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紅嬋新代言費全歸她自己？網傳分賬說法引熱議
2026 年 8 月 7 日
將於9月1日對外公布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或者下次、下下次的常委會會議上的「決定」內容如果包括對秦剛國務委員職務的處理，那麼無論是免職還是撤職，表面上看是在履行習近平版的全國人大的《組織法》的職責，實則是違反了中共憲法的相關規定。 今天是8月28日。我們上周五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中共政權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從今天開始舉行。不過是次會議所有議程中最為外界關注的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和審議有關任免案的結果，正常情況下都是要等9月1日，也就是已經宣布的是次會議的最後一天下午才會對外公布。 眾所周知，中共十四屆人大的一次會議召開之後才五個多月的時間。五個多月前，總共近三千名代表在與會期間都還是健康狀況良好，與會之前也都已經被進行了嚴格的政治審查，而且是按照習近平的要求，和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以及中紀委委員在產生過程中的政治審查標準一樣，「絕不能帶病上崗」。 所謂「絕不能帶病上崗」，是去年中共籌備召開二十大時習近平在召見籌備組人員時的訓誡內容之一，意思是在綜合考慮每個具體人選的德、能、勤、績、廉表現情況過程中，特別要嚴把廉潔關。習近平聲稱「這是選人用人的底線要求」。習近平要求：在廉潔問題上必須「零容忍」，不能把有硬傷、暗傷的人選進來。 接下來，無論是籌備十四屆人大還是十四屆全國政協，籌備組都將習近平的這一要求應用在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名單的產生過程中。 照理說，既然都在廉潔問題上「零容忍」了，所以無論是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產生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及中紀委委員，還是今年三月出席「兩會」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們，在廉潔問題上都是應該是杠杠的，誰成想，居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陸續暴露出了一匹又一匹「害群之馬」，有軍隊的，也有政府的，更有地方的。 軍隊系統率先冒出的面臨被除名的幾個全國人大代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至少包括了去年1月才晉陞火箭軍司令員並獲授上將軍銜，繼而又在去年十月二十大「當選」上中央委員，並成為十四屆人國人大代表的李玉超， 2020年7月晉陞火箭軍政治委員並被習近平授予上將軍銜，然後和李玉超一樣，去年十月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晉陞二十屆中央委員，今年三月以全國人大解放軍代表團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徐忠波，以及前火箭軍副司令員，現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張振忠。 此三人日前都已經失去了軍內職務，應該都正處在被軍紀委「留置」調查階段。 未來對他們的最終處理會是什麼程度，我們無法預測，但即使是被給以黨內和軍內的「輕量級處分」，不至於被「雙開」再加移交軍事法庭，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是遲早的事。 也正如我們上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樣，如果9月1日公布出來的被中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個別代表」中包括了如上三人中的前兩個，那麼幾乎可以是肯定是在為今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宣布開除他們兩人的黨籍並逐出中央委員會做準備。 至於外界更為關心的現任國務委員，但已經被先行免去了外交部長部長職務的秦剛是否會被「從快」處理，快到今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就被逐出中央委員會的地步，我們外界也是無法預測。但是如果習近平當局已經內定了要在一個多月，最多兩個月內就一定會召開的三中全會上處理秦剛，那麼目前現在舉行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就有可能對他的國務委員職務下手。 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具有對副國級領導職務的處理許可權，一直都是一個在中共政權自己的法律條文中相互矛盾的問題。 我們在過去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2018年2月24日，趕在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幕的前10天，，中共新華社「受權發布」了《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撤銷楊晶同志的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決定》。 沒成想當月下旬就有細心的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人大代表在分組討論時指出，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務委員楊晶的撤消職務決定是違反憲法的。 我們知道，中共現行憲法是2018年3月最新出籠的習氏憲法。其中的第六十二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 其中的第六十三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下列人員：（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二）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 其中的第六十七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人事方面的）職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部長、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 也就是說，按照憲法的規定，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其常委會在涉及國務院的人事方面的「決定」權，只到正部級。具體來說，如果嚴格按照憲法行事，那麼當初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只有權決定當時的楊晶的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任免，但沒有權力決定他的與副總理同級別的國務委員職務的去與留。 正是因為有全國人大代表指出了這一點，所以當時的習近平當局「從諫如流「，下令」修法「。於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的決定》出台，並宣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這個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我們不妨簡稱為習近平版的《組織法》。這裡只分析其中的用當時中共全國人大發言人的話所形容的 「健全全國人大常委會人事任免權」部分。 具體說來，這個習近平版《組織法》中的第三十一條和第三十二條，都是新增加的。包括：：第三十一條：「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可以決定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任免；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可以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任免。」 第三十二條：「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委員長會議、國務院總理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國務院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 其中所謂「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等於是把總理之外的副總理和國務委員全都包括進去了。 請注意，這個習近平版的《組織法》的出台是在楊晶被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撤消及國務委員職務的兩年之後。也就是說，當時對楊晶的撤消國務委員職務的「決定「，完全是無法可依。 那麼，有了這個習近平版的《組織法》為法律依據之後，如今的十四屆全國人大的第五次常委會會議或者是日後第N次常委會會議，就貌似有了撤消國務院某個副國級領導人，比如撤消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的決定權，聽上去完全合法。但深究下去，卻發現如此規定完全是違憲。因為現行憲法中沒有賦予習近平版《組織法》中新增加的如上兩條人事權。此其一。 其二，現行的習氏憲法和習近平版《組織法》中也存在的矛盾之處還有，憲法中對國務院領導人只有任命和罷免，根本就沒有「撤消「一說。所以習近平版的《組織法》中的」撤消「二字就是與憲法相抵觸的。 事實上，中共政權自一九八二年頒布區別於毛時代的新憲法之後，憲法中規定的屬於全國人大任命許可權的所有正、副國級領導人，在時任國務委員楊晶之前，就從來沒有出現過一例中途被罷免的情況。當然出現過主動辭去職務的情況，但都是以第某屆全國人大第某次會議通過接受其辭職的決定的形式完成操作，而不是以某屆全國人大的第N次常委會會議同意的形式。 當然也出現過在兩屆全國人大之間增補副總理或者國務委員的情況，但進行方式也都是按照憲法的規定，在某屆全國人大的某次全體會議上完成操作，而不是由人大常委會越俎代庖。 也就是說，從1982年以來中共當局就從來沒有啟動過憲法中所規定的對某項職務擔任人的罷免程序。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李先念等人曾向鄧小平要求通過全國人大罷免時任副總理吳學謙，但遭到鄧小平的拒絕。 鄧小平採取的辦法是把吳學謙留在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上閑置，同時趕在1991年4月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將時任外交部長錢其琛「增補」為國務委員。這次會議上還增補了鄒家華、朱鎔基為國務院副總理。 總之，2018年2月對楊晶國務委員職務的所謂「撤消」處分，根本就是沒有憲法依據的「新發明」。而事後才出籠的以修改為名，事實上是另起爐灶的全國人大習近平版《組織法》中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根據委員長會議、國務院總理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國務院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這部分內容，雖然可以成為「撤消」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的「法律依據」，但因為是和現行憲法的相關條文有直接衝突，所以絕對屬於違憲操作。 當然，在習近平版《組織法》還沒有問世的時候，習近平政權即已經毫無顧忌地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形式，宣布了對楊晶的國務委員職務的「撤消」決定，如今對秦剛也如法炮製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正如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分析過的那樣，到本文截稿為止，秦剛也不過才「失蹤」了兩個月零三天，而上個月底為他的「特殊原因」而臨時召開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免去他的外長職務，只是因為在他秦剛「失蹤」之後王毅「以黨代政」不為西方國家所認同，再加之外交部發言人每天都被問及秦剛的去向已經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這才採取的在最終決定對秦剛施以何類何等處分之前的權宜之計。而對他秦剛的最終處理決定的出台，勢必是要待到中紀委的調查組先完成調查報告，中紀委常委會才會「先拿出意見」，然後才是習皇發話。而這個過程能夠在短短兩個月里就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筆者持謹慎懷疑態度。 當然，筆者對此事沒有任何「內部消息」的前提下，也拿不出過硬反駁外界媒體關於正在召開的這個全國人大第五次常委會議將會對秦剛進行「發落」的說法，但假如9月1日的新華社關於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結束的報道內容中出現了秦剛的名字，那就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免去」秦剛的國務院委員職務 ，第二種和楊晶一樣，只是被「撤消」了國務委員職務。而無論是免去還是撤消，與此同時，大概率也會把王毅的名字替換上去。因為目前的王毅雖然已經「回鍋」外交部，但他仍然還只是黨的領導人，而不是國家領導人。在對外交往，特別是對西方國家交往的過程中，名不正而言不順。 另外，雖然在我們已經分析過了中共政權的全國人大的習近平版《組織法》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擴權」是與憲法規定相抵觸的，但這個《組織法》新賦予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對「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生殺大權」，也只是「任免」和「撤消」。 我們假設習近平突然決定對某個在位的國務院副職領導人施以開除黨籍和移送司法的嚴肅處理，那麼此人的行政職務，無論是副總理還是國務委員，都只會被全國人大在某次會議上宣布「罷免」，而不是被人大常委會宣布「免去」或者「撤消」。 分析到此，我們的結論是，無論是正在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還是下次或者下下次會議上，如果只是決定「免去」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那就證明已經在內部決定對他「不予追究」了。如果是「撤消」他的國務委員職務，那麼下場就是和楊晶一樣，保留黨籍，行政降級。 如果人大常委會的幾次會議上都沒有拿秦剛說事，那麼他秦剛在明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四人大二次會議上被「罷免」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 至於正在召開的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如果不會涉及秦剛的前提下，有所謂的「人事任免」事項純屬常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恆大爆雷，碧桂園爆雷。股市低迷，人民幣貶值，金融一團死水。外企一家接一家地撤離。企業經營困難，失業節節攀升。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同時熄火。中國經濟究竟怎麼了？儘是壞消息。而今夏，禍不單行的還有，洪水滔天（實為人為泄洪），淹了華北，又淹了東北，毀了無數家園，敗了無數農田，死亡數字更是一個無底洞。舉世公認，中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連帶拖累世界經濟。 為何中國經濟一敗再敗？或曰：為何習政權一敗再敗？鑒於二十大之後形成一派獨大，習家軍全面上位，習近平一人掌權，故而，如今的中國政府，只能稱為習政權；如今的中共，只能成為習記中共。習政權一敗再敗，在於習近平的性格。性格決定命運。 習近平的性格特點，總結起來，至少有三點突出之處。其一，權欲重，私心重，生怕失去權力，一切布局和工作以他個人權力為首要顧忌，故而凡事需要「親自」：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其二，疑心重，不信任任何人，哪怕他自己的親信；聽不進任何人的意見，而稍有意見不同，則懷疑對方有二心、心懷異志。其三，固執，頑固，固步自封，冥頑不化，且頭腦陳舊，思維落後，整個精神狀態停滯在舊時代，與新世紀格格不入。 基於他的第一個性格特點：權欲重、私心重， 不肯分權或下放任何權力，必然造成龐大的官僚集團停擺。各級官員遇事不敢做主、也不願做主，只等上令，等習令。愈加滋長了官場懶政、怠政、墮政之風。人浮於事，效率低下。 基於他的第二個性格特點：疑心重，聽不進任何人意見。於是，他更多的聽到阿諛奉承、吹牛拍馬、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不僅聽不到任何真實情況，甚至聽不到任何建設性的意見。即便他身邊那些親信大臣，諸如蔡奇、李強、丁薛祥、李希等人，伴君如伴虎，動輒得咎，也終日誠惶誠恐、膽戰心驚、不敢越雷池一步。 基於他的第三個性格特點：固步自封，執著於舊思維。始終用舊腦筋應對新世紀。面對複雜紛紜的內政外交，他的手法卻簡單粗暴，那就是，生搬硬套舊時代的手段，敷衍應付新時代的變局，用舊藥方對付新疾病。用主觀慾念代替客觀現實，凡事想當然。總是力不從心，卻又認識不到問題所在。實際上，他本身缺乏當今時代的常識、以及正常的感知和認知能力，與多數人、尤其與年輕一代的感知和認知相去甚遠、甚至格格不入。 上述三個性格特點加在一起，必然形成錯誤決策-死不認錯-錯上加錯的惡性循環。性格決定命運，習記中共，焉有不敗之理？ 有人或反駁：說習近平處處失敗，卻為何能夠在權力鬥爭中取勝、且一再取勝？以至於一舉打破任期制、輕鬆復辟終生制，在二十大奪權之後，儼然「黃袍加身」，成為新的帝王，紅朝皇帝。 要解釋這一點，其實並不難，正在於：習近平的舊腦筋暗合一黨專政的舊制度。他充分而狡詐地利用了那個龐大而陳舊的黨機器，為他個人集權服務，不止充分利用密布全國的軍警特，還充分利用龐大而無所不包的宣傳機器，終日為他造勢造神。 換言之，習近平得以集權和復辟，仍是一黨專政的產物。其實，這也是鄧小平時代留下的漏洞：只有經濟改革、空缺政治改革的鄧時代，留下巨大的歷史漏洞，最後，竟讓習近平輕易地鑽了空子。 在一黨專政制度下，當某人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後，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只要他有意獨裁、精心運作、狡詐使力，先憑籍手中掌握的人事大權，不斷換人，任人唯親，安插親信於權力要津，最後全面掌控軍警特；只要他唯我獨尊、六親不認、心狠手辣，憑籍他手中掌控的軍警特工具，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展開大清洗，清除異己，同時製造恐懼；借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迫使黨內官員在恐懼中臣服，哪怕是口服心不服。 然而，回到治國理政，則是一敗塗地、一地雞毛。何也？還是筆者那句老話：一人成功，全國失敗（諸如毛澤東、斯大林、普京等，例子比比皆是。）一個獨裁者的成功，必伴隨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失敗。或者說，獨裁者的成功，本身就建立在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犧牲、為代價的基礎上，這是獨裁的巨額成本、超級成本。專制和獨裁的本質，就是禍國殃民。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傳統的北戴河休假結束了，北戴河的戒嚴和熱鬧也結束了，如今已經恢復了靜悄悄的本來面貌。往常北戴河靜悄悄了，國內外媒體就開始熱鬧了：各種新聞評論和猜測，以及港台媒體的小道消息，就開始充斥著大小媒體。可是如今卻仍然靜悄悄地就像一潭死水，這就不正常了。 這個不正常其實很符合規律。什麼規律呢？就是當中共內部的所謂民主，已經無法糾正錯誤進一步滑向深淵的時候，大家就只能鴉雀無聲了。各部門的問題一大堆，而且互相矛盾，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小習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跳著腳罵人了。這一次的北戴河會議，估計就是這種狀況。 什麼是魚，什麼是熊掌呢？比如說緩和中美關係，是挽救快速下滑的經濟所必須的條件。這個大家都心知肚明，小習也不是傻瓜。可是有一幫人就不能接受了，小習也不太情願。因為負責維穩的黨棍們，更加傾向於戰狼外交，配合一場局部戰爭來化解國內矛盾。這就需要支援俄羅斯繼續烏克蘭戰爭。 怎麼辦？以習近平善於內鬥而不善於治國的特點，不知道該幫誰說話才對了。幫誰都錯，只能罵人。你放了秦剛緩和中美關係，王毅和戰狼派不幹。你放了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國防部長和軍隊主戰派不幹。如何魚與熊掌兼得，不是小習的智慧範圍內能解決的。互相爭論上升為臉紅脖子粗，除了跳腳罵人還能怎麼辦呢？真難為習近平同志了。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這是規律，不可違逆。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的根本矛盾，發展到如今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不得不改頭換面了。這個根本矛盾，就是既要吃市場經濟這條魚，又捨不得放棄一黨專制這盤熊掌。結果就是深度中毒，命不久矣。 有沒有解藥呢？有兩種。一種是小習同志的英明策劃，回到二點零版的毛澤東，斯大林時代。一方面靠現代技術優勢，強化維穩鎮壓；一方面把人民的經濟命脈重新抓在自己手裡。形象地說就是，國有化加上人工智慧的全面監控。把任何反抗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 結果就是這些年產生的資本家們不能適應，正在靜悄悄的配合外國資本家們用腳投票。中產、小資產階級也不能適應，不斷暴雷被割韭菜已經擴大了窮人的隊伍。生活水平已經接近剩餘價值理論的大多數老百姓，只剩下造反一種選擇了。這種危機，北戴河會議的諸公們看得比我們清楚。 平時不敢說話，怕會被整肅。這時候再不說話，誰也逃不過後果自負。至少名義上北戴河還是自由發牢騷的機會，於是所有的責任都集中到了一尊的身上。誰讓你把權力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呢？權力和責任好像真的不能分開了，馬屁精們不會幫你承擔責任。 還有一個解藥：就是徹底改革政治體制，用多黨制約的政治體制，保障法律的正常實施。用法律保障的市場經濟，來實現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這是一條在世界範圍內，被證明行之有效的解藥。但卻是和一黨專政的利益集團相抵觸的解藥。利益集團們能夠捨棄自身短期利益，為全社會謀求這個長遠的利益嗎？ 我無法判斷。歷史上，古今中外兩種先例都有。比較明智的統治集團也可能放棄不可靠的短期利益，為全社會謀求長遠利益。否則就是暴力改朝換代。也許無法實現不流血的革命，就只能等待一場血流成河的革命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中共二十大習家軍全面上位，中國已進入堪稱「逢迎政治」主宰的「新時代」，中共政權也進入了「滅」的沒落時期。 李強引領中共「逢迎政治」 官員講話必提最高領導人指示、精神，歷來是中共官場的標配。但在實際工作中，一直到李克強任總理的時期，中共國務院還有一定的獨立性。到了習近平大秘出身的總理李強上任，他對習近平極盡逢迎，成為開啟「逢迎政治」新時代的標誌。 8月21日，中共國務院進行第三次專題學習，李強稱，習近平總書記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 8月16日，李強主持國務院第二次全體會議，稱在「習核心」領導下，「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回升向好」。儘管中國經濟已呈現哀鴻遍野。 近期華北、東北地區洪水滔天，習近平再次未如前任領導人一樣現身災區，引起不少議論。8月8日，李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卻稱「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牽掛各地受災群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親自部署、親自指揮」。 李強7月31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稱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經濟形勢的科學判斷」。 李強是習近平主政浙江時的大秘，他在上海奉習指令封城防疫搞得天怒人怨，結果照樣被抬上國務院總理大位。以李強的秘書黨思維，他掌握國務院，基本行為準則當然就是服務好習近平，當好「太監」。 3月14日，李強在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說，新一屆政府要以「習近平思想」為指導，國務院定位首先是「政治機關」，要「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實」。 之後，李強制訂了新《國務院工作規則》，減少國務院常務會議次數，同時建立學習習近平講話的制度。這是將「逢迎政治」制度化。 今年5月，李強還罕見以總理身份，陪習視察雄安新區。而過去的總理是不會這麼做的。 李強表面上是為了更好地執行習中央指令，避免政令不暢，但實際上執行的更多是政治指令。而更關鍵的是，作為「一尊」的習近平，並不是全能的，甚至可能是低能。 「全能的習近平」 早在2016年，就有外媒關注到習近平一連串的掛任頭銜。在當時，他不但任黨政軍一把手，而且已身兼7個領導小組負責人，分別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以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這些機構後來基本上已改成了委員會。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文章稱習近平是「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 但習近平真的不是「全能」的，他當全面主席，又號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更可能是因為不放心。 「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習近平在2018年第一次連任國家主席時這樣說。習近平自己就是黨，他什麼都要管，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權力欲，但主要還是他不放心，不安心，不得已。 過去的政治局常委中還有江派、團派人物，他們和習不太協調。現在常委們雖然都是習家軍，但連習近平都公開承認他們是「外行領導」，習有另一種不放心。 不過，習近平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未必是人們想像的事必親躬、勵精圖治的勤政表現，從他在洪災期間，連災區都不去看一眼，就可見一斑。 「逢迎政治」之禍 從李強開始，整個官場表面上都不敢對習有微詞，一味逢迎附和。但搞「逢迎政治」是有後果的。 習近平前三年防疫大搞動態清零，官方也稱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即便體制內外質疑聲音不絕，人道災難不斷，但習自己一直不鬆口，堅持說搞動態清零是「生命至上」。而主管衛生的高官和官媒都一直附和習的說法，維護動態清零，結果一朝潰敗，在去年12月政策大逆轉。 在當局放棄動態清零之前，發生了反封控的「白紙運動」。去年12月1日，習近平也曾對來訪的歐盟官員提到，中國出現抗議，原因是「在疫情流行三年後遇到了問題，大學裡的學生或青少年感到沮喪」。這個消息透過大外宣媒體披露。 習可能只是為自己找個台階下而已。真正讓他低頭的原因是他自己撞到了南牆。因為決策失誤，經濟受重創，政治上官員躺平，社會上民怨沸騰，原來的僵化防疫政策已經走不下去，最後歸因於「白紙運動」，以示他還是聽一點民意的。 最近的洪災也一樣，中共為保北京，向河北泄洪，為保習的政績工程雄安新區，涿州等地被淹，災情慘重。其時中共高層在北戴河休假，網上則流傳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等前領導人在任時到災區視察的視頻。 習近平事後專門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自己聲稱防汛抗洪救災取得了「重大成果」，這和各地災民抗議形成對照，而這種抗議過去是沒有的。 有意思的是，在華北洪災之前，中共官方7月19日曾出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關於治水的重要論述」。 官媒指習近平「親自擘畫、親自部署、親自推動」治水事業。中共水利部長李國英更為此書撰寫序言說，習近平關於治水的論述，「在中華民族治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共的水利部長簡直把習近賓士水捧到了「大禹治水」的高度。 這本書在洪災期間遭到不少民眾譏諷，有網友暗諷習是「專業專精的全才型領導」、「全才大將」、「當代大禹，治水有功在千秋」、「文武全才」、「百科全材」。 如果水利部是提前預製這次「高級黑」，李強在網路一片罵聲之際，仍聲稱習「親自指揮」救災，這其實是一種甩鍋。 習近平的治水思想，只是他「無所不包」的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我們看過的還有：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生態思想、習近平文藝思想…… 2021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黨媒刊文，吹捧習近平外交思想，稱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外交工作。然而，外交系統聽從習的「敢於鬥爭」指示，結果四面樹敵。 最近中辦、國辦印發文件，要求將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領導幹部「重要必修課程」，做「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模範實踐者」。 說習近平有經濟思想沒有錯，無非就是國進民退的一套，外交思想也有，就是惡狼外交的鬥爭一套。但要說習有法治思想，就很荒唐，人們都知道中共黨大於法，以黨代法，根本無人權和法治。 習近平既然有這麼多思想，不是靠御用文人搗弄出來就可以的，必須有逢迎者的宣導。 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內的研究機構，陸續建立了10個「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現在這種所謂的研究中心，在全國至少有18個。 今年4月，中共在全國發動學習「習思想」的運動，習的頭號親信蔡奇負責操盤。而習近平也不避嫌，親自開會下指示。這些都是「逢迎政治」的產物。 在經濟上的逢迎帶來的損害更大，因為習近平大腦思維都是陳舊的計畫經濟元素。當今中國的各類經濟指標幾乎無一點亮色，潛伏著各種灰犀牛和黑天鵝，中國的經濟繁榮落幕已是外界共識。這不是當局禁止唱衰，聲稱形勢大好，就能解決的。習近平為什麼一再強調安全？他如今惶惶不可終日，睡不安枕。 1978年之前，中共搞計畫經濟造成災難，1978年之後中共不得不轉變路線，但仍是由黨來決定市場的配置，本身就是瞎指揮，中共永遠無法「改革」形成真正的市場經濟。到了習近平「新時代」，也只是將九龍治水變成定於一尊。但由於最高層僵化低能，又沒有制衡，更容易朝令夕改，政策前後矛盾。 對於習近平折騰導致的政治黑暗、經濟爛透，沒人敢提異議。況且李強他們還要搞「逢迎政治」，讓朝廷瀰漫諂媚之風。 「新時代」就是「最後一代」 當然，也不能全怪身邊人坑習近平，因為習近平自己也確實聽不進別人一點刺激性的言論。所以他才會一上台就搞了個「妄議中央」的罪名。習近平成了名符其實的「習禁評」。 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紅二代、房產大享任志強質疑當局防疫不力。他罵習近平的文章，2020年3月在網上流傳，同年9月他被以貪腐罪名判刑18年。 中國歷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是能聽忠言的古代明君典範，他說過這樣一句話：「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不忘隋朝滅亡的教訓。他經常說：「百姓好比是水，帝王好比是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還認可魏徵所說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因為他知道自己並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 以馬列主義為宗、本質上與中華為敵的中共政權，本身來路不正，當然不能和中國正統的朝代相比。另外，中共也沒有民主社會良好的自動糾錯、修復功能，它即便有天大的錯誤，製造了多少人道災難，仍然會自吹偉大、光榮、正確。但作為統治者本人，本來有棄惡政、行善政的機會，善政會令統治長久，反之則短促，不論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道理是相通的。 如此，中共到了習時代，在各領域的折騰，只會加速其潰敗。而李強配合習打造的以「逢迎政治」為特色的「新時代」，其實是「爛時代」。去年上海封城時，年輕人躺平對抗中共，誓言做「最後一代」。如今到習近平這一代，其實也到了中共的「最後一代」。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中國經濟接連呈現敗象，引起國際媒體的諸多關注。但中國的金融外資斷流這個更大的事件，卻基本上未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本文分成上下兩篇，試圖說明，投入中國的金融外資，曾經幫助中國挺過了疫情期間的經濟困難，但金融外資最後仍然斷流了，這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將導致中國經濟進一步出現越來越大的困境。本文的上篇業已刊出，下篇著重說明，中國的金融外資斷流，對中國的經濟前景構成多大的衝擊。 一、金融投資：福兮禍兮？ 西方的巨量金融投資投進中國，當然是想在中國的泡沫經濟中「分一碗羹」；客觀上，的確給中國2015年以來正逐漸衰弱的經濟，打了一針強心劑。外商金融投資的高峰年份是2019年和2020年，兩年內達到7,930億美元，相當於同期中國外貿順差的83%。也就是說，中國全國上下拼出口，賺來的貿易順差只不過比似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拿到的金融投資略多一點而已。 對中國而言，外商的金融投資相當於一大筆從天而降的外匯收入，這些資金會被中國的銀行賣給央行，補充到中國的外匯儲備當中去，或者留在銀行的手中運用。外商的金融投資，畢竟是中國的企業借來的錢，其中的債券投資是要連本帶利償還的；而私募基金投資的項目一旦成功，外商投資者作為股東，則會出讓股權，套現走人。 無論是哪一種金融投資，當外商回收金融投資時，集中管理外匯的中國政府就需要支出相應的外匯。從外匯管理的角度看，外商的金融投資其實是國家的負債。借來外資用一用，雖然短期內是好事，但從長期來說，終有一還；而一旦經濟泡沫破滅，中國的企業倒賬不還了，所有借錢給中國企業的西方投行都會睜大眼睛盯著中國，看中國政府是否幫助中國的企業償還國際債務。這就是最近幾個月以來，華爾街的媒體幾乎每天都在報道中國經濟種種亂象的原因，因為華爾街從中聞到了投資變成壞賬的味道。 如果中國經濟的大勢向好，那麼，外商的金融投資會產生向上的助推作用；若中國經濟滑坡難免，則外商的金融投資就會成為致命的外匯負擔。而更加致命的是，當中國的經濟已習慣於外商金融投資的潤滑作用時，中國房地產業的領頭羊又由於國內原因而一蹶不振，那麼，只要外商的金融投資被倒賬，就會激出西方的金融投資斷流和外企撤資潮。而外商的金融投資斷流，對下滑中的中國經濟大勢，必然成為向下的助推力，這就是當下和今後中國面臨的局面。 二、外商金融投資的經濟與非經濟作用 對中共而言，從華爾街吸金，顯然比拼出口容易得多了。那這樣巨額的金融投資到底產生了什麼效果呢？2019和2020年，中國的GDP一共增加了8百億美元；也就是說，這兩年里，西方的金融投資是中國GDP增量的10倍。這些金融投資基本上對中國經濟沒有明顯的拉動作用，但客觀地講，對穩定中國經濟卻有重要幫助，所以我用潤滑劑來形容西方的金融投資。正因為有了華爾街的巨額金融投資，中國經濟在2019年和2020年才勉強維持住了；換言之，如果沒有這些金融投資，中國經濟早在三年前就大滑坡了。中共很清楚，國外金融投資已經取代外企建廠開店，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重要資金來源，但中共從來不讓其國人知道這一點。 西方的金融投資還產生了另一個非經濟的作用，那就是，它成了維繫美中關係的最後一根紐帶。過去幾年來，由於中共擴軍備戰、大量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美中關係每況愈下，但中共在美中關係的國際政治和軍事對抗方面，始終十分強硬，老神在在，因為中共覺得，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越多，中共手中的底牌就越好，不怕美國翻臉，因為對華爾街來說，美中翻臉的經濟代價太大。 而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美中關係需要「去風險化」，不能受制於中共。這裡所講的風險，包括技術、軍事、金融等多個層面。這就回到了本文上篇提到的，華爾街金融投資給自己「埋雷」這個問題了。由於華爾街通過私募基金對中國初創企業的投資，四分之一都與中國的軍工需要相關，因此，這些投資實際上意味著，華爾街對中國的的金融投資，增大了美國面臨的中國風險。 事實上，中共只是在利用華爾街的金融投資來開發中國需要的各種軍用科技，但絕不可能讓華爾街了解這些初創企業真正的研發進展，因為那是中共的科技絕密。如果這些初創企業不成功，華爾街的私募基金投資自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若中國的初創企業用美國的資金取得了研發進展，中共則會輕鬆地安排中國的初創企業「金蟬脫殼」。這樣的設想，只是金融全球化過程當中，美中金融的往來不發生突變時的場景；但是，突變還是發生了。 三、拜登限制對華金融投資 今年8月9日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宣布將限制美國的私募股權、風險投資以及合資企業對中國的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和半導體這三大敏感科技領域的投資。對此，國際社會反響很大，雖然這項行政命令只是直接將三個與中共軍用科技相關領域的美國金融投資斷流，它實際上波及的是整個華爾街的對華金融投資。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所用標題是，《美國對華投資禁令將進一步推動美中脫鉤》。這篇報道指出了一個前景，即拜登的這個行政命令，關係到美中經濟關係脫鉤；而這樣的脫鉤會讓美國和中國都會受到很大衝擊，當然也關係到世界經濟格局的未來大變。 拜登的禁令並非無的放矢，據PitchBook Data的數據，自2016年以來，美國投資者參與了700多個中國初創企業在AI和半導體領域的合資項目。此禁令生效以後，中國政府會儘快把這些企業變形成它可以主導的項目，並直接或間接地把華爾街的私募基金投資留在被空殼化的初創企業里，令這些私募基金項目的美方投資者血本無歸。而後，白宮的該行政令對華爾街的金融投資自然會產生重大的寒蟬效應，何況先前的投資可能都變成了「肉包子打狗」。 從拜登的禁令宣布之後的反應來看，華爾街並未表現出非常震驚的態度。其實，這道禁令已經醞釀很久了，白宮一直投鼠忌器，害怕傷到華爾街。現在華爾街在禁令公布後似乎比較淡定，顯然是因為，華爾街已經知道，先前總共約兩萬億美金的對華金融投資，由於中國方面的原因，本來就已經難以回收了；而白宮的禁令不過是在「傷口」上貼上了「創可貼」，防止今後再發生類似的投資損失。 所以，無論是從商業風險的角度去考慮，還是從美國政府對中共的金融制裁來看，華爾街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今後無疑將會斷流。華爾街從完全信任中共，到徹底拋棄中共，在短短五年中出現了180度的大轉變；而過去幾年裡維繫美中經濟關係的最後紐帶—對華金融投資，即將被切斷。金融投資是經濟全球化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過去幾年裡，金融全球化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即資金投入變成以中國為重心，其規模遠遠超出對華實體投資的規模。這個金融遊戲的突然中止，當然對全球金融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四、金融全球化的中國命運 對華金融投資的斷流，是一個意外嗎？其實不是。當今世界上，信任中共、喜歡中共的，多多少少都有點象迂腐的「東郭先生」，甚至可能比東郭先生還迂腐。它們把中共這頭狼看成了可愛的「寵物」，那不過是幾十年里留下來的陳舊印象。 美國在尼克松時代把中國發展成了對抗蘇聯的冷戰盟友，因此，幾十年里美國的歷屆政府一直信任中共，開放技術和投資，還把美國的市場給中共用來積累財富，中國才得以繁榮起來。過去，中共只是個「狼仔」，又小又弱，於是被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商人當成了「寵物」；然而，「小狼」被餵飽了，長壯了，它就要咬人了，那是它的本性。 和中國做生意，誰都希望國際環境穩定，中國與國際社會也保持和諧，這樣中國的經濟穩定繁榮，外商的生意才能順利。但是，世界各國的企業家都被經濟全球化所蒙蔽，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中國不是民主國家，是共產黨執政，共產黨一旦有了一點力量，它就會試圖擴大統治範圍，破壞和平。這與其領導人姓什麼，其實沒有多大關係。姓鄧的以前戴牛仔帽、姓江的當年跳草裙舞，是因為中共還是「狼仔」，要討好「飼養員」；而姓習的如今玩航母編隊、擴大核武器裝備，是因為自認已長成「頭狼」了。 中美關係最近幾年來的逐漸惡化，破壞者都是中共。當中共不斷擴大對美貿易順差，卻對西方國家設立市場限制時，當中共大規模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時，川普用加關稅的辦法，試圖逼中共坐到談判桌上，結果中共寸步不讓、針鋒相對；當中共在美國的間諜活動日益猖獗時，川普關閉了中共在美國的休斯頓領事館，同時加大力度打擊中共在美國收買的技術間諜，中共並未收手；中共威脅台灣，美軍不得不頻頻發出警告，並開始調整部署，應對中共的軍事威懾；中共經濟開始下滑時，曾誘使西方送去金融投資，之後拜登才決定要斬斷中共對華爾街資金的覬覦之心。 凡是忽視中共真正戰略意圖的人，都不願意麵對以下四個基本事實：一，2020年初中共派海軍艦隊到中途島美國海軍基地去挑釁，宣稱「劍指珍珠港」；二，在南海強行霸佔公海，造島建七個海軍基地，構建對美髮射核飛彈的「深海堡壘」；三，不斷擴大核武庫數量，準備把核飛彈打到美國全境；四，最近與俄國一起派艦隊到美國阿拉斯加州外海演習，進一步威脅美國。中共所做的這些一再說明，共產黨政權從來不放棄統治周邊地區乃至全球的國際野心，它現在正威脅東亞的和平與安全，這並不是一個國際社會可以信任的政權。 從華爾街金融投資的失敗當中，至少可以看到四條教訓。第一，不能假定中共會信守商業誠信，金融全球化延伸到中國之後吃了虧，即為典型案例；第二，中國的經濟繁榮本來是個大泡沫，現在已經到了泡沫破裂的時刻；第三，看不到經濟全球化會養肥中共這頭「狼」，那是國際戰略上的重大誤判；第四，自由世界早晚會遇到中共對外霸權的威脅，這是經濟全球化將重點移師中國的必然結果。 五、金融外資斷流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 要判斷中國金融外資斷流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可以有兩種觀察角度。從小局看，似乎微波不驚；而從大局看，則非同小可。 所謂的微波不驚，是指很多人緊盯著人民幣匯率。這個匯率會不會隨著拜登的禁令應聲大跌呢？很可能不會。原因就埋藏在筆者7月27刊登在本站專欄的文章里，這篇題為《中國的金融命脈日漸枯竭》的文章介紹了一件事，2016年起，中國所有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被央行「清零」了。這個外匯儲備統計上的變化，從此再也沒改回來。而此後幾年，華爾街金融投資蜂擁進入中國之時，上萬億美元的金融投資，並沒讓央行的外匯儲備明顯增加。 很顯然，這裡面有蹊蹺。但是，稍微想一下就明白了，央行不把金融投資納入自己的外匯儲備，其實是有道理的。如果外匯儲備突然躍增，不僅暴露了巨額金融投資的注入和外債劇增的真相，而且也讓先前「清零」商業銀行外匯頭寸的造假之舉，被公諸於世了。為避免這些不利於中共形象的真相曝光，中國的央行讓商業銀行把這些金融投資帶來的外匯留在各自的手裡。這就方便了中共現在運用商業銀行手中過去幾年裡積累的外匯頭寸，來干預國際市場，設法減慢人民幣貶值的速度。所以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肯定趨於下降，但中共不會讓它大幅度快速跌落，因此，短期內匯率可能是微波不驚。 但是，金融外資斷流，從中國經濟的大局看，卻是非同小可之重大事件。這次拜登對中國的投資禁令，實際上關掉了華爾街對中國金融投資的閘門，這也是對全世界金融界的一個嚴重警告。 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早已惡化，其中的三個層面分別是貿易、技術轉讓和金融外資，現在後兩個方面基本上關閘了，唯一還保存的，就是「世界工廠」剩下來的大半個供應鏈體系的產品出口，依目前動態來看，已屬每況愈下。因此，美中經濟關係對美國對華政策的羈絆變得越來越小了，而相應地，中共對美政策的迴旋餘地也越來越窄。美中關係影響全球，其格局之變，各國豈會漠然視之？ 金融外資斷流之後，中共還面臨一個國際金融政策上的重大考驗，那就是，是否公然吞掉華爾街那兩萬億金融投資。美國金融界現在正拭目以待，中共果若一吞了之，那就觸犯了天下大忌，讓全球商界都看透了中共蔑視國際商業規則的真實嘴臉，那時，中共的對外開放就算被它自我毀滅了。 拜登的這個禁令切斷了中共從國際金融界獲取投資的管道，今後中國的經濟將會進一步惡化。與此同時，全球供應鏈還會繼續調整格局，避開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美中經濟關係因此清晰化了，美國在切割對中國的經濟關係方面，把金融這個最重要的部分切斷了。不過，金融外資斷流，對中國國內的投資規模影響不大。現在中共雖然不斷擴大貨幣投放，試圖刺激投資來拉動經濟，但企業面對日益蕭條的市場，缺乏投資意願，而居民面對房價趨於下跌的房地產市場，也不願意貸款買房。所以，今年7月的金融數據顯示，貸款和社會融資的增量斷崖式下滑，這個「印鈔機卡死」的趨勢將會持續下去。中國民眾期待經濟重現活力的期望，似乎是落空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中國最大的房企碧桂園出現危機，人民幣匯率也開始再度開始下滑，引起諸多關注。但是，一個直接導致此事的更大事件，中國的金融外資斷流，卻基本上未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本文就來分析，何謂金融外資斷流，為何會斷流，以及金融外資斷流將對中國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嚴重後果。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幾乎牽涉到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一篇短文難以釐清，所以分成上下兩篇。上篇主要介紹，外國的金融投資如何成為中國的外資主力，以及以華爾街為主的金融投資在中國遇到了哪些麻煩。下篇則分析，華爾街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被迫斷流，將在多大程度上構成對中國經濟的重大衝擊。 一、外商投資的兩條路徑 通常所說的外資，實際上是兩種，一種即大家熟悉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又稱「綠地投資」），這是指外商投資實體企業，建廠房、租店面，開廠開店。而另外一種外企投資的規模更大，動輒上億美元，那就是金融投資（又稱「證券投資」）。但是，中國的很多人往往以為，吸引外資只是接納外商的直接投資，而對外企的金融投資不甚了了，甚至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也如此認知。 一般來講，西方國家的企業對發展中國家投資，往往主要是直接投資，辦廠開店，因為發展中國家國力有限，金融市場不發育，不具備吸納外國金融投資的吸引力。但是，當被投資國是中國這樣的大國時，因為國家規模大，經濟體量大，一旦其國內金融市場成長起來以後，就可能會吸引西方的金融投資者。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長期以來，外商投資都是以直接投資為主，所以中國官方公布的外商投資只包括這個部分。但去中國的外企投資，其實早就悄悄地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從2016年開始，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已悄悄地變成以金融投資為主了。 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以美國為主，因為美國的國力基礎堅實，金融實力雄厚，而且，世界級的全球金融中心也在美國，即紐約的華爾街。對中國的外商證券投資，主要來自美國的華爾街。所謂的證券投資，包括兩個部分，即債券和股權。其中所謂的債券，主要是外商購買中國的公司債券，比如投資恆大、碧桂園在香港發行的美元債券；而所謂的股權，指外商投資給中國的私募基金。 二、金融投資成為中國的外資主力 講清楚金融投資的類別和特點以後，就可以進一步來介紹，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金融投資，是如何變成外資主力的。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一直到2004年底，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累計為3,690億美元（以下數據均為美元），證券投資累計數是968億，後者僅為前者的四分之一；而到了2021年底，當直接投資累計數上升到36,238億時，證券投資累計數則躍升到21,554億。對比這兩類外商投資的累計數（存量），可以看出，證券投資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了。但這樣的存量數據對比，還不能從動態上清晰展現出外商的證券投資活動是何時開始活躍起來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分析外商的證券投資活動跳升的那些年份的流量數據（即當年投資額，而不是累計數額）。這些數據無法從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中找到，因為國家統計局不掌握這些情況。中國負責掌握外國金融投資動態的機構是國家外匯管理局，該局年報中有一份「國際投資頭寸表」，從中可以找到每年金融投資的數據。 從最新的外匯管理局年報里可以看到，從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中國一共拿到13,071億外國證券投資；而同期外商的直接投資才8,687億。五年中全部外商投資里，證券投資佔六成，而直接投資只佔四成，很明顯，過去幾年來，金融外資已經成為中國的外資主力了。若從金融投資的動態來看，最集中的年份是2019和2020年，這兩年里，證券投資佔三分之二。如果看2017到2021年的投資流量，五年里的證券投資當中，45%的資金購買了中國的公司債券，55%的資金都投在私募基金上了。 三、私募基金的雙重風險 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是一個許多人不熟悉的金融領域。它是指美國的投資銀行與中方合作者簽下投資某些中國初創企業的合資協議；西方投資者是合股人，不管初創企業前景如何，投資者十年內不能撤股。 投資初創企業，一般是面向高科技研發的風險投資，如果投資者錯判了初創企業的技術實力和市場前景，可能因為初創企業研發失敗而血本無歸。但是，如果投資者所選的投資對象在技術研發中獲得成功，並在市場上站穩了腳跟，將來成功的初創企業上市之後，西方投資者的股權可以隨股價上漲而獲得很高倍數的利潤，那時投資者就能通過轉讓該公司的股份，而收回投資和所獲利潤。 所以，投資私募基金後，需要等初創公司技術研發成功、佔領市場後，這樣的公司或上市或被收購，那華爾街的投資者作為股東，才可以將股權出售給其他買家，從中獲利。華爾街的投行對中國國情的理解是，要想投在私募基金上的錢不泡湯，最好中國的初創企業有官方背景，那樣就比較可靠。但這官方背景恰恰就埋下了華爾街今天被迫「割肉」的「地雷」。8月11日《華爾街日報》披露，華爾街在中國參與的私募基金項目將近3千個，四分之一與軍工相關。這個「地雷」問題，也就是西方投行「下注」中國私募基金的風險之一，我將在下篇介紹。 而私募基金的另一重風險則是，企業的投資人不但不能退股，而且連要錢都不如借錢給企業的人地位優先。在私募基金項目里，外商投資者是股東，一旦所投資的企業經營失敗、破產清盤時，企業的剩餘資產如何清算，股東的排序不能優先，反而是排序在後。以今年3月恆大公司的資產重組為例，它把境外債務分為A組和C組，A組債務包括優先擔保票據和債券、貸款，將優先全額賠償；而C組債務是私募基金，股東作為債權人，只能「差額索償」，也就是看恆大剩餘財產之多少，得到部分的賠償。 四、華爾街的錯判 為什麼華爾街這麼熱衷於對中國做金融投資？2005年以前，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並不多；最近幾年金融投資才熱起來了。其實，這場對中國的金融投資熱，基本上建立在對中國經濟形勢的誤判之上。 中國經濟早在2015年就出現了明顯的泡沫化徵兆，當時中國國內都在講，經濟正在「脫實向虛」，其最大的特點是，從地方政府到民眾，都拚命借錢炒房地產，房價則迅速飆高。但那時中共仍然在吹噓中國經濟穩定向好。 雖然華爾街各投行都僱傭了不少精通數學模型的高學歷人才，但是，數學模型只能用歷史數據來模擬和外推，卻很難把握不透明的中國經濟之內核。偏偏在中國的經濟被房地產畸形發展的泡沫淹沒在一片迷霧當中的時候，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誤以為，投資中國的最佳時刻來了。他們不相信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會破滅，反而以為，中國政府會力挺並保護房地產業這根中國經濟的支柱，因此爭相充當中國房地產公司美元債券的「接盤俠」。 與此同時，中共高層2015年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催動了「晶元大躍進」，這又讓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以為，他們到中國去玩自己熟悉的私募基金項目，是一個乘東風的大好機會。於是，大批金融投資便搶進中國。 這就是華爾街精英決策擴大對中國的金融投資的第一個錯誤判斷；在投資中國的公司債券和私募基金這兩個方面，都錯判了中國經濟泡沫化的大趨勢。 投資中國的公司發行的美元債券，多少還可以根據公司公開的財務報告來跟進其業務，了解這些公司經營狀況的變化。那投資私募基金，就沒有公開資訊可以參考了，因為私募基金投資的對象是初創公司，它們的運營基本上是個黑箱，外人根本不知道這些中國的初創公司運轉是否良好。於是，華爾街精英們為了讓自己投資的初創公司取得成功，會為這些公司送去初創公司所急需的專業知識和信息，這正好掉進了中共的「藉資本引入知識」的陷阱。此乃華爾街精英的第二個錯誤判斷。 華爾街精英的第三個錯誤判斷則是，他們忽視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即中國初創公司的政府背景恰恰是外國投資者的致命傷，對美國的華爾街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中國在針對美國擴軍備戰，華爾街的私募基金項目有四分之一卻投資到中共的軍工研發項目，其後果，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而言，十分具有威脅性。 五、恆大、碧桂園美元債券倒賬：「多米諾骨牌」啟動 華爾街在中國的金融投資被「割肉」，始於2021年9月。彼時，中國排名第二的房地產公司恆大集團爆發債務危機；拖到2021年12月，恆大宣布，無法履行債務責任，即賴賬不還了。恆大除涉及巨額國內負債之外，還欠下了大筆美元債券，境內外總債務高達2萬億人民幣，另外還有大量隱性負債。而恆大的外債當中，就有華爾街購買的大筆無法得到償還的美元債券。 今年3月恆大終於明確擺出了賴賬到底的姿態，它與境外債主達成債務重組協議，舊債到期不還，用新債代替舊債，推遲償付時間。今年4月末，除了重組的境內外債券之外，恆大還累積了近3千億人民幣的到期未能清償的債務。債主們現在只能被迫接受恆大倒賬這個現實，號稱「世界級」的中國次大房企恆大，現在成了世界級的「老賴」。 今年8月上旬中國房地產公司崩盤的「多米諾骨牌」倒下了第二塊，排名第一的碧桂園公司也進入了賴賬階段。碧桂園證實，無法支付兩筆共計大約2,250萬美元的美元債券到期利息。這兩筆債券的面值一共是10億美元，連利息都付不出，本金恐怕也還不了了。 到了8月17日，恆大終於宣布，已經在紐約申請破產保護。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部分債權人在恆大重組之後於美國提起民事訴訟，導致恆大最有價值的資產被扣押。申請破產保護，是企業走向破產清算之前的最後手段；如果難以起死回生，企業將最後被迫進入破產清算程序，終止營業。恆大走向破產，對境外投資者是一個嚴重的警號。恆大的2.44萬億人民幣總負債當中，借款的27.3%是以美元和港幣計價的，其境外債務規模約1千億美元，償債能力十分可疑。華爾街的一批美國的銀行因此股價下跌，香港股市則跌入了熊市。 六、美國對中經濟、金融：「去風險化」 很多醉心於經濟全球化、又缺乏國際眼光的人，現在還在懷念昔日全球產業鏈的擴展和繁榮。但是，這樣的看法現在已經落伍了，那什麼是現今最新的國際經濟思維呢？ 美國華府有一個專註於技術政策的機構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最近，在這個機構任職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官員Liza Tobin講了一段話，很有代表性。她說：「多元化、去風險、脫鉤、脫離——你喜歡哪個詞就隨便選哪個——這種話題確實已在華盛頓深入人心，越來越多地進入矽谷，而且確實也在向華爾街傳播」。她的意思是，以前，關於美中經濟脫鉤，只是在華府政策圈裡討論，然後矽谷這樣的高科技中心也開始關心這個問題，最後，連華爾街都不得不坐下來討論這個前景了。 確實，與華爾街相關的金融媒體，最近都非常關注中國的經濟新聞，並且根據這些動態，不斷做出反應。比如，不久前，中共下令中國最大的幾家官辦銀行向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貸款，以幫助地方財政克難，而且要求貸款必須長達25年，前4年不付利息。華爾街立刻聞到了危險的「味道」，因為這樣的銀行貸款將無法償還，必然成為銀行的壞賬，並危及這些銀行的生存。於是，這幾家中國最大的銀行在國際證券市場上的評級，馬上被調到最低，華爾街的投行建議其客戶，賣掉這些銀行在中國境外發行的股票。 雖然商界喜歡講「在商言商」，就算他們可以暫時不理會中共的擴軍備戰，但華爾街不得不關注自己投在中國的巨額金融投資的安危。當中國接二連三地出現危及這些金融投資的經濟警號時，華爾街再也不能無動於衷了。當它們想到血本無歸的可能而不寒而慄時，就不會對中國投放任何新的金融投資了。 可以講，華爾街現在對中國金融市場的熱衷和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憧憬，已經被中國當前經濟敗象百出的狀況擊得粉碎，它們剩下的無可奈何的選擇，只能是「去風險化」。華爾街先前對中國狂熱的金融投資，事實上幫助了中國經濟泡沫的擴大；而如今華爾街金融投資的斷流，則會加快中國經濟的滑坡。筆者將在本文的下篇具體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8月15日中國國家統計局決定暫停公布青年失業率，震驚世界，被認為是掩耳盜鈴。中國的16-24歲青年失業率從2018年12月的10.1%攀升到2022年12月的16.7%。放棄新冠清零政策後，原本指望青年失業率會應聲而下，但事實卻並非如此，青年失業率屢創歷史新高，2023年6月高達21.3%，北京大學學者張丹丹估算青年實際失業率甚至高達46.5%。7月份的失業率之高甚至嚇得國家統計局不敢公布了。 同樣，2022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導致消費者信心指數從2月的121暴跌到11月的86；12月放棄清零政策後，消費者信心指數只略微反彈到2023年2、3月的95，然後回落到4月的87。應該是因為消費者指數太低，中國官方在5月開始也不敢公布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國的經濟。 計劃生育是中國經濟問題根源 1980年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理由之一是人口增長「為就學、就業增加困難」。其實恰恰是獨生子女政策本身導致了就業壓力。有人口才有需求和消費，才有生產和服務，才能提供就業機會。我在2004年一篇9萬多字的報告和2007年版《大國空巢》中就指出，計劃生育將長期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短期因為兒童比例過低導致內需不足和勞動力「額外」過剩，遠期導致勞動力不足和老人「額外」過剩。 居民消費通常佔一個國家GDP的60%左右。在2011-2020年期間，美國的居民消費佔GDP的68%，印度佔59%，除中國之外的中等收入國家作為整體佔61%，但中國僅佔37%。在2017-2021年間，中國的GDP佔全球的16.7%，但其居民消費僅佔全球的11.5%。 中國的消費低迷，原因是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了兒童比例。願意為孩子花錢是父母的本能。從嬰兒產品到玩具、教育，兒童的消費帶動龐大產業鏈。兒童本身就是經濟希望，提振消費信心，刺激投資。兒童比例低會導致消費不足和勞動力「額外」過剩。因此，0-14歲兒童佔總人口的比例與居民消費呈正相關，而15-64歲勞動力佔比則相反。 中國的內需不足是因為15-64歲勞動力佔總人口的比例高達73-75%（國際社會為64-66%）；而勞動力「額外」過剩，又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導致0-14歲兒童佔比從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所致。 在國際社會，居民可支配收入通常佔GDP的60-70%，中國在1983年也佔62%。但是獨生子女政策減少家庭的剛性需求，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佔比下降、政府擴大和貧富差別拉大。比如說，如果主流家庭有3個孩子，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60%以上才能養家糊口，否則老百姓會造反。如果主流家庭只有1個孩子，那麼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40%就能滿足一家三口的剛需。 再怎麼刺激消費，普通百姓就是買不起 1990年代胡鞍鋼等人推出的分稅制改革，進一步導致中央財政擠壓地方財政，地方財政擠壓家庭。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家庭收入也在增長，民眾也有獲得感，但其增速低於GDP的增長，於是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在不知不覺之中下降到現在的43%，中位數更是只有37%，財富不成比例地掌握在各級政府和富人手中。政府可以為所欲為（包括新冠清零政策），富人的強購買力則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場，但普通百姓連養一個孩子都困難，單獨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產。 居民消費通常占可支配收入的85-90%，這一比例見於美國曆年的縱向比較，也見於中國各省的橫向比較。中國的家庭規模從1982年的4.4人縮小為2020年的2.6人。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從1983年62%下降到現在的43%，同期居民消費率也從53%降至38%。中國近年提出「雙循環」理論，在刺激消費上鑼鼓喧天，但消費就是起不來，因為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奶水不足，再怎麼吸也沒有用。 獨生子女的家長擔心養老，於是減少消費、存錢養老。中國的政府、企業和富人的儲蓄率也居高不下。因此，在2005-2020期間，中國的平均儲蓄率高達47%，而除中國外的其他國家作為整體只有24%，美國只有18%。 與國內市場相比，中國有超過1億的「過剩」勞動力。因此，有別於其他國家的經濟主要靠消費驅動，中國的經濟更多依靠出口和對房地產及高鐵等基礎設施投資的拉動。從2005年至2020年，中國的投資率平均為44%，而除中國外的其他國家作為整體只有23%，美國只有21%。然而，過度投資導致了房地產泡沫和政府債務危機。 人人進高校 工作真難找 由於中國的居民消費率只有38%，使得服務業只能提供48%的就業。但是獨生子女父母望子成龍，又讓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達60%，相當於美國1987年、日本和德國2011年、法國2014年、英國2017年的水平，而當年這些國家的服務業提供了70-80%的就業。 高校畢業生主要不是從事農業、工業，而是第三產業。中國如此低的居民消費率，如此落後的服務業，如此高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導致大學生就業難。中國的高校畢業生數從2000年的101萬增加到2010年的614萬、2020年的870萬、2022年的1053萬，今年更是超過1100萬。 以前與美國產業鏈相關聯的企業為中國大學生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但是隨著美中貿易戰的爆發，中國商品在美國進口中的份額從2017年的22%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13%。歐盟等地由於經濟減速和對中國的「去風險」，從中國的進口也減少。2023年1-7月中國的出口同比下降5%，其中7月份更是暴跌14.5%。中國政府對意識形態的管控也削弱了服務業。這些原因共同導致青年失業率飆升。 打個比喻，發達國家的房子，牆壁面積只佔20%，房子空間佔70%以上，居住舒服。而中國的房子，牆壁面積佔52%，房子空間只佔48%，住起來很憋屈；以前靠「租房」（出口）緩解了壓力，現在人家不讓「租房」了，於是大家都擠在狹窄的空間里。 中國當局擔心的是青年高失業率會導致社會不穩，其實最大的危害是降低結婚率和生育率，對中國人口危機是雪上加霜。中國的青年人口本身在快速減少，絕大多數又進入大學，必將導致中國製造業衰退。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立秋之後，華北大水終於消退，災民們開始返家。不過，這不是終點，隨著卡努颱風的到來，風災和水災還在中國東北繼續，中國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面對滿目蒼夷，人們在問，誰應為這場災難負責？季節颱風還是氣候變化，水利機構還是應急部門，或者是「消失的他」？ 從7月底杜蘇芮颱風登陸到8月立秋洪水退去，華北水災持續了整整兩周，大半個河北都陷入汪洋。然而，在災害來臨後的一周時間裡，《人民日報》對這場災難也幾乎隻字不提；在受災最重的涿州，人民見不到黨政負責人出面指揮救災或者安撫人心；中國的領導高層則躲在北戴河度假，一副哪管身邊洪水滔天的超然姿態。 與32年前華東水災成天壤之別 這和32年前的華東水災形成天壤之別。1991年的初夏，一場洪水席捲華東18個省，時任總書記江澤民乘坐簡陋的衝鋒舟親自視察災情，港台人民爭相捐款捐物，國際NGO第一次進入封閉的中國社會。這一切都發生在1989後三年的「治理整頓」期間的凋敝氣氛中，中國領導人還算明白治水政治關係政權的根基，把一場洪水救災變成了冷戰後中國引入公民社會組織的起點，也讓中共看到了港台民心可用，在社會心理意義上對中國全面開放的推動意義甚至超過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 然而，與華東水災令人振奮的救災動員和不期然的政治巨變截然相反。在華北腹地的這場大水過後，沒有民眾自發捐款，沒有國際社會支援，也沒有廣大公民社會組織如2008年汶川地震後進入災區救援，僅存一些地方公益性專業救援隊到達災區後長時間不得而入、被要求出示所謂「救災邀請」和「救災批准」文件。少量在京的國際媒體也徹底放棄了災區採訪，他們或許沒有得到採訪許可，或許不願意重複去年採訪鄭州大水時遭受的無端排斥。 當然，在廣大災區，人們更難得看到大規模的政府救援。對災區內外的中國人民來說，看到更多的是「動態清零」的影子。彷彿在三年新冠疫情結束之後，「動態清零」的准戒嚴體制並未放棄，至少在各級黨政治理手段和他們對待民眾的態度方面絲毫沒有改變。這種不對人民生命財產負責的僵化體制或許正是華北洪災的真正根源，在未來還將繼續製造類似的人為災難。 救災過程再現疫情管理的僵化體制 也就是說，從這次華北水災的災難發生和救災過程來看，幾乎重複著新冠疫情和動態清零的模式，中國無論地方政府還是高層，相比三年的新冠疫情，毫無糾錯，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反思和改進，反而充分地再現體制僵化和治理失靈。似乎，「動態清零」已經成為中國政治和治理的核心密碼，每遇災難即自我強化並且放大災難的危害，再現「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災難發生機制，恍若新舊歷史悲劇——「三年饑荒」和「三年疫情」——的疊加。 因為，在華北，有一頭大象在那裡，就是雄安，那是華北平原的最低點，雄安三縣的白洋淀是傳統也是法定的蓄洪窪地，但是從它變成雄安新區的所謂「千年大計」的那一刻起，華北水災就註定要發生，已經城市化的華北平原就將變成分洪區、泄洪區。 這種對自然與人的關係的人為顛倒，根本改變了華北平原的地貌，也要比1958年「大躍進」人定勝天的狂熱更持久，就是人禍吧。而當氣候變化，太平洋的颱風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容易影響中高緯度地區，這頭大象便成了所謂大局、所謂「江山」的象徵，改變了雄安和河北其他城市的關係、也顛倒了中共意識形態裡面人民和江山的關係。三分天災合併七分人禍，就成為中國自然災害、甚至所有意外災害的放大機制，輕易地將災害轉為災難，而不是相反。 這也是剛剛結束的「動態清零」的災難機制：為了防範新冠病毒如看不見的洪水一般擴散，所有城市都變成了大大小小的雄安，畫地為牢、與鄰為壑，人民被分隔在城市、鄉村、方艙、住家、汽車、工廠、辦公室、甚至電話亭里，處在飢餓貧困、無醫無葯的無助境地長達三年。兩周的華北水災不過是重現了三年「動態清零」的「全過程」：從河北領導宣布為雄安築起「護城河」，不讓一滴洪水流入雄安，河北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熱的人為災難。 官員躺平，不顧民生疾苦 例如，從水災一開始，人們就看到驚人相似的一幕：面對突如其來、也是1963年以來最大的河北大雨，河北地方官員普遍躺平，在大水高漲中似乎都在等待來自最高領袖的指令。而不巧的是，如同新冠病毒爆發與2020年初的高層外訪和會議衝突，今年華北大水也遭遇中央的暑期休假，鐵桶一般的北戴河自然毫無反應，河北主政官員也只能繼續新冠疫情期間的「守土有責」，把河北大地當作北京和雄安的「護城河」，只會嚴防死守，哪裡在乎民生疾苦。 如此「護城河」政策，無視人的尊嚴、無視人的平等，甚至也無視過去三十年華北地區的城市化，今天的華北雖然不及江南富庶，卻也普遍小康，已非幾十年前一窮二白的農村，卻在一夕之間被任意淹沒，不能不說是對中國倡導之「中國式現代化」的自我否定。這種否定已經通過「動態清零」發生了，尤其在2022年上半年以三個月「封城」粉碎了上海人民所有的現代化幻覺，其悲劇性後果才剛剛開始顯現，也就是人民的「潤出」和經濟的通縮。 在「動態清零」體制被白紙革命暫時推翻後，年輕人轉向革命後的」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子」的「四不青年」模式，中國人民則以不投資、不消費的集體選擇抵抗官僚集團促進私企的「31條」和促進消費的「20條」。那麼，在華北水災過後，「動態清零」體制向何處去？是徹底永久化，迎接未來更多的天災人禍和「艱辛探索」，還是改弦易轍向人民讓步？便成為一個考驗中南海，也是所有中國人民的緊迫問題。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Instagram上你要突破演演算法很困難，粉絲數到一定程度就停住了；但小紅書的母體是幾千萬甚至上億，隨便發個筆記就可以有上千的觀看量」。 李佳珊（化名）6月剛從大學畢業，是Instagram追蹤數在一萬人以下的奈米網紅(Nano Influencer)，不少小品牌會找上她，用免費商品換取李佳珊的貼文宣傳，對她來說小紅書是面向更大市場的窗口。 李佳珊在小紅書上用分享台灣的網美咖啡廳，獲得的點贊遠超過Instagram，更有超過百人收藏她的筆記。她說有時自己會用簡體字發文，「因為觸及率會更高」。 小紅書也是李佳珊打造自己的參考書，從髮型、美甲到當紅鞋款，她都在小紅書上找靈感，「Dcard單純分享的文章比較多，母體不夠大，評測也比較少」。 Dcard是台灣大學生的社群平台，擁有逾6百萬用戶，但與有上億活躍者的小紅書相比是小巫見大巫，李佳珊分享，跟風追八卦才會看Dcard，想要趕上流行則必須勤刷小紅書，因為華語世界找不到第二個同性質的平台。 台灣年輕人都在看小紅書？ 小紅書是2013年中國創業家毛文超及瞿芳推出的手機社群軟體，瞄準年輕女性用戶，以「標記我的生活」為號召，使用者可以上傳筆記分享美妝、穿搭、家居擺設、旅遊或是心靈成長的影片或圖文。 中國千瓜數據的《2022年小紅書趨勢報告》顯示，小紅書每月有超過2億的活躍用戶，其中有超過7成為「90後」。這股熱潮近年也吹向台灣，根據網站分析軟體SimilarＷeb統計，今年3月至5月，台灣人造訪小紅書的流量佔比超過1%，僅次中國。 今年5月，台灣女藝人王思佳遭爆假包事件，小紅書用戶扮起偵探查緝，日日比對王思佳在電視節目上分享過的包款與正品對照圖，再度帶動台灣小紅書下載量，5月小紅書在Google搜尋熱度一度竄升，更一度登上AppStore下載榜首。即便熱度過去，8月前兩周，小紅書在台灣IOS及Android應用商店社交類程式下載量均居第三。 小紅書：生活美妝的百科全書 小紅書以細緻的分眾與強調真實感的評測獲得使用者好評。以美甲為例，李佳珊在搜尋列輸入「美甲」，小紅書便會把筆記按照各種風格分類，高級感、清冷感、甜酷風、裸色系、顯白感，十多種風格任君挑選；發一篇筆記詢問橘棕色染髮體驗，就會一呼百應，大批網民曬出自己的染髮照供你參考。 李佳珊一邊說一邊點開小紅書最新的熱搜字「多巴胺穿搭」，影片中的博主「白晝小熊」是近期的大勢博主，憑藉者全身亮色系穿搭，用色大膽的妝容，以及跳躍感十足的拍攝手法，短短30天漲了270萬粉絲。 多巴胺穿搭（Dopamine outfit）的特色是全身穿著單一鮮艷顏色的服飾，激發快樂指數，如同大腦的快樂激素多巴胺。這一關鍵字早在2022年9月就出現在西方創意靈感App Pinterest的年度時尚預測，但直到「白晝小熊」在小紅書颳起旋風，這股潮流才吹向台灣時尚媒體，「小紅書同款」以及「小紅書爆款」也成為台灣美妝或服飾產業的廣告詞，令人難以低估小紅書在流行時尚承先啟後的影響力。 小紅書的「人口紅利」也體現在生活經驗分享。王品宜（化名）是理工科系的大學生，透過在上海工作的朋友推薦，下載了朋友口中「沒那麼有政治味」的小紅書。 「因為小紅書的筆記通常都跟政治沒有關係，他們宣導的是生活的方式，或是比較偏個人層面自我實現的一些指引，我會覺得好像跟政治局勢比較沒有關係」。政治立場踩在台灣獨立的王品宜笑稱自己使用小紅書反而有「深入敵營」的感覺。 最初她也被分類細緻以及大量的美妝評測內容所吸引，但除了「打造門面」，她發現小紅書上能挖掘的還有更多。 「我朋友收到一所美國學校的offer，是很偏僻的學校，用Google搜尋不一定找得到那麼多資料，但在小紅書上都會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經驗，這是我沒有預期到的。」 王品宜直言，「它有點方便到會變成所有其他平台的替代品，然後（使用者）就會花更多時間在上面」。 小紅書打造的美好中國？ 小紅書緊接著抖音在台灣年輕女性用戶間竄紅，多位小紅書的使用者在受訪時告訴我們並沒有使用抖音的習慣，因為「小紅書比抖音有質感」，且小紅書推播的軟性內容政治侵略性並不高。 王品宜使用小紅書一年多，得出了小紅書創造中國假象的感想——「它分享的量跟分享的方式，會讓我覺得中國好像真的是一個很好、很適合居住的地方」。 不只是有關中國的負面訊息難以浮出，九成使用者為中國人的小紅書也充滿以中國為本位的論述方式。 「中國寶寶體質的減脂沙拉其實就是燙青菜，或像是台灣會有的健康便當，他們會覺得這是中國人自己的烹調方式」，王品宜認為不管是飲食、美妝最終都會帶回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中國式優越感也在小紅書上隨處可見，王品宜說，小紅書上經常有網友自發性搬運外國博主的影片，「他們不一定會攻擊，但會留言稱讚中國還是比較好」，王品宜觀察到許多各國妝容評比的影片往往都是「中式妝容」勝出，品牌彩妝實測，也經常是「國貨彩妝」勝出。 這裡所說的「國貨彩妝」或是「國產彩妝」，指中國本土彩妝品。 「國貨彩妝」如何因小紅書在台崛起 中國彩妝有多普及？採訪當天，王品宜嘴上擦的是中國品牌的爆款唇釉，李佳珊則是從包包掏出中國品牌唇蜜。這些品牌拜小紅書所賜風生水起，早已搶進台灣葯妝店陳列架。 我們實際走訪台灣知名葯妝店鋪，雖不像國際品牌有一櫃共四至五層的陳列架，國貨彩妝被歸納在小眾品牌陳列區，各個打著「小紅書爆款」、「小紅書神級單品」的廣告詞，一區約五至六種中國彩妝品牌。不只線下，網路平台各家代購業者賣場的單一商品都有破萬以上的銷量，更有賣家專營中國彩妝賣場。 過去被認為是山寨大國的中國儼然在彩妝市場扭轉形象，而小紅書扮演關鍵角色。 李佳珊明確告訴我們，他對於中國彩妝不再有低價低品質的想法，「有些中國彩妝的單價並不便宜，而且在中國的百貨公司設櫃，也會和向三麗鷗等知名的品牌聯名」。不過她也補充，這樣的想法僅限於美妝產品，對於中國制的影視作品、零食等他仍是興趣缺缺。 王品宜的想法是，「人口數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他的使用者有這麼多的時候，就會更容易覺得那個東西好像是沒有問題的。」 根據台灣海關進出口統計，2016至2022年南韓跟日本進口唇部彩妝總值持續走跌，但中國唇部彩妝進口總值穩定持平，近幾年則有微幅成長。 國內某網購平台提供的數據顯示，某中國品牌唇膏在2020年幾乎未有搜尋量，2021下半年至2022上半年該產品熱度竄升，搜尋量成長幅度超過130％。 我們實際詢問中國彩妝代購業者，想了解中國彩妝銷量是否受小紅書刺激？卻遭業者以「 因為內容較為敏感（Made in China），鄰近選舉，相關議題較不方便討論」為理由回絕。 儘管使用者覺得美妝生活「不那麼政治」，但在站進出口貿易第一線的業者一語道破了「Made in China」之於兩岸關係的敏感特性。 小紅書的統戰風險？ 「我是來自灣灣的少數民族，沒錯，就是內陸朋友常說的高山族」，來自台灣的泰雅族女大生在小紅書上發了一則身穿族服的筆記，引來5百多則留言，中國網民對台灣原住民投以好奇。 但用上央視主播對台灣「親情呼告」的「灣灣」，以及不為台灣原住民族群接受的「少數民族」，台灣人真的在小紅書上被統戰了嗎？ 《東方文化學刊》總編輯胡又天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綜合在中國的生活經驗及個人觀察，他分析小紅書是抖音加上微博、推特的綜合，更聚焦於興趣，以興趣為中心幫助用戶結成小圈子，「小紅書主打一個文化品味，讓你覺得自己是有品味的，不像位元組跳動，因為今日頭條（位元組跳動旗下另一產品）一開始給人的印象就是low（低俗），抖音也是low的這種刻板印象」。 但部分人士認為，小紅書只是包裹生活風格糖衣的毒藥。小紅書主要受眾是90後青年，2021年民進黨立委林楚茵就曾示警，這正巧與台灣的天然獨世代重疊，她擔憂「天然獨」變成「潛在統」，不自覺遭文化統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