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紅嬋新代言費全歸她自己？網傳分賬說法引熱議
2026 年 8 月 7 日
秦剛與傅二奶在美產仔一事即使被當局簡單界定為「道德敗壞」，也已經嚴重觸犯了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政府的外事紀律以及「黨的隱蔽鬥爭戰線」的鐵的組織紀律。王毅與秦剛之間的「老新交替」被宣布後，秦剛被暫時保留國務委員空職的下一個時段，應該是對他所犯錯乃至罪行進行繼續調查並最終研究出處理決定的過程，所謂「軟著陸」之說並不準確。 本專欄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文章標題是《要麼下基層，要麼進秦城，秦剛復出已半點可能》。結果文章發出的次日，中共當局即對外發布了秦剛的外交部長已經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免去的消息。接替秦剛外交部長一職務的是去年12月底才被秦剛接替了這一職務的王毅。 筆者注意到外界已有評論文章指出：秦剛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大使的身份包機接送鳳凰名記傅曉田到華盛頓受孕，後在洛杉磯產仔的醜聞被傅曉田主動對外曝光後，習近平當局之所以被動等待了一月之久才把秦剛免職，並非所謂「任其發酵」，故意丟秦剛的丑，只不過是在等待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時履行一個法律程序。 話說的沒錯，但至今為止，筆者仍未見到有一篇評論文章指出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是為了因應秦剛案的「特殊需要」，而臨時召開了會議。 本月3日，筆者在本專欄曾發表《二十大落選中委的潘功勝鹹魚翻身》一文，文中有如下一段：外界和中國內部媒體熱炒潘功勝「全面接掌央行」時，均沒有注意到中組部負責人是7月1日下午到央行幹部會上宣「旨」的，而在此之前的6月28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剛剛閉幕，會議中決定的人事任免事項無一和國務院有關。 按照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時行使職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一般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時候，可以臨時召集會議。 常委會會議一般在雙月的下旬召開。會期一般為5天左右。」 請聽眾和讀者們特別關注這段中共法規文字中的「特殊需要」和「常委會會議一般在雙月的下旬召開」。 正是根據如上中共法律條文，筆者在7月3日撰寫的這篇文章中斷定，無論是否會在未來結束央行的「雙首長制」，並由潘功勝再接替央行長行政職務，易綱交出他今年3月才被剛剛被宣布連任的央行行長職務的時間，最早也要等到兩個月之後，也就是今年8月下旬。 由此可見，如果單單是為了「決定」讓已經被宣布免除了央行黨委副書記職務的易綱把央行行長的行政職務也交給潘公勝，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斷沒有必要在7月下旬「臨時召集會議」，因為這實在不是什麼「特殊需要」。 筆者在這再強調一下，依照相關法規，本月25日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本應該是在8月下旬召開的。而就是因為要讓秦剛的「失蹤」儘快「合法」， 這才為王毅和秦剛之間的一任一免之「特殊需要」，臨時召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而易綱的央行行長的第二任任期也因此又被減去了一個月。當然這對易綱來說沒有任何損失，反正從潘公勝被宣布為央行黨委書記的第二天，他易綱已經不再理事，央行的官網的內容清楚表明了這一點。 截止前天中共全國人大常委宣布了中共外交部行政（業務）首長王毅和秦剛之間的「老新交接」之前，筆者看到的關於秦剛日後下場的「分析」和「爆料」內容，最猛的莫過於彭麗媛建議「放生」，習近平主張「輕饒」。 而秦剛如今雖然被免去了外交部長職務，但仍還保留著國務委員的副國級職務—-雖然再沒有任何具體分管的事項，仍還是被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是「輕饒」的體現。而筆者則認為秦剛被「軟著陸」的說法過於武斷。 昨天在留園網上讀到一篇網貼《為什麼沒有拿掉秦剛的國務委員》，署名「刀鋒」的作者自稱是人正在貴陽旅遊的「翻牆」者。文章說：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就關於秦剛的去向使用了免除外交部長字樣，並且依然保留了國務委員的職務，這就又給大家留下了無限的遐想空間。而且此次決議還涉及了其他幾位部級幹部的任免，這就給秦剛留下了很大的面子，弱化了事件的嚴重性。看起來就像是一次正常的人事任免的例行的人大常委會決議，那幾位部長起著陪綁的作用。 人大常委會的決議中沒有使用撤銷等辭彙，並且也沒有撤銷其國務委員的職務，這說明這件事情還沒有完結，這不是最終的處理，因為外交部長不是秦剛的最高職務，他的最高職務是國務委員。沒有對其最高職務進行任何處理，說明這件事情還沒有完，還沒有做最後的評估以及做最終的處理，還沒有做最後的定性。比如他有沒有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他在美國發生的一些問題，有沒有受到對方的掌控，有沒有受到政治敲詐而變節？有沒有泄露中國外交戰略，特別是對美戰略的底牌等等！這些都需要時間來完成！等對他的問題做出最後的評估後，自然就會有一個最終的處理，屆時一定會出現撤銷等字樣。另外，使用免除，可以不給理由。如果使用撤銷辭彙，就必須要在公報中給出理由！ 這位牆內作者的邏輯比境外大多數網評人更清楚，文中所說的「公報」，應該是指黨內處理的中紀委和監察委的通報。 順著這位牆內網友的思路分析，筆者認為外界對秦剛事件的炒作實在是有點「看熱鬧的不嫌事大」了，特別是出自一些專職網評人的「爆料」內容，楞是認為秦剛和傅曉田兩人中至少有一個與「火箭軍案」扯得上關係，筆者對此表示謹慎的懷疑。 同時，筆者也承認，雖然外界關於傅曉田是「雙面間諜」的說法其實沒有什麼具體證據，但傅曉田本人供職於中共「隱蔽戰線」是毫無疑問的。相信這一點並不需要任何證據，因為中共政權的駐外記者沒有不身兼「特殊使命」的，無論他（她）的工資是由國安系統直接支付還是由其表面記者職務所掛靠的在冊媒體支付。 至於秦剛，已經有外界媒體因為他的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畢業的「專業」背景而指證他是中共政權的「職業特務」出身。 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簡稱「國關」的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創建於1949年，當時還叫「外交知識和外交事務培訓班」，歸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1950年，改編為外事幹部學校。1955年，臭名更加昭著的中共中央調查部成立後，這個外事幹部學校劃歸中共中央調查部領導。1961年，該校與現外交學院合併，更名為外交學院分院。不久，外交學院分院（原外事幹部學校部分）又從外交學院分出，以此為基礎擴建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的國際關係學院。 按照維基百科的介紹，北京的這所國際關係學院當前的隸屬關係並不明晰。有官方文件提及該學院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民間亦有此觀點。不過，媒體和該學院稱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管理」，亦有稱「直屬」於教育部。然而，截至2022年4月，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名單中並沒有列出國際關係學院。 民間和其他國家的中國研究學術界一直有觀點認為國際關係學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招募人員的主要來源之一。 其實，無需「引經據典」，在中國內地，連參加高考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也都知道這個國際關係學院的「特殊和神秘」。但準確地說，這個國際關係學院和它的分支，公開掛牌為「國家安全部直屬幹部學校的」江南社會學院還是多少有些區別。最主要的區別就是相對於江南社會學院的生源無論是來自社會還是本來就是各級國安系統的職員，學業完成後的去向百分之百都是國家安全系統，而國際關係學院的畢業生則除了它自己宣傳材料中列為畢業生去向之首的「國家政法系統」，還有外交系統和研究機構，以及一些高校也開設的國關學院等。 如此說來，秦剛就是屬於這個國際關係學院為「國家外交系統」培養的人才了？也對也不對。 說「也對」，無需過多解釋，秦剛畢竟已經坐到了外交部長這一外交系統的最高位階了。說「不對」，是因為秦剛大學二年級入黨之後更進一步「積極要求進步」，1988年畢業分配後就進入了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擔任中文秘書。此時很可能是直接受雇於北京市國安局。 有興趣的聽眾和讀者可以上網查閱一下這個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的內容介紹，它號稱是外交部直屬單位，內部只簡稱它為「服務局」。但如果你進入外交部網站的話，卻找不到它的蹤影。外交部網站上介紹的它的直屬局級機構之一「服務中心」和這個外交人員服務局，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前者是為外交部自己和它的駐外機構後勤服務的，所以名稱更應該是外交部後勤局。而後者則是專門服務同時管控駐北京的各外國使領館的。其中服務的部分，供職人員均是外交部和一些政府非「隱蔽戰線」的機構的僱員，而管控的部分，則隸屬於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其中相當一部分集中在該服務局給外國駐京使館提供的「中方僱員」里。相信本文的讀者和聽眾即使沒有過在外國駐華大使館或者駐華記者站有過任職經歷，也應該從對中共政權的常識了解中體會出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歷史上曾多次變更上級部門，有時是號稱外交部直屬，有時又是對外介紹由外交部和北京市政府共管。這裡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事實上就是北京國安局。 而秦剛1988年國關畢業之初進入這個外交人員服務局，很有可能是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秘密僱員身份進入的，所謂「中文秘書「的職位，沒有可能是為該局的辦公室或者局領導設置的，而是為某外國使館設置的。 也就是說，當年國際關係學院畢業後的秦剛，十有八九應該是以某外國駐華使館被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提供的「中方僱員」的身份開始他對中共政權的效命生涯的。 維基百科對秦剛的介紹內容是：1988年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被分配到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擔任中文秘書。1992年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歷任西歐司隨員、三秘…….。 沒錯，這個秦剛從1988年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開始的前四年是服務局的「中文秘書」，「進入外交部」的時間是1992年。 至於為什麼從「隱蔽戰線」的特工轉為公開身份的職業外交官，並不難理解，中共外交部、中聯部和國家安全部，以及過去的中共中央調查部，甚至軍方的總參二部、三部和總政聯絡部，從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間人員隸屬的調配再正常不過。 中共駐外使領館的職員中事實上分為外交部派出和非外交部派出兩大部分。非外交部直接派出的有來自商務部的，來自教育部、科技部的等等，身份都較為公開。另外也還有來自總參二部和三部的，以及國安部的，真實身份就要保密了。至於秦剛，當然是屬於外交部派出的。雖然包括前中共駐美國大使秦剛在內的所有中國駐外使領館的外交部派員在公開外交活動之外也必須從事見不得人的勾當，但在中共整個外交部的駐外高級外交官里，像他秦剛這樣職業特工出身者，似乎不多見。 再分析下來，雖然秦剛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肯定已經不是職業間諜了，但他對傅曉田的鳳凰名記包裝之下的秘密身份應該比誰都清楚。如此說來，他秦剛和傅曉田在美國產下一個小小美國公民一事，除了令他秦剛背負上了嚴重違反黨紀黨規和國家的外事紀律的「違紀」罪名是毫無疑問的，而同時也嚴重觸犯了中共「隱蔽戰線」的重要行規。 台灣的明居正老師日前在台灣著名主持人陳凝觀女士的「年代向錢看」電視專題節目里分析說：中共間諜系統里有一條「內規」，即不可以」跨界交流」。即這條「線」的間諜不可以和另一條「線」的間諜有來往……。所以，即使傅曉田不是雙面間諜（只是單面），秦剛也犯了一條輕罪，即「跨界交流」。 其實，在中共「隱蔽鬥爭戰線」里早就有「間諜和間諜，不能搞破鞋」的調侃說法。因為無論是過去的中共中央調查部還是如今的國安部，對其內部人員的嚴格紀律限制之一就是絕不容忍內部人員相互發生婚外情。豈止是婚外情，即使是未婚男女之間發生戀情，也都是要組織安排或者組織批准在先。 黨和國家培養了傅曉田，是指望他去勾引「外方」的有價值人士並藉此拿到要挾把柄的，到頭來卻是和己方的駐美大使生下一個小小美國公民，從而給了美方要挾的把柄，算是怎麼回事啊？ 分析至此，筆者的「初步結論」是：僅僅「就事論事」，把秦剛和傅曉田的事情簡單界定為中共政權里司空見慣的「道德敗壞」，他秦剛即已經觸犯了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和政府的外事工作紀律以及「隱蔽鬥爭戰線」的鐵打的組織紀律。 如果調查結果最終止於此，他秦剛的問題較有可能單單被定性為「嚴重違紀」。至於在此前提下為什麼暫時還沒有被免除或者說罷黜國務委員空職，留等下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金雞報曉 早年在紐約，我聽過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的胡鞍鋼，以抑揚頓挫的腔調講述中國的綜合國力，像一隻報曉的金雞。我也看過林毅夫寫的英文論文，談到大躍進運動後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他引述了「三千多萬」的數字，與西方學界的評估相當。但不知為什麼，在他後來卸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回國，主張中國人應有自己的經濟理論後，他的論述就開始有排外的傾向，字裡行間帶有民族主義情緒。他相信「不過半世紀，中國一定強」。他也相信一直到2034年，中國經濟都能維持8%的平均增速。實際上，從2013年開始，經濟減緩，國務院下調年增率至6%（仍然是令其他國家羨慕的數字），中共並提出那是「新常態」。但林毅夫仍堅信中國經濟總量，按市場匯率計算，可能在2030年超過美國。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美國的一半，GDP總量有望達到美國的兩倍。 「湘西土匪」易富賢則推斷，到2035年中國的GDP總量才達到美國的85-95%，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22-27%。《經濟學人》近日刊出一篇預測中國GDP增長的報導（2023/6/8），顯示一家頂級的獨立經濟研究機構Capital Economics的預測，與易富賢的推斷吻合。聯合國則預測，中國15-64歲的人口在2030年代將下降一億人以上。這對林毅夫的推斷也是不利的。當然，林毅夫可以繼續表示他不認同「人口紅利」的觀點，繼續堅持他的「人口品質紅利」論。如前文所述，從人力資源看，在當前中國，要將從未上過高中的70%勞動力，通過教育培養各種現代科學技能，需四十年的時間才能見成效。而經濟體本身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也非指日可待。 李稻葵今年六月在清華經濟論壇上分析經濟形勢，則是規勸大家不要對人口問題感到焦慮，因為「平均受教育水準不斷上升，到2050年，中國人力資源的總量會高達14.66億，仍是世界第一。」不知他的根據何在。到2050年，中國人口還有14.66億嗎？如果沒有，那麼高達14.66億的「人力資源總量」是怎麼來的呢？要算上機器人和外籍移工？靠空洞論說如何能平息焦慮？ 官方已承認，2022年人口開始負增長。這確實引起普遍焦慮，因為官方許多預估都建立在人口資料上。那可是未來的「韭菜」啊。大陸媒體湧現的建議五花八門，有的要求直接發放現金補貼，來減輕育兒的經濟壓力，一孩家庭可獲得七千五百元補貼，加生一胎又可獲多少補貼。大奶二奶小三情婦，不論有無名分，都鼓勵生育。有些城市開始號召有償捐精。雲南昆明一家醫院宣告捐精大學生可獲四千五百元的補貼，這背後似乎又有優生學的考慮。還有建精子庫，擴大提升受精等促孕方式，以及醫保配套，儼然又是新時期「大幹快上」的大躍進2.0思維。不過這一回與上世紀的1.0不同，「抓革命促生產」，真的是要促進生孩子。 試管嬰兒 捐精促孕並不稀奇，今日世界上至少有一千兩百萬人是經由試管誕生的，每三分鐘就有四個試管嬰兒出生。全世界IVF（vitro fertilization）的比率是175個新生嬰兒中，就有一個試管嬰兒。不過這裡也有風險。美國曾經發生過一名醫生用自己的精子弄出五十多個嬰兒的驚人醜聞。這些嬰兒將來有可能發生近親通婚的倫理問題。鼓勵大學生捐精，大學生會讀書沒錯，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領導幹部不也有特殊才能？他們不免也要發出「徯我後」的不平之鳴？通過試管捐精，老熊維尼可以生出一堆小熊維尼來延續革命香火。 大陸有些地方還宣布生第三孩可領兩萬元的補助款，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近日有外國記者走訪黑龍江宜春市，見到的宣傳看板是兩夫妻身旁一孩，嬰兒車中一孩，妻子還隆起了肚子。新時代的幸福家庭。可是城裡卻看不到年輕人。一個中年大叔嘆氣說：以前想生不讓生，現在讓生也生不起了。 這就回到了問題的源頭。 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個現實主義者，他知道同美國作對的國家都是越搞越窮，無一例外。不論是自力更生也好，集體自力更生也好，沒有外來直接投資（FDI）經濟難以發展。所以在1979年美中建交後，中共立刻同美國簽訂了科學合作協定與文化交流協定，也邀請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到北京設辦事處，鄧要迅速掌握眼前難得的國際和平機遇。中國七十年代中期，按照毛澤東後知後覺 ，「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實行「晚」（晚婚──男25、女23)、稀（拉長生育間隔）、少（只生二孩）三個方計的節育政策，已經有效降低了生育率，1980年總和生育率為2.24，已接近世代交替水準。聯合國人口專家認為，無需再進一步收緊政策。然而中國政府對此毫不理睬。中國與人口基金簽訂的合作備忘錄，要求人口基金提供資金，協助中國生產新式安全的避孕產品，並提升收集和使用人口資料的能力。1982年在中國舉辦的現代化人口普查，被視為當時的一大盛事。單是運算資料的電腦設備，人口基金就提供了一千五百多萬美元給中國。可是對於中共嚴酷的一胎化政策，人口基金卻沒有置啄餘地。 一元化領導 一、在中共一元化領導的傳統下，只要是最高領導人拍板定案的政策，就帶有某種神聖性，成為基本國策，必須進行到底，不會輕易轉彎的。 二、「一胎化」政策下，強制避孕結紮的措施 ，以及把婦女當做牲口，強押上手術台墮胎的手段，雷厲風行。為達到上級規定的指標，計生幹部甚至對懷胎晚期婦女仍然實施強制墮胎，逃跑者被抄家毀屋。種種殘忍的做法令人無法理解。 三、在東亞文明圈的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經濟發展初期也曾宣傳過避孕節育，但基本上都是自願而非強制性的。隨著都市化和物質生活的改善，教育健康水準的提高，「少子化」已成為這些地區的共同趨勢。政府都在為生育率下降而煩惱。這樣的先例，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出現，中共當局為何毫不覺醒，及早調整政策，也是令人難以理解。這些例子也說明，中共嚴酷的一胎化政策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四、如今開始嘗到了人口萎縮的苦果。必須問的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按易富賢的說法，早在世紀之交中共就應改弦易轍，停止一胎化。可是他卻背負了「破壞基本國策」的罪名。 易富賢是1969年出生，1980年中共實施一胎化政策時，他只有11歲。他在受訪時表示，當時他了解的實情令他反感，童年就感覺到計劃生育的錯誤。感性的反應是他日後理性分析和批判一胎化政策的動因。他的大嫂因超生二胎，在外躲藏幾個月，房子被拆。親屬中有懷胎數月，「准生證」未批下來而被抓去墮胎的。小學初中老師因超生被學校開除。同學的隔鄰小孩，母親被強制墮胎，墮下的胎兒是活的，被扔進垃圾桶，其母將胎兒從垃圾桶里撿起，由窗戶遞出去，給他父親在窗外接住，才保存了一條小命。 回想毛思迪 易富賢11歲的童年，使我想起我們那個時代在加州的研究生毛思迪（Steve W. Mosher）。1979年，他是美中文化交流計畫下，首位前往珠江三角洲作田野研究的史丹福大學人類學博士生。他在蹲點的農村公社親眼目睹了婦女被迫結紮和晚期孕婦被強迫墮胎的實況，令他氣憤填膺。他用中文在紐約的美洲版時報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他所見的真相。令中共惱羞成怒，指控毛思迪用賄賂手法取得公社的計劃生育資料，違反學術倫理。在中方壓力下，史丹福校方開除了毛思迪的學籍。但他在1983年出版的論著《破碎的大地──農村中國人》，以他的田野調查為依據，描述當地農民的生活實況，以及強迫墮胎等措施帶給婦女的身心創傷。書中流露的悲憫情懷與人道關切，引起讀者很大的共鳴。不但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等主流媒體稱讚他的細膩觀察與生動的文筆，美國人類學學會季刊《美國人類學家》，也刊出書評褒揚這本傑出的人類學著作。 十年後，毛思迪根據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位護士紫安傾述的一生經歷，以第一人稱寫出《一個母親的劫難》，也引起巨大轟動，歐洲亞洲國家的出版社購買了多種文字的出版權，著名媒體發表評論。護士紫安的自白，透露了貫穿她一生的受害人與加害人的雙重身份。計生政策的嚴密監控，使女性變成一個個毫無隱私、毫無人格尊嚴的生產工具，一旦行為越軌（超生），家中親友和工作單位的同事都會受到連坐處分。一幕接一幕的事實描述，令人看得透不過氣來。尤其是在「不願死去的小男孩」一章中描寫醫師殺嬰的情節，更是驚心動魄，讓人毛骨悚然。 當年在養兒防老的觀念下，農村還出現過溺嬰潮。還有選擇性的自動墮胎，造成如今人口男女比例失衡。「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來控制人口，到頭來究竟所為何來？得到了什麼成效？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 現在中國社會在「躺平」和「潤」的氛圍里，對年輕人來說，就業前景黯淡，平均月薪比往年大幅下降，如何有能力去響應共產黨「生產」報國的號召？不要說住房負擔不起，連嬰孩奶粉錢也不易張羅。日益嚴厲的社會控制，有誰還願意把孩子生在越來越專制的環境？易富賢的調查發現，與亞洲鄰國比起來，中國大陸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是最低的。 也許中共官方會宣布，人口負增長是「新常態」。 鄧老爺子闖了禍。醫學博士易富賢的理性批判，被開除學籍的毛思迪的人道關懷，兩者相得益彰。 哎，厲害了我的國。「一胎化」政策下那些未生新死的冤魂又能向誰傾訴？ 恩格斯說得好：歷史可以說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她不僅在戰爭中，而且在「和平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都駕著凱旋車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馳騁。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全文轉自上報）
金融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這誰都知道。中國的金融領域有幾個敏感話題，銀行安危、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它們都涉及專業知識，許多人不甚了了，但這三個話題，大家又不得不關心。當今的時代，民眾誰不在乎自己的存款安全？企業運營會有涉外業務，匯率振蕩就直接影響到企業生存；外匯存底是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經濟地位是否穩固的象徵，可中國的真假外匯儲備讓許多專家頭痛。 最近，與中國相關的這三個話題，在國際媒體上引起了多番關注。中國的銀行系統為地方財政的巨額債務兜底，引發中國幾大銀行的國際評級降到底；銀行的潛在金融危機和企業所欠外債無力償還，讓華爾街對中國上萬億美金的金融投資開始撤離；外資撤離使得人民幣匯率趨貶，同時導致中國的外匯儲備「水落石出」；對中國的外匯儲備進一步分析就發現，中國的外債非常沉重。這些金融問題集中到一起，將進一步造成外資對中國經濟信心的下降，使中共無法再依靠外商的金融投資來「輸血」。 一、銀行存款送政府 今年6月26日中國審計署長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國務院關於2022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提到，國家審計署「重點審計了18個省本級及36個市縣共54個地區的財政收支管理情況……70個地區通過『自賣自買』國有資產、虛構土地交易等方式，虛增財政收入861.3億元，其中67.5%發生在縣級」。6月2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報道，標題是，「中國地方政府通過『自賣自買』，虛增財政收入」。 據《華爾街日報》6月12日的報道，中國的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負債總規模，去年9月就已經達到GDP的295%。而其他媒體披露的消息是，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已高達80萬億人民幣，債務雪球正越滾越大。 中國政府應付這個債務雪球的辦法是，讓銀行購買地方政府的債券，變相地把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轉移給銀行去承擔。地方政府負債過度、財政收入因賣地困難而有枯竭之虞，所以欠下巨額債務而無力償還。中共當局為了眼下拯救地方政府的財政，不惜把國有的主力銀行拖進壞賬泥坑。 中國今年5月發布的《2023年中國銀行業調查報告》提到，2022年59家上市銀行持有地方政府債券43.7萬億元，占債券總額的七成，主要是六大國有銀行承擔了地方政府的債券。7月4日中國的金融圈傳出一條消息，近幾個月來，中國的頂尖銀行正在給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local-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LGFV）提供期限25年的大量貸款，幫這些融資平台還舊債，這等於是讓大銀行給地方政府的爛賬買單兜底；而且，為了幫地方政府緩解財政困境，這些貸款前4年免息。 二、民眾取款麻煩多 雖然中共高層讓銀行為各級地方政府送錢救急，但今後這些地方政府幾乎不可能歸還銀行的借款。而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民眾的存款，這些錢借出去打了水漂，民眾就沒辦法提取存款了。 由於政府從銀行大量取走現金，放給地方政府的大筆貸款都是「肉包子打狗」，產生了銀行的巨額壞賬，這當然會危及銀行的生存；更糟糕的是，銀行為財政負債兜底，還造成銀行的銀根特緊，金庫里可以支用的現金很容易見底。這種狀況下，存款多的客戶來提存，銀行就沒錢讓客戶提取現金。 最近半年來，香港民眾紛紛湧入深圳的各大銀行提取自己的存款，但提款過程越來越「艱辛」。我的錢，你銀行都不讓我取，很多香港人對此敢怒不敢言。深圳的各大銀行限制香港人提取存款的做法，大致有以下幾種：首先是取款上限卡在2萬元；其次，提取大額現金要求提前預約，但銀行的預約客服電話無人接，讓預約無法完成；再次，銀行故意縮減櫃檯服務人員的人數，櫃檯上只留一人處理現金交易；為防止客戶把存款轉出，銀行會無端凍結客戶的銀行賬號。 香港有財經專欄作家認為，擔心銀行有不少壞帳，導致資產質素出現問題，「可能跟大陸樓市或債市有關，市場都知道這方面不太對頭……如果銀行體系都有事，到這個程度都不能不防，（情況）會急轉直下」。 三、人民幣匯率與銀行安全成「蹺蹺板」 華爾街最近一直在關注中國地方政府無法償還的嚴重債務負擔，中共讓銀行兜底的做法，關係到華爾街對中國金融投資的策略選擇和盈虧。今年6月初彭博社報道，「投資者歸零，中國地方債務爆發，視為亞洲最大風險」，這「投資者歸零」的說法，指的是西方對中國的投資者正在「歸零」，外資持續撤資；6月5日彭博社又報道，「中國對地方債務飆升的保證，未能緩解擔憂」。 7月5日華爾街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在一份給客戶的報告中，下調了中國頂級銀行的評級，把中國農業銀行的評級從「中性」下調成「賣出」，把中國工商銀行和興業銀行的評級從「買入」下調至「賣出」。這家投行表示，擔心中資銀行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銀行承接此類債務帶來的盈利風險以及銀行的命運。當天，中國的銀行股在香港就馬上暴跌。這個負面金融消息會加快國際資本從中國外逃，而外資撤離就導致人民幣不斷貶值，從今年1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路滑坡。 中共為了穩住外資，希望他們回頭，從7月開始採取措施，拉抬人民幣匯率。其辦法是，讓中國的頂尖銀行把在國外的外匯頭寸調回央行，買進人民幣，於是人民幣貶值的趨勢暫緩。這是一個長期有效的穩定匯率的辦法嗎？當然不是，因為，這樣做會傷及中國的主力銀行之生存。 其結果是，匯率政策和銀行穩定政策互相對立，形成了一個人民幣匯率與銀行安全度的「蹺蹺板」：要穩匯率，銀行的安全度就下降；要穩定銀行，防止客戶對銀行不放心而大量提存，匯率就會貶值。這樣，匯率穩定和銀行穩定兩者就此消彼長；雖然「蹺蹺板」在短期內可能上下擺動，但從長期看，銀行穩定性關係到中國經濟和政權的安危，其重要性遠遠大於人民幣匯率，所以，人民幣匯率就難以固守。 四、商業銀行風險大 商業銀行在國外的外匯頭寸，是中國頂尖銀行的國外分行日常為中外貿易和服務辦理結算時收到的外匯，也就是銀行在國外的櫃檯業務每日外匯收付結算之結餘累積數。這個累積數有多大？從2015年的金融機構信貸收支平衡表來看，大約在2千到3千億美元左右。 為什麼我只講2015年的數額，因為從2016年起，中國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被央行「清零」了。這當然不是說，中國所有商業銀行櫃檯和金庫里的外匯頭寸，一夜之間全都突然消失了，這些外匯頭寸依然存在。至於央行為什麼要在賬面上「清零」，其中的貓膩，下一節會交代。 中國的商業銀行手裡的外匯頭寸，有一部分不能動，必須應付每日收付外匯的需要；但有一部分是可以機動使用的。當商業銀行總行在國內的資金緊張，或者央行強化商業銀行外匯結餘的及時結算紀律，商業銀行會把外匯頭寸的一部分賣給央行，增加央行掌握的外匯儲備，同時買進人民幣資金在國內使用，這樣做就拉抬了人民幣匯率。 為什麼中國的商業銀行拉抬人民幣匯率，就影響銀行的安全呢？因為，中國的央行為了拉動經濟，維持著低利率，而美國聯儲會為了壓制通脹而不斷升息；到今年7月19日，美中之間的貸款利率已經拉大到5個百分點，美國的貸款利率是8.25%，而中國是3.55%。這個巨大又難得的利率差，對面臨地方政府壞賬沉重壓力的中國的商業銀行來講，誘惑力實在太大了。 中國的商業銀行有一個生死線，即存貸款利率必須大於1.8%，這樣才能有足夠的利潤來維持銀行的生存。而現在中國銀行一年期的定存利率平均是1.65%，一年以上的定存利率更高，存貸利率差已經縮小到1.9%以下，位於銀行生死線上。對銀行來講，如果能盡量用外匯頭寸在美國放款，可以賺到比國內放貸多幾倍的利潤，這些錢可以幫助它們國內的總行大大緩解經營壓力，增加銀行的安全度。因此，眼下中國的主要商業銀行當然不願意把外匯多賣給央行了。但是，央行是商業銀行的監管上級，「老闆」下令拉抬人民幣匯率，商業銀行只能服從，代價是商業銀行的安全面臨危險。 五、外匯儲備：假作真時真亦假 為什麼說，從2016年起中國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被央行「清零」了，而實際上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並沒消失？這其實關係到中共的外匯儲備的真假大戲。所謂真假，有兩層意思，其一，現在中共公布的央行外匯儲備里，有一部分是假的；其二，中共之所以要作假，是希望外國金融機構不要看穿一個關鍵問題，中共並沒有足夠的外匯來持續拉抬匯率。 故事要回到2015年，當年下半年中國發生大規模資本外逃，主要是貪官向境外轉移資產，造成國家外匯儲備明顯下降。為掩蓋真相，2016年初，央行把商業銀行的櫃檯外匯全部划到自己名下，在統計數據上製造出一個外匯儲備未曾下降的假象。所以，從2016年1月起，央行公布的「貨幣當局官方儲備資產」，其實不全是央行真正掌握的外匯了，還「吃進了」全部商業銀行的櫃檯外匯，即用後者冒充前者的一部分。 所謂的「貨幣當局」是指中國的央行中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並非可以操縱貨幣政策的「貨幣當局」。因此，用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來部分冒充央行的外匯儲備，自從2016年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而各家商業銀行手中的外匯頭寸，在公開的金融統計資料中成了「隱型存在」。 從2016年到現在，中共公布的國家外匯儲備數額一直是3萬億美元多一點。中國有一些外行人議論說，有這麼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國豈有外匯之憂，甚至可以拋售美國債券來打擊美國。其實，過去8年來，中國的外匯儲備沒怎麼增長，但外債卻急速增長；不懂中國的外債現狀，就不知道中共的外匯儲備有多緊張。 中國的外匯儲備存在國外，總不能是銀行存款吧，那樣利息上吃虧太大，而且風險更大，因為國外的銀行一破產，外匯儲備就會泡湯。比較安全的方法是，買經濟大國的國債，不怕倒賬。但是，歐洲國家和日本的國債數量有限，容納不下中國保存外匯儲備的需要，所以中國的外匯儲備多半只能投入美國的金融市場。目前，中共的外匯儲備當中，一半多是美國的國債和公司債券。中國國內那種拋售美國國債的論調，純屬無稽之談，乃殺敵一百、自傷一千之舉。 六、增長靠借錢，債多豈不愁？ 從中國外匯儲備總量似乎穩定的局面，其實完全看不出外匯儲備的緊缺程度。就象今天中國很多家庭，雖然銀行里還有一些存款，但房貸債務過於沉重，以致於很多家庭只能節約家庭日常開支來度日。中共的外匯儲備也是同樣的情況，不了解中國所欠外債的數量增長，就不知道那3萬億美金外匯儲備是少了、還是多了。 中國的外債包括政府、銀行、企業向外國所借款項。據去年底中國發布的《國家外匯管理局2021年年報》，2021年底中國的對外負債達到了73,410億美金，比2015年增長了62%；而2021年中國的GDP比2015年只增長61%。可以講，這6年中國的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上是靠對外借債來支撐的。「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何況借了大筆的錢，哪能債多不愁？ 僅僅看中共2021年底的對外負債總量，就高達7.3萬億美金之數；再看今年6月底的外匯儲備，只有不到3.2萬億美金而已。償還外債是要用外匯的，現在中國的對外負債已經超過外匯儲備的2.3倍了。換句話說，就算所有外債只有一半到期，若還清一半外債，就會花掉現有的外匯儲備；那剩下的一半外債，拿什麼來還呢？明白了這種處境，現在誰還敢說，中國的外匯儲備綽綽有餘？ 如果外匯儲備還債花光了，那意味著什麼？至少就沒錢進口石油，私家車就不必開了；吃飯也只能當素食主義者了，因為飼養生豬家禽的飼料大部分靠進口；海外留學生的學費生活費當然也斷頓了。僅舉這幾例就可以說明，外債暴增，對國內家家戶戶的民生，將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七、債多錢緊，外匯緊缺 當然了，償還外債一事，上面所說的只是個大而化之的講法，事實上不那麼簡單。討論還外債之前，還得具體分析一下，中國這些年欠下的新外債，主要是欠誰的？按照《國家外匯管理局2021年年報》的數據，這2021年73,410億美金的外債，大頭是外企和外國投行。其中，35,238億是外企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外企撤離中國的時候，按道理中國必須讓人家換取外匯拿錢走，儘管現實中地方政府會千方百計刁難撤資的外企；另外還有21,544億美金，是外商在中國的證券投資，從中國的證券市場上撤離，比關廠賣設備撤資容易得多。 7.3萬億美金的外債，是歷年累計數。從2015年到2021年，中國的對外負債一共增加了28,157億美金，其中，外企直接投資為9,275億，外商證券投資是12,971億。這個負債結構說明，過去幾年外國在中國的投資，從直接投資實體經濟轉變成了金融投資。既然金融投資進入中國的證券市場比較容易，撤離也就相對簡單，因此，金融投資的高流動性使得此類外資撤資時，對中國外匯儲備的衝擊會比較大。現在外商在中國的金融投資佔中國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單是這部分高流動性外資撤離，中共的外匯儲備就壓力巨大。所以，中共才要穩住人民幣匯率，其根本目的是穩住外商的金融投資。 外商在中國的金融投資大體上分三類，中國的債券、股票和私募基金。《國家外匯管理局2021年年報》公布的數據顯示，單是中國的企業、商業銀行及其他機構發行的美元債權，總額就高達1.2萬億美金，這些債券多半都是短期的。目前恆大上千億美金的債券已經成為爛賬，看到這個警號後，華爾街肯定希望購買的其他中國債券到期後能收回投資，同時不敢再買中國的企業債券。這1萬多億外商的金融投資如果真撤離中國，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打半折了。 現在華爾街高度關注中國的地方政府財政危機、銀行為地方財政債務兜底等問題，原因就在於，西方各投資銀行對中國的金融投資，會受到地方政府財政危機和銀行潛在的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中共當前仍然在設法維持西方金融圈對中共的信心，防止外資撤資造成外匯儲備崩盤，但中共的財政金融困境日益加深，已經成了一個國際上的關注熱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世界娛樂圈的最大樂子，就是習近平的外交部長失蹤了一個月。外交部的發言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兒了，甚至不敢說不知道。這個大瓜讓全世界熱愛八卦的朋友們樂不可支，編出各種故事來娛樂群眾，顯示自己的博聞多才。 終於驚天一聲人民代表大會決議，免去秦剛兼任的外交部長，由他的上級王毅回鍋，紆尊降貴擔任外長一職。沒有新任的外長，也沒有免去秦剛兼任的國務委員。就好像馬三立相聲里的靴子，掉下來一隻，另外那一隻遲遲沒有著落，讓鄰居們怎麼也不放心，甚至睡不著覺。 一國的外長失蹤，還長達一個月，這可不是一般的事故了，曠古未聞。為什麼呢？裡邊的學問就大了。正如好事的網民們猜測的那樣，事出反常必為妖，就是當年打倒中國國家主席，也不過是幾天的事兒，這回的瓜一定不小，大家就等著瞧樂吧。 可咱小習同志就樂不起來了。這明顯就是反習的陰謀家們給他下的套，叫你左右為難。所以從小就反應慢半拍的習總，猶豫了一個月才掉下來一隻靴子。另一隻還懸在那兒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往左一點兒辦了秦剛，直接送秦城好像不妥。往右一點兒直接放了他好像也不妥。面對黨內反對派波濤洶湧的攻勢，沒個正當理由無法糊弄過去，必將引來更大的驚濤駭浪。婚外情、私生子等等只是個借口，但卻是中共黨內慣用的合理合法的借口。借口背後隱藏的禍心，可是針對皇帝寶座的。 能動搖皇帝的寶座嗎？很可能。這次反對派利用外交系統的內部矛盾，策反了習近平集團的忠臣，戰狼外交的領袖王毅。冷不丁在習近平的背後插了一刀，黨內的形勢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此消彼長改變了二十大上習近平一手遮天的局面。 親俄羅斯的王毅領銜，擊敗了可能改變親俄政策的牆頭草秦剛。這代表著小習同志利用拜登政府積極改善中美關係的時機，減輕外交壓力的策略的失敗。中共的外交陷入了兩難的處境。俄羅斯的戰爭陷入膠著狀態，反對習近平親俄政策的聲音越來越高。這是王毅敢於反戈一擊的底氣。 但是緩和中美關係，不但是外交的需要，而且是挽救中國經濟的需要。在中國經濟崩潰指日可待的危險形勢之下，只有美國的幫助才是解除危機的不二法門。美國企業界也是看到了這個時機，才促使拜登政府放下架子緩和關係，積極出動外交攻勢。 秦剛根底不深，所以善於投機。這是習近平看上他的原因。船小好掉頭嘛。習近平如果放棄了秦剛，不僅僅是送出了錯誤的信號，暫停了緩和政策；而且王毅多年來帶領的戰狼班子，能不能腦筋急轉彎接受親美政策，是一個不需要思考的問題。那就只好讓經濟加速下滑，直到崩潰。 不過習近平的高參們還是挺聰明的，既讓秦剛保留了國務委員，又讓王毅不合理地佔住了外長的茅坑，便於隨時改變任命 — 還有選擇的機會。在這種形勢下，習近平的另一隻靴子什麼時候掉下來，就不一定了。博弈還在繼續，各種可能性都有。 王毅背後的反對派和當年的劉少奇、周恩來集團一樣 — 悄悄地操作經濟崩潰，讓老毛來當背鍋俠，以圖改變最高領導權。現在小習的親俄反美解放台灣的企圖，和經濟下滑需要緩和中美關係的政策相抵觸。怎麼才能讓小習當背鍋俠，這就需要智慧了。真的像新任駐美國大使說得那樣，等等看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靴子終於落地，中國外長秦剛在消失整一月後其外長職務被免，由外交「老人」、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兼任。 然而謎底沒有完全解開，外界依然不清楚秦剛因何被免外長職務，與此同時其國務委員身份還保留，他的命運依然懸著。只要這些問題一天不公布答案，針對秦剛的猜想和政治傳言就一天不能停止。 秦剛久未露面，先是官方說他健康有問題，繼而流傳他和某女主持人的不正當男女關係，並在此基礎上，演繹出其他版本，如涉間諜案；和王毅的外交思路有衝突，沒有執行習近平的外交路線，被王毅陰謀搞下等。在習時代這種高度不透明的政治體制中，高官的舉動向來被外界作為窺探黨國高層內部動向的一扇窗口。秦剛不但是外長，而且是習一手提拔起來的，還是副國級領導人，即便不考慮外長職位本身的重要和敏感，單單這些元素，就讓外界對秦剛的消失浮想聯翩。 秦剛下台，習識人不明該負責？ 如今，事情半明朗化，最受影響的當然是秦剛本人和他的家庭。本來在這個政權內春風得意，有著再進一級的光明前途，剎那間這一切都煙消雲散，成了一種苦澀的回憶和緬懷。對他而言，最好是平安落地，這是否一種奢望，有待觀察。但這起事件本身見證了這個體制的荒唐。也因此，作為此荒唐體制的總代表，習近平和他的政權在秦剛事件中，是除秦剛外，受影響最大的一方。然而，這不能怪別人，甚至不能怪秦剛，因為是習挑選的秦剛，就要承擔事件的連帶責任，按照當局一向強調的責任倒查原則，習要為秦剛事件負責，是他識人不明，才惹出今日這個事端，是否該向他的黨內同志做出檢討？ 從秦剛被免外長還保留國務委員身份來看，基本可以確認，之前官方透露的秦剛的健康問題可以排除。因為秦剛倘若身體的確有恙無法履職，當局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宣布這一點，也是對眼下沸沸揚揚的各種傳言的一個最好的闢謠和危機止損，從而化解秦剛一月未出現對當局和習的不利影響。可當局並未這樣做，可見秦剛的問題不是健康問題。 然而，現在這種處置方式也表明秦剛涉嫌間諜或者外交路線鬥爭的可能性亦不高。因為這兩項「罪名」在中共針對官員的各種「罪名枷鎖」中，是最嚴厲的，處置起來向來不留情面。外長如果涉間諜案，「涉密」的等級一定不低，當局過去對被控有間諜罪的官員的處理，輕則十多年徒刑，重則死刑。路線鬥爭更是中共當權者的殊死較量，秦剛和習構不上對手，如果秦剛有路線問題，只能解釋為他沒有忠實執行習的抗美外交路線，是對習的不忠。一個自己提拔的人背叛自己，大概任何專制獨裁者都不能容忍此事發生，會嚴厲懲處，而非只把他的職務拿掉。此外，秦剛過往的表現也沒讓人看出他有和習分道揚鑣之意。 故而，早先傳言的婚外情相對可信。雖然高官有情人在中共的高級幹部里再正常不過，可一旦被人公之於眾，當局就要按照政治問題去處理，而非僅把它當作官員的私德問題。尤其在被證實後，要把它上升為官員黨性不強，政治品德有問題的表現，違反了當局對官員個人生活的規範和要求。習近平在官員的私生活方面，比前任要求更嚴，特別對高官來講，個人生活不是一個私德問題，而是和政治相關，屬於政治問題，要納入對官員的管理範疇。當局以前也曾對犯有生活作風的官員有過嚴肅處理的個案，比如前國家統計局長邱曉華，因重婚問題在履職7個月後突然被免，開除黨籍和公職，還被判刑一年。外交部前部長助理沈國放亦是因不正當男女關係而被貶世界知識出版社做總編輯，算是從輕發落。 上述對秦剛被免原因的分析只是基於官方此種處置方式的合理推測，真實原因也許在一個較長時間裡外界都無從知曉。而對習近平來說，秦剛事件於他絕對是壞事一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如前所述，加重外界包括國際社會對中共體制高度不透明的惡劣印象，讓國際社會更不信任這個政權。雖然外界早就知道中共決策體制的黑箱作業，也知道習近平上台後這種不透明的狀況比以前要嚴重得多，然而，當秦剛這個活生生的事例出來後，很難不讓人對中共體制不透明的看法會得到進一步強化。二是作為習的親信的秦剛接任外長半年，就在公眾視野消失，自然也使人普遍認為，習的新一屆權力班子內部又開始生起權力鬥爭，習對政局的掌控很可能不穩。 習家軍沒有完全一條心？ 專制國家高層內部從來不是鐵板一塊。習近平20大雖然將黨內高層的不同勢力清理出局，只剩下所謂習家軍，然而，習家軍內部也不是完全和他一條心，不排除有人出於各種利益考量，暫時依附習，表現一副對習忠誠的樣子，但內心並不認同他的治國路線和主張。當習權力如日中天，黨內尚有權威時，他們不敢也不會在所謂路線或政治的大是大非問題和習拉開一定距離，但在某種非常時刻，判斷習的權威受損後，這些原本就對習不完全忠心的官員，有可能對習的主張和政見會提出不同看法。這麼說並不表示秦剛就是此類官員，可也確實讓外界猜想黨國高層內部會借著形勢的變化對習發起某種挑戰。 眼下正是習處於困局的非常時刻。他對中國的十年經濟管制和政治極權，其後遺症在今年得到集中爆發，疫情放開後，原本期待的經濟復甦落空，百業蕭條、債務高企、失業嚴峻、民生惟艱，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衰亡之氣，好像末世降臨，以致習不得不在經濟政策上進行大調整。倘若不是形勢壞到此種情形，他是斷不會有這種政策調整的。從而無疑也會使他的權威受傷嚴重，並衝擊其權力。此種社會氣候擴散到黨內高層，勢必會在內部包括習的親信之間出現一些異動的苗頭。外界則根據這些苗頭，揣測習的權力班子可能又在進行新一輪政治鬥爭。秦剛此時消失，恰好為外界的猜測和傳言提供了養料，而當局對秦剛職務的解除又證實了這些政治傳言。根據以往的經驗，只要秦剛不被判刑，當局大概之後也不會公布秦剛事件的真實緣由。這會導致高層政治鬥爭的傳言流布更久，對習自然不是好事。因為在極權政體內部，不管何因引起的政治鬥爭，都會指向最高統治者，意味著最高統治者的權力不穩，地位出現了鬆動，習最怕的就是有人出於某種政治動機散布這類政治謠言並在黨內外傳播，被他的高級幹部們理解成他權力動搖的佐證。 還會有高官步秦剛後塵？ 秦剛被免是否說明外交部內部有以秦剛為首的一派和以王毅為首的另一派，在關於外交政策和路線的問題上出現了激烈的鬥爭，外界也不得而知，但顯然，王毅是秦剛事件的最大贏家。一身二任，由他而不是傳言的馬朝旭或劉建超做外長（儘管一周前北京也流傳王毅將回鍋兼任外長的消息），這在當局的外交史上是首起，表明習在外交上對他高度倚重。這種倚重不但是外交戰略和政策上的，亦是人事上的。王毅重挑外長重擔不大可能是過渡安排，至少到明年三月，他會繼續兼任，之後的新外長人選他也有很大話語權。從當局的外交戰略和政策而言，王接這回接任外長表明習以抗美為主軸的外交路線不會得到修正，假如秦剛確是因外交主張的不同而被免。 最後要指出，秦剛事件尚未落幕，這可能只是開始。在習開啟第三次連任後，隨著他的極權統治的進一步收緊，黨國高層內部還會有高官步秦剛後塵，以另一種方式撕開極權鐵幕一角，讓外界看到習政權內部的緊張態勢。習政權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或以形成，秦剛的倒下是第一張牌，人們將「有幸」見證這段奇特的歷史。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2023年7月的最後一周，中國領導層終於發出了救經濟、救私企、促消費的全面動員。只是，中國的廣大私營部門和民眾並不看好這些信號。在他們看來，這些救市措施不夠誠懇、不堪信任、不值激勵。一言以蔽之，太過吝嗇而不足與謀。 「不發錢、不發券，就會發文件」 在針對民營經濟的「31條」出台後的幾天里，中國股市冷淡以對，民間嘲諷不絕。例如，有一條傳遍社交媒體的評價，「不發錢、不發券，就會發文件」，頗能代表當下中國社會的普遍反應和共同心聲，形容「31條」以及相關促進消費的文件猶如空頭支票，全無乾貨。言下之意，中共的領導層面臨嚴重的經濟下行危險，卻不肯釋出任何有意義的實質性政策，只會一味喊口號，在以一貫充滿空話的黨內宣傳動員手段來提振私營部門及民眾消費信心。 特別在7月24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黨外人士座談會上，雖然會議文件不再談及過去多年強調的「房住不炒」，意識到私企和消費信心已經跌穿、內循環近乎破產，但仍然強調以「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動員企業家，如「31條」其中6條之多在堅持黨對整個私營部門的領導，而對企業家和民眾一如既往的吝嗇：既不願意政治上承認自身錯誤，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企業家群體平反，也不願意法律上落實對私有財產和權利的保障，更不願意在有關醫療、教育、福利等基本重大民生問題上採取切實保障措施。 人們只看到一個執著於安全焦慮、對外慷慨對內吝嗇的私利集團，對周邊國家肆意挑釁的同時對經濟問題卻一籌莫展、計無可施，而且不想認真付出哪怕些微成本、做一點兒讓步。可是今非昔比，「31條」面對的不是60年前大饑荒後倖存的農民，而是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培養和形成的龐大私營部門和中間收入階層，不是簡單地可以「尾大不掉」來對待然後無奈地放出一些空炮、或者可以所謂「思想工作」的體制話術來哄騙。 10年國進民退的折騰 六十年前，面對「大躍進」造成的全國饑荒、公社破產和農業生產問題，中共中央從1961年三月開始醞釀「農業六十條」，包括解散大食堂、放低核算權到生產隊、給予農民「三自一包」的有限權利等，幾經修改，包括毛的介入，直到翌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正式道歉後正式頒行，才算是暫時挽救了農業，緩解了中共與農民的矛盾，卻也將毛、劉之間的矛盾公開化，為四年後文革爆發埋下了伏筆。 然而，在十年「國進民退」的折騰後，中國民營經濟一片哀鴻，瀕臨經濟大蕭條之際，對中國社會精英來說，他們在三年的「動態清零」中已經看到了未來自循環模式的殘酷圖景，一種戰時經濟和特權經濟的混合。在了無生趣的後疫情時代，他們當中的主體也就是企業家總體上只是慣性苟延，對「前方」所期待的絕對不是可以所謂「定心丸」這樣的童稚之語來表達的終極安慰劑，也不會天真地期冀最高領導人下「罪己詔」或者道歉、承認錯誤然後修正路線。 因為，任何一個中國企業家，或者任何一位只要有企業家精神的社會中堅，在經歷了過去二、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終結和新興資產階級的起落之後，如果對他自身階級處境有所認識的話，都會在黨國所擔心的資產階級革命和過去三十年逐漸形成但被黨國澆滅的憲政改革的當中，選擇一條中間道路，卻是無法放棄的最低訴求，件件與身家性命相關、與階級利益相關、與未來預期相關。 中國企業家的五大需求 其一，他們要求集體平反，得到政治承認。這種政治平反當然不僅包括對任志強、孫大午、李懷慶、耿瀟男等身陷牢獄的企業家的平反，更需要執政黨以新的歷史決議文件方式承認企業家群體的歷史貢獻和階級地位，並且以此重新啟動改革開放。 其二，他們要自由，或許不奢求放開黨禁、報禁，但是切盼放開網禁，改革對企業家任意採取強制措施的經偵體制和檢察制度、限制警權，保障企業家和所有公民基本的人身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和財產權利。 其三，他們需要真正的市場經濟，這當然不意味著取消政府監管，但是需要起碼的司法獨立，一個內在於市場經濟的司法體制，而不是如今天凌駕在市場經濟之上、屬於執政黨工具的審判體制。他們相信，只有如此，才能具備也是從市場經濟中培養出基本的社會公平和正義，既是改善市場環境、培育所謂統一大市場的必要條件，也是保障經濟自由和國民正義的基礎，也就是法治，那是一個屬於所有人的國家的核心，這是需要立即馬上看到的進步，而不是2035年才建成法治政府的遙遠期待。 其四，他們知道自身階級的存在與否依賴一個廣泛、和諧、合作的階級關係，特別是公民社會和國際社會的聯繫與支持，資產階級在中國需要起碼的自由主義空間，無論結構還是言論。同時，在全球化分裂的時代，他們反對對符合人類普世主義價值的無端拒絕，例如反對以極端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排外主義來劃分資產階級的政治忠誠，例如要求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儘早批准政府部門已經簽署二十餘年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作為可信的政治承諾為條件等等。 最後，他們渴望與政府和執政党進行有關改革政府、減稅放權、調整政企關係的圓桌會議，而不是目前虛假的協商會議，後者往往由黨的社工部的企業家協會、司法部的律協等花瓶機構牢牢控制，那裡面只有一言堂，充滿了權力集團高高在上的傲慢和企業家的誠惶誠恐，如馬化騰等人最近的發言。 這五大訴求，相比「31條」只少不多。但對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對中國的新興社會階層、對中國民眾和經濟的預期結構來說，可謂缺一不可。唯此，才可能重建信心和社會，重建執政黨與各階級、與民眾的社會契約，才可能總體上趨向合作、產生社會共贏。那或許是當下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不可能、人民的奢望，卻是一小部分中國社會精英為國家、為發展、為和平所期望的最低要求。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共副國級外長秦剛被”消失”已經一月有餘，雖說遲早都還會被中共當局披露其蹤跡，但百分之一千不會再以在任外長和國務委員的身份出來活動了。未來出路只有兩條：或者下基層，或者進秦城。 下「基層」是指被免去現職之後降級使用或者調赴閑差；進秦城是指秦剛身為副國級官員，未來不被「移交司法」則罷，一旦若被中紀委宣布「涉嫌犯……罪」,那麼即使是如同中共國家統計局原局長兼黨組書記邱曉華一樣最終只領刑一年，也要按照其前副國級領導人的級別被關押進中共全國境內唯一一所不歸司法系統所屬的監獄，公安部秦城監獄。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對比邱曉華，秦剛案是否也屬於「涉嫌重婚犯罪」？》中已經介紹了為什麼說秦剛未來可能的下場之一就是可以比照的近似案例：中共前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曾經因為和如今的秦剛一樣與美女記者婚外產子，被以重婚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但並未附加「剝奪政治權利」。 如上文章被文學城等網站轉發之後，招來部分否定的跟帖，典型的有如下兩貼： 「重婚幾乎是不可能的。秦也不會在沒有離婚的情況下去民政局領結婚證。用毛時代的語言，秦部長是「搞腐化」，也就是亂搞男女關係，頂多判5年有期徒刑。」 「關鍵在於有沒有跟小三辦的結婚證，否則就不是重婚，不過是像賈璉那樣，被老祖宗罵『香的臭的都往屋裡拉』。」 如上兩君所言差矣。筆者為撰寫本專欄的上篇文章，很慎重地查閱了中國大陸的相關法律解釋：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重婚罪包括兩種重婚行為，一種是「有配偶而重婚」，是指已經結婚的人，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又與他人結婚。第二種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是指沒有配偶的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仍然與之結婚。本條所規定的「結婚」，既包括騙取合法手續登記結婚，又包括雖未登記結婚，但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 至於如何斷定「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筆者也還特別諮詢了中國大陸律師界的婚姻法專家，回答是：在中國內地，極少有各級公安或者檢察機關主動偵察誰誰誰「涉嫌犯有重婚罪」的情況發生，一般都是「民不告，官不究」。原告只要出示足夠說服力的證據，比如被告人與二奶以夫妻名義購房、以夫妻名義舉行婚宴，甚至是照過婚慶照，都有可以令被告人入罪。 回到邱曉華的案子上。根據《刑法》258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由此可見，當年邱曉華只被判重婚罪「最高刑罰」的一半時間，足見還是被「法外開恩」了一把。 出獄後的邱曉華曾對身邊人披露，被宣布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之後，他當庭表示服判不上訴，但同時通過律師申訴，他是2006年10月初被中紀委「收審」的，按照「押期抵刑期」的法律規定，他的刑期應該從那個時間計算起。如此一來，他服刑至2007年10月，也就是法庭判決的7個月之後即可被刑滿釋放。但是，法院明確回答紀委和監察機關的「雙規」不是司法意義上的「收審」，所以他邱曉華的刑期只能從他被檢察院起訴的2007年2月計算起。 如此說來，假設秦剛未來的下場只有進秦城一種選擇的話，那麼如今他正在「失蹤」，實際上肯定是失去自由的時段直到未來被中紀委和監察委「移交司法」的那一天，無論總共會拖延多久，都不算坐牢，服刑時間只能從他被中紀委的「招待所」轉移至最高法院的看守所的那一天算起。虧大了。 2007年5月7日出刊的《亞洲周刊》刊登了《邱曉華重婚罪妻不告情人告》，說是邱曉華的案情簡單，其涉及的數十萬款項大多是企業主或下屬單位提供給他，讓他給患病的妻子看病的，金額當未構成受賄。但在審查中查明邱曉華與上海某電視台財經記者（姜映吟）生育一女，涉嫌重婚。依中國法律，重婚要有原告，民不告則官不究。而邱曉華的妻子不願告邱曉華，於是有關部門做通該上海電視台財經記者的思想工作，讓她以原告身份告邱曉華重婚。法院依法審理，認定邱曉華重婚罪成，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而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刊發之後，一位邱曉華當年廈門大學同窗告訴了筆者更多的外界從未報道過的邱曉華「意外落馬」的內情。 2005年，自稱是國務院邱局長好友的上海首富張榮坤以49億元資產名列《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16位。但在2002年以前，此公毫無知名度，沒有任何令人驚嘆的從商經歷。但從2002年到2006年6月30日，他名下的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資產增值迅猛，達到136.2億元。幕後的原因真相是，他的啟動資金全部來自上海社保基金。 按照維基百科的記載，2005年底，經濟學家郞咸平教授接到了神秘爆料，稱張榮坤的資金來源有問題，郎隨即進行調查，發現屬實後就準備在上海電視台財經頻道的《財經郞閑評》欄目中加以揭發。郎旋即遭到上海市「有關部門」的封殺，該檔節目也於2006年2月被取消。 當時恰恰是供職該電視台財經頻道的姜映吟向上海市委宣傳部及時密報了郞咸平的計劃，雖然暫時起到了阻止郞咸平爆料的作用，但卻令紀檢機關在第一時間就對她產生了懷疑。 按照邱曉華的分析，如果不是姜映吟「主動暴露了自己」，日後中紀委調查組不太可能主動拿姜映吟說事，而張榮坤更沒有必要主動交待出邱曉華。 2006年初，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前上海市委書記黃菊被查出患有胰腺癌並被醫生判定「來日無多」之後，胡錦濤和溫家寶趁機部署調查從郞咸平及其他渠道上報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件。2006年6月，中紀委派出調查組進駐上海，組長是身兼中紀委常委的最高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院沈德詠。 沈德詠接到專案組已經掌握的材料之後，多年法官工作的經驗令他第一時間就看出了姜映吟的問題，本以為她是張榮坤的情婦，沒想到扯出了剛剛升遷才幾個月的國家統計局局長。 於是，沈德詠專程飛回北京就邱曉華的問題向胡錦濤和溫家寶等人彙報。按照邱曉華自己日後的分析，胡錦濤和溫家寶兩個人在男女問題上都是很看重「操守」的，這也是為什麼中紀委在查明他邱曉華從未以權易錢的前提下，仍然死死抓住他的「男女關係問題」不放，非要定他一紙「重婚罪」不可。而最關鍵的「證據」就是姜映吟向沈德詠等辦案人員坦白了在生子之後，為了向父母有個交待，這才帶著邱曉華，並由邱曉華親自抱著孩子登門拜見姜映吟父母，併當面喊出了爸媽。而事實上直到姜映吟被調查組「雙規」之後，她那可憐的父母也只是知道他們的「女婿」只是北京某國家機關的一個處長。 介紹到此，回到秦剛的案子上來。未來的中紀委假設沒有調查出他「以權易錢」的重大犯罪事實的前提下， 雖然只給他鑒定為「涉嫌重婚犯罪」的單一罪名「移交司法」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畢竟他比邱曉華行政級別高了兩級，而且又是才晉陞幾個月時間的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但假如確實有一股關鍵的黨內勢力就是要給他秦剛難堪，那麼無論是傅曉田女士主動還是被專案組威迫，只要她能夠成為「原告」，就能讓她孩子的生父秦剛秦國委成為「涉嫌重婚犯罪」的被告。 截止目前，我們「吃瓜群眾」們所能夠聽、讀、看到的關於傅曉田女士之「深厚背景」的「勁爆「瓜料」是所謂「扯上了正國級」，「證據」是中共前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祖上姓傅。 更「勁爆瓜料」不是基於「姓氏考」，其牽涉人物之多，背景之複雜令甘願「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受眾蠻多。兩天里已經有十多個朋友在微信里鼓勵筆者「你來說說看」？ 該「故事」牽涉人物眾多，源頭竟能扯到中國人民的好總理，在「毛主席紀念堂」二樓黨國神社裡供奉的黨國領袖牌位里名列第三的周恩來。 話說當年，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周恩來夫人鄧頻超大姐早早犧牲了自己的生育能力，於是於1939年在重慶收養了「革命烈士」遺孤李鵬。李鵬在生母的督促下磕頭拜見了養父母之後被帶往延安，日後到莫斯科學習電力，回國後也長期供職電力系統。為自己的女兒李小琳日後成為「中國電婊」打下基礎。 李小琳本人在電子系統起家於李鵬曾執掌過的北京市供電局，入職第一天就當上了團委副書記，雖然沒有趕上習近平和王歧山等人的「工農兵上大學」的好日子，但生父當時已經成為中國最年輕的部長，養祖母鄧頻超已經是全國政協主席，如此背景令她高考落榜後仍然還是憑著本單位的「廣播電視大學」的學歷在「專業化」和「知識化」的幹部鑒定中順利過關，從此長期稱霸中國電力。 名利雙收之後的李小琳生活上也開始不甘寂寞，包養了一個黎姓公安大學教師並利用手中權力將這位「黎二爺」打造成香港富商。據說全中國的電價也因此每度上漲了一分錢。 李小琳滿60歲從「中國電子一姐」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之後，受習家大哥習近平的鼓勵要為「一帶一路」發揮餘熱，仍然抽不出更多的時間到香港與黎二爺享受生活，於是也寂寞難忍的黎二爺便動起了歪念頭，居然用李小琳給他的「零用錢」在香港包養了鳳凰名記傅曉田。 清楚知道自己事實上是在和電婊李共享黎二爺的名記傅自然也不願意「一顆樹上弔死」，於是在2017年前後利用「公務」機會向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兼禮賓司司長，對她彬彬有禮的秦剛頻頻放電，不久後取得成功…… 從那以後，黎二爺遊子走於內地的電婊李和香港的名記田之間，名記田則在同時應付著黎二爺和秦剛的那幾年裡，把適婚年齡賠了進去。 2021年底至2022年初，相信秦剛「前途無量」的傅曉田把自己的未來押注在秦剛身上，秦剛則在與傅曉田商量備孕的同時，還要把自己家中的糟糠最後利用一把。電話指示在北京的髮妻設法打通習主席的夫人彭副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的關節…… 接下來的故事就是傅曉田在美國住著黎二爺給他租住的洛杉磯海景豪宅里備孕，乘坐著黎二爺在美國租用的私人飛機到華盛頓受孕….. 讓我們簡歷捋一下如上複雜的人際脈絡：周總理收養的李總理為中國人們的電力事業培育出了一個電婊李，電婊李包養了黎二爺，黎二爺又包養了名記田，名記田又包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秦剛。貫穿了大半部中共黨史和整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 當如上這一切被黎二爺知道後，黎二爺綠髮衝冠，把一切的一切全都抖落了出去，以至對這一切完全知情，但為了孩子已經下決心犧牲自己的髮妻秦林氏想幫秦剛找補也為時已晚。 複述完如上「故事」後，筆者認為從「名利雙收之後的李小琳生活上也開始不甘寂寞」一句往下，其中較為可靠的應該是秦剛拜倒在傅曉田石榴裙之下的起始時間，事實上遠遠早於她在華盛頓對秦大使的電視採訪時間。因為這個起始時間的報料人是非常有可信度的香港名記紀碩鳴先生。 先聲明一句，這裡說紀先生是香港名記，是記者的記，毫無貶意。 和把傅曉田打造成名記的鳳凰衛視一樣，香港《亞洲周刊》也是中共大外宣重要雜誌。該雜誌的資深特派員紀碩鳴敢於以實名報料本身就是可信度很高的證明。 ７月２１日紀先生對外稱，他與鳳凰衛視主持人傅曉田有過接觸。秦剛和傅曉田的曖昧早在2017年義大利駐北京使館，向傅曉田頒騎士勳章的時候就出現了。 具體的時間是2017年6月12號晚，在義大利駐華大使館裡，傅曉田獲授義大利之星騎士勳章，「嘉獎她對推動中意兩國相互理解、及雙邊關係加深加強所作貢獻」。 紀先生說當時秦剛以中共外交部助理部長的身份出席了這次活動。2018年，兩人就好上了。隨後由於秦剛無法兌現離婚的承諾，2019年兩人一度分手，分手後，傅曉田曾威脅秦剛還到處去告狀，中共高層圈內人都知道。疫情期間不知什麼原因，兩人和好了，據稱秦剛還給傅寫了承諾書……。 試想，連中共大外宣的重頭記者都已經敢於公開見證秦剛和二奶傅曉田之間細節內容，秦剛怎麼還有可能「復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夏天是吃瓜的季節。中共最近似乎有那麼一點兒體恤民情的意思，配合今年這個極熱的夏天，適時地給出了一個大瓜，幾周來頗讓全球輿論陷在吃瓜狂歡之中。 這個瓜的名字叫「秦剛失蹤」。秦剛此人今年三月升任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一躍從駐美大使成為當今最為年輕的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不過，就任新職三個月之後，本來幾乎天天在媒體上出現的秦剛自6月25日起卻忽然不見了。這未免引起一些猜測，但大瓜是7月11日上市的。那一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稱秦剛因「健康原因」將缺席即將在印尼舉行的東盟會議，改由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上一任外交部長王毅代打。悠忽這又過去了兩周的時間，秦剛仍未露面，全球媒體爭相追問「秦剛在哪裡」的熱潮還在延續。 紛紛輿論中的幾個答案 秦剛在哪裡？第一個答案是中共官方早先給出的，說是「健康原因」，那就算是「在醫院「吧。相應地，有傳言說秦剛得了新冠云云。不過，在中共那裡，「健康」這個詞的使用方法實在是太不健康了，那就是個爛筐子，什麼東西都可以往裡裝。難怪人們對這個答案高度存疑。果然，幾天之後，連說過這話的中國外交官們也懶得再去重複這個答案了，擺明了：秦剛就算在醫院，那也不是因為「健康原因」。 也是從中國外交部的圈子裡，迅即傳出了第二個答案：秦剛因婚外情並有私生子而被中共官方審查。可是，這個答案也缺少說服力。誰都知道，婚外情、私生子這類事，在中共官員當中還真不是個事兒，倒不如說是蔚為風尚；沒有因為這事兒被查的中共官員，只有中共借口這事兒要查的官員。 那麼，秦剛是不是因為別的事兒被查，中共不過借口他的花花事兒呢？於是乎，第二個答案有了補充版，說秦剛的情婦是雙面間諜。哈哈，這個瓜似乎最合乎觀眾胃口，簡直超過了詹姆斯邦德007的故事：美女本是間諜，偏又做成了雙料的，還降服了中共黨國領導人中的明日之星，真該拍部大片滴！一時間，網路上有圖片有視頻，劍橋大學的冠名花園，華府樓頂的脈脈含情，吃瓜群眾是不是大飽眼福呢？ 劇情至此，有了點兒當年薄熙來王立軍大劇的味道了。曾記否，那個劇本里也有英國間諜，也有美女主持，而美女主持也在西方過著所謂上流生活？那股子濃濃的乍富氣息與滿滿的虛榮浮華，那種全球無邊界的中共權貴與西方權貴沆瀣一氣又爾虞我詐，不正是本世紀以來中國的主流追求嗎？ 然而，習近平上台十多年來，不是一直在打擊權貴、對抗西方嗎？怎麼秦剛的故事依然是薄王翻版呢？於是乎又有了第三個答案，這回扯上了路線鬥爭：秦剛親美，被中共的親俄派向習近平告發了。當然，其中必有派系角力和權力鬥爭，你看前任外交部發言人趙什麼的太太的幸災樂禍即可知一二，再看現任中共駐美大使面對相關提問時那個樂呵勁兒也許就可知二三了。那麼，反美的習近平半年多前為什麼決意重用親美的秦剛？要解答這個問題，又需要一波新的說法。據說，從秦剛的官場兩面派手法，到秦剛夫人自製月餅的家常手藝，那都是高超滴。至於秦剛的家世背景，更是給他掛上了但凡能夠找得到的秦姓高級中共官員的關係，只差沒說他是秦始皇的七十幾代孫了哈。 什麼？秦始皇不姓秦啊？那沒關係，李鐵映也不姓秦，還不是被說成了秦剛的親爹？如此種種，恐怕都算不上是「秦剛在哪裡」的答案了。反正是吃瓜嘛，吃瓜的時候就是天南海北，東拉西扯，樂趣不也在這兒嗎？你要追問為什麼中共這次沒有嚴密控制輿論，這就又多了一個問題。 秦剛不自由，秦剛想吃瓜 總之，議論紛紛，此處難以盡述。「健康論」不成立，「緋聞論」不到位，「鬥爭論」沒揭鍋，只要秦剛沒露面，中共不官宣，還可以四論、五論、八論、十論下去，這個瓜有得吃了。俺不避跟風，也給一個明面上的答案，不過似乎也是一個還沒有說到但應該說一說的答案。問的是：秦剛在哪裡？我的答案是：秦剛在不自由的地方。 這個不自由的地方，可以具體到留置官員的某個賓館乃至秦城的某間牢房，但也可以泛指中共官場乃至整個中國。在中國，民眾不自由，人們對此深有體會。但是，這也往往造成了一種錯覺，很多人總以為，自己如果進入了體制，爬上了高位，掌握了權力，那就有了自由。正是針對這一點，我要說的是：在這個不自由的地方，你有錢、有權、有地位，都仍然不自由。秦剛在今年6月25日之前固然比之後有所謂自由，但那種「自由」不過是生理意義上的自由，不是政治學意義上的自由。後者是在法律意義上和法律範圍內可以決定自己行為的權利——這樣的自由，你們中共官員有嗎？ 可悲的是，秦剛駐外多年，有在英國和美國不下十年的生活經歷，應當知道一點兒自由的滋味，但是他仍然迷信權力所帶來的那種假自由，不認識權利所產生的真自由。如今，在連那種權力所帶來的假自由也消失了的處境中，不知道秦剛是不是在後悔：自己為什麼不在當駐美大使的時候滯留西方呢？反正都是吃瓜，咱們也不妨幫秦剛這麼狂想一下：今年新年伊始，秦剛離任駐美大使的前夜，在美國華府突然失蹤了！明明知道回到北京就要官升三級，大得重用，這秦剛他到哪裡去了呢？這個時候居然「叛逃」，秦剛瘋了嗎？ 哇，這個瓜更大！可惜，對秦剛來說，這已經是水中月鏡中瓜了。有道是，自由就像空氣，有它的時候你不感覺到，沒它的時候你找不回來它了。王立軍畢竟是草莽起家，當年居然闖了一回美國領事館；網路幾度傳言王岐山從中國跑了，那是因為有人替他惋惜當年也許能跑的時候卻沒有跑。如果年初秦剛跑了，他還會和咱們一起看關於他自己的新聞吃他自己的瓜呢。如今呢，只剩咱們吃瓜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2023年7月13日，92歲高齡的退休中共高官閻明復在北京逝世。海外一些以自由民主為志業的人士紛紛藉助社交媒體表示悼念，光傳媒還為他舉辦了追思會。中國自由民主人士居然悼念中共高官，坊間有很多人對此表示費解和非議。 其實，中國自由民主人士有充分理由將一些中共體制內人士引為同道。我2009年出版《中共黨內的自由主義：從陳獨秀到李慎之》一書，曾系統疏理中共黨內不絕如縷的自由民主力量，反思從中共第一任第一位總書記陳獨秀到21世紀初的「胡趙餘黨」，一批又一批共產黨人在晚年皈依自由主義的生命軌跡和心路歷程。 媒體界學者楊繼繩將這些在晚年回歸或皈依自由主義的共產黨人稱為「兩頭真」人物，這一概念被廣泛接受。這些「兩頭真」人物，經歷人生三部曲：起初帶著青澀真誠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和富強而投身中國共產黨，後來在中共的胡作非為中隨波逐流、喪失真誠、喪失自我，晚年大徹大悟、恢復真誠、甚至於回歸或皈依自由主義。 這些共產黨人在不同程度上回歸或皈依自由主義，需要一系列主客觀條件。客觀條件主要有三個。其一，他們在中共的「革命」歷程中親眼目睹中共所實施的陰謀詭計、所犯下的反人類罪、所進行的破壞、所造成災難、所帶來的倒退；其二，他們親身經歷中共專制政治、領袖獨裁和連續不斷的政治清洗，以及他們本人或親朋好友遭受迫害、家破人亡的痛苦，對獨裁領袖操控的絞肉機深惡痛絕；其三，他們有機會接觸各種「異端思想」，包括被黨斥為「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民主主義和被黨斥為「資產階級思想」 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主觀條件則是他們良知猶存、思考能力尚在，能夠與變化的環境形成良性互動。 在當代中國湧現的中共「兩頭真」人物，有兩個高光時刻和兩次突破。一個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痛定思痛而實現政治和思想突破，積極投身「去極權化」和「思想解放」運動，揭露專制暴君毛澤東及中共的罪錯、呼喚改革開放、倡導民主法制（法治），在中共黨內形成包括中共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內的溫和派、開明派和改革派。另一個是在「八九民運」之中和六四屠城之後的政治和思想突破，勇敢地站到中國民眾一邊，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反對暴力鎮壓，倡導對話協商、倡導人權自由、倡導憲政法治。 閻明復只是「兩頭真」人物中的普通一員。閻明復一家兩代人全部投身中共，卻在文革中連同其父身陷囹圄、飽受迫害、父母雙亡。他在文革後復出，官至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對中國改革開放頗多貢獻。在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中，閻明復挺身而出，作為中共改革派、特別是總書記趙紫陽的代表，殫精竭慮斡旋於中共最高層與抗議學生及知識界之間，謀求妥協未得其果而受整肅降職。 在六四屠城之後，閻明復所做的主要抗爭是在他出版的回憶錄中借他全家所經歷的苦難和不白之冤申訴中共的罪錯。其他更為傑出的「兩頭真」人物在六四屠城之後站得更高、走得更遠。被軟禁的趙紫陽終生都不低頭屈服，而且留下秘密錄音展示他拋棄一黨專政而擁抱議會民主的堅定立場。李銳、朱厚澤、鮑彤、李昌、李慎之、李普、胡績偉、杜潤生、任仲夷、許家屯、杜導正、謝韜、江平、郭道暉、何家棟、鍾沛璋等一批德高望重或曾經位高權重的資深中共黨人，或者筆耕不輟，有力抨擊毛澤東及專制制度的罪惡、積極傳播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或者奔走呼號，奮力糾正中共的弊端、促進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 對比中共「兩頭真」人物，習近平這一類頑固派平庸官僚徹頭徹尾的虛偽顯得特別醜陋不堪。習近平最初加入共產黨，就是一場虛偽的表演。1953年習近平出生於特權環境中，其父習仲勛當時是國務院秘書長，並在幾年後升任副總理。習近平幼年生活上享受高牆之內的高幹家庭特供，教育上被送到為高幹子弟開設的北京八一學校就讀。但是好景不長。1962年習仲勛被指控為陝北幫反黨集團的頭目，借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被革職查辦，遭受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 年僅9歲的習近平淪為「黑幫子弟」、「狗崽子」，心靈遭受嚴重創傷。他曾經反抗過，但反抗的失敗塑造了他的終生虛偽。1966年文革之初，他自以為他也有資格投身革命。但他在紅衛兵運動中很快就被收監，關進少年犯管教所。他不堪其辱，潛逃回家，卻被其母齊心送回少管所。齊心此舉不近人情，但她堅定認為這是保護家庭和習近平的明智之舉。延安小朝廷建立之後，有一批來自殷實之家的女青年看好紅朝前景，勇拿青春賭明天，背叛家庭而以小妾身份委身中共革命幹部。齊心是其中佼佼者，深諳以曲求申之道。1944年齊心以18歲幼齡嫁給已婚中年中共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勛，此後親身經歷延安整風以來中共黨內殘酷鬥爭的血腥歷史，早已在世態炎涼中練就了特殊的生存之道。1969年16歲時習近平被送到陝西農村插隊，他進行了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反抗。他不堪其苦而逃回北京，又被北京公安抓到學習班再次受管教。其母齊心再次對他進行更為深入的勸導，習近平終於徹底認慫，認定反抗是下策，唯有逆來順受、積極加入中共，才有翻身機會。於是他帶著新的願景返回陝西農村，將自己裝扮成一個被徹底改造好的新人，埋頭苦幹，寫了8份入團申請書於1972年加入共青團，寫了10份申請書於1974年加入共產黨。黨終於接受了習近平所表出來的忠誠，習近平也就從此帶著對權力無限崇拜，以獻身於黨、充當黨的馴服工具換取統治人民的特權，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他有意識地將他們父子在中共統治下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難，當成封官晉爵的政治資本。 1974年入了黨並立即當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習近平，並不真的要「紮根農村」。1975年他便通過後門入讀與他的能力完全不相符的清華大學化工系高分子基本有機合成專業。1979年畢業後通過後門擔任與他的專業完全不相符的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1982年他再次通過後門空降到河北省正定縣擔任縣委副書記，以便在「以經濟為中心」的大背景下開拓更廣闊的仕途。已經當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勛還專門寫信給河北省委書記，要求特別關照習近平。當時過分趾高氣昂的習近平在河北官場碰了釘子，從此又學會了韜晦之術，後來在福建、浙江等地當官時以謙卑姿態巴結能夠幫助他仕途高升的上峰及中共元老，終於登頂中共黨魁。 小人得志、入承大寶之後，習近平的虛偽表演也登峰造極。他早就喪失了良知和基本的真誠，不是運用他所得到的權力糾正和廢止給他們父子以及廣大中國人民帶來大災大難的共產主義極權專制制度，而是竭盡全力復辟和鞏固這種邪惡制度，垂死掙扎、倒行逆施、無惡不作。所有大獨裁者都是權迷心竅的魔怪，也都為了鞏固和擴大其權力而編造自欺欺人的宏大敘事和宏偉目標。斯大林的宏大敘事和宏偉目標是建成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強國並將紅旗插遍全球，希特勒的宏大敘事和宏偉目標是建立橫跨歐亞大陸的德意志第三帝國並優化整個人類，毛澤東的宏大敘事和宏偉目標是將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強國、解放第三世界並將紅旗插遍全球。習近平本是平庸小丑，卻也依樣畫葫蘆，在登基之後裝神弄鬼、製造個人崇拜，將他裝扮成實現「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並且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民領袖」。 20世紀80年代，「兩頭真」的中共黨內溫和派、開明派和改革派，曾與中國民間的自由民主力量一起共同推動中國朝著開放、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發展。但是，中共黨內頑固派在政權危機時刻不願順應歷史潮流放棄權力，而是不惜血流成河而大開殺戒，通過六四屠城打斷了中國像蘇聯東歐一樣結束共產主義極權黨國的歷史進程。六四屠城之後，諸多「兩頭真」人物並沒有偃旗息鼓。他們審時度勢，並沒有與中共徹底決裂而當烈士，而是忍辱負重，前赴後繼、堅韌戰鬥而尋機待變。可惜顏色革命遲遲沒有破局、轉型大潮遲遲沒有到來，中共「兩頭真」人物和體制內外諸多自由民主人士英雄無用武之地而不斷被漚爛。歲月無情，隨著鮑彤和閻明復最近相繼離世，本就花果凋零的中共黨「兩頭真」前輩已告別歷史。習近平等極權主義者重新激活極權機制和極權思想，正在肆虐神州大地、戕害中國與世界。已天下蒼生為念的中國仁人志士急需調動體制內外一切潛在的社會力量，聯手結束中共暴政、實現憲政民主轉型。 （全文轉自光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