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480萬機密文件曝光 海外分行被指替北京辦事
2026 年 9 月 15 日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已持續一年多，雙方傷亡人數以十萬計。這場戰爭顯示，只要極權或威權帝國存在，戰爭就不會終結。三十多年前，蘇聯解體之際，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發出「歷史的終結」的樂觀宣告，如今看來，何其幼稚可笑。在人類歷史上，和平未必是常態，戰爭未必是偶然。 烏克蘭領土上發生的血腥戰爭，離台灣並沒有地理上和空間上那樣遙遠。對台灣而言，必須直面「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可能性——儘管這種情形比「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更加恐怖和慘烈。在俄國入侵烏克蘭半年之後，中國在二○二二年八月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聲稱台灣自古就是中國一部分，強調北京尋求「和平統一」的同時，也表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雖然該主張早已存在，基本是老調重彈，但在俄烏開戰後這段時間內，北京當局明顯將威脅不斷升高，特別是美國眾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展開一系列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期間發射飛彈飛越台灣上空，並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恐嚇意圖相當明顯。 雖然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表示，「沒有其他外國領袖，比習近平更密切注視普京在烏克蘭的經驗、戰事的發展。從許多方面來說，習近平的所見令他不安而趨審慎。我們最基本的判斷是，習近平與他的軍方幹部今日對於中國能否達成侵台任務存有疑慮。」但是，若烏克蘭戰況稍有變數，若西方厭戰情緒進一步發酵（《華爾街日報》指出，在俄烏戰爭打了一年之後，這場衝突在很大程度「已經變成西方自己的戰爭」。如果烏克蘭最後未能挫敗普丁的野心，對於美國的國際聲望與西方聯盟的未來都是一大打擊；西方如今對於烏克蘭的大規模軍事援助，本身也存在風險），習近平必然會覺得可渾水摸魚，而對台灣蠢蠢欲動乃至放手一搏。 烏克蘭戰爭的硝煙，短期之內不會散去。俄軍遭遇重挫，但尚未潰敗，普京政權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若放任俄國在烏克蘭予取予求，恐進一步使中國獲得鼓舞，進而形成「與目前極為不同且我們將無法接受」的國際秩序，「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的行為若不被制止，會使相同情況發生在包括亞洲的任何地區」。遺憾的是，台灣對烏克蘭戰爭的相關性與後遺症的關注與思考，反倒不如日本那麼緊迫。部分統派群體認為，擁抱中國就可以發大財，如同當年在埃及為奴的猶太人，不願承受「出埃及」的陣痛，寧願過有肉湯的為奴生涯；部分獨派群體則飢不擇食、急不擇路地從西方引入若干左派社會議程，自以為進步，卻加劇社會分裂，困擾了抗中的主軸；而更多「兩耳不聞島外事」的小清新、小確幸，以為如同鴕鳥一樣將頭埋藏在沙堆中，就可太平無事、歲月靜好。超市裡面短缺了三五天的雞蛋，就要呼天搶地，若是共軍打來了，豈不就只能舉手投降，乖乖排隊走進集中營——就好像通宵排隊去吃一碗日本拉麵一樣？ 每一次戰爭，總是在被侵略者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時候就打響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凌晨四點二十分，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波蘭中部小城維隆首先遭到納粹德國的空軍的轟炸。美國歷史學家提摩西·史奈德評論說：「德軍挑選了一個沒有任何戰略意義的地點來進行恐怖的實驗。」波蘭的三十九個師、九十萬人的正規軍，只堅持了三十五天就潰不成軍。波蘭官兵中不乏英勇之士，但他們騎著高頭大馬，使用中世紀的戰術，向納粹的裝甲部隊發起的衝鋒，註定了不會有絲毫的勝算。波蘭政府以為得到英法的保證，自己就能免於被德國和蘇聯侵佔。戰爭爆發後，英法遵守條約，對德國宣戰，卻沒有出兵波蘭，此後數月，英法聯軍一直龜縮在西線，維持一種「假戰」狀態。承諾保護波蘭的歐洲大國法國，幾個月後也步波蘭後塵，遭遇滅頂之災。 波蘭和烏克蘭的前車之鑒，台灣不可熟視無睹。此刻，我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要為我所愛的台灣寫一本「警世通言」。此前，我閱讀了大量中國、美國和台灣以及其他國家的專家學者撰寫的關於台海問題的著作，對我有一定的啟發和刺激（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但是，我卻覺得這些著作皆有其局限性：中國學者當然知中，美國學者當然知美，台灣學者當然知台，但他們對於外在於自身的其他兩處的政治經濟和民情秩序大都頗為陌生。而擁有多重身份及三地生活經驗的我，恰好可以彌補這些欠缺，並提供新的視角與思路。我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九年，從四川到北京求學，之後成為異議作家和政治評論家，與劉曉波一起捍衛人權和批判中共極權主義統治，對中共政權的本質有較為深切的認識。二○一二年，我逃離如同「動物莊園」一般野蠻殘暴的中國，流亡美國，六年之後入籍成為美國公民。我生活在美國，不是「旅居」，將美國當做生根發芽之地，進而研究美國的歷史、文化與政治，我居住在華府郊區，常常接觸華府的智庫、大學、媒體及獨立學者，搜集到第一手資訊，撰寫了多部關於美國的著作。而我從二○一六年開始就曾訪問台灣，近年來更是每年必定到台灣訪問數月，走遍台灣的每個縣市包括外島，寫下五卷本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及《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等多部著述，在非出生於台灣的華語寫作者中，我是屈指可數的知台派和愛台派，亦將台灣當做第二故鄉。我的以上三重身份及生命經歷，讓我知中、知美且知台，知道三國各自優劣、長短、攻守的幽微之處，故而寫這部中、美、台的「新三國演義」可謂得心應手。 本書第一章從台灣與中國的「准戰爭狀態」寫起：「中華民國台灣」已然民主轉型，兩岸關係仍是國共內戰之延續。中國不放棄吞併台灣的野心以及用武力實現這一野心的企圖，對台灣實施認知戰、經貿戰及軍機擾台，「紅色滲透」在台灣如入無人之境。我認為，中共侵略台灣有三個時間節點：習近平統治末期，權力鞏固，自信膨脹；習近平退休或死亡，中共高層陷入內鬥；中共統治終結，但中國民主轉型失敗。這三個危險的時間節點分別對應三場可以類比的戰爭：伊拉克吞併科威特之戰、阿根廷侵略福克蘭群島之戰及俄國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第二章至四章，是本書的重心所在，分別論述中國對台動武的三種方式：武力封鎖、攻打外島及佔領本島。書中既追溯過去數百年來在台灣發生的若干次戰爭的經驗教訓，如施琅「打台灣，先打澎湖」的戰術、國軍保衛金門的古寧頭之役以及毛澤東虎頭蛇尾的「八二三炮戰」；亦分析二戰後期美軍為何以「跳蛙」戰術繞過台灣；更引用近期英國和美國戰略專家的兵演精粹，由此探討這三種侵台方式的可行性以及台灣的應對策略。 第五章則梳理中共建政後的四場對外戰爭（武裝衝突）的勝負得失——韓戰、中印邊境戰爭、中蘇珍寶島衝突及中越戰爭——並從中總結出六條規律，此六條規律可以用以預測中共未來的行為方式。 第六章分析習近平和解放軍的特質及實力。愛穿軍裝的習近平沒有能力指揮一場戰爭，解放軍的腐敗已無藥可救，習近平此前推動的軍改未能「強軍」反倒「弱軍」。而且，解放軍不是國防軍，而是黨衛軍；不是黨指揮槍，而是黨魁指揮槍。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西方都高估了俄羅斯軍隊的實力，戰力遠不如俄軍的解放軍的實力更是長期被高估——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習近平和解放軍都是「紙老虎」。 第七章，針對台灣島內似是而非、三人成虎的「疑美論」和「反美論」，指出美國必定會為台灣與中國一戰，因為僅從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而言，若坐視中國侵佔台灣，即意味著「美利堅治世」的終結。本章也分析了中國與美國的國力和軍力的巨大差距，以及面對中國的挑戰，美國的弱點及美國如何克服這些弱點。美國出兵台灣，必然是一場攻擊中國本土的、如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全面戰爭。 第八章，對照中國與台灣的國際形勢——中國失道寡助、台灣得道多助。天下之大，中國沒有一個真正的盟友，而且中共將民眾當做最大的敵人，維穩費比軍費多。對比之下，台灣的盟友則是多多益善，此處特別指出打造「自由彩虹」的日本是台灣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盟友，而嘗過共產黨統治恐怖滋味的東歐國家則對台灣最為友善。 第九章，為台灣的的軍事及民事兩方面的抵抗做出誠摯建言：「不戰而降」不是台灣的正確選項，對中國示弱和讓步也換不來和平及中國的友善。所以，在軍事上，台灣應當採取刺蝟戰略或豪豬戰略，持續培養不對稱戰力，讓中國知難而退，即便中國鋌而走險，也可讓其付出無法承受的慘痛代價。在民事上，全民皆兵是台灣唯一的選項，台灣人要為保衛台灣而戰，一個不願捍衛自身自由的國族，是得不到任何外援及同情的。台灣必須洗滌和祛除「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儒家毒素及西方左派偽善的和平主義（其實是綏靖主義、投降主義），承續李登輝那一代「偉大的台灣人」的勇武精神，在推動轉型正義和民主鞏固的同時，完成一場文藝復興。 台灣也是我家園：我的最多的著作在台灣出版，我在台灣擁有最多的讀者和朋友，我在台灣體驗過（並將繼續體驗）無與倫比的美食、美景與良善的人情。因此，台灣的自由、台灣的安全，與我息息相關。我以此書作為給台灣的一份禮物，它雖然不是刀槍與飛彈，但我期盼它能成為台灣自由思想武器庫中的一磚一瓦。 （※本文摘自《中國如何攻打台灣》（大是文化出版）作者自序。全文轉自上報）
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洪災肆虐之際，中共本已陷入多事之秋，外交部、軍方醜聞撲朔迷離。當中的主角為習近平的軍中重器火箭軍，還有已被罷官的外長秦剛。而國安系統近期頗為高調，公開宣傳其「隱蔽戰線」。於此之際，習親信蔡奇赴北戴河，宣告北戴河休假開始。 北戴河休假式會議或牽涉秦剛和火箭軍 中共新華社8月3日消息稱，受習近平委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3日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專家。與蔡奇同行到北戴河的高官，包括中組部部長李干傑，國務委員諶貽琴，全國政協副主席姜信治。 過去歷年，當主管組織人事的中共高層現身北戴河慰問，就被視為傳統的北戴河休假式會議的開始。儘管河北洪水滔天，中共七常委無一人現身災區，黨媒記錄的最新的國內活動，是習近平和李強在8月1日對於洪災的批示。他們大有可能已攜家屬前往北戴河。 過去中共前後任高層會在北戴河發生圍繞人事決鬥。筆者上月已有文章指出，儘管政經陷亂局，天怒人怨，現在不管哪派的政治老人都不敢對習「妄議」，今年的北戴河將是無會、沒戲。加上許多中共元老或已死亡或老病。在胡錦濤二十大閉幕式上被強架出場後，沒有人會想像誰還能幹習近平的政。但中共內鬥形式會有另外的表現。 中共現在內部麻煩不少。在黨內鬥爭方面，比如被免外長的秦剛，其國務委員和中央委員職務，下一步要不要被拿掉；火箭軍被免的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都是中央委員，要不要除名處理。這些問題當然可以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但因為比較棘手，也大有可能利用北戴河休假時抽空討論解決。 7月31日，新任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政委徐西盛晉陞上將軍銜。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的去職，外界認為坐實此前爆出的火箭軍高層向美國泄露機密情報，多人被查的傳聞。 另一樁引發國際轟動的事件，是中共外長秦剛消失一個月後，7月25日被免職，只剩國務委員空銜。秦剛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受習近平賞識的秦剛，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成為最受關注的政壇新星。56歲的他直接晉陞中央委員，同年底打破慣例提前出任外交部長。今年3月，秦剛更兼任副國級的國務委員。 關於秦剛突然失勢的原因，最初傳出是生活作風問題，傳說他在某大外宣媒體任職的情婦本身就是「雙面間諜」。然而也有指與他在駐美大使任內未能阻止李玉超之子泄密有關。據稱秦剛與火箭軍高層過從甚密。 秦剛情婦是否「雙面間諜」雖沒有什麼具體證據，但作為駐外記者，其供職於中共「隱蔽戰線」是有極大可能的。而秦剛如果和軍方有勾連，卻不同尋常。 「特工」秦剛 秦剛是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畢業，早已被認為是中共「職業特工」出身。 簡稱「國關學院」的北京國際關係學院（UIR）創建於1949年，當時叫「外交知識和外交事務培訓班」，歸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1950年改編為外事幹部學校，1955年歸中共中央調查部管。1961年，該校與現外交學院合併，更名為外交學院分院。之後擴建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的國際關係學院。 1964年，基於該校作為特種作戰人員訓練基地的重要地位，國關學院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起被列為「重點高校」。但到1978年，這家學校被悄悄地從「重點高校」名單中剔除。 1983年7月，原中共中央調查部整體、公安部政治保衛局部分、中共中央統戰部部分單位、國防科工委部分單位合併成立國家安全部（下稱國安部）。國關學院自然歸國安部，但是對外稱受教育部管理。 國關學院地處北京市西郊，被外界稱為「特務大學」，但其實也分有特務專業和非特務專業。 今年1月15日，美國退休外交官譚慎格（John J.Tkacik,Jr.）撰文提醒美台當局要注意中共「特務外交」，因為新任外長秦剛是從事「情報」工作出身。 譚慎格表示，美國和澳洲的幾位學者都證實了國關學院與中共國安系統的關係。其中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報告警告，國關學院「因為與中國國內情報機構國安部有從屬關係，而被認定為風險極高」。 秦剛畢業後被分發到國安部管轄的「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DSB）任職，並被派往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北京分社工作。 譚慎格說，他曾在美國駐北京聯絡處、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和中國境內各地領事館工作過，與「外交人員服務局」及其省級分支機構指派來的年輕畢業生共事。他發現這些人總是早到晚退，渴望儘可能地了解美方辦公室的動態。而美方駐本地僱員中的政治和經濟「研究員」，都是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提供的。 譚慎格寫道，「他們非常高明而且不動聲色地將我們的注意力導向他們認為我們應當報導的有趣發展。這些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排的僱員，都是在國安部的指導下工作，我個人認為他們都是國安部的現職官員。」 四年嚴格的見習工作後，秦剛以外交官身份進入外交部工作。譚慎格認為，秦剛以「外交掩護」從事情報工作。 譚慎格的文章提及，秦剛兩度被派往英國擔任新聞官員，也在外交部新聞司工作過，他和中共國安部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插在所有外國外交公共事務部門以及所有外國媒體駐北京分社裡的線民，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中共「隱蔽戰線」選人內幕 新上線的中共國安部微信公眾號8月1日發文強調搞反間諜「全社會動員」。不少觀察者認為，這是打著維護國安旗號的政治整肅運動。 此前，7月14日，中共政法委書記陳文清曾在國安系統會議上，則要求各地方支持隱蔽戰線工作。 所謂中共的隱蔽戰線由來已久，早期有地下黨，中共特務打進國軍高層，近年國安機構在中共各個駐外機構的外交官，新聞記者，商務人員和留學生群體中，都安插或發展有特務，他們都算是非專職的。 中共國安特務有布局早、埋藏深的特點，國安系統到相關高校挑選人員已是慣例。當事人如果在參加工作前就被國安選中，一日受訓，終身不能脫離國安。 國關學院只是中共國安部招募人員的主要來源之一。中共國安部也在其他大學尋找合適人選。 主導迫害法輪功的中共法外機構中央「610」辦公室的副主任彭波，就有國安隱秘身份。 歷史文獻學者吳仁華2021年3月14日在推特上披露，彭波有一個秘密身份——國安部人員。吳仁華說，彭波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77級學生，與自己曾是宿舍室友。彭波在1982年春大學畢業時，被中共國安部（當時國安部未正式成立，或指其前身）選中，並在國安部接受了兩年的「專業培訓」。 資深媒體人郭軍曾撰文談到他當年在中國青年報社的同事彭波，也指彭在大學畢業時曾受過特務訓練。 事實上，這些有其它身份的特務或特工，後來多數都是非專職的，他們有社會上的表現更像相應的社會成員，別人基本看不出來。 筆者在大陸有位老朋友，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先進入北京國安局，隨後外派西藏神秘部門，後又轉到廣東的合資企業作為中方代表，再任市屬企業老總。他本身就是國安人員。 從他口中，我知道了這種非專職國安特工的一點內幕：在社會上各行業，都安插有國安人員。比如國內有個很有名的民營網際網路平台企業大老闆就是。甚至街上開計程車的、擺攤的，也有被國安早年就收羅的人員，只是編製和待遇不同。這類人一日進入狼窩，終生必須隨時服從特殊任務安排，特別是黨國認為的非常時期。 「隱蔽戰線」的特工可以轉為公開身份的職業外交官，如秦剛。中共外交部、中聯部、統戰部和國安部的官員，甚至聯參部情報局、戰略支援部隊網路系統部、政治工作部聯絡局（軍改前稱總參二部、三部和總政聯絡部），以及公安的政保局，經過習近平挂帥的國安委的特別審核，他們之間的人員也可以會相互調配。 國安內鬥掀下秦剛？ 火箭軍一幫高層出事，特別是前軍方情報頭目吳國華自殺，是否與同樣有特工背景的秦剛有關，目前還不得而知。秦剛到底是因為性醜聞被內部人舉報，還是因為捲入間諜案，也不清楚。但是，中共各大情報部門之間的內鬥也一定存在，只是更加撲朔迷離。 中共國安內鬥過去在習近平和主要是江派的敵對派系之間進行。比如習上台後拿下了曾分管國安的周永康，又拿下親曾慶紅的國安副部長馬建。今年3月，中共國安部強調要「全面徹底肅清馬建、孫力軍等流毒影響」。 今年1月，中共國安部原黨委委員、中紀委駐國安部紀檢監察組原組長劉彥平也被判死緩。劉彥平之前落馬當天，中共國安部曾開會，強調國安機關把講忠誠作為第一標準。 自習近平兩屆任期過去，中共二十大上習家軍全面上位，以及其它派系人馬被收編，現在國安系統一邊在清理前朝不忠的人馬，但更多的是效忠於習的人搞窩裡斗。 今年1月28日，赴國安部上任不久的習近平親信陳一新，要求整治國安官員「五不」問題，其中對習的「不忠」排在第一位。陳一新6月在黨媒發文，強調要設專門機構，盯緊隱蔽戰線「加強監督」，實際上就是為了及時發現不忠者。 中共媒體整天講打擊「兩面人」，習近平整天在防範有人反習，那些習家軍為他四處布防。但習近平這些身邊人，自己也隨時會出事，秦剛就是一例。習近平不可能自打臉，自己去揪秦剛的問題，秦剛很可能是被隱蔽戰線的「戰友」收集黑料搞下台的。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2020美國總統大選讓不少民調專家嚇出一身冷汗，甚至有評論認為「民調機構已如一片廢墟，應該被炸毀」。用詞會這麼激動，正因為選前多份民調都沒有掌握川普的支持度居然和拜登拉得這麼近，明顯錯估拜登對川普的領先優勢。前《華郵》專欄作家還特別寫了篇文章，題為：「我們對這次選舉仍知之甚少——除了媒體和民調再次搞砸之外」，主要就是在批評選舉民調失准。 那段時間，美國老字號民調機構皮耶研究中心也做了檢討，對比了選前最後階段的民調和最後結果，落差最高者竟差了約8個百分點（選前民調──拜登勝川普12個百分點，選舉結果──拜登贏川普4個百分點）。這樣的差距，在美國民調圈來說，已到很難接受的地步，當然引來諸多對民調是否已很難反映實情的懷疑。 例如，雖然美國兩黨紅藍板塊仍舊非常明顯，但川普支持群眾多半被低估，原因之一在白人民主黨支持者的表態率一直都高於白人共和黨支持者，這已有可能讓民調形成誤判。另外，在現代選舉愈加複雜化和愈加極化下，一黨實際支持者人數、不同議題發聲權等等，也都會直接影響民調的準確性。 民調準確與否，牽涉到新的社會型態、調查模型、問卷設計和受訪媒介，但終究可以找到更適切表現民意的科學發法，「失准」至多是讓之前「好的民調」因為未能如實反映現實，而變成一個「壞的民調」，只要經過技術性修正調整，還是有可能重新成為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好的民調」。 問題就在當下「好的民調」和「壞的民調」之外，其實還有「醜陋的民調」。這是之前《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迪翁（E.J. Dionne）所做的分類。其實不只迪翁，美國政媒圈早有發現，在過去選舉中，一些「民調」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反映民意，而是為了操縱民意，它們確實會刻意利用誘導式的問題，去獲得特定人想要得到的答案，當別有用心的利益集團委託民調公司，對受訪者發出誘導式問題，從而回收「科學證據」，以證明公眾意見和他們一致時，就是直接在貶損民調的公正信，進而在「好的民調」和「壞的民調」之外，又創造出「醜陋的民調」。 「醜陋的民調」最顯著表現，就是同時操縱調查的提問和結果，並以此呈現出一種並不存在的趨勢，好滿足特定人群的想法和需求。當政治問題一再被充滿誤導性的民調掩蓋真實公眾意見，民調公信力受損還在其次，直接遭到挫敗的就會是建設很困難，但卻很容易被破壞的民主審議。任何有心維護民主制度者，都會認為這種現象茲事體大。 過去，美國不乏倡議民調可信度的組織，不斷提醒民眾如何判斷民調的可信度，例如某機構公布某份民調，除了其結果，也應該要理解這個民調機構「怎麼問問題」（通常這是刻意誤導的第一步）？以及它的「抽樣方法」是什麼？民調「目標群」是誰？最後，就是「誰資助這份民調」，尤其當資助團體和競選活動相關人有利害關係，這樣的民調如何取信大眾？ 台灣正值總統大選，各機構民調發布相當頻繁，近期則有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提出所謂「國民黨內參民調」，指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已經追上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緊追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然後，很快再有媒體人說亦有另一份「內參民調」，其中侯友宜和對手的差距原來非常大。若依照民調可信度判斷準則，則上述僅僅提供「說法」的民調，或已完全無參考價值。 另外就是「兩岸圓桌論壇」理事長張顯耀近日也發布總統大選民調，指柯文哲以34.4%支持率，贏過賴清德的27.2%和侯友宜的12.3%。在誰最有能力維持兩岸和平、避免戰爭提問中，柯文哲則以33.6%持續居冠，之後是賴清德23.2%、侯友宜19.1%。有媒體曾經報導，由「張顯耀創設的圓桌論壇協會，在北京舉辦首屆兩岸民間圓桌論壇（2018年），此平台得到（中國）國台辦大力支持，並與大陸商務部、發改委等多部門對接…」則無論張本人一路以來「顯耀的政治背景」和他所代表的「圓桌論壇協會」，皆具有高度特定政治色彩，這對民調可信度來說，難道不是一種雙重否定？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北京遭遇140年來、持續70小時的最強降雨，造成生命財產重大損失。災情比北京更嚴重的是河北的涿州，城市和農田被淹，房屋倒塌，河道公路橋樑沖毀，到處斷垣殘壁，好比一場戰爭劫難。 洪災讓習的「治水事業」現原形 諷刺的是，在這場超強降雨之前幾天，官方出版了水利部編寫的「習近平關於治水的重要論述」一書，稱習親自擘畫、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中國的治水事業，明確了「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治水思路，確立了國家「江河戰略」，謀划了國家水網等重大水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戰略，為新時代治水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官方塑造下，習儼然成了當代「大禹」。然而，一場「杜蘇芮」颱風，讓習的所謂「治水事業」現了原形。 北京和涿州的水患固然有某種客觀因素，如北方常年乾旱導致水利設施老化和人們防洪意識薄弱，還有極端超強豪雨加劇了防洪困難。然而，在指出客觀因素的同時，更不能迴避其中的人為因素。坊間流傳，涿州本來不會有這麼嚴重的水患，皆因要保北京和雄安而被泄洪。官方其實間接承認了這點。水利部長在部署防洪工作時強調，必須確保北京和雄安的絕對安全。河北省委書記亦表態，河北要做好北京的護城河，有序啟用蓄滯洪區，減輕北京和雄安的防洪壓力。不言而喻，保護首都和領袖「千年大計」的城市安全，讓兩地免受洪水威脅，是作為河北的政治任務，故可憐的涿州只能被犧牲。至少，泄洪加劇了其災情。 儘管任何體制下都不排除官員懈怠而導致災難的可能性，可像中國這樣出於政治考量而造成的洪災，在大多數國家都罕見，恐怕算作中國「特產」。然而，在此次北京特別是涿州的災情中，出於政治考量的泄洪只是人為因素之一，比政治泄洪更值得關注的是「坐等上令」。因百年不遇而須泄洪的決策畢竟是個小概率事件，可坐等上令的情形在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卻很常見，平時它也許不會造成什麼危害，但在突發事件或者危險場合，卻是會要人命的。 以此次水災為例，據報道，外地民間專業救援隊要去涿州支援救災，但按規定，跨省救援需向事發地省級應急管理部門申請邀請函，隨後再向屬地的應急管理部門報備，得到批准方可出發。政府出台這個規定也許是出於規範救援行業的目的，可非常時刻囿於該規，就會讓一些救援隊因得不到當地管理部門的邀請函而不能去救援。再如，保定泄洪區民眾深夜被要求撤離，高速公路管理部門仍設卡收費，造成車隊綿延數公里，工作人員對此回應稱，沒有接到上級免費通行的通知。 「坐等上令」要人命 相比泄洪一事來，這兩起事看起來都不大，然而，它在危險時刻可能導致的後果，一點也不會小。涿州這次水災，十幾萬民眾被困於洪水，急需專業的救援隊去救援。搶險拼的就是時間和速度，需最快進入現場，最早把人救出來，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而上述做法只會耽誤救援時間。同樣，高速路設卡收費，無疑會延遲民眾的撤離時間。試想，如果在此過程中洪水爆發，幾公里長的車隊不正好浸泡在水中，又會造成多少人命？故事雖小，在緊急關頭卻攸關生命。 類似上述兩起事情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經常遇到，它們有一個共同特徵——「坐等上令」，即等著上面發號施令。政府日常管理，確實要有一套作業程序，否則會亂套。規則和程序，是現代國家區別前現代國家的一個標誌。這並非是指前現代國家沒有規則和程序，而是說，它的規則和程序易受權力和人情的干擾，而現代國家的進步，在於規則和程序受國家法律保護，非必要，不受長官意志和人情的干擾和破壞。這是現代國家和前現代在對待規則和程序方面的差別，從而在這個差別中體現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和文明水準。 然而，任何情況都有「例外」——亦即緊急和危險的時刻或場合，在這種時候，就不能被動等待領導或者上級指令，機械按作業程序辦事，而需要管理者有相機處理的靈活性。這不是不尊重規則和程序，但任何規則和程序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保護人的生命和財產。因此，特殊情形下，管理者有相機決斷的權力。當然，強調一下，特定時刻只限於人命關天或者會造成重大損失的極少數狀況。 「坐等上令」不只表現為死板地執行規則和程序，這個詞本身表明，對屬下官員或者辦事人員來說，上面的命令具有絕對性，服從和執行上令是惟一的使命，上面如果沒有發話，哪怕天塌下來，該做什麼還做什麼，該怎麼做還怎麼做，不能越雷池半步。故而，在「坐等上令」下，表面上看，政府部門也有一套規範，按作業程序辦，可這個規則和程序如果和「上令」發生衝突，以「上令」為主，實際上，等同於規則和程序是虛的，可有可無的，上面的權力和意志才是真正的規則，一切服從上令，一切遵從上令。 習治下，「坐等上令」成「坐等習令」 中國傳統上是個官本位社會，官大一級壓死人，更不用說高高在上的皇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共產黨統治，非但沒有消滅官本位，反在國家治理中將這一現象推到極致。然而，坐等上令不是一般的官本位或官僚主義，後者指的是一個社會的價值導向以官為本，官員實際主導和支配社會的運行，但坐等上令比官僚主義嚴重得多，它是一種極端的政治現象，即沒有上面的同意和許可，尤其沒有來自最高領袖的旨意，制度所具有的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做，否則就違反了政治紀律。在這個意義上，坐等上令是一種絕對的等級本位制。 在中共統治的多數時期，坐等上令的情況雖也存在，但不很普遍，更多表現的還是一般的官本位現象。尤其胡錦濤做總書記的十年，一方面在廣大的基層，官本位現象照樣存在；另一方面在高層，則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來自中南海的「訓示」省市大員可聽可不聽，看對地方的利益而定。「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說法，典型反映總書記的地位受到地方諸侯的挑戰。有鑒於此，習近平才要集權，他不允許這種現象的存在。對習而言，只要出自他的政令，無論對錯，地方和部門都要無條件落實，不能打折。可以說，在習時代，坐等上令才真正成為一種官場現象。 習實行嚴格的等級制統治，用各種黨內規矩和法律條文約束官員，從而完全壓縮了官員的主觀能動性，把他們變成一群政治機器人。官員不敢、不願也不必負責，一切聽從上面的指令就好了，上面讓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讓做就是該做的也不能做。每一級都聽從上一級，最上面的那級當然是習近平，這樣下去，坐等上令就變成了坐等習令，習的命令成為裁判一切行政合法性的依據。邏輯的結果必然如此。 「坐等習令」可能衝擊中共政權 此種政治文化在習時代變成官員的信條，在日常管理中，或許不會顯示太大危害，最多是造成百姓辦事的不便，讓他們抱怨幾聲，但如遇突發事件或危險時刻，像這次涿州的大水，十幾萬人等著救援，外地救援隊卻還要請示省廳同意，涿州本地政府無權決定，其代價就是讓當地民眾更多受到洪水威脅。 從對習的統治來說，坐等上令因其維護的是中共嚴格的等級制和習的無上權威，表面看似乎有利他的政權穩固，但這同時也在為政權掘墓，因為此種僵硬的體制和政治文化很難適應變動的世界以及危機四伏的環境。如果說，分洪決策因事關重大需要慎重權衡，坐等上令則因其已內化為日常行政管理而不為人注意，可它在危險時候產生的後果及連鎖反應，很可能對一個政權造成嚴重衝擊，甚至導致政權的崩塌。這樣的事例不是沒有，某個官員對某個規定的僵硬堅持讓民眾生命和利益受損，從而讓民眾對政權積蓄已久的不滿發泄出來，掀起反抗運動，致使政權垮台。 習近平其實也明白坐等上令的危害，號令官員要敢於負責敢於任事，然而它根本不可能得到改正，因為這植根於政權統治的內在需要，就此而言，坐等上令是比政治泄洪更嚴重的政權危機。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如今的秦剛已經沒有可能被「放生「。而所謂「輕饒」的可能，應該會是類比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的下場，被宣布」撤銷國務委員職務「。而重處的可能就是在被宣布「雙開」前提下，由全國人大對其副國級領導職務宣布罷免！繼而就是到秦城與薄熙來等人相伴。 本專欄的上個周一發表的文章中斷言「要麼下基層，要麼進秦城，秦剛復出已無半點可能「。結果文章發出的次日，中共當局即對外發布了秦剛的外交部長已經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免去的消息。請各位聽眾和看官注意，這裡說的是「免去「，而不是」免除」，更不是「撤銷」或者「罷免」。之間的區別後面會有分析。 本專欄這個周一發表的文章中諷刺了自秦剛「失聯」之後，他一日不被宣布離開外交部部長位置，不說別的，單說外交部發言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堂妹毛寧就隨時面臨被 那些窮追不捨、窮追猛打的外國駐華記者們逼瘋的危險。 結果，文章刊發和播出的第二天，中共外交部乾脆對外宣布例行記者會歇業兩個星期，理由是放「暑假「。 宣布之後，有記者問及此安排是否正常，發言人的回答是按照慣例，只是「例假」，請勿過度解讀。 說是「例假」到也不是撒謊，事實上在秦剛擔任外交部發言人期間，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也曾在暑期休會過兩個星期。這次的例假要持續到8月14日才重新開張，一位駐北京「外記」告訴筆者，他每天都在查看和比對外交部網站是否有關鍵的更新內容，就等著8月14日再「惡意炒作」一下秦剛「到底當沒當過外交部長」的問題。 關於秦剛被宣布免去外交部長職務的幾個小時之後，外交部站上就把秦剛的全料資料清空的消息曾被外界熱炒，兩天後改頭換面的外交部網站上的」部長活動「欄里除了加進了王毅的最新內容，也依時間順序恢復了的秦剛當部長期間的公開活動內容。在該網站」資料「欄目的」講話全文「子項里也依時間順序恢復了秦剛曾經的講話、致辭內容。但是，如果你進入該」資料「欄目的」外交人物「子項里，卻發現」歷任外交部長「里，依然沒有秦剛的名字恢復回去。 該欄目截止筆者今日截稿的內容是： 歷任外交部長 周恩來 陳 毅 姬鵬飛 喬冠華 黃 華 吳學謙 錢其琛 唐家璇 李肇星 楊潔篪 王 毅 到王毅後面就沒了。事實本身應該是王毅的後面是秦剛，秦剛的後面又成了王毅。是為「回鍋肉「。 外交部網站何以為此，筆者也是一頭霧水。遮羞也不應該是這個遮法。 有注意到這一細節的評論人認為「這證明秦剛的事兒還沒有完「。 秦剛的「事兒「當然還沒有完，但即便是先後被中共當局處以重刑的陳希同、陳良宇、薄熙來、孫政才這些比秦剛的實際政治地位還高半格的中共前領導人，以及比他秦剛的政治級別高出一格半的周永康，他們的名字也沒有被分別從中共十四、十六、十七和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消失啊？ 所以呀，「秦剛到底當沒當過外交部長「的問題，還是等」外記「們在毛寧處要回答吧。這裡出現在中共」歷任外交部長「欄目中的首席，被稱為新中國外交創始人周恩來的名字，到是令筆者想起了中國大陸曾經流傳的周總理名言「外交無小事」。 一位中共前駐美使館館員退休回國前趕上了秦剛上任駐美大使後主持的首次館員大會，在其「就職演說」中還特彆強調了周恩來「外交無小事」這句話。 不過中共黨史界近來已經考證出來「外交無小事」並非周恩來原話，「而是後人根據周總理在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會上的《新中國的外交》這一重要講話當中，『外交不能亂搞，不能衝動，』應該加倍謹慎『等一些言論整理出來的。」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初版的《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周恩來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記載的周恩來原話是： 「不要冒昧，不要輕敵，不要趾高氣揚，不要無紀律亂出馬，否則就要打敗仗」；「外交不能亂搞，不能衝動」。 秦剛無疑是把他們周總理的諄諄告誡拋在腦後，衝動亂搞，無紀律亂出馬，令習近平的所謂「大好外交局面」嚴重受損。 想當年敬愛的周總理，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落下一個斷子絕孫的晚境凄涼都無怨無悔，現如今作為周總理新中國外交事業接班人的秦剛有妻有子還不滿足，竟敢在駐美大使任上在美國境內育出私生子。對比之下，他秦剛但凡還有點「黨性「餘存，都應該會自行到中南海里」負荊請罪「。 我們在本專欄已經刊發和播出的文章中曾提到過因為有外界媒體「報料「秦剛涉嫌利用自己元配林彥女士」家鄉風味月餅「的手藝到習主席夫人彭麗媛副主席處」跑官、買官「 在先，繼而就衍生了關於秦剛日後下場的「猛料」，即所謂彭麗媛建議「放生」，習近平主張「輕饒」。 （註：彭麗媛在軍內已經是退役少將，目前的官銜是全國文聯副主席） 秦剛的外交部長職務被先行免去之後，「放生」的說法沒了市場，但因為他秦剛目前還是副國級領導人。在習近平的「主席令」中，措辭非常嚴謹的表達是：免去秦剛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所以筆者在本文里所要著重討論的就是習近平是否會對秦剛「輕饒」。 先說明一句，筆者所說的「輕饒」就是只對秦剛僅僅施以黨紀和政紀處分，即筆者過去文章中所形容的「下基層」，而不至於安排他進秦城——即在黨內的處理公報中就宣布他在某某問題上「涉嫌犯罪」。 本專欄前面的文章中已經分析過，先把秦剛的外交部長實職免掉只是習近平政權的應急措施。筆者所引述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的諸多條款他秦剛都已經明顯觸犯，而其中的第六十六條又是習近平最不能容忍的，那就是：「 在涉外活動中，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惡劣影響，損害黨和國家尊嚴、利益」。 筆者可以斷言，未來某天出台的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對秦剛的處分通報中，無論是否會把他的「嚴重違紀」上升到「涉嫌犯罪」， 「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惡劣影響，損害黨和國家尊嚴、利益」這段描述一定會被套在他秦剛身上。 當然，僅僅是違犯了這第六十六條黨規，被處分結果也還是分為「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以及「開除黨籍」。 本專欄前面的節目中也已經分析過了，如果是開除黨籍的話，那麼大概率，甚至說極大概率是同時被宣布「涉嫌犯罪」，未來的前景就是到秦城裡與薄熙來和令計劃等人湊桌打麻將了。至於 「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的可能性同樣存在，可以類比的就是前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 2018年2月24日，趕在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幕的前10天，，中共新華社「受權發布」了「（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撤銷楊晶同志的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決定」。內容是：「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根據委員長會議的提請，決定撤銷楊晶同志的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職務。」。 請注意這其中的兩處重點，一是「委員長會議提請」，二是對楊晶職務的處理是「撤銷「，而不是免去或者免除，也不是罷免。 也就是在「受權發布「楊晶的行政免職被」撤銷「的前幾個小時，新華社先」轉引「了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網站的消息：」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十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審查。 經查，楊晶同志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廉潔紀律，長期與不法企業主、不法社會人員不當交往，為對方利用其職務影響實施違法行為、謀取巨額私利提供便利條件，其親屬收受對方財物。在審查中，楊晶同志能夠認錯、悔錯。 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決定給予楊晶同志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降為正部長級，按程序辦理。「 這裡的所謂「程序「，就是人大方面的」民主過場「，是習近平」有中國特色的全過程民主「的重要體現。 而對楊晶的黨紀處理之所以沒有與「留黨察看」合併列入「撤銷黨內職務」，是因為這紙處分是中共十九大開過之後才下達的。而楊晶在籌備十九大的過程中即已經因為處於「接受調查階段」而未被安排進入十九屆中委預選建議名單，自然也不會在十九屆一中全會上連任他當時的黨內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黨內職務已經是零。 需要提醒的是，楊晶「罪狀」中的所謂違反廉潔紀律是經濟層面的，而作風層面的，從搞破鞋至私生子也是中共黨紀歸類於「廉潔紀律」的。 根據中共相關「國法」條文及今年1月17日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內容，由於所有「政紀」均已成為國家法律，政務處分是對違法公職人員的懲戒措施實現黨紀與國法的有效銜接，並以其代替「政紀處分」，適用範圍擴大到 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使政務處分匹配黨紀處分、銜接刑事處罰。 黨員嚴重違紀涉嫌犯罪的，原則上先做出黨紀處分決定，再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也就是說，對於黨員幹部（公職人員）處分的次序必須是先黨內，再行政，再司法。即黨紀處分在先，事實上就是在黨紀處分的同時由黨來決定政務處分的輕重以匹配黨紀處分的程度，同時也是由黨決定是否要上升到「移送司法」。 2020年6月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中明列政務處分的種類為（一）警告；（二）記過；（三）記大過；（四）降級；（五）撤職；（六）開除。 其中開除一項與黨紀處分的開除黨籍匹配，即所謂「雙開」。繼而便是「移交司法」了。而楊晶的被撤銷職務就是其中的第五項「撤職」。 請注意，如上政務處分的種類里並沒有「免職」或者「免去職務」，因為免職並非處分。也就是說，截止目前對秦剛的外交部長職務的「免職」，並不是處分。 因為中紀委和監察委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意見以及中央政治局的批准過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為了中共外交工作不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受到「嚴重干擾和影響」，中共當局的被動作法也只能是先行免去秦剛外交部長實職，將其國務委員空銜保留的真實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等待匹配黨紀處分的程度，決定從政務處分角度對秦剛的政務處分是罷免還是撤職。如果是留黨察看加撤消黨內職務，那麼是在撤消其國務委員黨組成員職務的同時，由人大某次常委會宣布撤消其國務委員職務。如果是開除黨籍，那麼就要等待明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才能宣布罷免他的國家領導人—-國務委員職務。 再強調一遍， 「免去」某項職務不是處分。不過行政上被宣布免去某項職務的黨員幹部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因為犯了「小錯」或者「中錯」，在內部還是被宣布了黨內警告和行政記過處分，但日後無論是改任他職還是直接退休，都不會被降低原待遇，正部長還是正部級，副部級還是副部級。 但是，筆者堅信對秦剛的處分最輕也是與楊晶等同，完全沒可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說，他的國務委員職務面臨的要麼是被撤銷，要麼是罷免，只是被「免去」的可能性應該沒有。 至於對秦剛的黨內處理意見何時出台，不妨也參照一下對楊晶的處理過程。 事實上中共十九大閉幕哪天，楊晶以上屆中央領導人身份與眾人一起受到習近平等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見的次日，便再也沒有公開活動的信息了。與此同時，他的黨內職務國家機關工委書記也被宣布被肖捷取代。可見，至遲這個時段，對楊晶的調查即已經啟動了。 依次類推，對秦剛的調查和處理意見的形成的過程一共需要三、五個月，也是十分正常的。 當然，如果最終會被「數罪併罰「的話，那麼結案的時間也許會更長，詳細的分析留待下篇文章再敘。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人類自古就和水災作鬥爭，變害為利是古往今來人們的理想。這裡邊有兩個概念，最早出現的是利益，簡單說就是水利灌溉。有記載最早的是蘇美爾人的水利設施，灌溉農田，造福社會，使得遠古的蘇美爾人很快就富強起來。 中國先秦時代就有了很多大規模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靈渠等等至今仍然在使用。經過了幾千年的進步，現在的工程能力是古代不能比的，現代的氣候觀測也是古代不能比的。預測豐水年和缺水年的準確性，更是古人不能比的。怎麼反而中國的水災倒比古代還嚴重了呢？ 1975年河南舞陽水災，水庫垮壩淹了淮河流域幾十個縣。最近的華北水災又淹了大片土地，幾十個城鎮危機。人民流離失所，財產損失嚴重。人們不禁要問，那麼多年興修水利，建了那麼多水庫水渠，怎麼水災反倒更嚴重了呢？沒錯，已經暴雨成災了，水庫還要放水泄洪，淹沒中小城市以保大城市，難道只有大城市的人命是人命嗎？ 專家學者們對此有很多的研究和評論，但都不如大人物們的私心更重要。中國的水災反而加重，我認為不僅僅是技術問題，主要還是指導思想，或者說目的出了問題。水庫這個新技術的出現，新的運作方式不正確，是導致水災加重的根本原因。水庫不是從時間線上調節水量的容器，主要成了發電賺錢的工具。結果發的那些電不足以補償水災的損失，得不償失。 但是官方的賬不是這麼算的。發電賺的錢是政府的錢，水災損失的是老百姓的生命財產，發點兒救災款給各級官吏們貪污就過去了。老百姓的損失誰在乎呀？老百姓喊冤由誰來管呀？當然，可以去找那個當擺設的信訪局。 這就是指導思想的問題。自從水利工程可以發電賺錢之後，整個指導思想和制度就都變了味了。乾旱季節水庫蓄水，以致河流乾枯，湖泊見底。暴雨季節水庫放水泄洪，加重水災，人或為魚鱉。因為發電有指標，而水位升高，每一立方米水的發電量就增加。於是水利幹部們就有獎金，政府就有收入。 難道就沒辦法了嗎？有辦法而且很簡單，那就是改變指導思想和制度。防災為主，灌溉第二，發電為輔。也就是在每年的春季需要灌溉的時候盡量放水灌溉。放空庫容準備雨季防災。這樣可以有效提高灌溉面積，增加農業收入。放空的庫容可以有效調節雨季的水流量，防止或者減輕水災。 兩方面變害為利，只是減少了發電量。全社會得利只是減少了官員們的收入，這才是自古以來興修水利的本來宗旨。沒那麼複雜也很簡單有效，何樂而不為呢？只是百姓樂官家不樂，在官本位的專制政權管理之下，就不好辦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興修和管理水利設施的資金，誰來負擔。共產黨時代，水利工程一大半是由老百姓無償付出，政府出少量資金。趙紫陽時代甚至改為由老百姓事後交水費負擔。現在更上一層樓，連自然水流都要農民付錢。這種敲骨吸髓的做法，還說是什麼大興農業，退林還耕。真是腦子進水了。 中國古代朝廷稅收很低，一般都是三十稅一，有時還減免。全國財政收入不過每年幾千萬兩白銀，還要拿出幾十甚至幾百萬兩的白銀用於水利工程。自古以來水利就是國家工程，國家出錢，從稅收里補齊。現在難道稅收就只能用來養官員，搞些形象工程嗎？ 興修水庫這種現代化的手段，用好了是水利，用壞了就是製造水災。大家看我說的是不是這個道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有關中共火箭軍出事的傳言盛行一個多月後，終於，在中共八一建軍節前夕，答案揭曉：習近平以任命上將的方式，同時撤換了火箭軍司令員和政委。這再次生動地證明，在中國，所謂「謠言」，往往都是遙遙領先的預言。 習近平並沒有從火箭軍內部提拔任何人，而是起用來自海軍和空軍的兩人接管火箭軍，顯示他不再信任火箭軍中的任何人。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厚斌取代李玉超出任火箭軍司令員、原南部戰區空軍政委徐西盛取代徐忠波出任火箭軍政委。創下外人空降、外行領導內行的又一特例。對照之下，遭撤換的上將司令員李玉超乃國防科技大學碩士，歷任裝檢團團長、核導彈旅旅長、二炮或火箭軍各基地司令員、火箭軍參謀長。完整的火箭軍內行履歷。 此前兩天，香港一家重要報紙報道了中共火箭軍高層集體出事的消息，證實火箭軍司令員、上將李玉超，副司令員、中將張振中（後為中央軍委副參謀長）和劉光斌遭拘押調查。 這家名為港報、實已為黨報的英文報紙，報道這則消息時，具有引人注目的特點：其一，根據知情的兩個消息來源；暗示來自北京放風。其二，指相關調查是在今年三月魏鳳和卸任國防部長之後開始；暗示曾是火箭軍首任司令員的魏鳳和也可能遭調查；其三，把對李玉超、張振中、劉光斌三人的調查始終定義為反腐，涉及國防企業（或軍備採購）的腐敗；這恰恰是習政權的統一口徑：不提政治問題，只提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但經濟處理。更加佐證，這家港媒乃是奉旨報道。 眾所周知，中共將領普遍貪腐，但習時代的潛規則是，並非貪腐就會遭查處；只有涉政治問題才會遭查處。所謂政治問題，無外乎兩條，或兩條之一：反習；或裡通外國。傳言普遍指火箭軍高層的問題涉及後一條：黨內說法是裡通外國，黨外說法是棄暗投明，民間說法是為自己留後路。 有說吳國華（首任火箭軍副司令、盛傳於7月初自殺身亡）的兒子在美國留學，由此渠道把火箭軍機密轉告美方；有說李玉超的兒子在美國留學，由此渠道把火箭軍機密轉告美方。無論是哪個版本，都指向：共軍機密遭嚴重泄露。除遭在港黨媒點名的四人，加上火箭軍政委徐忠波和前副司令員吳國華，總計六人出事！說明，整個火箭軍高層都背叛習近平。可謂有志一同。 無獨有偶，去年即2022年10月24日，美國空軍大學的智庫「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 (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發表長達255頁的報告，披露總計15萬官兵的中共火箭軍內情，從高層指揮系統到後勤產品基地，內容詳盡，應有盡有。包括分布於中國各地的火箭軍基地、部隊主要功能、負責人的中英文姓名和部隊番號等。該報告還以樹狀圖展示中共火箭軍各部門主要負責人的相片、姓名和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美國空軍大學這份報告，或是來自美國本身的情報，或是來自中共火箭軍將領的轉告，公之於眾，原意是為了震懾中共，采兵法「攻心至上」，其潛台詞是：不要蠢動，不要對台灣輕舉妄動，我們已經掌握你們關鍵兵種的基地和動態。若敢蠢動，我們可以立即把你們的火箭軍連根拔除，就地全殲。 但有輿論認為，美國空軍大學公布這份報告，卻極可能引起了習近平方面的懷疑，由懷疑而開始暗查共軍中的「內應」，並可能由此導致火箭軍高層的集體陷落。這不免讓人聯想到1996年的台海危機，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在競選時說了一句：「空包彈」、「空空的啞巴彈」，指中共發導彈威脅台灣首次民主大選，北京謊稱實彈射擊，其實是沒裝彈頭的空包彈。李登輝放話引起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方面的懷疑，由懷疑而暗查內部，最後導致劉連昆（共軍少將，總後勤部軍械部部長）的陷落。 果如此？無論美國還是台灣，都應該從中汲取教訓，通常情況下，或無須公布共軍內情，尤其無須為震懾共軍而公布通過情報所掌握的共軍詳情。古兵法云：兵不厭詐。虛虛實實，實實虛虛；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其實，中共方面，除了火箭軍出事，戰略支援部隊也盛傳出事，該部隊副司令員、中將尚宏已經於去年10月二十大開會前夕突然被拿掉二十大黨代表資格，從此下落不明。近期又傳言該部隊司令員、上將巨干生失蹤。如果中共武攻台灣，首先排上用場的，並非傳統的陸海空三軍，而恰恰就是這兩支高科技重兵：火箭軍（原二炮部隊、掌控各型導彈和核彈）和戰略支援部隊（負責衛星偵察、太空作戰、網路騷擾等）。 習近平寄望共軍「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反覆強調「打贏能力。」然而，且不說在一黨獨裁體制下，同所有政府機構一樣，作為黨衛軍的解放軍，本身腐敗透頂。就說這些軍頭、將領們，他們哪個願意打仗、哪個情願「提著腦袋玩」？ 習近平、王滬寧等人吆喝：要講好中國故事。火箭軍的故事就很中國，反映出，畏戰、懼戰、恐戰、避戰是中共軍頭的普遍而真實心理。豈止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共軍各部軍頭，都可能暗自為自己留後路。習近平想過沒有：如此軍隊，還敢打台灣嗎？如此局面，這個仗還怎麼打？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最恐懼的事情是什麼？ 移居挪威的香港作家鍾祖康說過一句笑話：「習近平一生有三大噩夢。一當然是被建議改以C919國產機為專機，二是被建議改穿漢服，三是被建議禁止女兒去美國讀書和學英語。」作為國產大飛機的C919，其核心部件仍是西方生產的，卻連拼裝工序都不過關，首架交付航空公司運營剛滿月，就出現嚴重故障，無法完成返航任務。怕死的習近平怎麼敢將此種飛機作為其專機使用？而市面上的那些所謂的漢服，若是參照沈從文對中國服飾史的研究，根本就是不倫不類的贗品，穿上之人如同群魔亂舞，除了滿足習近平的「漢唐盛世、萬國來朝」的虛榮心外，一無是處。最後，習近平下令削減中國教育系統中英語教育的部分，查禁英文書籍，卻無法讓他曾在哈佛讀書的女兒洗掉那段「悲欣交集」的留學經歷。 鍾祖康說的是一個笑話，習近平最恐懼的事情肯定不是以上三者，而是中共重蹈蘇共之覆轍——政權被推翻，國家解體，作為獨裁者的習近平的下場只能是「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 揮淚對宮娥」。那時，他能跑去依附難兄難弟普京嗎？ 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發表習近平前一年春季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全文，習向中青年幹部強調築牢理想信念根基，「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都不信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了，不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旗了，就會發生東歐劇變、蘇共垮台、蘇聯解體那種『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劇！」黨媽媽的生日，本該是載歌載舞、鑼鼓喧天、全國山河一片紅，習近平為何如此表現得凄凄慘慘戚戚，要死要活，居然說出如此不祥的話來？既然習近平自命為中興之主，要超越的對象是毛澤東，就當像毛那樣躊躇滿志地宣稱「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而不是像李煜那樣哀嘆：「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那麼，這篇講話究竟是在哪個環節出錯了？ 習近平沒有能力完成任何一篇講稿，他的講稿都是其文膽負責起草的——比如，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提拔為中宣部長、政治局委員的北大文學博士、當年有神童之譽的李書磊。李書磊既然是北大博士，必定飽讀詩書，在文稿中常常引經據典，以此彰顯主子學富五車；但又要避免出現「寬商通農」這樣冷僻的成語，讓主子念了錯字，淪為貽笑大方的「寬衣帝」。所以，「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這個家喻戶曉的典故，就被御用文人信手拈來了。習近平不僅能挑兩百斤擔子走數十里山路不換肩，而且能背誦唐宋詩詞三百首不住口。 習近平沒有這句詞的作者南唐後主李煜的浪漫才情，卻有李煜身上所有的缺點——「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當年，宋軍大將曹彬一路勢如破竹，俘虜了束手待斃的李煜，將其帶往開封。李煜上船時，戰戰兢兢不敢走搭板，曹彬派人將其「架」到船上。上船之後，曹彬放任他自由，不加拘管。有人問：「你就不怕他半路上跳水自殺嗎？」曹彬冷笑：「一個上船走搭板都怕得發抖的人，怎麼會有勇氣自殺？」宋太祖看了李煜作的詩詞，有很深的感慨：「李煜若以作詩詞的功夫來治理國家，怎麼會被我俘虜？」後來，李煜因寫「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等詞句，宋太宗認為其心有不甘，賜牽機葯毒殺之。所謂牽機葯，有人說是中藥馬錢子，服後會破壞人的中樞神經系統，導致全身抽搐，腳往腹部縮，頭亦彎至腹部，狀極痛苦。 習近平的救命稻草其實是致命毒藥 習近平的下場未必會比李煜更好。李煜不是一個稱職的皇帝，卻是一位「千古詞帝」，清朝袁枚評論說：「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毛澤東對李煜的評價是：「南唐李後主雖多才多藝，但不抓政治，終於亡國。」習近平倒是天天抓政治，但他抓得越多，中共政權敗亡的跡象就越明顯。鄧小平一度是打左燈往右拐，因為唯有往右拐，文革後一窮二白、天怒人怨的中國才能有一線生機；習近平則是直接開倒車，將前三十年的壞與後三十年的壞搗鼓成一杯比牽機葯還要毒的毒藥，不僅自己一口喝下去，還要強迫全體中國人一起陪他喝下去。 為了避免蘇聯和南唐滅國的厄運，感到滅頂之災就在眼前的習近平必須抓到救命稻草。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第六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在會上強調，「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歷史責任。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堅守好這個魂和根，是理論創新的前提。講新話但不能丟了老祖宗，數典忘祖就等於割斷魂脈和根脈，最終會犯失去魂脈和根脈的顛覆性錯誤」。這次會議的題目牽強附會、生拉硬扯，習近平提出「新境界」、「魂脈」、「根脈」等色彩斑斕的新詞語，但新詞語能救中共嗎？ 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創造了一種「新語」作為大洋國的國家語言。這種「新語」，不是為了促進溝通和交流，而是蓄意削弱表達能力、壓制異見的聲音。奧威爾指出：「只要思想是建基於語言，語言的簡化和控制就是簡化和控制思想。你難道不明白，新語的目地就是要要縮小思想的範圍？最後我們要使得大家不可能思想犯罪，因為沒有辭彙可以表達。必須的辭彙，就簡化為一個詞，並嚴格控制其含義，刪除一切附帶的意象。……辭彙越來越少，思想的範圍就越來越小。沒有人可以有理由或借口思想犯罪。」奧威爾還指出，新語亦有統一思想的功能，例如「享樂營」其實是強制勞動改造的集中營——在共產中國，「新語」的發明者們比奧威爾更厲害，他們不用「享樂營」這個似是而非的說法，而用了「再教育營」這個更冠冕堂皇的說法來掩蓋集中營的本質，中共確實是運用語言騙人的高手。 習近平的講話顯示，他抓住的兩根救命稻草，一根是馬列主義，一根是民族主義。他卻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馬列主義是反對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也是反對馬列主義的，這兩根救命稻草，一邊是矛，一邊是盾，還沒有去攻打敵人，自己倒是先「左右互搏」起來。若硬要將馬列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產生的怪胎就是法西斯主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已嘗試過，而且都失敗得一塌糊塗。作為紅色血脈的繼承者，習近平的馬列主義和毛主義的一面自不待言；但習近平發現但靠馬列主義和毛主義已無法拯救目前的困局，遂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中的國際主義部分，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由此與法西斯主義殊途同歸——英國政治學家馬克·尼古拉斯指出：「法西斯主義恢復了看待民族的這種思考方式——認為民族是充滿神聖意義的共同體，它凝結於領導者的身體中，通過注入精神而獲得歷史的永恆——這樣，法西斯主義復活了中世紀思想，將之應用於現代大眾政治。」 馬克·尼古拉斯將法西斯主義領袖視為「造棺者」，「法西斯主義的最高成就就是一堆屍體，其歷史就是一個毀滅人類的目錄」。 對於習近平來說，他不僅為中國人打造十四億具棺材，也為自己打造了一具棺材。李煜失去了他的國家，卻為後世留下了三十八首膾炙人口的詩詞；而習近平的終局，必然是齊奧塞斯庫、薩達姆或卡扎菲，他為後世留下的只有早已在網上悄然流傳的他與彭麗媛的夫妻跪像。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賴清德副總統下周出訪巴拉圭，過境美國將東進（紐約）西出（舊金山），就地點言，代表維持了既有台美默契，也吻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對「台灣副總統過境美國形式常態化」的說明。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曾揚言「我們的首要任務是阻止賴清德訪問美國」，如今形同「首要任務」失敗，那麼之後中國「阻賴」的「次要任務」又是什麼？ 中國為阻卻民進黨政府和美方交流，歷來皆有所謂「首要任務」、「次要任務」和「後續任務」等反制。以去年8月美國眾議院（前）議長裴洛西訪台為例，中國駐美大使館也曾強調「中國堅決反對美台之間一切形式的官方接觸」，緊接著，中國外交部和國防部再升高措辭，直接要求「美方不得安排裴洛西訪台」，並威脅「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採取堅定有力措施」，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絕不會坐視不管」。當時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再稱「至於是什麼（有力）措施，如果她敢去，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連習近平也親自上陣，發表了「民意不可違，玩火必自焚」談話。 但中國阻止裴洛西訪台的「首要任務」並沒有成功。很快地中國便進入「次要任務」，也就是首次在環繞台灣的六個海域、空域進行「實彈軍事演訓行動」。而通常，「次要任務」對「首要任務」已無實質回復作用，因此目的多是為發揮「後續任務」。 根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於裴洛西離台一個月後，對台灣民眾所做調查，發現絕大多數受訪者對裴洛西訪台造成解放軍大規模演習，確實台灣危機感升高，隔年一月，「布魯金斯學會」繼續追蹤，大多數受訪者仍認為裴洛西的訪問讓台灣變得不那麼安全。 上述調查代表中共「後續任務」，就是藉由「次要任務」（軍演）的威攝，去強化「美國不可信（靠）」的輿論。以當時看，中共阻止裴洛西訪台「首要任務」失敗，「次要任務」跟進，「後續任務」則達到一定的效果，並且回頭補償了「首要任務」失敗所造成的中方（顏面）損失，尤其讓台灣人（主要為藍營支持者）加深對美國的懷疑（並有助宣傳「美國棄子論」），甚而反向讓美國人自我檢討美國支持台灣民主的方式，是否在當地原來並不受到歡迎。 直到今年四月，傳出蔡英文將利用過境美國機會，和新上任的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中國同樣又一次發動阻止蔡英文和麥卡錫會面的「首要任務」，包括由中國大使館對美國議員寄出「警告信」，要他們取消陪同麥卡錫會見蔡英文，信中再次提及「中方不會坐視」，和將採取「必要行動」等字眼。 只是這一次「首要任務」又失敗。蔡英文不只在雷根圖書館和麥卡錫會談，雙方還發表公開聲明。不過，中國所謂「不會坐視」和將採取「必要行動」的「次要任務」，實際上已比裴洛西訪台後續動作平淡許多。儘管中國亦有14架戰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有兩艘中國航母被發現出現在距離台灣東海岸200海浬處，但已遠不及去年的圍島軍演。 一來，蔡英文和麥卡錫在美國本土會面，雖仍具象徵意義，但畢竟不同於裴洛西直接出現在台灣總統府，中方「次要任務」降級，並不意外，二來，國際時局（烏俄戰爭、歐中關係、中美關係）的複雜性，也間接抑制了中國當時軍演的規模。既然降級，其「後續任務」（疑美論）的效果自然也跟著被稀釋。 在阻止台美交流上，中國一連串「首要任務」、「次要任務」、「後續任務」幾乎從未停歇。這次賴清德過境美國，因為他既是副總統又是民進黨總統參選人，因而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才會如此高調把阻止賴清德訪美當成「首要任務」。不過，比起裴洛西訪台、蔡英文會見麥卡錫，賴清德此行的敏感性並不屬於同一等級，謝鋒縱然「首要任務」已告失敗，次要任務，則最多是儘可能干預美國政界人士和賴清德接觸，尤其必然又再一次動員中國僑民到賴清德下榻飯店外喧囂鬧場。 而以過去蔡英文過境美國，中方執行「次要任務」的結果，多是反噬到台灣親中派身上，值此選舉敏感時刻，謝鋒明知針對賴清德必然的「次要任務」很可能是反效果（選情面），卻也是位居其位不得不為，一定要做的事。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秦剛被中共外交部”永不錄用”並不意味著他最多不過是被”下基層”，端看日後的中紀委在結案的通報中如何定性。如果黨內通報中出現”嚴重違反黨紀，影響極為惡劣”之類的字樣，黨內處分的”刑種”必定是開除黨籍，繼而進秦城的可能性也幾乎是百分之百。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秦剛被罷官是因為「間諜和間諜，不能搞破鞋」？》轉載之後有網友「gnyd」提問： 「好奇傅曉田在被關押期間，誰在照顧秦二？傅的父母嗎？估計傅女重獲自由的可能不大。秦剛也不會跟林彥離婚的，更不會照顧秦二。這下傅女和秦二慘了。」 此言差矣，拒不撫養子女會構成遺棄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 【遺棄罪】對於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撫養義務而拒絕撫養，情節惡劣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至於秦林氏，因為在法律上規定的撫養義務僅限於存在事實血緣關係的父母與子女之間或者由法律擬制的的父母與子女之間，對於丈夫的非婚生子女，妻子沒有撫養的義務。但是，即使秦剛未來被習近平「從輕發落」，只下基層不進秦城，那麼他秦林氏無論是基於對秦剛的「挽救」之情還是對傅曉田的報復之心反正是仍不會與秦剛離婚的話，那麼只要傅曉田或其家人提出告訴，他秦林氏就必須接受秦剛必須撫養「秦二世」（Er-King）至18歲的現實，負責秦剛僅為這一樁案子就會面臨司法處理。 至於傅曉田，筆者認為她現在正被中紀委「留置」是毫無疑問的。只要所謂「雙面間諜」的傳聞不成立，無論是「勾引駐外機構負責人」，還是間諜和間諜之間的「搞破鞋」，均僅僅屬於「嚴重違紀」，依據中共現行法律、法規實難入罪，那麼最嚴重的後果就是被「雙開」—-就是她在自己國內的真正上級機構根據《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條款在內部宣布了取消她「國家公務員」身份的同時，還宣布開除她的黨籍。 鳳凰衛視對傅曉田的介紹內容當然是迴避了她的「政治面貌」，但她的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同班同學回憶說她大二時就入黨了。 那麼截止目前及今後一直到秦剛被調查處理完畢的這一段時間裡，她傅曉田肯定是要被繼續「失蹤」的。原因很簡單，在整個「配合調查」階段里，如果習聖上惱羞成怒後遷怒於秦剛而決心拿他作為整肅整個外交機構—-特別是駐外機構的活教材，殺猴儆雞的話，那麼就需要傅曉田的配合，不惜對自己孩子的爸爸「大義滅親」，把如實交待改成大膽揭發。而假如聖上習無論是基於對秦剛的憐惜和「恨鐵不成鋼「還是顧及整個中共政權的外交顏面決定只安排秦剛下基層，無需進秦城的話，那麼傅曉田在恢復自由身之前就必須接受」組織上「的安排，帶著她的秦二世改名換姓，從此「人間蒸發」。 至於筆者為什麼對傅曉田是「雙面間諜「的說法不願相信，道理很簡單，她」圖個啥？「 正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她傅曉田僅憑派她進入鳳凰衛視的「上級單位」的「任務費」和鳳凰衛視主持人明面上的工資，即已經比她在央視的昔日同行們日子過得富貴許多，更何況身邊總是富商環繞，不要說窮得連自己都養活不起的所謂海外「反動組織」，哪個西方國家的間諜機構的「間諜費」的數額能夠滿足得了她傅曉田的胃口？更何況無論是傅曉田還是任何一個中共駐外間諜，誰都明白他們在外「執行任務「即使暴露，被所在國或地區」移交司法「的可能性並不大，大不了回國接受其他」任務「。但如果他們在駐外期間被」敵方「收買甚至為」敵方「做事，那麼一旦敗露，直接掉腦袋都不是最壞的下場。最壞的下場是他們的「祖國」會讓他們求死不得，生不如死。 所以，雖然坊間關於「雙面間諜「的說法，還有火箭軍窩案的說法甚囂塵上，但筆者寧願相信秦剛和傅曉田案就是單純的「道德敗壞—-不但是婚外而且還是間諜和間諜之間」搞破鞋「以及」後果嚴重，影響惡劣—-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之尊在美國CIA特工的眼皮底下育出私生子並報備了美國「戶口」。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中介紹和分析了秦剛與傅二奶在美產仔一事即使被當局簡單界定為「道德敗壞」，也已經嚴重觸犯了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政府的外事紀律以及「黨的隱蔽鬥爭戰線」的鐵的組織紀律。至於王毅與秦剛之間的「老新交替」被宣布後，秦剛被暫時保留國務委員空職的下一個時段，應該是對他所犯錯乃至罪行進行繼續調查並最終研究出處理決定的過程，所謂「軟著陸」之說並不準確。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也已經介紹了，依照相關法規，本月25日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本應該是在8月下旬召開的。而就是因為要讓秦剛的「失蹤」儘快「合法」， 這才為王毅和秦剛之間的一任一免之「特殊需要」，臨時召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而這次的常委會例之所以被提前一個月召開。眾所周知，自秦剛「失聯」之後，他一日不被宣布離開外交部部長位置，不說別的，單說外交部發言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堂妹毛寧就隨時面臨被 那些窮追不捨、窮追猛打的外國駐華記者們逼瘋的危險。 也就是說，先把秦剛的外交部長實職免掉只是習近平政權的應急措施。在此前提下為什麼還讓他繼續保留國務委員的空職，依筆者之見，恰恰不是證明了秦剛已經被「軟著陸」，而是意味著對他的最終處理輕則也是黨紀處分加行政降級，即所謂「下基層」，重則當然是進秦城。 從黨紀處分的角度分析，即使他秦剛最終最被追究和傅二奶在美國生下秦二世這一「單純事件」，那麼在已經沒有可能替他們隱瞞，所以只能公開處理的前提下，中共對黨員的紀律處分的如下五個種類肯定有套在他秦剛腦袋上的一種，即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 習近平在開始他的中共黨魁第二個任期的第二年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至少有如下條款都是他秦剛「公然違背」的。 第六十六條 在涉外活動中，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惡劣影響，損害黨和國家尊嚴、利益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本文章作者說明：秦剛是在擔任中共駐美大使期間動用私人飛機迎接傅曉田到華盛頓受孕成功後又安排他在洛杉磯成功生下秦二世的，毫無疑問是「在政治上造成惡劣影響……」）。 第七十三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一）違反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規定，隱瞞不報的；（二）在組織進行談話、函詢時，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的；（三）不按要求報告或者不如實報告個人去向的；（四）不如實填報個人檔案資料的。 （本文作者說明：除了每年年底必須向上級組織報告個人事項的規定之外，秦剛還分別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前和今年三月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之間接受過兩次組織上的談話和「函詢」。均是對自己的二奶待產和已經生下秦二世一事「隱瞞不報」。） 第八十三條 駐外機構或者臨時出國（境）團（組）中的黨員擅自脫離組織，或者從事外事、機要、軍事等工作的黨員違反有關規定同國（境）外機構、人員聯繫和交往的，給予警告、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第一百零一條 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侵佔非本人經管的公私財物，或者以象徵性地支付錢款等方式侵佔公私財物，或者無償、象徵性地支付報酬接受服務、使用勞務，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將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應當由個人支付的費用，由下屬單位、其他單位或者他人支付、報銷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理。 （本文作者說明：傅二奶從洛杉磯到華盛頓受孕的往返，從洛杉磯帶秦二世到北京的單程均是使用同一架原機主居然是俄羅斯老大哥瓦格納集團首領布里戈津的私人包機。這架私人包機應該是秦剛「利用職務上的影響……無償、象徵性地支付報酬接受服務」） 第一百三十四條 生活奢靡、貪圖享樂、追求低級趣味，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第一百三十五條 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係，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利用職權、教養關係、從屬關係或者其他相類似關係與他人發生性關係的，從重處分。 第一百三十七條 違背社會公序良俗，在公共場所有不當行為，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第一百三十八條 有其他嚴重違反社會公德、家庭美德行為的，應當視具體情節給予警告直至開除黨籍處分。 (本文作者說明：雖然有人把傅曉田貼出的和秦剛的多張親密合影說成「充滿了曖昧」，但至今沒有看到有傅曉田和秦剛在戶外「過於親密」的合影，如果有，或者是有人揭發說曾經親眼所見，那麼就屬於「在公共場所有不當行為，造成不良影響」。至於婚外產仔，當然是「嚴重違反社會公德、家庭美德行為」。) 認真學習過如上中共黨規內容後，就不能不相信，秦剛至少是嚴重觸犯了其中5至6條，被黨紀處理時應該會被類比於司法概念中的「數罪併罰」。 如上中共《處分條例》中還規定：：黨紀面前一律平等。對違犯黨紀的黨組織和黨員必須嚴肅、公正執行紀律，黨內不允許有任何不受紀律約束的黨組織和黨員「。 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處理違犯黨紀的黨組織和黨員，應當實行懲戒與教育相結合，做到寬嚴相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分：（一）主動交代本人應當受到黨紀處分的問題的；（二）在組織核實、立案審查過程中，能夠配合核實審查工作，如實說明本人違紀違法事實的；（三）檢舉同案人或者其他人應當受到黨紀處分或者法律追究的問題，經查證屬實的；四）主動挽回損失、消除不良影響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結果發生的；（五）主動上交違紀所得的；（六）有其他立功表現的。「 又但是，「一人有本條例規定的兩種以上（含兩種）應當受到黨紀處分的違紀行為，應當合併處理，按其數種違紀行為中應當受到的最高處分加重一檔給予處分；其中一種違紀行為應當受到開除黨籍處分的，應當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一個違紀行為同時觸犯本條例兩個以上（含兩個）條款的，依照處分較重的條款定性處理「。 由此可見，即使他秦剛「能夠配合核實審查工作，如實說明本人違紀違法事實的「，因為要」數罪併罰「，仍然應該會被」合併處理「、」加重一檔「。如果加重到」開除黨籍「的最高檔，那麼被」移交司法「幾乎是可以肯定的，最終只是和我們過去文章中已經比對過的中共前統計局局長邱曉華一樣下場。 事實上，中共政權近二、三十年來，對凡是在位期間被追究的高級幹部， 基本上是只要黨紀處分是開除黨籍，那麼就會被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同時在通報中註明「涉嫌違法」。 還以邱曉華為例，黨內處分的通報中把他的經濟問題列為主罪，涉嫌重婚列為副罪，但在檢察院方面因為「就這幾個錢」表示邱曉華的受賄罪實難成立之後，為了保全中紀委處理意見的權威性，還是以重婚罪判了他一年徒刑。 如果黨內處分不至於重到開除黨籍，那麼根據《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包養情人的、嚴重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應「給予警告、記過或者記大過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降級或者撤職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處分。」 黨員幹部與二奶誕下私生子，即使發生在國內，都會被視為「情節嚴重「，何況是在敵對國家情報機構的眼皮底下。而公務員和黨員的處分條例中之所以未被特別列入」私生子「一項，是因為」立法「過程中還有計劃生育」法規「的存在，公務員和黨員一旦生下私生子，自然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而計劃生育政策明文規定，公務員超生，黨員超生，一律開除公職，開除黨籍。 綜上所述，秦剛能夠保住黨籍的可能性，很值得懷疑。後續的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播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