是不怕打！」最恐怖的一次，他被帶到操場上，有犯人蹲在一個圓圈中，周圍有六頭狼犬眈眈相向。警衛紅旗一揮，六頭狼犬就撲上去。犯人抱著頭，趴在地上嗷嗷慘叫。獄警嚴厲警告：「你不服從管教，下次就輪到你了！」吳建民差點嚇得暈過去，他寫道：「這一次觀刑體驗，讓我直接感受到，在中共的血腥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過、有多少普通犯人被帶出去觀斬、看其他犯人被槍決的血腥場面！我不知道，古今中外還有哪個政權、哪個政黨能比中共更邪惡、能比中共更殘暴！這個場面給我的刺激很大，以致多年後，我經常在夢中夢到這一幕。」他在獄中聽說有一些犯人配型成功後被活摘器官，他的老軍醫的父親悄悄告訴他一個辦法，讓他體檢時尿液含血量超標，由此逃過被列入器官移植名單。 吳建民被捕後不久，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貝克訪華，向中方提出釋放政治犯的要求。與之會談的中國外長錢其琛在回憶錄中寫道：「名單中有『吳建民』其人，我向貝克說，我們的新聞司司長叫吳建民，正在現場。此時，吳建民答道：『在。』貝克見狀，反應還算機敏，馬上說：『你放出來了。』引起鬨堂大笑。」從此細節可看出，中國的「戰狼外交」不是近年才出現的，錢其琛一副痞子無賴嘴臉，裝瘋賣傻、李代桃僵，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將該細節寫入書中，殊不知這是要遺臭萬年的。貝克奉老布希之名訪華，要跟中國恢復商貿關係，對這種惡作劇無從深究。二十多年後，貝克在美國會見流亡出來的吳建民，當初他對包括吳建民在內的名單上的政治犯或許確實真心關切，但受制於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無數像吳建民這樣的良心犯最後就被忽略不計了。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中國擁有數億奴隸勞工的「低人權優勢」（用今天的說法就是「韭菜」和「人礦」）及龐大的市場，西方迫不及待地把「六四」翻篇，把中國納入經濟全球化體系。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權重新恢復了自信，學者白信評論說：「中國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代與美國國會的年度最惠國待遇談判中，玩弄以異議人士換市場的人權政治，從而不僅逃避屠殺責任，也逃避真正的人權責任，而且造成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至今仍然無法突破對鄧小平一九八零年代改革開放的幻覺。」 一次反對中共，一生都反對中共 一九九七年，吳建民提前獲釋。南京國安不允許他在戶籍所在地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只好到無錫經商。 一九九零年代末以來，吳建民經商有成，創建的廣告公司擁有兩百多名員工，在當地排名前三甲，但他的公司無法到銀行貸款——他和他的公司早已上了黑名單。像他這樣的政治犯做生意，只能是小規模，只能「小富即安」，若是企業發展大了，就會被盯上並搞掉。他致富了，在社會上是有頭有臉的企業老總，是當地商會的秘書長。然而，「六四」的標籤一輩子都貼在他身上，他剛開始談戀愛，女友的家人就受到國安恐嚇。他與第一任女友到了談婚論嫁階段，女友的父親是一名高工，強迫他寫一份絕不參加政治活動的保證書，他拒絕此一無理要求，這樁婚事就告吹了。 中國政府用有限的賺錢的自由來鎖定民眾，導致「六四」後沒有幾年，民風驟變，唯利是圖。中產階級群體中，並未如西方現代化理論那樣出現民主訴求，政治冷漠症非常普遍。美國政治學家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中指出，在很多國家，公民的冷漠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且跟貧困和教育水平低下無關。「即使人人都受過大學教育，也沒有理由期待人口中的政治覺悟會有顯著的變化。普通教育不太可能帶來政治教育得到明顯改善的公眾。」經濟學家熊彼得也說：「典型的公民只要一進入政治領域，其思維能力就會降至更低的水平，他將在他的現實利益範圍以內，以隨時準備承認自己的幼稚的方式去進行評論和分析。他再次成了原始人。他的思想變得易於人云亦云，易於受到感染。」 雖然有錢了，吳建民仍然缺乏安全感和尊嚴感。他的護照被國安扣在手上，他要出國洽談商務，國安派人與之同行。後來，他組織小區業主維權，對抗大型國企蘇豪集團和華潤集團。這場維權活動並不涉及政治訴求，只是捍衛業主的經濟利益，最後大獲全勝。但在此過程中，他傑出的組織管理才能再度引起中共當局的警惕。若是每一個像吳建民這樣的業主委員會主任都轉變成基層政治運動的號召者，中共的權力必然受到挑戰。這也是後來中共出重手打壓業主維權運動的根本原因。 吳建民對「六四」念念不忘，總是想著繼續做點事情。習近平剛上台時，中國國內出現一股樂觀氣氛，他和友人覺得可以通過舉辦大型的紀念趙紫陽的活動來為「六四」正名打開一個突破口。然而，二零一四年，廣州原高自聯領袖於世文和妻子陳衛因在黃河大堤上公祭趙紫陽而被捕。由此，吳建民得出結論：習近平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是獨裁者，是民主的敵人，正如薩利托所論：「民主就是非個人獨裁，是個人獨裁的準確的對比詞和確定無疑的對立詞。這意味著民主是指以反對個人化的權力、反對統治公民的權力屬於某個人為特徵的一種政治制度。權力不是任何人的『財產』。更具體地說，民主制度信守的原則是：誰也不能自封為統治者、誰也不能以個人名義不可改變地掌握權力。正是由於否定了個人獨裁的原則，民主準則才成為人對人的權力只能由他人授予，並且它總是且只能是在可以改變的基礎上。因此，領導者必須是從被領導者自由的、不受約束的選舉中產生。」百年來，中國的反民主本質從未改變過，追求民主就必須反共。 二零一四年，吳建民的一位在中央機關工作發小給他發來警示：在一份重要的黑名單上出現了他的名字。後來，這張名單上的人大都在「七零九」大抓捕中落網。在「七零九」前數月，吳建民攜妻子和雙胞胎兒女流亡美國，可謂間不容髮。在美國這個自由之地，他創建名為「建民推牆」的自媒體，「每天一講」，類似於當年冉雲飛的「每天一博」，已做了兩千多期節目，突破中共網路封鎖，吸引數十萬國內外受眾，幾乎以一人之力對抗新華社和央視的洗腦宣傳。從「六四」的廣場走向自媒體，反抗的方式「進化」了，但他對民主自由的信念，始終如一、痴心不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昨天，正值六四事件三十四周年紀念日，自由亞洲電台適時刊登了《「天安門母親：「永遠不會忘記那個黑暗的夜晚」》，報道了「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表的祭文寫道：三十四年前的今天，當時的政府動用野戰軍使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在首都長安街以及其他重要街道上，無視馬路上眾多的民眾，橫行霸道、真槍實彈地向人群開槍，用坦克碾壓，殘暴地鎮壓了學生和市民們。我們的親人，他們就是在那個血腥的夜晚倒在罪惡的槍彈下，為了心中的理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筆者也是八九學潮和六四鎮壓的親歷者之一。歷劫之後的第三天即從當時的一位現役軍人，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某領導人的一位秘書口中證實了6月4日凌晨沿長安街由西向東，憑藉坦克碾壓和和自動步槍實彈射擊一路殺進天安門廣場的，正是事先被廣場上風傳已經因為堅信「人民軍隊愛人民「而「倒戈」的中共「萬歲軍」第三十八集團軍。 而當時之所以有三十八軍「倒戈」的風傳，則是因此前確曾發生的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將軍的「抗命不從」所引發。 楊繼繩先生在他的一本書《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中，詳細記載了當年徐勤先拒絕率領部隊參與戒嚴、鎮壓學生的過程：「當時，徐勤先因患腎結石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就醫…… 。（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軍區的開會通知。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李來柱宣布中央軍委命令，讓（所屬幾個軍的）軍長們當即表態。其他軍長沒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說：『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李來柱說：『今天沒有書面命令，以後再補。戰爭時期也是這樣做的。』徐勤先說：『現在不是戰爭時期，口頭命令我不能執行！』李來柱說：『那你就給你的政委打電話，傳達命令。』」 書中繼續寫道：「徐勤先給政委打了電話，然後說：『我傳達了，我不參與，這事和我無關。』說完就回醫院。他回來後同朋友談起這件事時說，他作了殺頭的準備。他說：『寧殺頭，不做歷史罪人！』」 筆者今年4月21日在本專欄發表的《「武大郞開店」的習近平豈容劉亞洲如此「張狂」》一文中介紹了曾經被江澤民選中為三十個軍中重點培養對象之一的劉亞洲在一場內部演講中所表現出來的張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證明他絕對沒可能得寵於「武大郎開店「心態經營自己幹部隊伍的習近平。該文中著重介紹了被好事者整理成《信念與道德》一文在網上「散布」的劉亞洲2002年11或12月在當時任職成都空軍政委時一份內部講話中的部分內容。不過尚未得來及介紹如下一段與六四事件相關的內容： 京津地區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區的老百姓都是很關心政治的。軍隊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關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關鍵時刻，越是京畿的部隊越不能用。六四”時典型的例子是北京軍區的三十八軍和二十八軍。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是個將才。他在坦克一師當師長時我看過他指揮的一場演習。他懶洋洋地坐在，不，幾乎是半躺在帳蓬中的椅子上，指揮千軍萬馬，頭腦清晰如閃電，井然有序，大有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氣勢。在中國軍隊這樣的人不多。與他不相伯仲的有×××，×××。超過他的只有蘭州軍區×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間，北京告急，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親自開車到保定，要徐勤先帶部隊進京。徐勤先問，有沒有中央軍委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的命令。周說，沒有。徐說，那這個兵我不能帶。周依冰指著徐勤先的鼻子說：”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兩個兒子都在天安門廣場！”三十八軍就駐在京津地區。 這裡需要特彆強調一句，劉亞洲在他這篇21年前的講話里，是完全站在堅決支持武裝鎮壓六四天安門廣場運動的立場上的。 請看他當時講的如下這段內容：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軍隊已經在政治上發揮了兩次重要作用，還將繼續發揮作用。哪兩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風波。小平同志說過，這場風波是遲早要來的。既然非來不可，早來比遲來強。”六四”之後，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揭開了嶄新的一頁。最近大家在學習”十六大”的政治報告，裡面有一個重要命題，就是十三年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輝煌成就。這個”十三年”從什麼時候分野？從”六四”。可以這樣說，沒有”六四”問題的解決，就沒有我們國家今天的繁榮昌盛的局面；沒有軍隊，”六四”的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也就不可能有這十三年的輝煌。6月4號那天早晨，北京城經過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後突然平靜下來。許多清場部隊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不知道下一步事態會怎麼發展，神經的弦綳得緊緊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電話都不通。為什麼打不通呢？因為全體市民都躲在家裡打電話，電話一下超負荷，癱瘓了。謠言象長了腿，飛跑全國。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齊聚在天安門廣場上。當時，楊尚昆主席講過這麼一句話：”‘六四’這天早晨天安門廣場如果有一個班出問題，都不得了。” 而當時的三十八軍為什麼沒有因為軍長徐勤先的抗命而「倒戈」？中共當年一本內部出版物《鋼鐵的部隊——陸軍第38集團軍軍史》中這樣記錄： 「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情況錯綜複雜，尖銳激烈。在國家重要的輿論工具發生了錯誤導向，我集團軍出現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的嚴重情況下，我集團軍黨委和部隊之所以能夠排除干擾，在行動上堅決服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調動和指揮，這是由於部隊從上到下有著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堅定的政治基礎。這種覺悟和基礎的確立，既靠平時的教育，又靠結合任務進行及時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 這裡說的集團軍黨委，隨著軍長徐勤先「撂挑子」，立刻完全落在了在時任三十八軍政治委員王福義的掌握之中。這個王姓政委比出生於1935年的徐勤先年長三歲，從1988年4月開始擔任軍政委。 正是因為有這個王福義當時「旗幟鮮明」地站到了徐勤先的對立面，堅決擁護軍委下達的提拔時任副軍長張美遠代理徐勤先軍長職務的命令，才令後來的三十八軍搶下了進京鎮壓的頭功。 因為配合張美遠指揮三十八軍堅決執行進京鎮壓命令有功，這個王福義半年多後即被官升一級，被安排為北京軍區副政委兼軍區紀委書記，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993年7月被江澤民授予中將軍銜。 至於當時的張美遠，本來就是已經在三十八軍副軍長位置上獲授與徐勤先同樣的少將軍銜，並被送進國防大學國防研究系學習。因為徐勤先抗拒執行帶部隊進北京參與鎮壓的命令,時任國防大學校長張震親自將中央軍委下達的一張任命張美遠為代軍長的命令交到張美遠手中,令他緊急趕回保定軍部主持集團軍司令部的工作。 此後,張美遠忠實執行鄧小平的命令,及時將三十八軍司令部指揮所移至北京西山,與北京軍區作戰部聯合作業,並將手下的步兵一一二師、一一三師及坦克旅、炮兵旅及時調進北京,為從六月三日晚上開始的鎮壓行動立下了頭功。 6月4日凌晨1時，三十八軍一一二師副師長佟大剛乘坐「003號」輕型裝甲車最先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側，但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樓東側觀禮台突然熄火，緊隨其後的三十八軍政委王福義和副軍長（代理軍長）張美遠乘坐的指揮車到達天安門金水橋，跟進的「332號」裝甲車首先駛入天安門廣場，接著，45輛裝甲車陸續開進到天安門廣場。 如上這一自然段的內容是一一二師副師長佟大剛在鎮壓之後為自己請功的文章《浴血金水橋》中親自描述，該文收錄進當時出版的《戒嚴一日》一書。 而三十八集團軍軍史對這一段的相關記載是：「面對暴徒的打、砸、搶、燒、殺，指戰員們英勇無畏，以步代車，人護車行，突破了12個路口，排除了暴徒設置的由燃燒的汽車、電車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長的密集路障，歷經4個小時的艱難奮進，於6月4日1時30分到達金水橋一線，作為成建制的集團軍，第一個開進天安門廣場。……集團軍1萬零8百名官兵、45輛裝甲車在清場前開進到天安門廣場的行動，沉重地打擊了暴亂分子的囂張氣焰，摧垮了他們的西部防線，震懾了盤踞在廣場的頑固之徒，為取得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這支執行鎮壓任務最堅決的部隊受到中共當局的高度讚揚,鄧小平、江澤民等人都親自簽發過給他們的嘉獎令。張美遠在「圓滿完成平暴任務」後立刻被正式任命為軍長。不過日後有外界報道說他因此而被晉陞中將銜的說法是錯誤的。 接下來，當時的軍委工作實際主持人楊尚昆和楊白冰在為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十四大籌集軍內代表時，將暫時還留在三十八軍軍長職務上的張美遠安排進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 本來,楊白冰已經計劃好在十四大上安排張美遠進入中央委員之後即提拔他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準備接替王成斌的司令員職務。當時的王成斌已經六十四歲。 令張美遠沒有想到的是,十四大上剛剛當選為中央委員的第二個月,不但未能如願晉陞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反在被解除三十八軍軍長職務的同時,接到調到蘭州軍區所轄的青海省軍區任司令員的調令。與此同時,還有一位叫鄒玉琪的楊白冰親信，時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也被江澤民下令調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據說當時向此二人傳達中央軍委命令時,均要求他們只帶一名警衛員,三日內赴蘭州軍區報道。 有當時的軍內人士分析說,因為蘭州軍區的領導班子與楊家兄弟沒有政治瓜葛,所以江澤民和當時的中辦副主任兼鄧小平辦公室主任及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在倒楊之後把楊白冰在北京軍區培植的政治親信打發到蘭州軍區最為放心。說好聽了是「平級調動」,說難聽了是「控制使用」。 對比一下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之後 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召開的十四大上先後產生的兩屆中委名單,就不難發現了個一個奇怪的現象：當時一批本來不夠退役年齡的十四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的軍方代表,在十五大的中委和候補中委的名單上已不見蹤影。特別是像張美遠這樣的在八九「六四」事件中「平暴」有功的軍事將領,十四大上曾經被論功行賞,十五大上竟也黯然退出政治舞台。這是因為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夜,江澤民雖然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扳倒楊家兄弟一舉成功,但因為時間關係,此前已經制定出來的十四大中委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候選人名單」已經來不及更換,以至軍隊有一批效忠楊家兄弟的高級將領還是在十四大進了中委和中央候補委員序列。 張美遠出生於一九三七年,一九九七年十五大時正好六十歲,說起來也不算年輕。按照中共軍隊幹部嚴格的年齡標準,正軍職幹部六十歲再升不上去的話,就只能退役了。所以當時的江澤民於十五大召開之前的一九九六年七月又簽署命令,安排張美遠出任蘭州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副書記,仍然享受正軍級待遇,軍銜仍然是他一九八八年以副軍長職務得到的少將軍銜。這樣就可以在不提升他級別的前提下,「名正言順」地不安排他在十五大上繼任中央委員。 張美遠是在一九九七年底被宣布退役的。當時的徐勤先已經刑滿出獄，被內部宣布降為副軍級待遇安排在石家莊「休養」。據說張美遠曾請求去看望一次自己的「老首長」徐勤先，得到了北京軍區政治部保衛部的恩准，但卻被徐勤先本人婉拒。 出獄後，徐勤先曾去拜訪李銳，談了有關「六四」的情況。他70歲生日，也曾請李銳到石家莊家中相聚。李銳手書一幅對聯送給他：「傲骨虛心真力量，熱腸冷眼大慈悲」。李銳先生說：他是一個難得的將才。他反對『六四』鎮壓，人民軍隊怎麼能向人民開槍呢？作為一個將軍，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2021年1月8 日早上，徐勤先在河北石家莊離世，享年86歲。自由亞洲電台當日即刊登《六四抗命的38軍軍長徐勤先去世》一文及時給以較詳細的報道。 另外，外界至今也還較少為人知道的當年三十八軍的前任軍長，時武警部隊司令員李連秀也是因對「六四」鎮壓的命令執行不力而丟官。事情的詳細經過，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3月14日中午，我從朋友處得到噩耗，中國八九民運的積极參与者，待我如兄長一般的李進進律師，幾個小時前被一名女性持刀刺殺，緊急送醫後醫治無效，不幸離開了我們。 1987年我進入北大讀書的時候，就聽說過李進進的名字，那時候他是北大研究生會主席。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八九民運爆發，北大迅速成為學生運動的主力陣地之一。4月17日晚上，北大上千名學生走出校園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18日凌晨改為靜坐並決定向全國人大信訪局遞交「請願七條」。到18日上午，筋疲力盡的上百名學生靜坐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與聲援學生的上千民眾一起，等待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內與當局代表的對話結果。到了中午的時候，我因為實在太過疲累，準備回北大休息。這時候，一個看上去非常精幹的學長從隊伍中走出來，從我手中接過話筒講話，表示願意接替我繼續組織大家靜坐請願，並自我介紹說他是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進進。這，是我與進進的第一次見面。到今天天人相隔，已經是33年前的事情了。 在這之後，李進進開始積极參与北大的學生運動。他組織的一件事至今都並不是那麼為外界所知，但我認為意義重大：作為前任北大研究生會主席，李進進帶領一批研究生，嚴格按照北大官方的研究生會組織章程，成功地罷免了當時站在校方立場的研究生會，選舉產生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新的合法的研究生會。據我所知，這是八九民運按照當局的規矩，成功罷免當局的學生會的極少數案例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例。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李進進不愧是具備深厚法律專業背景的學生領袖，既打擊了官方的學生組織，又讓當局抓不到半點把柄，可謂智勇雙全。 學運進入絕食階段之後，我跟進進的接觸比較少了，因為他獨闢蹊徑，離開象牙塔，開始嘗試組織工人運動。當時，中共建政之後第一個真正的工人自治組織 — 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成立，就是李進進和其他人一起努力推動的結果，進進自己還擔任了工自聯的法律顧問。與我們這些專註在學生組織的人相比，進進當時就已經看到了要和工人、農民、市民等其他階層的人民聯合行動的重要性。這一點現在看來是相當有遠見的。 六四之後，我跟進進分別入獄，彼此斷了聯繫。1998年我被流放到美國之後，才重新開始與進進一起投入海外民主運動的工作。20多年來，我們始終站在一起，從組建「中國憲政協進會」到撰寫《六四事件白皮書》，從推動智庫「對話中國」的工作到籌備成立「六四紀念館」，進進從來都站在海外民運的第一線，對我的所有工作都大力支持。同時，作為北大學長，進進對我如同兄長一般的關心也是幾十年如一日。不僅是對我，熟悉進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待人熱情、充滿活力的朋友，同時充滿了對於前途的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就是幾天以前的3月10日，一起出席英文舞台劇《天安門安魂曲》的首映式，一起參加首映之前的座談。那一天，談起八九六四，他還是那麼的深情、激動。可以說，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六四人」，不折不扣的「八九一代」。 進進突然遇難，我的悲痛無以言表。作為他的兄弟和戰友，我最大的期盼就是世人能夠記住李進進的名字，和他為推動中國民主化不懈奮鬥的一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