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新代言费全归她自己？网传分账说法引热议
2026 年 8 月 7 日
将于9月1日对外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或者下次、下下次的常委会会议上的“决定”内容如果包括对秦刚国务委员职务的处理，那么无论是免职还是撤职，表面上看是在履行习近平版的全国人大的《组织法》的职责，实则是违反了中共宪法的相关规定。 今天是8月28日。我们上周五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中共政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从今天开始举行。不过是次会议所有议程中最为外界关注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审议有关任免案的结果，正常情况下都是要等9月1日，也就是已经宣布的是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才会对外公布。 众所周知，中共十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召开之后才五个多月的时间。五个多月前，总共近三千名代表在与会期间都还是健康状况良好，与会之前也都已经被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而且是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和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中纪委委员在产生过程中的政治审查标准一样，“绝不能带病上岗”。 所谓“绝不能带病上岗”，是去年中共筹备召开二十大时习近平在召见筹备组人员时的训诫内容之一，意思是在综合考虑每个具体人选的德、能、勤、绩、廉表现情况过程中，特别要严把廉洁关。习近平声称“这是选人用人的底线要求”。习近平要求：在廉洁问题上必须“零容忍”，不能把有硬伤、暗伤的人选进来。 接下来，无论是筹备十四届人大还是十四届全国政协，筹备组都将习近平的这一要求应用在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名单的产生过程中。 照理说，既然都在廉洁问题上“零容忍”了，所以无论是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产生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中纪委委员，还是今年三月出席“两会”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在廉洁问题上都是应该是杠杠的，谁成想，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陆续暴露出了一匹又一匹“害群之马”，有军队的，也有政府的，更有地方的。 军队系统率先冒出的面临被除名的几个全国人大代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至少包括了去年1月才晋升火箭军司令员并获授上将军衔，继而又在去年十月二十大“当选”上中央委员，并成为十四届人国人大代表的李玉超， 2020年7月晋升火箭军政治委员并被习近平授予上将军衔，然后和李玉超一样，去年十月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二十届中央委员，今年三月以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徐忠波，以及前火箭军副司令员，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张振忠。 此三人日前都已经失去了军内职务，应该都正处在被军纪委“留置”调查阶段。 未来对他们的最终处理会是什么程度，我们无法预测，但即使是被给以党内和军内的“轻量级处分”，不至于被“双开”再加移交军事法庭，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是迟早的事。 也正如我们上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如果9月1日公布出来的被中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个别代表”中包括了如上三人中的前两个，那么几乎可以是肯定是在为今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开除他们两人的党籍并逐出中央委员会做准备。 至于外界更为关心的现任国务委员，但已经被先行免去了外交部长部长职务的秦刚是否会被“从快”处理，快到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就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的地步，我们外界也是无法预测。但是如果习近平当局已经内定了要在一个多月，最多两个月内就一定会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处理秦刚，那么目前现在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就有可能对他的国务委员职务下手。 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具有对副国级领导职务的处理权限，一直都是一个在中共政权自己的法律条文中相互矛盾的问题。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2018年2月24日，赶在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的前10天，，中共新华社“受权发布”了《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杨晶同志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决定》。 没成想当月下旬就有细心的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在分组讨论时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委员杨晶的撤消职务决定是违反宪法的。 我们知道，中共现行宪法是2018年3月最新出笼的习氏宪法。其中的第六十二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其中的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其中的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人事方面的）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也就是说，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其常委会在涉及国务院的人事方面的“决定”权，只到正部级。具体来说，如果严格按照宪法行事，那么当初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权决定当时的杨晶的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任免，但没有权力决定他的与副总理同级别的国务委员职务的去与留。 正是因为有全国人大代表指出了这一点，所以当时的习近平当局“从谏如流“，下令”修法“。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出台，并宣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这个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我们不妨简称为习近平版的《组织法》。这里只分析其中的用当时中共全国人大发言人的话所形容的 “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权”部分。 具体说来，这个习近平版《组织法》中的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都是新增加的。包括：：第三十一条：“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可以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 第三十二条：“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其中所谓“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等于是把总理之外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都包括进去了。 请注意，这个习近平版的《组织法》的出台是在杨晶被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撤消及国务委员职务的两年之后。也就是说，当时对杨晶的撤消国务委员职务的“决定“，完全是无法可依。 那么，有了这个习近平版的《组织法》为法律依据之后，如今的十四届全国人大的第五次常委会会议或者是日后第N次常委会会议，就貌似有了撤消国务院某个副国级领导人，比如撤消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的决定权，听上去完全合法。但深究下去，却发现如此规定完全是违宪。因为现行宪法中没有赋予习近平版《组织法》中新增加的如上两条人事权。此其一。 其二，现行的习氏宪法和习近平版《组织法》中也存在的矛盾之处还有，宪法中对国务院领导人只有任命和罢免，根本就没有“撤消“一说。所以习近平版的《组织法》中的”撤消“二字就是与宪法相抵触的。 事实上，中共政权自一九八二年颁布区别于毛时代的新宪法之后，宪法中规定的属于全国人大任命权限的所有正、副国级领导人，在时任国务委员杨晶之前，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例中途被罢免的情况。当然出现过主动辞去职务的情况，但都是以第某届全国人大第某次会议通过接受其辞职的决定的形式完成操作，而不是以某届全国人大的第N次常委会会议同意的形式。 当然也出现过在两届全国人大之间增补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的情况，但进行方式也都是按照宪法的规定，在某届全国人大的某次全体会议上完成操作，而不是由人大常委会越俎代庖。 也就是说，从1982年以来中共当局就从来没有启动过宪法中所规定的对某项职务担任人的罢免程序。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李先念等人曾向邓小平要求通过全国人大罢免时任副总理吴学谦，但遭到邓小平的拒绝。 邓小平采取的办法是把吴学谦留在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上闲置，同时赶在1991年4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将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增补”为国务委员。这次会议上还增补了邹家华、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 总之，2018年2月对杨晶国务委员职务的所谓“撤消”处分，根本就是没有宪法依据的“新发明”。而事后才出笼的以修改为名，事实上是另起炉灶的全国人大习近平版《组织法》中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这部分内容，虽然可以成为“撤消”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的“法律依据”，但因为是和现行宪法的相关条文有直接冲突，所以绝对属于违宪操作。 当然，在习近平版《组织法》还没有问世的时候，习近平政权即已经毫无顾忌地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宣布了对杨晶的国务委员职务的“撤消”决定，如今对秦刚也如法炮制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正如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到本文截稿为止，秦刚也不过才“失踪”了两个月零三天，而上个月底为他的“特殊原因”而临时召开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他的外长职务，只是因为在他秦刚“失踪”之后王毅“以党代政”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同，再加之外交部发言人每天都被问及秦刚的去向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这才采取的在最终决定对秦刚施以何类何等处分之前的权宜之计。而对他秦刚的最终处理决定的出台，势必是要待到中纪委的调查组先完成调查报告，中纪委常委会才会“先拿出意见”，然后才是习皇发话。而这个过程能够在短短两个月里就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笔者持谨慎怀疑态度。 当然，笔者对此事没有任何“内部消息”的前提下，也拿不出过硬反驳外界媒体关于正在召开的这个全国人大第五次常委会议将会对秦刚进行“发落”的说法，但假如9月1日的新华社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结束的报道内容中出现了秦刚的名字，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免去”秦刚的国务院委员职务 ，第二种和杨晶一样，只是被“撤消”了国务委员职务。而无论是免去还是撤消，与此同时，大概率也会把王毅的名字替换上去。因为目前的王毅虽然已经“回锅”外交部，但他仍然还只是党的领导人，而不是国家领导人。在对外交往，特别是对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名不正而言不顺。 另外，虽然在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中共政权的全国人大的习近平版《组织法》给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扩权”是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但这个《组织法》新赋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对“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生杀大权”，也只是“任免”和“撤消”。 我们假设习近平突然决定对某个在位的国务院副职领导人施以开除党籍和移送司法的严肃处理，那么此人的行政职务，无论是副总理还是国务委员，都只会被全国人大在某次会议上宣布“罢免”，而不是被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或者“撤消”。 分析到此，我们的结论是，无论是正在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还是下次或者下下次会议上，如果只是决定“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那就证明已经在内部决定对他“不予追究”了。如果是“撤消”他的国务委员职务，那么下场就是和杨晶一样，保留党籍，行政降级。 如果人大常委会的几次会议上都没有拿秦刚说事，那么他秦刚在明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四人大二次会议上被“罢免”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至于正在召开的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如果不会涉及秦刚的前提下，有所谓的“人事任免”事项纯属常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恒大爆雷，碧桂园爆雷。股市低迷，人民币贬值，金融一团死水。外企一家接一家地撤离。企业经营困难，失业节节攀升。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同时熄火。中国经济究竟怎么了？尽是坏消息。而今夏，祸不单行的还有，洪水滔天（实为人为泄洪），淹了华北，又淹了东北，毁了无数家园，败了无数农田，死亡数字更是一个无底洞。举世公认，中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连带拖累世界经济。 为何中国经济一败再败？或曰：为何习政权一败再败？鉴于二十大之后形成一派独大，习家军全面上位，习近平一人掌权，故而，如今的中国政府，只能称为习政权；如今的中共，只能成为习记中共。习政权一败再败，在于习近平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习近平的性格特点，总结起来，至少有三点突出之处。其一，权欲重，私心重，生怕失去权力，一切布局和工作以他个人权力为首要顾忌，故而凡事需要“亲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其二，疑心重，不信任任何人，哪怕他自己的亲信；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而稍有意见不同，则怀疑对方有二心、心怀异志。其三，固执，顽固，固步自封，冥顽不化，且头脑陈旧，思维落后，整个精神状态停滞在旧时代，与新世纪格格不入。 基于他的第一个性格特点：权欲重、私心重， 不肯分权或下放任何权力，必然造成庞大的官僚集团停摆。各级官员遇事不敢做主、也不愿做主，只等上令，等习令。愈加滋长了官场懒政、怠政、堕政之风。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基于他的第二个性格特点：疑心重，听不进任何人意见。于是，他更多的听到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不仅听不到任何真实情况，甚至听不到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即便他身边那些亲信大臣，诸如蔡奇、李强、丁薛祥、李希等人，伴君如伴虎，动辄得咎，也终日诚惶诚恐、胆战心惊、不敢越雷池一步。 基于他的第三个性格特点：固步自封，执着于旧思维。始终用旧脑筋应对新世纪。面对复杂纷纭的内政外交，他的手法却简单粗暴，那就是，生搬硬套旧时代的手段，敷衍应付新时代的变局，用旧药方对付新疾病。用主观欲念代替客观现实，凡事想当然。总是力不从心，却又认识不到问题所在。实际上，他本身缺乏当今时代的常识、以及正常的感知和认知能力，与多数人、尤其与年轻一代的感知和认知相去甚远、甚至格格不入。 上述三个性格特点加在一起，必然形成错误决策-死不认错-错上加错的恶性循环。性格决定命运，习记中共，焉有不败之理？ 有人或反驳：说习近平处处失败，却为何能够在权力斗争中取胜、且一再取胜？以至于一举打破任期制、轻松复辟终生制，在二十大夺权之后，俨然“黄袍加身”，成为新的帝王，红朝皇帝。 要解释这一点，其实并不难，正在于：习近平的旧脑筋暗合一党专政的旧制度。他充分而狡诈地利用了那个庞大而陈旧的党机器，为他个人集权服务，不止充分利用密布全国的军警特，还充分利用庞大而无所不包的宣传机器，终日为他造势造神。 换言之，习近平得以集权和复辟，仍是一党专政的产物。其实，这也是邓小平时代留下的漏洞：只有经济改革、空缺政治改革的邓时代，留下巨大的历史漏洞，最后，竟让习近平轻易地钻了空子。 在一党专政制度下，当某人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只要他有意独裁、精心运作、狡诈使力，先凭籍手中掌握的人事大权，不断换人，任人唯亲，安插亲信于权力要津，最后全面掌控军警特；只要他唯我独尊、六亲不认、心狠手辣，凭籍他手中掌控的军警特工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展开大清洗，清除异己，同时制造恐惧；借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迫使党内官员在恐惧中臣服，哪怕是口服心不服。 然而，回到治国理政，则是一败涂地、一地鸡毛。何也？还是笔者那句老话：一人成功，全国失败（诸如毛泽东、斯大林、普京等，例子比比皆是。）一个独裁者的成功，必伴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失败。或者说，独裁者的成功，本身就建立在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牺牲、为代价的基础上，这是独裁的巨额成本、超级成本。专制和独裁的本质，就是祸国殃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传统的北戴河休假结束了，北戴河的戒严和热闹也结束了，如今已经恢复了静悄悄的本来面貌。往常北戴河静悄悄了，国内外媒体就开始热闹了：各种新闻评论和猜测，以及港台媒体的小道消息，就开始充斥着大小媒体。可是如今却仍然静悄悄地就像一潭死水，这就不正常了。 这个不正常其实很符合规律。什么规律呢？就是当中共内部的所谓民主，已经无法纠正错误进一步滑向深渊的时候，大家就只能鸦雀无声了。各部门的问题一大堆，而且互相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小习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跳着脚骂人了。这一次的北戴河会议，估计就是这种状况。 什么是鱼，什么是熊掌呢？比如说缓和中美关系，是挽救快速下滑的经济所必须的条件。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小习也不是傻瓜。可是有一帮人就不能接受了，小习也不太情愿。因为负责维稳的党棍们，更加倾向于战狼外交，配合一场局部战争来化解国内矛盾。这就需要支援俄罗斯继续乌克兰战争。 怎么办？以习近平善于内斗而不善于治国的特点，不知道该帮谁说话才对了。帮谁都错，只能骂人。你放了秦刚缓和中美关系，王毅和战狼派不干。你放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国防部长和军队主战派不干。如何鱼与熊掌兼得，不是小习的智慧范围内能解决的。互相争论上升为脸红脖子粗，除了跳脚骂人还能怎么办呢？真难为习近平同志了。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规律，不可违逆。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的根本矛盾，发展到如今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不得不改头换面了。这个根本矛盾，就是既要吃市场经济这条鱼，又舍不得放弃一党专制这盘熊掌。结果就是深度中毒，命不久矣。 有没有解药呢？有两种。一种是小习同志的英明策划，回到二点零版的毛泽东，斯大林时代。一方面靠现代技术优势，强化维稳镇压；一方面把人民的经济命脉重新抓在自己手里。形象地说就是，国有化加上人工智能的全面监控。把任何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结果就是这些年产生的资本家们不能适应，正在静悄悄的配合外国资本家们用脚投票。中产、小资产阶级也不能适应，不断暴雷被割韭菜已经扩大了穷人的队伍。生活水平已经接近剩余价值理论的大多数老百姓，只剩下造反一种选择了。这种危机，北戴河会议的诸公们看得比我们清楚。 平时不敢说话，怕会被整肃。这时候再不说话，谁也逃不过后果自负。至少名义上北戴河还是自由发牢骚的机会，于是所有的责任都集中到了一尊的身上。谁让你把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呢？权力和责任好像真的不能分开了，马屁精们不会帮你承担责任。 还有一个解药：就是彻底改革政治体制，用多党制约的政治体制，保障法律的正常实施。用法律保障的市场经济，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这是一条在世界范围内，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解药。但却是和一党专政的利益集团相抵触的解药。利益集团们能够舍弃自身短期利益，为全社会谋求这个长远的利益吗？ 我无法判断。历史上，古今中外两种先例都有。比较明智的统治集团也可能放弃不可靠的短期利益，为全社会谋求长远利益。否则就是暴力改朝换代。也许无法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就只能等待一场血流成河的革命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中共二十大习家军全面上位，中国已进入堪称“逢迎政治”主宰的“新时代”，中共政权也进入了“灭”的没落时期。 李强引领中共“逢迎政治” 官员讲话必提最高领导人指示、精神，历来是中共官场的标配。但在实际工作中，一直到李克强任总理的时期，中共国务院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到了习近平大秘出身的总理李强上任，他对习近平极尽逢迎，成为开启“逢迎政治”新时代的标志。 8月21日，中共国务院进行第三次专题学习，李强称，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8月16日，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称在“习核心”领导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尽管中国经济已呈现哀鸿遍野。 近期华北、东北地区洪水滔天，习近平再次未如前任领导人一样现身灾区，引起不少议论。8月8日，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却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各地受灾群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李强7月3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称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 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大秘，他在上海奉习指令封城防疫搞得天怒人怨，结果照样被抬上国务院总理大位。以李强的秘书党思维，他掌握国务院，基本行为准则当然就是服务好习近平，当好“太监”。 3月14日，李强在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说，新一届政府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国务院定位首先是“政治机关”，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 之后，李强制订了新《国务院工作规则》，减少国务院常务会议次数，同时建立学习习近平讲话的制度。这是将“逢迎政治”制度化。 今年5月，李强还罕见以总理身份，陪习视察雄安新区。而过去的总理是不会这么做的。 李强表面上是为了更好地执行习中央指令，避免政令不畅，但实际上执行的更多是政治指令。而更关键的是，作为“一尊”的习近平，并不是全能的，甚至可能是低能。 “全能的习近平” 早在2016年，就有外媒关注到习近平一连串的挂任头衔。在当时，他不但任党政军一把手，而且已身兼7个领导小组负责人，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这些机构后来基本上已改成了委员会。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文章称习近平是“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 但习近平真的不是“全能”的，他当全面主席，又号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更可能是因为不放心。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在2018年第一次连任国家主席时这样说。习近平自己就是党，他什么都要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权力欲，但主要还是他不放心，不安心，不得已。 过去的政治局常委中还有江派、团派人物，他们和习不太协调。现在常委们虽然都是习家军，但连习近平都公开承认他们是“外行领导”，习有另一种不放心。 不过，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未必是人们想像的事必亲躬、励精图治的勤政表现，从他在洪灾期间，连灾区都不去看一眼，就可见一斑。 “逢迎政治”之祸 从李强开始，整个官场表面上都不敢对习有微词，一味逢迎附和。但搞“逢迎政治”是有后果的。 习近平前三年防疫大搞动态清零，官方也称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即便体制内外质疑声音不绝，人道灾难不断，但习自己一直不松口，坚持说搞动态清零是“生命至上”。而主管卫生的高官和官媒都一直附和习的说法，维护动态清零，结果一朝溃败，在去年12月政策大逆转。 在当局放弃动态清零之前，发生了反封控的“白纸运动”。去年12月1日，习近平也曾对来访的欧盟官员提到，中国出现抗议，原因是“在疫情流行三年后遇到了问题，大学里的学生或青少年感到沮丧”。这个消息透过大外宣媒体披露。 习可能只是为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真正让他低头的原因是他自己撞到了南墙。因为决策失误，经济受重创，政治上官员躺平，社会上民怨沸腾，原来的僵化防疫政策已经走不下去，最后归因于“白纸运动”，以示他还是听一点民意的。 最近的洪灾也一样，中共为保北京，向河北泄洪，为保习的政绩工程雄安新区，涿州等地被淹，灾情惨重。其时中共高层在北戴河休假，网上则流传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等前领导人在任时到灾区视察的视频。 习近平事后专门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自己声称防汛抗洪救灾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和各地灾民抗议形成对照，而这种抗议过去是没有的。 有意思的是，在华北洪灾之前，中共官方7月19日曾出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 官媒指习近平“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中共水利部长李国英更为此书撰写序言说，习近平关于治水的论述，“在中华民族治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共的水利部长简直把习近平治水捧到了“大禹治水”的高度。 这本书在洪灾期间遭到不少民众讥讽，有网友暗讽习是“专业专精的全才型领导”、“全才大将”、“当代大禹，治水有功在千秋”、“文武全才”、“百科全材”。 如果水利部是提前预制这次“高级黑”，李强在网路一片骂声之际，仍声称习“亲自指挥”救灾，这其实是一种甩锅。 习近平的治水思想，只是他“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我们看过的还有：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思想、习近平文艺思想…… 2021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党媒刊文，吹捧习近平外交思想，称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外交工作。然而，外交系统听从习的“敢于斗争”指示，结果四面树敌。 最近中办、国办印发文件，要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领导干部“重要必修课程”，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 说习近平有经济思想没有错，无非就是国进民退的一套，外交思想也有，就是恶狼外交的斗争一套。但要说习有法治思想，就很荒唐，人们都知道中共党大于法，以党代法，根本无人权和法治。 习近平既然有这么多思想，不是靠御用文人捣弄出来就可以的，必须有逢迎者的宣导。 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研究机构，陆续建立了10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现在这种所谓的研究中心，在全国至少有18个。 今年4月，中共在全国发动学习“习思想”的运动，习的头号亲信蔡奇负责操盘。而习近平也不避嫌，亲自开会下指示。这些都是“逢迎政治”的产物。 在经济上的逢迎带来的损害更大，因为习近平大脑思维都是陈旧的计画经济元素。当今中国的各类经济指标几乎无一点亮色，潜伏著各种灰犀牛和黑天鹅，中国的经济繁荣落幕已是外界共识。这不是当局禁止唱衰，声称形势大好，就能解决的。习近平为什么一再强调安全？他如今惶惶不可终日，睡不安枕。 1978年之前，中共搞计画经济造成灾难，1978年之后中共不得不转变路线，但仍是由党来决定市场的配置，本身就是瞎指挥，中共永远无法“改革”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也只是将九龙治水变成定于一尊。但由于最高层僵化低能，又没有制衡，更容易朝令夕改，政策前后矛盾。 对于习近平折腾导致的政治黑暗、经济烂透，没人敢提异议。况且李强他们还要搞“逢迎政治”，让朝廷弥漫谄媚之风。 “新时代”就是“最后一代” 当然，也不能全怪身边人坑习近平，因为习近平自己也确实听不进别人一点刺激性的言论。所以他才会一上台就搞了个“妄议中央”的罪名。习近平成了名符其实的“习禁评”。 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红二代、房产大享任志强质疑当局防疫不力。他骂习近平的文章，2020年3月在网上流传，同年9月他被以贪腐罪名判刑18年。 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是能听忠言的古代明君典范，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不忘隋朝灭亡的教训。他经常说：“百姓好比是水，帝王好比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还认可魏徵所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以马列主义为宗、本质上与中华为敌的中共政权，本身来路不正，当然不能和中国正统的朝代相比。另外，中共也没有民主社会良好的自动纠错、修复功能，它即便有天大的错误，制造了多少人道灾难，仍然会自吹伟大、光荣、正确。但作为统治者本人，本来有弃恶政、行善政的机会，善政会令统治长久，反之则短促，不论是何种性质的政权，道理是相通的。 如此，中共到了习时代，在各领域的折腾，只会加速其溃败。而李强配合习打造的以“逢迎政治”为特色的“新时代”，其实是“烂时代”。去年上海封城时，年轻人躺平对抗中共，誓言做“最后一代”。如今到习近平这一代，其实也到了中共的“最后一代”。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中国经济接连呈现败象，引起国际媒体的诸多关注。但中国的金融外资断流这个更大的事件，却基本上未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本文分成上下两篇，试图说明，投入中国的金融外资，曾经帮助中国挺过了疫情期间的经济困难，但金融外资最后仍然断流了，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导致中国经济进一步出现越来越大的困境。本文的上篇业已刊出，下篇着重说明，中国的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构成多大的冲击。 一、金融投资：福兮祸兮？ 西方的巨量金融投资投进中国，当然是想在中国的泡沫经济中“分一碗羹”；客观上，的确给中国2015年以来正逐渐衰弱的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外商金融投资的高峰年份是2019年和2020年，两年内达到7,93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中国外贸顺差的83%。也就是说，中国全国上下拼出口，赚来的贸易顺差只不过比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的金融投资略多一点而已。 对中国而言，外商的金融投资相当于一大笔从天而降的外汇收入，这些资金会被中国的银行卖给央行，补充到中国的外汇储备当中去，或者留在银行的手中运用。外商的金融投资，毕竟是中国的企业借来的钱，其中的债券投资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而私募基金投资的项目一旦成功，外商投资者作为股东，则会出让股权，套现走人。 无论是哪一种金融投资，当外商回收金融投资时，集中管理外汇的中国政府就需要支出相应的外汇。从外汇管理的角度看，外商的金融投资其实是国家的负债。借来外资用一用，虽然短期内是好事，但从长期来说，终有一还；而一旦经济泡沫破灭，中国的企业倒账不还了，所有借钱给中国企业的西方投行都会睁大眼睛盯着中国，看中国政府是否帮助中国的企业偿还国际债务。这就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华尔街的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中国经济种种乱象的原因，因为华尔街从中闻到了投资变成坏账的味道。 如果中国经济的大势向好，那么，外商的金融投资会产生向上的助推作用；若中国经济滑坡难免，则外商的金融投资就会成为致命的外汇负担。而更加致命的是，当中国的经济已习惯于外商金融投资的润滑作用时，中国房地产业的领头羊又由于国内原因而一蹶不振，那么，只要外商的金融投资被倒账，就会激出西方的金融投资断流和外企撤资潮。而外商的金融投资断流，对下滑中的中国经济大势，必然成为向下的助推力，这就是当下和今后中国面临的局面。 二、外商金融投资的经济与非经济作用 对中共而言，从华尔街吸金，显然比拼出口容易得多了。那这样巨额的金融投资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呢？2019和2020年，中国的GDP一共增加了8百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两年里，西方的金融投资是中国GDP增量的10倍。这些金融投资基本上对中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客观地讲，对稳定中国经济却有重要帮助，所以我用润滑剂来形容西方的金融投资。正因为有了华尔街的巨额金融投资，中国经济在2019年和2020年才勉强维持住了；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金融投资，中国经济早在三年前就大滑坡了。中共很清楚，国外金融投资已经取代外企建厂开店，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但中共从来不让其国人知道这一点。 西方的金融投资还产生了另一个非经济的作用，那就是，它成了维系美中关系的最后一根纽带。过去几年来，由于中共扩军备战、大量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美中关系每况愈下，但中共在美中关系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方面，始终十分强硬，老神在在，因为中共觉得，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越多，中共手中的底牌就越好，不怕美国翻脸，因为对华尔街来说，美中翻脸的经济代价太大。 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中关系需要“去风险化”，不能受制于中共。这里所讲的风险，包括技术、军事、金融等多个层面。这就回到了本文上篇提到的，华尔街金融投资给自己“埋雷”这个问题了。由于华尔街通过私募基金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四分之一都与中国的军工需要相关，因此，这些投资实际上意味着，华尔街对中国的的金融投资，增大了美国面临的中国风险。 事实上，中共只是在利用华尔街的金融投资来开发中国需要的各种军用科技，但绝不可能让华尔街了解这些初创企业真正的研发进展，因为那是中共的科技绝密。如果这些初创企业不成功，华尔街的私募基金投资自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若中国的初创企业用美国的资金取得了研发进展，中共则会轻松地安排中国的初创企业“金蝉脱壳”。这样的设想，只是金融全球化过程当中，美中金融的往来不发生突变时的场景；但是，突变还是发生了。 三、拜登限制对华金融投资 今年8月9日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将限制美国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以及合资企业对中国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这三大敏感科技领域的投资。对此，国际社会反响很大，虽然这项行政命令只是直接将三个与中共军用科技相关领域的美国金融投资断流，它实际上波及的是整个华尔街的对华金融投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用标题是，《美国对华投资禁令将进一步推动美中脱钩》。这篇报道指出了一个前景，即拜登的这个行政命令，关系到美中经济关系脱钩；而这样的脱钩会让美国和中国都会受到很大冲击，当然也关系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未来大变。 拜登的禁令并非无的放矢，据PitchBook Data的数据，自2016年以来，美国投资者参与了700多个中国初创企业在AI和半导体领域的合资项目。此禁令生效以后，中国政府会尽快把这些企业变形成它可以主导的项目，并直接或间接地把华尔街的私募基金投资留在被空壳化的初创企业里，令这些私募基金项目的美方投资者血本无归。而后，白宫的该行政令对华尔街的金融投资自然会产生重大的寒蝉效应，何况先前的投资可能都变成了“肉包子打狗”。 从拜登的禁令宣布之后的反应来看，华尔街并未表现出非常震惊的态度。其实，这道禁令已经酝酿很久了，白宫一直投鼠忌器，害怕伤到华尔街。现在华尔街在禁令公布后似乎比较淡定，显然是因为，华尔街已经知道，先前总共约两万亿美金的对华金融投资，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本来就已经难以回收了；而白宫的禁令不过是在“伤口”上贴上了“创可贴”，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投资损失。 所以，无论是从商业风险的角度去考虑，还是从美国政府对中共的金融制裁来看，华尔街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今后无疑将会断流。华尔街从完全信任中共，到彻底抛弃中共，在短短五年中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而过去几年里维系美中经济关系的最后纽带—对华金融投资，即将被切断。金融投资是经济全球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过去几年里，金融全球化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资金投入变成以中国为重心，其规模远远超出对华实体投资的规模。这个金融游戏的突然中止，当然对全球金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四、金融全球化的中国命运 对华金融投资的断流，是一个意外吗？其实不是。当今世界上，信任中共、喜欢中共的，多多少少都有点象迂腐的“东郭先生”，甚至可能比东郭先生还迂腐。它们把中共这头狼看成了可爱的“宠物”，那不过是几十年里留下来的陈旧印象。 美国在尼克松时代把中国发展成了对抗苏联的冷战盟友，因此，几十年里美国的历届政府一直信任中共，开放技术和投资，还把美国的市场给中共用来积累财富，中国才得以繁荣起来。过去，中共只是个“狼仔”，又小又弱，于是被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商人当成了“宠物”；然而，“小狼”被喂饱了，长壮了，它就要咬人了，那是它的本性。 和中国做生意，谁都希望国际环境稳定，中国与国际社会也保持和谐，这样中国的经济稳定繁荣，外商的生意才能顺利。但是，世界各国的企业家都被经济全球化所蒙蔽，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是共产党执政，共产党一旦有了一点力量，它就会试图扩大统治范围，破坏和平。这与其领导人姓什么，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姓邓的以前戴牛仔帽、姓江的当年跳草裙舞，是因为中共还是“狼仔”，要讨好“饲养员”；而姓习的如今玩航母编队、扩大核武器装备，是因为自认已长成“头狼”了。 中美关系最近几年来的逐渐恶化，破坏者都是中共。当中共不断扩大对美贸易顺差，却对西方国家设立市场限制时，当中共大规模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时，川普用加关税的办法，试图逼中共坐到谈判桌上，结果中共寸步不让、针锋相对；当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日益猖獗时，川普关闭了中共在美国的休斯顿领事馆，同时加大力度打击中共在美国收买的技术间谍，中共并未收手；中共威胁台湾，美军不得不频频发出警告，并开始调整部署，应对中共的军事威慑；中共经济开始下滑时，曾诱使西方送去金融投资，之后拜登才决定要斩断中共对华尔街资金的觊觎之心。 凡是忽视中共真正战略意图的人，都不愿意面对以下四个基本事实：一，2020年初中共派海军舰队到中途岛美国海军基地去挑衅，宣称“剑指珍珠港”；二，在南海强行霸占公海，造岛建七个海军基地，构建对美发射核飞弹的“深海堡垒”；三，不断扩大核武库数量，准备把核飞弹打到美国全境；四，最近与俄国一起派舰队到美国阿拉斯加州外海演习，进一步威胁美国。中共所做的这些一再说明，共产党政权从来不放弃统治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野心，它现在正威胁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这并不是一个国际社会可以信任的政权。 从华尔街金融投资的失败当中，至少可以看到四条教训。第一，不能假定中共会信守商业诚信，金融全球化延伸到中国之后吃了亏，即为典型案例；第二，中国的经济繁荣本来是个大泡沫，现在已经到了泡沫破裂的时刻；第三，看不到经济全球化会养肥中共这头“狼”，那是国际战略上的重大误判；第四，自由世界早晚会遇到中共对外霸权的威胁，这是经济全球化将重点移师中国的必然结果。 五、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要判断中国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可以有两种观察角度。从小局看，似乎微波不惊；而从大局看，则非同小可。 所谓的微波不惊，是指很多人紧盯着人民币汇率。这个汇率会不会随着拜登的禁令应声大跌呢？很可能不会。原因就埋藏在笔者7月27刊登在本站专栏的文章里，这篇题为《中国的金融命脉日渐枯竭》的文章介绍了一件事，2016年起，中国所有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被央行“清零”了。这个外汇储备统计上的变化，从此再也没改回来。而此后几年，华尔街金融投资蜂拥进入中国之时，上万亿美元的金融投资，并没让央行的外汇储备明显增加。 很显然，这里面有蹊跷。但是，稍微想一下就明白了，央行不把金融投资纳入自己的外汇储备，其实是有道理的。如果外汇储备突然跃增，不仅暴露了巨额金融投资的注入和外债剧增的真相，而且也让先前“清零”商业银行外汇头寸的造假之举，被公诸于世了。为避免这些不利于中共形象的真相曝光，中国的央行让商业银行把这些金融投资带来的外汇留在各自的手里。这就方便了中共现在运用商业银行手中过去几年里积累的外汇头寸，来干预国际市场，设法减慢人民币贬值的速度。所以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肯定趋于下降，但中共不会让它大幅度快速跌落，因此，短期内汇率可能是微波不惊。 但是，金融外资断流，从中国经济的大局看，却是非同小可之重大事件。这次拜登对中国的投资禁令，实际上关掉了华尔街对中国金融投资的闸门，这也是对全世界金融界的一个严重警告。 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早已恶化，其中的三个层面分别是贸易、技术转让和金融外资，现在后两个方面基本上关闸了，唯一还保存的，就是“世界工厂”剩下来的大半个供应链体系的产品出口，依目前动态来看，已属每况愈下。因此，美中经济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羁绊变得越来越小了，而相应地，中共对美政策的回旋余地也越来越窄。美中关系影响全球，其格局之变，各国岂会漠然视之？ 金融外资断流之后，中共还面临一个国际金融政策上的重大考验，那就是，是否公然吞掉华尔街那两万亿金融投资。美国金融界现在正拭目以待，中共果若一吞了之，那就触犯了天下大忌，让全球商界都看透了中共蔑视国际商业规则的真实嘴脸，那时，中共的对外开放就算被它自我毁灭了。 拜登的这个禁令切断了中共从国际金融界获取投资的管道，今后中国的经济将会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还会继续调整格局，避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美中经济关系因此清晰化了，美国在切割对中国的经济关系方面，把金融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切断了。不过，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国内的投资规模影响不大。现在中共虽然不断扩大货币投放，试图刺激投资来拉动经济，但企业面对日益萧条的市场，缺乏投资意愿，而居民面对房价趋于下跌的房地产市场，也不愿意贷款买房。所以，今年7月的金融数据显示，贷款和社会融资的增量断崖式下滑，这个“印钞机卡死”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中国民众期待经济重现活力的期望，似乎是落空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国最大的房企碧桂园出现危机，人民币汇率也开始再度开始下滑，引起诸多关注。但是，一个直接导致此事的更大事件，中国的金融外资断流，却基本上未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本文就来分析，何谓金融外资断流，为何会断流，以及金融外资断流将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几乎牵涉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一篇短文难以厘清，所以分成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外国的金融投资如何成为中国的外资主力，以及以华尔街为主的金融投资在中国遇到了哪些麻烦。下篇则分析，华尔街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被迫断流，将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中国经济的重大冲击。 一、外商投资的两条路径 通常所说的外资，实际上是两种，一种即大家熟悉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又称“绿地投资”），这是指外商投资实体企业，建厂房、租店面，开厂开店。而另外一种外企投资的规模更大，动辄上亿美元，那就是金融投资（又称“证券投资”）。但是，中国的很多人往往以为，吸引外资只是接纳外商的直接投资，而对外企的金融投资不甚了了，甚至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如此认知。 一般来讲，西方国家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往往主要是直接投资，办厂开店，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力有限，金融市场不发育，不具备吸纳外国金融投资的吸引力。但是，当被投资国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时，因为国家规模大，经济体量大，一旦其国内金融市场成长起来以后，就可能会吸引西方的金融投资者。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长期以来，外商投资都是以直接投资为主，所以中国官方公布的外商投资只包括这个部分。但去中国的外企投资，其实早就悄悄地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从2016年开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已悄悄地变成以金融投资为主了。 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以美国为主，因为美国的国力基础坚实，金融实力雄厚，而且，世界级的全球金融中心也在美国，即纽约的华尔街。对中国的外商证券投资，主要来自美国的华尔街。所谓的证券投资，包括两个部分，即债券和股权。其中所谓的债券，主要是外商购买中国的公司债券，比如投资恒大、碧桂园在香港发行的美元债券；而所谓的股权，指外商投资给中国的私募基金。 二、金融投资成为中国的外资主力 讲清楚金融投资的类别和特点以后，就可以进一步来介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金融投资，是如何变成外资主力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2004年底，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累计为3,690亿美元（以下数据均为美元），证券投资累计数是968亿，后者仅为前者的四分之一；而到了2021年底，当直接投资累计数上升到36,238亿时，证券投资累计数则跃升到21,554亿。对比这两类外商投资的累计数（存量），可以看出，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了。但这样的存量数据对比，还不能从动态上清晰展现出外商的证券投资活动是何时开始活跃起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外商的证券投资活动跳升的那些年份的流量数据（即当年投资额，而不是累计数额）。这些数据无法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中找到，因为国家统计局不掌握这些情况。中国负责掌握外国金融投资动态的机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该局年报中有一份“国际投资头寸表”，从中可以找到每年金融投资的数据。 从最新的外汇管理局年报里可以看到，从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中国一共拿到13,071亿外国证券投资；而同期外商的直接投资才8,687亿。五年中全部外商投资里，证券投资占六成，而直接投资只占四成，很明显，过去几年来，金融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的外资主力了。若从金融投资的动态来看，最集中的年份是2019和2020年，这两年里，证券投资占三分之二。如果看2017到2021年的投资流量，五年里的证券投资当中，45%的资金购买了中国的公司债券，55%的资金都投在私募基金上了。 三、私募基金的双重风险 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是一个许多人不熟悉的金融领域。它是指美国的投资银行与中方合作者签下投资某些中国初创企业的合资协议；西方投资者是合股人，不管初创企业前景如何，投资者十年内不能撤股。 投资初创企业，一般是面向高科技研发的风险投资，如果投资者错判了初创企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前景，可能因为初创企业研发失败而血本无归。但是，如果投资者所选的投资对象在技术研发中获得成功，并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将来成功的初创企业上市之后，西方投资者的股权可以随股价上涨而获得很高倍数的利润，那时投资者就能通过转让该公司的股份，而收回投资和所获利润。 所以，投资私募基金后，需要等初创公司技术研发成功、占领市场后，这样的公司或上市或被收购，那华尔街的投资者作为股东，才可以将股权出售给其他买家，从中获利。华尔街的投行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是，要想投在私募基金上的钱不泡汤，最好中国的初创企业有官方背景，那样就比较可靠。但这官方背景恰恰就埋下了华尔街今天被迫“割肉”的“地雷”。8月11日《华尔街日报》披露，华尔街在中国参与的私募基金项目将近3千个，四分之一与军工相关。这个“地雷”问题，也就是西方投行“下注”中国私募基金的风险之一，我将在下篇介绍。 而私募基金的另一重风险则是，企业的投资人不但不能退股，而且连要钱都不如借钱给企业的人地位优先。在私募基金项目里，外商投资者是股东，一旦所投资的企业经营失败、破产清盘时，企业的剩余资产如何清算，股东的排序不能优先，反而是排序在后。以今年3月恒大公司的资产重组为例，它把境外债务分为A组和C组，A组债务包括优先担保票据和债券、贷款，将优先全额赔偿；而C组债务是私募基金，股东作为债权人，只能“差额索偿”，也就是看恒大剩余财产之多少，得到部分的赔偿。 四、华尔街的错判 为什么华尔街这么热衷于对中国做金融投资？2005年以前，对中国的金融投资并不多；最近几年金融投资才热起来了。其实，这场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热，基本上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误判之上。 中国经济早在2015年就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化征兆，当时中国国内都在讲，经济正在“脱实向虚”，其最大的特点是，从地方政府到民众，都拼命借钱炒房地产，房价则迅速飙高。但那时中共仍然在吹嘘中国经济稳定向好。 虽然华尔街各投行都雇佣了不少精通数学模型的高学历人才，但是，数学模型只能用历史数据来模拟和外推，却很难把握不透明的中国经济之内核。偏偏在中国的经济被房地产畸形发展的泡沫淹没在一片迷雾当中的时候，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误以为，投资中国的最佳时刻来了。他们不相信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破灭，反而以为，中国政府会力挺并保护房地产业这根中国经济的支柱，因此争相充当中国房地产公司美元债券的“接盘侠”。 与此同时，中共高层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催动了“芯片大跃进”，这又让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以为，他们到中国去玩自己熟悉的私募基金项目，是一个乘东风的大好机会。于是，大批金融投资便抢进中国。 这就是华尔街精英决策扩大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的第一个错误判断；在投资中国的公司债券和私募基金这两个方面，都错判了中国经济泡沫化的大趋势。 投资中国的公司发行的美元债券，多少还可以根据公司公开的财务报告来跟进其业务，了解这些公司经营状况的变化。那投资私募基金，就没有公开资讯可以参考了，因为私募基金投资的对象是初创公司，它们的运营基本上是个黑箱，外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中国的初创公司运转是否良好。于是，华尔街精英们为了让自己投资的初创公司取得成功，会为这些公司送去初创公司所急需的专业知识和信息，这正好掉进了中共的“借资本引入知识”的陷阱。此乃华尔街精英的第二个错误判断。 华尔街精英的第三个错误判断则是，他们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中国初创公司的政府背景恰恰是外国投资者的致命伤，对美国的华尔街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在针对美国扩军备战，华尔街的私募基金项目有四分之一却投资到中共的军工研发项目，其后果，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十分具有威胁性。 五、恒大、碧桂园美元债券倒账：“多米诺骨牌”启动 华尔街在中国的金融投资被“割肉”，始于2021年9月。彼时，中国排名第二的房地产公司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拖到2021年12月，恒大宣布，无法履行债务责任，即赖账不还了。恒大除涉及巨额国内负债之外，还欠下了大笔美元债券，境内外总债务高达2万亿人民币，另外还有大量隐性负债。而恒大的外债当中，就有华尔街购买的大笔无法得到偿还的美元债券。 今年3月恒大终于明确摆出了赖账到底的姿态，它与境外债主达成债务重组协议，旧债到期不还，用新债代替旧债，推迟偿付时间。今年4月末，除了重组的境内外债券之外，恒大还累积了近3千亿人民币的到期未能清偿的债务。债主们现在只能被迫接受恒大倒账这个现实，号称“世界级”的中国次大房企恒大，现在成了世界级的“老赖”。 今年8月上旬中国房地产公司崩盘的“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第二块，排名第一的碧桂园公司也进入了赖账阶段。碧桂园证实，无法支付两笔共计大约2,250万美元的美元债券到期利息。这两笔债券的面值一共是10亿美元，连利息都付不出，本金恐怕也还不了了。 到了8月17日，恒大终于宣布，已经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部分债权人在恒大重组之后于美国提起民事诉讼，导致恒大最有价值的资产被扣押。申请破产保护，是企业走向破产清算之前的最后手段；如果难以起死回生，企业将最后被迫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终止营业。恒大走向破产，对境外投资者是一个严重的警号。恒大的2.44万亿人民币总负债当中，借款的27.3%是以美元和港币计价的，其境外债务规模约1千亿美元，偿债能力十分可疑。华尔街的一批美国的银行因此股价下跌，香港股市则跌入了熊市。 六、美国对中经济、金融：“去风险化” 很多醉心于经济全球化、又缺乏国际眼光的人，现在还在怀念昔日全球产业链的扩展和繁荣。但是，这样的看法现在已经落伍了，那什么是现今最新的国际经济思维呢？ 美国华府有一个专注于技术政策的机构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最近，在这个机构任职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官员Liza Tobin讲了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她说：“多元化、去风险、脱钩、脱离——你喜欢哪个词就随便选哪个——这种话题确实已在华盛顿深入人心，越来越多地进入硅谷，而且确实也在向华尔街传播”。她的意思是，以前，关于美中经济脱钩，只是在华府政策圈里讨论，然后硅谷这样的高科技中心也开始关心这个问题，最后，连华尔街都不得不坐下来讨论这个前景了。 确实，与华尔街相关的金融媒体，最近都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新闻，并且根据这些动态，不断做出反应。比如，不久前，中共下令中国最大的几家官办银行向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贷款，以帮助地方财政克难，而且要求贷款必须长达25年，前4年不付利息。华尔街立刻闻到了危险的“味道”，因为这样的银行贷款将无法偿还，必然成为银行的坏账，并危及这些银行的生存。于是，这几家中国最大的银行在国际证券市场上的评级，马上被调到最低，华尔街的投行建议其客户，卖掉这些银行在中国境外发行的股票。 虽然商界喜欢讲“在商言商”，就算他们可以暂时不理会中共的扩军备战，但华尔街不得不关注自己投在中国的巨额金融投资的安危。当中国接二连三地出现危及这些金融投资的经济警号时，华尔街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当它们想到血本无归的可能而不寒而栗时，就不会对中国投放任何新的金融投资了。 可以讲，华尔街现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热衷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憧憬，已经被中国当前经济败象百出的状况击得粉碎，它们剩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只能是“去风险化”。华尔街先前对中国狂热的金融投资，事实上帮助了中国经济泡沫的扩大；而如今华尔街金融投资的断流，则会加快中国经济的滑坡。笔者将在本文的下篇具体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8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决定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震惊世界，被认为是掩耳盗铃。中国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从2018年12月的10.1%攀升到2022年12月的16.7%。放弃新冠清零政策后，原本指望青年失业率会应声而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青年失业率屡创历史新高，2023年6月高达21.3%，北京大学学者张丹丹估算青年实际失业率甚至高达46.5%。7月份的失业率之高甚至吓得国家统计局不敢公布了。 同样，2022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月的121暴跌到11月的86；12月放弃清零政策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只略微反弹到2023年2、3月的95，然后回落到4月的87。应该是因为消费者指数太低，中国官方在5月开始也不敢公布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国的经济。 计划生育是中国经济问题根源 1980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理由之一是人口增长“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其实恰恰是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导致了就业压力。有人口才有需求和消费，才有生产和服务，才能提供就业机会。我在2004年一篇9万多字的报告和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就指出，计划生育将长期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短期因为儿童比例过低导致内需不足和劳动力“额外”过剩，远期导致劳动力不足和老人“额外”过剩。 居民消费通常占一个国家GDP的60%左右。在2011-2020年期间，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68%，印度占59%，除中国之外的中等收入国家作为整体占61%，但中国仅占37%。在2017-2021年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6.7%，但其居民消费仅占全球的11.5%。 中国的消费低迷，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儿童比例。愿意为孩子花钱是父母的本能。从婴儿产品到玩具、教育，儿童的消费带动庞大产业链。儿童本身就是经济希望，提振消费信心，刺激投资。儿童比例低会导致消费不足和劳动力“额外”过剩。因此，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而15-64岁劳动力占比则相反。 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15-64岁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3-75%（国际社会为64-66%）；而劳动力“额外”过剩，又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导致0-14岁儿童占比从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所致。 在国际社会，居民可支配收入通常占GDP的60-70%，中国在1983年也占62%。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家庭的刚性需求，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政府扩大和贫富差别拉大。比如说，如果主流家庭有3个孩子，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0%以上才能养家糊口，否则老百姓会造反。如果主流家庭只有1个孩子，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0%就能满足一家三口的刚需。 再怎么刺激消费，普通百姓就是买不起 1990年代胡鞍钢等人推出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导致中央财政挤压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挤压家庭。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家庭收入也在增长，民众也有获得感，但其增速低于GDP的增长，于是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不知不觉之中下降到现在的43%，中位数更是只有37%，财富不成比例地掌握在各级政府和富人手中。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新冠清零政策），富人的强购买力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但普通百姓连养一个孩子都困难，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产。 居民消费通常占可支配收入的85-90%，这一比例见于美国历年的纵向比较，也见于中国各省的横向比较。中国的家庭规模从1982年的4.4人缩小为2020年的2.6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62%下降到现在的43%，同期居民消费率也从53%降至38%。中国近年提出“双循环”理论，在刺激消费上锣鼓喧天，但消费就是起不来，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奶水不足，再怎么吸也没有用。 独生子女的家长担心养老，于是减少消费、存钱养老。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富人的储蓄率也居高不下。因此，在2005-2020期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高达47%，而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4%，美国只有18%。 与国内市场相比，中国有超过1亿的“过剩”劳动力。因此，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主要靠消费驱动，中国的经济更多依靠出口和对房地产及高铁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从2005年至2020年，中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4%，而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3%，美国只有21%。然而，过度投资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政府债务危机。 人人进高校 工作真难找 由于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8%，使得服务业只能提供48%的就业。但是独生子女父母望子成龙，又让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60%，相当于美国1987年、日本和德国2011年、法国2014年、英国2017年的水平，而当年这些国家的服务业提供了70-80%的就业。 高校毕业生主要不是从事农业、工业，而是第三产业。中国如此低的居民消费率，如此落后的服务业，如此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导致大学生就业难。中国的高校毕业生数从2000年的101万增加到2010年的614万、2020年的870万、2022年的1053万，今年更是超过1100万。 以前与美国产业链相关联的企业为中国大学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爆发，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2017年的22%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13%。欧盟等地由于经济减速和对中国的“去风险”，从中国的进口也减少。2023年1-7月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5%，其中7月份更是暴跌14.5%。中国政府对意识形态的管控也削弱了服务业。这些原因共同导致青年失业率飙升。 打个比喻，发达国家的房子，墙壁面积只占20%，房子空间占70%以上，居住舒服。而中国的房子，墙壁面积占52%，房子空间只占48%，住起来很憋屈；以前靠“租房”（出口）缓解了压力，现在人家不让“租房”了，于是大家都挤在狭窄的空间里。 中国当局担心的是青年高失业率会导致社会不稳，其实最大的危害是降低结婚率和生育率，对中国人口危机是雪上加霜。中国的青年人口本身在快速减少，绝大多数又进入大学，必将导致中国制造业衰退。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立秋之后，华北大水终于消退，灾民们开始返家。不过，这不是终点，随着卡努台风的到来，风灾和水灾还在中国东北继续，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满目苍夷，人们在问，谁应为这场灾难负责？季节台风还是气候变化，水利机构还是应急部门，或者是“消失的他”？ 从7月底杜苏芮台风登陆到8月立秋洪水退去，华北水灾持续了整整两周，大半个河北都陷入汪洋。然而，在灾害来临后的一周时间里，《人民日报》对这场灾难也几乎只字不提；在受灾最重的涿州，人民见不到党政负责人出面指挥救灾或者安抚人心；中国的领导高层则躲在北戴河度假，一副哪管身边洪水滔天的超然姿态。 与32年前华东水灾成天壤之别 这和32年前的华东水灾形成天壤之别。1991年的初夏，一场洪水席卷华东18个省，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乘坐简陋的冲锋舟亲自视察灾情，港台人民争相捐款捐物，国际NGO第一次进入封闭的中国社会。这一切都发生在1989后三年的“治理整顿”期间的凋敝气氛中，中国领导人还算明白治水政治关系政权的根基，把一场洪水救灾变成了冷战后中国引入公民社会组织的起点，也让中共看到了港台民心可用，在社会心理意义上对中国全面开放的推动意义甚至超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 然而，与华东水灾令人振奋的救灾动员和不期然的政治巨变截然相反。在华北腹地的这场大水过后，没有民众自发捐款，没有国际社会支援，也没有广大公民社会组织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进入灾区救援，仅存一些地方公益性专业救援队到达灾区后长时间不得而入、被要求出示所谓“救灾邀请”和“救灾批准”文件。少量在京的国际媒体也彻底放弃了灾区采访，他们或许没有得到采访许可，或许不愿意重复去年采访郑州大水时遭受的无端排斥。 当然，在广大灾区，人们更难得看到大规模的政府救援。对灾区内外的中国人民来说，看到更多的是“动态清零”的影子。仿佛在三年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动态清零”的准戒严体制并未放弃，至少在各级党政治理手段和他们对待民众的态度方面丝毫没有改变。这种不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的僵化体制或许正是华北洪灾的真正根源，在未来还将继续制造类似的人为灾难。 救灾过程再现疫情管理的僵化体制 也就是说，从这次华北水灾的灾难发生和救灾过程来看，几乎重复着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模式，中国无论地方政府还是高层，相比三年的新冠疫情，毫无纠错，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思和改进，反而充分地再现体制僵化和治理失灵。似乎，“动态清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治理的核心密码，每遇灾难即自我强化并且放大灾难的危害，再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难发生机制，恍若新旧历史悲剧——“三年饥荒”和“三年疫情”——的叠加。 因为，在华北，有一头大象在那里，就是雄安，那是华北平原的最低点，雄安三县的白洋淀是传统也是法定的蓄洪洼地，但是从它变成雄安新区的所谓“千年大计”的那一刻起，华北水灾就注定要发生，已经城市化的华北平原就将变成分洪区、泄洪区。 这种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人为颠倒，根本改变了华北平原的地貌，也要比1958年“大跃进”人定胜天的狂热更持久，就是人祸吧。而当气候变化，太平洋的台风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容易影响中高纬度地区，这头大象便成了所谓大局、所谓“江山”的象征，改变了雄安和河北其他城市的关系、也颠倒了中共意识形态里面人民和江山的关系。三分天灾合并七分人祸，就成为中国自然灾害、甚至所有意外灾害的放大机制，轻易地将灾害转为灾难，而不是相反。 这也是刚刚结束的“动态清零”的灾难机制：为了防范新冠病毒如看不见的洪水一般扩散，所有城市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雄安，画地为牢、与邻为壑，人民被分隔在城市、乡村、方舱、住家、汽车、工厂、办公室、甚至电话亭里，处在饥饿贫困、无医无药的无助境地长达三年。两周的华北水灾不过是重现了三年“动态清零”的“全过程”：从河北领导宣布为雄安筑起“护城河”，不让一滴洪水流入雄安，河北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热的人为灾难。 官员躺平，不顾民生疾苦 例如，从水灾一开始，人们就看到惊人相似的一幕：面对突如其来、也是1963年以来最大的河北大雨，河北地方官员普遍躺平，在大水高涨中似乎都在等待来自最高领袖的指令。而不巧的是，如同新冠病毒爆发与2020年初的高层外访和会议冲突，今年华北大水也遭遇中央的暑期休假，铁桶一般的北戴河自然毫无反应，河北主政官员也只能继续新冠疫情期间的“守土有责”，把河北大地当作北京和雄安的“护城河”，只会严防死守，哪里在乎民生疾苦。 如此“护城河”政策，无视人的尊严、无视人的平等，甚至也无视过去三十年华北地区的城市化，今天的华北虽然不及江南富庶，却也普遍小康，已非几十年前一穷二白的农村，却在一夕之间被任意淹没，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倡导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自我否定。这种否定已经通过“动态清零”发生了，尤其在2022年上半年以三个月“封城”粉碎了上海人民所有的现代化幻觉，其悲剧性后果才刚刚开始显现，也就是人民的“润出”和经济的通缩。 在“动态清零”体制被白纸革命暂时推翻后，年轻人转向革命后的”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的“四不青年”模式，中国人民则以不投资、不消费的集体选择抵抗官僚集团促进私企的“31条”和促进消费的“20条”。那么，在华北水灾过后，“动态清零”体制向何处去？是彻底永久化，迎接未来更多的天灾人祸和“艰辛探索”，还是改弦易辙向人民让步？便成为一个考验中南海，也是所有中国人民的紧迫问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Instagram上你要突破演算法很困难，粉丝数到一定程度就停住了；但小红书的母体是几千万甚至上亿，随便发个笔记就可以有上千的观看量”。 李佳珊（化名）6月刚从大学毕业，是Instagram追踪数在一万人以下的奈米网红(Nano Influencer)，不少小品牌会找上她，用免费商品换取李佳珊的贴文宣传，对她来说小红书是面向更大市场的窗口。 李佳珊在小红书上用分享台湾的网美咖啡厅，获得的点赞远超过Instagram，更有超过百人收藏她的笔记。她说有时自己会用简体字发文，“因为触及率会更高”。 小红书也是李佳珊打造自己的参考书，从发型、美甲到当红鞋款，她都在小红书上找灵感，“Dcard单纯分享的文章比较多，母体不够大，评测也比较少”。 Dcard是台湾大学生的社群平台，拥有逾6百万用户，但与有上亿活跃者的小红书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李佳珊分享，跟风追八卦才会看Dcard，想要赶上流行则必须勤刷小红书，因为华语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同性质的平台。 台湾年轻人都在看小红书？ 小红书是2013年中国创业家毛文超及瞿芳推出的手机社群软体，瞄准年轻女性用户，以“标记我的生活”为号召，使用者可以上传笔记分享美妆、穿搭、家居摆设、旅游或是心灵成长的影片或图文。 中国千瓜数据的《2022年小红书趋势报告》显示，小红书每月有超过2亿的活跃用户，其中有超过7成为“90后”。这股热潮近年也吹向台湾，根据网站分析软体SimilarＷeb统计，今年3月至5月，台湾人造访小红书的流量占比超过1%，仅次中国。 今年5月，台湾女艺人王思佳遭爆假包事件，小红书用户扮起侦探查缉，日日比对王思佳在电视节目上分享过的包款与正品对照图，再度带动台湾小红书下载量，5月小红书在Google搜寻热度一度窜升，更一度登上AppStore下载榜首。即便热度过去，8月前两周，小红书在台湾IOS及Android应用商店社交类程式下载量均居第三。 小红书：生活美妆的百科全书 小红书以细致的分众与强调真实感的评测获得使用者好评。以美甲为例，李佳珊在搜寻列输入“美甲”，小红书便会把笔记按照各种风格分类，高级感、清冷感、甜酷风、裸色系、显白感，十多种风格任君挑选；发一篇笔记询问橘棕色染发体验，就会一呼百应，大批网民晒出自己的染发照供你参考。 李佳珊一边说一边点开小红书最新的热搜字“多巴胺穿搭”，影片中的博主“白昼小熊”是近期的大势博主，凭借者全身亮色系穿搭，用色大胆的妆容，以及跳跃感十足的拍摄手法，短短30天涨了270万粉丝。 多巴胺穿搭（Dopamine outfit）的特色是全身穿着单一鲜艳颜色的服饰，激发快乐指数，如同大脑的快乐激素多巴胺。这一关键字早在2022年9月就出现在西方创意灵感App Pinterest的年度时尚预测，但直到“白昼小熊”在小红书刮起旋风，这股潮流才吹向台湾时尚媒体，“小红书同款”以及“小红书爆款”也成为台湾美妆或服饰产业的广告词，令人难以低估小红书在流行时尚承先启后的影响力。 小红书的“人口红利”也体现在生活经验分享。王品宜（化名）是理工科系的大学生，透过在上海工作的朋友推荐，下载了朋友口中“没那么有政治味”的小红书。 “因为小红书的笔记通常都跟政治没有关系，他们宣导的是生活的方式，或是比较偏个人层面自我实现的一些指引，我会觉得好像跟政治局势比较没有关系”。政治立场踩在台湾独立的王品宜笑称自己使用小红书反而有“深入敌营”的感觉。 最初她也被分类细致以及大量的美妆评测内容所吸引，但除了“打造门面”，她发现小红书上能挖掘的还有更多。 “我朋友收到一所美国学校的offer，是很偏僻的学校，用Google搜寻不一定找得到那么多资料，但在小红书上都会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经验，这是我没有预期到的。” 王品宜直言，“它有点方便到会变成所有其他平台的替代品，然后（使用者）就会花更多时间在上面”。 小红书打造的美好中国？ 小红书紧接着抖音在台湾年轻女性用户间窜红，多位小红书的使用者在受访时告诉我们并没有使用抖音的习惯，因为“小红书比抖音有质感”，且小红书推播的软性内容政治侵略性并不高。 王品宜使用小红书一年多，得出了小红书创造中国假象的感想——“它分享的量跟分享的方式，会让我觉得中国好像真的是一个很好、很适合居住的地方”。 不只是有关中国的负面讯息难以浮出，九成使用者为中国人的小红书也充满以中国为本位的论述方式。 “中国宝宝体质的减脂沙拉其实就是烫青菜，或像是台湾会有的健康便当，他们会觉得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烹调方式”，王品宜认为不管是饮食、美妆最终都会带回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中国式优越感也在小红书上随处可见，王品宜说，小红书上经常有网友自发性搬运外国博主的影片，“他们不一定会攻击，但会留言称赞中国还是比较好”，王品宜观察到许多各国妆容评比的影片往往都是“中式妆容”胜出，品牌彩妆实测，也经常是“国货彩妆”胜出。 这里所说的“国货彩妆”或是“国产彩妆”，指中国本土彩妆品。 “国货彩妆”如何因小红书在台崛起 中国彩妆有多普及？采访当天，王品宜嘴上擦的是中国品牌的爆款唇釉，李佳珊则是从包包掏出中国品牌唇蜜。这些品牌拜小红书所赐风生水起，早已抢进台湾药妆店陈列架。 我们实际走访台湾知名药妆店铺，虽不像国际品牌有一柜共四至五层的陈列架，国货彩妆被归纳在小众品牌陈列区，各个打着“小红书爆款”、“小红书神级单品”的广告词，一区约五至六种中国彩妆品牌。不只线下，网路平台各家代购业者卖场的单一商品都有破万以上的销量，更有卖家专营中国彩妆卖场。 过去被认为是山寨大国的中国俨然在彩妆市场扭转形象，而小红书扮演关键角色。 李佳珊明确告诉我们，他对于中国彩妆不再有低价低品质的想法，“有些中国彩妆的单价并不便宜，而且在中国的百货公司设柜，也会和向三丽鸥等知名的品牌联名”。不过她也补充，这样的想法仅限于美妆产品，对于中国制的影视作品、零食等他仍是兴趣缺缺。 王品宜的想法是，“人口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的使用者有这么多的时候，就会更容易觉得那个东西好像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台湾海关进出口统计，2016至2022年南韩跟日本进口唇部彩妆总值持续走跌，但中国唇部彩妆进口总值稳定持平，近几年则有微幅成长。 国内某网购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某中国品牌唇膏在2020年几乎未有搜寻量，2021下半年至2022上半年该产品热度窜升，搜寻量成长幅度超过130％。 我们实际询问中国彩妆代购业者，想了解中国彩妆销量是否受小红书刺激？却遭业者以“ 因为内容较为敏感（Made in China），邻近选举，相关议题较不方便讨论”为理由回绝。 尽管使用者觉得美妆生活“不那么政治”，但在站进出口贸易第一线的业者一语道破了“Made in China”之于两岸关系的敏感特性。 小红书的统战风险？ “我是来自湾湾的少数民族，没错，就是内陆朋友常说的高山族”，来自台湾的泰雅族女大生在小红书上发了一则身穿族服的笔记，引来5百多则留言，中国网民对台湾原住民投以好奇。 但用上央视主播对台湾“亲情呼告”的“湾湾”，以及不为台湾原住民族群接受的“少数民族”，台湾人真的在小红书上被统战了吗？ 《东方文化学刊》总编辑胡又天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综合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及个人观察，他分析小红书是抖音加上微博、推特的综合，更聚焦于兴趣，以兴趣为中心帮助用户结成小圈子，“小红书主打一个文化品味，让你觉得自己是有品味的，不像字节跳动，因为今日头条（字节跳动旗下另一产品）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就是low（低俗），抖音也是low的这种刻板印象”。 但部分人士认为，小红书只是包裹生活风格糖衣的毒药。小红书主要受众是90后青年，2021年民进党立委林楚茵就曾示警，这正巧与台湾的天然独世代重叠，她担忧“天然独”变成“潜在统”，不自觉遭文化统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