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新代言费全归她自己？网传分账说法引热议
2026 年 8 月 7 日
秦刚与傅二奶在美产仔一事即使被当局简单界定为“道德败坏”，也已经严重触犯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政府的外事纪律以及“党的隐蔽斗争战线”的铁的组织纪律。王毅与秦刚之间的“老新交替”被宣布后，秦刚被暂时保留国务委员空职的下一个时段，应该是对他所犯错乃至罪行进行继续调查并最终研究出处理决定的过程，所谓“软着陆”之说并不准确。 本专栏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文章标题是《要么下基层，要么进秦城，秦刚复出已半点可能》。结果文章发出的次日，中共当局即对外发布了秦刚的外交部长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的消息。接替秦刚外交部长一职务的是去年12月底才被秦刚接替了这一职务的王毅。 笔者注意到外界已有评论文章指出：秦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大使的身份包机接送凤凰名记傅晓田到华盛顿受孕，后在洛杉矶产仔的丑闻被傅晓田主动对外曝光后，习近平当局之所以被动等待了一月之久才把秦刚免职，并非所谓“任其发酵”，故意丢秦刚的丑，只不过是在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履行一个法律程序。 话说的没错，但至今为止，笔者仍未见到有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为了因应秦刚案的“特殊需要”，而临时召开了会议。 本月3日，笔者在本专栏曾发表《二十大落选中委的潘功胜咸鱼翻身》一文，文中有如下一段：外界和中国内部媒体热炒潘功胜“全面接掌央行”时，均没有注意到中组部负责人是7月1日下午到央行干部会上宣“旨”的，而在此之前的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刚刚闭幕，会议中决定的人事任免事项无一和国务院有关。 按照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时行使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委会会议一般在双月的下旬召开。会期一般为5天左右。” 请听众和读者们特别关注这段中共法规文字中的“特殊需要”和“常委会会议一般在双月的下旬召开”。 正是根据如上中共法律条文，笔者在7月3日撰写的这篇文章中断定，无论是否会在未来结束央行的“双首长制”，并由潘功胜再接替央行长行政职务，易纲交出他今年3月才被刚刚被宣布连任的央行行长职务的时间，最早也要等到两个月之后，也就是今年8月下旬。 由此可见，如果单单是为了“决定”让已经被宣布免除了央行党委副书记职务的易纲把央行行长的行政职务也交给潘公胜，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断没有必要在7月下旬“临时召集会议”，因为这实在不是什么“特殊需要”。 笔者在这再强调一下，依照相关法规，本月25日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本应该是在8月下旬召开的。而就是因为要让秦刚的“失踪”尽快“合法”， 这才为王毅和秦刚之间的一任一免之“特殊需要”，临时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而易纲的央行行长的第二任任期也因此又被减去了一个月。当然这对易纲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反正从潘公胜被宣布为央行党委书记的第二天，他易纲已经不再理事，央行的官网的内容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截止前天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宣布了中共外交部行政（业务）首长王毅和秦刚之间的“老新交接”之前，笔者看到的关于秦刚日后下场的“分析”和“爆料”内容，最猛的莫过于彭丽媛建议“放生”，习近平主张“轻饶”。 而秦刚如今虽然被免去了外交部长职务，但仍还保留着国务委员的副国级职务—-虽然再没有任何具体分管的事项，仍还是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轻饶”的体现。而笔者则认为秦刚被“软着陆”的说法过于武断。 昨天在留园网上读到一篇网贴《为什么没有拿掉秦刚的国务委员》，署名“刀锋”的作者自称是人正在贵阳旅游的“翻墙”者。文章说：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就关于秦刚的去向使用了免除外交部长字样，并且依然保留了国务委员的职务，这就又给大家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而且此次决议还涉及了其他几位部级干部的任免，这就给秦刚留下了很大的面子，弱化了事件的严重性。看起来就像是一次正常的人事任免的例行的人大常委会决议，那几位部长起着陪绑的作用。 人大常委会的决议中没有使用撤销等词汇，并且也没有撤销其国务委员的职务，这说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结，这不是最终的处理，因为外交部长不是秦刚的最高职务，他的最高职务是国务委员。没有对其最高职务进行任何处理，说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还没有做最后的评估以及做最终的处理，还没有做最后的定性。比如他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他在美国发生的一些问题，有没有受到对方的掌控，有没有受到政治敲诈而变节？有没有泄露中国外交战略，特别是对美战略的底牌等等！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完成！等对他的问题做出最后的评估后，自然就会有一个最终的处理，届时一定会出现撤销等字样。另外，使用免除，可以不给理由。如果使用撤销词汇，就必须要在公报中给出理由！ 这位墙内作者的逻辑比境外大多数网评人更清楚，文中所说的“公报”，应该是指党内处理的中纪委和监察委的通报。 顺着这位墙内网友的思路分析，笔者认为外界对秦刚事件的炒作实在是有点“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了，特别是出自一些专职网评人的“爆料”内容，楞是认为秦刚和傅晓田两人中至少有一个与“火箭军案”扯得上关系，笔者对此表示谨慎的怀疑。 同时，笔者也承认，虽然外界关于傅晓田是“双面间谍”的说法其实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傅晓田本人供职于中共“隐蔽战线”是毫无疑问的。相信这一点并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中共政权的驻外记者没有不身兼“特殊使命”的，无论他（她）的工资是由国安系统直接支付还是由其表面记者职务所挂靠的在册媒体支付。 至于秦刚，已经有外界媒体因为他的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专业”背景而指证他是中共政权的“职业特务”出身。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简称“国关”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创建于1949年，当时还叫“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归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1950年，改编为外事干部学校。1955年，臭名更加昭著的中共中央调查部成立后，这个外事干部学校划归中共中央调查部领导。1961年，该校与现外交学院合并，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不久，外交学院分院（原外事干部学校部分）又从外交学院分出，以此为基础扩建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的国际关系学院。 按照维基百科的介绍，北京的这所国际关系学院当前的隶属关系并不明晰。有官方文件提及该学院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民间亦有此观点。不过，媒体和该学院称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管理”，亦有称“直属”于教育部。然而，截至2022年4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名单中并没有列出国际关系学院。 民间和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学术界一直有观点认为国际关系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招募人员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实，无需“引经据典”，在中国内地，连参加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都知道这个国际关系学院的“特殊和神秘”。但准确地说，这个国际关系学院和它的分支，公开挂牌为“国家安全部直属干部学校的”江南社会学院还是多少有些区别。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相对于江南社会学院的生源无论是来自社会还是本来就是各级国安系统的职员，学业完成后的去向百分之百都是国家安全系统，而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则除了它自己宣传材料中列为毕业生去向之首的“国家政法系统”，还有外交系统和研究机构，以及一些高校也开设的国关学院等。 如此说来，秦刚就是属于这个国际关系学院为“国家外交系统”培养的人才了？也对也不对。 说“也对”，无需过多解释，秦刚毕竟已经坐到了外交部长这一外交系统的最高位阶了。说“不对”，是因为秦刚大学二年级入党之后更进一步“积极要求进步”，1988年毕业分配后就进入了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中文秘书。此时很可能是直接受雇于北京市国安局。 有兴趣的听众和读者可以上网查阅一下这个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内容介绍，它号称是外交部直属单位，内部只简称它为“服务局”。但如果你进入外交部网站的话，却找不到它的踪影。外交部网站上介绍的它的直属局级机构之一“服务中心”和这个外交人员服务局，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前者是为外交部自己和它的驻外机构后勤服务的，所以名称更应该是外交部后勤局。而后者则是专门服务同时管控驻北京的各外国使领馆的。其中服务的部分，供职人员均是外交部和一些政府非“隐蔽战线”的机构的雇员，而管控的部分，则隶属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该服务局给外国驻京使馆提供的“中方雇员”里。相信本文的读者和听众即使没有过在外国驻华大使馆或者驻华记者站有过任职经历，也应该从对中共政权的常识了解中体会出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历史上曾多次变更上级部门，有时是号称外交部直属，有时又是对外介绍由外交部和北京市政府共管。这里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事实上就是北京国安局。 而秦刚1988年国关毕业之初进入这个外交人员服务局，很有可能是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雇员身份进入的，所谓“中文秘书“的职位，没有可能是为该局的办公室或者局领导设置的，而是为某外国使馆设置的。 也就是说，当年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的秦刚，十有八九应该是以某外国驻华使馆被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提供的“中方雇员”的身份开始他对中共政权的效命生涯的。 维基百科对秦刚的介绍内容是：198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被分配到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中文秘书。1992年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历任西欧司随员、三秘…….。 没错，这个秦刚从198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开始的前四年是服务局的“中文秘书”，“进入外交部”的时间是1992年。 至于为什么从“隐蔽战线”的特工转为公开身份的职业外交官，并不难理解，中共外交部、中联部和国家安全部，以及过去的中共中央调查部，甚至军方的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人员隶属的调配再正常不过。 中共驻外使领馆的职员中事实上分为外交部派出和非外交部派出两大部分。非外交部直接派出的有来自商务部的，来自教育部、科技部的等等，身份都较为公开。另外也还有来自总参二部和三部的，以及国安部的，真实身份就要保密了。至于秦刚，当然是属于外交部派出的。虽然包括前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在内的所有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部派员在公开外交活动之外也必须从事见不得人的勾当，但在中共整个外交部的驻外高级外交官里，像他秦刚这样职业特工出身者，似乎不多见。 再分析下来，虽然秦刚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肯定已经不是职业间谍了，但他对傅晓田的凤凰名记包装之下的秘密身份应该比谁都清楚。如此说来，他秦刚和傅晓田在美国产下一个小小美国公民一事，除了令他秦刚背负上了严重违反党纪党规和国家的外事纪律的“违纪”罪名是毫无疑问的，而同时也严重触犯了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行规。 台湾的明居正老师日前在台湾著名主持人陈凝观女士的“年代向钱看”电视专题节目里分析说：中共间谍系统里有一条“内规”，即不可以”跨界交流”。即这条“线”的间谍不可以和另一条“线”的间谍有来往……。所以，即使傅晓田不是双面间谍（只是单面），秦刚也犯了一条轻罪，即“跨界交流”。 其实，在中共“隐蔽斗争战线”里早就有“间谍和间谍，不能搞破鞋”的调侃说法。因为无论是过去的中共中央调查部还是如今的国安部，对其内部人员的严格纪律限制之一就是绝不容忍内部人员相互发生婚外情。岂止是婚外情，即使是未婚男女之间发生恋情，也都是要组织安排或者组织批准在先。 党和国家培养了傅晓田，是指望他去勾引“外方”的有价值人士并借此拿到要挟把柄的，到头来却是和己方的驻美大使生下一个小小美国公民，从而给了美方要挟的把柄，算是怎么回事啊？ 分析至此，笔者的“初步结论”是：仅仅“就事论事”，把秦刚和傅晓田的事情简单界定为中共政权里司空见惯的“道德败坏”，他秦刚即已经触犯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政府的外事工作纪律以及“隐蔽斗争战线”的铁打的组织纪律。 如果调查结果最终止于此，他秦刚的问题较有可能单单被定性为“严重违纪”。至于在此前提下为什么暂时还没有被免除或者说罢黜国务委员空职，留等下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金鸡报晓 早年在纽约，我听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胡鞍钢，以抑扬顿挫的腔调讲述中国的综合国力，像一只报晓的金鸡。我也看过林毅夫写的英文论文，谈到大跃进运动后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他引述了“三千多万”的数字，与西方学界的评估相当。但不知为什么，在他后来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回国，主张中国人应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后，他的论述就开始有排外的倾向，字里行间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他相信“不过半世纪，中国一定强”。他也相信一直到2034年，中国经济都能维持8%的平均增速。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经济减缓，国务院下调年增率至6%（仍然是令其他国家羡慕的数字），中共并提出那是“新常态”。但林毅夫仍坚信中国经济总量，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在2030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一半，GDP总量有望达到美国的两倍。 “湘西土匪”易富贤则推断，到2035年中国的GDP总量才达到美国的85-95%，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2-27%。《经济学人》近日刊出一篇预测中国GDP增长的报导（2023/6/8），显示一家顶级的独立经济研究机构Capital Economics的预测，与易富贤的推断吻合。联合国则预测，中国15-64岁的人口在2030年代将下降一亿人以上。这对林毅夫的推断也是不利的。当然，林毅夫可以继续表示他不认同“人口红利”的观点，继续坚持他的“人口品质红利”论。如前文所述，从人力资源看，在当前中国，要将从未上过高中的70%劳动力，通过教育培养各种现代科学技能，需四十年的时间才能见成效。而经济体本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非指日可待。 李稻葵今年六月在清华经济论坛上分析经济形势，则是规劝大家不要对人口问题感到焦虑，因为“平均受教育水准不断上升，到2050年，中国人力资源的总量会高达14.66亿，仍是世界第一。”不知他的根据何在。到2050年，中国人口还有14.66亿吗？如果没有，那么高达14.66亿的“人力资源总量”是怎么来的呢？要算上机器人和外籍移工？靠空洞论说如何能平息焦虑？ 官方已承认，2022年人口开始负增长。这确实引起普遍焦虑，因为官方许多预估都建立在人口资料上。那可是未来的“韭菜”啊。大陆媒体涌现的建议五花八门，有的要求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来减轻育儿的经济压力，一孩家庭可获得七千五百元补贴，加生一胎又可获多少补贴。大奶二奶小三情妇，不论有无名分，都鼓励生育。有些城市开始号召有偿捐精。云南昆明一家医院宣告捐精大学生可获四千五百元的补贴，这背后似乎又有优生学的考虑。还有建精子库，扩大提升受精等促孕方式，以及医保配套，俨然又是新时期“大干快上”的大跃进2.0思维。不过这一回与上世纪的1.0不同，“抓革命促生产”，真的是要促进生孩子。 试管婴儿 捐精促孕并不稀奇，今日世界上至少有一千两百万人是经由试管诞生的，每三分钟就有四个试管婴儿出生。全世界IVF（vitro fertilization）的比率是175个新生婴儿中，就有一个试管婴儿。不过这里也有风险。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名医生用自己的精子弄出五十多个婴儿的惊人丑闻。这些婴儿将来有可能发生近亲通婚的伦理问题。鼓励大学生捐精，大学生会读书没错，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领导干部不也有特殊才能？他们不免也要发出“徯我后”的不平之鸣？通过试管捐精，老熊维尼可以生出一堆小熊维尼来延续革命香火。 大陆有些地方还宣布生第三孩可领两万元的补助款，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近日有外国记者走访黑龙江宜春市，见到的宣传看板是两夫妻身旁一孩，婴儿车中一孩，妻子还隆起了肚子。新时代的幸福家庭。可是城里却看不到年轻人。一个中年大叔叹气说：以前想生不让生，现在让生也生不起了。 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源头。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同美国作对的国家都是越搞越穷，无一例外。不论是自力更生也好，集体自力更生也好，没有外来直接投资（FDI）经济难以发展。所以在1979年美中建交后，中共立刻同美国签订了科学合作协定与文化交流协定，也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到北京设办事处，邓要迅速掌握眼前难得的国际和平机遇。中国七十年代中期，按照毛泽东后知后觉 ，“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实行“晚”（晚婚──男25、女23)、稀（拉长生育间隔）、少（只生二孩）三个方计的节育政策，已经有效降低了生育率，1980年总和生育率为2.24，已接近世代交替水准。联合国人口专家认为，无需再进一步收紧政策。然而中国政府对此毫不理睬。中国与人口基金签订的合作备忘录，要求人口基金提供资金，协助中国生产新式安全的避孕产品，并提升收集和使用人口资料的能力。1982年在中国举办的现代化人口普查，被视为当时的一大盛事。单是运算资料的电脑设备，人口基金就提供了一千五百多万美元给中国。可是对于中共严酷的一胎化政策，人口基金却没有置啄馀地。 一元化领导 一、在中共一元化领导的传统下，只要是最高领导人拍板定案的政策，就带有某种神圣性，成为基本国策，必须进行到底，不会轻易转弯的。 二、“一胎化”政策下，强制避孕结扎的措施 ，以及把妇女当做牲口，强押上手术台堕胎的手段，雷厉风行。为达到上级规定的指标，计生干部甚至对怀胎晚期妇女仍然实施强制堕胎，逃跑者被抄家毁屋。种种残忍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 三、在东亚文明圈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经济发展初期也曾宣传过避孕节育，但基本上都是自愿而非强制性的。随著都市化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教育健康水准的提高，“少子化”已成为这些地区的共同趋势。政府都在为生育率下降而烦恼。这样的先例，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出现，中共当局为何毫不觉醒，及早调整政策，也是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例子也说明，中共严酷的一胎化政策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四、如今开始尝到了人口萎缩的苦果。必须问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按易富贤的说法，早在世纪之交中共就应改弦易辙，停止一胎化。可是他却背负了“破坏基本国策”的罪名。 易富贤是1969年出生，1980年中共实施一胎化政策时，他只有11岁。他在受访时表示，当时他了解的实情令他反感，童年就感觉到计划生育的错误。感性的反应是他日后理性分析和批判一胎化政策的动因。他的大嫂因超生二胎，在外躲藏几个月，房子被拆。亲属中有怀胎数月，“准生证”未批下来而被抓去堕胎的。小学初中老师因超生被学校开除。同学的隔邻小孩，母亲被强制堕胎，堕下的胎儿是活的，被扔进垃圾桶，其母将胎儿从垃圾桶里捡起，由窗户递出去，给他父亲在窗外接住，才保存了一条小命。 回想毛思迪 易富贤11岁的童年，使我想起我们那个时代在加州的研究生毛思迪（Steve W. Mosher）。1979年，他是美中文化交流计画下，首位前往珠江三角洲作田野研究的史丹福大学人类学博士生。他在蹲点的农村公社亲眼目睹了妇女被迫结扎和晚期孕妇被强迫堕胎的实况，令他气愤填膺。他用中文在纽约的美洲版时报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他所见的真相。令中共恼羞成怒，指控毛思迪用贿赂手法取得公社的计划生育资料，违反学术伦理。在中方压力下，史丹福校方开除了毛思迪的学籍。但他在1983年出版的论著《破碎的大地──农村中国人》，以他的田野调查为依据，描述当地农民的生活实况，以及强迫堕胎等措施带给妇女的身心创伤。书中流露的悲悯情怀与人道关切，引起读者很大的共鸣。不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称赞他的细腻观察与生动的文笔，美国人类学学会季刊《美国人类学家》，也刊出书评褒扬这本杰出的人类学著作。 十年后，毛思迪根据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护士紫安倾述的一生经历，以第一人称写出《一个母亲的劫难》，也引起巨大轰动，欧洲亚洲国家的出版社购买了多种文字的出版权，著名媒体发表评论。护士紫安的自白，透露了贯穿她一生的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双重身份。计生政策的严密监控，使女性变成一个个毫无隐私、毫无人格尊严的生产工具，一旦行为越轨（超生），家中亲友和工作单位的同事都会受到连坐处分。一幕接一幕的事实描述，令人看得透不过气来。尤其是在“不愿死去的小男孩”一章中描写医师杀婴的情节，更是惊心动魄，让人毛骨悚然。 当年在养儿防老的观念下，农村还出现过溺婴潮。还有选择性的自动堕胎，造成如今人口男女比例失衡。“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控制人口，到头来究竟所为何来？得到了什么成效？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 现在中国社会在“躺平”和“润”的氛围里，对年轻人来说，就业前景黯淡，平均月薪比往年大幅下降，如何有能力去响应共产党“生产”报国的号召？不要说住房负担不起，连婴孩奶粉钱也不易张罗。日益严厉的社会控制，有谁还愿意把孩子生在越来越专制的环境？易富贤的调查发现，与亚洲邻国比起来，中国大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是最低的。 也许中共官方会宣布，人口负增长是“新常态”。 邓老爷子闯了祸。医学博士易富贤的理性批判，被开除学籍的毛思迪的人道关怀，两者相得益彰。 哎，厉害了我的国。“一胎化”政策下那些未生新死的冤魂又能向谁倾诉？ 恩格斯说得好：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著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 （※作者为前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著有《最后一个租界：香港变局纪事》。全文转自上报）
金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这谁都知道。中国的金融领域有几个敏感话题，银行安危、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它们都涉及专业知识，许多人不甚了了，但这三个话题，大家又不得不关心。当今的时代，民众谁不在乎自己的存款安全？企业运营会有涉外业务，汇率振荡就直接影响到企业生存；外汇存底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经济地位是否稳固的象征，可中国的真假外汇储备让许多专家头痛。 最近，与中国相关的这三个话题，在国际媒体上引起了多番关注。中国的银行系统为地方财政的巨额债务兜底，引发中国几大银行的国际评级降到底；银行的潜在金融危机和企业所欠外债无力偿还，让华尔街对中国上万亿美金的金融投资开始撤离；外资撤离使得人民币汇率趋贬，同时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水落石出”；对中国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分析就发现，中国的外债非常沉重。这些金融问题集中到一起，将进一步造成外资对中国经济信心的下降，使中共无法再依靠外商的金融投资来“输血”。 一、银行存款送政府 今年6月26日中国审计署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提到，国家审计署“重点审计了18个省本级及36个市县共54个地区的财政收支管理情况……70个地区通过‘自卖自买’国有资产、虚构土地交易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861.3亿元，其中67.5%发生在县级”。6月2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报道，标题是，“中国地方政府通过‘自卖自买’，虚增财政收入”。 据《华尔街日报》6月12日的报道，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规模，去年9月就已经达到GDP的295%。而其他媒体披露的消息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已高达80万亿人民币，债务雪球正越滚越大。 中国政府应付这个债务雪球的办法是，让银行购买地方政府的债券，变相地把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转移给银行去承担。地方政府负债过度、财政收入因卖地困难而有枯竭之虞，所以欠下巨额债务而无力偿还。中共当局为了眼下拯救地方政府的财政，不惜把国有的主力银行拖进坏账泥坑。 中国今年5月发布的《2023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提到，2022年59家上市银行持有地方政府债券43.7万亿元，占债券总额的七成，主要是六大国有银行承担了地方政府的债券。7月4日中国的金融圈传出一条消息，近几个月来，中国的顶尖银行正在给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local-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LGFV）提供期限25年的大量贷款，帮这些融资平台还旧债，这等于是让大银行给地方政府的烂账买单兜底；而且，为了帮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困境，这些贷款前4年免息。 二、民众取款麻烦多 虽然中共高层让银行为各级地方政府送钱救急，但今后这些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归还银行的借款。而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众的存款，这些钱借出去打了水漂，民众就没办法提取存款了。 由于政府从银行大量取走现金，放给地方政府的大笔贷款都是“肉包子打狗”，产生了银行的巨额坏账，这当然会危及银行的生存；更糟糕的是，银行为财政负债兜底，还造成银行的银根特紧，金库里可以支用的现金很容易见底。这种状况下，存款多的客户来提存，银行就没钱让客户提取现金。 最近半年来，香港民众纷纷涌入深圳的各大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但提款过程越来越“艰辛”。我的钱，你银行都不让我取，很多香港人对此敢怒不敢言。深圳的各大银行限制香港人提取存款的做法，大致有以下几种：首先是取款上限卡在2万元；其次，提取大额现金要求提前预约，但银行的预约客服电话无人接，让预约无法完成；再次，银行故意缩减柜台服务人员的人数，柜台上只留一人处理现金交易；为防止客户把存款转出，银行会无端冻结客户的银行账号。 香港有财经专栏作家认为，担心银行有不少坏帐，导致资产质素出现问题，“可能跟大陆楼市或债市有关，市场都知道这方面不太对头……如果银行体系都有事，到这个程度都不能不防，（情况）会急转直下”。 三、人民币汇率与银行安全成“跷跷板” 华尔街最近一直在关注中国地方政府无法偿还的严重债务负担，中共让银行兜底的做法，关系到华尔街对中国金融投资的策略选择和盈亏。今年6月初彭博社报道，“投资者归零，中国地方债务爆发，视为亚洲最大风险”，这“投资者归零”的说法，指的是西方对中国的投资者正在“归零”，外资持续撤资；6月5日彭博社又报道，“中国对地方债务飙升的保证，未能缓解担忧”。 7月5日华尔街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在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中，下调了中国顶级银行的评级，把中国农业银行的评级从“中性”下调成“卖出”，把中国工商银行和兴业银行的评级从“买入”下调至“卖出”。这家投行表示，担心中资银行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银行承接此类债务带来的盈利风险以及银行的命运。当天，中国的银行股在香港就马上暴跌。这个负面金融消息会加快国际资本从中国外逃，而外资撤离就导致人民币不断贬值，从今年1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路滑坡。 中共为了稳住外资，希望他们回头，从7月开始采取措施，拉抬人民币汇率。其办法是，让中国的顶尖银行把在国外的外汇头寸调回央行，买进人民币，于是人民币贬值的趋势暂缓。这是一个长期有效的稳定汇率的办法吗？当然不是，因为，这样做会伤及中国的主力银行之生存。 其结果是，汇率政策和银行稳定政策互相对立，形成了一个人民币汇率与银行安全度的“跷跷板”：要稳汇率，银行的安全度就下降；要稳定银行，防止客户对银行不放心而大量提存，汇率就会贬值。这样，汇率稳定和银行稳定两者就此消彼长；虽然“跷跷板”在短期内可能上下摆动，但从长期看，银行稳定性关系到中国经济和政权的安危，其重要性远远大于人民币汇率，所以，人民币汇率就难以固守。 四、商业银行风险大 商业银行在国外的外汇头寸，是中国顶尖银行的国外分行日常为中外贸易和服务办理结算时收到的外汇，也就是银行在国外的柜台业务每日外汇收付结算之结余累积数。这个累积数有多大？从2015年的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来看，大约在2千到3千亿美元左右。 为什么我只讲2015年的数额，因为从2016年起，中国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被央行“清零”了。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所有商业银行柜台和金库里的外汇头寸，一夜之间全都突然消失了，这些外汇头寸依然存在。至于央行为什么要在账面上“清零”，其中的猫腻，下一节会交代。 中国的商业银行手里的外汇头寸，有一部分不能动，必须应付每日收付外汇的需要；但有一部分是可以机动使用的。当商业银行总行在国内的资金紧张，或者央行强化商业银行外汇结余的及时结算纪律，商业银行会把外汇头寸的一部分卖给央行，增加央行掌握的外汇储备，同时买进人民币资金在国内使用，这样做就拉抬了人民币汇率。 为什么中国的商业银行拉抬人民币汇率，就影响银行的安全呢？因为，中国的央行为了拉动经济，维持着低利率，而美国联储会为了压制通胀而不断升息；到今年7月19日，美中之间的贷款利率已经拉大到5个百分点，美国的贷款利率是8.25%，而中国是3.55%。这个巨大又难得的利率差，对面临地方政府坏账沉重压力的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讲，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中国的商业银行有一个生死线，即存贷款利率必须大于1.8%，这样才能有足够的利润来维持银行的生存。而现在中国银行一年期的定存利率平均是1.65%，一年以上的定存利率更高，存贷利率差已经缩小到1.9%以下，位于银行生死线上。对银行来讲，如果能尽量用外汇头寸在美国放款，可以赚到比国内放贷多几倍的利润，这些钱可以帮助它们国内的总行大大缓解经营压力，增加银行的安全度。因此，眼下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当然不愿意把外汇多卖给央行了。但是，央行是商业银行的监管上级，“老板”下令拉抬人民币汇率，商业银行只能服从，代价是商业银行的安全面临危险。 五、外汇储备：假作真时真亦假 为什么说，从2016年起中国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被央行“清零”了，而实际上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并没消失？这其实关系到中共的外汇储备的真假大戏。所谓真假，有两层意思，其一，现在中共公布的央行外汇储备里，有一部分是假的；其二，中共之所以要作假，是希望外国金融机构不要看穿一个关键问题，中共并没有足够的外汇来持续拉抬汇率。 故事要回到2015年，当年下半年中国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主要是贪官向境外转移资产，造成国家外汇储备明显下降。为掩盖真相，2016年初，央行把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全部划到自己名下，在统计数据上制造出一个外汇储备未曾下降的假象。所以，从2016年1月起，央行公布的“货币当局官方储备资产”，其实不全是央行真正掌握的外汇了，还“吃进了”全部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即用后者冒充前者的一部分。 所谓的“货币当局”是指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并非可以操纵货币政策的“货币当局”。因此，用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来部分冒充央行的外汇储备，自从201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各家商业银行手中的外汇头寸，在公开的金融统计资料中成了“隐型存在”。 从2016年到现在，中共公布的国家外汇储备数额一直是3万亿美元多一点。中国有一些外行人议论说，有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岂有外汇之忧，甚至可以抛售美国债券来打击美国。其实，过去8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没怎么增长，但外债却急速增长；不懂中国的外债现状，就不知道中共的外汇储备有多紧张。 中国的外汇储备存在国外，总不能是银行存款吧，那样利息上吃亏太大，而且风险更大，因为国外的银行一破产，外汇储备就会泡汤。比较安全的方法是，买经济大国的国债，不怕倒账。但是，欧洲国家和日本的国债数量有限，容纳不下中国保存外汇储备的需要，所以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半只能投入美国的金融市场。目前，中共的外汇储备当中，一半多是美国的国债和公司债券。中国国内那种抛售美国国债的论调，纯属无稽之谈，乃杀敌一百、自伤一千之举。 六、增长靠借钱，债多岂不愁？ 从中国外汇储备总量似乎稳定的局面，其实完全看不出外汇储备的紧缺程度。就象今天中国很多家庭，虽然银行里还有一些存款，但房贷债务过于沉重，以致于很多家庭只能节约家庭日常开支来度日。中共的外汇储备也是同样的情况，不了解中国所欠外债的数量增长，就不知道那3万亿美金外汇储备是少了、还是多了。 中国的外债包括政府、银行、企业向外国所借款项。据去年底中国发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年年报》，2021年底中国的对外负债达到了73,410亿美金，比2015年增长了62%；而2021年中国的GDP比2015年只增长61%。可以讲，这6年中国的经济成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对外借债来支撑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何况借了大笔的钱，哪能债多不愁？ 仅仅看中共2021年底的对外负债总量，就高达7.3万亿美金之数；再看今年6月底的外汇储备，只有不到3.2万亿美金而已。偿还外债是要用外汇的，现在中国的对外负债已经超过外汇储备的2.3倍了。换句话说，就算所有外债只有一半到期，若还清一半外债，就会花掉现有的外汇储备；那剩下的一半外债，拿什么来还呢？明白了这种处境，现在谁还敢说，中国的外汇储备绰绰有余？ 如果外汇储备还债花光了，那意味着什么？至少就没钱进口石油，私家车就不必开了；吃饭也只能当素食主义者了，因为饲养生猪家禽的饲料大部分靠进口；海外留学生的学费生活费当然也断顿了。仅举这几例就可以说明，外债暴增，对国内家家户户的民生，将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七、债多钱紧，外汇紧缺 当然了，偿还外债一事，上面所说的只是个大而化之的讲法，事实上不那么简单。讨论还外债之前，还得具体分析一下，中国这些年欠下的新外债，主要是欠谁的？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年年报》的数据，这2021年73,410亿美金的外债，大头是外企和外国投行。其中，35,238亿是外企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外企撤离中国的时候，按道理中国必须让人家换取外汇拿钱走，尽管现实中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刁难撤资的外企；另外还有21,544亿美金，是外商在中国的证券投资，从中国的证券市场上撤离，比关厂卖设备撤资容易得多。 7.3万亿美金的外债，是历年累计数。从2015年到2021年，中国的对外负债一共增加了28,157亿美金，其中，外企直接投资为9,275亿，外商证券投资是12,971亿。这个负债结构说明，过去几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从直接投资实体经济转变成了金融投资。既然金融投资进入中国的证券市场比较容易，撤离也就相对简单，因此，金融投资的高流动性使得此类外资撤资时，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冲击会比较大。现在外商在中国的金融投资占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单是这部分高流动性外资撤离，中共的外汇储备就压力巨大。所以，中共才要稳住人民币汇率，其根本目的是稳住外商的金融投资。 外商在中国的金融投资大体上分三类，中国的债券、股票和私募基金。《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年年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单是中国的企业、商业银行及其他机构发行的美元债权，总额就高达1.2万亿美金，这些债券多半都是短期的。目前恒大上千亿美金的债券已经成为烂账，看到这个警号后，华尔街肯定希望购买的其他中国债券到期后能收回投资，同时不敢再买中国的企业债券。这1万多亿外商的金融投资如果真撤离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打半折了。 现在华尔街高度关注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危机、银行为地方财政债务兜底等问题，原因就在于，西方各投资银行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会受到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和银行潜在的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共当前仍然在设法维持西方金融圈对中共的信心，防止外资撤资造成外汇储备崩盘，但中共的财政金融困境日益加深，已经成了一个国际上的关注热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世界娱乐圈的最大乐子，就是习近平的外交部长失踪了一个月。外交部的发言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甚至不敢说不知道。这个大瓜让全世界热爱八卦的朋友们乐不可支，编出各种故事来娱乐群众，显示自己的博闻多才。 终于惊天一声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长，由他的上级王毅回锅，纡尊降贵担任外长一职。没有新任的外长，也没有免去秦刚兼任的国务委员。就好像马三立相声里的靴子，掉下来一只，另外那一只迟迟没有着落，让邻居们怎么也不放心，甚至睡不着觉。 一国的外长失踪，还长达一个月，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故了，旷古未闻。为什么呢？里边的学问就大了。正如好事的网民们猜测的那样，事出反常必为妖，就是当年打倒中国国家主席，也不过是几天的事儿，这回的瓜一定不小，大家就等着瞧乐吧。 可咱小习同志就乐不起来了。这明显就是反习的阴谋家们给他下的套，叫你左右为难。所以从小就反应慢半拍的习总，犹豫了一个月才掉下来一只靴子。另一只还悬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往左一点儿办了秦刚，直接送秦城好像不妥。往右一点儿直接放了他好像也不妥。面对党内反对派波涛汹涌的攻势，没个正当理由无法糊弄过去，必将引来更大的惊涛骇浪。婚外情、私生子等等只是个借口，但却是中共党内惯用的合理合法的借口。借口背后隐藏的祸心，可是针对皇帝宝座的。 能动摇皇帝的宝座吗？很可能。这次反对派利用外交系统的内部矛盾，策反了习近平集团的忠臣，战狼外交的领袖王毅。冷不丁在习近平的背后插了一刀，党内的形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此消彼长改变了二十大上习近平一手遮天的局面。 亲俄罗斯的王毅领衔，击败了可能改变亲俄政策的墙头草秦刚。这代表着小习同志利用拜登政府积极改善中美关系的时机，减轻外交压力的策略的失败。中共的外交陷入了两难的处境。俄罗斯的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反对习近平亲俄政策的声音越来越高。这是王毅敢于反戈一击的底气。 但是缓和中美关系，不但是外交的需要，而且是挽救中国经济的需要。在中国经济崩溃指日可待的危险形势之下，只有美国的帮助才是解除危机的不二法门。美国企业界也是看到了这个时机，才促使拜登政府放下架子缓和关系，积极出动外交攻势。 秦刚根底不深，所以善于投机。这是习近平看上他的原因。船小好掉头嘛。习近平如果放弃了秦刚，不仅仅是送出了错误的信号，暂停了缓和政策；而且王毅多年来带领的战狼班子，能不能脑筋急转弯接受亲美政策，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那就只好让经济加速下滑，直到崩溃。 不过习近平的高参们还是挺聪明的，既让秦刚保留了国务委员，又让王毅不合理地占住了外长的茅坑，便于随时改变任命 — 还有选择的机会。在这种形势下，习近平的另一只靴子什么时候掉下来，就不一定了。博弈还在继续，各种可能性都有。 王毅背后的反对派和当年的刘少奇、周恩来集团一样 — 悄悄地操作经济崩溃，让老毛来当背锅侠，以图改变最高领导权。现在小习的亲俄反美解放台湾的企图，和经济下滑需要缓和中美关系的政策相抵触。怎么才能让小习当背锅侠，这就需要智慧了。真的像新任驻美国大使说得那样，等等看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靴子终于落地，中国外长秦刚在消失整一月后其外长职务被免，由外交“老人”、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兼任。 然而谜底没有完全解开，外界依然不清楚秦刚因何被免外长职务，与此同时其国务委员身份还保留，他的命运依然悬着。只要这些问题一天不公布答案，针对秦刚的猜想和政治传言就一天不能停止。 秦刚久未露面，先是官方说他健康有问题，继而流传他和某女主持人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其他版本，如涉间谍案；和王毅的外交思路有冲突，没有执行习近平的外交路线，被王毅阴谋搞下等。在习时代这种高度不透明的政治体制中，高官的举动向来被外界作为窥探党国高层内部动向的一扇窗口。秦刚不但是外长，而且是习一手提拔起来的，还是副国级领导人，即便不考虑外长职位本身的重要和敏感，单单这些元素，就让外界对秦刚的消失浮想联翩。 秦刚下台，习识人不明该负责？ 如今，事情半明朗化，最受影响的当然是秦刚本人和他的家庭。本来在这个政权内春风得意，有着再进一级的光明前途，刹那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成了一种苦涩的回忆和缅怀。对他而言，最好是平安落地，这是否一种奢望，有待观察。但这起事件本身见证了这个体制的荒唐。也因此，作为此荒唐体制的总代表，习近平和他的政权在秦刚事件中，是除秦刚外，受影响最大的一方。然而，这不能怪别人，甚至不能怪秦刚，因为是习挑选的秦刚，就要承担事件的连带责任，按照当局一向强调的责任倒查原则，习要为秦刚事件负责，是他识人不明，才惹出今日这个事端，是否该向他的党内同志做出检讨？ 从秦刚被免外长还保留国务委员身份来看，基本可以确认，之前官方透露的秦刚的健康问题可以排除。因为秦刚倘若身体的确有恙无法履职，当局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宣布这一点，也是对眼下沸沸扬扬的各种传言的一个最好的辟谣和危机止损，从而化解秦刚一月未出现对当局和习的不利影响。可当局并未这样做，可见秦刚的问题不是健康问题。 然而，现在这种处置方式也表明秦刚涉嫌间谍或者外交路线斗争的可能性亦不高。因为这两项“罪名”在中共针对官员的各种“罪名枷锁”中，是最严厉的，处置起来向来不留情面。外长如果涉间谍案，“涉密”的等级一定不低，当局过去对被控有间谍罪的官员的处理，轻则十多年徒刑，重则死刑。路线斗争更是中共当权者的殊死较量，秦刚和习构不上对手，如果秦刚有路线问题，只能解释为他没有忠实执行习的抗美外交路线，是对习的不忠。一个自己提拔的人背叛自己，大概任何专制独裁者都不能容忍此事发生，会严厉惩处，而非只把他的职务拿掉。此外，秦刚过往的表现也没让人看出他有和习分道扬镳之意。 故而，早先传言的婚外情相对可信。虽然高官有情人在中共的高级干部里再正常不过，可一旦被人公之于众，当局就要按照政治问题去处理，而非仅把它当作官员的私德问题。尤其在被证实后，要把它上升为官员党性不强，政治品德有问题的表现，违反了当局对官员个人生活的规范和要求。习近平在官员的私生活方面，比前任要求更严，特别对高官来讲，个人生活不是一个私德问题，而是和政治相关，属于政治问题，要纳入对官员的管理范畴。当局以前也曾对犯有生活作风的官员有过严肃处理的个案，比如前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因重婚问题在履职7个月后突然被免，开除党籍和公职，还被判刑一年。外交部前部长助理沈国放亦是因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贬世界知识出版社做总编辑，算是从轻发落。 上述对秦刚被免原因的分析只是基于官方此种处置方式的合理推测，真实原因也许在一个较长时间里外界都无从知晓。而对习近平来说，秦刚事件于他绝对是坏事一桩，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如前所述，加重外界包括国际社会对中共体制高度不透明的恶劣印象，让国际社会更不信任这个政权。虽然外界早就知道中共决策体制的黑箱作业，也知道习近平上台后这种不透明的状况比以前要严重得多，然而，当秦刚这个活生生的事例出来后，很难不让人对中共体制不透明的看法会得到进一步强化。二是作为习的亲信的秦刚接任外长半年，就在公众视野消失，自然也使人普遍认为，习的新一届权力班子内部又开始生起权力斗争，习对政局的掌控很可能不稳。 习家军没有完全一条心？ 专制国家高层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习近平20大虽然将党内高层的不同势力清理出局，只剩下所谓习家军，然而，习家军内部也不是完全和他一条心，不排除有人出于各种利益考量，暂时依附习，表现一副对习忠诚的样子，但内心并不认同他的治国路线和主张。当习权力如日中天，党内尚有权威时，他们不敢也不会在所谓路线或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和习拉开一定距离，但在某种非常时刻，判断习的权威受损后，这些原本就对习不完全忠心的官员，有可能对习的主张和政见会提出不同看法。这么说并不表示秦刚就是此类官员，可也确实让外界猜想党国高层内部会借着形势的变化对习发起某种挑战。 眼下正是习处于困局的非常时刻。他对中国的十年经济管制和政治极权，其后遗症在今年得到集中爆发，疫情放开后，原本期待的经济复苏落空，百业萧条、债务高企、失业严峻、民生惟艰，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衰亡之气，好像末世降临，以致习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大调整。倘若不是形势坏到此种情形，他是断不会有这种政策调整的。从而无疑也会使他的权威受伤严重，并冲击其权力。此种社会气候扩散到党内高层，势必会在内部包括习的亲信之间出现一些异动的苗头。外界则根据这些苗头，揣测习的权力班子可能又在进行新一轮政治斗争。秦刚此时消失，恰好为外界的猜测和传言提供了养料，而当局对秦刚职务的解除又证实了这些政治传言。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秦刚不被判刑，当局大概之后也不会公布秦刚事件的真实缘由。这会导致高层政治斗争的传言流布更久，对习自然不是好事。因为在极权政体内部，不管何因引起的政治斗争，都会指向最高统治者，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不稳，地位出现了松动，习最怕的就是有人出于某种政治动机散布这类政治谣言并在党内外传播，被他的高级干部们理解成他权力动摇的佐证。 还会有高官步秦刚后尘？ 秦刚被免是否说明外交部内部有以秦刚为首的一派和以王毅为首的另一派，在关于外交政策和路线的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外界也不得而知，但显然，王毅是秦刚事件的最大赢家。一身二任，由他而不是传言的马朝旭或刘建超做外长（尽管一周前北京也流传王毅将回锅兼任外长的消息），这在当局的外交史上是首起，表明习在外交上对他高度倚重。这种倚重不但是外交战略和政策上的，亦是人事上的。王毅重挑外长重担不大可能是过渡安排，至少到明年三月，他会继续兼任，之后的新外长人选他也有很大话语权。从当局的外交战略和政策而言，王接这回接任外长表明习以抗美为主轴的外交路线不会得到修正，假如秦刚确是因外交主张的不同而被免。 最后要指出，秦刚事件尚未落幕，这可能只是开始。在习开启第三次连任后，随着他的极权统治的进一步收紧，党国高层内部还会有高官步秦刚后尘，以另一种方式撕开极权铁幕一角，让外界看到习政权内部的紧张态势。习政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以形成，秦刚的倒下是第一张牌，人们将“有幸”见证这段奇特的历史。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2023年7月的最后一周，中国领导层终于发出了救经济、救私企、促消费的全面动员。只是，中国的广大私营部门和民众并不看好这些信号。在他们看来，这些救市措施不够诚恳、不堪信任、不值激励。一言以蔽之，太过吝啬而不足与谋。 “不发钱、不发券，就会发文件” 在针对民营经济的“31条”出台后的几天里，中国股市冷淡以对，民间嘲讽不绝。例如，有一条传遍社交媒体的评价，“不发钱、不发券，就会发文件”，颇能代表当下中国社会的普遍反应和共同心声，形容“31条”以及相关促进消费的文件犹如空头支票，全无干货。言下之意，中共的领导层面临严重的经济下行危险，却不肯释出任何有意义的实质性政策，只会一味喊口号，在以一贯充满空话的党内宣传动员手段来提振私营部门及民众消费信心。 特别在7月24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虽然会议文件不再谈及过去多年强调的“房住不炒”，意识到私企和消费信心已经跌穿、内循环近乎破产，但仍然强调以“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动员企业家，如“31条”其中6条之多在坚持党对整个私营部门的领导，而对企业家和民众一如既往的吝啬：既不愿意政治上承认自身错误，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企业家群体平反，也不愿意法律上落实对私有财产和权利的保障，更不愿意在有关医疗、教育、福利等基本重大民生问题上采取切实保障措施。 人们只看到一个执着于安全焦虑、对外慷慨对内吝啬的私利集团，对周边国家肆意挑衅的同时对经济问题却一筹莫展、计无可施，而且不想认真付出哪怕些微成本、做一点儿让步。可是今非昔比，“31条”面对的不是60年前大饥荒后幸存的农民，而是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培养和形成的庞大私营部门和中间收入阶层，不是简单地可以“尾大不掉”来对待然后无奈地放出一些空炮、或者可以所谓“思想工作”的体制话术来哄骗。 10年国进民退的折腾 六十年前，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全国饥荒、公社破产和农业生产问题，中共中央从1961年三月开始酝酿“农业六十条”，包括解散大食堂、放低核算权到生产队、给予农民“三自一包”的有限权利等，几经修改，包括毛的介入，直到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正式道歉后正式颁行，才算是暂时挽救了农业，缓解了中共与农民的矛盾，却也将毛、刘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为四年后文革爆发埋下了伏笔。 然而，在十年“国进民退”的折腾后，中国民营经济一片哀鸿，濒临经济大萧条之际，对中国社会精英来说，他们在三年的“动态清零”中已经看到了未来自循环模式的残酷图景，一种战时经济和特权经济的混合。在了无生趣的后疫情时代，他们当中的主体也就是企业家总体上只是惯性苟延，对“前方”所期待的绝对不是可以所谓“定心丸”这样的童稚之语来表达的终极安慰剂，也不会天真地期冀最高领导人下“罪己诏”或者道歉、承认错误然后修正路线。 因为，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家，或者任何一位只要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中坚，在经历了过去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终结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起落之后，如果对他自身阶级处境有所认识的话，都会在党国所担心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过去三十年逐渐形成但被党国浇灭的宪政改革的当中，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却是无法放弃的最低诉求，件件与身家性命相关、与阶级利益相关、与未来预期相关。 中国企业家的五大需求 其一，他们要求集体平反，得到政治承认。这种政治平反当然不仅包括对任志强、孙大午、李怀庆、耿潇男等身陷牢狱的企业家的平反，更需要执政党以新的历史决议文件方式承认企业家群体的历史贡献和阶级地位，并且以此重新启动改革开放。 其二，他们要自由，或许不奢求放开党禁、报禁，但是切盼放开网禁，改革对企业家任意采取强制措施的经侦体制和检察制度、限制警权，保障企业家和所有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财产权利。 其三，他们需要真正的市场经济，这当然不意味着取消政府监管，但是需要起码的司法独立，一个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司法体制，而不是如今天凌驾在市场经济之上、属于执政党工具的审判体制。他们相信，只有如此，才能具备也是从市场经济中培养出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改善市场环境、培育所谓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经济自由和国民正义的基础，也就是法治，那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国家的核心，这是需要立即马上看到的进步，而不是2035年才建成法治政府的遥远期待。 其四，他们知道自身阶级的存在与否依赖一个广泛、和谐、合作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联系与支持，资产阶级在中国需要起码的自由主义空间，无论结构还是言论。同时，在全球化分裂的时代，他们反对对符合人类普世主义价值的无端拒绝，例如反对以极端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排外主义来划分资产阶级的政治忠诚，例如要求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尽早批准政府部门已经签署二十余年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作为可信的政治承诺为条件等等。 最后，他们渴望与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有关改革政府、减税放权、调整政企关系的圆桌会议，而不是目前虚假的协商会议，后者往往由党的社工部的企业家协会、司法部的律协等花瓶机构牢牢控制，那里面只有一言堂，充满了权力集团高高在上的傲慢和企业家的诚惶诚恐，如马化腾等人最近的发言。 这五大诉求，相比“31条”只少不多。但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对中国的新兴社会阶层、对中国民众和经济的预期结构来说，可谓缺一不可。唯此，才可能重建信心和社会，重建执政党与各阶级、与民众的社会契约，才可能总体上趋向合作、产生社会共赢。那或许是当下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不可能、人民的奢望，却是一小部分中国社会精英为国家、为发展、为和平所期望的最低要求。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副国级外长秦刚被”消失”已经一月有余，虽说迟早都还会被中共当局披露其踪迹，但百分之一千不会再以在任外长和国务委员的身份出来活动了。未来出路只有两条：或者下基层，或者进秦城。 下“基层”是指被免去现职之后降级使用或者调赴闲差；进秦城是指秦刚身为副国级官员，未来不被“移交司法”则罢，一旦若被中纪委宣布“涉嫌犯……罪”,那么即使是如同中共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兼党组书记邱晓华一样最终只领刑一年，也要按照其前副国级领导人的级别被关押进中共全国境内唯一一所不归司法系统所属的监狱，公安部秦城监狱。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对比邱晓华，秦刚案是否也属于“涉嫌重婚犯罪”？》中已经介绍了为什么说秦刚未来可能的下场之一就是可以比照的近似案例：中共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曾经因为和如今的秦刚一样与美女记者婚外产子，被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并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如上文章被文学城等网站转发之后，招来部分否定的跟帖，典型的有如下两贴： “重婚几乎是不可能的。秦也不会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用毛时代的语言，秦部长是“搞腐化”，也就是乱搞男女关系，顶多判5年有期徒刑。” “关键在于有没有跟小三办的结婚证，否则就不是重婚，不过是像贾琏那样，被老祖宗骂‘香的臭的都往屋里拉’。” 如上两君所言差矣。笔者为撰写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很慎重地查阅了中国大陆的相关法律解释：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重婚罪包括两种重婚行为，一种是“有配偶而重婚”，是指已经结婚的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结婚。第二种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是指没有配偶的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仍然与之结婚。本条所规定的“结婚”，既包括骗取合法手续登记结婚，又包括虽未登记结婚，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 至于如何断定“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笔者也还特别咨询了中国大陆律师界的婚姻法专家，回答是：在中国内地，极少有各级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主动侦察谁谁谁“涉嫌犯有重婚罪”的情况发生，一般都是“民不告，官不究”。原告只要出示足够说服力的证据，比如被告人与二奶以夫妻名义购房、以夫妻名义举行婚宴，甚至是照过婚庆照，都有可以令被告人入罪。 回到邱晓华的案子上。根据《刑法》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由此可见，当年邱晓华只被判重婚罪“最高刑罚”的一半时间，足见还是被“法外开恩”了一把。 出狱后的邱晓华曾对身边人披露，被宣布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之后，他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但同时通过律师申诉，他是2006年10月初被中纪委“收审”的，按照“押期抵刑期”的法律规定，他的刑期应该从那个时间计算起。如此一来，他服刑至2007年10月，也就是法庭判决的7个月之后即可被刑满释放。但是，法院明确回答纪委和监察机关的“双规”不是司法意义上的“收审”，所以他邱晓华的刑期只能从他被检察院起诉的2007年2月计算起。 如此说来，假设秦刚未来的下场只有进秦城一种选择的话，那么如今他正在“失踪”，实际上肯定是失去自由的时段直到未来被中纪委和监察委“移交司法”的那一天，无论总共会拖延多久，都不算坐牢，服刑时间只能从他被中纪委的“招待所”转移至最高法院的看守所的那一天算起。亏大了。 2007年5月7日出刊的《亚洲周刊》刊登了《邱晓华重婚罪妻不告情人告》，说是邱晓华的案情简单，其涉及的数十万款项大多是企业主或下属单位提供给他，让他给患病的妻子看病的，金额当未构成受贿。但在审查中查明邱晓华与上海某电视台财经记者（姜映吟）生育一女，涉嫌重婚。依中国法律，重婚要有原告，民不告则官不究。而邱晓华的妻子不愿告邱晓华，于是有关部门做通该上海电视台财经记者的思想工作，让她以原告身份告邱晓华重婚。法院依法审理，认定邱晓华重婚罪成，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而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刊发之后，一位邱晓华当年厦门大学同窗告诉了笔者更多的外界从未报道过的邱晓华“意外落马”的内情。 2005年，自称是国务院邱局长好友的上海首富张荣坤以49亿元资产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6位。但在2002年以前，此公毫无知名度，没有任何令人惊叹的从商经历。但从2002年到2006年6月30日，他名下的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增值迅猛，达到136.2亿元。幕后的原因真相是，他的启动资金全部来自上海社保基金。 按照维基百科的记载，2005年底，经济学家郞咸平教授接到了神秘爆料，称张荣坤的资金来源有问题，郎随即进行调查，发现属实后就准备在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财经郞闲评》栏目中加以揭发。郎旋即遭到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封杀，该档节目也于2006年2月被取消。 当时恰恰是供职该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姜映吟向上海市委宣传部及时密报了郞咸平的计划，虽然暂时起到了阻止郞咸平爆料的作用，但却令纪检机关在第一时间就对她产生了怀疑。 按照邱晓华的分析，如果不是姜映吟“主动暴露了自己”，日后中纪委调查组不太可能主动拿姜映吟说事，而张荣坤更没有必要主动交待出邱晓华。 2006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前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被查出患有胰腺癌并被医生判定“来日无多”之后，胡锦涛和温家宝趁机部署调查从郞咸平及其他渠道上报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件。2006年6月，中纪委派出调查组进驻上海，组长是身兼中纪委常委的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院沈德咏。 沈德咏接到专案组已经掌握的材料之后，多年法官工作的经验令他第一时间就看出了姜映吟的问题，本以为她是张荣坤的情妇，没想到扯出了刚刚升迁才几个月的国家统计局局长。 于是，沈德咏专程飞回北京就邱晓华的问题向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人汇报。按照邱晓华自己日后的分析，胡锦涛和温家宝两个人在男女问题上都是很看重“操守”的，这也是为什么中纪委在查明他邱晓华从未以权易钱的前提下，仍然死死抓住他的“男女关系问题”不放，非要定他一纸“重婚罪”不可。而最关键的“证据”就是姜映吟向沈德咏等办案人员坦白了在生子之后，为了向父母有个交待，这才带着邱晓华，并由邱晓华亲自抱着孩子登门拜见姜映吟父母，并当面喊出了爸妈。而事实上直到姜映吟被调查组“双规”之后，她那可怜的父母也只是知道他们的“女婿”只是北京某国家机关的一个处长。 介绍到此，回到秦刚的案子上来。未来的中纪委假设没有调查出他“以权易钱”的重大犯罪事实的前提下， 虽然只给他鉴定为“涉嫌重婚犯罪”的单一罪名“移交司法”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他比邱晓华行政级别高了两级，而且又是才晋升几个月时间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但假如确实有一股关键的党内势力就是要给他秦刚难堪，那么无论是傅晓田女士主动还是被专案组威迫，只要她能够成为“原告”，就能让她孩子的生父秦刚秦国委成为“涉嫌重婚犯罪”的被告。 截止目前，我们“吃瓜群众”们所能够听、读、看到的关于傅晓田女士之“深厚背景”的“劲爆“瓜料”是所谓“扯上了正国级”，“证据”是中共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祖上姓傅。 更“劲爆瓜料”不是基于“姓氏考”，其牵涉人物之多，背景之复杂令甘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受众蛮多。两天里已经有十多个朋友在微信里鼓励笔者“你来说说看”？ 该“故事”牵涉人物众多，源头竟能扯到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在“毛主席纪念堂”二楼党国神社里供奉的党国领袖牌位里名列第三的周恩来。 话说当年，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周恩来夫人邓频超大姐早早牺牲了自己的生育能力，于是于1939年在重庆收养了“革命烈士”遗孤李鹏。李鹏在生母的督促下磕头拜见了养父母之后被带往延安，日后到莫斯科学习电力，回国后也长期供职电力系统。为自己的女儿李小琳日后成为“中国电婊”打下基础。 李小琳本人在电子系统起家于李鹏曾执掌过的北京市供电局，入职第一天就当上了团委副书记，虽然没有赶上习近平和王歧山等人的“工农兵上大学”的好日子，但生父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部长，养祖母邓频超已经是全国政协主席，如此背景令她高考落榜后仍然还是凭着本单位的“广播电视大学”的学历在“专业化”和“知识化”的干部鉴定中顺利过关，从此长期称霸中国电力。 名利双收之后的李小琳生活上也开始不甘寂寞，包养了一个黎姓公安大学教师并利用手中权力将这位“黎二爷”打造成香港富商。据说全中国的电价也因此每度上涨了一分钱。 李小琳满60岁从“中国电子一姐”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受习家大哥习近平的鼓励要为“一带一路”发挥余热，仍然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到香港与黎二爷享受生活，于是也寂寞难忍的黎二爷便动起了歪念头，居然用李小琳给他的“零用钱”在香港包养了凤凰名记傅晓田。 清楚知道自己事实上是在和电婊李共享黎二爷的名记傅自然也不愿意“一颗树上吊死”，于是在2017年前后利用“公务”机会向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对她彬彬有礼的秦刚频频放电，不久后取得成功…… 从那以后，黎二爷游子走于内地的电婊李和香港的名记田之间，名记田则在同时应付着黎二爷和秦刚的那几年里，把适婚年龄赔了进去。 2021年底至2022年初，相信秦刚“前途无量”的傅晓田把自己的未来押注在秦刚身上，秦刚则在与傅晓田商量备孕的同时，还要把自己家中的糟糠最后利用一把。电话指示在北京的发妻设法打通习主席的夫人彭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的关节……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傅晓田在美国住着黎二爷给他租住的洛杉矶海景豪宅里备孕，乘坐着黎二爷在美国租用的私人飞机到华盛顿受孕….. 让我们简历捋一下如上复杂的人际脉络：周总理收养的李总理为中国人们的电力事业培育出了一个电婊李，电婊李包养了黎二爷，黎二爷又包养了名记田，名记田又包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秦刚。贯穿了大半部中共党史和整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当如上这一切被黎二爷知道后，黎二爷绿发冲冠，把一切的一切全都抖落了出去，以至对这一切完全知情，但为了孩子已经下决心牺牲自己的发妻秦林氏想帮秦刚找补也为时已晚。 复述完如上“故事”后，笔者认为从“名利双收之后的李小琳生活上也开始不甘寂寞”一句往下，其中较为可靠的应该是秦刚拜倒在傅晓田石榴裙之下的起始时间，事实上远远早于她在华盛顿对秦大使的电视采访时间。因为这个起始时间的报料人是非常有可信度的香港名记纪硕鸣先生。 先声明一句，这里说纪先生是香港名记，是记者的记，毫无贬意。 和把傅晓田打造成名记的凤凰卫视一样，香港《亚洲周刊》也是中共大外宣重要杂志。该杂志的资深特派员纪硕鸣敢于以实名报料本身就是可信度很高的证明。 ７月２１日纪先生对外称，他与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有过接触。秦刚和傅晓田的暧昧早在2017年意大利驻北京使馆，向傅晓田颁骑士勋章的时候就出现了。 具体的时间是2017年6月12号晚，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里，傅晓田获授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嘉奖她对推动中意两国相互理解、及双边关系加深加强所作贡献”。 纪先生说当时秦刚以中共外交部助理部长的身份出席了这次活动。2018年，两人就好上了。随后由于秦刚无法兑现离婚的承诺，2019年两人一度分手，分手后，傅晓田曾威胁秦刚还到处去告状，中共高层圈内人都知道。疫情期间不知什么原因，两人和好了，据称秦刚还给傅写了承诺书……。 试想，连中共大外宣的重头记者都已经敢于公开见证秦刚和二奶傅晓田之间细节内容，秦刚怎么还有可能“复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夏天是吃瓜的季节。中共最近似乎有那么一点儿体恤民情的意思，配合今年这个极热的夏天，适时地给出了一个大瓜，几周来颇让全球舆论陷在吃瓜狂欢之中。 这个瓜的名字叫“秦刚失踪”。秦刚此人今年三月升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一跃从驻美大使成为当今最为年轻的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过，就任新职三个月之后，本来几乎天天在媒体上出现的秦刚自6月25日起却忽然不见了。这未免引起一些猜测，但大瓜是7月11日上市的。那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称秦刚因“健康原因”将缺席即将在印尼举行的东盟会议，改由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上一任外交部长王毅代打。悠忽这又过去了两周的时间，秦刚仍未露面，全球媒体争相追问“秦刚在哪里”的热潮还在延续。 纷纷舆论中的几个答案 秦刚在哪里？第一个答案是中共官方早先给出的，说是“健康原因”，那就算是“在医院“吧。相应地，有传言说秦刚得了新冠云云。不过，在中共那里，“健康”这个词的使用方法实在是太不健康了，那就是个烂筐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难怪人们对这个答案高度存疑。果然，几天之后，连说过这话的中国外交官们也懒得再去重复这个答案了，摆明了：秦刚就算在医院，那也不是因为“健康原因”。 也是从中国外交部的圈子里，迅即传出了第二个答案：秦刚因婚外情并有私生子而被中共官方审查。可是，这个答案也缺少说服力。谁都知道，婚外情、私生子这类事，在中共官员当中还真不是个事儿，倒不如说是蔚为风尚；没有因为这事儿被查的中共官员，只有中共借口这事儿要查的官员。 那么，秦刚是不是因为别的事儿被查，中共不过借口他的花花事儿呢？于是乎，第二个答案有了补充版，说秦刚的情妇是双面间谍。哈哈，这个瓜似乎最合乎观众胃口，简直超过了詹姆斯邦德007的故事：美女本是间谍，偏又做成了双料的，还降服了中共党国领导人中的明日之星，真该拍部大片滴！一时间，网路上有图片有视频，剑桥大学的冠名花园，华府楼顶的脉脉含情，吃瓜群众是不是大饱眼福呢？ 剧情至此，有了点儿当年薄熙来王立军大剧的味道了。曾记否，那个剧本里也有英国间谍，也有美女主持，而美女主持也在西方过着所谓上流生活？那股子浓浓的乍富气息与满满的虚荣浮华，那种全球无边界的中共权贵与西方权贵沆瀣一气又尔虞我诈，不正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追求吗？ 然而，习近平上台十多年来，不是一直在打击权贵、对抗西方吗？怎么秦刚的故事依然是薄王翻版呢？于是乎又有了第三个答案，这回扯上了路线斗争：秦刚亲美，被中共的亲俄派向习近平告发了。当然，其中必有派系角力和权力斗争，你看前任外交部发言人赵什么的太太的幸灾乐祸即可知一二，再看现任中共驻美大使面对相关提问时那个乐呵劲儿也许就可知二三了。那么，反美的习近平半年多前为什么决意重用亲美的秦刚？要解答这个问题，又需要一波新的说法。据说，从秦刚的官场两面派手法，到秦刚夫人自制月饼的家常手艺，那都是高超滴。至于秦刚的家世背景，更是给他挂上了但凡能够找得到的秦姓高级中共官员的关系，只差没说他是秦始皇的七十几代孙了哈。 什么？秦始皇不姓秦啊？那没关系，李铁映也不姓秦，还不是被说成了秦刚的亲爹？如此种种，恐怕都算不上是“秦刚在哪里”的答案了。反正是吃瓜嘛，吃瓜的时候就是天南海北，东拉西扯，乐趣不也在这儿吗？你要追问为什么中共这次没有严密控制舆论，这就又多了一个问题。 秦刚不自由，秦刚想吃瓜 总之，议论纷纷，此处难以尽述。“健康论”不成立，“绯闻论”不到位，“斗争论”没揭锅，只要秦刚没露面，中共不官宣，还可以四论、五论、八论、十论下去，这个瓜有得吃了。俺不避跟风，也给一个明面上的答案，不过似乎也是一个还没有说到但应该说一说的答案。问的是：秦刚在哪里？我的答案是：秦刚在不自由的地方。 这个不自由的地方，可以具体到留置官员的某个宾馆乃至秦城的某间牢房，但也可以泛指中共官场乃至整个中国。在中国，民众不自由，人们对此深有体会。但是，这也往往造成了一种错觉，很多人总以为，自己如果进入了体制，爬上了高位，掌握了权力，那就有了自由。正是针对这一点，我要说的是：在这个不自由的地方，你有钱、有权、有地位，都仍然不自由。秦刚在今年6月25日之前固然比之后有所谓自由，但那种“自由”不过是生理意义上的自由，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后者是在法律意义上和法律范围内可以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这样的自由，你们中共官员有吗？ 可悲的是，秦刚驻外多年，有在英国和美国不下十年的生活经历，应当知道一点儿自由的滋味，但是他仍然迷信权力所带来的那种假自由，不认识权利所产生的真自由。如今，在连那种权力所带来的假自由也消失了的处境中，不知道秦刚是不是在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在当驻美大使的时候滞留西方呢？反正都是吃瓜，咱们也不妨帮秦刚这么狂想一下：今年新年伊始，秦刚离任驻美大使的前夜，在美国华府突然失踪了！明明知道回到北京就要官升三级，大得重用，这秦刚他到哪里去了呢？这个时候居然“叛逃”，秦刚疯了吗？ 哇，这个瓜更大！可惜，对秦刚来说，这已经是水中月镜中瓜了。有道是，自由就像空气，有它的时候你不感觉到，没它的时候你找不回来它了。王立军毕竟是草莽起家，当年居然闯了一回美国领事馆；网络几度传言王岐山从中国跑了，那是因为有人替他惋惜当年也许能跑的时候却没有跑。如果年初秦刚跑了，他还会和咱们一起看关于他自己的新闻吃他自己的瓜呢。如今呢，只剩咱们吃瓜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023年7月13日，92岁高龄的退休中共高官阎明复在北京逝世。海外一些以自由民主为志业的人士纷纷借助社交媒体表示悼念，光传媒还为他举办了追思会。中国自由民主人士居然悼念中共高官，坊间有很多人对此表示费解和非议。 其实，中国自由民主人士有充分理由将一些中共体制内人士引为同道。我2009年出版《中共党内的自由主义：从陈独秀到李慎之》一书，曾系统疏理中共党内不绝如缕的自由民主力量，反思从中共第一任第一位总书记陈独秀到21世纪初的“胡赵余党”，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在晚年皈依自由主义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 媒体界学者杨继绳将这些在晚年回归或皈依自由主义的共产党人称为“两头真”人物，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这些“两头真”人物，经历人生三部曲：起初带着青涩真诚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和富强而投身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中共的胡作非为中随波逐流、丧失真诚、丧失自我，晚年大彻大悟、恢复真诚、甚至于回归或皈依自由主义。 这些共产党人在不同程度上回归或皈依自由主义，需要一系列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主要有三个。其一，他们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亲眼目睹中共所实施的阴谋诡计、所犯下的反人类罪、所进行的破坏、所造成灾难、所带来的倒退；其二，他们亲身经历中共专制政治、领袖独裁和连续不断的政治清洗，以及他们本人或亲朋好友遭受迫害、家破人亡的痛苦，对独裁领袖操控的绞肉机深恶痛绝；其三，他们有机会接触各种“异端思想”，包括被党斥为“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被党斥为“资产阶级思想” 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主观条件则是他们良知犹存、思考能力尚在，能够与变化的环境形成良性互动。 在当代中国涌现的中共“两头真”人物，有两个高光时刻和两次突破。一个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痛定思痛而实现政治和思想突破，积极投身“去极权化”和“思想解放”运动，揭露专制暴君毛泽东及中共的罪错、呼唤改革开放、倡导民主法制（法治），在中共党内形成包括中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内的温和派、开明派和改革派。另一个是在“八九民运”之中和六四屠城之后的政治和思想突破，勇敢地站到中国民众一边，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反对暴力镇压，倡导对话协商、倡导人权自由、倡导宪政法治。 阎明复只是“两头真”人物中的普通一员。阎明复一家两代人全部投身中共，却在文革中连同其父身陷囹圄、饱受迫害、父母双亡。他在文革后复出，官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对中国改革开放颇多贡献。在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中，阎明复挺身而出，作为中共改革派、特别是总书记赵紫阳的代表，殚精竭虑斡旋于中共最高层与抗议学生及知识界之间，谋求妥协未得其果而受整肃降职。 在六四屠城之后，阎明复所做的主要抗争是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借他全家所经历的苦难和不白之冤申诉中共的罪错。其他更为杰出的“两头真”人物在六四屠城之后站得更高、走得更远。被软禁的赵紫阳终生都不低头屈服，而且留下秘密录音展示他抛弃一党专政而拥抱议会民主的坚定立场。李锐、朱厚泽、鲍彤、李昌、李慎之、李普、胡绩伟、杜润生、任仲夷、许家屯、杜导正、谢韬、江平、郭道晖、何家栋、钟沛璋等一批德高望重或曾经位高权重的资深中共党人，或者笔耕不辍，有力抨击毛泽东及专制制度的罪恶、积极传播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或者奔走呼号，奋力纠正中共的弊端、促进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 对比中共“两头真”人物，习近平这一类顽固派平庸官僚彻头彻尾的虚伪显得特别丑陋不堪。习近平最初加入共产党，就是一场虚伪的表演。1953年习近平出生于特权环境中，其父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秘书长，并在几年后升任副总理。习近平幼年生活上享受高墙之内的高干家庭特供，教育上被送到为高干子弟开设的北京八一学校就读。但是好景不长。1962年习仲勋被指控为陕北帮反党集团的头目，借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被革职查办，遭受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 年仅9岁的习近平沦为“黑帮子弟”、“狗崽子”，心灵遭受严重创伤。他曾经反抗过，但反抗的失败塑造了他的终生虚伪。1966年文革之初，他自以为他也有资格投身革命。但他在红卫兵运动中很快就被收监，关进少年犯管教所。他不堪其辱，潜逃回家，却被其母齐心送回少管所。齐心此举不近人情，但她坚定认为这是保护家庭和习近平的明智之举。延安小朝廷建立之后，有一批来自殷实之家的女青年看好红朝前景，勇拿青春赌明天，背叛家庭而以小妾身份委身中共革命干部。齐心是其中佼佼者，深谙以曲求申之道。1944年齐心以18岁幼龄嫁给已婚中年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此后亲身经历延安整风以来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血腥历史，早已在世态炎凉中练就了特殊的生存之道。1969年16岁时习近平被送到陕西农村插队，他进行了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抗。他不堪其苦而逃回北京，又被北京公安抓到学习班再次受管教。其母齐心再次对他进行更为深入的劝导，习近平终于彻底认怂，认定反抗是下策，唯有逆来顺受、积极加入中共，才有翻身机会。于是他带着新的愿景返回陕西农村，将自己装扮成一个被彻底改造好的新人，埋头苦干，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于1972年加入共青团，写了10份申请书于1974年加入共产党。党终于接受了习近平所表出来的忠诚，习近平也就从此带着对权力无限崇拜，以献身于党、充当党的驯服工具换取统治人民的特权，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有意识地将他们父子在中共统治下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难，当成封官晋爵的政治资本。 1974年入了党并立即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并不真的要“扎根农村”。1975年他便通过后门入读与他的能力完全不相符的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基本有机合成专业。1979年毕业后通过后门担任与他的专业完全不相符的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1982年他再次通过后门空降到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以便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开拓更广阔的仕途。已经当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还专门写信给河北省委书记，要求特别关照习近平。当时过分趾高气昂的习近平在河北官场碰了钉子，从此又学会了韬晦之术，后来在福建、浙江等地当官时以谦卑姿态巴结能够帮助他仕途高升的上峰及中共元老，终于登顶中共党魁。 小人得志、入承大宝之后，习近平的虚伪表演也登峰造极。他早就丧失了良知和基本的真诚，不是运用他所得到的权力纠正和废止给他们父子以及广大中国人民带来大灾大难的共产主义极权专制制度，而是竭尽全力复辟和巩固这种邪恶制度，垂死挣扎、倒行逆施、无恶不作。所有大独裁者都是权迷心窍的魔怪，也都为了巩固和扩大其权力而编造自欺欺人的宏大叙事和宏伟目标。斯大林的宏大叙事和宏伟目标是建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并将红旗插遍全球，希特勒的宏大叙事和宏伟目标是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并优化整个人类，毛泽东的宏大叙事和宏伟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解放第三世界并将红旗插遍全球。习近平本是平庸小丑，却也依样画葫芦，在登基之后装神弄鬼、制造个人崇拜，将他装扮成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并且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民领袖”。 20世纪80年代，“两头真”的中共党内温和派、开明派和改革派，曾与中国民间的自由民主力量一起共同推动中国朝着开放、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共党内顽固派在政权危机时刻不愿顺应历史潮流放弃权力，而是不惜血流成河而大开杀戒，通过六四屠城打断了中国像苏联东欧一样结束共产主义极权党国的历史进程。六四屠城之后，诸多“两头真”人物并没有偃旗息鼓。他们审时度势，并没有与中共彻底决裂而当烈士，而是忍辱负重，前赴后继、坚韧战斗而寻机待变。可惜颜色革命迟迟没有破局、转型大潮迟迟没有到来，中共“两头真”人物和体制内外诸多自由民主人士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不断被沤烂。岁月无情，随着鲍彤和阎明复最近相继离世，本就花果凋零的中共党“两头真”前辈已告别历史。习近平等极权主义者重新激活极权机制和极权思想，正在肆虐神州大地、戕害中国与世界。已天下苍生为念的中国仁人志士急需调动体制内外一切潜在的社会力量，联手结束中共暴政、实现宪政民主转型。 （全文转自光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