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失踪，外交部发言人先是用生病搪塞，后来干脆拒绝回答记者的追问。显然，秦刚的失踪有蹊跷，内中原因无非是政治上“踩雷”，或品行方面“被抓包”。只要中共尚未给出相关说明，这件事至少说明，习近平的日子不轻松，不只是国际关系难处理，经济困境难解脱，连信任的高层官员也靠不住。究竟习近平的心境如何？笔者试作小析。 一、习近平的心思 习近平作为独裁者，当然不会在中共的全会或人代会上讲出心里的真话。不过，他对年青干部训话时，心理负担会小一些，那种场合他的讲话，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一下习近平的心境。 去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作了一个开班讲话。这种内部讲话，通常由秘书起草，但主要的意思要按照习近平的意图来写，成稿之后必须经过习近平审阅。这个内部讲话被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今年6月底刊登出来了。分析这篇讲话的内容，可以发现习近平最担忧什么。 习近平一开头就讲，“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了，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 这番话说出了中共官场的现状，共产党的干部想要权、只信“钱”，对中共的意识形态都是口是心非，而真正所爱的是西方国家，有钱、有情人，都往那里送。这种现状说明，中共的整个党政机器，除了习近平在乎党国存亡，其他官员都不在乎；一旦风吹草动，党国根基动摇，习近平的处境就会和撞景阳钟的崇祯差不多。这就是习近平最担心的事，怕中共干部不忠于共产党，最后中共象苏联共产党一样完蛋。 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点兴趣的人，可能都知道，习近平讲话中引用的那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是五代十国之一的南唐小朝廷最后一任君主李煜亡国之后写的。李煜在南唐灭亡后投降攻灭南唐的宋朝，被软禁期间，写过一首词《春花秋月何时了》，词牌名是《虞美人》，这首词流传千古，据说是李煜的绝命之笔，其中就有这一名句。 习近平为什么让秘书在讲话稿中用了一个亡国之君的临终哀叹，已不可考；我们也不必去管，这样的语句是不是对中共不吉利；但至少可以看出，面对一批中共的年青干部，习近平的如此讲话，倒是实实在在地展示出他深重的危机感和悲凉心境。 二、苏联绝命与南唐亡国 为什么习近平老是想到苏联垮台，又把苏联绝命与南唐亡国联系到一起？南唐国小羸弱，不敌宋朝；苏联乃地球上的超级大国，七十余年与美国抗衡，在美苏冷战中美国从来没有想灭掉苏联。那习近平的执政恐惧从何而来呢？其中有一个真正的原因，那就是，苏联实亡于苏共。中共的宣传机器始终不愿意承认这点，但习近平大概还是知道这一点的。 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政权，被本党同志弃如敞履，于是苏联绝命。如此命运，每每令习近平耿耿于怀，不免生出兔死狐悲的危机感。苏联共产党并不是被外敌直接打败的，没人去打它；苏共是被由苏共干部组成的国家议会（最高苏维埃）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完蛋的。正所谓，兴苏联者，俄共也；亡苏联者，苏共也。为什么苏共干部要灭掉苏共？其实原因很简单，想“跳船”了。而这正是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 那1991年8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国家大礼堂，苏联最高苏维埃为什么通过决议，“停止苏共的活动”？因为，之前苏共的一群高层官员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策动了政变，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但这些参与政变的官员没料到，他们遇到了莫斯科民众和军队的抵制。苏军坦克部队虽然奉命上街了，但面对支持叶利钦的莫斯科民众，苏军部队不愿意大开杀戒，而是偃旗息鼓，撤兵回营。 政变失败了，苏共中央在莫斯科的高层干部当中，多数人既没参与政变，也不愿出面反对政变，但政变委员会的高官们把苏共中央搞臭了。于是，当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面对如此处理苏共中央这个难题的时候，与会的最高苏维埃代表们通过了决议，“停止苏共的活动”。苏共亡了，苏联的亡国之日为期不远矣。 当时苏共的高层干部对此，都捶足顿胸、痛心疾首吗？这里引用一段戈巴契乔夫政府的总理雷日科夫当时评价苏联官场的话，大家就了解苏联亡国的真实背景了。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所以，当时整个苏联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觉得，够了，我们不想再这样没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了。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改变。”雷日科夫的话是实情，当时苏联人确实普遍认为，他们不能忍受这样一种充满腐败、充满谎言、依靠镇压的制度。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苏共党员当中88%认为，苏共不再有威信；有70%多的人准备退党。 三、昔日苏联、今日中国 苏联当年解体之前的大部分情形，早就在中国发生了。虽然中共镇压了“八九民运”，习近平上台以后又一再通过反腐败来清洗干部，同时加强国内社会的严厉管控，但习近平改变不了党心。当下，中共官场上的党心究竟如何？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那篇讲话中都描画出来了。 第一个特点，习近平指出，“腐败是最容易导致政权颠覆的严重问题”。习近平心里很清楚，中共干部都想捞钱，只是在习近平的政治高压下不敢动而已；只要政治高压一松动，整个官场马上就变成腐败遍地。所以，习近平最怕的就是，各级官员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腹诽频频，贪心不灭，而最可能导致中共政权被从内部颠覆的，就是官场的贪财之心；习近平的政治高压只能改变官员们的表情和空话，却丝毫改变不了官场众人那贪财的初心。 第二个特点，下面的干部都在应付差事，混日子，对上面的命令，都是用“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的做法，喊得很响，恰如习近平在讲话中所言，“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如此行为的真实动机，无非是在等待时机，一旦政治压力稍懈，官员们就额手相庆，把贪腐玩得象江胡时代那样有声有色。 第三点，习近平提到，中共的干部队伍里，有一大堆“胆小鬼，心怀异心、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床异梦的人”。这是实话，世人皆知。中共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中，有几个人的家族中没人拿外国绿卡、没在国外置产藏钱的？习近平心里一清二楚。海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报告十多年前就把名单一一列出了；只是习近平不敢按图索骥，去一一拿办，否则就“洪洞县里无好人”，“伟光正”的包装彻底碎裂。 高官当中还有很多人现在贪而无恙，这不就是“榜样的力量”吗？中共官员既然贪心不淡，而钱藏国内又可能导致送命，那么钱转国外就成了必然选择。正因为如此，中共各层官员当中，“心怀异心、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床异梦”的人，其实不是“一小撮、个别人”，而是大多数。焉知这大多数不会在中共进入困境和危机的时候，做出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类似的行动呢？那样的行动，于官员们的私利无损，所损害的不过是党国及其独裁领袖而已。 四、银行救财政，民众存款塞进无底洞 现在中国经济在持续衰退，而中共这个集权政府的指挥号令，出了中南海的红墙就成了“雷声大，雨点小”，这就是中国经济没救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经济没救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为了紧急抢救陷入深度财政危机的地方政府，采用了饮鸩止渴的昏招，其后患无穷，前景可悲。 中国的地方政府一直通过地方财政担保的融资平台，发行大量债券，总额已经达到近70万亿。如此庞大的巨额债务，地方财政已经还不起了。最近因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急剧萎缩，导致地方政府连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借新债还旧债”都难以为继。 而中共一直让银行购买地方政府的债券，变相地把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转移给银行去承担。中国5月发布的《2023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提到，2022年59家上市银行持有政府债43.7万亿元，占债券总额的七成；其中主要是六大国有银行承担了地方政府的债券。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几家顶尖银行正奉命给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提供期限25年的大量贷款，帮这些融资平台还旧债，这等于是让大银行给地方政府的烂账买单兜底，而且这些贷款前4年免息。 显然，为了眼下拯救地方政府的财政，央行不惜把国有的主力银行拖进了坏账泥坑。银行奉命送给地方政府的这些贷款，到今年6月底总额已经占地方政府巨额债务的将近八成，严重缺钱的地方政府将来注定还不上。这些钱来自银行的住户存款，相当于住户存款的半数，已经被中共塞进地方政府债务的无底洞，打了水漂。这些贷款注定会成为银行的坏账，可能导致中国的顶尖银行将来面临经营危机；而中国民众一旦发现存在顶尖银行的存款已经不再安全的时候，银行的末日就来临了。 之所以说，习近平让银行为地方财政的巨额债务兜底这种政策是昏招，是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国经济最后的支柱，而习近平的这个昏招，事实上是把财政危机转化成了潜在的金融危机；虽然短时间内地方财政喘了一口气，但银行系统却被送进了覆灭的深渊。 五、习近平的悲凉感 中共现在是一个虚胖的统治机器，面对现实的经济困难，其实束手无策。那习近平这个束手无策的独裁者，支撑着这么一个虚胖的政权，他当然会有很强、很深的危机感。其实，习近平的悲凉心境，也有他自身的能力问题。 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如果是从困难中上任，有机会推动改变，然后局面改善了，在这样的由难到顺的过程中，领导人可能积累智慧、提高能力。中国人往往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却忽视了其中的大环境变化和领导者个人的历练过程。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在由难到顺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和能力的。 而习近平则完全不同，他是从顺境中接位，然后整个局面不可避免地一泻千里，那他的施政就是由顺到难。在这个过程中，他很难从成功当中吸取到有益的经验，只会积累下越来越多的恐惧。何况，在中组部栽培他步步高升的过程中，习近平任职地方时唯一需要的是“积累资历”，而不是做出政绩。因此，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期间，无论是在福建、浙江，还是在上海，他基本上是个“不粘锅”，地方上的所有麻烦，他能躲就躲，自然谈不上处理和解决难题的能力了。 待到习近平到中南海就大位之后，上任伊始，中国经济上的泡沫还没完全暴露出来，经济运行表面上还比较顺利，所以习近平完全没想到快要克难了，更不懂如何克难。习近平任期的第一个五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打击政敌方面，特别是为了打破江泽民时代建立的军权结构、把军权抓到自己的手里，用反腐败为名，抓了一大批将军，改变了军队的指挥系统。 等到习近平任期的第二个五年，经济问题才陆续出现；直到他的第三个任期开始，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整体经济一蹶不振。就经济决策层面而言，习近平的执政之路，实际上是由顺到难，越走越难。他原本就不懂经济，也没在地方历练中学到什么。那现在的经济困境，来得比预期早，范围比预期广泛，困难比预期深得多；而最关键的是，中南海除了病急乱投医的昏招，拿不出有效办法走出经济困境，而已经用上的昏招，诸如用今后的金融危机来替代当下的财政危机，则只会加重中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危机。 因此，习近平面对当下和今后的中国，他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其实是命中注定的。既然中国的命运现在“定于一尊”，那么，中国的前景似乎也已经看得见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的热点新闻太多了，一会儿外交部长失踪，一会儿火箭军司令被捕。所以大家都把最重要的新闻给忘在了脑后。这个新闻就是随着政法委书记炒作隐蔽战线，习近平的间谍法等等一系列操作，就落到了实处。 外交部长失踪，火箭军司令被捕，都只是共产党内斗的小插曲。全面推行特务统治和对外间谍战，才是小习同志的一步大棋。这是小习同志面临着无法解脱的内忧外患，不顾历史的教训而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能把他带上水面，还是带下水底，还不一定呢。先抓住再说。 现代通常的间谍概念，就是偷情报杀人。而中国传统的间谍概念，从孙子兵法那个时代开始，就是以政治间谍为主。间在前谍在后，挑拨离间把人带到坑里去的工作是第一位的。这正是中共成功打败对手的诀窍。当年太美国化的国民党和现在的美国，当然就不是古老智慧的对手了。 但是间谍活动，有很大的副作用。这就是破坏信用，导致对抗。在内部则更严重，信用被破坏之后人人自危，人心惶惶。自己人无法合作，是导致失败的最重要条件。所以善用特务是古今中外的通例，隐蔽而又有节制是避免失败的法则。小习同志干啥啥不行的又一例证，就是公开号召大家都来支持隐蔽战线。这和掩耳盗铃有异曲同工之妙。 共产党历史上的间谍活动成功的例证太多了，捡大的说就是西安事变。周恩来的特工引导张学良兵谏，抓捕了当时的最高领袖，从而维持了中国的内部分裂状态，给日本侵略创造了条件。这不但救了面临绝境的中共，而且救了面临两面作战的苏联。如果日本按照约定两面夹击，苏联必败，美国也不一定会参加必败的战争 — 同盟国难以取胜，世界将是另外一种格局了。 但这个成功的间谍工作，是在十分隐蔽的状态下进行的。不但公众，就是中共内部，也是在几十年后才渐渐看到一些影子，至今也未必了解全部内幕。美国情报精英们更是闻所未闻，任由中共的政治间谍们肆无忌惮地疯狂活动，还美其名曰言论自由。 现在美国政治家和情报精英们醒过味儿来了，开始限制中共政治间谍的活动。中共的情报官员们也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他们自相残杀，急功近利没有了规矩。导致效率急剧下降，无法给习近平愚蠢的外交操作，带来预想中的帮助。 对内就更不理想了。习近平的骚操作导致内部离心离德，官员们的忠诚度急剧下降。最近抓了外交部又抓军队，负责抓人的情治单位也遭到大清洗。这个内部混乱已经超过了俄罗斯的普京同志，大有四人帮倒台前的局面。怎么解这个套呢？小习同志没什么头脑，能想到的就只有特务统治了。 这可就难为了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外交和情治单位的隐蔽战线一代不如一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就有大的改观呢。可习近平现在急着用你，你不干可就是秦城监狱的干活了。怎么办？好办。甩锅是现代通用技术，把责任推给大家支持不够，是一招金蝉脱壳之计。这就有了公开号召大家都来支持隐蔽战线的奇葩政策。 但也不能认为这一招没什么效果。中共对内对外的隐蔽战线，在这个政策的督促引导之下，必将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地搞各种破坏、误导、诬陷的工作。民运和美国的朋友们，以及中共内部的许多人，对此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否认对他们部长秦刚的“流言”就证明秦刚“出事”说已被当局默认。虽说养情妇、包二奶在中共官场里已经是司空见惯，但事情坏就坏在秦国委不但有私生子直接诞生在美国而且还被情妇在公共社交媒体上以“秦二世”的名字主动曝晒，令当局即使想替他遮丑也都无计可施。 我们本专栏上周五播发的《“六四绿卡”是否为易纲的政治污点？》一文中顺带提及了已经被中共政权雪藏了二十多天的秦刚、秦国委如果仅仅是新冠复阳的话，那么总有转阴康复的一天，但如果确是是阴沟翻船的话，官场上还阳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截止目前，中共官方对于“秦刚去哪了”的最新表态已经不是外交部发言人上周五汪文斌先生的不置可否，而是本文截稿前刚刚发生的外交部另外一个发言人毛宁女士的拒绝回答。《看中国》记者苗薇的综合报道《秦刚恐怕凶多吉少？毛宁面对4名记者询问三缄其口》中记录：北京时间本月17日（星期一）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先是宣布美中气候变迁特使凯瑞与解振华的见面消息，但紧接着她就面临今日最难解答的问题。首先关心秦刚下落的是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要求毛宁提供有关秦刚的现况，她只回答:“我没有可提供讯息。” 接着又有另一名外媒记者提到外界传出有关秦刚遭约谈的消息，毛宁则回:“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 中间有其他媒体询问有关赖清德出访可能过境美国及新西兰总理关切台海议题后，又接著有两名其他记者提问秦刚。其中一人直接问，秦刚还是中国外长吗?毛宁回答:“建议你查阅中共外交部网站，没有其他更多讯息。” 另一名记者追问，秦刚的健康问题是否影响中国外交？毛宁说：“中方的外交活动都在正常进行。” 如果说上周五汪文斌的“闪烁其词”还不能百分之百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今天毛宁一句“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等于是公开披露了她已经接到过上级关于对于秦刚“出事”的外界报道不需要“辟谣”的，或者说不要直接给予否认的指示。 到此为止，”秦刚“出事”事实上已经被中共官方实锤。至少是不予否认。剩下的问题也显然已经不是习近平是否会对他进行处理，而是以何种方式，以何种程度处理。 关于秦刚将被“整肃”的原因，有部分评论人士不认同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发现在先，而是“政治问题”导致“生活作风问题”败露。比如法广的相关报道中引述学者傅志彬说：“一般来说，中共体制内不会因为性关系混乱下台，而是因为政治问题以搞性关系混乱之名被下台。” 再比如毕汝谐发贴说：秦刚案就是外交部内斗，陈毅女婿王光亚嫉恨秦刚火箭升官，抓住秦刚与傅晓田的花事硬说傅是双面间谍，要秦刚交代清楚傅躲起来了，秦刚跳进黄河洗不清，就这么完蛋了!有一回，傅晓田在联合国采访一个黑人政要，秦刚竟然以驻美大使之尊陪同三个小时，太不正常了，从此秦刚就被人家盯上了。 蔡霞立刻发推反驳：“不信。王光亚早就是外交部副部长已经早退休了，他有必要嫉妒不满秦刚火箭般直升吗？全世界都知道张高丽被彭帅公开指控始乱终弃，习近平中共党包括张高丽本人都厚着脸皮，就像没这事一样，秦刚会因家外有家就被纪检委大义灭官？ 以绯闻掩盖见不得光的事，以绯闻转移人们视线怕才是习朝真正的企图所在。” 这样的类似评论内容还有很多，而且大都是出自知名评论人士之手、之口。而笔者则认为持这种看法者似乎没有从“纸包不住火”的角度考虑问题。那就是秦刚从政治角度本无问题，但无论是习近平还是其他—-比如王毅等是否想保秦刚，都是为时以晚，因为傅晓田女士的太过张扬，在截止她“失踪”的今年4月10日之前，对他和秦刚关系的特殊不但毫不掩饰，而且是近乎直白地告诉自己的粉丝们她在美国产下的儿子名叫“秦二世”。 关于秦刚和傅女士有一个美国籍私生子的事情无需在这里详引证据，本文读者和听众们若有怀疑者，建议上网找出《傅晓田的儿子是秦刚的，证据和推断都在这里，你们认为机率有多大？》等文章一读，就明白笔者为什么说“纸包不住火“了。 孩子是在美国洛杉矶出生的，傅女士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晒出的名字是Er-Kin。这是否就是这孩子的出生纸和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原名？笔者相信是。 而使用这几个字母的用意再明显不过。Er 是中文二字的拼音，寓意“二世”。而”Kin”的别出心裁，只要听听完全不知道中国大陆使用的汉语拼音的讲英文人士是如何拼读中国大陆姓名中的“Qin“或者”Qing”，就会瞬间领会出傅女士的良苦用心。在美国的完全不知道汉语拼音的英文人士无论是读“Qin“(亲、秦……)或者”Qing”（青、晴……），都只会发出“Kun”的音，听上去就是昆明的”昆“。 这就是为什么傅女士在给儿子取名时考虑到暂时不能直接用”Qin”的前提下，才使用了美国人读秦刚的姓氏时的最为接近的发音“K”。 至于大多网评都把Er-Kin直译成“秦二”，笔者认为似乎不符合傅女士或者傅女士及秦刚两公婆的本意。她或者说他们两人表面上用的是汉语里“二”字的拼音，但目的是要表达“秦二世”之意，只是她或者他们两人没有敢直接使用“Jr”而已。而直接使用”Qin Jr.” 或者“Qin Ⅱ”的话，那么当然就可以直接翻译成“秦二世”了。而使用“Er-Kin”,应该是隐喻地,或者说是俏皮地表达了”秦二世“的意思。 分析到此，笔者想到不妨套用一下中国大陆知名网红李雪琴的一个段子：在洛杉矶某医院的产房里，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年产妇用手机向“远方”发问：“官人，医生问如果难产，保大还是保小？”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保密!” 说起来，未婚女子若和有家室的男性，特别是有家室又是显赫公众人物的老年男性诞下私生子女，都会千方百计藏着掖着，生怕被人知道，而傅女士恰恰相反，是生怕外人不知道。无论她如此行为的出发点是什么，结果是害惨了秦刚本人，更害惨了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委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才三个月就无法再继续使用，习近平他能不恼火吗？ 习近平上台之后先后多次主持制定又修定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 从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应当视具体 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另外，秦刚身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副国级干部，同时也要受《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约束。该条例之二十九条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一）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包养情人的；（四）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事情的关键在于，秦刚的问题早已经超出了所谓“道德败坏”、“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一般范畴，不但是搞出了“人命”，而且还在中美关系空前敌对的当口，和情妇一起让他们的私生子一出生就成为美国公民。 笔者最不能认同的就是外界许多评论人士都拿张高丽的事情和秦刚作简单类比。殊不知，首先两人级别不同，张高丽虽然退休但仍然还是享受正国级待遇。其次，也正因为张高丽早已经退休才被彭帅揭发，虽然影响很大但就因为张高丽本来已经不在前台所以中共官方为此保持沉默很容易操作。再次就是女方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披露出来的内容，彭帅与傅女士的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当年彭帅发出的的那孤单一贴一露头即被及时处理，而傅女士陆续发出的那样多的东西，令中共当局即使想采取措施“消毒“也为时已晚，而且只会起到越描越黑的负效果。 其实，如果傅女士与秦刚之间一直都是只有私情但没有私生子，那中共当局用对付彭帅的办法对付傅女士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届时端看傅女士是否像彭帅那样识时务。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的傅晓田之所以那样高调地在社交媒体上暗示自己是为秦刚秦国委生了一个天然拥有美国国籍的“秦二世“，似有”逼宫“之嫌。所以说，单单一个傅二奶事小，闹出了“人命”，生下一个天赋美国国籍的“秦二世”来，事情就大到难以收拾了。 分析到此，笔者虽然不能否定外界关于傅晓田是因为”双面间谍“才被“失踪”的说法，但应该也有“双面间谍”和其他政治原因的说法全都是无中生有，傅晓田被“失踪”仅仅就是一个对外暴露了她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生下私生子这一个孤立原因的可能性。 分析到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国祖宗马克思也是有私生子的。前几年有中国大陆境内文章介绍并评价说：马克思家的女仆叫Helena Demuth，她不仅是马克思和燕妮的仆人，也是他们一生的朋友。在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跟随马克思和燕妮辗转流浪各地，并无怨无悔的照料他们一家的生活。在马克思逝世后，她搬到恩格斯处，协助整理马克思的历史文献，包括未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等珍贵资料。 在1851年，Helena生下一个孩子，叫Freddy，很多学者认为，其生父正是马克思。有人说其依据是“马克思请求恩格斯替他收下他私生子的那封信现在还在莫斯科博物馆”甚至Freddy本人也曾多方打探自己的身世，并且愿意相信自己就是马克思的儿子。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貌似还没有最终定论。但或许有必要多说一句：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无疑是伟大的，但同时马克思也是普通人，且是比我们更加开放的欧洲人。即便确有其事，也不应该被无限放大。毕竟，没必要将马克思完美化，也没必要通过私事将其丑化。我们真正该看重的，应该是他思想的真义与价值，和它带给世界的思考。 所以，习近平在的中共二十大之前，仍然还是强调遴选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成员“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来衡量”。秦刚是数百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符合标准者之一。 问题是，马克思当年的私生子被恩格斯认了， 那秦刚的私生子呢？也找人代认？ 笔者倾向于相信无论是秦刚本人还是中共当局都曾设计过补救甚至是瞒天过海的措施，但最终于事无补！ 而秦刚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与傅晓田女士通奸并导致其怀孕，从此留在美国从孕初到生子再到生子数月之后才返回中国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发生在美国，美国政府和美国情报部门都一无所知？ 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没有炒作秦刚与傅女士的事情，中共当局在知道了刚刚任命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居然有一个非婚生的美国籍儿子，应该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前文介绍过的习近平上台之后先后多次主持制定又修定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的第六十六条是：“ 在涉外活动中，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另外，中共当局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第三条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本人婚姻和配偶、子女移居国 (境)外、从业等事项……；本规定所称“子女”，包括领导干部的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 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规定所称“移居国(境)外”，是指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 该规定中要求“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那么“秦二世”今年1月时还没有出生，秦刚不算违规。 但是，该规定中还具体说明了干部“考察对象”，或者所谓“后备干部人选”，“在拟提拔、拟列入时，应当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那么秦刚在去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显然是在明知自己的二奶已经怀上自己的孩子在美国洛杉矶待产的情况下没有如实向“组织上“说明。后续的分析，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6月25日起，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就消失于公众视野，至今已经三周多了。中国是个大国，眼下又是外交旺季，秦刚隐身如此之久，这实在是极不寻常的，必然引起外界种种猜测和联想。在7月14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问到秦刚的情况，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低头不语，沉默近20秒钟，最后还是没回答问题。 按说，外交部是最善于用外交语言回答各种棘手的问题的；按说，汪文斌事先就应该料到在记者会上一定会有人提出秦刚的问题，因此理当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标准答案。可是在现场，汪文斌却居然沉默无语。这种沉默真可谓意味深长。它无异于承认有难言之隐。汪文斌的沉默实际上否定了他在三天前说的秦刚无法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是“因健康原因”，因为如果真的是秦刚身体有恙，汪文斌就会立即答复而不会沉默了。此时无声胜有声。汪文斌的沉默实际上是明确的暗示，秦刚出问题了；而到现在为止，习近平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置。 就在上周，社交媒体上疯传秦刚与香港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傅晓田有不正当性关系，还有一个私生子，甚至卷入间谍案，已经被中纪委约谈。对于这些传言，我们很难判定其真伪。不过就从网上流传的秦刚和傅晓田在华盛顿的访谈视频，很容易使人疑心两人有著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尽人皆知，在中共高级官员中，有婚外情的比比皆是，有私生子的也不在少数；包括习近平本人，早先也有他在福建期间有情妇的传言。香港的铜锣湾书店事件就是因为出版了习近平的这类故事而引起的。从表面上看，中共似乎比别的政党都更强调党员的私德。《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因为中共不是靠选票上台，中共没得到人民的授权。中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共是自我授权。因此它必须自吹自擂，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宣称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宣称其党员——更不用说高级干部——在各方面，包括在私德方面，都堪称典范。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必须摆出对其党员的不正当性关系零容忍的立场。 这当然只是表面文章，由于共产党对权力的高度垄断，实际情况是完全相反的。但是表面文章却不能不做。这就意味著，如果有哪个高级官员的不正当性关系，以很难否认的方式曝光，以很难控制的方式流传，最高当局又很难强行禁止，那么这个官员就会倒楣了。更麻烦的是，秦刚连升三级，一下子就成了外交部长。这显然是习近平大力提拔的结果。身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要知人善任。如果到头来习近平不得不惩治他亲自提拔的秦刚，那么习近平个人的权威也势必会受到损害。 现居纽约的作家毕汝谐，2021年12月发出他从他的北京哥们那儿得到的消息，说刘亚洲上将被抓。这事后来得到证实。日前毕汝谐又告诉我们，“哥们说：秦刚案就是外交部内斗，陈毅女婿王光亚嫉恨秦刚火箭升官，抓住秦刚与傅晓田的花事，硬说傅是双面间谍，要秦刚交代清楚，傅躲起来了，秦刚跳进黄河洗不清，就这么完蛋了！有一回，傅晓田在联合国采访一名政要，秦刚竟然以驻美大使之尊陪同三个小时，太不正常了，从此秦刚就被人家盯上了。” 毕汝谐转述的情况是否属实，现在还很难断定。但是有一点看上去比较靠谱。那就是秦刚这件事确实很可能是源自中共高层内斗。因为网上疯传的那些关于秦刚的资讯，既不像是境外的记者，也不像是国内的民间人士捅出来的。这摆明了也是对习近平不满。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对秦刚做出处置，因为习近平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秦刚不比张高丽。且不说张高丽原来官更大，因为张高丽早退休了，不露面是正常的。秦刚是现任的外交部长，不可以老不露面。外交部长这个角色不能老空著，所以这事不可能老不做个决断。我们大体上可以说，秦刚凶多吉少，习近平要保早保了，不会任凭事态延烧到今天。秦刚很可能从此在政坛销声匿迹。习近平则会很难堪。 （※作者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年初，美欧日等国的投行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象坐过山车，莫衷一是。但最近两个月，美国金融界与商界一致信奉的《华尔街日报》接连发布有关中国的各种利差消息，从中国地方债、房地产市严重萎缩直到外资撤出，再到经济增速，无所不包。加上高盛7月上旬公布的研究报告称2075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二，认为印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投资宝地正成为国际投行界的多数看法。 印度成为西方眼中的第一投资宝地 美国高盛的研究报告宣示，到2075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而美国将下降为第三名，届时印度的GDP总量将达到52.5万亿美元，比同期美国的GDP总量高出一万亿美元。这份报告的主要负责人印度经济学家桑塔努·森古普塔（Santanu Sengupta）还解释了原因：印度的人口——印度最近以14亿人口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最好的。除了人口优势之外，资本投资预计也将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印度优势例如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已经成为现实：印度人口被预测将在2023年超过中国，同时印度的人口结构比中国要更健康（相对年轻化）。但52年之后的GDP总量预测，基本可以忽略，因为对如今的高科技时代来说，半个多世纪实在太漫长了。 在印度急起直追之后，中国方面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中印两国的长项与短板，其中一篇《快速窜升的印度制造业，对中国实际威胁多大？》做了相当实在的分析。这篇文章写作之时，还未发生郭台铭撤资印度之事，因此未谈及印度对外资的法律使该国成为跨国公司的坟场，也未谈及印度劳动力素质（产品合格率低）、工会力量强大（中国没有工人自己的工会）等因素，纯粹只是产业分析，应该说中国与印度各有所长。 那么，这么多外资齐刷刷地看好印度而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 中国面对印度竞争压力的反思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年度《2022世界投资报告》，2021年印度实际吸收外资高达820亿美元，中国为1,734亿美元，约为印度的1.8倍；《2023世界投资报告》称，2022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增加了5%，达到1891亿美元，居于亚洲地区首位，投资大多来自欧洲的跨国企业，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报告同时指出，中国仍然是该地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印度联邦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部资料显示，2022-23财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22%，至46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外资来自几十个国家，其中美国资本赴印投资总量仅次于新加坡，位居第二。 尽管中国仍然保持亚洲第一吸引外资大国的地位，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经济体量是印度的5倍左右，这个数字反映了印度吸引外资的势头很迅猛，因此中国非常在意，加强了印度经济的研究，并开始总结自身的缺陷与印度的短板——中国宣传部门的职责是文饰太平，但经济部门职责是全国饭碗所系，不能自个哄自己。 近些年来频频传出外国产业链离开中国的消息，其中不乏如苹果、东芝等行业领军品牌；还有逐渐将生产链的重心转移到国外如三星、亚马逊、乐天、Uber等外企。这些企业在中国即使还有未完成的专案，“去中国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之中。苹果的主要生产商富士康撤出中国，对中国震动尤其大。中国方面开始反思总结，认为主要原因有三方面：吸引外资的政策不力（税收高，以国家安全理由打击外资资讯产业），成本上升（尤其是人力成本高涨），中美交恶。 上述三方面原因当中，政策一项是中国政府可以调整的；成本上升则相对困难，但还有通过减免税收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调整馀地。只有中美交恶带来的世界产业链重组，背后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国际利益格局大调整，中国除了因应之外，并无他法可想。 中美交恶，美国围绕“去中国化”进行产业链重组 近几年，中美两国冲突频发，中美关系进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尽管美国多次声明“不会与中国脱钩”，“脱钩不现实”，但政策导向是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美方走棋的第一步，就是在疫情来袭时提出“近岸外包”（near-shoring），取代原来把订单转移到中国等地的“离岸外包”（off-shoring）；以降低产品供应链的脆弱程度。就地理条件而言，拉美国家是美国实行供应链近岸转移的天选之地，墨西哥与美国为邻，美墨供应链“近岸外包”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由于工人熟练程度与社会治安等原因，从川普总统任上开始的墨西哥近岸外包，历经拜登政府两年仍然进展蹉跎，目前这条供应链正在略显艰难的磨合形成过程中。 近年来，随著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拜登政府努力推行“印太战略”，开始考虑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友岸外包”，构建东西并举、两线并行的供应链同盟体系就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在“美国后院”拉美，拜登一直努力拉近南美国家的关系，力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除墨西哥外，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例如由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和巴拿马组成的“民主发展联盟”向美国自荐，称其是美“近岸外包”的理想选择，可参与泛美外包供应链体系。 但对中国制造业形成更大威胁的，是美国有意在中国周边打造平行供应链体系的意图。“印太经济框架”将供应链韧性纳入其四大支柱之一，很清楚地展示出显示出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蓝图。这一框架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在不包含关税豁免和市场准入谈判的基础上，希望亚太国家接受美方高标准的贸易安排。但除了印度之外，其他亚太国家基本是观望态度。2023年3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会上的讲话表现了这一点。李显龙建议，亚洲国家从三个维度加强合作以应对当前挑战。一是继续促进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关系；二是亚洲各国深化彼此间的合作，建立紧密、相互交织的关系网，加强彼此依存度、增强区域韧性。三是亚洲应该一直保持开放，在促进亚洲各国合作的同时也应与欧洲和世界各国加强联系。 这个谈话虽然面面俱到，但显然将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放置于重要地位。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李显龙在峰会开幕时的讲话其实代表了亚洲各国的真实想法：不要让东南亚各国选边站队，他说，“我们想和两边都做朋友。但是要主动避免选边站，实际上是主动要求不被迫选边站。”亚太国家在“鹰”与“龙”之间不肯选边站的表态，实际上是缘于世界力量格局正在由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转变为多极世界，这种情况让华府政治圈感到焦虑。 印度与中国在吸引外资上将面临长期竞争 最后回到印度与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变化这一话题上来。 美国是世界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总部所在地，这些公司与高盛等对各国信用的评级，会对国际资本流向发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美国的去中国化产业链重组会对中国产生很大压力。但产业资本转移与风投资本不同，产业链的重置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资本承接国的技术能力、法律环境、基础设施等都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 因为上述原因，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推出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排名，中国排名全球31名，印度排名63名，这一报告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依然明显好于印度。2022年12月，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何印度不能取代中国》（Why India Can’t Replace China）指出：如果印度不解决“投资风险过大、政策内向性过强、宏观经济失衡过大”这三大障碍，或将错失跨国企业的投资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确实道出了印度发展经济的瓶颈。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最近视察江苏，网上传出他内部讲话的部份内容，最奇葩的是为中国人如何做中国人“指明了方向”。他说：“说中国话、吃中国食、穿中国衣、用中国货、在中国游、过中国节、购中国物、有中国脑、安中国心、想中国事、守中国礼、做中国人！”。 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恶劣的中文，没有之一。 做中国人有那么重要吗？做人最重要的，一是做一个好人，二是做一个有用的人，三是做一个能自我实现的人。能做到这样，不做中国人又如何？相反的，你把习近平的十个要求都做到了，但你却做不到一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那你做什么人都没用。 你做中国人，能不说中国话，不吃中国食，不穿中国衣，没有中国脑，不安中国心吗？这不是要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习近平要求才有的。说这么多，都是废话。 再说，做中国人，只能用中国货、在中国游、过中国节、购中国物吗？你穿一件外国生产的衣服，去外国旅游几次，过一下圣诞节、买一点外国货，你就不是中国人了吗？ 至于安中国心，想中国事，守中国礼，那都是划地为牢自我封闭的生命哲学。对世界多一点兴趣，多了解别人的长处，多与各国交往互通有无，就会误入歧途？ 这一段话之无聊、浅薄与恶俗，真是当今中共党文化的代表作。内涵空洞，表述下作，无聊当有趣，废话作真理，他这样说，证明他这样想，证明他的思想方法仅止于此。 虽然并非官方正式公布的文字，但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诸如此类的文字，现今在中国的官场和传媒上，真是满坑满谷，泛滥成灾。 前不久中共出台了一个网络安全规则，有“十个坚持”之说，包括“坚持党管互联网（网路），坚持网信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治网之道、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用得好是真本事、坚持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等等。 一个正常人会这样说话吗？十个坚持那么多，其实都是“党管互联网”。莫非党管了互联网，还不能走中国特色的治网之道，还不能统筹发展和安全？还不能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连“用得好是真本事”这种屁话，也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昭告全国？ 中共的党文化，越发走向浅薄化、庸俗化、脸谱化，习近平作了表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共当中国人都是无知群氓，要灌输最幼稚浅薄的东西，去弱化他们的思想。 习近平以下，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各宣传机器和大中小学，都用这一套党文化去凌驾民间思想，在大陆形成一种浅薄化、庸俗化与脸谱化的文化氛围，消灭具有开创性、思想深度与生动文风的语言，民族的精神文化已堕落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中国人并非没有观察与剖析社会现象的能力，也不缺独特的看法与鲜明透彻的表述，看看网上帖文就知道民间大把高手。普通人一句闲话，往往把伟大领袖逼到墙角，让各级党官落荒而逃。为何习近平还要用如此恶浊的中文来荼毒中国人？ 将中国语言文字浅薄化、庸俗化和脸谱化有利于洗脑，越浅薄越接受洗脑，越洗脑越浅薄，长此以往，中国人失去辨别思想与语言优劣的能力，陷落在党的话语系统里不能自拔。 当中国人的思想都浅薄化脸谱化，就容易统治与管控，容易挑动群众斗群众，越是没有个性，就越有党性。 中国人的思想与文化都庸俗化了，就更容易改造，人人都放弃自尊与自信，做党文化的奴隶，变成党的驯服工具。 中共长期致力于消灭地方语言，以普通话凌驾方言，戕害地方文化的生命力，以党八股的空话、套话、谎话、鬼话，去蹂躏各民族与各地区的民间文化，把中国人塑造成没有独立灵魂的政治工具。 老毛那一代就善于利用通俗口语解释政策，老毛周恩来林彪都是聪明人，能将奸狡的思想与战略用生动的民间语言表述出来，以此统领庞大的工农兵队伍，至少那在打江山的年代还是有用的。 习近平想学老毛，可惜智慧太有限，知识系统破碎，思想浅薄，缺乏基本的文采，习式文风是五千年以来最低俗的表现。中国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从抗拒习式文风做起；香港人要维护香港价值，也要警惕中共党文化的侵蚀。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在工业化前，人类的资源有限，但同时又要面对自利人性，如果没有一套政治架构可以提供社会秩序的话，人类社会都会陷入部落式的杀伐，你争我夺，只为活命。人命如草芥，朝都不保夕了，谈什么自由，谈什么繁荣？但正因乱世的后果太严重，所以不分东西，人类社会在一阵战乱后，一定会有相对稳定的政治架构出现。但人类社会采用何种架构，不一定会万流归宗，政治体制的选择，并不是天命注定的结果，有诸多的可能，比如说，中国在秦汉时发展出了帝制，而日本和欧洲却在黑暗时代后，变成了封建。 帝制和封建很大的一个差别是权力的分封。中国只有皇帝独享权力，朝廷和州郡县这些官僚组织，都是皇帝的办事员。中国有贵族，但没有欧洲那种血缘世袭。血缘世袭的贵族，对君王点头，承认主权，但比较像是同僚，而不是中国式的君臣关系。贵族“家族”的力量如果大到不可收拾，会回头过来影响政府治理，所以从始皇帝以降，入主中原的历代王朝，也许会有短暂的分封侯爵，如明初的燕王，或是清初的三藩，但最后皇帝都会把权力收拢，削减贵族力量。因为历朝历代，都会走向这个结局，也许，我们该认定，前工业化的中国社会，帝制，而不是封建，是均衡而相对稳定的政治架构。 为什么不是封建呢？封建社会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人生而有一定的位置，在位置里各司其职，社会稳定，正义得保，人也不致朝不保夕。但这个各司其职的封建制度，有规模的限制，在欧洲，也许一个国王，面对上百的贵族，加上数万的平民，可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但放在中国，天下一统后的中国，这个数量级，就要百倍了。大本身没有问题，今天的美国也大，但如果大到皇帝没有办法协调上万个贵族家庭，资源没办法拿丰收补饥荒，那天然的灾害，就会被放大。中国历史上的天灾造成的人命伤亡，又多又大，也许不只欧陆的百倍。所以虽然帝制的中国，一样也有治理的问题，但一条鞭下的帝制，至少比封建贵族的相争斗，来得容易多了。 所以“大”一直是中国的问题。其实在美国发明共和联邦之前，“大”一直是个政治治理的问题。你看俄罗斯的今天，还在承受国家巨大而治理不行的结果。 共产革命来到中国，在很多层面上，是把封建重新引回了中国，只是穿上了社会主义的皮而已。革命的一整个世代，变成了血缘世袭的贵族。不要小看“家族”势力增大对国家治理的影响，西班牙，以及其殖民的拉丁美洲，都还在贵族家族权力勾结造成政治腐败的阴影里，一直没办法追上英美系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旦贵族进入权力分配的游戏里，自利的本性，会战胜精英青史留名的野心，而把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弃之一旁。没有国，而只剩家了。这个“家族”自我繁衍的特性，非常强大。每个开国的中国皇帝都知道，连罗马教会都知道。天主教教士之所以被要求禁欲，不得婚配，正在于教会要切断基因的连结，不要让血缘变成主导教庭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放在所有红色贵族之上，暂时的把中国留在帝制里。但邓之后强调的集体领导，很自然地让血缘变成中国政治里最重要的关系。几百个开国家族，实质掌控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马云这种突起的企业家，没有红色血缘，连姻亲都没有，从一开始就注定只是棋子。阿里巴巴的权力，共产党说收就收，马云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但这个血缘统治中国的走向，碰到了历朝都有的问题，封建制度不适合巨大的中国。腐败造成的政治、经济问题，一个个浮现。这些共产党红二代、红三代，眼里只有自家人，没有中国，更没有社会主义。哪一个红色贵族家族，没把钱，甚至人，放在海外？ 所以习近平的定于一尊，非常有可能是统治小集团体悟到所有中国皇帝都体认过的事实，“废藩”才能救国。但这个权力集中化的过程，非常困难，一是习近平的智小，二是贵族力量实在太过强大。习近平用打贪，勉强头过身也过的取得终身任期，但贵族家族并没有臣服。习得再加强力道，收拢权力。我们可以猜测，习近平的武统台湾准备，其实也是为了收拢权力，用战争动员打压贵族。 但红色贵族家庭，没有人想打仗。打仗会打掉他们的太平日子，神经病才想这么做。据说火箭军的两大领导，一死一关，可能都和泄密有关。你想想看，为什么军人干到这位子了，还可以叛国成这样？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家”，而没有“国”。出卖国家给美国，子孙后代持续繁荣富裕，共产党的死活，关他们屁事。 接下来的几年，两个力量的斗争，会相当强烈。我认为习近平斗不过红色贵族，台海没有战争，但中国一定动乱。 （※本文作者为美国财务学教授。文章转载自作者推特）
中共央行行长易纲在被宣布连任第二届的三个多月后即因新党委书记的任命而大权旁落，面临着盼只盼平安降落的命运。而他始终未取得习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众说纷纭，当年美国政府为中国在美学人发放的“六四绿卡”是否算是易纲的“政治污点”，值得讨论。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美国财长宣布了中国央行新行长的任命？》中已经介绍过了日前到访北京的美国财长耶伦与中国央行新任党委书记潘功胜的会面标志着仍然还是央行行长的易纲事实上已经交权并等让位。虽然潘功胜正式接替易纲中国央行“行政一把手”职务，恢复央行首长党政“一肩挑”的预期的实现，最早也要等今年八月底，因为需要一个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全过程民主”流程，但是潘功胜被宣布为央行党委书记之后的副行长行政头衔即被取消，目的显然是要对内对外彰显潘功胜和他的央行上任党委书记郭树清的不同。 5年前的郭树清在被宣布任命为央行党委书记的同时也被宣布为兼任央行第一副行长的行政职务的会议上，亲自到会的时任中组部长陈希特别宣布了郭树清出任央行的党委书记、副行长，负责党委职责范围内工作(人事、行政、党务和改革等)，易纲负责央行的全面工作。会议上也还特别强调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郭树清也当场表态“全力支持易纲同志履行行长职责”。 由此可见，5年前任命郭树清为央行党委书记的目的是要在央行施行和外交部一样的“双首长制”，而如今任命潘功胜为央行党委书记的目的恰恰相反，是为了向把央行已经施行了5年时间的“双首长制”恢复为“单一首长制”或者说党政“一肩挑”过度。 说到中共外交部长期以来一直施行的“双首长制”，就不能不提一句如今已经神隐20天之久，原因仍不确定是阴沟翻船还只是新冠复阳的秦刚。 按照法广最新报道的说法：原定今天（7月14日）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相关会议的中国外长秦刚，自6月25日在北京分别会见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与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之后便销声匿迹。中国墙内盛传他与一位涉间谍案的凤凰卫视女主持人有染而被中纪委约谈。也有网文提醒说，有关秦刚被双面女谍拉下水的流言盖住了中国火箭军司令和副司令先后被抓和涉嫌自杀的劲爆消息。 香港明报7月13日的报道说：“几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秦刚是否健康有事时回答称‘没有听说’”。该报说，“如果秦刚真如传言般是感染新冠病毒，也是较为严重的病例，毕竟现在中招的人，逾两周仍无法康复的个案较为罕见”。 总之，如果仅仅是新冠复阳的话，那么总有转阴康复的一天，但如果确是是阴沟翻船的话，秦大官人官场上还阳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不管日后的秦刚会怎么样，反正自从他神隐至今的这段日子里， 外交部里的业务工作党委书记齐玉无法代劳，原因就是齐玉是外交部历任党委书记里的唯一一个纯党务干部，中组部副部长出身。而在齐玉之前，外交部的历任党委书记都是在部内的业务干部中产生—-比如2013年至2018年期间的王毅，所以遇到部长临时出状况时即可代行部长职务。 回过头来继续讨论央行的新任党委书记潘功胜及暂时还被保留着行长职务的易纲。 正如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所介绍的那样，如果是从“国际背景”考虑的话，如今央行党委的潘书记只在国外做过一年“博士后”研究，外加几个月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短期培养班的“国际化”，与现成的央行行长，不但是美国培养的博士而且还曾经是美国的大学终身教授的易纲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而易纲的前美国大学教授的背景令他不被习近平完全放心的说法如果切中事实真相的话，那易纲可真是冤枉到家了。 我们不妨先对比一下去年10月产生的中共新一届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里与易纲年龄相仿以及比他还年长的所有领导成员截止目前的党龄。习近平49年，李强40年，赵乐际48年，王沪宁39年，蔡奇48年，李希41年，丁薛祥39年。而易纲党龄则是44年。 也就是说，七名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只有三人的党龄比易纲长。至于其他所有二十届政治局委员里，也是大部分人的党龄都短于易纲。至于易纲的公开简历里一直没有特别注明他的入党时间1979年，是因为不愿被人忆起他当年“留美地下党”的那段历史。 易纲的官方公开简历里说他是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人共同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步入中共官场……。 五年前的3月下旬，易纲正式接任周小川的消息一出，即有外界媒体以《“美国通”易纲接替周小川 中国货币政策料走稳》报道之，说是“曾在美国学习工作14年之久的易纲当选中国央行行长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中国墙内网民们的质疑声四起，围绕易刚在美国求学和工作期间的身份展开讨论。对于其中质疑易纲当时已经是美国公民的说法，笔者倾向于不相信，但他在美国期间持有“绿卡”是肯定的。至于是否是“六四绿卡”，笔者听到过不同的说法和分析。 关于所谓“六四绿卡”的由来，如今的中国大陆墙内的百度网站上居然还能查到“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词条，内容是“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英语：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简称“CSPA”）是一项由时任美国联邦众议员的加利福尼亚州籍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提出的、旨在给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永久居留权的法案。” 此法案为所有1990年4月11日之前，在美国拥有合法身分或合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提供了“天赐的绿卡”。只要在1993年7月1日申请永久居留身分前，连续在美国居留、短期出国或回中国大陆不超过90天者，都被视为连续在美国居留，都有机会取得“六四绿卡”。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美符合申请“六四绿卡”条件的中国留学生学者，至少有8万之众，加上他们的配偶和年龄未满21岁、当时仍在大陆生活的子女，以及来美探亲、观光、访问及洽谈商务等大陆人士，还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间接受益的“六四绿卡”大军，远远不止8万人。 日后有人指责说：“六四绿卡”所保护的当时的公费留学生、访问学者，包括其他一些自费留学生和访问人员在内，他们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共产党政权的宠儿和既得利益者，他们还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激烈地为利益竞争取得优势才公费留美深造，他们获得了“六四绿卡”又一个既得利益之后，下一个追求的利益目标就是将来回中国不要跟中国政府有麻烦，能够体面地回国安全地投资和购置产业，或“叶落归根”，等等。其中为数不多者曾经回国后成为中共政权的高官显贵。 5年前易纲当了央行行长后，笔者曾与仍留在美国的易纲当年在美国的旧识们讨论过易纲的在美身份问题。其中一种说法是易纲在“六四”事件的前两年即已经有了美国教职，取得绿卡的时间可能会在“六四”事件之前。但另外一种说法是，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持有J1交换学者签证，易纲是其中之一。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六四”事件，这类人是不可能在美国学成之后直接获得绿卡的，除非申请政治庇护。 持这一说法的人士认为：因为J1签证有学成后回国服务两年的要求，中国政府便利用这种签证对公派学生加以控制。根据美国政府的规定，J1持有人在学成后不得留在美国工作 (但可以有一年的实习期)。所以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例如部长州长出面）可以豁免两年回国服务要求外，其他人均不能转H1或者直接申请绿卡。 北京大学新闻网上曾刊登的《易纲：学者本色，天下情怀》一文中写道：“22岁的易纲又被时代推向了前列。1980年，他成为77级北大经济系第一位公费赴美留学的学生，从此开始了在美国十余年的奋斗生涯。” 所以，无论日后是如何转换，当年的易纲是持J1签证的中国公派留学生身份是肯定的。 前述分析人士认为，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一时间在美中国留学生无人愿意回国。当时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当务之急还不是在绿卡申请上，而是J1回国服务能否豁免。1989年底，南希. 佩洛西的提案在国会两院获得高票通过，但是当时的布什政府却否决了这一提案。布什耍了个滑头，用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了对J1中国学生回国服务条款的豁免，其他任何签证逾期者也不会被驱逐出境等条文，这样等于给很多中国J1学生开了找工作的绿灯。 如此说来，事实上还没等到“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易纲即已经取得了在美国合法工作的政府许可。而接下来的“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对于易纲这样本来就找到了在美国工作机会的人来说，则是解决了绿卡排期的难题。他的妻子如果当时还没有工作的话，则是直接拿绿卡。 除了依何种途径拿到绿卡的问题，5年前的易纲一经就任中国央行行长，墙内网上的非议之声也还集中他儿子的事情上。 当时有外媒综合墙内网文爆料内容，说是“易纲儿子易般非‘一般’，美国百万置业一次付清”。详细内容为，有网民25日（即5年前易纲被宣布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长的5天之后）将易的妻子和儿子的姓名、身份、职业悉数公开。易纲的30岁儿子虽名为易般，但其身家却绝非“一般”，光在去年（指2017年）就被指斥资100万美元在西雅图购入一个单位，而且是一次过付清。 被网民公开的资料同时显示，在美国出生的易般，曾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和麻州理工学院就读，拥有后者的工管硕士后，曾先后在微软和亚马逊工作。 当时网民还披露说：除了一次付清上述的西雅图单位之外，易般同时被指在麻州波士顿唐人街及康涅狄格州诺沃克市分别持有两个街号相连的物业及一栋公寓，后者估值200万美元，前者市值相信更加惊人。 至于易纲的妻子郭京平，当时的相关报道引述爆料者指称，她和易纲同样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毕业，拿的是经济学硕士，曾在印第安纳州Lumina教育基金工作；2008年被指透过中国高阶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回流北京，曾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层；中投主要负责营运中国主权基金。郭2011年离开中投，转投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金）。 由这段内容可以看出，当年的易纲先是独自一人回国，而其妻显然是继续留在美国陪伴儿子，直到儿子在美国学业有成，才转而“回国发展”。 网民指易纲2009年任央行外汇管理局局长，负责外汇业务监管，郭京平加入中金分公司任总经理，被指负责营运欧美基金，并提出疑问：“根据公务员回避规定，涉及亲属利害关系时，公务员应回避，易行长，你回避了吗？” 总之，关于易纲不被习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说法之一是他易纲虽然当年在美国的政治表现，包括对“六四”镇压的态度都经受住了党的考验，但他毕竟也还是中共政权的所有正部长级以上官员中，唯一个在美国取得过“六四绿卡”者，政治上就显得没那么“清白”了。另一种说法就是关于他妻儿的那些事情早都已经被反映到了中纪委，查证结果虽不至于让他本人受到处分，但仕途无疑还是受到了影响。至于他本人在情愿让位给潘功胜之后，能否平安降落，以及即使能够平安降落，但日后是否会被在某些事情上算后帐，也都还是问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Terry Gou注定是个话题人物，台湾这边还在继续炒卖他将于7月23日宣布连署参选台湾下届总统，大陆那边却多少带点幸灾乐祸意味在讲述郭台铭富士康集团兵败印度的故事，只因还希望富士康继续在大陆发展，缓解就业难题，不算大骂，只算小修理。 那么，郭台铭投资印度究竟失算在哪里？印度外资究竟面临什么问题？ 移师印度的底气：富士康养活了中国人 郭台铭的发迹是在大陆。携1600万新台币去深圳发展终成拥有净资产76亿美元的巨富，个人能力当然赤金足色。这能力主要体现在善于把握机会，一是知道政府公关技巧，要与工厂所在地的政府搞好关系；二是对大陆员工有一套管理方式，再加上后来傍上苹果公司这棵电子产品业界大树，郭台铭迎来了事业的黄金时代，成了“万亿代工帝国”。因为这个帝国太大，带来的就业机会多，就算2010年发生了工人十三连跳这种恶性事件，郭台铭也安然度过，中国不少内陆省份非常欢迎他去建厂。在这种情况下，郭台铭说出了那句饱受大陆人诟病的“大陆离不开富士康”。 郭台铭对大陆的二心萌芽于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郭台铭最大的“东家”苹果公司看到了中美交恶的风险，开始重组供应链。老板有命，郭台铭不能不从。苹果公司CEO库克为什么看好印度？据报导，2021年12月，印度政府曾宣布批准一项价值100亿美元的激励计画，向符合条件的显示器和半导体制造商提供高达项目成本50%的财政支援，以吸引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商，将印度建成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中心。最终，这项100亿美元激励计画共收到3份建厂申请。它们分别来自韦丹塔-富士康合资公司、跨国财团ISMC公司（该财团把塔尔半导体公司视为技术伙伴），以及总部位于新加坡的IGSS风险投资公司。 其中两个进展不顺，英特尔2022年收购Tower半导体，ISMC的30亿美元项目陷入停滞。IGSS想重新提交申请，30亿美元计画也暂时停止。只有郭台铭的富士康投资继续进行。当时大陆盛传，郭台铭决定解雇32万大陆员工，将生产中心向印度转移，并称富士康要转走3000亿产能赴印建厂。大陆舆论一片骂声，说富士康依中国而富，现在却要投靠印度，忘恩负义。但很多人没注意到这条消息：郭台铭在满足苹果公司要求去印度建石的同时，拿出30亿在河南郑州建新厂，为自己留了条后路。 在过去三年里，富士康大力推动印度制造，然而结果却证明印度制造并未能如愿推进。在“富士康养活中国人”的良好自我感觉中，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也许是不想知道）印度的工会势力有多强大，印度工人不可欺，因此，印度工厂不小心出现员工食物中毒、员工抗议加班太多却给太少的工资等问题之时，他没料到会导致印度工厂停摆。再加上印度工厂产品的合格率只有50%，最终iPhone的产能靠中国大陆的工厂支撑。 从今年初开始，传出郭台铭将退出印度，这消息传了半年，终于成真。7月10日，富士康发布声明，已退出与印度韦丹塔集团（Vedanta）价值195亿美元（约合1410亿元人民币）的半导体合资公司。随后，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发布声明表示，后续将不再参与双方的合资公司运作。 高盛彩笔描就印度灿烂前景 说完了郭台铭“兵败”印度并从那撤军的首尾，接下来还得为他辩护一下，因为在印度有此遭遇的，绝非郭一人，比如苹果库克也算是企业精英中的翘楚，人家就特别看好印度。这当然与西方投行界翘楚高盛（Goldman Sachs）这些年对印度的持续看好有关。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在2001年到2010年担任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大宗商品和策略研究主管期间，发明了“金砖四国”（BRIC）这个词。他也没想到BRIC扩展得很快，加进了South Africa，成为BRICS之后，发展成地球南方国家的代表。2014年莫迪大选获胜后成为印度总理，奥尼尔还预测2015年后印度将发生重大的政策改进，经济增速将达到7.5%，比中国更快。尽管印度经济增长率并不稳定，2020年还呈-6.6%，但由于疫情期间中国经济下滑，2019年之后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跨国资本为了避险，印度确实成了跨国资本包括中国资本的投资宝地，2022年，印度GDP增长6.7％，高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3%；按美元计算的2022年名义GDP达到约3.38万亿美元，超过英国，接近日本的8成。 这种情况下，看好印度是国际投行界的潮流。今年7月上旬，美国高盛干脆发表一个研究报告，宣示到2075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而美国将下降为第三名。届时，印度的GDP总量将达到52.5万亿美元，比同期美国的GDP总量高出一万亿美元，这份报告的主要负责人是印度经济学家桑塔努·森古普塔（Santanu Sengupta）。他在这份报告中说，印度的人口——印度最近以14亿人口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最好的。除了人口优势之外，资本投资预计也将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屈指一算，这位桑塔努·森古普塔先生预测的是52年以后的世界经济愿景，届时听到这预测的人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谁也没办法证伪。 印度的前景虽然灿烂，此刻还是跨国公司的坟场 那么，印度的现实又如何呢？很不幸，目前，印度还是被称为“跨国公司的坟场”。 印度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从2014年至2021年11月，有2783家在印度注册的外国公司关闭了在印度的业务，约占在印跨国公司的六分之一，撤离的公司包括法国零售巨头家乐福、美国摩托车制造商哈雷大卫森和美国汽车公司福特等。由于外企在印度频频遭遇打压，印度也被称作“跨国公司的坟场”。据专家分析，外资企业在印度遭受的各种调查、处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魔幻”的印度法律制度所致。印度的法律可以用十五个字来概括：“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 据专家分析，高标准立法并不是指印度的立法技术高，而是指印度的立法者要求守法者需要达到的标准非常高。印度《公司法》（Companies Act）法案本体就有近30章500条，基本每一条后面都跟著罚金、监禁等违法后果，而印度的执法部门一般不会主动通知企业更正其不合规行为，一旦违法行为被行政执法部门发现，其就会从违规第一日起开始计算罚金。 种种因素堆叠下，印度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依旧被认为是 “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 在印度投资失败的企业不止郭台铭，仅中国公司就有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慧手机制造商。这些企业都被罚以钜款。据印度《经济时报》13日报导，印度政府要求中国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慧手机制造商任命印度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职位。此外，印度政府还指示这些企业将合同制造工作委托给印度公司，开发有当地企业参与的制造流程，并通过当地经销商出口。 如果认为这只是对中国公司的特殊关照，那就请看看微软、三星等的遭遇：在严格监管外资企业这件事上，印度倒也算同等对待。2008年，印度税务部门给微软开了张70亿卢比的“罚单”，IBM印度也曾在2013年被当地监管部门要求补交535.7亿卢布欠税税款，折合8.66亿美元。据称，印度监管部门认为IBM谎报了2009财年的营收。 三星电子不止一次被印度政府处罚。2014年，三星在印度被罚税2亿美元。2023年1月，印度税收情报局指控三星对远端无线电头错误分类，试图规避172.8亿卢比进口关税，约合2.12亿美元。 郭台铭左顾右望深感茫然 郭台铭目前正站一个十字路口上：左顾是竞选台湾总统，右顾是继续经商。从政对他是个挑战，但对一生喜欢冒险的郭台铭来说，很有吸引力。但台湾选民支持他的人实在不算多，估计除了发生奇迹，大概率他还得继续经商。去哪里呢？印度撤出了，美国也尝试过了。这些地方无论是劳动力成本之高还是工会势力之强大，都是他在驰骋中国大陆时没遇到过的，可能还是回归大陆最为轻车熟路。当年郭台铭曾说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建厂是为了给大陆人一口饭吃，这话引起痛诟。不过这不成为障碍，因为郭本来就在大陆留了根，最多被大陆人反嘲几句“还是富士康离不开中国”，这些言论，秘书不传递就等于不存在。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