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480萬機密文件曝光 海外分行被指替北京辦事
2026 年 9 月 15 日
中國房地產總市值超過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甚至超過了整個美國債券市場。2021年中國恆大地產爆雷，標誌著中國房地產市場危機的開始。截至2022年底恆大負債總額達2.4萬億元，2023年8月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另一家房地產巨頭碧桂園也面臨流動性壓力。中國的房地產「堰塞湖」隨時有潰決的風險。 被錯誤耕地數據嚇出的獨生子女政策和耕地紅線 那麼，中國房地產「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其實其根源與獨生子女政策是一樣的。1980年官方宣傳，「中國以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著佔全球22%的人口」，因此既要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也要保護耕地。當時認為中國的耕地只有14億畝，人均只是印度的40%。但是1996年經過衛星遙測，發現中國的實際耕地有19.5億畝。 其實影響糧食產量的因素很多，耕地多並不意味著糧食產量多，比如2022年中國的耕地面積只是印度的82%，但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2.1倍。2022年中國的糧食有17.6%是來自進口（主要是大豆），並不是因為耕地不足，而是因為農業政策和國際市場體系。其實中國的糧食增產潛力巨大： 第一，現有耕地還有增產的潛力。中國的穀物平均畝產已經從1980年的197公斤增加到2022年的425公斤，如果今後畝產能夠達到美國現在的水平，那麼糧食還將增產30%。 第二，中國科學院完成的調研成果顯示，中國還有8億畝後備耕地資源，其中40%具有較好開發條件。 第三，中國有20億畝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如果在部分地區推廣滴灌和改造土壤，耕地還將大為增加，比如昔日的不毛之地毛烏素沙漠正變成沃野良田。中國60億畝草原（超過了印度國土面積）目前對食品（肉、奶製品）的貢獻度還很低，潛力巨大。並且室內農場、白色農業（微生物將秸稈轉變為飼料）的推廣也將大幅增加糧食產量。 其實人均糧食並非越多越好，過多會導致肥胖、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等疾病和高醫療成本。比如在發達國家中，人均每天膳食攝入的熱卡、脂肪、蛋白最低的是日本，最高的是美國；但壽命最長的卻是日本，最低的是美國。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年鑒-2022》，中國人均每天膳食攝入熱卡、蛋白已經遠高於日本，而與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相當。 被篡改的人口數據和房地產泡沫 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意味著下一代人口減半。耕地被低估，糧食增產潛力大，而人口又將減少，那麼理應停止計劃生育並放寬城市用地。但是2006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卻將生育率篡改為1.8，預測總人口將 在2033年達15億峰值，建議繼續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並保護耕地。於是 「十一五」規劃以「1.2畝/人」為標準，設定「18億畝耕地紅線」，嚴控城建用地。中國城市建成區全部以超過1萬人/平方公里進行規劃的，比如，國務院批准2020年主城區人口/城建用地（萬人/平方公里）：重慶700/561，鄭州450/400，襄陽170/153，衡陽130/120，新鄉155/140。 2000年以來中國在快速城鎮化。尤其是由於所有的資源都向大城市傾斜，導致年輕人口快速湧入大城市。以深圳為例，2010年國務院批准的2020年城市規劃是，常住人口/建設用地控制在1100萬人/890平方公里以內。但是2020年普查顯示實際人口達1756萬，而城市建成區只956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1.8萬人，其中福田區高達2.7萬人。上海虹口區、黃浦區和廣州越秀區每平方公里甚至高達3.1-3.5萬人。而美國芝加哥、費城、邁阿密等大城市的中心城區每平方公里只有4千多人，建成區則只有1千多人。 202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65%，其中25%生活在縣、鎮，40%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區總面積只有6.24萬平方公里（0.94億畝），只佔0.65%的國土面積，當然導致高房價。而中國在實行二孩、三孩政策後，即便依照官方誇張的數據，人口在2022年開始負增長，峰值只有14.1億。筆者論證實際人口只12.8億，到2050年將降至10億。那麼以「1.2畝/人」的標準，14.1億、12.8億、10億人口只需要16.92億、15.36億、12億畝耕地，可以增加數億畝土地用於城建。筆者在《大國空巢》中指出，即便中國的城市全部以芝加哥的人口密度進行規劃，也是有足夠的土地的，那麼房價將大幅下降。 「18億畝耕地紅線」導致城市「人滿為患」，造成「中國人口太多」的假象，為繼續計劃生育提供了依據，人為造成的土地稀缺也為「土地財政」鋪平了道路。中國政府在經濟學者胡鞍鋼等人忽悠下，實行分稅制改革，財稅向中央政府集中，減少了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財政資源，於是賣地成為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而獨生子女政策降低家庭剛需，抬高儲蓄率，中國又缺乏其他投資渠道，於是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 無視學者的預警 筆者在2013年版《大國空巢》一書里，從人口角度預警了房地產泡沫。2015年1月筆者和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為方正證券做了一個行業報告，預警房地產危機，幾十家媒體做了報道，其中人民網的標題《業內報告：人口紅利終結，中國房價到頂》。2015年《環球時報》發表筆者的《中國城市「人滿為患」歸因於人口理念錯誤》，建議增加城建土地供應。如果當時在房地產上踩剎車，是可以避免房地產泡沫的。 但是中國當局無視筆者的預警，在房地產上繼續踩油門。原因之一是，林毅夫、李稻葵等官方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的經濟在今後幾十年內有年增8%的潛力，今後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2、3倍。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在2012年開始減速，為了實現所謂的「潛在增長率」，就拚命投資，尤其是投資房地產。於是，2015年開始房價一路狂飆。比如2022年底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分別是2014年底的1.73倍、1.81倍、1.80倍、1.97倍。 其實，筆者在2004年到2010年反覆指出，2012年將是中國人口和經濟的拐點。2012年後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是因為勞動力負增長和人口老化，潛在經濟增長並沒有主流經濟學家預測的那麼高，過度投資其實是透支今後的增長，也會造成巨大的泡沫。 現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價值是GDP 的4倍，而美國只是 GDP 的1.6 倍，日本也只是 2.1 倍。房地產行業佔中國經濟活動約四分之一和家庭財富的三分之二。中國政府面臨兩難，如果房地產「堰塞湖」垮塌，除了將導致經濟減速、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外，還可能將沖毀中國的債務市場和銀行系統，甚至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如果繼續加固「堰塞湖」的堤壩，年輕人將買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民不聊「生」，將導致人口崩潰。日本的生育率在東亞地區最高，原因之一是其房地產泡沫在1990年破裂了，因此房價相對較低。現在中國的總人口已經在負增長，尤其是28-37歲購房年齡人口在快速減少，房地產的「堰塞湖」潰決看來難以避免。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剛剛開過的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五次常委會會議所涉及的人事異動，既沒有涉及外界關注的前火箭軍高級將領，也沒有涉及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不過，除了火箭軍的那幾個高級將領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只是時間問題，秦剛被從重處理的可能性也只能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而增大。聯想起中共前駐韓國大使李濱就是因為中了「美男計」而被迫出賣情報，如今秦剛正在被習近平當局所追查的內容，應該也包括他是否也因為在美國的「失足」而被CIA所「敲詐」？ 從上月28日開始的中共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於今天結束，該會議之前對外公布的眾多議項中最令外界感興趣的兩項，「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和「審議有關任免案」雖然均被如期進行了，但其中所包括具體內容無一符合外界期待。 剛剛公布的《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內容包括：由上海市選出的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董雲虎，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於今年7月31日被上海市第十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決定罷免其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由貴州省選出的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貴州省黔南州委原副書記、州人民政府原州長鍾陽，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於今年7月28日被貴州省第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決定罷免其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董雲虎、鍾陽的代表資格終止……。 至於外界事先關切的其軍內職務已經被取代的幾名軍隊高級將領，火箭軍前司令李玉超、火箭軍前政委徐忠波、軍委聯參部前副參謀長張振中等，均未在列。 從上述的來自上海的董雲虎和來自貴州的鐘陽的被處理經過看，前者是7月初，後者是4月初即被宣布「落馬」，然後都是在7月底被所在地方人大率先處理。 相比較而言，火箭軍「窩案」的「謠傳」剛剛出現時已經是7月中旬的事情，而習近平下令火箭軍換將更是7月底才發生的事情。自此以後的短短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裡，無論是軍紀委的運作還是軍方人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運作，都來不及趕在這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召開之前完成是可以想見的。但也正如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樣：此三人日前都已經失去了軍內職務，應該都正處在被軍紀委「留置」調查階段。 未來對他們的最終處理會是什麼程度，我們無法預測，但即使是被給以黨內和軍內的「輕量級處分」，不至於被「雙開」再加移交軍事法庭，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是遲早的事。 當然，如今的這一輪人大常委會的會議沒有對如上三個高級將領的代表資格進行審查， 那就證明至少在未來兩個月內此三人仍將處於「接受調查」階段。不會很快被宣布逮捕並進入軍事法庭的審判程序。因為中共憲法和相關法律都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許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所以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凡是需要接受司法處理的在任全國人大代表，都會先被進行一波由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後終止其人大代表資格的程序操作。 另外，如上三人中的兩個上將都是二十屆中央委員。那麼如今沒有搶在今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之前先宣布終止他們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並不意味著在三中全會上來不及宣布開除他們兩人的黨籍並逐出中央委員會。 按照所謂先黨內再黨外的一般流程，在今年十月的三中全會上先宣布對他們兩人的黨內處分，不失為一種可能。 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分析過說：到本文截稿為止，秦剛也不過才「失蹤」了兩個月零3天。對他秦剛的最終處理決定的出台，勢必是要待到中紀委的調查組先完成調查報告，中紀委常委會才會「先拿出意見」，然後才是習皇發話。而這個過程能夠在短短兩個月里就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筆者持謹慎懷疑態度。 現如今，剛剛結束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的「有關任免案」中確實沒有秦剛。但是，這不但不意味著秦剛會長久停留在副國級的虛位上，反而證明這時間的拖延客觀上加大了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未來不會是被某次人大常委會宣布撤消或者免去，而是在全國人大的某體會議上被宣布罷免的可能性。 而且，未來由全國人大出面對他秦剛的黨外職務處理，不但是其國務委員的行政職務，更有其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 可能性較大的處理時間和次序，依筆者的推測是在今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宣布開除他的黨籍並撤消中央委員職務，或者是僅僅給以留黨查看處分並撤消中央委員職務。 在此基礎上，隨即便可出台行政處理，即罷免國務委員職務，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有意思的是，本來以為先行免去秦剛外長職務，同時讓王毅回鍋，就可以令因為秦剛的「失蹤」導致的尷尬被動局面告一段落的習近平當局，近日居然又因此事被外國人糾纏不休。一篇標題為《歐盟敦促中國外交透明：對秦剛失蹤需敞開心扉》的文章報道說：《政治》（《POLITICO》）雜誌報道稱：歐盟高級官員稱中國應坦白部長失蹤一事。報道並稱，北京正面臨歐盟最高亞洲政策官員的呼籲，要求北京對中國前外交部長秦剛突然失蹤做出解釋。 即將離任的歐盟亞洲事務主席古納爾·維根德表示，北京方面應該闡明秦剛兩個月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的原因；秦剛上任僅僅七個月後就在七月份被解除了職務。歐盟亞洲事務負責人維根德還表示：「我不想對前部長秦剛的突然失蹤發表評論，我是在他擔任副部長時認識他的。」 維根德稱，「我確實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夠提供更多有關所發生事件的信息。」他問道，「這是一個健康問題嗎？還是有其他原因導致中國外長突然從公眾視野和國際形象中消失？」 對於歐盟官員的發難，相信中共外交部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都只會置若罔聞、裝聾作啞。 眾所周知，當初彭帥失蹤後迫於國際網聯的壓力，中共當局趕緊安排彭帥在公眾場合露一小臉，而且還假裝接受了「國際媒體」採訪。如今的中共政權是絕沒有可能以「彭帥模式」讓外界再睹秦剛尊容的。 說到秦剛曾經擔任過的外交副部長職務，這裡順帶提醒一下關注秦剛去向的讀者聽眾們，過去大家都已經知道在秦剛的外交部長職務被王毅重新接回去以後，中共外交部網站上就把秦剛的名字從歷任外長欄目里刪除了。近日筆者才發現，該網站上不但是歷任外長欄目里沒了秦剛，而至今未被恢復，而且歷任外交部副部長和部長助理欄目里，秦剛的名字也被拿掉了。不過，筆者也注意到了中共駐美使館的網站里還保留著前大使秦剛的名字和簡歷，其中也清楚記載，秦剛是2017 – 2018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禮賓司司長； 2018 – 2021任外交部副部長，2021開始任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 當然，中共駐美使館如今尚還保留的秦剛的截止擔任中共駐美大使的完全簡歷中也有錯誤的地方，簡歷中說他已婚，育有一子。但事實上應該是（至少）育有兩子。 外交部網站上為什麼對秦剛如此絕情？唯一能給出的理由就是外交部現任負責人，主要是王毅和黨委書記齊玉對秦剛所犯「錯誤」的嚴重程度及在習近平當局那裡引發的震怒程度最為清楚，他們最為明白秦剛的未來已經不是能否在外交系統復出的問題，而是給以何種程度的重度懲罰才可能令習近平感覺到已解心頭之恨的問題。 我們過去的文章中已經對比和分析過了前國務委員楊晶的被處理過程。而現在看來，未來的秦剛如楊晶一樣被「輕處理」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至於「輕處理」之上，首先是「中處理」。可以以前文化部黨組書記，17屆中央委員于幼軍為例。 2008年10月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于幼軍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于幼軍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確認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給予其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于幼軍此前曾擔任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湖南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山西省委副書記、省長等職。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時，于幼軍時任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兩年零兩個月之後，于幼軍被任命為南水北調辦公室副主任、黨組成員，「復出」政壇。 比較反常的是，至今為止，當年的于幼軍到底是犯了什麼「事兒」，從來未被官方正式對外公布過，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不可能像如今秦剛所犯「錯誤」的影響之惡劣，傳遍全球，也不是像秦剛一樣，不但婚外亂性，而且還婚外產崽。 所以，筆者較為堅決地相信習近平當局未來對秦剛的最終處理，不會輕到于幼軍的程度。 中共黨內對於黨員幹部的處分，有一部分是開除黨籍但未被開除公職，當然也沒有被移交司法，只是行政降級使用。但這類人都沒有一個達到中央委員級別的，不適於和秦剛對比。 而能夠與秦剛對比的被「重處理」的中央委員的例子就不勝枚舉，比如十九屆中央委員，前司法部長傅正華。 上月7日，筆者在本專欄發表過《秦剛如果進秦城只會是因為習近平對他的愛之深變成了恨之切》一文，文中分析了秦剛的事情大概率是因為「看熱鬧的不嫌事大」而被外界媒體複雜化了。同時筆者也認為秦剛所犯的周恩來所說的「亂搞」的錯誤已經上升到了不以他本人和習近平意志為轉移的「嚴重影響黨和國家外交形象、外交信譽」的高度，秦剛當初的「一時快活」把個習近平搞得是要多被動有多被動，用不著在這裡過多著墨了。所以為此惱羞成怒的習近平對秦剛的感情由愛轉恨是非常合乎邏輯的。去年的這個時候習近平對秦剛愛得有多深，如今的習近平對他秦剛恨得就有多切。如果是習近平對秦剛由愛轉恨的分析成立的話，那麼進秦城肯定是秦剛未來的唯一出路了。 不過，筆者當時所說的外界把秦剛事件「複雜化」，所針對的主要是一些外界媒體及時評人不約而同地把秦剛「失蹤」與差不多是同一時間發生的火箭軍「窩案」串聯在一起，而筆者本人更傾向於相信這兩起案件只是時間上的並行而互無交織的。 但是，有讀過筆者如上文章內容的朋友提醒筆者換個角度把秦剛事件，或者說秦剛「所犯錯誤」的性質和內容向「複雜化」的角度開開腦洞。 筆者在7月上旬發表的《傅二奶事小，”秦二世”事大》一文中，也曾經分析過無論是秦剛本人還是中共當局都可能曾設計過補救甚至是瞞天過海的措施，但最終於事無補！因為秦剛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與傅曉田女士通姦並導致其懷孕，從此留在美國從孕初到生子再到生子數月之後才返回中國的這一整個過程都是發生在美國，美國政府和美國情報部門怎麼可能都一無所知？ 那麼據此再深入分析下去，雖然中共政權歷史上確實有駐外大使被人家色誘成功而淪為間諜的李濱案的「深刻教訓」，但傅曉田小姐當初貼上身為駐美大使的秦剛是美國CIA所施之「仙人跳」的可能性，似乎已經被傅小姐產後拚死也要讓孩子認爹的執著所排除。在此基礎上，我們只能從秦剛在離任駐美大使之前，具體時間是從秦剛用專機從美國洛杉磯迎接當時的香港鳳凰名記傅曉田到華盛頓，並在「採訪」過程中與之含情脈脈開始到傅曉田在洛杉磯待產的那個時段，是否就已經被美國CIA據此敲詐過了來分析。 關於中共前駐韓國大使李濱淪落到甘願替韓國提供情報的地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韓國情報部門先掌握了他的性取向，然後就施以「美男計」。色誘成功之後，照片、錄音甚至好幾個X級別的「男歡男愛」錄相迫使李濱別無選擇。 而秦剛與傅曉田兩人被美國CIA所掌握的「證據」更不止於如上。傅曉田在洛杉磯的第一次產檢後就已經被美國CIA秘密拿了到胎兒的DNA是很可能的。而這一「證據」比當年韓國情報機構出示給李濱的歡愛場景錄相帶之類文雅得多，但也更有殺傷力得多。 毫無疑問，秦剛在去年被預備成為新任中央委員和新任國務委員的過程中，向「組織上」隱瞞了他有一個懷了他孩子的情婦正在美國待產的「個人情況」。在此前提下，只要美國CIA以此敲詐他，他就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按照美國人的要求做，要麼向「組織上」坦白「。事後看來，秦剛選擇了前者在邏輯上是成立的。否則，習近平當局在去年二十大召開之前就已經把他放棄—-正所謂「不能帶病提拔」。 分析到此，我們的結論是，除非美國CIA當初對秦剛的婚外情乃至在美國婚外產崽一事毫不知情，或者雖然知情但卻只是替秦剛保密，並沒有據此，或者說還沒有來得及敲詐他。否則，秦剛的問題有可能是和李濱同樣性質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面臨崩潰危局，今年以來竟然成了國際共識，類似評論越來越多。美國華裔學者許成綱近日接受媒體訪問，提出中共國可能的三種前景，一是宮廷政變習近平下台，二是金融危機導致經濟和政治危機，三是中共靠專制暴力，把社會危機往後拖。 習近平大權在握，中共內部的反對力量已被打散，雖然不怕死的人還會有，但已掀不起大浪，因此我以為，宮廷政變是小概率事件，即使發生了，也不能解決中共的危機，因為換一個人上台，又回頭搞改革開放，根本沒有人相信。中共存在一日，中共的本性就不會改變，國進民退變成國退民進，再過十年八年，又回到國進民退，中國人永遠都不死心？ 金融危機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這是目前正在發生的事，問題是中共有沒有能力控制社會動亂。習近平連年大搞高科技嚴控，又加強專政暴力準備，最近深圳萬名武警演習街頭鎮暴，正準備應對未來的社會動亂。動亂規模小，中共手上的武裝可以應付，一旦規模大起來，十個杯子五個蓋，那時就難以自救了。 至於把社會危機往後拖，這是中共目前在做的事。地產爆雷，中共不準地產商清盤，就是怕牽一髮而動全身，但這麼多地產巨魔，豈是國家資本可以打救的？一味往後拖，地產商如何續命？養著那麼多人，借了那麼多債，要還那麼多利息，前景又那麼悲觀，這都是躲不過去的。可怕的是倒骨牌，更可怕是越往後拖，爆雷的規模越大，越難收拾。 華爾街巨頭一向唱好中共國，最近紛紛改口，外國媒體也越來越把唱衰中國視為時髦，近日連拜登都出聲了，說中共國是一顆「定時炸彈」。定時炸彈的意思是一定會爆，但什麼時候爆，現在還說不準。 今年以來，經濟數字直線下滑，天災人禍接二連三，中國人一看到天有異相，就聯想到亡國亡天下，即使習近平自己，也一再說喪氣話，「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就是亡國之音。西方媒體和政客正視中共的崩潰，中國人也眾口一詞說崩潰，連習近平都預感到崩潰，那中共就必然會崩潰了，問題只是崩潰會在什麼時候發生，會以什麼形式發生。 中共的家底還能撐幾年，崩潰就會在幾年後發生。今年以來，國企民企裁員減薪的新聞此起彼伏，地方政府財困的消息不絕於耳，前不久，東北瀋陽連公安都發不出工資了，公安如此，武警又如何？等到公安武警都沒有錢拿，還有誰會替中共賣命？須知公安武警的家人都是底層百姓，他們每日在街頭打壓市民，他們的家人在另一個城市被公安武警打壓——這些暴力工具都是靠不住的，隨時都會瓦解。 中共最近大力清剿醫療衛生系統，從這個最賺錢的行業，去敲打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幹革命時代「打土豪分浮財」的套路，沒錢就打家劫舍，搶了錢來再幹革命，但民間的財富有時而盡，竭澤而漁也是自尋死路。 習近平不停地斷自己的財路，又不停將事情做絕，把人得罪光，他每天都在遙望自己的末日，又每天都向末日挺進，天底下怎麼會有如此不濟的一個人？中共又怎麼會選出一個這麼窩囊的接班人？ 回答崩潰的時間與形式，我的看法還是，崩潰的時間快則五年，慢則十年，因為中共的家底大概還能維持這麼一點時間。局外人揣測政治都是半推半猜，不過，中共對地方債的態度叫做「誰家的孩子誰抱」，這句話泄露了底細。地方官都是習近平的家奴，地方劣政都體現中央精神，現在地方出事中央甩手，那不是中央不負責任，是中央負不起責任了。 中共中央的家底已經見底，從這一點上便可以看穿它，預多一點時間給它，就是五年至十年的範圍之內。 至於崩潰的形式，我以為會從社會底層的鄉鎮那一級開始，山高皇帝遠，村官們會在上級和村民之間做「兩面人」，動嘴不動手，出力不傷身，政令遂不及於底層，而百姓最終會明白只有眾志成城，才能與政府拗手瓜。政府有錢養得起鷹犬，沒錢就樹倒猢猻散，什麼時候武警不夠用了，中央也只能望洋興嘆。政權的瓦解會先從基層開始，然後一級級蔓延上去，到最後，只剩習近平和七常委在中南海望天打卦。 中國人逃不過這一場災劫，大家都要積縠防飢，做充份的思想準備，這一天不會太遠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最近連續出了好幾件詭異的事情，一是習近平在金磚峰會上突然缺席大會發言，二是河北保定突然出現大量坦克移動，三是劉夢熊突然在星州《聯合早報》發表文章，劍指習近平。 劉夢熊文章沒有什麼新意，他只是開了建制派攻擊習近平的第一槍。海外中文媒體多數將他視為建制派，其實劉夢熊與梁振英反目後坐過牢，事後已與中共分道揚鑣，他的言論甚至貌似民主派。但劉夢熊與大陸官場應仍有自己的的私人交往，他這篇文章值得重視的是有沒有大陸官場新動向的背景，這才是主要的。 星洲報章大都臣服中共，對中國國情報喜不報憂，這次公然反習相當不尋常，其中會不會有他們取得的某些機密情報作支持，外人無從得知，不過相信他們也不是一時頭惱發熱。 許成鋼教授預測中共政局，第一個可能性是宮廷政變習近平下台。在大陸官場，平民出身的高官，不可能形成一股倒習勢力，因為彼此心防很重，無法成氣候，唯一能動搖習近平的，還是他們自己人紅二代。 紅二代有三種人，一種是像習近平那樣佔據黨國高層權位的。當年陳雲交代，說政權還是要交到自己後代手裡保險，當時約定每個高官家庭出一人，作為接班人培養。數十年過去，官場自我淘汰，唯有習近平上到最高位，現在大多數競爭不成功的紅二代都已退休（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是開國上將張宗遜的兒子），但紅三代又上來了，這些人又佔據哪一些權位，外界根本無從得知。 第二種紅二代是趁改革之便下海經商，或佔據國企最高職位，這些人撈得盆滿缽滿，各自經營家族龐大事業群，只要中共依舊掌權，他們就繼續斂財。習近平打貪十幾年，有幾個紅二代被查？一個任志強，一個劉亞洲，都是政治問題引火燒身。 第三種紅二代是相對正派，開放後到西方接受教育，回國後做專業工作，不參與政治，也不下海經商，這些人心裡很清楚，只是對中國政治已心灰意冷。筆者曾接觸過幾位這樣的紅二代，有的父輩職位相當高，他們都很有思想，只是冷眼旁觀。 紅二代與習近平沒有根本利害衝突，他們的身家性命都取決於中共的興衰存亡。現在的問題是，中共給習近平搞到搖搖欲墜，看起來在習手上起死回生的機會渺茫，那究竟要不要扳倒習近平另起爐灶，有沒有機會換個人來做情況會好轉，更重要的是，一旦換人不得當，中共會不會死得更快？ 習近平不是對中共不夠忠誠，習近平的倒行逆施，大部份都是中共黨內的共識，也就是說，鄧小平定下韜光養晦的國策，本來就是裝孫子養肥自己後向西方反攻倒算，以共產主義中國統治全世界。只不過，鄧小平沒有像習近平那麼輕浮，他說改革開放要管一百年，也即是說，反攻倒算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百年卧薪嘗膽的耐心。可惜習近平太草包又太急躁，上台後獨斷專行，以大局誤判為能事，應做的不做，不應做的亂做，以至短短十年時勢全面倒轉。 要是習近平穩住局面，紅二代們會放心讓他幹下去，可惜習又太無能，如今民心全失，外部壓力空前，習近平更顯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笨拙，面對政權崩潰的前景，對紅二代來說，換人便會是不得已的選擇。 但問題是，習近平倒騰黨政十年，已經消除異己，自立山頭，如今朝內都是吹須拍馬之輩，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沒有一人是紅二代，官場中有足夠影響力和政治能量者，也沒有紅二代紅三代能形成氣候。對一個以領袖獨裁為政治傳統的黨來說，沒有得力領袖是致命傷。 具體操作上，首先紅二代要取得共識不容易，稍有風吹草動，就會被習近平置於死地，抄家滅族，代價極大；其次是，即使推翻了習近平，由誰主持大局，也會吵翻天，因為沒有人建立起足夠權威；再次是，即使都有共識，要用什麼手段才能安全過渡，那也是大問題，搞得不好，爆發全面內戰，那也是死路一條；最後，真的扶持新天子上台，他又憑什麼得到人民的信任和西方的支持，中共已徹底暴露自己的邪惡本質，沒有人相信他可以脫胎換骨了。 最終局面便是，明知習近平會毀了黨，但又找不到足以挽狂瀾於既倒的治亂世之梟雄，所有的紅二代紅三代，各自憂心忡忡，指天望地，日日罵娘，而又無所作為。 一個政權是如何崩潰的？便是油盡燈枯，樹倒猢猻散。中共崩潰是必然的，問題只是崩潰後的中國人，要遭受多大的磨難才能等來新生。（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日本於8月24日啟動向太平洋排放經過處理的福島核電站廢水，在中國引發較大反響。廢水開始排放的當天，中國便宣布：出於保護消費者健康的考量，「全面暫停進口原產地為日本的水產品」，並指責日本排放廢水的行為」不負責任「。相關事件在中國民間也引發軒然大波。為了表達憤怒情緒，一些地區的民眾在多個日本駐華機構作出過激表現，還有遊客取消赴日旅遊行程。旅美政治評論家陳破空先生就核廢水引發的風波以及此一事件對中日兩國關係的影響向我們闡述了他的看法。 問：日本把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廢水經過處理後排放海中，中國政府強烈反對，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陳破空：中國政府反對日本排放核廢水的理由是：日本的福島第一核電廠排的水含氚量對海洋有污染，進一步對中國的近海海洋有污染，會對人體構成危害，說日本「自私自利」，不負責任。但是，這裡面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本身在沿海有很多核電站，它向海洋排核廢水是經常發生的，甚至不通過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檢測，而它的含廢量很大，不僅日本提出了這一點，對比之下，日本排出的這次核廢水，它的含氚量是很低的標準，而中國的含氚量是日本的八倍到十倍之多。另外一點，當這件事情發生之後，中國政府便悄悄地把中國跟核能有關的資料下架了，像有一個叫「2019到2022年鑒」，將中國沿海的那些核電廠如：秦山核電站、南陽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它們這些含氚量排廢水的情況，有關的書籍都下架了。有些國內的專家、學者也指出了這個差別，但他們下架之後，有的專家在網上找到了殘存的一些資料就證明：中國一直在向海洋排核廢水，比日本的情況嚴重多了。 另外一點，中國政府沒有向中國人民交代的就是：日本這次排核廢水，不僅自己（日本方面）經過了反覆的處理多年的稀釋處理、降低其中的含氚量，而且得到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完全的同意，據鑒定說標準可以排放了，日本才開始排放的。也就是說，在聯合國下屬機構的合作下、得到國際公認的標準，日本才採取了這樣的措施。所以日本這樣的措施完全是負責任的、謹慎的，而且是經過了很大的程序。再加上當年日本發生的這一場是悲劇，2011年「311」巨大的地震、巨大的海嘯，奪走了將近兩萬生命，還有很多人失蹤，國際社會都深表同情。所以日本的核廢水積壓之後，到一定時候經過處理是要排放的，它不可能像其他方向排放，一般就是向海洋排放。中國政府這個時候來抗議，不僅沒有對日本所遭受的災難表示同情和理解，反而向日本的傷口上撒鹽，這樣的做法令國際社會都覺得很難理解，說的輕一點就是，讓國際社會深為困惑。 問：中國政府不僅反對日本排放核廢水，還全面禁止日本水產品進口中國，似乎也殃及到中國國內的水產品，這樣的做法是否得不償失？ 陳破空：沒錯，這個海水是流動的，海水、海洋是聯繫的。如果說日本排放處理過的核廢水對海洋有污染的話，首先受害的是日本人民。但是，我們看到日本人民上下-除了少數的抗議和反對之外，因為日本畢竟是個民主國家-，絕大多數人都安之若素，而且是繼續正常的生活，甚至是歌舞昇平、一片的安靜，他們自己沒有任何的驚慌。 但在中國這邊，由於政府開動了強大的宣傳機器，結果導致中國人民搶鹽，發生了恐慌的現象。反過頭來，這種恐慌就蔓延到中國的水產品，因為中國政府（要求）全面禁止日本的水產品進口，那海洋的相通、海洋的流動，日本如果近海的水產品有問題，那中國近海的水產品也有問題。所以我們看到在中國那邊，就有很多的漁民哭訴，說他們的多年經營怎麼辦？他們怎麼活下去？他們的水產品賣不掉（現在的確出現了沿海地區一些商家不願意見水產品的情況，不願意進海鮮），結果導致海鮮和水產品過時。看到沿海的漁民就非常痛心地把它們裝進垃圾桶扔掉。又反過來，對中國的水產品、對中國的海鮮是沉重的打擊。 而且比較之下，很多人以為日本是個島國、是水產品的出口大國。其實剛好相反。日本是水產品的進口大國，大於出口。只不過日本確實有很多優質的水產品出口到中國。中國事實上是水產品的出口大國，在亞洲排第一，遠高於日本。所以如果說，日本的水產品有問題，中國的水產品有問題，打擊下來，中國的水產品遭受的打擊比日本更大。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殺敵一萬，自損三千」。其實這個時候是「殺敵三千，自損一萬」。中國的損失更大，不僅是得不償失，按通常中國老百姓的說法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所以現在連中國的、不僅是漁民受到衝擊，商家、店家都受到衝擊。很多在上海、北京開的日本料理店不得不出來聲明說自己的產品來源地。但是儘管如此，生意還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問：隨著事態的發展，中國民間又掀起一波反日風潮，據報道中國很多民眾給日本國內的店家商家打去很多騷擾電話，還給日本駐華機構投石頭，扔雞蛋，甚至取消赴日旅行團，這些做法是否讓中日兩國更加敵對和仇視？ 陳破空：對，剛才主持人提到這三件事情，各有各的一些做法。我們先說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國民間向日本國內的商家、店家大規模地打騷擾電話。這在日本成了一個重大新聞，也是國際上的重大新聞。這對中國的國際形象是嚴重的損害。這些打電話的人，既有可能是中國民間的一些自發行為，因為他們受了煽動、宣傳之後仇視日本。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中共的五毛黨。因為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回答（記者）中假裝說自己不知情，然後還說要日本「反思」。就說明中國政府在這些電話的背後可能起到作用，叫五毛黨去騷擾。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中國當局也非常害怕中日關係徹底的攤牌，所以這回有扔石頭、打雞蛋的現象，但比較少。比如在青島，就（有）向日本人學校投石頭（的做法）；在蘇州，有人去扔雞蛋。但是據說中國那邊還在抓人，就還不敢大規模地讓中國民眾去衝擊日本駐華機構，因為擔心在外資、外企大量撤離的情況下，導致日本的機構或者企業大量撤離，對中國來說，那就造成經濟上的更大重創。 另外還有一點，關於你提到的第三點，就是中國這些遊客取消赴日旅行團。根據了解，他們並不是自己不願意到日本去旅遊，也不是說他們要參與反日風潮。其實大多數人取消（赴日旅遊），是因為怕在國內被罵成「漢奸」、「親日」，怕有危險。能夠去日本旅遊的，一般都是有點家底的、在中國算中產階級或者精英階層。但是上街鬧事的，反過來是中下層的。他們有可能不僅因為被說成是「親日分子」、「漢奸」、「賣國賊」被罵，而且有可能引起妒忌。所以他們由於害怕而取消。實際上，他們已經預定了日本10月叫「風月游」， 10月、11月，是日本景色最好的季節，實際上都已經訂滿、爆滿了。而且中國有「十一」長假，（許多人）也準備去日本旅遊。日本這方面的相關的旅行定位已經爆滿。這個時候取消，對日本固然是一個損失；但對中國這些旅行團、旅行公司、還有這些遊客本身，也帶來不小的損失。 過去這些年，中日關係已經可以說一再地急轉直下，由於政治上的衝突、地緣政治的衝突、東海的紛爭、釣魚島的問題、還加上國際社會的演變、日本加入美國陣營對中國的圍堵等等；這個已經形成了中日關係的-可以說是敵視、或者是仇視。我們都知道在國際社會的了解，各國對中國的負面觀感高達70%以上，而日本是最高的、高達86%。日本對現在的中國、就是共產中國、或者習時代的中國，已經是非常的負面觀感，再加上中間還有不少的衝突：比如反間諜案、隨便把日本人抓起來當人質等等這些事件。這一回中國政府炒作這個核廢水的事情，在中國激起了反日風潮，加上中國民間發生這麼多不理性的行為，不僅敗壞了中國的形象，也進一步地敗壞了中日關係。本來中日關係最近面臨一個轉期：大瘟疫過去了，日本開放了中國的團體，中國那邊也在開放，所以團體要出境。剛好在這個時候，很多的中國人首選就是去日本旅遊，很多團體是安排，說這個首選超過了新、馬、泰，也超過了去其他國家的旅遊。 就在這個時候，偏偏中國政府又操作了這一波核廢水事件，在中國民間掀起了反日風潮，使剛剛有所回暖的中日民間的交流，又一下子跌入懸崖。中日關係至今只能說經過這一步操作之後，本來已經很敵視、很仇視，那麼這個關係會變得更敵對、更仇視，對中日兩國都沒有好處。而對日漸孤立的中國國際處境，可以說更是雪上加霜。但中國民眾完全不知情，甚至在中國的黨媒、黨報的宣傳下，還以為中國的朋友遍天下，他們完全不知道現在習時代的中國處於-可以說-空前孤立的國際處境，而且處於空前的-國際社會叫做-厭倦、嫌棄或者是仇視的這麼一種處境。 問：面對日本排放處理後的核廢水，對照之下，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反應是什麼？ 陳破空：對。這回中國方面顯得非常地孤立。因為日本排放核廢水，是經過了嚴格的程序：不僅日本方面再三處理，而且跟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合作，由國際原子能機構來監督，監督它排出的這個核廢水中的含氚量不僅符合國際標準，而且遠低於國際的下限標準，比日本制定的標準都還要低。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國際原子能機構都放行，而國際原子能機構不僅有總幹事長同意，而副幹事長-有個中國人叫劉華-也簽字同意了。而且就在中國反日風潮最高峰的時候，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總幹事就聲明說，日本排出的核廢水經過檢測是合格的，對海洋無害。而周邊的國家也是這樣反應，像韓國。韓國本來有很深的反日情結，儘管最近韓日關係有緩和。但是，韓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有執政黨、有反對黨，所以反對黨質問執政黨：對日本排放核廢水是否立場軟弱？但是韓國出來抗議的人也是很少數，而韓國本身採取了海洋監測，也發現低於國際說的危害標準，認為是根本無害。另外，台灣距日本也很近，台灣也進行了自己的監測或者研究。台灣所發布的消息說，日本排放的核廢水對鄰近的台灣水域的危害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這次中國政府鬧得非常的孤立、孤單，因為以前還有個韓國跟他們一起鬧一下反日情緒。但是這回都沒有。甚至連北朝鮮都是靜悄悄的，而北朝鮮的水域也在這裡-朝鮮半島。還有就是俄羅斯也是靜悄悄。因為俄羅斯的水域也會受到影響，結果他們沒有任何的反應。而稍微遠一點的東南亞國家都沒有反應。甚至紐西蘭、新加坡、澳大利亞（紛紛）聲明：日本的做法是符合國際標準的，對海洋無害。所以中國這次單方面的跳腳或者是鬧的話，反而突出了在國際上的一種負面的形象。我想這樣一波操作，現在可以說在北京執政的習當局是非常拙劣的一招，最終損害的是已經國際形象受損，國際孤立加大。這一波操作之後，可能更進一步的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進一步加劇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疑慮和孤立。 問：根據您的觀察，這一波反日風潮會持續多久？相關事件的背後是否也反映出中日兩國的政治較量？ 陳破空： 對。這次中國政府表面上是抗議日本的核廢水，其實是對像日本跟美國、韓國加強聯盟；日本跟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組成的聯盟，針對中共圍堵；還有日本跟台灣之間加強的協防關係非常不滿，它也無法突破，所以就找日本的茬，達到幾重目的，它除了在政治上去發泄對日本的不滿、用政治問題進行一個經濟操作；另一方面，也想轉移國內的矛盾、轉移視線。國內的河北大水、東北大水激起了民怨沸騰。還有就是中國經濟每況愈下所引起的這種民怨沸騰。基於這種綜合性的考慮和操作，想製造這次反日風潮。 但是，我認為這波反日風潮不會持續太久。一方面，是中國單方面的在那邊鬧；另一方面來說，已經倒過來影響了中國的水產業、商家、電家的運作，對中國經濟雪上加霜。雖然日本現在有些反制措施，但是這一波反日風潮，我想中共會自動收斂，不會持續太久，它達到一定目的之後，估計會悄悄地降溫，降溫之後找個台階給自己下來，也就是讓中國人民把矛盾對外，情緒對外，減少他們對國內種種問題的注意力，等達到這個階段性的目的之後，我想中共就會偃旗息鼓。
主持人：陳奎德 座談人：文貫中博士， 三一學院榮休教授 一、北京御用學者驚呼「四十多年未有之惡劣形勢」 最近，中國內內外外，經濟學界、政界、企業界都在談論中國目前經濟的大幅下滑以及外交遭遇圍困的處境，中國內部的學者及各方人士紛紛上書獻策，有故作鎮定掩蓋真相者，也有驚恐失態，聲言中共面臨40多年未有的惡劣形勢者，諸相紛呈，構成皇城危局下的人間百態。 有一篇發表於《香港01》上的文章，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相當典型，其獻策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北京高層的焦慮心態和應對策略，據說是屬於最近中國內部湧現的一批上書當局的「策論」之一，值得略瞥一眼。 該文指出：2022年以來，受新冠病毒、俄烏衝突、美西方圍堵等多方影響，國內外局勢出現了多個層面「數十年未有」的複雜狀況與艱難困境。一些西方媒體與智庫近年來頻繁揣測甚至妄言，中國崛起進程可能被停止、中國崛起已到頂峰等。外部輿情的干擾與國內2023年第二季度以來的部分經濟數據下行形成共振，使得不少人士的預期受到衝擊。 它曆數了中共40多年未有之惡劣形勢，我們擇其要者簡列於下： 他說當前中國面臨的內外部形勢，包括經濟增速、西方圍剿、供應鏈外遷和社會預期 等四個方面的變化，是三、四十年來「前所未有」的，需要保持高度戰略警覺。 1）經濟增速問題 四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中國年度、季度經濟增量低於美國的現象已經出現。近年來中美差距在GDP全球佔比上不斷拉大。數據顯示，2021年，中美GDP差距為5.2萬億美元，中國GDP佔比美國GDP約77%，達到歷史高點；2022年，中美GDP差距將擴大至7.47萬億美元，中國GDP佔比美國GDP約70%。2023年上半年數據顯示，中美差距繼續拉大，僅佔美國GDP約63%。這是自1976年以來美國第一次年度增速高於中國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美國總統拜登自2022年底首訪亞洲後就不斷大談這個預期。近月來，筆者見過幾批疫情放開後訪華的美國學者，對方對美國經濟的自信明顯在上揚。 2）供應鏈外遷 四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生產鏈和供應鏈向海外轉移的苗頭已出現。以往總體趨勢是外國向中國轉移、中國東部向西部轉移。近年來，總體趨勢卻變成中國向印度、越南甚至美國轉移。2015-202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保持了上漲的勢頭，但在世界對外直接投資（FDI）總額中的佔比從2020年的14.5%降至2021年的10.5%，中國新增外國投資的增速相比世界總額有相當大的減緩。2022年中國吸引外資一度回升，但2023年上半年隨之驟降，甚至低於巴西。不斷有西方媒體、智庫、商會發聲，威脅外國投資撤出，製造中國經濟恐慌；中國產業鏈外遷的事例越來越多，例如耐克產線遷至越南，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廠並稱隨時隨地轉移生產基地，戴爾不再使用中國造晶元並揚言外遷。汽車行業中，有菲亞特、Jeep、謳歌相繼退出中國，斯柯達正在考慮退出等等。儘管中國仍是全球產業鏈最完備的國家，但大量產業鏈外遷的新聞出現是40多年來未見的。 3） 西方圍剿 四十多年來未有過的美國統合西方對「中國威脅」的政治共識並全面行動的架勢已出現。2022年烏克蘭危機後，北約從「腦死亡」中復活，並呈現出「亞洲化」的趨勢，且多次在政治聲明中提及中國。俄烏衝突僅36小時內，美國動員西方30多國統一發表聲明、制裁俄羅斯，並責怪中國不配合對俄制裁。近年來，五眼聯盟、四國機制、AUKUS、第一島鏈軍事聯盟、IPEF等。近期美國首次撮合日本、韓國在戴維營會晤，甚至多次公開聲明「協防台灣」等，全面布局圍堵、遏制中國的完整架勢已呈現。澳洲、日本等不少國家不再「兩邊下注」，擺著一副不惜犧牲經濟利益、全面站在美國一邊的姿態。這些都是自改革開放尤其是1989年中國受西方集體制裁以來首次出現的。 4） 社會預期 必須承認，在地緣衝突、貿易摩擦、疫情反覆的大背景下，「東升西降」的趨勢在減緩，一些歐美智庫與媒體為「西方重新崛起」造勢，渲染「中國崛起終結」等氛圍，而當前中國發展的一些側面又被其捕捉並形成「輿情共振」，值得高度警惕與應對。 簡評 應當說，王文所列的上述40多年未有之惡劣形勢，大體上沒有諱疾忌醫，算是務實的。然而沒有涉及問題產生的根源。除了他所羅列的四方面問題外，是否還有更深層的其他方面的問題？ 例如習近平執意要武統台灣而造成的天地翻覆的崩塌式後果？例如巨型房地產泡沫爆雷後可能產生的經濟政治後果，例如超高的青年失業率將可能引爆的社會與政治危機？例如人口老齡化和總人口減少的歷史後果…..等等？ 顯然，這些問題業已超出了他的奏摺獻計言事的底線邊界了。 二、北京應對危機的藥方 文中稱「多年未有的危機需要祭出真招實策「，他開出的藥方如下： 1）新的戰略自省：崛起的長期性、艱難性和複雜性 一些輿論仍然對大國崛起的艱難程度和超長用時考慮不夠充分。前些年出現了驕傲自滿的情緒，過於誇大「西方已完全衰弱、中國已完全崛起」的事實。面對諸多「前所未有」的現象，中國社會需要有一輪新的戰略自省。直面並客觀剖析中國當前逆風逆水的內外艱難形勢，全面掃描當前中西國力消長的真實結構，高度自省大國崛起的長期性、艱難性和複雜性。 （以西方崛起為例，美國逐漸成為全球大國的崛起時間超過百年。從1823年發布門羅主義到1894年GDP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再到1922年一戰後《五國海軍條約》躍升軍費全球第一，直到1944年美元取代英鎊成為世界貨幣，可以說，美國經歷至少121年才真正崛起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類似地，英國1588年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歷經國內資產階級革命、對外殖民美亞非洲等，直到19世紀真正崛起成為所謂「日不落帝國」，前後用時200多年。可見，大國崛起絕非一帆風順，更非一蹴而就。鄧小平同志曾指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共產黨國家的興亡與西方國家的崛起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冷戰，它是人類歷史上史詩式的重大事件。它幾乎是通過和平的非流血的歷史進程，就使一個龐大的高度壓迫性的大帝國轟然倒台了，是世界史上的奇蹟。歷史判決是簡單清晰的，共產國家是一次性的，衰落了就死亡了。它是人類歷史上的怪胎，是一段插曲，如前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不可能再生崛起。所以共產國家不可能同歷史上的那些大國興替一樣，它只能是過眼煙雲。 2）客觀直面：美國將衰未衰、必頹未頹 中國社會需要客觀直面美國將衰未衰、必頹未頹的基本事實。西方崛起須耗時百年以上，西方衰落也絕非數年之功。儘管中國高速崛起使得中美差距大幅縮小，許多經濟分指標（如製造業總量、貨物貿易總量等)已超過美國，且美國相對地位的確在下降，但不得不承認，在增量方面，中國仍然佔據優勢，而在存量方面，西方的優勢仍然明顯。經過數百年的殖民掠奪、上百年的科技革命、數十年的國際不平等經貿體系的鋪墊，美國金融、科技、軍事、教育仍保持著絕對領先的位置，且在未來一二十年仍保持相對領先的位置，如美國科研投入2022年科研總費用（6794億美元）是中國（5511億美元）的1.2倍；人均科研費用更是約5倍。2021年美國軍費支出（7500億美元）約中國（2370億美元）3倍。美元國際化指數是人民幣的約20倍。從種族、社會等諸多方面看，美國衰落是必然趨勢，但仍需要許多年。借用老一輩革命家的說法，我們現在要戰略上「平視」美國，但戰術上依然要「重視」美國。——這是拉長了時限的「東升西降「，已經被中美差距之日益擴大所嘲笑。究竟是美國衰落，還是中共政權消失，讓我們等待歷史判決。 3）冷靜面對：中國將超未超、必成未成 中國社會需要冷靜面對中國將超未超、必成未成的基本現實。中國的發展速度與盛況有目共睹，世所公認，然而更進一步的關鍵「瓶頸」並未得到真正突破。高新科技發展被「卡脖子」、思想觀念衝突被「卡腦子」、國際話語權被「卡嗓子」的現象，在短時間內還難以完全解決。2021年中國人均GDP為1.27萬美元，僅為美國人均GDP7.64萬美元的16.6%，仍處於美國1980年前後水平（1.25萬美元）。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擁有14億人的中國GDP總量肯定能超過美國，但那需要10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而人均要達到美國的水平，可能需要更漫長、更艱難的征程。——無需等待「更漫長「，因為不會有那一天。 4）底線防範：最壞、最惡劣場景可能發生 中國社會需要有底線地防範最壞、最惡劣場景發生的心理準備。過去30多年來，中國人基本沒有經歷金融風暴、沒有遭遇戰爭洗禮、沒有蒙受巨災衝擊，對未來充滿著樂觀情緒，對西方文明充滿著「友善的想像」。只是中國崛起遏制了其「野蠻在中國暴露」的可能性。西方對2022年俄羅斯的全面絞殺，？充分說明了大國爭鬥的殘酷與無情。近年來，為捍衛西方優勢與美國霸權，不少西方右翼學者與媒體的聲明更是非常極端，如對華實現「焦土戰略」「中國人不配享受優質生活」等。可以想像，一旦中國與美西方最後攤牌，一定會比制裁俄羅斯更狠的招數，對中國無所不用其極。中國想和平崛起，是中國人最良好的心愿，但一旦和平前景無望，中國社會要防範與加緊準備預案。——歪曲俄烏戰爭等各類衝突的真相，露出狼牙。 5）全力做大「蛋糕」 建議各項大政方針仍然要聚焦在如何全力做大經濟「蛋糕」上來。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左右，人均GDP不到美國的1/6，說明中國經濟體量仍然遠遠不夠，底層民眾仍然較多、中產階級不夠強，「富起來」的人還遠遠不足。沒有更大的經濟「蛋糕」，不僅不足以阻擋西方的外部遏制，也不足以支撐更大的民族復興偉業。——委婉批評「共同富裕」。 6）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建議檢閱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各項事業的激勵與優惠措施的落實情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前仆後繼的代代新人。老一輩革命者充滿理想，值得敬佩，新中國成立後，授銜授勛。改革開放需要先行先試，鼓勵一部分人先致富帶後富。可見，解決「挨打」「挨餓」既需要精神激勵，也需要物質激勵，解決「挨罵」、實現民族復興，同樣也需要精神與物質相結合。「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近年來中央召開人才、科技、教育、外事等多輪工作會議，但如何讓各項政策落實到位，激勵普及更多貢獻者，直接關切到黨的聲譽與政府權威。建議就此可從退稅、優惠貸款、個人升遷、獎勵、榮譽、子女待遇等各個方面推出各項獎勵措施，儘可能地激勵真正為民族復興做出真正貢獻的人。——重賞？不如平反？釋放孫大午，退還其財產；釋放任志強，釋放良心犯, 敢嗎？ 7）政策向中產傾斜 建議切實推出各類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扶持和推動中國中產階層。近年來中國對低收入人群的幫扶有目共睹。如果說低收入人群是民族復興大廈的底座的話，那麼，中產階層是大廈的腰身。沒有對城市中產階層的扶持，復興大廈的高度必然受限。當前中國人口增速減緩，老齡化惡化，社會治理乏力，關鍵在於大中城市的生活與運行成本過高，稅費偏高、房租房價高企、育兒教育成本畸高，這些成本多數由中產階層來承擔，導致結婚率和生子率偏低，民族復興的預期下行。一個成熟的全球大國，一定是中產階層居多的國家，推出更多對中產階層的友好政策，是當前的迫切之需。——政策者，必多變也，關鍵是制度，關鍵是法治。制度上必須（通過選舉）使中產有其政治代表。 8）大國博弈需妥協 建議對美西方的鬥爭須保持求穩求准、靈巧務實的態勢。保持相對穩定的對美、對西方關係，仍是民族復興偉業的基礎外部環境。對此，要敢於對外鬥爭的同時，也不能因鬥爭而顛覆當前與西方的基本態勢。畢竟大國博弈本身就是妥協的藝術。直面美西方將衰未衰、中國將超未超的現實，尋找既要合理鬥爭、又要斗中求穩的長期策略，既不逞強也不示弱。如同兩位高手下棋，不能一「棋」不合就直接拳打腳踢，也不必一「棋」失誤就自暴自棄。相信中國智慧，智斗、纏鬥遠勝蠻斗、亂斗。目前中國與西方的相處方式，最應該使用的姿態是，政治上保持戰略定力、經濟上保持正常貿易、外交上保持斗而不破、社會上保持正常交往、文化上保持開放自信、生活上保持寬鬆平和。 ——總之，作者最後認為中共需要關注如何做好自己、發展自己、和解自己，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他這裡所謂「和解自己「，大概指毛鄧兩共路線的和解。這正是中南海內部企圖力撐中共這一危廈不倒的少數」補天派「的幻想。但幻想就是幻想，他們已無力回天了。
新冠疫情結束僅僅半年多，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就處於巨大的動蕩之中，幾乎自我實現了中國人過去幾年有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預言。不過，與國際社會對中國越加排斥的厭惡感相比，例如德國外長貝爾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講中質疑是否能與中國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中國的一些人似乎毫無覺察，對變局似乎樂觀許多。 幾年前，他們還在談論中國的供應鏈霸權，以為可以憑藉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為中國生產的口罩和疫苗對世界人民來說無可替代。當從建立伊始至今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聯盟意義的金磚組織擴大到11個成員國後，他們又開始憧憬所謂「世界新秩序」，以為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半年提出的三個全球倡議可能重塑俄烏戰爭之後的世界秩序。 這些認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當事人能夠意識到的。或許也因此，他們對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脫鉤遮遮掩掩，不願意承認或者去理解中國內部正在發生的悄然轉變。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急劇下滑，國際社會發現他們可能正在見證一個歷史時刻的到來，可以用諸如中國經濟的「殭屍化」、「四十年增長模式的終結」、或者「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換擋」等來形容。這些從中國封閉體制傳出來的聲音，符合無數中國人民過去半年多以來的日常感受，用中國人更熟悉的話來說，就是所謂大勢已去。 中國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分裂才是危機所在 然而，相較經濟層面的外部脫鉤和大蕭條跡象，中國內部深層結構正在發生的巨變，即內部脫鉤的進程已經展開，也就是在中國社會和深層政治層面發生的大分裂。這恐怕才是中共難以直面的真正危機，且其危機性質和程度遠超外部想像。 所謂內部脫鉤，自然比外部脫鉤隱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歐之間圍繞脫鉤問題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風險化的話語掩蓋，也沒有確定的半導體和其他敏感技術和資本限制那樣可明確劃分的「小院高牆」，卻都有一個共同點：政治信任的喪失。這是中國經濟系統崩潰的起點，也是經濟與政治分離的起點，還是政治系統崩塌的起點。 當然，這個互信的喪失，不止發生在一個群體或者一個階級身上，也不是發生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半年，而是過去十數年以來不斷積累、強化的，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系統的結構性的自我毀滅造成的。這種自毀型傾向，不僅以否定改革開放的政策路線和「新歷史決議」體現出來，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動態清零」期間充分暴露，徹底擊垮了幾乎所有人的對未來的信心和對體制的最後一點信任。 自毀傾向從何而來？ 換言之，三年「動態清零」對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傳播，對中國社會來說卻是毀滅性的。最近一些中國經濟學者輕描淡寫地以所謂新冠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來形容清零政策的長遠後果，不過是自欺欺人。當然，如果相比蘇聯體制的自毀型傾向，即內生於國企模式並充滿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自我耗竭傾向，如果僅僅將中國現在的經濟、政治的僵化與蘇聯1970年代後的停滯相比較，只能說這些經濟學者以及相關政策是多麼顢頇守舊、猶豫無能。 只要將過去十餘年中國政治的復辟放在兩千年的政治傳統脈絡中，這種自毀機制的源頭和歷史就很容易自動浮現出來，那就是中國兩千年以來未曾改變的儒家政治內核，先後貫穿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相隔千年的變局之中。始作俑者，當然非王莽莫屬。其中關鍵，就是號稱大儒王莽的大偽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漢末年，以激進的復古主義話語和政策招致內政和外交、經濟和政治的全面失敗。 以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的歷史評價來看，習從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國儒家「模仿政治」的開始，甚至是今天中國現代極權主義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敗」可謂前無古人，這一失敗甚至帶來了東亞體系的形成，例如高句麗的獨立，也大大超越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後的今日中國，以無論性質、還是規模或者顛覆性均可匹敵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著一場「千年變局」。 也因此，我們很容易發現，中國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大半年裡，面臨著一天比一天嚴重的經濟下行和社會停滯，特別是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民營企業破產和外資撤離浪潮，以及反映大眾心態的集體躺平和消費-投資意願低迷的通縮現象，都指向一場醞釀中的政治總危機，也就是內部脫鉤。其中所包含的結構性矛盾與王莽時期幾無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過去十餘年中國形成的新毛主義意識形態，是一種王莽式的激進復古主義。只不過，在當下中國，這種復古，是以毛澤東的文革烏托邦為範本，試圖統一所謂「前後三十年」，並在鄧小平的法制建設與市場經濟基礎上轉型成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模式，內含改革開放和閉關鎖國兩條基本路線的矛盾，類似王莽時代的「古今文之爭」，在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蕭條背景下愈加趨向不可調和。 其次，卻是根本的，類似王莽主政時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國過去十餘年在「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口號指引下進行的激進國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帶來的混亂，分離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經濟與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納，也切斷了廣大中產階級、企業家階層、甚至青年人與統治集團的關係。 這種控制一切、斷絕協商的態度，不僅從2012年以來先後針對公民社會、知識分子、人權律師和企業家等新興社會精英，也在三年「動態清零」期間覆蓋了所有人民，更表現在對外協商的貧困，對日、韓、澳、美等國視同敵國斷交一般，以至於在中美貿易戰、台海關係等重大問題、或者如孟晚舟、福島核電站排放等諸多偶發問題上，都幾無例外地趨向高度對抗和關係脫鉤。 然而，更深層的分裂還發生在領導人和官僚集團之間，發生在強大列寧主義政黨控制下的官僚體制內部。如內藤湖南的總結，中國歷史上但凡權力過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權與儒家官僚集團之間的平衡和制約，必然大亂。事實上，在新冠疫情後的大半年裡，中國的官僚集團被卡在強調安全的「底線思維」與經濟惡化現實的縫隙里，計無所出，近乎躺平。 結果，為穩住外資、民企、促進內需而頒布的「31條、20條、24條」，不敵一條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間諜法》和煽動民眾恐慌的反對福島核電站排放的宣傳外交，包括企業家、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在內的幾大社會集團似乎全體躺平，中國政治氣氛陷入了彷彿西線無戰事一般的虛假寂靜。而在這一微妙僵局的背後，一場深刻的、結構性的、也是歷史性的內部脫鉤正在悄悄發生。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一個有法律的國家，並不一定是法治國家；那麼，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為什麼卻要制定法律呢？配合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這段時間裡中國當局正在大張旗鼓地宣傳推廣這部法律，其中透露的奧秘，也許能幫助回答上述問題。 頻繁立法修法，強化習近平權力 《反間諜法》並不是一部新近制定的法律。早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不太久的201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在1993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的基礎上修訂並制定了《反間諜法》，並同時廢止了1993年版的《國家安全法》。有意思的是，接下來的2015年7月，中國再次制定了新的《國家安全法》。現在，距上一部《反間諜法》出台不到十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4月又修訂了這部法律，於是有了7月實施的新版《反間諜法》。 從《國安法》，到《反間諜法》加《國安法》，再到新版《反間諜法》加《國安法》，十年之內動作頻頻，真是緊鑼密鼓。據負責起草新版《反間諜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主任說：新修訂的反間諜法是中共二十大之後在國家安全領域的第一部專門立法，也是今年三月就任的這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第一部法律。你看，三月履新，四月修訂反間諜法，可謂劍及履及，刻不容緩。當局關於《反間諜法》的宣傳活動，更是在渲染一種「中國到處都是間諜」的氛圍。這樣看來，中國所面臨的來自間諜的威脅，真是不小呢！ 就在這種氛圍中，還傳出了貴為副國級高官、現任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的秦剛捲入了間諜事件，至少是被美女間諜收為了裙下之臣吧。乖乖，這還不是亡黨亡國的節奏？！ 實際上呢，那位負責修訂《反間諜法》的官員一不小心也說出了實話。他強調，這次修訂反間諜法，首先為的是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和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來指導立法，是要「進一步強化黨中央對反間諜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因此，修訂後的反間諜法，第一特點就是「鮮明體現了堅持黨中央對反間諜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他這聽來好似套話、空話的車軲轆話，背後確實有一句大實話，那就是：修訂反間諜法，為的是強化習近平權力。 隨心所欲抓敵人，這是政治極權的必需 習近平的權力已經很大很大了，還要怎麼強化呢？習近平要進一步強化權力，為什麼首先著手修訂反間諜法呢？這就不能不從中共這個政權的本質上來分析了。 中共是靠鬥爭起家的，「鬥爭」二字也正是習近平近年反覆強調的。鬥爭總是有對象的。毛的時代，中共的鬥爭對象有個很長的單子，概括地說是九類敵人。開初是「黑五類「，就是地富反壞右，後來加上了叛徒、特務、走資派，然後還有一個知識分子」臭老九「。你仔細琢磨這個名單，其中是有奧妙的，一個奧妙就是越來越隨心所欲地確定鬥爭對象。地主，這多多少少是有點兒標準的；你家沒有土地，中共再恨你，也沒法說你是地主。富農的標準就靈活了，但畢竟得有點兒財產。反革命分子，開始的時候，確定起來也是有些客觀依據的，比如在國民黨政權和軍隊里當過官員，但很快就變成一頂尺寸通用的帽子，看誰是敵人，就可以說他是反革命。如此類推，隨心所欲的程度越來越高。到了叛徒、特務、走資派，這幾類敵人就都是早先的中共革命功臣了。你為中共幹革命而坐過牢，」叛徒「這個標籤打死你；你是中共當今掌權的高官，那就是」走資派「——不是官員還沒資格當」走資派「呢！到了這時候，也就是文革時代，誰也別擺什麼共黨資歷、革命功績，除了毛澤東一人之外，誰都可以是敵人，誰都可以被鬥爭！ 這還沒說到「特務「呢——那時候通稱特務，如今則叫作間諜。特務也好，間諜也好，這玩意兒的特點就是他/她是隱蔽的，頭上沒有標籤，身上沒有記號。對於」善於鬥爭「的中共領袖來說，好就好在這」頭上沒有標籤，身上沒有記號「，因為這不就可以隨意給你貼標籤、畫記號了嗎？1940年代延安整風運動中康生那句名言，透露了此中秘密。延安整風是毛澤東立威、集權的一個重大關節點，投奔到延安加入中共的男男女女們有十分之一被作為特務抓了起來。這裡的判定標準從何而來？負責這場運動的康生指著人家的鼻子說：」我看你像特務，你就是特務「。 是的，就是這麼隨心所欲！習近平的權力，什麼時候到了這一天，也許就算達到他的理想狀態了。那一天，他和他這個體制的官員們，可以隨意指著某人說：你就是間諜！於是乎，你就要被抓起來，你就要坐牢，你就要被槍決。 說你是不法民營企業家，他固然可以隨意定義你是守法還是不法，但你總得首先是個企業家吧？說你是腐敗官員，當然哪個官員都是腐敗的，但你總得大小是個官員吧？說你是間諜，這就不需要任何身份前提了！海歸固然可疑，但土鱉一樣不免疫。最近二三十年來，全中國上十億人次有過出國紀錄，誰敢說你不是在哪國旅遊的時候被發展成「間諜「了呢？毛的時代，美女等於特務；如今呢，人人都是美女帥哥，那就人人可能是間諜哈！ 是的，抓間諜這事兒太方便了，甚至不需要證據。據說有關部門出台了某種指引，要人們提防那些喜歡談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話題的傢伙，因為他們很可能是間諜。這一來，有人馬上聯想到了喜歡到處「指明方向「的那一位。可惜啊，你沒有」看他像間諜、他就是間諜「的權力，偏偏他有這個權力。近日網上也有個段子，說的是小學生髮現爸爸媽媽在卧室里言行詭秘，於是告發爸爸媽媽是間諜。也很可惜啊，這不就妨礙了當局急於催生下茬兒韭菜的人口大計嗎？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經濟成了全球關注焦點，我在上期專欄文也說，中國經濟有可能構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緣政治風險。不過，中國經濟的不振與社會情緒有著直接關聯，後者的普遍消沉影響了市場信心。 社會情緒可以視作一個國家的人民對它的政府的評價。中國的社會情緒當前處於一種負面狀態，反映民眾對中共特別是習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極其失望和不滿。 習背離改革開放，不滿聲音遍及各階層 這種失望和不滿由來已久。習10年前上台時，民眾曾對他懷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領導下，中國能夠擺脫胡錦濤時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狀態，同時政府清廉。隨後開展的大力度反腐讓他贏得了相當大的民心，也逐漸樹立起個人權威。當時只有極少部分人預見到了他會把中國帶向今天的局面。 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締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讓中國擺脫了積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受惠於經濟成長，一個初具規模的中產階級從無到有，逐步發展壯大起來。比起經濟成就，改革開放更重要的是帶給人們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變，中國和世界接軌，融入全球化，與現代文明親密接觸，這些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然而習近平扭轉了中國發展的軌跡，背離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儘管官方仍然高舉改革旗號。這個過程既是漸進的，但又帶有一種突變性。在此過程中對他不滿的人越來越多，而引起中產階級特別是國內自由派普遍不滿的，則是他第一任期結束後對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人們從這一舉動中警覺到他可能要謀取終身制的野心，這破壞了此前奠定的總書記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政治傳統，然而，黨已經無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習個人專權的大爆發。如果說，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權，對言論和思想的打壓，以及在經濟上限制私營經濟的做法得罪了黨內的開明派、社會的自由派和企業家階層，但其實行的強硬的民族主義路線也為他獲得了底層和中產階級中那些希望中國強大的人群支持；那麼，三年疫情，習實行嚴格的清零政策，野蠻封城，強制剝奪個人自由，無處不在的對民眾的監控，幾乎把中國社會所有階層，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都得罪了。在現代社會出現這種現象，極其罕見。 上海封城-最後一根稻草？ 然而，這中間民意也有一個變化。疫情初期，由於未能有效應對，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來的最低谷，但隨著疫情向全球擴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時間，由於中國在主要大國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時經濟得到恢復，政府改寫了疫情敘述，將之描繪成得益於習的英明領導和指揮，民意出現有利中共的轉變，習從而迎來權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進入後半段，隨著多數國家逐漸解封，中國卻再次封控，特別是上海的封城，終於擊潰了人們對他的最後一點耐心，並在11月，釀成席捲中國多個城市的青年反抗運動。假使中國政府不在隨後宣布解封，更大規模的社會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現的。 目前中國的社會情緒已到達某種臨界點，民眾的信心已然崩潰，對現政權的不滿就像瘟疫一樣到處蔓延。這不是誇張的說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實的描述。儘管在中國沒有可信的民意調查，然而，中國自媒體每天轉發的海量負面信息和大眾低落的情緒，讓對國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這決不是誇大其辭，故意抹黑中國。 大眾——從底層到中產階級，從黨外到黨內，從知識階層到企業家，從普通公務員到中高級官員，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焦慮，既看不到個人前途，也看不到國家的希望。失業的威脅，收入的下降，養老金的減少，沉重的房貸，這就是多數中國人每日都要提心弔膽面對的現實。對官員而言，這個現實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和對領導人的忠誠測試以及反腐的壓力。對企業家而言，這個現實是沒有好的投資項目和破產的威脅。對知識分子而言，這個現實是苦於不能說話。人們厭倦了官方虛假的宣傳和意識形態，想改變命運的，要麼移民，要麼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眾通過「走線」進入美國，創改革以來最高；不想改變命運的，則被迫或自覺內卷與躺平。 社會情緒大爆發何時到來？ 時下中國出現的狀況類似於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後的幾年，那時人們對政權極度不滿，對現狀極度沮喪，想改變現實卻又自覺沒有能力，苦悶彷徨，看不到個人和國家的前景。說中國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夜是恰當的，但絕望也孕育著希望，不滿也孕育著反抗，如果這種民情持續若干年，越過人們所能承受的心理臨界狀，屆時因某個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觸發系統性社會危機，導致社會情緒的大爆發，變革也就不期而致。 儘管當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強大的維穩機制下，社會變革不會很快到來。一是因為這種最壞的情況更多是人們的一種心理感受和悲觀主義意識所致，從社會財富的角度來說，多數人的實際生活水平還是要好於文革末期和六四後幾年，也就是說，社會財富的積累機制雖然中斷，但財富存量還在；二是因為中國政府也在試著調整和改變，呼應和照顧人們的社會情緒；三不能不說到的一個因素是人性的弱點，由於當局多年來的物質鼓勵和價值觀的虛無化，社會的主體已被改造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願也不敢公開出來反對當局。 不管社會變革會不會到來以及何以到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要人們做馴服工具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了。無論多麼完美的極權，都做不到這點。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當觀察家們在去年末或今年初預測2023年全球最大不確定性和地緣風險時，都把注意力放在俄烏戰爭，美中對抗，台海失控，朝鮮半島危機等，絕未料到中國經濟。因為在去年11月底中國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場，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活動後，人們普遍樂觀預期，三年疫情被壓抑的消費和投資需求會有一個井噴式的反彈，即使反彈不如預期，但也至少不會很難看；而隨著年初經濟的復甦，各大經濟機構都把中國經濟的年增長上調到5%以上，有些更樂觀地認為會達6%甚至更高，3月兩會中國政府亦將今年的經濟增速目標定在5%。 所有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出了嚴重問題 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4.6%，稍遜於預期，這可以解釋去年同期的基數較高，以及疫情解封不久，市場經濟主體對形勢的轉變還有一個適應性，人們認為隨著政策的明朗化，市場信心會逐步恢復，二季度經濟成長會加速。二季度GDP雖達6.1%，看似比一季度高，可這是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只有0.4%的基礎上。換言之，由於去年二季度的基數太低，今年二季度經濟增速至少要達8%市場才認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加總來計算中國的經濟增長，上半年只有4.4%，確實是改革以來最低的。 另外，從今年上半年看，中國還有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即物價漲不起來，這同歐美擔心的高物價形成鮮明對比。一般來說，經濟快速增長會伴隨一定的物價上漲和通脹，物價起不來，經濟增速就不可能很高。果然，到7月，中國經濟全面走壞，投資、消費和進出口三駕馬車首次同時下滑，尤其進出口出現劇降，這雖然可以解釋為外部需求的持續疲軟所致，不單中國如此，然而，7月進出口的降幅之大，還是出乎外界和中國官方自己的預期。 拜登總統最近在一次籌款會上說，中國經濟是一顆「定時炸彈」，某種程度上是成立的。不僅是經濟的低增長問題，同時還伴隨巨型房企和信託機構的連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負債，高達23%的青年失業率，不斷傳出的公務員降薪，以及經濟界對中國是否陷入通縮之爭，總之，幾乎所有的信號都表明中國經濟出了嚴重問題。7月的經濟數據也說明了這點。 「定時炸彈」激怒北京，拜登究竟在擔心中國什麼？ 說中國經濟出現危機並不為過。事實上，從中國民眾和企業界的感受來看，真實情況可能比統計數據更嚴峻。有經濟學家比如諾獎得主克魯格曼等人就認為，中國長達30多年高增長的經濟奇蹟已經終結，將步日本後塵，會有一個失落的十年，甚至比當年日本還慘。當然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但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問題，這是連官方也不得不承認的。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確定，鑒於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深度支配，控制過著關鍵的資源，包括金融和信貸資源，主導戰略活動，中國的經濟危機不會以一種人們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書所描述的危機樣式呈現。也就是說，中國不大可能出現西方式的經濟危機，中國的經濟危機只能是用一種中國的方式展開。 中國特色的經濟危機 至於中國式經濟危機的定義和具體特徵是什麼，這個問題留待研究者去進行學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會因為某個事件的突然爆發——像美國雷曼兄弟事件一樣，而出現連鎖反應，導致經濟崩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是一種散髮型的，多點觸發的，滲透於各方面的危機，不只限於經濟的某些方面；危機還是一個逐漸累積並和社會聯動的過程，比較緩慢，像溫水煮青蛙，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解決某些問題，可又積累更大的問題，直到越過某個臨界點，危機才會以一種顯型的形式出現。 然而，危機一旦爆發，不會只是經濟危機，一定是經濟和社會的複合型、系統性危機，是經濟、社會和人們價值觀的整體崩潰。所以，就此而言，中國的經濟危機還處於發展當中，目前只是危機的一個發酵階段，距離它的總爆發或許需要一個較長時間，要看中國政府對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的解決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 然而，即便如此，考慮中國經濟和世界的聯動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數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緩和內部的各種嚴重問題，構成了對世界經濟秩序和穩定的挑戰，並可能導致全球的地緣政治風險。可從兩個角度來理解這一點。 第一，中國經濟困局的外溢效應已經顯現。中國政府一直自詡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和發動引擎，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貢獻長期超過40%，或許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國經濟一旦失速，就會造成全球經濟的某種動蕩，尤其是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和投資的國家，比如和中國的一帶一路有密切聯繫的全球南方國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為這些國家自身調節的能力有限，也幾乎不可能獲得外界的幫助，它們過去的發展模式將自己鎖死在從中國經濟的繁榮中受益，一旦中國繁榮不再，就不可能繼續讓它們享受收益。由於這些中小型經濟體大都是貧困落後國家，因中國經濟困難而出現的聯動困難，有可能會催生它們的政局不穩和政治風險。這些風險效應不會僅僅局限在它們本國之內，而是向地區乃至全球擴散。 為轉嫁危機，習對外可能更具對抗性 第二，中國經濟困局會進一步加劇中國國內的緊張態勢，為緩解國內矛盾，轉嫁危機，習近平有可能尋求一條更具對抗性的對外路線。恆大和碧桂園兩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債務危機，不斷出現的金融信託機構的爆雷，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在短期內拿出一套相對穩妥的解決辦法，勢必會聯動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觸發金融危機，進而引爆地方財政危機，這會是一個過程，不會馬上爆發。然而，考慮地方財政的過度負債已存在多年，以前還可以依賴土地收入來緩解，但這些年土地出讓收入的急劇減少讓過去的循環模式中斷，使地方財政早已不堪重負，處於危機狀態。地方的財政危機則會導致大眾福利（例如養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出現。這是中國政府為什麼強調促增長與防風險並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經濟復甦的難度。 可以說，如果不能在未來不長的時間裡改善企業尤其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中國的經濟狀況還會更加令人堪憂。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又沒有好的辦法。因此，在這一過程中，不排除習近平出於穩定自身權力和政局的考量，採取一條更加激進的和美國及西方對抗的路線，在台灣、南中國海等問題上主動出擊，製造障礙，從而加劇地區形勢的緊張和全球地緣政治的風險，也讓外界增強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的不確定性。 目前已看到中國政府將內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跡象。歸根結底，中國經濟出現的危機是習近平自己，他是危機之源。市場和資本的信心不足，皆源於對習的政策和路線的不信任。但從當下中國的政局狀況看，未來一段時期是無法解決習的一人統治問題的，故而，中國的經濟困境可能會持續深化。世界對此需要有所準備。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