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遭囚逾2千日 無國界記者：死於獄中風險增
2026 年 6 月 24 日
從7月開始據稱為期一年的醫療腐敗診治，被三座大山之一”看不起病”壓迫多年的中國公眾本應叫好，但結果卻出人意外，國內網路因為受控於官方，海外中文網路卻出現了為受懲治者抱不平的聲音。作為關注中國腐敗治理長達幾十年的研究者，無論如何不認為這對中國社會是種福音。 在此有必要先回顧一下習近平整治房地產市場與教輔市場的情況，這樣便於理解整治醫療腐敗的現狀。 反腐：官媒叫好，民間與海外奚落 早在1990末，我就說過，中國三大行業的腐敗，將導致整個社會無可救贖： 一是律師、法官、檢察官這個被賦予維護社會公正使命的法律共同體（民間稱為「黑蛇」，因法袍黑色得名）；二是教育行業，這個行業被稱為「塑造人類靈魂」（得名「眼鏡蛇」）；三是醫療行業，這個行業的使命是治病救人（因醫護人員著白大褂得名「白蛇」）。 中國的法律共同體腐敗，從法院一系來看，已經有三位原最高法院副院長貪腐受賄案（2009年黃松有案、2017年奚曉明案、2022年沈德詠案）作為本時代法官腐敗的鐵證。這個共同體腐敗難以懲治，原因在於權力太大，而且「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輿論監督太空，紀委監督太晚」。醫療、教育兩大行業則早在世紀之交就成為壓在中國人頭上的「新三座大山」當中的兩座（另一座是住房）。 按道理，民怨集中之行業受到整肅，應該出現「小民鼓掌，咸與稱慶」。但從習近平當政以來，所有的反腐反行業腐敗壟斷行動，輿論基本上兩張皮：國內媒體一律叫好，國外媒體則從權力鬥爭、打擊政敵等方面評價，基本無視腐敗本身，最後還莫名其妙地出現同情腐敗者聲浪。到了習近平「反新三座大山」的行動，這種趨勢更加明顯。 不過，看起來一樣的負面評價，內里原因卻很不相同。 整治房地產意在抑房價，百姓痛惜家庭財富縮水 大概從2020年開始，習近平將執政主題調整為解決民生，整治給老百姓帶來沉重壓力的「新三座大山」，先從房地產入手。 房價收入比證明中國的房價確實太高。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顯示，到2019年，中國平均的城市房價收入比已上升至9.1。據加拿大城市改革研究所(Urban Reform Institute)和公共政策中心(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一份報告，2019年美國和加拿大的房價中位數是收入中位數的四倍，而澳大利亞房價中位數是收入中位數的六倍。許多城市家庭因購房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基於此，習近平發話：房子是用來住的而不是炒的，想通過打擊炒房讓房地產市場降溫並降價，讓人們買得起房子。 但是，中國的住房自有率已經相當高，抑制房價就傷害到房屋擁有者的家庭財富帳面資產。2019年10月中下旬，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課題組在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對3萬餘戶城鎮居民家庭的資產負債情況進行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城鎮住房擁有率達到96%。德邦證券2022年7月報告《迎接存量房時代：中國住房供需十年變動》中稱，2020 年中國城鎮居民住房自有率為 73.8%；任澤平團隊2018年報告《中國住房存量測算：過剩還是短缺》，中國城鎮居民約70%居住在自有住房。這三組數據均高於全球主要大國，中國家庭住房擁有率堪稱全球第一。 根據全球經濟指標網的數據，發達國家的住房自有率大部分在60%左右，截止2017年年底，日本為61.9%，加拿大為66.5%，英國為64.2%，法國為64.9%。美國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底美國住房自有率為65.1%。 上述數據說明，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興盛，其實不是依靠城市居民的居住要求，而是炒房需求。這種自有住房率偏高的情況，再加上住戶對政府徵收房地產稅的預期，壓抑炒房，必然壓抑需求，導致房價下降。這一來，必將導致大部分城市居民不滿，因為據2017-2021的歷年《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 居民家庭房產凈值占家庭人均財富的70%左右，房價下跌，導致家庭帳面資產縮水。中國城市居民家庭買房的主要目的雖然是為了居住，其次是為了保值，更何況許多人的房子是掏空了六個錢包（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才買上的，一旦房產貶值，對人的心理影響極大。 以上就是習近平近年針對第一座大山——房地產市場的打擊導致中國人嚴重不滿的原因。畢竟，在市場蕭條期買房的是少數人，他們也不見得感謝中國政府的房地產調控。更重要的是，地方財政對房地產市場的依賴，不會因整治這個市場而消失。 至遲從去年開始，中國各地政府又開始專註發展房地產，為振興房地產經濟鼓與呼的文章時常見於媒體。 整肅教輔系統，最後整出了地下市場 中國教育這30年當中經歷了巨大變化，但其中教育供給遠遠跟不上教育需求的變化。一二三線城市基本都有政府長期傾斜投入養成的少數優質公立學校，大城市與省會城市一般也有優質私立學校。這些學校實行考試擇優錄取，以保證生源質量。家長為了讓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都會投入大量金錢，讓孩子接受課外輔導，這就導致課外教輔事業非常發達。其結果就是有勢力有錢家庭的孩子，佔用了學校內外幾乎全部優質教育資源。習近平為了實現教育公平，於2021年開始全面落實免試就近入學全覆蓋和「公民同招」（公辦與私立學校同招，實際上是禁止私立學校提前招生「掐尖」）。實行兩年後，教育界人士表示，受政策影響最大的是各地的優質民辦中學，因為新政策下，這些學校不得以任何考試為依據招生，原則上也不能跨區招生，實際意味著不能再公然爭奪優質生源了。 這個「就近入學、公民同招」確實有利於普通市民，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影響極為深刻的中華文化中，就算社會精英們有意見，但對這條教育改革，還真沒法多批評。但清華、北大、復旦等優質高校招生有限，在正規教育之外，家庭競爭還體現在按錢提供質量的教輔上。上海消費者保護組織在2020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有4至17歲孩子的家庭中，78.4%參加過課外輔導，只是按質論價，根據費用多寡提供不同質量的教輔。習近賓士下教輔行業遭遇團滅，這就是無視社會需求分層需要，過於一刀切了。即使在美國，也是納稅人供養的公立學校保證教育公平，私立學校保證質量。 中國家長的人生目標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課外輔導遭遇團滅，這無異於徹底消滅教育的階層差異，在一個事實上的等級社會當中，很難獲得掌聲。中國的教育是舉家體制，沒有傾家集中資源供養，僅憑公立教育很難進入Top10的大學，優質公立學校附近的普通市民人數有限，這種受益還需要孩子努力，因為目前的教育競爭，學校教育最多決定一半，另一半在於課外輔導的投入。 基於上述因素，儘管中國政府宣稱整頓教輔行業的目的一是為家庭減輕負擔，為過度疲勞的學生和面對輔導費用的家長減負。二是為了遏制這個規模曾高達1000億美元教育行業中被認為的「資本無序擴張」，但在社會上升管道依舊的狀態下，無法扼止對教輔的需求。結果適得其反， 不合理的事情終須矯正。教輔行業雖然受到打擊，但龐大需求仍然存在，據彭博社今年7月在《中國教輔行業整頓效果存疑 地下輔導班費用水漲船高》（China』s $100 Billion Tutoring Ban Backfires, Spawning Black Market）這篇報道中所言，通過對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幾位家長的採訪發現，許多家庭在課外輔導方面的支出實際上是增加了，面對面輔導課現在的開銷比以前最多高出了50%。尤其是暑假開始以來，今年這個暑假是中國取消防疫措施之後的第一個暑假。急切想讓孩子在學習上領先的家長們表示，只要高中和大學的升學制度還在，就絕對沒有辦法實現減負。 在習近平為中國人搬掉「新三座大山」的戰鬥中，對前兩座大山——房地產市場與教輔市場的整治，最後整了一個寂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夏，中國洪水滔天。當局人為泄洪，加重華北和東北災情。哀鴻遍野，哭喊震天。無數民眾受難，輕則失去家園和財產，淪為災民；重則家破人亡，無數生命消失於官方統計數字之外。形成對照的是，整個洪災期間，習近平和中共高層（七常委）集體隱身，無一人現身勘災，猶如集體失蹤。就連重災區涿州，其市委書記和市長也雙雙失蹤，以至於，當地民眾不得不發出尋人啟事，要尋找他們的「父母官」。 此時此刻，中共黨媒黨報竟呈現完全相反的另一幅圖景，對洪水輕描淡寫，對根本不存在的領導人活動卻濃墨重彩，接連發表令人啼笑皆非的頭版頭條。比如： 8月5日，黨媒頭版頭條刊登文章，題為《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有力指揮北京防汛抗洪救災》，副標題：風雨同心，人民至上。民眾連領導人的影子都沒有見著，何來「堅強有力指揮」？該篇作文5000字，搜腸刮肚，極盡胡吹亂捧。聲言：「早在7月上旬，習近平總書記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北京市作為現代化大都市，要經受得住這場考驗。」 然而，所謂北京經受住的考驗，就是北京八座水庫同時泄洪，外加永定河泄洪，犧牲河北廣大地區，包括涿州、霸州、高碑店、保定等地，盡都淪為汪洋澤國。該文標題鎖定北京，不提河北、華北，更不提東北，似有言外之意：習中央只要保北京，紅色首都（加上副首都雄安），習自己和「黨中央」的所在地。 該文配套的相片中，多張被網民揭穿具有擺拍和造假的明顯痕迹。尤其所謂「部隊抗洪救災」圖片。洪水泛濫之時，沒有部隊的影子；倒是洪水退後，軍警或開著坦克、或手持盾牌警棍，威風八面地開進，前來鎮民維穩。 領導人拒不現身、救災無能無力倒也罷了，竟然用大量荒謬可笑的擺拍和造假來代替。央視的假新聞甚至首次引發民眾抗議。河北霸州人民打出橫幅，群起抗議：「還我家園，明明是泄洪原因，卻說降雨所致！」 莫非，擁有「四大發明」之稱的中國，又誕生了第五大發明？造假。縱觀古今中外，歷朝歷代或世界各國，確無任何一朝一國，能似當今共產中國這般，依靠擺拍和造假，就能維持政權和統治。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算得上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嗎？有趣。 更有趣的是，8月9日，黨媒頭版頭條刊登文章，題為《人民領袖|實幹家習近平》，給習近平加封新頭銜「實幹家」。公然說「海內外輿論高度評價，習近平是位實幹家。」文中還舉例「河北雄安」，是習近平實幹的例子。 眾所周知，習近平是首個拒不現身天災人禍現場的中共領導人，竟然成了實幹家？倒是他關於治水理論的單行本，成了這次水災的最大笑話：治水理論剛出版（7月19日），十天後就在泄洪的實踐中嗆水、沉沒。說到海內外輿論，正是這些輿論，尤其海外輿論，對習近平劣評如潮，他成為1949年中共建政後被評價最低的領導人。而習近平頭腦發熱、親自拍板的雄安，所謂副首都，更是這次洪災的最大詬病：為保住並無多少人煙、地處最低洼的雄安、習的面子工程和金字招牌，竟不惜以人為泄洪的手段犧牲百萬人口的涿州市、以及河北省廣大地區。黨媒的這篇作文，正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更為有趣的是，8月10日，黨媒頭版頭條刊登文章，題為《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總書記的用典智慧》。文章從習近平自己講話中曾引用的古典句子「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開始，列舉春秋戰國中的齊國、衛國故事，以及宋朝故事，都是大臣進諫君王：君王和朝廷應該做出榜樣，正人先正己，為官勤廉，節儉；遇事能身先士卒、奮勇當先，示範天下。 隨後，文章反問：「如果自己都做不到躬身力行、率先垂範，又怎能讓他人真心信服、甘願跟隨呢？」這對隱身、躲避、絕不現身災難現場的習近平，簡直就是對號入座！ 文章語帶奉勸：「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先不做，而且時時刻刻給他人作出表率。」「無論是在上面要求人還是在後面推動人，都不如在前面帶動人管用。」「當下，幹事創業攻難關，都需要領導幹部有『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的覺悟，不僅要跟大家干在一起，還要干在最前頭。喊一聲『跟我上『與吼一聲』給我上『，一字之差，卻是天壤之別。」 黨媒的這篇作文，從引用習近平的講話開始，巧妙轉折，分明把習近平本人擺在了被問責、被問罪的主位上。來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或，以毒攻毒。按照中共的鬥爭術語，這叫做「打著紅旗反紅旗」。黨媒這些有趣的頭版頭條，對習近平究竟是贊還是黑？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其客觀效果不言自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被吹捧為「臨危受命」的中共央行行長潘功勝新官上任沒不得及點著「三把火」，整個中共政權面臨的金融敗績便接踵而來。雖無人相信習近平政權面臨的日益惡性化的金融是潘功勝的責任，但在「一切錯在美國」的愚民宣傳越來越難以奏效之後祭出「人事變動」牌安撫人心的情況可能就快要發生了。 最近幾天，中共政權面臨的金融局勢可謂敗績連連，險象環生：中共央行銀行上周五（8月11日）發布7月份的金融數據四大數據全線回落，其中人民幣貸款增加3459億元，同比少增3498億元；7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5282億元，同比少2703億元。 自由亞洲為此新聞刊發的及時報道的標題中將其形容為「斷崖式下滑」…… 根據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8月5日公布的數據，今年第二季度外國公司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額為 49 億美元，同比下降 87%，這是自 1998 年有可比數據以來的最大降幅…… 中國最大資產管理公司——中植企業集團驚傳爆雷的消息傳出後，被港台媒體形容為「大陸版』雷曼風暴』上演」。 該中植集團有「中國版黑石」之稱，是中國最大、也是非常神秘的金融巨頭，業務涉及信託公司、私募股權和財富管理……。按照中國內地行家之一單仁行的說法，現在就到了投資人血本無歸的時刻了。中國最大的民營資產管理集團「中植系」爆雷，涉及資金不亞於恆大虧損的錢……。這又是一個堪比恆大的雷，恆大起碼還有一批沒交付的房子，中植系可能是真正的血本無歸。 …… 如上上種種，都是在短短几天之內接連發生的。令中共政權才被任命了半個月時間的央行「新當家」潘功勝接應不暇。人家都是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這位潘大官人卻是新官上任，禍不單行!屋漏偏逢連陰雨。 中國大陸的金融險象很可能如同剛剛過去的中國大陸的華北洪災：颱風過去是暴雨，暴雨過後是洪災，洪災過後則是家破人亡、顆粒無收…… 話說在半個月前，英國BBC才為中國新任央行行長潘功勝發表專文《潘功勝接棒中國央行行長意味著什麼》。文中說：60歲的潘功勝接任這一職位時，中國正在繼續應對後疫情時代的許多重大經濟挑戰……。潘功勝的晉陞表明中南海認識到為了應對經濟問題，需要一位具有危機管理經驗的經濟學家來協助引導。 文中引述策緯諮詢(Trivium China)分析師陳昕然的話說：中國政府似乎意識到了自己手上缺乏受過良好培訓的金融技術官員。「潘功勝被認為是一位能幹、優秀且直言不諱的技術官員，他在危機時刻會毫不猶豫地向中國決策層提出政策建議。」 該新聞中稱讚潘功勝在國有銀行工作期間取得了聲譽，被認為在2016年的貨幣危機中有積極作為。在擔任中央銀行副行長期間，潘功勝加強了管控房地產投機行為的規定，並警告即將出現的房地產泡沫，這個問題現在正在損害中國經濟。 該文章中也引述香港恒生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王丹的話說：潘功勝以處理金融監管和合規問題聞名：「他非常重視控制金融風險。」 這位王丹表示：「我毫不懷疑，中國貨幣政策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出現重大轉變。保持經濟穩定仍然至關重要。我們將看到更多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但不會過於激進。」 類似如上溢美之詞，也曾出現在其他一些西方媒體上。相比較而言，前一階段看衰他潘功勝的評論文章不是沒有，但至少可以說不是主流評價。 可時間才過了半個多月，即使外界評論都會眾口一詞地強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央行央長的責任，筆者本人當然也百分之百認為如上種種都是整個中共政權必須面對的整體經濟形勢的「無可奈何花落去」，而不應該由事實上只負責數錢的央行和它的會計專業出身的新任行長潘功勝負主要責任，但這等形勢持續發展下去，暫時還能靠「一切都是美國的錯」之理由忽悠中國屁民的習近平和李強，遲早是要拿「人事調整」來安撫民心的。屆時，主管金融的副總理何立峰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被習近平問責的。倒霉的不是他潘功勝還能是誰？ 說到「一切都是美國的錯」，這裡穿插幾句題外話。中國大陸目前流傳一個諷刺段子：「一輩子沒出過村兒，一提美國就恨得咬牙切齒」。 因此令筆者產生一個想法，那就是習近平把個中國經濟搞成如今這個樣子，也許真的不是因為他的小學畢業加「二百斤擔子」的無能，而是從北韓金小弟暴政加窮民的統治術中得啟發，從而有樣學樣！ 習近平雖然從不去災區但卻能從電視上看到為保雄安而面臨家破人亡的受災民眾站在齊腰深的洪水裡打出感謝共產黨，感謝習主席的大字橫幅，個個都是熱淚盈眶。此情此景，更令他習近平堅信中國的經濟形勢越糟，就越能讓他習近平有甩鍋美國及西方列強的理由；中國的老百姓越能感受到經濟危機，就越有利於他習近平凝聚中國人民的對美國和西方的同仇敵愾！進而在他習近平一旦下決心對外轉移內部危機時，能夠讓中國老百姓對他加倍擁戴！ 回過頭來再說中國的金融危機與新任央行行長潘功勝是否有因與果的關係。無論事實上有與無，說起來，這位潘功勝是中共央行的第13任行長，在不久的將來不幸成為中共政權最短命的行長的可能性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跡象。屎盆子被一股腦扣到他潘功勝一個人頭的好戲也許很快就會上演。 筆者有較充足的理由相信，在中國大陸剛剛出了一個最短命的外交部長秦剛之後，下一個「最短命」的，很可能就是新任央行行長了。 本專欄過去的相關節目中已經介紹和分析過，因為此前在中共二十大上未進中委，所以易綱在今年三月被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再度出任新一屆央行行長後，外界一度驚訝。但驚訝之餘卻也沒有人會猜到這個易綱的第二任行長職務只擔任了短短四個月的時間。 當然，如果不是因為時任外交部長秦剛必須去職的「緊急需要」，一般雙月的下旬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例會原定是本月底舉行的，也就是說潘功勝在被宣布接替了郭樹清的央行黨委書記之後，易綱與潘功勝之間的行政職務的正式交接，原應該是要等到本月底才會進行的。 不知道易綱和潘功勝他們本人是否想過，如果不是因為秦剛的「緊急需要」，本文開始所列舉出的一連串的金融形勢惡化，就都是發生在他易綱的離任之前。也就是說，如果「按部就班」地等到本月底再進行易綱與潘功勝之間的央行行長的行政交接，本文開頭並沒有列出全部的這幾十天里接連湧現的金融敗相也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但在此前提下，豈不更能突顯出他潘功勝的「臨危受命」？ 「臨危受命」是中國內地對潘功勝寄以厚望的評論文章中所使用的原話。 一篇來自微博網頁版的文章這樣描述：潘功勝雖然是安徽安慶人，但因為其畢業於浙江，往往在業內被認為是一個聰明的學霸，「典型的浙江人」。 1980年，17歲的潘功勝考錄浙江冶金經濟專科學校財務會計專業，畢業後留校的他不甘於平庸，又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研究生，一路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 請注意這位潘行長的初期學歷。所謂浙江冶金經濟專科學校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14年在浙江省寧波市創辦的「寧屬縣立甲種商業學校」。中共建政之後這所中等專科學校多次改制易名，1978年易名為浙江冶金經濟專科學校，並開始提供大學專科層次的教育培訓，學制三年。當年的潘功勝不遠千里，從安鄉安徽安慶考到浙江進入這所剛剛從中專升格為可招收大專生的專門為冶金部門培養會計的學校，只能證明他當年的高考分數實在是有點低了。他在這所學校的會計系當年同窗回憶說：潘功勝在算盤專業課上從來都是成績第一，算盤都打出花來了。 確實，當年的潘功勝在校學習了三年之後直接被留校任教，還是能證明他與這所會計專科學校的同窗們相比，在校成績還是不錯的。 也就是在擔任專科學校財會專業的助教期間，他潘功勝考上了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的碩士生。從進入人大碩士班繼而再進入博士班，前後6年時間他潘功勝都是全日制脫產生。公正地說，這和同時期的習近平清華「在職博士」是有本質區別的。 如上中國內地吹捧潘功勝的文章中還介紹說：潘學霸於1997年以博士後訪問學者身份，前往劍橋大學政治與經濟學系、商學院學習。2003年，潘學霸再一次被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錄取，此時的他已湊齊人大、劍橋、哈佛，中英美最頂尖的三份錄取通知書。 當他滿懷激動的去找時任工行董事長姜建清審批時，姜董說，你博士也讀了，留學也留過了，別去了，留下來跟我搞股改。 這句話，將一個學霸，變成了一個全球頂級的財神爺……。 文章中吹捧說：在姜建清這位享譽海內外的著名銀行家的帶領下，潘學霸出任工行股份制改革辦公室主任，戰略管理與投資者關係部總經理、董事會秘書，主持工行的路演工作。 2006年，潘學霸以董秘的身份，推動完成了工行的「世紀招股」，以219億美元的數字，創下了全球資本規模最大的IPO。 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國有大行中最後的農業銀行上市受阻，潘學霸臨危受命，被提拔為農行副行長，分管股改與IPO工作。 彼時，由於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接連爆發，農行甚至一度準備停止路演，但是在「懂外語」的潘學霸帶領下，引入「綠鞋」機制，設計了一套西方聽得懂的「縣域經濟藍海」故事。 最終，農行僅用了百餘天的時間，就在歐債危機的大背景下完成了登陸資本市場，成功的路演為農行募集到了221億美元，再次破了自己的記錄，創下了當時全球最大的IPO。 2011年，在完成了兩筆「全球最大IPO」之後，潘學霸終於拿著錄取通知書，赴他夢想的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學習，完成那場2003年的約定。 2012年，學成歸來的潘學霸，被任命為當時央行最年輕的副行長，分管金融市場司、金融穩定局、國庫局、調統司等部門，2016年，接替易綱擔任外匯管理局局長。如今，「雙非」的潘學霸再次臨危受命！ 如上所述如果被姜建清讀到會是什麼感想這裡不做猜測。如上列舉的潘功勝的「豐功偉績」是否就是習近平看中他的主要原因我們外界也無從判斷。事實上中國大陸也有人諷刺說習近平其實是看中了潘功勝基礎學歷的「會計大專」，央行行長不過是他習近平政權的總出納員而已。 這裡需要指正的是關於「湊齊人大、劍橋、哈佛，中英美最頂尖的三份錄取通知書」的說法有嚴重誤導讀者之嫌。 先說人大，特別是人大的勞動人事學院，是否是中國「最頂尖」？應由清華、北大等等也有經濟門類各系的中國境內真正頂尖的畢業生們評論。 至於劍橋和哈佛，當然分別屬於英國和美國的頂尖，但當時的潘功勝前後從這兩所學校拿到的並不是什麼「錄取通知書」，而是接受他為「訪問學者」的「聘書」。 說句不好意思的話，筆者當年也是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第一年有「資助「，第二、三年「續約」為自費。 記得當年第一次進入哈佛某研究所與另外一位學者（現為中國國內知名教授）共用的辦公室時，這位學者介紹他自己是耶魯博士畢業，到哈佛當博士後是為了把自己的博士論文修改出版。介紹完自己之後，這位老兄又接了一句：訪問學者阿貓阿狗都能當！ 筆者回顧這個故事，絕對不是想把當年的潘功勝類比於和本人一樣的「濫竽充數」，只是想強調把在美國或西方某大學當過訪問學者說成是在某校學習，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在這些學校里拿了某個學位。 我們在過去的文章里針對境外有文章在對潘功勝寄以「厚望」時，把他的所謂「國際背景」過分強調了，並把他潘功勝與易綱和劉鶴的國際背景作了比較。 易綱是北京大學經濟系本科未畢業即考試通過為官派留學生，到美國讀博完成後又拿到了美國某大學的終身教職，所以從「鍍金」的角度形容，他易綱可謂被美國大學給加了一層挺有厚度的金殼。 劉鶴除了在美國當過訪問學者，還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拿到了碩士學位。所以，他劉鶴可以被形容為被美國的大學給鍍了一層金皮。 相比如上二人，僅僅當過肯尼迪政府學院訪問學者的潘功勝，不過是被塗了一層金粉而已。其所謂「國際背景」 確實是非常有限。 事實上，在易綱退出之後的中共央行領導層子里，其真正的「國際背景」完全可以與易風相媲美的是目前在央行副行長中排名靠後的宜昌能。詳細的介紹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每到中共北戴河時刻，都會傳出習近平被軟禁或者大權旁落之類的「謠言」，去年如此，今年亦這樣。這類「謠言」都有著千篇一律的元素，不值一論，不過，對習近平的權力現狀，有必要認真探討。 今年的北戴河休假，因為正值華北大水，北京、河北涿州等地的洪災牽動著億萬人的心，但是人們看到在中共高層，出現在抗洪一線的高官，只有國務院副總理劉國中，當局特意強調他是受習委派來指導抗洪的。其他高官集體隱身不見，這引發了民間的強烈非議。在此情形下，總理李強8月8日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北方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問題。有理由認為，這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是在北戴河召開的，因為此後幾天官媒再未報道李的任何消息，其他領導人亦繼續隱身。當然也不排除李強為召開這次常務會議專門回了一趟北京，會議一結束就又去北戴河了。 按慣例，北戴河休假一般兩周，7月底到8月15日結束。外交部7月30日已預告例行記者會將休會兩周。這個例行記者會基本每天都會舉行，但從8月1日到現在，尚未舉行一次。假如李強因華北的洪災而提前結束休假回到中南海北院處理政務，至少國務院的副總理和國務委員同時返京，不可能只李強一人回。但現在這些人都未現身，由此可見，對中南海的要員們來說，哪管外面洪水滔天，在北戴河自巋然不動，照樣享受著陽光、沙灘、海浪的逍遙日子。 只要習仍在位，中國經濟困境難解 然而，習近平可能沒有好心情享受這番美景，他正面臨著一大堆麻煩事要處理。首要的還不是洪災，而是經濟。洪災短期內就能過去，但今年來的經濟非常不理想，幾乎所有的警報都響起來了，他要好好想想，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利用這個難得的十多天休假，把思路釐清，所以寧願背負不去抗洪現場的百姓罵名，召集他的幕僚思慮對策。 但是他將很難找到「解」，因為造成中國經濟一落千丈的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由於他大權獨攬，政令己出，破壞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環境，擾亂了經濟規律，讓中國經濟徹底熄火。雖然當局使出了千般手段要把經濟搞上去，密集發布各類政策，幾乎把過去壓制資本的做法推倒重來，然而效果依然不彰，市場依然低迷，民眾信心依然脆弱，根源在於，習對經濟、社會和這個黨傷害太大，只要他還穩坐在高台上，資本就會繼續選擇用腳投票，不願用腳投票的，就選擇躺平。這已經成了中國民眾一種習慣性的反應。 習的幕僚們應該清楚這點，但是他們不敢去提醒他，擔心會被他認為懷有二心。習是否知道自己就是那個問題之源，外界不清楚，然而，即便他了解，現在也是騎虎難下，因為這個時候他只要放下一點權力，或者有放下一點權力的表示，外界就造謠，說他不行了，已被控制或拿下，很多人就想對他躍躍欲試尋「仇」——哪怕是心理上的。過去10年，他結下的冤太多，幾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階層，而在疫情三年，他又把草根階層得罪，所以如今坐在中南海的龍庭之上，用權力層層來確保他的政策和人身安全。對此他倒有自知之明。 秦剛、火箭軍事件傷了習權威 最近的秦剛事件和火箭軍領導集體的一鍋端傳聞證明親信也是不可靠的。如果說，秦剛雖貴為外長兼國務委員，可只是一個文職官員，對他構不成挑戰，火箭軍司令李玉超上將那幫軍頭，則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他構成威脅的。秦剛事件——不論基於何因被罷免外長，他對習的傷害是軟性的，但反過來說，秦剛沒有按照習的要求去改造和純潔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觀，以致現在出了問題，從權力的角度看，也就是沒有緊跟他，對他的權威是一個傷害。 相比秦剛，火箭軍司令李玉超不論因貪腐還是涉兒子的涉密案，對習的威脅更大。這種威脅既有軟性的一面，也可能有物理的一面。李或許對習並非不忠，然而，假如他愛財——這種可能性更大，在習三令五申不準貪腐的情況下仍然大把大把撈錢，本質上已經背叛了習和習的事業。習把火箭軍這麼重要的職位交給他，原本指望他能夠看管和發展好這個重要軍種，他卻只想著在這個崗位上撈錢，或者以前一直在撈錢，又會有多少心思用於火箭軍或其他軍種的建設？這是對習軟性傷害的一面。物理傷害的一面表現在，不排除李一旦發覺腐敗東窗事發，會先採取某種極端手段自保，從而直接或間接威脅到習。林彪和毛曾是生死之交，兩人關係遠非李習關係可比，可當兩人的利益發生根本衝突，林彪起了另立中央之心，他即使不想暗害毛，他的兒子卻招募了敢死隊，制定了一套詳細的暗殺計劃，由此來看，焉知李玉超或他的同黨對習沒動類似心思？ 總之，在政敵四面環伺下，習會覺得自己不安全。也許除了極少數親信，他連他挑選的人都不會信任。這是歷史上所有獨裁者普遍遭遇的困局。而就現在的政治言，他的集權獨裁程度又罕見。從過往的案例看，對獨裁者人身威脅最大的不是他的反對派，而是他高度倚賴的、擁有專政手段和能力的強力部門，尤其是軍隊將領。軍隊獨特的環境，對忠誠的強調，當一個高級將領起了暗殺之心，他是有實施工具和能力的。這就是獨裁者要死死掌控軍隊甚至建立私家護衛隊的原因。 習二十大在黨的政治局和關鍵部門與崗位，全部啟用自己人馬，達到了他權力的巔峰。表面上，任何人奈何他不得，想對他搞小動作，難上加難。但如上所述，大權在握不表明他就有非常的安全感，對全局的掌控就已經做到萬無一失。毛的極權是中國亦是世界極權史的極致，可連毛在三年大饑荒時期都有大權旁落之憂慮。習的極權由於有現代科技特別是大數據的相助，在統治工具上比毛時期來得更精細和先進，然而，習沒有毛之大才和膽識，官員們服膺他不是因為尊崇他，而是害怕他，這跟官員對毛的權威的真誠認同是完全不同的，儘管後者也有很大的宣傳造神所導致的成分。 今年的北戴河比往年更不平靜 今天當局對習的造神也是不遺餘力，可效果差強人意，甚至許多人包括黨內高層對這種做法嗤之以鼻，把他當作一個笑話，雖然表面上他們對習恭恭敬敬，恭維有加。可以說，官員比起一般民眾，高級官員比起中下級官員來，在對習的認識上，會更真實，更不可能去崇拜他，因為他們能透過縈繞在習頭頂上的那套光環，知道他有幾斤幾兩，看清他的底細，對他是畏而不敬。 習的親信則更進一步，因為他們近距離接觸他，當局刻意塑造的那種距離的神秘感，對他們完全不起作用，他們只是出於前途利益的考慮自覺和習捆綁在一起，做出一副無限忠於習，維護習的權威的樣子，好讓習對他們放心。但是他們也做好了隨時準備跳船的心理準備，不會把自己的命運完全交給習，會留一個心眼。原因在於他們太了解這個政權的真實狀況，名為世界老二，實則千瘡百孔，危機四伏，哪一個漏洞出現泉涌，都有可能導致決堤。他們中的多數人是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者，不會為了一個所謂的理想和信仰而對習死忠。習當然也知道他的高級幹部隊伍里這種情況，對他們同樣不放心，一旦外界有風吹草動，他就要觀察他的親信會如何反應，有沒有背叛他的跡象。不排除火箭軍一鍋端遭整肅不只是出於腐敗原因，而是忠誠出現了鬆懈。 客觀評估，儘管出現了秦剛特別是火箭軍的事件，習近平的權力仍然強大和牢固，但是，二十大剛過半年就幾乎同時發生這兩起事情，說明他親手築起的權力大廈開始在鬆動。對獨裁者來說，倒塌起於親信心理出現背叛這個青萍之末。中國社會和黨內對習的不滿早已累積到一定程度，他的親信也早就感知到這點。因此，今年的北戴河休假註定會比往年更不平靜，雖然沒有刀光劍影，但統治集團內部的各懷鬼胎也一定會加劇，從而使得習確實要好好想想，如何在這個大變局的年代，為自己保得一個平安。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李嘉誠七折賣樓（房），引起全世界震蕩。有人說，李嘉誠賤賣新盤，是因為香港過去樓市升得太厲害，李嘉誠調低售價，只是預防香港樓市過熱的措施。 我還從沒見過地產商主動抑制樓價的事，樓市過熱，吃虧的永遠都是小業主，地產商趁樓市熱大賺，即使樓市冷下來，他也已經賺夠了。我不知道李嘉誠手上還有沒有其他樓盤，如果有，甩賣只是倒自己米，如果沒有，他不是要給其他地產商罵死？ 李嘉誠此舉只有一個出發點，就是他對香港未來投一張不信任票，這不是一個樓市信號，也不是一個經濟信號，這是一個政治信號。 自中共國安法公布，特區政府秉承中共意旨，實施嚴酷管控，香港的法治一路衰敗，港人的自由一路削弱，香港的政治環境惡劣，營商環境惡化，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由排名68，暴跌至148；而一項人類自由指數，香港由全球第3跌至34。近年香港人移居外國的人數有四十萬人之多，其中大部份都是專業精英；香港與中國簽定貨幣互換協議，香港庫房成為中共的提款機；中共戰狼外交得罪全世界，香港也從萬人迷變成乞人憎。 政治環境的惡化，導致不少跨國公司將總部遷移至新加坡，外資大行也大量裁員以適應未來暗淡的前景。 香港的政治環境不妙，因為香港政府只是提線木偶，中聯辦與港澳辦是特區政府的太上皇，國安公署成為香港警察的頂頭上司。從前政府依法辦事，商人可據理力爭，此後商家們只是中共砧上肉。 經濟環境變，是因為政治與文化環境變，香港前景之不妙，建基於中國前景之不妙。李嘉誠七折賣樓，基於他對全局判斷的悲觀預期。 美中關係惡化，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在外貿﹑科技﹑外交﹑軍事上的制裁與圍剿永無止境，中共內部經濟處處爆雷，社會問題叢生，最致命的是政府束手無策。習近平對現狀絕望，對未來悲觀，全部心思只用在清理門戶與準備戰爭，已無心內政外交。 經濟惡化帶來民生困頓，社會不穩，民變四起，中國的政治大動蕩正在醞釀之中，中共一旦崩潰，香港無以置身事外，到時天下大亂，地方割據，難民蜂湧而至，香港將成為失防的孤城。 對香港未來的悲觀，基於對大陸未來的悲觀，對大陸未來的悲觀，基於內外局勢不可救藥，李嘉誠七折賣樓，出於他高度的政治智慧與人生智慧。他在災難來臨之前預為之謀，走得快好世界（比世界快），原因正是他對世局的認知比一般人更宏觀更前瞻。 李嘉誠一生勤奮用功，對知識如饑似渴，有過人的膽識，做生意進退有據，判斷政治動向和時代潮流高人一籌，他每每敢為人先，又能在危機來臨之前安全撤退。早在2013年，李嘉誠就拋售大陸地產項目，當年官方媒體以「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對他施加壓力，李嘉誠不為所動；多年來李嘉誠也先後拋售一些香港的項目，不過做得低調而已。面對社會輿論質疑，他顧左右而言他，多做事少說話，往往又在關鍵時刻快刀斬亂麻，我行我素。 李嘉誠長袖善舞，他與中共及特區政府維持體面交往，中共有求於他從不推託，但他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做賣笑爭寵的事，不做中共的跟班。中聯辦為梁振英助選，李嘉誠票偏偏票投唐英年；反送中運動初期，特區政府暴力鎮壓，李嘉誠公開呼籲「對接班人手下留情」，冒被中共報復之險為香港說情，他愛惜香港又特立獨行，因為有主見有底氣，不作牆頭草。 他在香港發達，沒有香港就沒有他的一切，但這個香港主要是港英時代的香港，香港優良的制度，香港人的擁戴，造就他恢宏的事業。他對香港感恩，眼看香港在中共手上一路淪落，難免有不忍之痛，這是不問可知的。 李嘉誠七折賣樓，與其說是他在收拾細軟準備逃命，不如說是他在對香港人發出政治預警，提醒我們來日大難，早作打算，不管他有心無心，我們都不要低估他的政治智慧。想走不想走，能走不能走，大家都多預留一點迴旋餘地，以免災難臨頭時慌不擇路。 有人又會笑我想多了，我的人生哲學是寧肯想多不要想少。李嘉誠此舉有異，引人深思，以上推測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天災常有，世界上到處可見；而人禍卻因各地政治制度的不同而程度、後果等有很大不同。七月末以來，一場天災出現在中國華北、東北地區。在颱風杜蘇芮作用下，那裡相繼連降暴雨，各地多有房屋倒塌、財物毀壞、人員傷亡的情況。接下來，就是人禍了。人禍不一而足，這裡限於篇幅只能舉幾個明顯的例子。 當局瀆職，人禍種種 第一個例子是河北涿州。那裡的災情特別嚴重，究其原因，首先是當局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採取的排水路線所造成的，從根本上講則是當局關於建設雄安新區的錯誤決策所帶來的後果之一。雄安新區是習近平的所謂千年大計，不知出於什麼盤算而選址在白洋淀地區。這裡自來就是太行山東麓洪水下行的匯聚之地，因此才有了這麼個白洋淀。雄安新區可以借白洋淀的水景，但它卻也毀掉了白洋淀的聚洪功能；如果白洋淀如常聚洪，雄安新區也就被淹掉了。涿州恰恰地處北京之南、雄安之北；洪水一到，當局為了上保北京、下保雄安，涿州就成了最方便的犧牲品，成了兩個強鄰的溝壑。因此，涿州這次的大水災，至多三分天災，至少七分人禍。 第二件事，是當局對待水災的態度。這往輕處說是不聞不問，往重處說是草菅人命，按法律說是涉嫌犯有嚴重瀆職罪。從到處指明方向的最高當局，到一層層蜂營狗竇般的黨政機關，本來每天都要在新聞報道中顯示自己的存在和權威，忽然一下子全都不露面了，難道被杜蘇芮颱風吹去了羅剎國不成？不露面你就不露面吧，相信也不會有太多人懷念你們的，可是背地裡黑招卻是不少。這包括下令泄洪但不給泄洪區居民事先通知，也包括組織人偷偷挖開河堤以實現當局既定的排水路線——既然是偷偷地挖，當然也就是打算著寧願把河堤下的居民們悄悄淹沒到洪水之中。至於壓制相關報道，隱瞞水災實情，到了災情稍退之後又一個個出來弄姿作秀，這本來就都是這個政權的日常功課和中共官員的一貫作為了。 你掌握著公共權力卻不來應對公共災難，也還罷了，偏偏還要在天災之際用自己手中的公共權力來刁難、阻礙、甚至鎮壓民間的救災行動，這也太沒有半點兒人味兒了吧？據報道，有人呼喊救災，卻被當局拘捕。又據報道，外地到涿州救災，需要有涿州當地政府的邀請函，不然不讓靠近災害現場。這樣一來，前些年在西方社會影響和國際組織帶動下開始在中國形成的民間志願救災，也就難以發揮作用了。這可以說是人禍的第三個例證吧。 專制政治是最大的禍水 所有這些人禍的源頭，很明顯，在於中共政權的基本性質，那就是專制主義。 專制主義的決策，包括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都是專制者可以任性做出的；他可以不在乎自然規律，不在乎民眾利益，更不在乎什麼專家意見。他有他的一盤大棋，說穿了其實不過是從自己的權力出發，落腳到鞏固、維護和強化自己的權力。毛澤東的「大躍進」是這樣，一盤大棋下出來的結果是持續數年的大饑荒，上千萬人餓死；習近平的雄安新區也是這樣，從起意到策劃，從選址到建設，親自指揮，一意孤行，尚未建成即已經在為禍民眾了。 專制主義的施政，排除並打壓民眾的參與，因此不受民眾意願的制約，惟上級是從，惟權力是從，惟官員私利是從。這一點，相信中國民眾每日每時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切身感受到，類似這次的水災只不過是把這種政治真相以更加戲劇化、更加悲劇性的方式呈現出來而已。平日里，為了所謂「歲月靜好」，很多人選擇對專制主義施政的種種荒唐行徑視而不見，在遭遇了其人禍災難後也往往寧願忘記，就像前兩年新冠疫情期間的強力封控、「大白」肆虐等這些玩意兒如今好像都不曾出現過一樣。但是，專制政治這玩意兒，不是你想看不見就能看不見的，不是你想忘掉就可以忘掉的。它的蠻橫就在於可以肆意侵入並控制民眾的生活，不斷地製造新的災難。 專制主義還有更其蠻橫之處，那就是既不容許民眾自己解決自己的事情，也不容許民眾之間相互幫助來克服困難。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你能解決自己的事情了，你就不再依賴專制政權了，專制主義也就缺少社會基礎了；民眾之間相互幫助，則會形成集體行動，那有可能挑戰專制政權，這不正是專制政權最為害怕的事情嗎？ 在民眾力量羸弱、自組織能力也差的情況下，專制主義政治容易興起。天災之際，受害者都處於弱勢，渴望得到幫助，一個強有力的公共權力機關是能夠幫助人們的。在關於政治專制主義的研究中，就有那麼一種說法，見於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書，認為中國的專制主義政治源於治水，其功能首先是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管理。這一觀點在學界備受爭議，但也是一家之言。一般中國讀者不難首先想起大禹治水的歷史傳說，中國政治中「家天下」的制度也正是從大禹傳位給兒子開始的。 數千年過去，世界早就天翻地覆了。儘管中國還在專制政治統治之下，但很明顯，專制政治也早就嚴重退化，原來在治水、救災這類事情中還能表現出來的權力高度集中的一些好處，已經不復存在，但由於權力高度集中而產生的壞處，如上所述，太多太多了。就算歷史上真的有過「水利專制主義」，這次的杜蘇芮卻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今天的專制主義就是「水禍專制主義「。大大小小的天災到處都有，專制政治卻會把天災擴展為大大的人禍；專制政治就是中國所遭受的最大禍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2023年8月13日是被譽為「中國的良心」的高智晟律師出獄後在軟禁中被中國共產黨綁架失蹤六整年的日子。 六年來他的家人們無數次要求中共及其爪牙部門給個說法，均遭到無理拒絕。即使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所謂的「發言人」也旁顧而言它，不予回答。中共這些反應給了外界一個印象：共產黨通過一再迴避來拒絕面對高智晟律師失蹤問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共產黨對於認清中共邪惡本性並堅決反共的高智晟們，從來沒有一刻放鬆過迫害、打壓。 最近在高智晟律師被中共綁架失蹤將滿六年之際，世界各國多地陸續展開了尋找高智晟、譴責中共綁架的抗議遊行。我和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商量後，她錄製了一個向中共黨魁習近平要人的視頻，打算配上英文字幕，推動呼籲尋找高智晟。就是這件事情引出了中國共產黨隔空與世界正義力量為敵的幕後故事。 8月9日上午，我接到助手打來電話說：「我們找的翻譯正在把翻譯好的文稿打上字幕時接到中共爪牙打來的電話，要求他立即停止，不要再為美國天主教大學的人權中心做任何事情。否則你在中國的家人就會有麻煩。」 助手說「我們必須馬上另外找人翻譯，並放上字幕」。 另外找人翻譯並不難，我們很快就搞定了。然而這件事再次充分證明美國天主教大學人權中心的人權工作做到點子上了。我們每周結合時事向美國的普通人，尤其是年輕人講解中共的邪惡，讓他們知道中共一邊迫害自己本國的人民，一邊如何通過大外宣和統戰來滲透腐蝕自由世界，不斷破壞我們的自由生活……事實在證明中共對此工作的恐懼，證明我們的工作初見成效。 另外，上周被美國司法部以間諜罪逮捕的美國海軍士官22歲的魏金超和稍早被捕的海軍士官趙文恆都被拒絕保釋申請。上述案件以及我們的翻譯人員被中共威脅的事情說明，中共不僅一直在全神貫注地隔空與正義為敵，還說明在現實生活中，中共也不斷對美國多方面進行深度腐蝕與滲透，而且中共的這些做法早已引起了美國相關部門的高度警惕。 高智晟，這位著名的人權律師，因為他的人權工作，他在被暴政構陷關押酷刑後，又在中共當局軟禁他的家中被中共綁架失蹤長達六年，至今生死不明，他的家人卻控告無門。這正在成為中共打擊異己的一種模式。 對中共這樣公然踐踏人權的罪惡行徑若不能從根本上遏制，就會被其更加廣泛應用。 我們非常期待更多正義之士加入尋找高智晟律師的行動。世人從尋找高智晟的過程中，能更深刻認識到中共政權這個邪惡組織如何隨時隨地與正義為敵，中共政權從未想過放下屠刀改過自新加入文明世界民主行列。 因此，對中共這樣徹底流氓化的魔鬼撒旦罪惡政權，除了用實力馴服它，不要對其抱有任何幻想。自由世界民主國家必須認識到，經過百轉千回，幾度天真期待落空之後，還得回到實力的較量上來。 尋找高智晟律師！中共當局必須明確告知高智晟律師的現狀，還高智晟律師自由！讓我們直面邪惡，用實力抵制之。 沒有共產黨才能真自由，這句話不僅適用於中共淪陷區，也適用於世界各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無論是與”火箭軍窩案”的關聯還是犯了”政治錯誤”的說法，都不過是傳聞而已。秦剛的未來如果是被從重處罰的話，原因只會因為是他給整個中共政權製造的外交被動和導致習近平個人形象嚴重受損而令習近平惱羞成怒，從而下令從”腐敗”角度入手嚴辦。 我們在本專欄上篇文章結尾部分已經斷定習近平當局對秦剛的處分最輕也是與前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十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楊晶等同，完全沒可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說，未來他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面臨的要麼是被撤銷，要麼是罷免，只是被「免去」的可能性應該沒有。所要特彆強調的是，截止本文發稿的今天，中共外交部網站里「歷任外交部長」欄仍然沒有秦剛的名字，倒數第二是楊潔篪，楊的名字下面是王毅。而事實上應該是王毅的後面還有秦剛，秦剛的後面又是「回鍋肉」王毅。 眾所周知，自秦剛「出事」以來，籠罩在他頭頂上的間諜烏雲就越來越濃厚。筆者在過去文章中已經詳細介紹了秦剛的「間諜出身」。即使是他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仍然肩負著「隱蔽戰線」的工作使命也不足為奇。但現在外界硬生生把他扯進「火箭軍窩案」，委實牽強。早在秦剛「失蹤」後的前十幾天里，因為當時的中共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也在同一時段內沒有出現在他本應該出現的時間和地點，外界立刻有媒體將此秦剛與李玉超的「留美兒子」扯在一起，但李玉超的「留美兒子」叫什麼名字，「留」在美國的哪個城市、哪所大學，均未被「披露」。 繼而，隨著火箭軍前副司令吳國華的死亡被證實不是因為「新冠」復陽不治而是「自絕於黨和人民軍隊」的畏罪自殺，秦剛擔任駐美大使期間的「關係人」之一又從李玉超的兒子變成了吳國華的兒子。 這就是為什麼筆者對秦剛「未能阻止」甚至「協助」他人向美方泄露火箭軍機密的說法嚴重懷疑。 除了「間諜」或者「泄密」說，對於秦剛的被「整肅」，也還有「犯了政治錯誤」之說。 本月1日，前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顧問、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先生評價秦剛落馬「本質上是不足為奇的」。 「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余茂春認為：（秦剛落馬）與中共政權的權力傲慢及腐敗具有直接關係，「今天你是這個領袖的得力幹將，明天你可能就會身敗名裂」。 至於是否是「婚外情」導致秦剛中箭下馬，余茂春認為這不是問題所在，他判斷秦剛很可能犯了某種「政治錯誤」，例如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談話間被政敵抓住把柄並上報，因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得不查辦他。 余先生的這種分析邏輯上是成立的，但沒有任何事實依據證明秦剛是犯了所謂「政治錯誤」。所以依然存疑問。 當然，無論是被「火箭軍窩案」牽連還是犯了所謂「政治錯誤」，此二項只要其中一項屬實，未來他秦剛的下場肯定是被從重而不是從輕。 而筆者更傾向於即使秦剛未來被處理的程度即使嚴重到了「移交司法」的地步，被處理的理由也還是只會局限在「婚外情」加「腐敗」。因為當今中共政權陸續處理過的所有大小黨政官員里，只有經濟問題而沒有「生活作風」問題的雖然為數不多，但確實還有，但只被查出「生活作風」問題而經濟上卻被找不到任何把柄者，一個沒有。而經濟層面的受賄或貪污達到一定數額，就是所謂「從量變到質變」了。 所以，未來的秦剛如果被宣布「數罪併罰」 的話，即使嚴重到 了「移交司法」的程度，但黨紀處分通報中只要既沒有「泄密罪」，也沒有「瀆職」，那麼他與所謂「火箭軍窩案」之關聯的說法便可證明是子虛烏有。 秦剛被免去外交部長的消息被中共官媒對外宣布至今，所有參與討論、預測秦剛最終命運的媒體記者、評論人士少有特別注意到一個重要細節，那就是習近平的「主席令」里說的是免去秦剛「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這個「兼」字很重要，等於是強調了他秦剛在沒有了外交部長的實職之後，至今還是位居「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列。 能夠與秦剛在仍然還是國務委員前提下被免去國務院部長兼職一事類比的最近的例子是去年6月下旬第十三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五次會議通過的「免去趙克志兼任的公安部部長職務，任命王小洪為公安部部長」。 從那以後，趙克志不但繼續掛名國務委員，其黨內另外一項重要兼任也一直被保留到中共二十大召開，那就是中央政法委副書記。而如今的秦剛的國務院黨組成員職務也仍還被繼續保留。 不過，去年趙克志在繼續擔任國務委員的前提下被免去公安部長兼職與如今秦剛在繼續擔任國務委員的前提下被免去外交部長兼職雖然是步驟及程序上沒有區別，但日後下場肯定是迥然不同。去年的趙克志與王小洪之間是所謂的「新老交替」，所以到今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召開時，他趙克志的國務院國務委員職務是一屆任滿，自然卸任。而如今的秦剛在被免去部長兼職之後的國務委員職務，沒有半點可能會被持續到2028年3月，也就是中共十五屆全國人大召開的時候。 至於對秦剛的黨內處理意見何時出台，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已經說過了參照一下對楊晶的處理過程，對秦剛的調查和處理意見的形成的過程一共需要三、五個月，也是十分正常的。當然，如果最終會被「數罪併罰「的話，那麼結案的時間也許會更長。 我們在過去的關於秦剛案的分析文章里，曾經拿中共前國務院統計局局長邱曉華也是因為與情人育出私生子而被判「重婚罪」與之相提並論。 這個在中紀委通報中對受賄為主罪，「涉嫌重婚」只被列為副罪的邱曉華，最終被落實的「受賄」金額只有區區20萬元，而且還全都是「私營業主」們給他的髮妻所患之疑難病症的尋醫找葯錢， 以至最高檢察院接手此案後堅決不同意按受賄罪結案，只好以重婚的單項罪名判了他一年有期徒刑。而從邱曉華最後一次以國家統計局局長身份對外公開活動到被提起公訴的整個過程，只用了不到4個月的時間，是近二、三十年來陸續被「司法處理」的省部級以上黨政幹部中處理程序最簡單，耗時最短的一個。 按照邱曉華出獄後自己的回憶，中紀委對他宣布採取「雙規」措施之後，即提醒他「雙規」的時長第一期可以是6個月，但6個月後辦案人員還可以申請延長6個月。而邱曉華因為「案情簡單」，所以第一個「雙規期限的一半即3個月的時間都未用完，就已經被移交檢察院了。 與當初邱曉華被「雙規「的時限所不同的是，如今中紀委和監察委對秦剛的軟禁措施如果已經被宣布為」留置「的話，」法定「時限也已經改成了3個月加3個月。即3個月期滿時，可因為案情需要而」依法「增加3個月。 以日前剛剛被判處15年有期徒的中共前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長、一級大法官沈德詠為例，他是去年三月下旬被宣布「接受調查」的，到去年9月7日被宣布了黨內處理意見，開除黨籍、移交司法。前後不足6個月的時間。 現如今，秦剛在沒有被對外公開宣布「接受調查」之前，理論上是不能被採取「留置」措施的。 一般情況下，這個官宣接受調查的時間越往後拖，被輕處理的可能性就越大。這裡說的「輕處理」，指的是區別於邱曉華被「移交司法」 的楊晶模式—-只被施以比開除黨籍和開除公職（雙開）要輕一至兩檔的黨紀和政紀處分。 有心的讀者和聽眾不妨拿中共政權對楊晶和對近日剛剛被判刑的沈德詠的處理程序的不同，來預估一下秦剛未來被處理方式的可能性之一。 2022年3月21日，中共對外宣布沈德詠「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審查調查」。 這樣的表述，等於是直接定性，指明沈氏一定會被「移交司法」。所以他當時他任職的全國政協立刻配合出台了對他的「除名」措施。 當年9月初，沈德詠被宣布「雙開」，隨即進入所謂的「司法程序「。 2017年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關於楊晶被調查的說法就已經出現。接下來，仍然還出席了十九大的楊晶沒有被安排連任中委，當然也不可能連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似乎證明了楊晶「出事「的傳聞，但十九大閉幕後的當年11月間，楊晶仍然還曾以國務委員兼國家行政學院院長身份出席公開活動。 但是，該來的遲早要來，正如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介紹過的那樣，2018年2月24日，趕在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幕的前10天，，中共新華社「受權發布」了「（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撤銷楊晶同志的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決定」。 請注意，這裡使用的「撤銷「二字。 也就是在「受權發布「楊晶的行政職務被」撤銷「的前幾個小時，新華社先」轉引「了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網站的消息，說是對十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審查後的處理結果是」決定給予楊晶同志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降為正部長級」。 對比之後不難看出，事實上中紀委當初在宣布讓沈德詠「接受調查」之前，即已經將他的問題定性為「敵我矛盾」。而對楊晶的調查一開始便是所謂「同志式」或者說「治病救人」式的，所以在調查期間顯然還是允許他帶「病「工作，然後在宣布對他進行調查的同時就宣布了黨紀和政紀處分的處理結果。 那麼，我們假設習近平當局已經內部決定不對秦剛施以重罰，那麼因為「秦二世」的曝光也沒有可能令秦剛以外交部長身份繼續對外活動，所以無論如何先免去他外交部長的「兼職「都是當務之急。 接下來，中紀委和監察委對秦剛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包養二奶並生下私生子的調查，必然會擴大到貪污受賄層面。這是中共各級紀委對每一個被舉報婚外情之後又無法幫其遮掩的官員進行調查的必不可少的下一步程序。所以說，對秦剛的調查和處理意見的形成還需要一個過程，是十分正常的。未來僅令他秦剛接受楊晶一樣的降為部長待遇的下場，不失為一種可能。 但是，也正像筆者過去的文章里已經分析過的，秦剛的事情大概率是因為「看熱鬧的不嫌事大」而被外界媒體複雜化了。同時筆者也認為秦剛所犯的周恩來所說的「亂搞」的錯誤已經上升到了不以他本人和習近平意志為轉移的「嚴重影響黨和國家外交形象、外交信譽」的高度，所以為此惱羞成怒的習近平對秦剛的感情由愛轉恨是非常合乎邏輯的。去年的這個時候習近平對秦剛愛得有多深，如今的習近平對他秦剛恨得就有多切。秦剛當初的「一時快活」把個習近平搞得是要多背運有多被動，用不著在這裡過多著墨了。 那麼如果是習近平對秦剛由愛轉恨的分析成立的話，那麼進秦城肯定是秦剛未來的唯一出路了。 筆者在兩個月前的《一級大法官沈德詠是否會被從輕發落？》一文中已經介紹過，幾年前一位「貪官」親屬告訴筆者，他的那位被控受賄罪的親人因受賄單項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如今還在監獄服刑。當初此人被中紀委專案組移交給檢察院的「犯罪金額」是5百萬出頭。但到了檢察院之後，把他歷年來收受過的財物，包括茶葉禮品盒等都按市價算成受賄金額，一下了就過了千百門坎了。更過分的是，比如一個茶葉禮品盒本是10多年前收受的，但卻按發現這個禮品盒的抄家時間的當時市價計算成「受賄金額」。更更過分的是，此人被社會上的商人們陸續安排過的旅遊度假過程中的機票、旅館等的開銷，也都會被計入受賄金額。 依此類批，僅僅是傅曉田在美國生活期間，以及往返華盛頓洛杉磯專機再加醫院產仔等所有開銷，無論是由誰買單，最終都被計算成為秦剛的經濟犯罪金額，由使館支付算貪污，其他渠道支付則算他受賄。僅憑這筆錢，就足以讓他秦剛進秦城吃牢飯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月5日和6日，烏克蘭問題國際會議在沙特舉行，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派烏克蘭問題特使李輝出席了這次會議。之前輿論對中方是否會派人參加普遍持謹慎觀望態度。因為此次會議雖說是在沙特舉行，但幕後操盤者是烏克蘭和美歐等國，而按中方一貫做法，它不會出席一個排斥俄羅斯的國際會議，以免損害俄中關係。此前，中國就沒參加6月底的哥本哈根會議，而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南非這幾個被認為是全球南方的重要國家都派人參加了，故李輝這次出席會議，連烏克蘭外長庫列巴都表示，「是歷史性勝利和超級突破」。 有人將此和幾個中國人駕車去俄羅斯旅遊，遭俄海關官員盤查刁難，中國領事館特意為此發聲，和俄交涉一事並提，認為中國對俄烏戰爭的立場和態度正在發生某種程度的改變。相信這種看法的人似乎正在增多。 自俄烏戰爭開打以來，中國的立場就廣受矚目。北京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明確譴責俄入侵烏，它宣稱持中立立場，既不站在俄羅斯一邊，也不偏袒烏克蘭，如果一定要說站在什麼立場，中國站在和平一邊。但是，北京的這個公開表態也被輿論質疑，認為它中立、謀和談的背後其實是支持莫斯科。不過，隨著這場戰爭打了一年多，俄在國際上的處境越來越孤立，國際上也不時傳出中國有意和俄拉開距離，比如在瓦格納事變後，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就稱，習近平和普京的兄弟情已經見頂，對後者的繼續支持對習已無甚益處。類似說法總能得到某種蛛絲馬跡的證實。李輝出席於沙特召開的烏克蘭和平會議，也給外界此種想像。 但在我看來，作如此解讀有些牽強，李輝赴會並不表示中國對俄烏戰爭的立場在進行調整，從實質性的支持俄羅斯擺正到開始支持烏克蘭。北京派李輝參會，主要出於三個考慮：第一，儘管烏克蘭是幕後的發起者，但主辦地在沙特，而且也是沙特出面邀請的，中國就不能不給沙特這個面子。年初中國調停了沙伊復交，沙特給了中國很大面子，兩國關係近年來有明顯升溫，沙特在王儲主政下，在外交上愈來愈靠近北京，而北京也要用沙特作為抗衡美國的一張牌，所以這個面子不能不給利雅德。一名西方外交官就直白地告訴媒體，選擇沙特作為主辦地，部分原因是希望沙特說服中國與會。 如前所述，中國向來強調勸和促談，今年二月還特意發布關於烏克蘭和平的12點主張，並隨後宣布設立烏克蘭問題特使，負責和談的斡旋事宜。李輝在6月為撮合俄烏會談還專門到烏、法、波、俄以及歐盟跑了一圈，見了澤連斯基，雖然無功而返。這次會議也是關於結束戰爭的和平會議，如果中國不去，和之前宣稱的和平立場就相衝突，會被人懷疑和談誠意與努力只是個做樣子，實際是站隊俄羅斯的。北京當然要避免這種輿論出現。 從此次會議的主旨看，幾個核心的支持烏克蘭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希望利用這個場合，將全球南方國家，至少是其中的重要國家，拉到西方一邊，造成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都力挺烏克蘭的印象和聲勢，從而讓俄羅斯處於一個更不利的境地，同時也為西方對烏支持增加道義優勢。俄烏戰爭打到如今，由於它所造成的外溢效應，特別是糧食和能源危機已波及到發展中國家，導致很多發展中國家對俄烏及背後支持的美國都有意見，保持中立，而俄烏雙方也正為贏得這些第三勢力的支持在國際上展開日益激烈的較量。俄羅斯最近在莫斯科召開了和非洲國家領導人的峰會，宣布對非洲的糧食援助計畫。烏克蘭和美歐無疑希望各國能在這次標誌性的和平峰會上爭取到國際社會對有利於烏克蘭的和平條款的支持，屆時就能簽署解決俄烏衝突的共同原則。 另一面，主辦者沙特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純粹是被烏克蘭和美歐「利用」。沙特的目的是通過這次會議，在俄烏戰爭這個當今全球最關注也最棘手的事情上，凸顯中東國家的力量，同時展現沙特在中東及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力。過去中東國家基本是沒有能力和意願參與和界入國際衝突等熱點問題的處理，除非它發生在中東，但現在沙特認為它有這個能力，中東不能老是在國際場域缺席。可沙特也知道，要發揮自己的國際影響力，不能少了中美來捧場。美國不會缺席，因為它正要利用這個場合，排斥俄羅斯，中國能不能來，就要打個問號。除中國外，沙特要做這個場子，全球其他重要的南方國家，亦不能缺席。所以這次會議，實際是全球南方國家和西方陣營借烏克蘭問題爭取國際規則權，表面上是美歐要「討好」前者，實際是雙方各有盤算。 對北京而言，沙特是一個重要朋友，以後在伊斯蘭世界還要仰仗利雅德，因此，這個面子是不能不給的。中國的自我定位也是全球南方國家，且是領頭羊，而在出席此次會議的30多個國家中，包括印度、巴西、印尼、埃及、墨西哥、智利、南非等有影響力的全球南方國家，假如中國不來參會，全球南方國家就缺一隻領頭羊，因而，中國也要藉此場合，和這些國家協調立場，共同確立全球南方國家一致的聲音，不被美歐和烏克蘭「帶偏」節奏。如此來說，中國雖然派團出席會議，但不會接受澤連斯基早前提出的10點和平主張，因為澤氏的主張和北京的主張雖然都打著和平旗號，但本質內容是有差異的。全球南方國家亦不大可能改變它們原先的中立立場，而完全站隊烏克蘭。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