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四名廳官接連被查處 傳原市長程用文自殺
2026 年 6 月 24 日
今年4月15日是原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三十五周年。作为中共党内曾经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胡耀邦对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都有哪些贡献？又为何被迫辞职下台？胡耀邦的政治遗产对今天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胡耀邦三十五周年忌日前夕 中共前高官被禁言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歌曲《好大一棵树》） 这是词作家邹友开1989的4月15日在听到胡耀邦的死讯后，创作的诗歌《好大一棵树》，后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并成为中国民众对他表达哀思的象征。 胡耀邦忌日被上岗 高瑜：对民主的反讽和敌视 35年过去了，中国民间对胡耀邦的纪念始终不断，而当局则仍在采取严控打压措施。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本周一（15日）在X平台贴文说：“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5周年忌日，北京以至全国都有公民被上岗，从昨晚站到今晚，24小时限制自由。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反党’行为。” 她还说：“胡耀邦是中共最有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领导人，深受人民爱戴，否则他的离世也不可能激发起中共执政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民主运动。 中共当前号称‘全过程民主‘，在中共最有民主威望的领导人胡耀邦的第35个忌日，用上岗这种专制威慑，阻止人民的纪念，更是对民主的反讽和敌视。” 体制的良心：胡耀邦生平回顾 胡耀邦出生于1915年11月20日，是湖南省浏阳人，早年加入中共及工农红军。抗战期间，他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委、华北军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中共建政后，胡耀邦历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第一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纪检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是中国在拨乱反正时期和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领导者。 1987年1月，胡耀邦被党内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做了检讨并辞职。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4月15日逝世。民众自发对其悼念，并由此引发了天安门民主运动。 胡耀邦的政治遗产与理念 胡耀邦在被迫下台后，曾对家人自评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好的名声。” 对于胡耀邦的政治遗产，现在美国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总结说：“胡耀邦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大胆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组织理论务虚会，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保护民主墙，反对逮捕异议人士，也保护党内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持政治改革讨论，抵制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等。” 其一：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现在美国的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胡耀邦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至今，他主持的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真相并没有真正被中国社会所了解。 蔡霞说：“直到2018年，（中共）还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功劳归于后来的江苏省委党校校长胡福明，其实这里有一个严重的歪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胡福明一个人的提出，真正要讲首提，是在胡耀邦和中央党校这边。” 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蔡霞告诉本台，1977年，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首先在中共党校内部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判断党内的各种是非教训，从而引发党校内就如何看待毛泽东、文革及反省中共自身问题的讨论，并率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恰好，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胡福明此后不久也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最后，在胡耀邦主持下，将党校内和胡福明的观点整合修改，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光明日报》编辑部首发。这为文革后破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支点。 其二：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错案 消除“政治贱民” 197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开始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蔡霞教授告诉本台，虽然这些平反工作是从党内开始的，但胡耀邦的真正着眼点却是在全国范围。当时从干部、右派、各领域精英到国民政府的留用人员和军人，再到农村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加上其亲属及被株连者，上亿人得到了平反，被恢复政治名誉，不再有“政治贱民”。 “他的这个做法涉及到的是好几千万、上亿人。那一次的平反，我觉得他心里是怀着人民的，并不是上面有指示。没有人指示他。” 蔡霞认为，胡耀邦平反党内外各类冤假错案的行动，在组织上打开了政治桎梏，为中共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其三：主张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 胡耀邦在当政时期，还主张“解放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他曾在中央党校内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四不”，主张各种意见都可以讨论。这也体现在胡耀邦反对逮捕民主人士魏京生，并支持保留西单民主墙的问题上。 1978年11月，北京部分民众在西单贴大字报，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理念，时称“民主墙运动”。1979年3月25日，当时的北京动物园电工魏京生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提醒中国社会须警惕邓小平成为另一个独裁者。魏京生因此被当局逮捕，后被以“反革命罪”被重判15年徒刑。 “胡耀邦在当年的6月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很明确地提出，他不赞成逮捕魏京生。他表示，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享有最大的自由。” 胡平认为，胡耀邦在面对体制内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下，依然能如此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非常难得。虽然胡耀邦在当时看起来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太多意见，但这番话就已经足够分量。 “因为共产制度说到底就是剥夺、压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坚持要维护人们的言论自由、反对以言论治罪，这种主张对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就是对共产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 胡平说。 其四：早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至今，一些学者依然认为，胡耀邦在任时期并没有提出过真正的政治改革主张，只是在搞“好人政治”，或是延续了“打倒四人帮”后有限度放松政治管控的趋势。但蔡霞指出，胡耀邦早在1982、83年就已经在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胡耀邦提出，我们要改革的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我们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搞全面改革。” 她说，胡耀邦刚提出这一观点时就遭到党内很多人的反对，但是隔了一、两年，他再次谈到政改问题。 “胡耀邦的改革意识、解放思想，敢于往前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如果讲这方面的魄力，没有人超过他。”蔡霞认为，邓小平后来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给政治体制改革划下了不可触碰的“红线”。 胡耀邦的政治理念为何在中共体制内无法存活？ 曾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认为，胡耀邦的上台是中共“拨乱反正”的需要，是为了清算四人帮，让老干部回来。同时，胡耀邦也参与推动了改革开放，把共产党的统治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民众的支持并没能让他得以继续推行自己的理念。最终，他还是被那些他平反的老干部打倒。 程晓农说：“他的悲剧本身说明，共产党制度有它的一系列宿命。就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想要凭着本心，多为民众着想，而不是为一批官僚和他们的子弟着想，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为共产党统治机器所不容的……。尖锐点的话就是说，共产党的统治实际上容不得任何真正的改革开放。如果是容得了开放，这个统治就不稳定了。” 蔡霞也认为，胡耀邦并不是一个中共体制的反叛者，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胡耀邦的假设还是“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党做了错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要把党弄好。而中共实质上就是一个邪恶的恐怖主义组织，两者的根本理念完全不同。 “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反人类、反人性、反文明的，而胡耀邦心里从来都是装着有人的。他把每一个人当人，而共产党把每一个当工具。这个本质上是不同的。” 蔡霞说，“你要站在人民一边，那跟共产党的谋私利，它就是极端对立的。” 胡耀邦与邓小平、习近平的差异 作为中共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与邓小平及习近平有怎样的差异呢？ “胡德华的名言是，邓小平搞改革是为了救党、胡耀邦搞改革是为了救民、救老百姓。” 蔡霞认为，胡耀邦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就是他一心为民的最明显例证。同时，从胡耀邦很多讲话中也可以看到，他是把人民放在高于党的位置，而邓小平是把人民放在可利用的工具这个位置上。 蔡霞认为，虽然邓小平也讲改革，但他与胡耀邦有着本质的不同：“邓小平你可以把他看作共产党本质上的生存的权宜之计，而胡耀邦他们不是。他们本着一种信念，经历了风雨、经历了坎坷，他们还在努力地想把它（中国 ）推向前进。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注定了邓小平、胡耀邦，包括今天的习近平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而且注定了习近平会比邓小平倒退得更厉害。” 蔡霞指出，胡耀邦在1980年提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旨在实现党内民主、保护不同意见，并且限制老干部们的权力。习近平也在2016年推出《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过其目的却是帮助强化其党内权位。胡耀邦支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而习近平却在2018年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次数的限制，为实现专制独裁铺路。她说：“习近平一上台就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他就没有讲过党内民主，也不讲人民的民主。” 呼唤体制内良心 促成中国早日民主化 谈到纪念胡耀邦的现实意义，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孔明尚(Michael Cummingham)告诉本台： “胡耀邦的这段历史，证实了中国老百姓可以拥有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被打压，现在的中国会不会更好？如果没有习近平，如果可以走向胡耀邦想要的那个样子，更多的思想解放，现在的中国会完全不一样。” 蔡霞也强调，现在纪念胡耀邦，不等于是期望习近平能够继续深化政治改革，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其真正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于呼唤党内的良知，胡耀邦的精神是有感召力的。 “共产党是坏的，但不等于共产党里的人都是恶魔。其实像胡耀邦那代人，他们到改革开放以后谈人民、谈民主、谈政治改革，他们是有信念的。他们经历了中共的政治运动，深深地看到了这个党的问题。”蔡霞认为，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有信念、有良知者的杰出代表。 “这个良心并不仅仅是出于人性的本能，而是出于他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才能在那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尽他们所能，去推动思想的解放，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政治改革。” 蔡霞指出，中华民族要走出三千年的大变局，走向现代民主社会，一定要有胡耀邦这样的人，作为民族脊梁来承担历史的责任，不论他是来自党内还是体制外。胡耀邦的人格精神和魅力已远远超出了所谓“共产党里的人”，他其实是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文明、艰难向前的一个代表。 蔡霞表示，今天纪念胡耀邦是对体制内官员的一种召唤，唤起他们内心迷失了的良知：“一旦这个历史有所松动，有可能往前走，我们需要体制内的很多官员在那个时候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选择顺着历史的要求往前走，而不是为这个体制去卖命。解脱自己, 也是为中国历史做点事情。” 胡平则认为，纪念胡耀邦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是要发扬光大他的政治理念，同时也是努力让中国的民间力量东山再起, 透过体制内外的共同努力，促成中国早日迈向民主化。
2024年4月15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35周年忌日。当年他的去世引发了“八九学运”。在30多年后的今天，胡耀邦和“八九学运”的影响仍然在继续，延伸到新生代白纸运动的参与者。 “八九学运”后，中国政府在这位前领导人的去世忌日加强戒备。有人认为“白纸运动”期间江泽民去世可能也是促成解封的原因，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点燃了影响深远的“八九学运”。 张津睿当时还没有出生，但这场运动促使他在30多年后的“白纸运动”中发挥作用。2022年底，在美国乔治城大学读书的他和其他学生站在华盛顿街头，抗议中国当局对人民的压迫。 张津睿对美国之音说，胡耀邦站在改革的一方，对学生有很多同情，这与现在的领导人形成巨大的对比。胡耀邦去世后学生自然聚集起来怀念他，期望延续改革的方针。然而八九之后，改革不但没有出现，反而还开倒车，现在的学生已经放弃从体制内求改革。 “胡耀邦这一生所做的事情肯定影响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思考。现在学生的诉求和当时很不一样。当时反“官倒”、反腐败，还是在体制内试图运作。对于我们这一代，我们反对的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经很少人对从内部改变中国还抱有希望了”，他说。 张津睿认为中国政府也从胡耀邦去世引发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白纸运动”促成当局解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江泽民去世，中国政府担忧局势升级，重演1989年的事件。 他说：“江泽民死了之后，可以看到共产党很害怕人们以悼念江泽民为理由聚集起来。这就是当年胡耀邦的死亡给共产党的一个经验，一定要做出某种政策上的让步，不然对于学生群体来讲可能会升级。所以江泽民死之后没有多久，中国所有这些清零政策也都解除了。我觉得是类似的历史事件让共产党做出这个决定。” 前领导人去世 中国政府如临大敌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1989年民主抗议运动期间在上海担任华东化工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和《思想家》杂志主编。他认为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时是中共建政70多年中最好的十年，中国政坛现在已经没有，也不大可能出现像他们这样的人物了。 胡耀邦、邓小平等人在1978年底主导的“平反冤假错案”，至1982年底平反了300多万件中共建政以后的错案，包括为文革时期受迫害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以及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洗刷罪名。 陈奎德表示，在中共体系内为被压迫的人平反昭雪，势必蒙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他认为胡耀邦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起到的作用是第一位。 陈奎德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胡耀邦是个共产党人，但正因为他是共产党，而且是首脑来做改革这个事情，在整个中国共产主义体系里面敢于推动，他面临的巨大精神压力、政治压力和各个方面的压力，包括老人帮的一些压力，不下于林肯总统解放黑奴。” 陈奎德认为胡耀邦对当时青年学生产生巨大影响，大学生群起示威，呼喊要改革、要新闻自由、反腐败等口号，要求中国和世界主流接轨。胡耀邦在推动中国的进步方面做出贡献，但也付出相对应的牺牲，被迫下台。这让当时的大学生怀抱歉疚心情，而这种情绪在他去世时爆发。 “他们觉得胡耀邦是代他们受过受罪，所以希望能够还胡耀邦一个公道。因此出现如此巨大的要求，我想胡耀邦在中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他的影响现在还存在并延续，虽然被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政策给压制下去，但是它终会起来的，会推动中国的历史向前进。” 陈奎德认为胡耀邦若是地下有知，看到习近平势必会觉得他是“不肖子孙”，断送了他们当年极力推动的改革开放的事业。他说，习近平当政后，开倒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避免类似“八九学运”的事件发生，做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而江泽民的去世很可能促成了“白纸运动”要求的解封。 陈奎德分析说，死亡变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驱动力。平时的社会死气沉沉，老百姓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有自己的见解。只有在面临政治性的大事件，也就是政治大人物死亡，社会才稍稍可以透点气。 他说：“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死者为大。大家对于死者基本上是心怀某种敬畏，觉得不能亵渎死者。所以在人们悼念死者的时候，一般各个压制的方面都开始会有所畏惧和收手。所以使得有些事件，民众的情绪可以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缝隙中间爆发出来。” 1976年，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去世后引发“四五天安门事件”，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并提出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要求。陈奎德说，同一年，毛泽东的去世更是“给了中国一个恩赐”，将中国从“27年祸国殃民的政策下解放”，走入改革开放。而胡耀邦去世引发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更是历史上前所未见。 “好几起重要的大人物的死亡都引起了社会变动和觉醒。大人物的死亡事件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松动口，使得中国累积的民怨有可能在短时间爆发出来，从而使中国有所改变。” 《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1989年开春之时，已经能感受到来自民间对自由化的要求。那一年是中共建政40周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本身即是引人注意的日子。 “在共产党那种统治之下，没有民间的组织，也没有新闻的自由，因此尽管很多方面，尤其年轻人有这么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表达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但苦于没有一种方式来表达。而在这个时候，胡耀邦去世就成了一个信号，”他说。 当年听闻胡耀邦去世的消息，胡平预感会在中国引起很大的风潮，就像1976年的四五运动一样，这起重大事件将成为号召。 “这个事件本身有它象征性的意义，因为胡耀邦是最有自由化倾向的总书记。当年他因为所谓‘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那么他的去世自然唤起千千万万人的这种不约而同的感受。所以后来就发生了以纪念胡耀邦为名，最初以此作为一种号召的‘八九学运’，”他说。 最开明领导人精神永存 胡平认为当今的中国政坛不但看不到胡耀邦式的人物，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政治环境更没有这类人的容身之处。 他说，胡耀邦能担任党内高层，甚至一度担任总书记，也有其历史脉络。本来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中共体制内很难上升到最高层。文革之前，胡耀邦“红小鬼”的出身让他在党内受到排斥。文革爆发后，他和其他一些比较开明的领导层都受到批斗。 “但是，正因为文革搞得太过极端，最后引发了党的重大变化，物极必反。不但在民间，在社会上，包括党内高层，像胡耀邦这种人物反而能够脱颖而出，”他说。 胡平说，文革从反面推动中国内部的改变，使胡耀邦能够一时之间成为中共领导层名义上的第一号人物。但到六四之后，中共党内的开明温和一派都受到打压，纷纷出局。习近平上台后实行更严厉的管控，“我想如果胡耀邦死后有知，他一定会对今天的中国的政局感到非常悲哀和沉重。” 胡平表示，自己1979年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后，团中央派了几个调查组进驻他所就读的北大，当中来自团中央系统的人最为开明，对他们的活动也最表同情。而在邓小平等党内高层主张压制民主墙时，胡耀邦能表达反对，并且提出对这种自由的同情和支持，是非常了不起的。 陈奎德也有类似的切身经历。1983年他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于桂林一场学术会议上发表了批评中共意识体系形态的言论。回到复旦后，当局开始了“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他的名字出现在校方名单最前列。他被停学了几个月并被要求重新学习马列主义等思想，心中担心受到更多处罚。 陈奎德感谢胡耀邦在28天后发起“拨乱反正”，他受到的处分就此翻案，年轻学生受到的压制得到解除。 他说：“胡耀邦当时在上面把这个事件翻过来，对于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人生解放的作用，所以我个人某种意义上，因为我也被停学了好几个月，有些人说可能要被发配到青海。” “中共高层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涉及到非常重大的命运攸关的事情。所以对胡耀邦先生，我个人是心怀感激的，”他说。 胡平认为中共有意在纪念活动中压制胡耀邦的自由化思想，因此每逢遇到他的忌日，往往以一种比较低的规格纪念，并且只提到他的廉洁和亲民。这让后来的人因为不了解当年的情况，造成了错误的印象。 “但是我相信胡耀邦的精神不死，因为它代表的是社会要求自由化的一种精神。从他反对压制言论自由，对不同异议上的这种容忍，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种精神对未来中国推动政治的民主转型，有非常大的价值，”他说。
南京学运同样风起云涌、惊涛拍岸 谭嗣同说过，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秦政，至少包括两方面：皇帝一人独裁和首都中央集权。共产红朝号称反封建，却把两者全盘继承下来。过去，北京是帝都；如今，北京是共产党的权力中枢，毛泽东晚年曾对来访的尼克松说：“我无法改变整个世界，我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在当代中国，北京中心主义根深蒂固，北京汲取全中国各种资源，以供盘踞在此的统治阶层自肥，而关于首都北京的论述，也一叶障目式地成为关于全中国的论述。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反对派的论述也遵循北京中心主义原则。比如，长期以来，对八九民运史的书写就始终以北京为中心，刻意忽略其他省份和城市。这场运动被称为天安门运动，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天安门是一个关键场所，但绝非全貌。澳大利亚学者林慕莲在《重返天安门》一书中揭露了发生在成都锦江宾馆的另一场屠杀，在成都长大的我居然第一次知道此真相。可见，“在地”者其实是多么地“离地”。 八九民运应当是一幅全国拼图，每个地方的参与者都有责任拼上自己那一块马赛克。南京学生领袖吴建民的回忆录《岁月有痕》，为之拼上了关于南京学运的关键部分。吴建民出生于高级军官家庭，当过兵，在南汽集团工作过，一九八九年，他即将从江苏商业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学运爆发后，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一生的轨迹因此改变。与大部分直接从高中考入大学的本科生相比，他当时已二十六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有勇有谋，妙语连珠，也有组织管理才能，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南京学生领袖之一。 南京高校的数量、学生在校人数的规模，在全国排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在这本回忆录中，吴建民详细描述了南京学运的过程和特征，与北京学运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色。南京高校以南京大学为主，迅速模仿北京成立了一个指挥南京地区学运的指挥部“南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前后任职常委的七个同学，清一色是南大学生，外校学生一个都加入不了，这在北京学运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南高联之下，又建立“参谋部”，“参谋部”汇集各校的骨干，每天处理日常事务，这是北京学运中没有的建制。 学运过程中，吴建民提出“北上运动”的构想。他认为，南京作为民国故都，有民主血液，南京的学运领先于南方各城市，所以不能满足于一城一地，应当率先发起“北上运动”，步行前往北京，沿途将安徽、山东、河北、天津的学生都动员起来，像滚雪球般壮大。当这支队伍走到北京时，就有条件在北京组成“全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然后以“全高联”而非“北高联”的身份与中共当局对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南京学生组成“南京高校北上民主长征团”，从鼓楼广场出发，徒步前往北京。吴建民任“北上指挥部”副总指挥。这支数千人的队伍，一路突破围追堵截，六月三日，到达安徽滁州师专集结休整。六月四日上午，队伍本要出发，天上下起大雨，不得不等一等。他们还不知道，北京已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似乎是悼念死难者。江苏和安徽两省派来大量客车已拦在队伍前面，且还有很多荷枪实弹的武警。前来劝诫的江苏省常务副省长兼教委主任杨咏沂告诉吴建民，北京已清场，现场的武警将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学生前进。吴建民和指挥部其他人员被控制起来，大部分同学都被推上大客车带回南京。少数先遣队同学骑自行车到了张八岭镇，遭到武装民兵拦截，并威胁说：“再往前走就开枪了！”最终“六四北上”的终点站，就在张八岭镇画上了句号。 屠杀之后的抗争，更是可歌可泣 被带回家后，吴建民被软禁在家一个星期，然后回到学校。六月二十日，南京市公安局发布“南京市高自联通缉名单”，他名列其中。学校保卫处官员把他带到公安局。随后，尚有良知和风骨的学校王院长将其保释出来，让其参加毕业考试。但上级命令扣下其毕业证书，并要求他每天到“清查办”交代问题。 当时，吴建民和其他南京学生领袖听说香港有“黄雀行动”，但他拒绝流亡海外，对逃入美国使馆的方励之夫妇无比失望，“导师跑了，丢下万千他的追随者跑了！……那我们这些学生怎么办？我们也可以跑吗？大使馆装得下成千上万的参与六四学潮的学生吗？”他表示：“我反对临阵脱逃！反对当中国民主碰到困境时就选择逃亡国外！”他慷慨激昂地对同仁说：“我愿意付出青春、付出热血，比起那些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死难的同学，我们责无旁贷，应该留下来坚持！” 随后，吴建民发动大家办刊物、建立组织，完善“后六四时代”的抗争机构。他到上海、肇庆等地与香港支联会派来的人碰面，对方带来资金资助。二十多年后，吴建民流亡美国，原本计划到香港向支联会致谢，香港局势却江河日下，支联会被迫解散，他本人根本不可能入境香港。 此时的吴建民，经过“六四”屠杀，已完全看清中共的邪恶，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中国共产党，结束中共一党专制，为“六四”死难者讨回公道，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为实现一人一票的公平自由民主选举，实现十四亿的人民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奋斗。 一九九零年春，吴建民在鼓楼大街钟亭约见南京几所高校的主要学运领袖，和大家交流了建立组织机构的想法。他们讨论组建“中国民主前线”，并设立最高常务委员会，吴建民被推举为主席，副主席为彭万忠、李勇，李力夫任秘书长兼常委，委员有王立军、王小泉、段小光、王建华、刘格等，他们大都是学生或青年教师。这些反抗者都不为外界所知。 一九九零年代初，在中国其他地方，如北京、成都、广州、杭州等地，类似以秘密组织的形式展开反抗的群落还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语言学院年轻教师胡石根等发起的“中国自由民主党”活动，仅在北京就有数十人被捕，被判刑的有十五人，也称“十五人案”。西北大学有张明案，兰州大学有丁矛案，成都也有廖亦武等人的“大屠杀电影”案。“六四”前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有不少是随大流，也有不少是投机者，因为人们普遍乐观评估这场民主运动可能会成功；“六四”后仍然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卫填海式的真英雄，因为此时的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螳臂档车。 过去，由于资讯有限，我曾撰文批评，中共枪声一响，反抗运动灰飞烟灭，比不得韩国的反抗运动——光州事件中，全斗焕军政权杀人的凶残一点也不亚于中共，但韩国的抗争一直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韩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有血性。但后来当我陆续读到廖亦武、刘贤斌、吴建民等人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不是没有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只是他们“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就连在文革最黑暗的时代，杨小凯在狱中也接触到各式各样组党反抗暴政的勇敢者，只是他们都被屠戮殆尽。中国未能像韩国那样实现民主化，不是因为中国人比韩国人更怯懦，而是因为中共政权比韩国军政权残暴千百倍。反抗中共暴政，需要具备前所未有的勇气、智慧和韧性。 他的刑期之长，超过二十一名被全国通缉的北高联领袖 吴建民等人低估了共产党的邪恶和人性的幽暗，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中共国安部门严密监控之下。几个月后，国安部门就收网了，他与同仁纷纷被捕。多年后，他从狱中归来，才知道他们的组织早已被中共渗透。与他一起赴外地会晤支联会代表的女同学吴蔚，向当局供出若干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行动细节。他出狱后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其间慢慢与当年南高联的成员恢复联系，只有吴蔚从未出现过。另一名经吴蔚介绍进入地下组织核心圈的女同学罗明娟，当时负责开设账户存入香港支联会转来的几十万资金，案发后此人一度人间蒸发，那笔巨款也不翼而飞。吴建民出狱后才知道，罗明娟顺利在南大完成学业，然后到广西国安厅工作，他这才恍然大悟——这个女生最初就是当局安插在他们身边的卧底。吴建民也认为，那个唯一名列全国通缉令名单、日后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的南京学生领袖也是同一类人。中共是靠搞地下活动和秘密组织起家的，这些单纯天真的学生的所作所为，在其眼中如同过家家般幼稚。 国安部门一开始企图诱骗吴建民充当线人，联系香港支联会人员来内地与之会晤，然后将来人一网打尽，却遭到吴建民严词拒绝。当局将不予配合的吴建民重判十年，他的刑期比全国通缉的二十一个学生领袖都长。江泽民以是否重判“六四”学运领袖作为各省站队的态度。紧跟江泽民的省份，自然向中央献投名状，对本地学运领导人判得很重，受刑人在狱中的待遇也更恶劣。当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刘晓波，后来读了廖亦武在四川坐牢的回忆文章之后感叹，廖亦武坐的监狱犹如地狱，与之相比，他在北京的监狱中简直如同天堂。 吴建民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自己从看守所到监狱的铁窗生涯，他曾被上“半步镣”，被单独关押在长宽只有三米、以黑色橡皮封闭的号房里，巨大的顶灯二十四小时都照着人。他多次遭受国安人员、狱警、牢头狱霸酷刑折磨，他说：“我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不怕打！”最恐怖的一次，他被带到操场上，有犯人蹲在一个圆圈中，周围有六头狼犬眈眈相向。警卫红旗一挥，六头狼犬就扑上去。犯人抱着头，趴在地上嗷嗷惨叫。狱警严厉警告：“你不服从管教，下次就轮到你了！”吴建民差点吓得晕过去，他写道：“这一次观刑体验，让我直接感受到，在中共的血腥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有多少普通犯人被带出去观斩、看其他犯人被枪决的血腥场面！我不知道，古今中外还有哪个政权、哪个政党能比中共更邪恶、能比中共更残暴！这个场面给我的刺激很大，以致多年后，我经常在梦中梦到这一幕。”他在狱中听说有一些犯人配型成功后被活摘器官，他的老军医的父亲悄悄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体检时尿液含血量超标，由此逃过被列入器官移植名单。 吴建民被捕后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访华，向中方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与之会谈的中国外长钱其琛在回忆录中写道：“名单中有‘吴建民’其人，我向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此时，吴建民答道：‘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你放出来了。’引起哄堂大笑。”从此细节可看出，中国的“战狼外交”不是近年才出现的，钱其琛一副痞子无赖嘴脸，装疯卖傻、李代桃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将该细节写入书中，殊不知这是要遗臭万年的。贝克奉老布什之名访华，要跟中国恢复商贸关系，对这种恶作剧无从深究。二十多年后，贝克在美国会见流亡出来的吴建民，当初他对包括吴建民在内的名单上的政治犯或许确实真心关切，但受制于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无数像吴建民这样的良心犯最后就被忽略不计了。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中国拥有数亿奴隶劳工的“低人权优势”（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韭菜”和“人矿”）及庞大的市场，西方迫不及待地把“六四”翻篇，把中国纳入经济全球化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权重新恢复了自信，学者白信评论说：“中国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代与美国国会的年度最惠国待遇谈判中，玩弄以异议人士换市场的人权政治，从而不仅逃避屠杀责任，也逃避真正的人权责任，而且造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无法突破对邓小平一九八零年代改革开放的幻觉。” 一次反对中共，一生都反对中共 一九九七年，吴建民提前获释。南京国安不允许他在户籍所在地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只好到无锡经商。 一九九零年代末以来，吴建民经商有成，创建的广告公司拥有两百多名员工，在当地排名前三甲，但他的公司无法到银行贷款——他和他的公司早已上了黑名单。像他这样的政治犯做生意，只能是小规模，只能“小富即安”，若是企业发展大了，就会被盯上并搞掉。他致富了，在社会上是有头有脸的企业老总，是当地商会的秘书长。然而，“六四”的标签一辈子都贴在他身上，他刚开始谈恋爱，女友的家人就受到国安恐吓。他与第一任女友到了谈婚论嫁阶段，女友的父亲是一名高工，强迫他写一份绝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保证书，他拒绝此一无理要求，这桩婚事就告吹了。 中国政府用有限的赚钱的自由来锁定民众，导致“六四”后没有几年，民风骤变，唯利是图。中产阶级群体中，并未如西方现代化理论那样出现民主诉求，政治冷漠症非常普遍。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指出，在很多国家，公民的冷漠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且跟贫困和教育水平低下无关。“即使人人都受过大学教育，也没有理由期待人口中的政治觉悟会有显著的变化。普通教育不太可能带来政治教育得到明显改善的公众。”经济学家熊彼得也说：“典型的公民只要一进入政治领域，其思维能力就会降至更低的水平，他将在他的现实利益范围以内，以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幼稚的方式去进行评论和分析。他再次成了原始人。他的思想变得易于人云亦云，易于受到感染。” 虽然有钱了，吴建民仍然缺乏安全感和尊严感。他的护照被国安扣在手上，他要出国洽谈商务，国安派人与之同行。后来，他组织小区业主维权，对抗大型国企苏豪集团和华润集团。这场维权活动并不涉及政治诉求，只是捍卫业主的经济利益，最后大获全胜。但在此过程中，他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再度引起中共当局的警惕。若是每一个像吴建民这样的业主委员会主任都转变成基层政治运动的号召者，中共的权力必然受到挑战。这也是后来中共出重手打压业主维权运动的根本原因。 吴建民对“六四”念念不忘，总是想着继续做点事情。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国内出现一股乐观气氛，他和友人觉得可以通过举办大型的纪念赵紫阳的活动来为“六四”正名打开一个突破口。然而，二零一四年，广州原高自联领袖于世文和妻子陈卫因在黄河大堤上公祭赵紫阳而被捕。由此，吴建民得出结论：习近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是独裁者，是民主的敌人，正如萨利托所论：“民主就是非个人独裁，是个人独裁的准确的对比词和确定无疑的对立词。这意味着民主是指以反对个人化的权力、反对统治公民的权力属于某个人为特征的一种政治制度。权力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更具体地说，民主制度信守的原则是：谁也不能自封为统治者、谁也不能以个人名义不可改变地掌握权力。正是由于否定了个人独裁的原则，民主准则才成为人对人的权力只能由他人授予，并且它总是且只能是在可以改变的基础上。因此，领导者必须是从被领导者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举中产生。”百年来，中国的反民主本质从未改变过，追求民主就必须反共。 二零一四年，吴建民的一位在中央机关工作发小给他发来警示：在一份重要的黑名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后来，这张名单上的人大都在“七零九”大抓捕中落网。在“七零九”前数月，吴建民携妻子和双胞胎儿女流亡美国，可谓间不容发。在美国这个自由之地，他创建名为“建民推墙”的自媒体，“每天一讲”，类似于当年冉云飞的“每天一博”，已做了两千多期节目，突破中共网路封锁，吸引数十万国内外受众，几乎以一人之力对抗新华社和央视的洗脑宣传。从“六四”的广场走向自媒体，反抗的方式“进化”了，但他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始终如一、痴心不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昨天，正值六四事件三十四周年纪念日，自由亚洲电台适时刊登了《“天安门母亲：“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黑暗的夜晚”》，报道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的祭文写道：三十四年前的今天，当时的政府动用野战军使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在首都长安街以及其他重要街道上，无视马路上众多的民众，横行霸道、真枪实弹地向人群开枪，用坦克碾压，残暴地镇压了学生和市民们。我们的亲人，他们就是在那个血腥的夜晚倒在罪恶的枪弹下，为了心中的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笔者也是八九学潮和六四镇压的亲历者之一。历劫之后的第三天即从当时的一位现役军人，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某领导人的一位秘书口中证实了6月4日凌晨沿长安街由西向东，凭借坦克碾压和和自动步枪实弹射击一路杀进天安门广场的，正是事先被广场上风传已经因为坚信“人民军队爱人民“而“倒戈”的中共“万岁军”第三十八集团军。 而当时之所以有三十八军“倒戈”的风传，则是因此前确曾发生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将军的“抗命不从”所引发。 杨继绳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中，详细记载了当年徐勤先拒绝率领部队参与戒严、镇压学生的过程：“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医…… 。（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所属几个军的）军长们当即表态。其他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 书中继续写道：“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 笔者今年4月21日在本专栏发表的《“武大郞开店”的习近平岂容刘亚洲如此“张狂”》一文中介绍了曾经被江泽民选中为三十个军中重点培养对象之一的刘亚洲在一场内部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张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证明他绝对没可能得宠于“武大郎开店“心态经营自己干部队伍的习近平。该文中着重介绍了被好事者整理成《信念与道德》一文在网上“散布”的刘亚洲2002年11或12月在当时任职成都空军政委时一份内部讲话中的部分内容。不过尚未得来及介绍如下一段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内容： 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四”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句，刘亚洲在他这篇21年前的讲话里，是完全站在坚决支持武装镇压六四天安门广场运动的立场上的。 请看他当时讲的如下这段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四”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四”。可以这样说，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四”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6月4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象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六四’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 而当时的三十八军为什么没有因为军长徐勤先的抗命而“倒戈”？中共当年一本内部出版物《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中这样记录： “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在国家重要的舆论工具发生了错误导向，我集团军出现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情况下，我集团军党委和部队之所以能够排除干扰，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动和指挥，这是由于部队从上到下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政治基础。这种觉悟和基础的确立，既靠平时的教育，又靠结合任务进行及时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 这里说的集团军党委，随着军长徐勤先“撂挑子”，立刻完全落在了在时任三十八军政治委员王福义的掌握之中。这个王姓政委比出生于1935年的徐勤先年长三岁，从1988年4月开始担任军政委。 正是因为有这个王福义当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徐勤先的对立面，坚决拥护军委下达的提拔时任副军长张美远代理徐勤先军长职务的命令，才令后来的三十八军抢下了进京镇压的头功。 因为配合张美远指挥三十八军坚决执行进京镇压命令有功，这个王福义半年多后即被官升一级，被安排为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军区纪委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93年7月被江泽民授予中将军衔。 至于当时的张美远，本来就是已经在三十八军副军长位置上获授与徐勤先同样的少将军衔，并被送进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系学习。因为徐勤先抗拒执行带部队进北京参与镇压的命令,时任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亲自将中央军委下达的一张任命张美远为代军长的命令交到张美远手中,令他紧急赶回保定军部主持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 此后,张美远忠实执行邓小平的命令,及时将三十八军司令部指挥所移至北京西山,与北京军区作战部联合作业,并将手下的步兵一一二师、一一三师及坦克旅、炮兵旅及时调进北京,为从六月三日晚上开始的镇压行动立下了头功。 6月4日凌晨1时，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副师长佟大刚乘坐“003号”轻型装甲车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东侧，但装甲车在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突然熄火，紧随其后的三十八军政委王福义和副军长（代理军长）张美远乘坐的指挥车到达天安门金水桥，跟进的“332号”装甲车首先驶入天安门广场，接着，45辆装甲车陆续开进到天安门广场。 如上这一自然段的内容是一一二师副师长佟大刚在镇压之后为自己请功的文章《浴血金水桥》中亲自描述，该文收录进当时出版的《戒严一日》一书。 而三十八集团军军史对这一段的相关记载是：“面对暴徒的打、砸、抢、烧、杀，指战员们英勇无畏，以步代车，人护车行，突破了12个路口，排除了暴徒设置的由燃烧的汽车、电车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长的密集路障，历经4个小时的艰难奋进，于6月4日1时30分到达金水桥一线，作为成建制的集团军，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集团军1万零8百名官兵、45辆装甲车在清场前开进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摧垮了他们的西部防线，震慑了盘踞在广场的顽固之徒，为取得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支执行镇压任务最坚决的部队受到中共当局的高度赞扬,邓小平、江泽民等人都亲自签发过给他们的嘉奖令。张美远在“圆满完成平暴任务”后立刻被正式任命为军长。不过日后有外界报道说他因此而被晋升中将衔的说法是错误的。 接下来，当时的军委工作实际主持人杨尚昆和杨白冰在为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十四大筹集军内代表时，将暂时还留在三十八军军长职务上的张美远安排进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本来,杨白冰已经计划好在十四大上安排张美远进入中央委员之后即提拔他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准备接替王成斌的司令员职务。当时的王成斌已经六十四岁。 令张美远没有想到的是,十四大上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第二个月,不但未能如愿晋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反在被解除三十八军军长职务的同时,接到调到兰州军区所辖的青海省军区任司令员的调令。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邹玉琪的杨白冰亲信，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也被江泽民下令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据说当时向此二人传达中央军委命令时,均要求他们只带一名警卫员,三日内赴兰州军区报道。 有当时的军内人士分析说,因为兰州军区的领导班子与杨家兄弟没有政治瓜葛,所以江泽民和当时的中办副主任兼邓小平办公室主任及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在倒杨之后把杨白冰在北京军区培植的政治亲信打发到兰州军区最为放心。说好听了是“平级调动”,说难听了是“控制使用”。 对比一下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之后 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和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召开的十四大上先后产生的两届中委名单,就不难发现了个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一批本来不够退役年龄的十四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军方代表,在十五大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名单上已不见踪影。特别是像张美远这样的在八九“六四”事件中“平暴”有功的军事将领,十四大上曾经被论功行赏,十五大上竟也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因为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夜,江泽民虽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扳倒杨家兄弟一举成功,但因为时间关系,此前已经制定出来的十四大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已经来不及更换,以至军队有一批效忠杨家兄弟的高级将领还是在十四大进了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序列。 张美远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九七年十五大时正好六十岁,说起来也不算年轻。按照中共军队干部严格的年龄标准,正军职干部六十岁再升不上去的话,就只能退役了。所以当时的江泽民于十五大召开之前的一九九六年七月又签署命令,安排张美远出任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仍然享受正军级待遇,军衔仍然是他一九八八年以副军长职务得到的少将军衔。这样就可以在不提升他级别的前提下,“名正言顺”地不安排他在十五大上继任中央委员。 张美远是在一九九七年底被宣布退役的。当时的徐勤先已经刑满出狱，被内部宣布降为副军级待遇安排在石家庄“休养”。据说张美远曾请求去看望一次自己的“老首长”徐勤先，得到了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恩准，但却被徐勤先本人婉拒。 出狱后，徐勤先曾去拜访李锐，谈了有关“六四”的情况。他70岁生日，也曾请李锐到石家庄家中相聚。李锐手书一幅对联送给他：“傲骨虚心真力量，热肠冷眼大慈悲”。李锐先生说：他是一个难得的将才。他反对‘六四’镇压，人民军队怎么能向人民开枪呢？作为一个将军，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021年1月8 日早上，徐勤先在河北石家庄离世，享年86岁。自由亚洲电台当日即刊登《六四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去世》一文及时给以较详细的报道。 另外，外界至今也还较少为人知道的当年三十八军的前任军长，时武警部队司令员李连秀也是因对“六四”镇压的命令执行不力而丢官。事情的详细经过，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14日中午，我从朋友处得到噩耗，中国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待我如兄长一般的李进进律师，几个小时前被一名女性持刀刺杀，紧急送医后医治无效，不幸离开了我们。 1987年我进入北大读书的时候，就听说过李进进的名字，那时候他是北大研究生会主席。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八九民运爆发，北大迅速成为学生运动的主力阵地之一。4月17日晚上，北大上千名学生走出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18日凌晨改为静坐并决定向全国人大信访局递交“请愿七条”。到18日上午，筋疲力尽的上百名学生静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与声援学生的上千民众一起，等待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内与当局代表的对话结果。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因为实在太过疲累，准备回北大休息。这时候，一个看上去非常精干的学长从队伍中走出来，从我手中接过话筒讲话，表示愿意接替我继续组织大家静坐请愿，并自我介绍说他是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进进。这，是我与进进的第一次见面。到今天天人相隔，已经是33年前的事情了。 在这之后，李进进开始积极参与北大的学生运动。他组织的一件事至今都并不是那么为外界所知，但我认为意义重大：作为前任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带领一批研究生，严格按照北大官方的研究生会组织章程，成功地罢免了当时站在校方立场的研究生会，选举产生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新的合法的研究生会。据我所知，这是八九民运按照当局的规矩，成功罢免当局的学生会的极少数案例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例。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李进进不愧是具备深厚法律专业背景的学生领袖，既打击了官方的学生组织，又让当局抓不到半点把柄，可谓智勇双全。 学运进入绝食阶段之后，我跟进进的接触比较少了，因为他独辟蹊径，离开象牙塔，开始尝试组织工人运动。当时，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真正的工人自治组织 — 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成立，就是李进进和其他人一起努力推动的结果，进进自己还担任了工自联的法律顾问。与我们这些专注在学生组织的人相比，进进当时就已经看到了要和工人、农民、市民等其他阶层的人民联合行动的重要性。这一点现在看来是相当有远见的。 六四之后，我跟进进分别入狱，彼此断了联系。1998年我被流放到美国之后，才重新开始与进进一起投入海外民主运动的工作。20多年来，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从组建“中国宪政协进会”到撰写《六四事件白皮书》，从推动智库“对话中国”的工作到筹备成立“六四纪念馆”，进进从来都站在海外民运的第一线，对我的所有工作都大力支持。同时，作为北大学长，进进对我如同兄长一般的关心也是几十年如一日。不仅是对我，熟悉进进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待人热情、充满活力的朋友，同时充满了对于前途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几天以前的3月10日，一起出席英文舞台剧《天安门安魂曲》的首映式，一起参加首映之前的座谈。那一天，谈起八九六四，他还是那么的深情、激动。可以说，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六四人”，不折不扣的“八九一代”。 进进突然遇难，我的悲痛无以言表。作为他的兄弟和战友，我最大的期盼就是世人能够记住李进进的名字，和他为推动中国民主化不懈奋斗的一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