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外交部長秦剛突然失蹤,外交部發言人先是用生病搪塞,後來乾脆拒絕回答記者的追問。顯然,秦剛的失蹤有蹊蹺,內中原因無非是政治上「踩雷」,或品行方面「被抓包”。只要中共尚未給出相關說明,這件事至少說明,習近平的日子不輕鬆,不只是國際關係難處理,經濟困境難解脫,連信任的高層官員也靠不住。究竟習近平的心境如何?筆者試作小析。 一、習近平的心思 習近平作為獨裁者,當然不會在中共的全會或人代會上講出心裡的真話。不過,他對年青幹部訓話時,心理負擔會小一些,那種場合他的講話,可以幫助我們來理解一下習近平的心境。 去年3月1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作了一個開班講話。這種內部講話,通常由秘書起草,但主要的意思要按照習近平的意圖來寫,成稿之後必須經過習近平審閱。這個內部講話被中共黨刊《求是》雜誌今年6月底刊登出來了。分析這篇講話的內容,可以發現習近平最擔憂什麼。 習近平一開頭就講,「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都不信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了,不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旗了,就會發生東歐劇變、蘇共垮台、蘇聯解體那種『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劇!」 這番話說出了中共官場的現狀,共產黨的幹部想要權、只信「錢」,對中共的意識形態都是口是心非,而真正所愛的是西方國家,有錢、有情人,都往那裡送。這種現狀說明,中共的整個黨政機器,除了習近平在乎黨國存亡,其他官員都不在乎;一旦風吹草動,黨國根基動搖,習近平的處境就會和撞景陽鐘的崇禎差不多。這就是習近平最擔心的事,怕中共幹部不忠於共產黨,最後中共象蘇聯共產黨一樣完蛋。 對中國古典文學有一點興趣的人,可能都知道,習近平講話中引用的那句,「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是五代十國之一的南唐小朝廷最後一任君主李煜亡國之後寫的。李煜在南唐滅亡後投降攻滅南唐的宋朝,被軟禁期間,寫過一首詞《春花秋月何時了》,詞牌名是《虞美人》,這首詞流傳千古,據說是李煜的絕命之筆,其中就有這一名句。 習近平為什麼讓秘書在講話稿中用了一個亡國之君的臨終哀嘆,已不可考;我們也不必去管,這樣的語句是不是對中共不吉利;但至少可以看出,面對一批中共的年青幹部,習近平的如此講話,倒是實實在在地展示出他深重的危機感和悲涼心境。 二、蘇聯絕命與南唐亡國 為什麼習近平老是想到蘇聯垮台,又把蘇聯絕命與南唐亡國聯繫到一起?南唐國小羸弱,不敵宋朝;蘇聯乃地球上的超級大國,七十餘年與美國抗衡,在美蘇冷戰中美國從來沒有想滅掉蘇聯。那習近平的執政恐懼從何而來呢?其中有一個真正的原因,那就是,蘇聯實亡於蘇共。中共的宣傳機器始終不願意承認這點,但習近平大概還是知道這一點的。 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政權,被本黨同志棄如敞履,於是蘇聯絕命。如此命運,每每令習近平耿耿於懷,不免生出兔死狐悲的危機感。蘇聯共產黨並不是被外敵直接打敗的,沒人去打它;蘇共是被由蘇共幹部組成的國家議會(最高蘇維埃)宣布為非法組織而完蛋的。正所謂,興蘇聯者,俄共也;亡蘇聯者,蘇共也。為什麼蘇共幹部要滅掉蘇共?其實原因很簡單,想「跳船」了。而這正是習近平最恐懼的事情。 那1991年8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宮裡的國家大禮堂,蘇聯最高蘇維埃為什麼通過決議,「停止蘇共的活動」?因為,之前蘇共的一群高層官員不滿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策動了政變,把戈爾巴喬夫軟禁在克里米亞。但這些參與政變的官員沒料到,他們遇到了莫斯科民眾和軍隊的抵制。蘇軍坦克部隊雖然奉命上街了,但面對支持葉利欽的莫斯科民眾,蘇軍部隊不願意大開殺戒,而是偃旗息鼓,撤兵回營。 政變失敗了,蘇共中央在莫斯科的高層幹部當中,多數人既沒參與政變,也不願出面反對政變,但政變委員會的高官們把蘇共中央搞臭了。於是,當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會議面對如此處理蘇共中央這個難題的時候,與會的最高蘇維埃代表們通過了決議,「停止蘇共的活動」。蘇共亡了,蘇聯的亡國之日為期不遠矣。 當時蘇共的高層幹部對此,都捶足頓胸、痛心疾首嗎?這裡引用一段戈巴契喬夫政府的總理雷日科夫當時評價蘇聯官場的話,大家就了解蘇聯亡國的真實背景了。雷日科夫說:「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干,從下到上,從上到下。所以,當時整個蘇聯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覺得,夠了,我們不想再這樣沒有尊嚴地生活下去了。我們需要政治上的改變。」雷日科夫的話是實情,當時蘇聯人確實普遍認為,他們不能忍受這樣一種充滿腐敗、充滿謊言、依靠鎮壓的制度。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蘇共黨員當中88%認為,蘇共不再有威信;有70%多的人準備退黨。 三、昔日蘇聯、今日中國 蘇聯當年解體之前的大部分情形,早就在中國發生了。雖然中共鎮壓了「八九民運」,習近平上台以後又一再通過反腐敗來清洗幹部,同時加強國內社會的嚴厲管控,但習近平改變不了黨心。當下,中共官場上的黨心究竟如何?習近平在中央黨校的那篇講話中都描畫出來了。 第一個特點,習近平指出,「腐敗是最容易導致政權顛覆的嚴重問題」。習近平心裡很清楚,中共幹部都想撈錢,只是在習近平的政治高壓下不敢動而已;只要政治高壓一鬆動,整個官場馬上就變成腐敗遍地。所以,習近平最怕的就是,各級官員表面上唯唯諾諾,暗地裡腹誹頻頻,貪心不滅,而最可能導致中共政權被從內部顛覆的,就是官場的貪財之心;習近平的政治高壓只能改變官員們的表情和空話,卻絲毫改變不了官場眾人那貪財的初心。 第二個特點,下面的幹部都在應付差事,混日子,對上面的命令,都是用「口號式、表態式、包裝式」的做法,喊得很響,恰如習近平在講話中所言,「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如此行為的真實動機,無非是在等待時機,一旦政治壓力稍懈,官員們就額手相慶,把貪腐玩得象江胡時代那樣有聲有色。 第三點,習近平提到,中共的幹部隊伍里,有一大堆「膽小鬼,心懷異心、身在曹營心在漢、同床異夢的人」。這是實話,世人皆知。中共歷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當中,有幾個人的家族中沒人拿外國綠卡、沒在國外置產藏錢的?習近平心裡一清二楚。海外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調查報告十多年前就把名單一一列出了;只是習近平不敢按圖索驥,去一一拿辦,否則就「洪洞縣裡無好人」,「偉光正」的包裝徹底碎裂。 高官當中還有很多人現在貪而無恙,這不就是「榜樣的力量」嗎?中共官員既然貪心不淡,而錢藏國內又可能導致送命,那麼錢轉國外就成了必然選擇。正因為如此,中共各層官員當中,「心懷異心、身在曹營心在漢、同床異夢」的人,其實不是「一小撮、個別人」,而是大多數。焉知這大多數不會在中共進入困境和危機的時候,做出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們類似的行動呢?那樣的行動,於官員們的私利無損,所損害的不過是黨國及其獨裁領袖而已。 四、銀行救財政,民眾存款塞進無底洞 現在中國經濟在持續衰退,而中共這個集權政府的指揮號令,出了中南海的紅牆就成了「雷聲大,雨點小」,這就是中國經濟沒救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國經濟沒救的另一個原因是,習近平為了緊急搶救陷入深度財政危機的地方政府,採用了飲鴆止渴的昏招,其後患無窮,前景可悲。 中國的地方政府一直通過地方財政擔保的融資平台,發行大量債券,總額已經達到近70萬億。如此龐大的巨額債務,地方財政已經還不起了。最近因為房地產泡沫破滅,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急劇萎縮,導致地方政府連到期債務還本付息、「借新債還舊債」都難以為繼。 而中共一直讓銀行購買地方政府的債券,變相地把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轉移給銀行去承擔。中國5月發布的《2023年中國銀行業調查報告》提到,2022年59家上市銀行持有政府債43.7萬億元,占債券總額的七成;其中主要是六大國有銀行承擔了地方政府的債券。今年上半年,中國的幾家頂尖銀行正奉命給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提供期限25年的大量貸款,幫這些融資平台還舊債,這等於是讓大銀行給地方政府的爛賬買單兜底,而且這些貸款前4年免息。 顯然,為了眼下拯救地方政府的財政,央行不惜把國有的主力銀行拖進了壞賬泥坑。銀行奉命送給地方政府的這些貸款,到今年6月底總額已經佔地方政府巨額債務的將近八成,嚴重缺錢的地方政府將來註定還不上。這些錢來自銀行的住戶存款,相當於住戶存款的半數,已經被中共塞進地方政府債務的無底洞,打了水漂。這些貸款註定會成為銀行的壞賬,可能導致中國的頂尖銀行將來面臨經營危機;而中國民眾一旦發現存在頂尖銀行的存款已經不再安全的時候,銀行的末日就來臨了。 之所以說,習近平讓銀行為地方財政的巨額債務兜底這種政策是昏招,是因為銀行系統是中國經濟最後的支柱,而習近平的這個昏招,事實上是把財政危機轉化成了潛在的金融危機;雖然短時間內地方財政喘了一口氣,但銀行系統卻被送進了覆滅的深淵。 五、習近平的悲涼感 中共現在是一個虛胖的統治機器,面對現實的經濟困難,其實束手無策。那習近平這個束手無策的獨裁者,支撐著這麼一個虛胖的政權,他當然會有很強、很深的危機感。其實,習近平的悲涼心境,也有他自身的能力問題。 作為一個大國領導人,如果是從困難中上任,有機會推動改變,然後局面改善了,在這樣的由難到順的過程中,領導人可能積累智慧、提高能力。中國人往往懷念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卻忽視了其中的大環境變化和領導者個人的歷練過程。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在由難到順的過程中,積累了經驗和能力的。 而習近平則完全不同,他是從順境中接位,然後整個局面不可避免地一瀉千里,那他的施政就是由順到難。在這個過程中,他很難從成功當中吸取到有益的經驗,只會積累下越來越多的恐懼。何況,在中組部栽培他步步高升的過程中,習近平任職地方時唯一需要的是「積累資歷」,而不是做出政績。因此,習近平在地方任職期間,無論是在福建、浙江,還是在上海,他基本上是個「不粘鍋」,地方上的所有麻煩,他能躲就躲,自然談不上處理和解決難題的能力了。 待到習近平到中南海就大位之後,上任伊始,中國經濟上的泡沫還沒完全暴露出來,經濟運行表面上還比較順利,所以習近平完全沒想到快要克難了,更不懂如何克難。習近平任期的第一個五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打擊政敵方面,特別是為了打破江澤民時代建立的軍權結構、把軍權抓到自己的手裡,用反腐敗為名,抓了一大批將軍,改變了軍隊的指揮系統。 等到習近平任期的第二個五年,經濟問題才陸續出現;直到他的第三個任期開始,房地產泡沫終於破滅,整體經濟一蹶不振。就經濟決策層面而言,習近平的執政之路,實際上是由順到難,越走越難。他原本就不懂經濟,也沒在地方歷練中學到什麼。那現在的經濟困境,來得比預期早,範圍比預期廣泛,困難比預期深得多;而最關鍵的是,中南海除了病急亂投醫的昏招,拿不出有效辦法走出經濟困境,而已經用上的昏招,諸如用今後的金融危機來替代當下的財政危機,則只會加重中國未來的潛在經濟危機。 因此,習近平面對當下和今後的中國,他的危機感和恐懼感,其實是命中注定的。既然中國的命運現在「定於一尊」,那麼,中國的前景似乎也已經看得見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的熱點新聞太多了,一會兒外交部長失蹤,一會兒火箭軍司令被捕。所以大家都把最重要的新聞給忘在了腦後。這個新聞就是隨著政法委書記炒作隱蔽戰線,習近平的間諜法等等一系列操作,就落到了實處。 外交部長失蹤,火箭軍司令被捕,都只是共產黨內鬥的小插曲。全面推行特務統治和對外間諜戰,才是小習同志的一步大棋。這是小習同志面臨著無法解脫的內憂外患,不顧歷史的教訓而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根稻草能把他帶上水面,還是帶下水底,還不一定呢。先抓住再說。 現代通常的間諜概念,就是偷情報殺人。而中國傳統的間諜概念,從孫子兵法那個時代開始,就是以政治間諜為主。間在前諜在後,挑撥離間把人帶到坑裡去的工作是第一位的。這正是中共成功打敗對手的訣竅。當年太美國化的國民黨和現在的美國,當然就不是古老智慧的對手了。 但是間諜活動,有很大的副作用。這就是破壞信用,導致對抗。在內部則更嚴重,信用被破壞之後人人自危,人心惶惶。自己人無法合作,是導致失敗的最重要條件。所以善用特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隱蔽而又有節制是避免失敗的法則。小習同志幹啥啥不行的又一例證,就是公開號召大家都來支持隱蔽戰線。這和掩耳盜鈴有異曲同工之妙。 共產黨歷史上的間諜活動成功的例證太多了,撿大的說就是西安事變。周恩來的特工引導張學良兵諫,抓捕了當時的最高領袖,從而維持了中國的內部分裂狀態,給日本侵略創造了條件。這不但救了面臨絕境的中共,而且救了面臨兩面作戰的蘇聯。如果日本按照約定兩面夾擊,蘇聯必敗,美國也不一定會參加必敗的戰爭 — 同盟國難以取勝,世界將是另外一種格局了。 但這個成功的間諜工作,是在十分隱蔽的狀態下進行的。不但公眾,就是中共內部,也是在幾十年後才漸漸看到一些影子,至今也未必了解全部內幕。美國情報精英們更是聞所未聞,任由中共的政治間諜們肆無忌憚地瘋狂活動,還美其名曰言論自由。 現在美國政治家和情報精英們醒過味兒來了,開始限制中共政治間諜的活動。中共的情報官員們也是黃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他們自相殘殺,急功近利沒有了規矩。導致效率急劇下降,無法給習近平愚蠢的外交操作,帶來預想中的幫助。 對內就更不理想了。習近平的騷操作導致內部離心離德,官員們的忠誠度急劇下降。最近抓了外交部又抓軍隊,負責抓人的情治單位也遭到大清洗。這個內部混亂已經超過了俄羅斯的普京同志,大有四人幫倒台前的局面。怎麼解這個套呢?小習同志沒什麼頭腦,能想到的就只有特務統治了。 這可就難為了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外交和情治單位的隱蔽戰線一代不如一代,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怎麼可能短時間內就有大的改觀呢。可習近平現在急著用你,你不幹可就是秦城監獄的幹活了。怎麼辦?好辦。甩鍋是現代通用技術,把責任推給大家支持不夠,是一招金蟬脫殼之計。這就有了公開號召大家都來支持隱蔽戰線的奇葩政策。 但也不能認為這一招沒什麼效果。中共對內對外的隱蔽戰線,在這個政策的督促引導之下,必將更加猖狂,更加肆無忌憚地搞各種破壞、誤導、誣陷的工作。民運和美國的朋友們,以及中共內部的許多人,對此應該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沒有否認對他們部長秦剛的「流言」就證明秦剛「出事」說已被當局默認。雖說養情婦、包二奶在中共官場里已經是司空見慣,但事情壞就壞在秦國委不但有私生子直接誕生在美國而且還被情婦在公共社交媒體上以「秦二世」的名字主動曝晒,令當局即使想替他遮醜也都無計可施。 我們本專欄上周五播發的《「六四綠卡」是否為易綱的政治污點?》一文中順帶提及了已經被中共政權雪藏了二十多天的秦剛、秦國委如果僅僅是新冠復陽的話,那麼總有轉陰康復的一天,但如果確是是陰溝翻船的話,官場上還陽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截止目前,中共官方對於「秦剛去哪了」的最新表態已經不是外交部發言人上周五汪文斌先生的不置可否,而是本文截稿前剛剛發生的外交部另外一個發言人毛寧女士的拒絕回答。《看中國》記者苗薇的綜合報道《秦剛恐怕凶多吉少?毛寧面對4名記者詢問三緘其口》中記錄:北京時間本月17日(星期一)下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先是宣布美中氣候變遷特使凱瑞與解振華的見面消息,但緊接著她就面臨今日最難解答的問題。首先關心秦剛下落的是英國《金融時報》記者,要求毛寧提供有關秦剛的現況,她只回答:「我沒有可提供訊息。」 接著又有另一名外媒記者提到外界傳出有關秦剛遭約談的消息,毛寧則回:「我不了解你說的情況。」 中間有其他媒體詢問有關賴清德出訪可能過境美國及紐西蘭總理關切台海議題後,又接著有兩名其他記者提問秦剛。其中一人直接問,秦剛還是中國外長嗎?毛寧回答:「建議你查閱中共外交部網站,沒有其他更多訊息。」 另一名記者追問,秦剛的健康問題是否影響中國外交?毛寧說:「中方的外交活動都在正常進行。」 如果說上周五汪文斌的「閃爍其詞」還不能百分之百說明問題的話,那麼今天毛寧一句「我不了解你說的情況」,等於是公開披露了她已經接到過上級關於對於秦剛「出事」的外界報道不需要「闢謠」的,或者說不要直接給予否認的指示。 到此為止,」秦剛「出事」事實上已經被中共官方實錘。至少是不予否認。剩下的問題也顯然已經不是習近平是否會對他進行處理,而是以何種方式,以何種程度處理。 關於秦剛將被「整肅」的原因,有部分評論人士不認同是因為「生活作風」問題被發現在先,而是「政治問題」導致「生活作風問題」敗露。比如法廣的相關報道中引述學者傅志彬說:「一般來說,中共體制內不會因為性關係混亂下台,而是因為政治問題以搞性關係混亂之名被下台。」 再比如畢汝諧發貼說:秦剛案就是外交部內鬥,陳毅女婿王光亞嫉恨秦剛火箭陞官,抓住秦剛與傅曉田的花事硬說傅是雙面間諜,要秦剛交代清楚傅躲起來了,秦剛跳進黃河洗不清,就這麼完蛋了!有一回,傅曉田在聯合國採訪一個黑人政要,秦剛竟然以駐美大使之尊陪同三個小時,太不正常了,從此秦剛就被人家盯上了。 蔡霞立刻發推反駁:「不信。王光亞早就是外交部副部長已經早退休了,他有必要嫉妒不滿秦剛火箭般直升嗎?全世界都知道張高麗被彭帥公開指控始亂終棄,習近平中共黨包括張高麗本人都厚著臉皮,就像沒這事一樣,秦剛會因家外有家就被紀檢委大義滅官? 以緋聞掩蓋見不得光的事,以緋聞轉移人們視線怕才是習朝真正的企圖所在。」 這樣的類似評論內容還有很多,而且大都是出自知名評論人士之手、之口。而筆者則認為持這種看法者似乎沒有從「紙包不住火」的角度考慮問題。那就是秦剛從政治角度本無問題,但無論是習近平還是其他—-比如王毅等是否想保秦剛,都是為時以晚,因為傅曉田女士的太過張揚,在截止她「失蹤」的今年4月10日之前,對他和秦剛關係的特殊不但毫不掩飾,而且是近乎直白地告訴自己的粉絲們她在美國產下的兒子名叫「秦二世」。 關於秦剛和傅女士有一個美國籍私生子的事情無需在這裡詳引證據,本文讀者和聽眾們若有懷疑者,建議上網找出《傅曉田的兒子是秦剛的,證據和推斷都在這裡,你們認為機率有多大?》等文章一讀,就明白筆者為什麼說「紙包不住火「了。 孩子是在美國洛杉磯出生的,傅女士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曬出的名字是Er-Kin。這是否就是這孩子的出生紙和美國護照上的英文原名?筆者相信是。 而使用這幾個字母的用意再明顯不過。Er 是中文二字的拼音,寓意「二世」。而」Kin」的別出心裁,只要聽聽完全不知道中國大陸使用的漢語拼音的講英文人士是如何拼讀中國大陸姓名中的「Qin「或者」Qing」,就會瞬間領會出傅女士的良苦用心。在美國的完全不知道漢語拼音的英文人士無論是讀「Qin「(親、秦……)或者」Qing」(青、晴……),都只會發出「Kun」的音,聽上去就是昆明的」昆「。 這就是為什麼傅女士在給兒子取名時考慮到暫時不能直接用」Qin」的前提下,才使用了美國人讀秦剛的姓氏時的最為接近的發音「K」。 至於大多網評都把Er-Kin直譯成「秦二」,筆者認為似乎不符合傅女士或者傅女士及秦剛兩公婆的本意。她或者說他們兩人表面上用的是漢語里「二」字的拼音,但目的是要表達「秦二世」之意,只是她或者他們兩人沒有敢直接使用「Jr」而已。而直接使用」Qin Jr.」 或者「Qin Ⅱ」的話,那麼當然就可以直接翻譯成「秦二世」了。而使用「Er-Kin」,應該是隱喻地,或者說是俏皮地表達了」秦二世「的意思。 分析到此,筆者想到不妨套用一下中國大陸知名網紅李雪琴的一個段子:在洛杉磯某醫院的產房裡,一個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年產婦用手機向「遠方」發問:「官人,醫生問如果難產,保大還是保小?」 電話那頭沉默片刻:「保密!」 說起來,未婚女子若和有家室的男性,特別是有家室又是顯赫公眾人物的老年男性誕下私生子女,都會千方百計藏著掖著,生怕被人知道,而傅女士恰恰相反,是生怕外人不知道。無論她如此行為的出發點是什麼,結果是害慘了秦剛本人,更害慘了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權。委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才三個月就無法再繼續使用,習近平他能不惱火嗎? 習近平上台之後先後多次主持制定又修定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係,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利用職權、教養關係、從屬關係或者其他相類似關係與他人發生性關係的, 從重處分。 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有其他嚴重違反社會公德、家庭美德行為的,應當視具體 情節給予警告直至開除黨籍處分。 另外,秦剛身為國家行政機關的副國級幹部,同時也要受《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約束。該條例之二十九條規定: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給予警告、記過或者記大過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降級或者撤職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處分:(一)拒不承擔贍養、撫養、扶養義務的;(二)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三)包養情人的;(四)嚴重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 有前款第(三)項行為的,給予撤職或者開除處分。 事情的關鍵在於,秦剛的問題早已經超出了所謂「道德敗壞」、「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係」的一般範疇,不但是搞出了「人命」,而且還在中美關係空前敵對的當口,和情婦一起讓他們的私生子一出生就成為美國公民。 筆者最不能認同的就是外界許多評論人士都拿張高麗的事情和秦剛作簡單類比。殊不知,首先兩人級別不同,張高麗雖然退休但仍然還是享受正國級待遇。其次,也正因為張高麗早已經退休才被彭帥揭發,雖然影響很大但就因為張高麗本來已經不在前台所以中共官方為此保持沉默很容易操作。再次就是女方在社交媒體上已經披露出來的內容,彭帥與傅女士的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當年彭帥發出的的那孤單一貼一露頭即被及時處理,而傅女士陸續發出的那樣多的東西,令中共當局即使想採取措施「消毒「也為時已晚,而且只會起到越描越黑的負效果。 其實,如果傅女士與秦剛之間一直都是只有私情但沒有私生子,那中共當局用對付彭帥的辦法對付傅女士的可能性不是沒有。屆時端看傅女士是否像彭帥那樣識時務。 但是,有了孩子之後的傅曉田之所以那樣高調地在社交媒體上暗示自己是為秦剛秦國委生了一個天然擁有美國國籍的「秦二世「,似有」逼宮「之嫌。所以說,單單一個傅二奶事小,鬧出了「人命」,生下一個天賦美國國籍的「秦二世」來,事情就大到難以收拾了。 分析到此,筆者雖然不能否定外界關於傅曉田是因為」雙面間諜「才被「失蹤」的說法,但應該也有「雙面間諜」和其他政治原因的說法全都是無中生有,傅曉田被「失蹤」僅僅就是一個對外暴露了她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生下私生子這一個孤立原因的可能性。 分析到此,筆者不由得想起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國祖宗馬克思也是有私生子的。前幾年有中國大陸境內文章介紹並評價說:馬克思家的女僕叫Helena Demuth,她不僅是馬克思和燕妮的僕人,也是他們一生的朋友。在那段顛沛流離的日子裡,她跟隨馬克思和燕妮輾轉流浪各地,並無怨無悔的照料他們一家的生活。在馬克思逝世後,她搬到恩格斯處,協助整理馬克思的歷史文獻,包括未出版的《資本論》第二卷的手稿等珍貴資料。 在1851年,Helena生下一個孩子,叫Freddy,很多學者認為,其生父正是馬克思。有人說其依據是「馬克思請求恩格斯替他收下他私生子的那封信現在還在莫斯科博物館」甚至Freddy本人也曾多方打探自己的身世,並且願意相信自己就是馬克思的兒子。不過,……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貌似還沒有最終定論。但或許有必要多說一句:馬克思對人類的貢獻無疑是偉大的,但同時馬克思也是普通人,且是比我們更加開放的歐洲人。即便確有其事,也不應該被無限放大。畢竟,沒必要將馬克思完美化,也沒必要通過私事將其醜化。我們真正該看重的,應該是他思想的真義與價值,和它帶給世界的思考。 所以,習近平在的中共二十大之前,仍然還是強調遴選中央委員會和中紀委成員「要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標準來衡量」。秦剛是數百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和中紀委委員)符合標準者之一。 問題是,馬克思當年的私生子被恩格斯認了, 那秦剛的私生子呢?也找人代認? 筆者傾向於相信無論是秦剛本人還是中共當局都曾設計過補救甚至是瞞天過海的措施,但最終於事無補! 而秦剛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與傅曉田女士通姦並導致其懷孕,從此留在美國從孕初到生子再到生子數月之後才返回中國的這一整個過程都是發生在美國,美國政府和美國情報部門都一無所知? 也就是說,即使外界沒有炒作秦剛與傅女士的事情,中共當局在知道了剛剛任命的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居然有一個非婚生的美國籍兒子,應該也不會對此無動於衷。 前文介紹過的習近平上台之後先後多次主持制定又修定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的第六十六條是:「 在涉外活動中,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惡劣影響,損害黨和國家尊嚴、利益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另外,中共當局的《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第三條規定:領導幹部應當報告下列本人婚姻和配偶、子女移居國 (境)外、從業等事項……;本規定所稱「子女」,包括領導幹部的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養 子女和有撫養關係的繼子女。 本規定所稱「移居國(境)外」,是指取得外國國籍或者獲取國(境)外永久居留資格、長期居留許可……。 該規定中要求「領導幹部應當於每年1月31日前集中報告一次」,那麼「秦二世」今年1月時還沒有出生,秦剛不算違規。 但是,該規定中還具體說明了幹部「考察對象」,或者所謂「後備幹部人選」,「在擬提拔、擬列入時,應當報告個人有關事項」。那麼秦剛在去年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顯然是在明知自己的二奶已經懷上自己的孩子在美國洛杉磯待產的情況下沒有如實向「組織上「說明。後續的分析,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6月25日起,中共外交部長秦剛就消失於公眾視野,至今已經三周多了。中國是個大國,眼下又是外交旺季,秦剛隱身如此之久,這實在是極不尋常的,必然引起外界種種猜測和聯想。在7月14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法新社記者問到秦剛的情況,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低頭不語,沉默近20秒鐘,最後還是沒回答問題。 按說,外交部是最善於用外交語言回答各種棘手的問題的;按說,汪文斌事先就應該料到在記者會上一定會有人提出秦剛的問題,因此理當成竹在胸,早就準備好了標準答案。可是在現場,汪文斌卻居然沉默無語。這種沉默真可謂意味深長。它無異於承認有難言之隱。汪文斌的沉默實際上否定了他在三天前說的秦剛無法出席東盟外長會議是「因健康原因」,因為如果真的是秦剛身體有恙,汪文斌就會立即答覆而不會沉默了。此時無聲勝有聲。汪文斌的沉默實際上是明確的暗示,秦剛出問題了;而到現在為止,習近平還沒有決定如何處置。 就在上周,社交媒體上瘋傳秦剛與香港鳳凰衛視女主持人傅曉田有不正當性關係,還有一個私生子,甚至捲入間諜案,已經被中紀委約談。對於這些傳言,我們很難判定其真偽。不過就從網上流傳的秦剛和傅曉田在華盛頓的訪談視頻,很容易使人疑心兩人有著非同一般的親密關係。 盡人皆知,在中共高級官員中,有婚外情的比比皆是,有私生子的也不在少數;包括習近平本人,早先也有他在福建期間有情婦的傳言。香港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就是因為出版了習近平的這類故事而引起的。從表面上看,中共似乎比別的政黨都更強調黨員的私德。《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係,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因為中共不是靠選票上台,中共沒得到人民的授權。中共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中共是自我授權。因此它必須自吹自擂,自己給自己臉上貼金,宣稱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宣稱其黨員——更不用說高級幹部——在各方面,包括在私德方面,都堪稱典範。也正因為如此,中共必須擺出對其黨員的不正當性關係零容忍的立場。 這當然只是表面文章,由於共產黨對權力的高度壟斷,實際情況是完全相反的。但是表面文章卻不能不做。這就意味著,如果有哪個高級官員的不正當性關係,以很難否認的方式曝光,以很難控制的方式流傳,最高當局又很難強行禁止,那麼這個官員就會倒楣了。更麻煩的是,秦剛連升三級,一下子就成了外交部長。這顯然是習近平大力提拔的結果。身為領導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要知人善任。如果到頭來習近平不得不懲治他親自提拔的秦剛,那麼習近平個人的權威也勢必會受到損害。 現居紐約的作家畢汝諧,2021年12月發出他從他的北京哥們那兒得到的消息,說劉亞洲上將被抓。這事後來得到證實。日前畢汝諧又告訴我們,「哥們說:秦剛案就是外交部內鬥,陳毅女婿王光亞嫉恨秦剛火箭陞官,抓住秦剛與傅曉田的花事,硬說傅是雙面間諜,要秦剛交代清楚,傅躲起來了,秦剛跳進黃河洗不清,就這麼完蛋了!有一回,傅曉田在聯合國採訪一名政要,秦剛竟然以駐美大使之尊陪同三個小時,太不正常了,從此秦剛就被人家盯上了。」 畢汝諧轉述的情況是否屬實,現在還很難斷定。但是有一點看上去比較靠譜。那就是秦剛這件事確實很可能是源自中共高層內鬥。因為網上瘋傳的那些關於秦剛的資訊,既不像是境外的記者,也不像是國內的民間人士捅出來的。這擺明了也是對習近平不滿。這就是為什麼直到今天,還沒有對秦剛做出處置,因為習近平進退維谷,左右為難。秦剛不比張高麗。且不說張高麗原來官更大,因為張高麗早退休了,不露面是正常的。秦剛是現任的外交部長,不可以老不露面。外交部長這個角色不能老空著,所以這事不可能老不做個決斷。我們大體上可以說,秦剛凶多吉少,習近平要保早保了,不會任憑事態延燒到今天。秦剛很可能從此在政壇銷聲匿跡。習近平則會很難堪。 (※作者為《北京之春》榮譽主編,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年初,美歐日等國的投行界對中國經濟的預測象坐過山車,莫衷一是。但最近兩個月,美國金融界與商界一致信奉的《華爾街日報》接連發布有關中國的各種利差消息,從中國地方債、房地產市嚴重萎縮直到外資撤出,再到經濟增速,無所不包。加上高盛7月上旬公布的研究報告稱2075年印度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成為第二,認為印度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第一投資寶地正成為國際投行界的多數看法。 印度成為西方眼中的第一投資寶地 美國高盛的研究報告宣示,到2075年,印度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而美國將下降為第三名,屆時印度的GDP總量將達到52.5萬億美元,比同期美國的GDP總量高出一萬億美元。這份報告的主要負責人印度經濟學家桑塔努·森古普塔(Santanu Sengupta)還解釋了原因:印度的人口——印度最近以14億人口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為經濟增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為其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是最好的。除了人口優勢之外,資本投資預計也將成為印度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印度優勢例如人口規模與人口結構已經成為現實:印度人口被預測將在2023年超過中國,同時印度的人口結構比中國要更健康(相對年輕化)。但52年之後的GDP總量預測,基本可以忽略,因為對如今的高科技時代來說,半個多世紀實在太漫長了。 在印度急起直追之後,中國方面花了不少時間研究中印兩國的長項與短板,其中一篇《快速竄升的印度製造業,對中國實際威脅多大?》做了相當實在的分析。這篇文章寫作之時,還未發生郭台銘撤資印度之事,因此未談及印度對外資的法律使該國成為跨國公司的墳場,也未談及印度勞動力素質(產品合格率低)、工會力量強大(中國沒有工人自己的工會)等因素,純粹只是產業分析,應該說中國與印度各有所長。 那麼,這麼多外資齊刷刷地看好印度而減少在中國的投資,究竟是出於何種原因? 中國面對印度競爭壓力的反思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年度《2022世界投資報告》,2021年印度實際吸收外資高達820億美元,中國為1,734億美元,約為印度的1.8倍;《2023世界投資報告》稱,2022年中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額增加了5%,達到1891億美元,居於亞洲地區首位,投資大多來自歐洲的跨國企業,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製造業和高科技行業。報告同時指出,中國仍然是該地區最大的對外投資國。印度聯邦工業和內部貿易促進部資料顯示,2022-23財年,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22%,至460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外資來自幾十個國家,其中美國資本赴印投資總量僅次於新加坡,位居第二。 儘管中國仍然保持亞洲第一吸引外資大國的地位,但如果考慮到中國的經濟體量是印度的5倍左右,這個數字反映了印度吸引外資的勢頭很迅猛,因此中國非常在意,加強了印度經濟的研究,並開始總結自身的缺陷與印度的短板——中國宣傳部門的職責是文飾太平,但經濟部門職責是全國飯碗所系,不能自個哄自己。 近些年來頻頻傳出外國產業鏈離開中國的消息,其中不乏如蘋果、東芝等行業領軍品牌;還有逐漸將生產鏈的重心轉移到國外如三星、亞馬遜、樂天、Uber等外企。這些企業在中國即使還有未完成的專案,「去中國化」的進程也在不斷加快之中。蘋果的主要生產商富士康撤出中國,對中國震動尤其大。中國方面開始反思總結,認為主要原因有三方面:吸引外資的政策不力(稅收高,以國家安全理由打擊外資資訊產業),成本上升(尤其是人力成本高漲),中美交惡。 上述三方面原因當中,政策一項是中國政府可以調整的;成本上升則相對困難,但還有通過減免稅收來抵消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調整餘地。只有中美交惡帶來的世界產業鏈重組,背後原因是地緣政治衝突帶來的國際利益格局大調整,中國除了因應之外,並無他法可想。 中美交惡,美國圍繞「去中國化」進行產業鏈重組 近幾年,中美兩國衝突頻發,中美關係進入建交以來的最低谷,儘管美國多次聲明「不會與中國脫鉤」,「脫鉤不現實」,但政策導向是要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美方走棋的第一步,就是在疫情來襲時提出「近岸外包」(near-shoring),取代原來把訂單轉移到中國等地的「離岸外包」(off-shoring);以降低產品供應鏈的脆弱程度。就地理條件而言,拉美國家是美國實行供應鏈近岸轉移的天選之地,墨西哥與美國為鄰,美墨供應鏈「近岸外包」更是自然選擇的結果。由於工人熟練程度與社會治安等原因,從川普總統任上開始的墨西哥近岸外包,歷經拜登政府兩年仍然進展蹉跎,目前這條供應鏈正在略顯艱難的磨合形成過程中。 近年來,隨著中美競爭的加劇,美國拜登政府努力推行「印太戰略」,開始考慮以「價值觀」為核心的「友岸外包」,構建東西並舉、兩線並行的供應鏈同盟體系就成為美國的戰略目標。在「美國後院」拉美,拜登一直努力拉近南美國家的關係,力推「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除墨西哥外,其他一些拉美國家,例如由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和巴拿馬組成的「民主發展聯盟」向美國自薦,稱其是美「近岸外包」的理想選擇,可參與泛美外包供應鏈體系。 但對中國製造業形成更大威脅的,是美國有意在中國周邊打造平行供應鏈體系的意圖。「印太經濟框架」將供應鏈韌性納入其四大支柱之一,很清楚地展示出顯示出美國「印太經濟框架」的藍圖。這一框架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在不包含關稅豁免和市場准入談判的基礎上,希望亞太國家接受美方高標準的貿易安排。但除了印度之外,其他亞太國家基本是觀望態度。2023年3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會上的講話表現了這一點。李顯龍建議,亞洲國家從三個維度加強合作以應對當前挑戰。一是繼續促進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和友好關係;二是亞洲各國深化彼此間的合作,建立緊密、相互交織的關係網,加強彼此依存度、增強區域韌性。三是亞洲應該一直保持開放,在促進亞洲各國合作的同時也應與歐洲和世界各國加強聯繫。 這個談話雖然面面俱到,但顯然將東盟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放置於重要地位。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李顯龍在峰會開幕時的講話其實代表了亞洲各國的真實想法:不要讓東南亞各國選邊站隊,他說,「我們想和兩邊都做朋友。但是要主動避免選邊站,實際上是主動要求不被迫選邊站。」亞太國家在「鷹」與「龍」之間不肯選邊站的表態,實際上是緣於世界力量格局正在由美國獨大的單極世界轉變為多極世界,這種情況讓華府政治圈感到焦慮。 印度與中國在吸引外資上將面臨長期競爭 最後回到印度與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面的變化這一話題上來。 美國是世界三大信用評級公司總部所在地,這些公司與高盛等對各國信用的評級,會對國際資本流向發生極為重要的影響,因此,美國的去中國化產業鏈重組會對中國產生很大壓力。但產業資本轉移與風投資本不同,產業鏈的重置往往需要數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而且資本承接國的技術能力、法律環境、基礎設施等都不是短期內能夠改變。 因為上述原因,按照世界銀行最新推出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排名,中國排名全球31名,印度排名63名,這一報告顯示中國的營商環境依然明顯好於印度。2022年12月,印度政府前首席經濟顧問、布朗大學高級研究員阿文德·薩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發表文章《為何印度不能取代中國》(Why India Can』t Replace China)指出:如果印度不解決「投資風險過大、政策內向性過強、宏觀經濟失衡過大」這三大障礙,或將錯失跨國企業的投資以及承接產業轉移的機會,確實道出了印度發展經濟的瓶頸。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最近視察江蘇,網上傳出他內部講話的部份內容,最奇葩的是為中國人如何做中國人「指明了方向」。他說:「說中國話、吃中國食、穿中國衣、用中國貨、在中國游、過中國節、購中國物、有中國腦、安中國心、想中國事、守中國禮、做中國人!」。 這是我有生以來見過的最惡劣的中文,沒有之一。 做中國人有那麼重要嗎?做人最重要的,一是做一個好人,二是做一個有用的人,三是做一個能自我實現的人。能做到這樣,不做中國人又如何?相反的,你把習近平的十個要求都做到了,但你卻做不到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自我實現的人,那你做什麼人都沒用。 你做中國人,能不說中國話,不吃中國食,不穿中國衣,沒有中國腦,不安中國心嗎?這不是要不要的問題,是有沒有的問題。這些都是與生俱來的,不是習近平要求才有的。說這麼多,都是廢話。 再說,做中國人,只能用中國貨、在中國游、過中國節、購中國物嗎?你穿一件外國生產的衣服,去外國旅遊幾次,過一下聖誕節、買一點外國貨,你就不是中國人了嗎? 至於安中國心,想中國事,守中國禮,那都是劃地為牢自我封閉的生命哲學。對世界多一點興趣,多了解別人的長處,多與各國交往互通有無,就會誤入歧途? 這一段話之無聊、淺薄與惡俗,真是當今中共黨文化的代表作。內涵空洞,表述下作,無聊當有趣,廢話作真理,他這樣說,證明他這樣想,證明他的思想方法僅止於此。 雖然並非官方正式公布的文字,但我相信這是真的,因為諸如此類的文字,現今在中國的官場和傳媒上,真是滿坑滿谷,泛濫成災。 前不久中共出台了一個網路安全規則,有「十個堅持」之說,包括「堅持黨管互聯網(網路),堅持網信為民、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治網之道、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正能量是總要求、用得好是真本事、堅持築牢國家網路安全屏障」等等。 一個正常人會這樣說話嗎?十個堅持那麼多,其實都是「黨管互聯網」。莫非黨管了互聯網,還不能走中國特色的治網之道,還不能統籌發展和安全?還不能築牢國家網路安全屏障?連「用得好是真本事」這種屁話,也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昭告全國? 中共的黨文化,越發走向淺薄化、庸俗化、臉譜化,習近平作了表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共當中國人都是無知群氓,要灌輸最幼稚淺薄的東西,去弱化他們的思想。 習近平以下,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各宣傳機器和大中小學,都用這一套黨文化去凌駕民間思想,在大陸形成一種淺薄化、庸俗化與臉譜化的文化氛圍,消滅具有開創性、思想深度與生動文風的語言,民族的精神文化已墮落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中國人並非沒有觀察與剖析社會現象的能力,也不缺獨特的看法與鮮明透徹的表述,看看網上帖文就知道民間大把高手。普通人一句閑話,往往把偉大領袖逼到牆角,讓各級黨官落荒而逃。為何習近平還要用如此惡濁的中文來荼毒中國人? 將中國語言文字淺薄化、庸俗化和臉譜化有利於洗腦,越淺薄越接受洗腦,越洗腦越淺薄,長此以往,中國人失去辨別思想與語言優劣的能力,陷落在黨的話語系統里不能自拔。 當中國人的思想都淺薄化臉譜化,就容易統治與管控,容易挑動群眾斗群眾,越是沒有個性,就越有黨性。 中國人的思想與文化都庸俗化了,就更容易改造,人人都放棄自尊與自信,做黨文化的奴隸,變成黨的馴服工具。 中共長期致力於消滅地方語言,以普通話凌駕方言,戕害地方文化的生命力,以黨八股的空話、套話、謊話、鬼話,去蹂躪各民族與各地區的民間文化,把中國人塑造成沒有獨立靈魂的政治工具。 老毛那一代就善於利用通俗口語解釋政策,老毛周恩來林彪都是聰明人,能將奸狡的思想與戰略用生動的民間語言表述出來,以此統領龐大的工農兵隊伍,至少那在打江山的年代還是有用的。 習近平想學老毛,可惜智慧太有限,知識系統破碎,思想淺薄,缺乏基本的文采,習式文風是五千年以來最低俗的表現。中國人要改變自己的命運,要從抗拒習式文風做起;香港人要維護香港價值,也要警惕中共黨文化的侵蝕。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在工業化前,人類的資源有限,但同時又要面對自利人性,如果沒有一套政治架構可以提供社會秩序的話,人類社會都會陷入部落式的殺伐,你爭我奪,只為活命。人命如草芥,朝都不保夕了,談什麼自由,談什麼繁榮?但正因亂世的後果太嚴重,所以不分東西,人類社會在一陣戰亂後,一定會有相對穩定的政治架構出現。但人類社會採用何種架構,不一定會萬流歸宗,政治體制的選擇,並不是天命註定的結果,有諸多的可能,比如說,中國在秦漢時發展出了帝制,而日本和歐洲卻在黑暗時代後,變成了封建。 帝制和封建很大的一個差別是權力的分封。中國只有皇帝獨享權力,朝廷和州郡縣這些官僚組織,都是皇帝的辦事員。中國有貴族,但沒有歐洲那種血緣世襲。血緣世襲的貴族,對君王點頭,承認主權,但比較像是同僚,而不是中國式的君臣關係。貴族「家族」的力量如果大到不可收拾,會回頭過來影響政府治理,所以從始皇帝以降,入主中原的歷代王朝,也許會有短暫的分封侯爵,如明初的燕王,或是清初的三藩,但最後皇帝都會把權力收攏,削減貴族力量。因為歷朝歷代,都會走向這個結局,也許,我們該認定,前工業化的中國社會,帝制,而不是封建,是均衡而相對穩定的政治架構。 為什麼不是封建呢?封建社會如同柏拉圖的理想國,人生而有一定的位置,在位置里各司其職,社會穩定,正義得保,人也不致朝不保夕。但這個各司其職的封建制度,有規模的限制,在歐洲,也許一個國王,面對上百的貴族,加上數萬的平民,可以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社會,但放在中國,天下一統後的中國,這個數量級,就要百倍了。大本身沒有問題,今天的美國也大,但如果大到皇帝沒有辦法協調上萬個貴族家庭,資源沒辦法拿豐收補饑荒,那天然的災害,就會被放大。中國歷史上的天災造成的人命傷亡,又多又大,也許不只歐陸的百倍。所以雖然帝制的中國,一樣也有治理的問題,但一條鞭下的帝制,至少比封建貴族的相爭鬥,來得容易多了。 所以「大」一直是中國的問題。其實在美國發明共和聯邦之前,「大」一直是個政治治理的問題。你看俄羅斯的今天,還在承受國家巨大而治理不行的結果。 共產革命來到中國,在很多層面上,是把封建重新引回了中國,只是穿上了社會主義的皮而已。革命的一整個世代,變成了血緣世襲的貴族。不要小看「家族」勢力增大對國家治理的影響,西班牙,以及其殖民的拉丁美洲,都還在貴族家族權力勾結造成政治腐敗的陰影里,一直沒辦法追上英美系國家的經濟發展。 一旦貴族進入權力分配的遊戲里,自利的本性,會戰勝精英青史留名的野心,而把國家社會的長治久安,棄之一旁。沒有國,而只剩家了。這個「家族」自我繁衍的特性,非常強大。每個開國的中國皇帝都知道,連羅馬教會都知道。天主教教士之所以被要求禁慾,不得婚配,正在於教會要切斷基因的連結,不要讓血緣變成主導教庭的主要力量。 毛澤東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放在所有紅色貴族之上,暫時的把中國留在帝制里。但鄧之後強調的集體領導,很自然地讓血緣變成中國政治里最重要的關係。幾百個開國家族,實質掌控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馬雲這種突起的企業家,沒有紅色血緣,連姻親都沒有,從一開始就註定只是棋子。阿里巴巴的權力,共產黨說收就收,馬雲連個屁都放不出來。 但這個血緣統治中國的走向,碰到了歷朝都有的問題,封建制度不適合巨大的中國。腐敗造成的政治、經濟問題,一個個浮現。這些共產黨紅二代、紅三代,眼裡只有自家人,沒有中國,更沒有社會主義。哪一個紅色貴族家族,沒把錢,甚至人,放在海外? 所以習近平的定於一尊,非常有可能是統治小集團體悟到所有中國皇帝都體認過的事實,「廢藩」才能救國。但這個權力集中化的過程,非常困難,一是習近平的智小,二是貴族力量實在太過強大。習近平用打貪,勉強頭過身也過的取得終身任期,但貴族家族並沒有臣服。習得再加強力道,收攏權力。我們可以猜測,習近平的武統台灣準備,其實也是為了收攏權力,用戰爭動員打壓貴族。 但紅色貴族家庭,沒有人想打仗。打仗會打掉他們的太平日子,神經病才想這麼做。據說火箭軍的兩大領導,一死一關,可能都和泄密有關。你想想看,為什麼軍人干到這位子了,還可以叛國成這樣?因為在他們的眼裡,只有「家」,而沒有「國」。出賣國家給美國,子孫後代持續繁榮富裕,共產黨的死活,關他們屁事。 接下來的幾年,兩個力量的鬥爭,會相當強烈。我認為習近平鬥不過紅色貴族,台海沒有戰爭,但中國一定動亂。 (※本文作者為美國財務學教授。文章轉載自作者推特)
中共央行行長易綱在被宣布連任第二屆的三個多月後即因新黨委書記的任命而大權旁落,面臨著盼只盼平安降落的命運。而他始終未取得習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眾說紛紜,當年美國政府為中國在美學人發放的「六四綠卡」是否算是易綱的「政治污點」,值得討論。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美國財長宣布了中國央行新行長的任命?》中已經介紹過了日前到訪北京的美國財長耶倫與中國央行新任黨委書記潘功勝的會面標誌著仍然還是央行行長的易綱事實上已經交權並等讓位。雖然潘功勝正式接替易綱中國央行「行政一把手」職務,恢復央行首長黨政「一肩挑」的預期的實現,最早也要等今年八月底,因為需要一個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全過程民主」流程,但是潘功勝被宣布為央行黨委書記之後的副行長行政頭銜即被取消,目的顯然是要對內對外彰顯潘功勝和他的央行上任黨委書記郭樹清的不同。 5年前的郭樹清在被宣布任命為央行黨委書記的同時也被宣布為兼任央行第一副行長的行政職務的會議上,親自到會的時任中組部長陳希特別宣布了郭樹清出任央行的黨委書記、副行長,負責黨委職責範圍內工作(人事、行政、黨務和改革等),易綱負責央行的全面工作。會議上也還特彆強調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國人民銀行實行行長負責制。行長領導中國人民銀行的工作,副行長協助行長工作。郭樹清也當場表態「全力支持易綱同志履行行長職責」。 由此可見,5年前任命郭樹清為央行黨委書記的目的是要在央行施行和外交部一樣的「雙首長制」,而如今任命潘功勝為央行黨委書記的目的恰恰相反,是為了向把央行已經施行了5年時間的「雙首長制」恢復為「單一首長制」或者說黨政「一肩挑」過度。 說到中共外交部長期以來一直施行的「雙首長制」,就不能不提一句如今已經神隱20天之久,原因仍不確定是陰溝翻船還只是新冠復陽的秦剛。 按照法廣最新報道的說法:原定今天(7月14日)出席在雅加達舉行的東盟外長相關會議的中國外長秦剛,自6月25日在北京分別會見斯里蘭卡外長薩布里與俄羅斯副外長魯登科之後便銷聲匿跡。中國牆內盛傳他與一位涉間諜案的鳳凰衛視女主持人有染而被中紀委約談。也有網文提醒說,有關秦剛被雙面女諜拉下水的流言蓋住了中國火箭軍司令和副司令先後被抓和涉嫌自殺的勁爆消息。 香港明報7月13日的報道說:「幾天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秦剛是否健康有事時回答稱『沒有聽說』」。該報說,「如果秦剛真如傳言般是感染新冠病毒,也是較為嚴重的病例,畢竟現在中招的人,逾兩周仍無法康復的個案較為罕見」。 總之,如果僅僅是新冠復陽的話,那麼總有轉陰康復的一天,但如果確是是陰溝翻船的話,秦大官人官場上還陽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不管日後的秦剛會怎麼樣,反正自從他神隱至今的這段日子裡, 外交部里的業務工作黨委書記齊玉無法代勞,原因就是齊玉是外交部歷任黨委書記里的唯一一個純黨務幹部,中組部副部長出身。而在齊玉之前,外交部的歷任黨委書記都是在部內的業務幹部中產生—-比如2013年至2018年期間的王毅,所以遇到部長臨時出狀況時即可代行部長職務。 回過頭來繼續討論央行的新任黨委書記潘功勝及暫時還被保留著行長職務的易綱。 正如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所介紹的那樣,如果是從「國際背景」考慮的話,如今央行黨委的潘書記只在國外做過一年「博士後」研究,外加幾個月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短期培養班的「國際化」,與現成的央行行長,不但是美國培養的博士而且還曾經是美國的大學終身教授的易綱完全不能相提並論。而易綱的前美國大學教授的背景令他不被習近平完全放心的說法如果切中事實真相的話,那易綱可真是冤枉到家了。 我們不妨先對比一下去年10月產生的中共新一屆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里與易綱年齡相仿以及比他還年長的所有領導成員截止目前的黨齡。習近平49年,李強40年,趙樂際48年,王滬寧39年,蔡奇48年,李希41年,丁薛祥39年。而易綱黨齡則是44年。 也就是說,七名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只有三人的黨齡比易綱長。至於其他所有二十屆政治局委員里,也是大部分人的黨齡都短於易綱。至於易綱的公開簡歷里一直沒有特別註明他的入黨時間1979年,是因為不願被人憶起他當年「留美地下黨」的那段歷史。 易綱的官方公開簡歷里說他是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習;1980年至1986年分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經濟系先後擔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92年獲終身教職;1994年回國與人共同發起組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導師;1997年步入中共官場……。 五年前的3月下旬,易綱正式接任周小川的消息一出,即有外界媒體以《「美國通」易綱接替周小川 中國貨幣政策料走穩》報道之,說是「曾在美國學習工作14年之久的易綱當選中國央行行長標誌著中國貨幣政策將保持穩定」。 與此同時,中國牆內網民們的質疑聲四起,圍繞易剛在美國求學和工作期間的身份展開討論。對於其中質疑易綱當時已經是美國公民的說法,筆者傾向於不相信,但他在美國期間持有「綠卡」是肯定的。至於是否是「六四綠卡」,筆者聽到過不同的說法和分析。 關於所謂「六四綠卡」的由來,如今的中國大陸牆內的百度網站上居然還能查到「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詞條,內容是「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英語: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簡稱「CSPA」)是一項由時任美國聯邦眾議員的加利福尼亞州籍民主黨人南希·佩洛西提出的、旨在給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達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永久居留權的法案。」 此法案為所有1990年4月11日之前,在美國擁有合法身分或合法進入美國的中國公民,提供了「天賜的綠卡」。只要在1993年7月1日申請永久居留身分前,連續在美國居留、短期出國或回中國大陸不超過90天者,都被視為連續在美國居留,都有機會取得「六四綠卡」。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在美符合申請「六四綠卡」條件的中國留學生學者,至少有8萬之眾,加上他們的配偶和年齡未滿21歲、當時仍在大陸生活的子女,以及來美探親、觀光、訪問及洽談商務等大陸人士,還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間接受益的「六四綠卡」大軍,遠遠不止8萬人。 日後有人指責說:「六四綠卡」所保護的當時的公費留學生、訪問學者,包括其他一些自費留學生和訪問人員在內,他們中相當大的部分是共產黨政權的寵兒和既得利益者,他們還是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下激烈地為利益競爭取得優勢才公費留美深造,他們獲得了「六四綠卡」又一個既得利益之後,下一個追求的利益目標就是將來回中國不要跟中國政府有麻煩,能夠體面地回國安全地投資和購置產業,或「葉落歸根」,等等。其中為數不多者曾經回國後成為中共政權的高官顯貴。 5年前易綱當了央行行長後,筆者曾與仍留在美國的易綱當年在美國的舊識們討論過易綱的在美身份問題。其中一種說法是易綱在「六四」事件的前兩年即已經有了美國教職,取得綠卡的時間可能會在「六四」事件之前。但另外一種說法是,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絕大部分持有J1交換學者簽證,易綱是其中之一。所以如果不是因為「六四」事件,這類人是不可能在美國學成之後直接獲得綠卡的,除非申請政治庇護。 持這一說法的人士認為:因為J1簽證有學成後回國服務兩年的要求,中國政府便利用這種簽證對公派學生加以控制。根據美國政府的規定,J1持有人在學成後不得留在美國工作 (但可以有一年的實習期)。所以除了極個別特殊情況(例如部長州長出面)可以豁免兩年回國服務要求外,其他人均不能轉H1或者直接申請綠卡。 北京大學新聞網上曾刊登的《易綱:學者本色,天下情懷》一文中寫道:「22歲的易綱又被時代推向了前列。1980年,他成為77級北大經濟系第一位公費赴美留學的學生,從此開始了在美國十餘年的奮鬥生涯。」 所以,無論日後是如何轉換,當年的易綱是持J1簽證的中國公派留學生身份是肯定的。 前述分析人士認為,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一時間在美中國留學生無人願意回國。當時對於一部分學生來說,當務之急還不是在綠卡申請上,而是J1回國服務能否豁免。1989年底,南希. 佩洛西的提案在國會兩院獲得高票通過,但是當時的布希政府卻否決了這一提案。布希耍了個滑頭,用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了對J1中國學生回國服務條款的豁免,其他任何簽證逾期者也不會被驅逐出境等條文,這樣等於給很多中國J1學生開了找工作的綠燈。 如此說來,事實上還沒等到「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的通過,易綱即已經取得了在美國合法工作的政府許可。而接下來的「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的通過,對於易綱這樣本來就找到了在美國工作機會的人來說,則是解決了綠卡排期的難題。他的妻子如果當時還沒有工作的話,則是直接拿綠卡。 除了依何種途徑拿到綠卡的問題,5年前的易綱一經就任中國央行行長,牆內網上的非議之聲也還集中他兒子的事情上。 當時有外媒綜合牆內網文爆料內容,說是「易綱兒子易般非『一般』,美國百萬置業一次付清」。詳細內容為,有網民25日(即5年前易綱被宣布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長的5天之後)將易的妻子和兒子的姓名、身份、職業悉數公開。易綱的30歲兒子雖名為易般,但其身家卻絕非「一般」,光在去年(指2017年)就被指斥資100萬美元在西雅圖購入一個單位,而且是一次過付清。 被網民公開的資料同時顯示,在美國出生的易般,曾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和麻州理工學院就讀,擁有後者的工管碩士後,曾先後在微軟和亞馬遜工作。 當時網民還披露說:除了一次付清上述的西雅圖單位之外,易般同時被指在麻州波士頓唐人街及康涅狄格州諾沃克市分別持有兩個街號相連的物業及一棟公寓,後者估值200萬美元,前者市值相信更加驚人。 至於易綱的妻子郭京平,當時的相關報道引述爆料者指稱,她和易綱同樣在美國伊利諾大學畢業,拿的是經濟學碩士,曾在印第安納州Lumina教育基金工作;2008年被指透過中國高階人才引進計劃「千人計劃」迴流北京,曾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高層;中投主要負責營運中國主權基金。郭2011年離開中投,轉投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金)。 由這段內容可以看出,當年的易綱先是獨自一人回國,而其妻顯然是繼續留在美國陪伴兒子,直到兒子在美國學業有成,才轉而「回國發展」。 網民指易綱2009年任央行外匯管理局局長,負責外匯業務監管,郭京平加入中金分公司任總經理,被指負責營運歐美基金,並提出疑問:「根據公務員迴避規定,涉及親屬利害關係時,公務員應迴避,易行長,你迴避了嗎?」 總之,關於易綱不被習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說法之一是他易綱雖然當年在美國的政治表現,包括對「六四」鎮壓的態度都經受住了黨的考驗,但他畢竟也還是中共政權的所有正部長級以上官員中,唯一個在美國取得過「六四綠卡」者,政治上就顯得沒那麼「清白」了。另一種說法就是關於他妻兒的那些事情早都已經被反映到了中紀委,查證結果雖不至於讓他本人受到處分,但仕途無疑還是受到了影響。至於他本人在情願讓位給潘功勝之後,能否平安降落,以及即使能夠平安降落,但日後是否會被在某些事情上算後帳,也都還是問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Terry Gou註定是個話題人物,台灣這邊還在繼續炒賣他將於7月23日宣布連署參選台灣下屆總統,大陸那邊卻多少帶點幸災樂禍意味在講述郭台銘富士康集團兵敗印度的故事,只因還希望富士康繼續在大陸發展,緩解就業難題,不算大罵,只算小修理。 那麼,郭台銘投資印度究竟失算在哪裡?印度外資究竟面臨什麼問題? 移師印度的底氣:富士康養活了中國人 郭台銘的發跡是在大陸。攜1600萬新台幣去深圳發展終成擁有凈資產76億美元的巨富,個人能力當然赤金足色。這能力主要體現在善於把握機會,一是知道政府公關技巧,要與工廠所在地的政府搞好關係;二是對大陸員工有一套管理方式,再加上後來傍上蘋果公司這棵電子產品業界大樹,郭台銘迎來了事業的黃金時代,成了「萬億代工帝國」。因為這個帝國太大,帶來的就業機會多,就算2010年發生了工人十三連跳這種惡性事件,郭台銘也安然度過,中國不少內陸省份非常歡迎他去建廠。在這種情況下,郭台銘說出了那句飽受大陸人詬病的「大陸離不開富士康」。 郭台銘對大陸的二心萌芽於2019年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後。郭台銘最大的「東家」蘋果公司看到了中美交惡的風險,開始重組供應鏈。老闆有命,郭台銘不能不從。蘋果公司CEO庫克為什麼看好印度?據報導,2021年12月,印度政府曾宣布批准一項價值100億美元的激勵計畫,向符合條件的顯示器和半導體製造商提供高達項目成本50%的財政支援,以吸引半導體和顯示器製造商,將印度建成全球電子產品生產中心。最終,這項100億美元激勵計畫共收到3份建廠申請。它們分別來自韋丹塔-富士康合資公司、跨國財團ISMC公司(該財團把塔爾半導體公司視為技術夥伴),以及總部位於新加坡的IGSS風險投資公司。 其中兩個進展不順,英特爾2022年收購Tower半導體,ISMC的30億美元項目陷入停滯。IGSS想重新提交申請,30億美元計畫也暫時停止。只有郭台銘的富士康投資繼續進行。當時大陸盛傳,郭台銘決定解僱32萬大陸員工,將生產中心向印度轉移,並稱富士康要轉走3000億產能赴印建廠。大陸輿論一片罵聲,說富士康依中國而富,現在卻要投靠印度,忘恩負義。但很多人沒注意到這條消息:郭台銘在滿足蘋果公司要求去印度建石的同時,拿出30億在河南鄭州建新廠,為自己留了條後路。 在過去三年里,富士康大力推動印度製造,然而結果卻證明印度製造並未能如願推進。在「富士康養活中國人」的良好自我感覺中,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也許是不想知道)印度的工會勢力有多強大,印度工人不可欺,因此,印度工廠不小心出現員工食物中毒、員工抗議加班太多卻給太少的工資等問題之時,他沒料到會導致印度工廠停擺。再加上印度工廠產品的合格率只有50%,最終iPhone的產能靠中國大陸的工廠支撐。 從今年初開始,傳出郭台銘將退出印度,這消息傳了半年,終於成真。7月10日,富士康發布聲明,已退出與印度韋丹塔集團(Vedanta)價值195億美元(約合1410億元人民幣)的半導體合資公司。隨後,富士康母公司鴻海集團發布聲明表示,後續將不再參與雙方的合資公司運作。 高盛彩筆描就印度燦爛前景 說完了郭台銘「兵敗」印度並從那撤軍的首尾,接下來還得為他辯護一下,因為在印度有此遭遇的,絕非郭一人,比如蘋果庫克也算是企業精英中的翹楚,人家就特別看好印度。這當然與西方投行界翹楚高盛(Goldman Sachs)這些年對印度的持續看好有關。吉姆·奧尼爾(Jim O’ Neill)在2001年到2010年擔任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經濟學家以及經濟、大宗商品和策略研究主管期間,發明了「金磚四國」(BRIC)這個詞。他也沒想到BRIC擴展得很快,加進了South Africa,成為BRICS之後,發展成地球南方國家的代表。2014年莫迪大選獲勝後成為印度總理,奧尼爾還預測2015年後印度將發生重大的政策改進,經濟增速將達到7.5%,比中國更快。儘管印度經濟增長率並不穩定,2020年還呈-6.6%,但由於疫情期間中國經濟下滑,2019年之後中美關係持續惡化,跨國資本為了避險,印度確實成了跨國資本包括中國資本的投資寶地,2022年,印度GDP增長6.7%,高於中國的經濟增長率3%;按美元計算的2022年名義GDP達到約3.38萬億美元,超過英國,接近日本的8成。 這種情況下,看好印度是國際投行界的潮流。今年7月上旬,美國高盛乾脆發表一個研究報告,宣示到2075年,印度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而美國將下降為第三名。屆時,印度的GDP總量將達到52.5萬億美元,比同期美國的GDP總量高出一萬億美元,這份報告的主要負責人是印度經濟學家桑塔努·森古普塔(Santanu Sengupta)。他在這份報告中說,印度的人口——印度最近以14億人口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為經濟增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為其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是最好的。除了人口優勢之外,資本投資預計也將成為印度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屈指一算,這位桑塔努·森古普塔先生預測的是52年以後的世界經濟願景,屆時聽到這預測的人大多數已經不在人世,誰也沒辦法證偽。 印度的前景雖然燦爛,此刻還是跨國公司的墳場 那麼,印度的現實又如何呢?很不幸,目前,印度還是被稱為「跨國公司的墳場」。 印度官方公布的資料顯示,從2014年至2021年11月,有2783家在印度註冊的外國公司關閉了在印度的業務,約佔在印跨國公司的六分之一,撤離的公司包括法國零售巨頭家樂福、美國摩托車製造商哈雷大衛森和美國汽車公司福特等。由於外企在印度頻頻遭遇打壓,印度也被稱作「跨國公司的墳場」。據專家分析,外資企業在印度遭受的各種調查、處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魔幻」的印度法律制度所致。印度的法律可以用十五個字來概括:「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 據專家分析,高標準立法並不是指印度的立法技術高,而是指印度的立法者要求守法者需要達到的標準非常高。印度《公司法》(Companies Act)法案本體就有近30章500條,基本每一條後面都跟著罰金、監禁等違法後果,而印度的執法部門一般不會主動通知企業更正其不合規行為,一旦違法行為被行政執法部門發現,其就會從違規第一日起開始計算罰金。 種種因素堆疊下,印度在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依舊被認為是 「全球最難做生意的國家」之一。 在印度投資失敗的企業不止郭台銘,僅中國公司就有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慧手機製造商。這些企業都被罰以鉅款。據印度《經濟時報》13日報導,印度政府要求中國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慧手機製造商任命印度籍人士擔任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技術官等職位。此外,印度政府還指示這些企業將合同製造工作委託給印度公司,開發有當地企業參與的製造流程,並通過當地經銷商出口。 如果認為這只是對中國公司的特殊關照,那就請看看微軟、三星等的遭遇:在嚴格監管外資企業這件事上,印度倒也算同等對待。2008年,印度稅務部門給微軟開了張70億盧比的「罰單」,IBM印度也曾在2013年被當地監管部門要求補交535.7億盧布欠稅稅款,摺合8.66億美元。據稱,印度監管部門認為IBM謊報了2009財年的營收。 三星電子不止一次被印度政府處罰。2014年,三星在印度被罰稅2億美元。2023年1月,印度稅收情報局指控三星對遠端無線電頭錯誤分類,試圖規避172.8億盧比進口關稅,約合2.12億美元。 郭台銘左顧右望深感茫然 郭台銘目前正站一個十字路口上:左顧是競選台灣總統,右顧是繼續經商。從政對他是個挑戰,但對一生喜歡冒險的郭台銘來說,很有吸引力。但台灣選民支持他的人實在不算多,估計除了發生奇蹟,大概率他還得繼續經商。去哪裡呢?印度撤出了,美國也嘗試過了。這些地方無論是勞動力成本之高還是工會勢力之強大,都是他在馳騁中國大陸時沒遇到過的,可能還是回歸大陸最為輕車熟路。當年郭台銘曾說富士康在中國大陸建廠是為了給大陸人一口飯吃,這話引起痛詬。不過這不成為障礙,因為郭本來就在大陸留了根,最多被大陸人反嘲幾句「還是富士康離不開中國」,這些言論,秘書不傳遞就等於不存在。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