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从7月开始据称为期一年的医疗腐败诊治，被三座大山之一”看不起病”压迫多年的中国公众本应叫好，但结果却出人意外，国内网络因为受控于官方，海外中文网络却出现了为受惩治者抱不平的声音。作为关注中国腐败治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者，无论如何不认为这对中国社会是种福音。 在此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习近平整治房地产市场与教辅市场的情况，这样便于理解整治医疗腐败的现状。 反腐：官媒叫好，民间与海外奚落 早在1990末，我就说过，中国三大行业的腐败，将导致整个社会无可救赎： 一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这个被赋予维护社会公正使命的法律共同体（民间称为“黑蛇”，因法袍黑色得名）；二是教育行业，这个行业被称为“塑造人类灵魂”（得名“眼镜蛇”）；三是医疗行业，这个行业的使命是治病救人（因医护人员着白大褂得名“白蛇”）。 中国的法律共同体腐败，从法院一系来看，已经有三位原最高法院副院长贪腐受贿案（2009年黄松有案、2017年奚晓明案、2022年沈德咏案）作为本时代法官腐败的铁证。这个共同体腐败难以惩治，原因在于权力太大，而且“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舆论监督太空，纪委监督太晚”。医疗、教育两大行业则早在世纪之交就成为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当中的两座（另一座是住房）。 按道理，民怨集中之行业受到整肃，应该出现“小民鼓掌，咸与称庆”。但从习近平当政以来，所有的反腐反行业腐败垄断行动，舆论基本上两张皮：国内媒体一律叫好，国外媒体则从权力斗争、打击政敌等方面评价，基本无视腐败本身，最后还莫名其妙地出现同情腐败者声浪。到了习近平“反新三座大山”的行动，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不过，看起来一样的负面评价，内里原因却很不相同。 整治房地产意在抑房价，百姓痛惜家庭财富缩水 大概从2020年开始，习近平将执政主题调整为解决民生，整治给老百姓带来沉重压力的“新三座大山”，先从房地产入手。 房价收入比证明中国的房价确实太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到2019年，中国平均的城市房价收入比已上升至9.1。据加拿大城市改革研究所(Urban Reform Institute)和公共政策中心(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一份报告，201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四倍，而澳大利亚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六倍。许多城市家庭因购房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基于此，习近平发话：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炒的，想通过打击炒房让房地产市场降温并降价，让人们买得起房子。 但是，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相当高，抑制房价就伤害到房屋拥有者的家庭财富帐面资产。2019年10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住房拥有率达到96%。德邦证券2022年7月报告《迎接存量房时代：中国住房供需十年变动》中称，2020 年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为 73.8%；任泽平团队2018年报告《中国住房存量测算：过剩还是短缺》，中国城镇居民约70%居住在自有住房。这三组数据均高于全球主要大国，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率堪称全球第一。 根据全球经济指标网的数据，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大部分在60%左右，截止2017年年底，日本为61.9%，加拿大为66.5%，英国为64.2%，法国为64.9%。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底美国住房自有率为65.1%。 上述数据说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兴盛，其实不是依靠城市居民的居住要求，而是炒房需求。这种自有住房率偏高的情况，再加上住户对政府征收房地产税的预期，压抑炒房，必然压抑需求，导致房价下降。这一来，必将导致大部分城市居民不满，因为据2017-2021的历年《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居民家庭房产净值占家庭人均财富的70%左右，房价下跌，导致家庭帐面资产缩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买房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居住，其次是为了保值，更何况许多人的房子是掏空了六个钱包（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才买上的，一旦房产贬值，对人的心理影响极大。 以上就是习近平近年针对第一座大山——房地产市场的打击导致中国人严重不满的原因。毕竟，在市场萧条期买房的是少数人，他们也不见得感谢中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更重要的是，地方财政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不会因整治这个市场而消失。 至迟从去年开始，中国各地政府又开始专注发展房地产，为振兴房地产经济鼓与呼的文章时常见于媒体。 整肃教辅系统，最后整出了地下市场 中国教育这30年当中经历了巨大变化，但其中教育供给远远跟不上教育需求的变化。一二三线城市基本都有政府长期倾斜投入养成的少数优质公立学校，大城市与省会城市一般也有优质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实行考试择优录取，以保证生源质量。家长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都会投入大量金钱，让孩子接受课外辅导，这就导致课外教辅事业非常发达。其结果就是有势力有钱家庭的孩子，占用了学校内外几乎全部优质教育资源。习近平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于2021年开始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和“公民同招”（公办与私立学校同招，实际上是禁止私立学校提前招生“掐尖”）。实行两年后，教育界人士表示，受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各地的优质民办中学，因为新政策下，这些学校不得以任何考试为依据招生，原则上也不能跨区招生，实际意味着不能再公然争夺优质生源了。 这个“就近入学、公民同招”确实有利于普通市民，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影响极为深刻的中华文化中，就算社会精英们有意见，但对这条教育改革，还真没法多批评。但清华、北大、复旦等优质高校招生有限，在正规教育之外，家庭竞争还体现在按钱提供质量的教辅上。上海消费者保护组织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有4至17岁孩子的家庭中，78.4%参加过课外辅导，只是按质论价，根据费用多寡提供不同质量的教辅。习近平治下教辅行业遭遇团灭，这就是无视社会需求分层需要，过于一刀切了。即使在美国，也是纳税人供养的公立学校保证教育公平，私立学校保证质量。 中国家长的人生目标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课外辅导遭遇团灭，这无异于彻底消灭教育的阶层差异，在一个事实上的等级社会当中，很难获得掌声。中国的教育是举家体制，没有倾家集中资源供养，仅凭公立教育很难进入Top10的大学，优质公立学校附近的普通市民人数有限，这种受益还需要孩子努力，因为目前的教育竞争，学校教育最多决定一半，另一半在于课外辅导的投入。 基于上述因素，尽管中国政府宣称整顿教辅行业的目的一是为家庭减轻负担，为过度疲劳的学生和面对辅导费用的家长减负。二是为了遏制这个规模曾高达1000亿美元教育行业中被认为的“资本无序扩张”，但在社会上升管道依旧的状态下，无法扼止对教辅的需求。结果适得其反， 不合理的事情终须矫正。教辅行业虽然受到打击，但庞大需求仍然存在，据彭博社今年7月在《中国教辅行业整顿效果存疑 地下辅导班费用水涨船高》（China’s $100 Billion Tutoring Ban Backfires, Spawning Black Market）这篇报道中所言，通过对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几位家长的采访发现，许多家庭在课外辅导方面的支出实际上是增加了，面对面辅导课现在的开销比以前最多高出了50%。尤其是暑假开始以来，今年这个暑假是中国取消防疫措施之后的第一个暑假。急切想让孩子在学习上领先的家长们表示，只要高中和大学的升学制度还在，就绝对没有办法实现减负。 在习近平为中国人搬掉“新三座大山”的战斗中，对前两座大山——房地产市场与教辅市场的整治，最后整了一个寂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夏，中国洪水滔天。当局人为泄洪，加重华北和东北灾情。哀鸿遍野，哭喊震天。无数民众受难，轻则失去家园和财产，沦为灾民；重则家破人亡，无数生命消失于官方统计数字之外。形成对照的是，整个洪灾期间，习近平和中共高层（七常委）集体隐身，无一人现身勘灾，犹如集体失踪。就连重灾区涿州，其市委书记和市长也双双失踪，以至于，当地民众不得不发出寻人启事，要寻找他们的“父母官”。 此时此刻，中共党媒党报竟呈现完全相反的另一幅图景，对洪水轻描淡写，对根本不存在的领导人活动却浓墨重彩，接连发表令人啼笑皆非的头版头条。比如： 8月5日，党媒头版头条刊登文章，题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副标题：风雨同心，人民至上。民众连领导人的影子都没有见着，何来“坚强有力指挥”？该篇作文5000字，搜肠刮肚，极尽胡吹乱捧。声言：“早在7月上旬，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大都市，要经受得住这场考验。” 然而，所谓北京经受住的考验，就是北京八座水库同时泄洪，外加永定河泄洪，牺牲河北广大地区，包括涿州、霸州、高碑店、保定等地，尽都沦为汪洋泽国。该文标题锁定北京，不提河北、华北，更不提东北，似有言外之意：习中央只要保北京，红色首都（加上副首都雄安），习自己和“党中央”的所在地。 该文配套的相片中，多张被网民揭穿具有摆拍和造假的明显痕迹。尤其所谓“部队抗洪救灾”图片。洪水泛滥之时，没有部队的影子；倒是洪水退后，军警或开着坦克、或手持盾牌警棍，威风八面地开进，前来镇民维稳。 领导人拒不现身、救灾无能无力倒也罢了，竟然用大量荒谬可笑的摆拍和造假来代替。央视的假新闻甚至首次引发民众抗议。河北霸州人民打出横幅，群起抗议：“还我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却说降雨所致！” 莫非，拥有“四大发明”之称的中国，又诞生了第五大发明？造假。纵观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或世界各国，确无任何一朝一国，能似当今共产中国这般，依靠摆拍和造假，就能维持政权和统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算得上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吗？有趣。 更有趣的是，8月9日，党媒头版头条刊登文章，题为《人民领袖|实干家习近平》，给习近平加封新头衔“实干家”。公然说“海内外舆论高度评价，习近平是位实干家。”文中还举例“河北雄安”，是习近平实干的例子。 众所周知，习近平是首个拒不现身天灾人祸现场的中共领导人，竟然成了实干家？倒是他关于治水理论的单行本，成了这次水灾的最大笑话：治水理论刚出版（7月19日），十天后就在泄洪的实践中呛水、沉没。说到海内外舆论，正是这些舆论，尤其海外舆论，对习近平劣评如潮，他成为1949年中共建政后被评价最低的领导人。而习近平头脑发热、亲自拍板的雄安，所谓副首都，更是这次洪灾的最大诟病：为保住并无多少人烟、地处最低洼的雄安、习的面子工程和金字招牌，竟不惜以人为泄洪的手段牺牲百万人口的涿州市、以及河北省广大地区。党媒的这篇作文，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更为有趣的是，8月10日，党媒头版头条刊登文章，题为《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总书记的用典智慧》。文章从习近平自己讲话中曾引用的古典句子“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开始，列举春秋战国中的齐国、卫国故事，以及宋朝故事，都是大臣进谏君王：君王和朝廷应该做出榜样，正人先正己，为官勤廉，节俭；遇事能身先士卒、奋勇当先，示范天下。 随后，文章反问：“如果自己都做不到躬身力行、率先垂范，又怎能让他人真心信服、甘愿跟随呢？”这对隐身、躲避、绝不现身灾难现场的习近平，简直就是对号入座！ 文章语带奉劝：“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先不做，而且时时刻刻给他人作出表率。”“无论是在上面要求人还是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当下，干事创业攻难关，都需要领导干部有‘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的觉悟，不仅要跟大家干在一起，还要干在最前头。喊一声‘跟我上‘与吼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党媒的这篇作文，从引用习近平的讲话开始，巧妙转折，分明把习近平本人摆在了被问责、被问罪的主位上。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以毒攻毒。按照中共的斗争术语，这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党媒这些有趣的头版头条，对习近平究竟是赞还是黑？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其客观效果不言自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被吹捧为“临危受命”的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新官上任没不得及点着“三把火”，整个中共政权面临的金融败绩便接踵而来。虽无人相信习近平政权面临的日益恶性化的金融是潘功胜的责任，但在“一切错在美国”的愚民宣传越来越难以奏效之后祭出“人事变动”牌安抚人心的情况可能就快要发生了。 最近几天，中共政权面临的金融局势可谓败绩连连，险象环生：中共央行银行上周五（8月11日）发布7月份的金融数据四大数据全线回落，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3459亿元，同比少增3498亿元；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282亿元，同比少2703亿元。 自由亚洲为此新闻刊发的及时报道的标题中将其形容为“断崖式下滑”…… 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5日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为 49 亿美元，同比下降 87%，这是自 1998 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 中国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惊传爆雷的消息传出后，被港台媒体形容为“大陆版’雷曼风暴’上演”。 该中植集团有“中国版黑石”之称，是中国最大、也是非常神秘的金融巨头，业务涉及信托公司、私募股权和财富管理……。按照中国内地行家之一单仁行的说法，现在就到了投资人血本无归的时刻了。中国最大的民营资产管理集团“中植系”爆雷，涉及资金不亚于恒大亏损的钱……。这又是一个堪比恒大的雷，恒大起码还有一批没交付的房子，中植系可能是真正的血本无归。 …… 如上上种种，都是在短短几天之内接连发生的。令中共政权才被任命了半个月时间的央行“新当家”潘功胜接应不暇。人家都是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潘大官人却是新官上任，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阴雨。 中国大陆的金融险象很可能如同刚刚过去的中国大陆的华北洪灾：台风过去是暴雨，暴雨过后是洪灾，洪灾过后则是家破人亡、颗粒无收…… 话说在半个月前，英国BBC才为中国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发表专文《潘功胜接棒中国央行行长意味着什么》。文中说：60岁的潘功胜接任这一职位时，中国正在继续应对后疫情时代的许多重大经济挑战……。潘功胜的晋升表明中南海认识到为了应对经济问题，需要一位具有危机管理经验的经济学家来协助引导。 文中引述策纬咨询(Trivium China)分析师陈昕然的话说：中国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自己手上缺乏受过良好培训的金融技术官员。“潘功胜被认为是一位能干、优秀且直言不讳的技术官员，他在危机时刻会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决策层提出政策建议。” 该新闻中称赞潘功胜在国有银行工作期间取得了声誉，被认为在2016年的货币危机中有积极作为。在担任中央银行副行长期间，潘功胜加强了管控房地产投机行为的规定，并警告即将出现的房地产泡沫，这个问题现在正在损害中国经济。 该文章中也引述香港恒生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丹的话说：潘功胜以处理金融监管和合规问题闻名：“他非常重视控制金融风险。” 这位王丹表示：“我毫不怀疑，中国货币政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重大转变。保持经济稳定仍然至关重要。我们将看到更多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不会过于激进。” 类似如上溢美之词，也曾出现在其他一些西方媒体上。相比较而言，前一阶段看衰他潘功胜的评论文章不是没有，但至少可以说不是主流评价。 可时间才过了半个多月，即使外界评论都会众口一词地强烈认为这一切都不是央行央长的责任，笔者本人当然也百分之百认为如上种种都是整个中共政权必须面对的整体经济形势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而不应该由事实上只负责数钱的央行和它的会计专业出身的新任行长潘功胜负主要责任，但这等形势持续发展下去，暂时还能靠“一切都是美国的错”之理由忽悠中国屁民的习近平和李强，迟早是要拿“人事调整”来安抚民心的。届时，主管金融的副总理何立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习近平问责的。倒霉的不是他潘功胜还能是谁？ 说到“一切都是美国的错”，这里穿插几句题外话。中国大陆目前流传一个讽刺段子：“一辈子没出过村儿，一提美国就恨得咬牙切齿”。 因此令笔者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习近平把个中国经济搞成如今这个样子，也许真的不是因为他的小学毕业加“二百斤担子”的无能，而是从北韩金小弟暴政加穷民的统治术中得启发，从而有样学样！ 习近平虽然从不去灾区但却能从电视上看到为保雄安而面临家破人亡的受灾民众站在齐腰深的洪水里打出感谢共产党，感谢习主席的大字横幅，个个都是热泪盈眶。此情此景，更令他习近平坚信中国的经济形势越糟，就越能让他习近平有甩锅美国及西方列强的理由；中国的老百姓越能感受到经济危机，就越有利于他习近平凝聚中国人民的对美国和西方的同仇敌忾！进而在他习近平一旦下决心对外转移内部危机时，能够让中国老百姓对他加倍拥戴！ 回过头来再说中国的金融危机与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是否有因与果的关系。无论事实上有与无，说起来，这位潘功胜是中共央行的第13任行长，在不久的将来不幸成为中共政权最短命的行长的可能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屎盆子被一股脑扣到他潘功胜一个人头的好戏也许很快就会上演。 笔者有较充足的理由相信，在中国大陆刚刚出了一个最短命的外交部长秦刚之后，下一个“最短命”的，很可能就是新任央行行长了。 本专栏过去的相关节目中已经介绍和分析过，因为此前在中共二十大上未进中委，所以易纲在今年三月被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再度出任新一届央行行长后，外界一度惊讶。但惊讶之余却也没有人会猜到这个易纲的第二任行长职务只担任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时任外交部长秦刚必须去职的“紧急需要”，一般双月的下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例会原定是本月底举行的，也就是说潘功胜在被宣布接替了郭树清的央行党委书记之后，易纲与潘功胜之间的行政职务的正式交接，原应该是要等到本月底才会进行的。 不知道易纲和潘功胜他们本人是否想过，如果不是因为秦刚的“紧急需要”，本文开始所列举出的一连串的金融形势恶化，就都是发生在他易纲的离任之前。也就是说，如果“按部就班”地等到本月底再进行易纲与潘功胜之间的央行行长的行政交接，本文开头并没有列出全部的这几十天里接连涌现的金融败相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在此前提下，岂不更能突显出他潘功胜的“临危受命”？ “临危受命”是中国内地对潘功胜寄以厚望的评论文章中所使用的原话。 一篇来自微博网页版的文章这样描述：潘功胜虽然是安徽安庆人，但因为其毕业于浙江，往往在业内被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学霸，“典型的浙江人”。 1980年，17岁的潘功胜考录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后留校的他不甘于平庸，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一路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请注意这位潘行长的初期学历。所谓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14年在浙江省宁波市创办的“宁属县立甲种商业学校”。中共建政之后这所中等专科学校多次改制易名，1978年易名为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并开始提供大学专科层次的教育培训，学制三年。当年的潘功胜不远千里，从安乡安徽安庆考到浙江进入这所刚刚从中专升格为可招收大专生的专门为冶金部门培养会计的学校，只能证明他当年的高考分数实在是有点低了。他在这所学校的会计系当年同窗回忆说：潘功胜在算盘专业课上从来都是成绩第一，算盘都打出花来了。 确实，当年的潘功胜在校学习了三年之后直接被留校任教，还是能证明他与这所会计专科学校的同窗们相比，在校成绩还是不错的。 也就是在担任专科学校财会专业的助教期间，他潘功胜考上了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硕士生。从进入人大硕士班继而再进入博士班，前后6年时间他潘功胜都是全日制脱产生。公正地说，这和同时期的习近平清华“在职博士”是有本质区别的。 如上中国内地吹捧潘功胜的文章中还介绍说：潘学霸于1997年以博士后访问学者身份，前往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学系、商学院学习。2003年，潘学霸再一次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录取，此时的他已凑齐人大、剑桥、哈佛，中英美最顶尖的三份录取通知书。 当他满怀激动的去找时任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审批时，姜董说，你博士也读了，留学也留过了，别去了，留下来跟我搞股改。 这句话，将一个学霸，变成了一个全球顶级的财神爷……。 文章中吹捧说：在姜建清这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银行家的带领下，潘学霸出任工行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主持工行的路演工作。 2006年，潘学霸以董秘的身份，推动完成了工行的“世纪招股”，以219亿美元的数字，创下了全球资本规模最大的IPO。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国有大行中最后的农业银行上市受阻，潘学霸临危受命，被提拔为农行副行长，分管股改与IPO工作。 彼时，由于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接连爆发，农行甚至一度准备停止路演，但是在“懂外语”的潘学霸带领下，引入“绿鞋”机制，设计了一套西方听得懂的“县域经济蓝海”故事。 最终，农行仅用了百余天的时间，就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完成了登陆资本市场，成功的路演为农行募集到了221亿美元，再次破了自己的记录，创下了当时全球最大的IPO。 2011年，在完成了两笔“全球最大IPO”之后，潘学霸终于拿着录取通知书，赴他梦想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完成那场2003年的约定。 2012年，学成归来的潘学霸，被任命为当时央行最年轻的副行长，分管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国库局、调统司等部门，2016年，接替易纲担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如今，“双非”的潘学霸再次临危受命！ 如上所述如果被姜建清读到会是什么感想这里不做猜测。如上列举的潘功胜的“丰功伟绩”是否就是习近平看中他的主要原因我们外界也无从判断。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有人讽刺说习近平其实是看中了潘功胜基础学历的“会计大专”，央行行长不过是他习近平政权的总出纳员而已。 这里需要指正的是关于“凑齐人大、剑桥、哈佛，中英美最顶尖的三份录取通知书”的说法有严重误导读者之嫌。 先说人大，特别是人大的劳动人事学院，是否是中国“最顶尖”？应由清华、北大等等也有经济门类各系的中国境内真正顶尖的毕业生们评论。 至于剑桥和哈佛，当然分别属于英国和美国的顶尖，但当时的潘功胜前后从这两所学校拿到的并不是什么“录取通知书”，而是接受他为“访问学者”的“聘书”。 说句不好意思的话，笔者当年也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第一年有“资助“，第二、三年“续约”为自费。 记得当年第一次进入哈佛某研究所与另外一位学者（现为中国国内知名教授）共用的办公室时，这位学者介绍他自己是耶鲁博士毕业，到哈佛当博士后是为了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介绍完自己之后，这位老兄又接了一句：访问学者阿猫阿狗都能当！ 笔者回顾这个故事，绝对不是想把当年的潘功胜类比于和本人一样的“滥竽充数”，只是想强调把在美国或西方某大学当过访问学者说成是在某校学习，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在这些学校里拿了某个学位。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里针对境外有文章在对潘功胜寄以“厚望”时，把他的所谓“国际背景”过分强调了，并把他潘功胜与易纲和刘鹤的国际背景作了比较。 易纲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未毕业即考试通过为官派留学生，到美国读博完成后又拿到了美国某大学的终身教职，所以从“镀金”的角度形容，他易纲可谓被美国大学给加了一层挺有厚度的金壳。 刘鹤除了在美国当过访问学者，还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所以，他刘鹤可以被形容为被美国的大学给镀了一层金皮。 相比如上二人，仅仅当过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的潘功胜，不过是被涂了一层金粉而已。其所谓“国际背景” 确实是非常有限。 事实上，在易纲退出之后的中共央行领导层子里，其真正的“国际背景”完全可以与易风相媲美的是目前在央行副行长中排名靠后的宜昌能。详细的介绍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每到中共北戴河时刻，都会传出习近平被软禁或者大权旁落之类的“谣言”，去年如此，今年亦这样。这类“谣言”都有着千篇一律的元素，不值一论，不过，对习近平的权力现状，有必要认真探讨。 今年的北戴河休假，因为正值华北大水，北京、河北涿州等地的洪灾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但是人们看到在中共高层，出现在抗洪一线的高官，只有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当局特意强调他是受习委派来指导抗洪的。其他高官集体隐身不见，这引发了民间的强烈非议。在此情形下，总理李强8月8日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北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有理由认为，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在北戴河召开的，因为此后几天官媒再未报道李的任何消息，其他领导人亦继续隐身。当然也不排除李强为召开这次常务会议专门回了一趟北京，会议一结束就又去北戴河了。 按惯例，北戴河休假一般两周，7月底到8月15日结束。外交部7月30日已预告例行记者会将休会两周。这个例行记者会基本每天都会举行，但从8月1日到现在，尚未举行一次。假如李强因华北的洪灾而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中南海北院处理政务，至少国务院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同时返京，不可能只李强一人回。但现在这些人都未现身，由此可见，对中南海的要员们来说，哪管外面洪水滔天，在北戴河自岿然不动，照样享受着阳光、沙滩、海浪的逍遥日子。 只要习仍在位，中国经济困境难解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好心情享受这番美景，他正面临着一大堆麻烦事要处理。首要的还不是洪灾，而是经济。洪灾短期内就能过去，但今年来的经济非常不理想，几乎所有的警报都响起来了，他要好好想想，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利用这个难得的十多天休假，把思路厘清，所以宁愿背负不去抗洪现场的百姓骂名，召集他的幕僚思虑对策。 但是他将很难找到“解”，因为造成中国经济一落千丈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由于他大权独揽，政令己出，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扰乱了经济规律，让中国经济彻底熄火。虽然当局使出了千般手段要把经济搞上去，密集发布各类政策，几乎把过去压制资本的做法推倒重来，然而效果依然不彰，市场依然低迷，民众信心依然脆弱，根源在于，习对经济、社会和这个党伤害太大，只要他还稳坐在高台上，资本就会继续选择用脚投票，不愿用脚投票的，就选择躺平。这已经成了中国民众一种习惯性的反应。 习的幕僚们应该清楚这点，但是他们不敢去提醒他，担心会被他认为怀有二心。习是否知道自己就是那个问题之源，外界不清楚，然而，即便他了解，现在也是骑虎难下，因为这个时候他只要放下一点权力，或者有放下一点权力的表示，外界就造谣，说他不行了，已被控制或拿下，很多人就想对他跃跃欲试寻“仇”——哪怕是心理上的。过去10年，他结下的冤太多，几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而在疫情三年，他又把草根阶层得罪，所以如今坐在中南海的龙庭之上，用权力层层来确保他的政策和人身安全。对此他倒有自知之明。 秦刚、火箭军事件伤了习权威 最近的秦刚事件和火箭军领导集体的一锅端传闻证明亲信也是不可靠的。如果说，秦刚虽贵为外长兼国务委员，可只是一个文职官员，对他构不成挑战，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上将那帮军头，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他构成威胁的。秦刚事件——不论基于何因被罢免外长，他对习的伤害是软性的，但反过来说，秦刚没有按照习的要求去改造和纯洁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以致现在出了问题，从权力的角度看，也就是没有紧跟他，对他的权威是一个伤害。 相比秦刚，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不论因贪腐还是涉儿子的涉密案，对习的威胁更大。这种威胁既有软性的一面，也可能有物理的一面。李或许对习并非不忠，然而，假如他爱财——这种可能性更大，在习三令五申不准贪腐的情况下仍然大把大把捞钱，本质上已经背叛了习和习的事业。习把火箭军这么重要的职位交给他，原本指望他能够看管和发展好这个重要军种，他却只想着在这个岗位上捞钱，或者以前一直在捞钱，又会有多少心思用于火箭军或其他军种的建设？这是对习软性伤害的一面。物理伤害的一面表现在，不排除李一旦发觉腐败东窗事发，会先采取某种极端手段自保，从而直接或间接威胁到习。林彪和毛曾是生死之交，两人关系远非李习关系可比，可当两人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林彪起了另立中央之心，他即使不想暗害毛，他的儿子却招募了敢死队，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暗杀计划，由此来看，焉知李玉超或他的同党对习没动类似心思？ 总之，在政敌四面环伺下，习会觉得自己不安全。也许除了极少数亲信，他连他挑选的人都不会信任。这是历史上所有独裁者普遍遭遇的困局。而就现在的政治言，他的集权独裁程度又罕见。从过往的案例看，对独裁者人身威胁最大的不是他的反对派，而是他高度倚赖的、拥有专政手段和能力的强力部门，尤其是军队将领。军队独特的环境，对忠诚的强调，当一个高级将领起了暗杀之心，他是有实施工具和能力的。这就是独裁者要死死掌控军队甚至建立私家护卫队的原因。 习二十大在党的政治局和关键部门与岗位，全部启用自己人马，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表面上，任何人奈何他不得，想对他搞小动作，难上加难。但如上所述，大权在握不表明他就有非常的安全感，对全局的掌控就已经做到万无一失。毛的极权是中国亦是世界极权史的极致，可连毛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都有大权旁落之忧虑。习的极权由于有现代科技特别是大数据的相助，在统治工具上比毛时期来得更精细和先进，然而，习没有毛之大才和胆识，官员们服膺他不是因为尊崇他，而是害怕他，这跟官员对毛的权威的真诚认同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后者也有很大的宣传造神所导致的成分。 今年的北戴河比往年更不平静 今天当局对习的造神也是不遗余力，可效果差强人意，甚至许多人包括党内高层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把他当作一个笑话，虽然表面上他们对习恭恭敬敬，恭维有加。可以说，官员比起一般民众，高级官员比起中下级官员来，在对习的认识上，会更真实，更不可能去崇拜他，因为他们能透过萦绕在习头顶上的那套光环，知道他有几斤几两，看清他的底细，对他是畏而不敬。 习的亲信则更进一步，因为他们近距离接触他，当局刻意塑造的那种距离的神秘感，对他们完全不起作用，他们只是出于前途利益的考虑自觉和习捆绑在一起，做出一副无限忠于习，维护习的权威的样子，好让习对他们放心。但是他们也做好了随时准备跳船的心理准备，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习，会留一个心眼。原因在于他们太了解这个政权的真实状况，名为世界老二，实则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哪一个漏洞出现泉涌，都有可能导致决堤。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不会为了一个所谓的理想和信仰而对习死忠。习当然也知道他的高级干部队伍里这种情况，对他们同样不放心，一旦外界有风吹草动，他就要观察他的亲信会如何反应，有没有背叛他的迹象。不排除火箭军一锅端遭整肃不只是出于腐败原因，而是忠诚出现了松懈。 客观评估，尽管出现了秦刚特别是火箭军的事件，习近平的权力仍然强大和牢固，但是，二十大刚过半年就几乎同时发生这两起事情，说明他亲手筑起的权力大厦开始在松动。对独裁者来说，倒塌起于亲信心理出现背叛这个青萍之末。中国社会和党内对习的不满早已累积到一定程度，他的亲信也早就感知到这点。因此，今年的北戴河休假注定会比往年更不平静，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怀鬼胎也一定会加剧，从而使得习确实要好好想想，如何在这个大变局的年代，为自己保得一个平安。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李嘉诚七折卖楼（房），引起全世界震荡。有人说，李嘉诚贱卖新盘，是因为香港过去楼市升得太厉害，李嘉诚调低售价，只是预防香港楼市过热的措施。 我还从没见过地产商主动抑制楼价的事，楼市过热，吃亏的永远都是小业主，地产商趁楼市热大赚，即使楼市冷下来，他也已经赚够了。我不知道李嘉诚手上还有没有其他楼盘，如果有，甩卖只是倒自己米，如果没有，他不是要给其他地产商骂死？ 李嘉诚此举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他对香港未来投一张不信任票，这不是一个楼市信号，也不是一个经济信号，这是一个政治信号。 自中共国安法公布，特区政府秉承中共意旨，实施严酷管控，香港的法治一路衰败，港人的自由一路削弱，香港的政治环境恶劣，营商环境恶化，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由排名68，暴跌至148；而一项人类自由指数，香港由全球第3跌至34。近年香港人移居外国的人数有四十万人之多，其中大部份都是专业精英；香港与中国签定货币互换协议，香港库房成为中共的提款机；中共战狼外交得罪全世界，香港也从万人迷变成乞人憎。 政治环境的恶化，导致不少跨国公司将总部迁移至新加坡，外资大行也大量裁员以适应未来暗淡的前景。 香港的政治环境不妙，因为香港政府只是提线木偶，中联办与港澳办是特区政府的太上皇，国安公署成为香港警察的顶头上司。从前政府依法办事，商人可据理力争，此后商家们只是中共砧上肉。 经济环境变，是因为政治与文化环境变，香港前景之不妙，建基于中国前景之不妙。李嘉诚七折卖楼，基于他对全局判断的悲观预期。 美中关系恶化，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在外贸﹑科技﹑外交﹑军事上的制裁与围剿永无止境，中共内部经济处处爆雷，社会问题丛生，最致命的是政府束手无策。习近平对现状绝望，对未来悲观，全部心思只用在清理门户与准备战争，已无心内政外交。 经济恶化带来民生困顿，社会不稳，民变四起，中国的政治大动荡正在酝酿之中，中共一旦崩溃，香港无以置身事外，到时天下大乱，地方割据，难民蜂涌而至，香港将成为失防的孤城。 对香港未来的悲观，基于对大陆未来的悲观，对大陆未来的悲观，基于内外局势不可救药，李嘉诚七折卖楼，出于他高度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他在灾难来临之前预为之谋，走得快好世界（比世界快），原因正是他对世局的认知比一般人更宏观更前瞻。 李嘉诚一生勤奋用功，对知识如饥似渴，有过人的胆识，做生意进退有据，判断政治动向和时代潮流高人一筹，他每每敢为人先，又能在危机来临之前安全撤退。早在2013年，李嘉诚就抛售大陆地产项目，当年官方媒体以“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对他施加压力，李嘉诚不为所动；多年来李嘉诚也先后抛售一些香港的项目，不过做得低调而已。面对社会舆论质疑，他顾左右而言他，多做事少说话，往往又在关键时刻快刀斩乱麻，我行我素。 李嘉诚长袖善舞，他与中共及特区政府维持体面交往，中共有求于他从不推托，但他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做卖笑争宠的事，不做中共的跟班。中联办为梁振英助选，李嘉诚票偏偏票投唐英年；反送中运动初期，特区政府暴力镇压，李嘉诚公开呼吁“对接班人手下留情”，冒被中共报复之险为香港说情，他爱惜香港又特立独行，因为有主见有底气，不作墙头草。 他在香港发达，没有香港就没有他的一切，但这个香港主要是港英时代的香港，香港优良的制度，香港人的拥戴，造就他恢宏的事业。他对香港感恩，眼看香港在中共手上一路沦落，难免有不忍之痛，这是不问可知的。 李嘉诚七折卖楼，与其说是他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不如说是他在对香港人发出政治预警，提醒我们来日大难，早作打算，不管他有心无心，我们都不要低估他的政治智慧。想走不想走，能走不能走，大家都多预留一点回旋馀地，以免灾难临头时慌不择路。 有人又会笑我想多了，我的人生哲学是宁肯想多不要想少。李嘉诚此举有异，引人深思，以上推测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天灾常有，世界上到处可见；而人祸却因各地政治制度的不同而程度、后果等有很大不同。七月末以来，一场天灾出现在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在台风杜苏芮作用下，那里相继连降暴雨，各地多有房屋倒塌、财物毁坏、人员伤亡的情况。接下来，就是人祸了。人祸不一而足，这里限于篇幅只能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当局渎职，人祸种种 第一个例子是河北涿州。那里的灾情特别严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采取的排水路线所造成的，从根本上讲则是当局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错误决策所带来的后果之一。雄安新区是习近平的所谓千年大计，不知出于什么盘算而选址在白洋淀地区。这里自来就是太行山东麓洪水下行的汇聚之地，因此才有了这么个白洋淀。雄安新区可以借白洋淀的水景，但它却也毁掉了白洋淀的聚洪功能；如果白洋淀如常聚洪，雄安新区也就被淹掉了。涿州恰恰地处北京之南、雄安之北；洪水一到，当局为了上保北京、下保雄安，涿州就成了最方便的牺牲品，成了两个强邻的沟壑。因此，涿州这次的大水灾，至多三分天灾，至少七分人祸。 第二件事，是当局对待水灾的态度。这往轻处说是不闻不问，往重处说是草菅人命，按法律说是涉嫌犯有严重渎职罪。从到处指明方向的最高当局，到一层层蜂营狗窦般的党政机关，本来每天都要在新闻报道中显示自己的存在和权威，忽然一下子全都不露面了，难道被杜苏芮台风吹去了罗刹国不成？不露面你就不露面吧，相信也不会有太多人怀念你们的，可是背地里黑招却是不少。这包括下令泄洪但不给泄洪区居民事先通知，也包括组织人偷偷挖开河堤以实现当局既定的排水路线——既然是偷偷地挖，当然也就是打算着宁愿把河堤下的居民们悄悄淹没到洪水之中。至于压制相关报道，隐瞒水灾实情，到了灾情稍退之后又一个个出来弄姿作秀，这本来就都是这个政权的日常功课和中共官员的一贯作为了。 你掌握着公共权力却不来应对公共灾难，也还罢了，偏偏还要在天灾之际用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来刁难、阻碍、甚至镇压民间的救灾行动，这也太没有半点儿人味儿了吧？据报道，有人呼喊救灾，却被当局拘捕。又据报道，外地到涿州救灾，需要有涿州当地政府的邀请函，不然不让靠近灾害现场。这样一来，前些年在西方社会影响和国际组织带动下开始在中国形成的民间志愿救灾，也就难以发挥作用了。这可以说是人祸的第三个例证吧。 专制政治是最大的祸水 所有这些人祸的源头，很明显，在于中共政权的基本性质，那就是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的决策，包括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都是专制者可以任性做出的；他可以不在乎自然规律，不在乎民众利益，更不在乎什么专家意见。他有他的一盘大棋，说穿了其实不过是从自己的权力出发，落脚到巩固、维护和强化自己的权力。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这样，一盘大棋下出来的结果是持续数年的大饥荒，上千万人饿死；习近平的雄安新区也是这样，从起意到策划，从选址到建设，亲自指挥，一意孤行，尚未建成即已经在为祸民众了。 专制主义的施政，排除并打压民众的参与，因此不受民众意愿的制约，惟上级是从，惟权力是从，惟官员私利是从。这一点，相信中国民众每日每时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类似这次的水灾只不过是把这种政治真相以更加戏剧化、更加悲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已。平日里，为了所谓“岁月静好”，很多人选择对专制主义施政的种种荒唐行径视而不见，在遭遇了其人祸灾难后也往往宁愿忘记，就像前两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强力封控、“大白”肆虐等这些玩意儿如今好像都不曾出现过一样。但是，专制政治这玩意儿，不是你想看不见就能看不见的，不是你想忘掉就可以忘掉的。它的蛮横就在于可以肆意侵入并控制民众的生活，不断地制造新的灾难。 专制主义还有更其蛮横之处，那就是既不容许民众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也不容许民众之间相互帮助来克服困难。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你能解决自己的事情了，你就不再依赖专制政权了，专制主义也就缺少社会基础了；民众之间相互帮助，则会形成集体行动，那有可能挑战专制政权，这不正是专制政权最为害怕的事情吗？ 在民众力量羸弱、自组织能力也差的情况下，专制主义政治容易兴起。天灾之际，受害者都处于弱势，渴望得到帮助，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机关是能够帮助人们的。在关于政治专制主义的研究中，就有那么一种说法，见于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源于治水，其功能首先是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这一观点在学界备受争议，但也是一家之言。一般中国读者不难首先想起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中国政治中“家天下”的制度也正是从大禹传位给儿子开始的。 数千年过去，世界早就天翻地覆了。尽管中国还在专制政治统治之下，但很明显，专制政治也早就严重退化，原来在治水、救灾这类事情中还能表现出来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些好处，已经不复存在，但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坏处，如上所述，太多太多了。就算历史上真的有过“水利专制主义”，这次的杜苏芮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专制主义就是“水祸专制主义“。大大小小的天灾到处都有，专制政治却会把天灾扩展为大大的人祸；专制政治就是中国所遭受的最大祸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023年8月13日是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高智晟律师出狱后在软禁中被中国共产党绑架失踪六整年的日子。 六年来他的家人们无数次要求中共及其爪牙部门给个说法，均遭到无理拒绝。即使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所谓的“发言人”也旁顾而言它，不予回答。中共这些反应给了外界一个印象：共产党通过一再回避来拒绝面对高智晟律师失踪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共产党对于认清中共邪恶本性并坚决反共的高智晟们，从来没有一刻放松过迫害、打压。 最近在高智晟律师被中共绑架失踪将满六年之际，世界各国多地陆续展开了寻找高智晟、谴责中共绑架的抗议游行。我和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商量后，她录制了一个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要人的视频，打算配上英文字幕，推动呼吁寻找高智晟。就是这件事情引出了中国共产党隔空与世界正义力量为敌的幕后故事。 8月9日上午，我接到助手打来电话说：“我们找的翻译正在把翻译好的文稿打上字幕时接到中共爪牙打来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停止，不要再为美国天主教大学的人权中心做任何事情。否则你在中国的家人就会有麻烦。” 助手说“我们必须马上另外找人翻译，并放上字幕”。 另外找人翻译并不难，我们很快就搞定了。然而这件事再次充分证明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的人权工作做到点子上了。我们每周结合时事向美国的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讲解中共的邪恶，让他们知道中共一边迫害自己本国的人民，一边如何通过大外宣和统战来渗透腐蚀自由世界，不断破坏我们的自由生活……事实在证明中共对此工作的恐惧，证明我们的工作初见成效。 另外，上周被美国司法部以间谍罪逮捕的美国海军士官22岁的魏金超和稍早被捕的海军士官赵文恒都被拒绝保释申请。上述案件以及我们的翻译人员被中共威胁的事情说明，中共不仅一直在全神贯注地隔空与正义为敌，还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中共也不断对美国多方面进行深度腐蚀与渗透，而且中共的这些做法早已引起了美国相关部门的高度警惕。 高智晟，这位著名的人权律师，因为他的人权工作，他在被暴政构陷关押酷刑后，又在中共当局软禁他的家中被中共绑架失踪长达六年，至今生死不明，他的家人却控告无门。这正在成为中共打击异己的一种模式。 对中共这样公然践踏人权的罪恶行径若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就会被其更加广泛应用。 我们非常期待更多正义之士加入寻找高智晟律师的行动。世人从寻找高智晟的过程中，能更深刻认识到中共政权这个邪恶组织如何随时随地与正义为敌，中共政权从未想过放下屠刀改过自新加入文明世界民主行列。 因此，对中共这样彻底流氓化的魔鬼撒旦罪恶政权，除了用实力驯服它，不要对其抱有任何幻想。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必须认识到，经过百转千回，几度天真期待落空之后，还得回到实力的较量上来。 寻找高智晟律师！中共当局必须明确告知高智晟律师的现状，还高智晟律师自由！让我们直面邪恶，用实力抵制之。 没有共产党才能真自由，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中共沦陷区，也适用于世界各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无论是与”火箭军窝案”的关联还是犯了”政治错误”的说法，都不过是传闻而已。秦刚的未来如果是被从重处罚的话，原因只会因为是他给整个中共政权制造的外交被动和导致习近平个人形象严重受损而令习近平恼羞成怒，从而下令从”腐败”角度入手严办。 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结尾部分已经断定习近平当局对秦刚的处分最轻也是与前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晶等同，完全没可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说，未来他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面临的要么是被撤销，要么是罢免，只是被“免去”的可能性应该没有。所要特别强调的是，截止本文发稿的今天，中共外交部网站里“历任外交部长”栏仍然没有秦刚的名字，倒数第二是杨洁篪，杨的名字下面是王毅。而事实上应该是王毅的后面还有秦刚，秦刚的后面又是“回锅肉”王毅。 众所周知，自秦刚“出事”以来，笼罩在他头顶上的间谍乌云就越来越浓厚。笔者在过去文章中已经详细介绍了秦刚的“间谍出身”。即使是他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仍然肩负着“隐蔽战线”的工作使命也不足为奇。但现在外界硬生生把他扯进“火箭军窝案”，委实牵强。早在秦刚“失踪”后的前十几天里，因为当时的中共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也在同一时段内没有出现在他本应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外界立刻有媒体将此秦刚与李玉超的“留美儿子”扯在一起，但李玉超的“留美儿子”叫什么名字，“留”在美国的哪个城市、哪所大学，均未被“披露”。 继而，随着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的死亡被证实不是因为“新冠”复阳不治而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军队”的畏罪自杀，秦刚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关系人”之一又从李玉超的儿子变成了吴国华的儿子。 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对秦刚“未能阻止”甚至“协助”他人向美方泄露火箭军机密的说法严重怀疑。 除了“间谍”或者“泄密”说，对于秦刚的被“整肃”，也还有“犯了政治错误”之说。 本月1日，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先生评价秦刚落马“本质上是不足为奇的”。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余茂春认为：（秦刚落马）与中共政权的权力傲慢及腐败具有直接关系，“今天你是这个领袖的得力干将，明天你可能就会身败名裂”。 至于是否是“婚外情”导致秦刚中箭下马，余茂春认为这不是问题所在，他判断秦刚很可能犯了某种“政治错误”，例如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谈话间被政敌抓住把柄并上报，因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得不查办他。 余先生的这种分析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证明秦刚是犯了所谓“政治错误”。所以依然存疑问。 当然，无论是被“火箭军窝案”牵连还是犯了所谓“政治错误”，此二项只要其中一项属实，未来他秦刚的下场肯定是被从重而不是从轻。 而笔者更倾向于即使秦刚未来被处理的程度即使严重到了“移交司法”的地步，被处理的理由也还是只会局限在“婚外情”加“腐败”。因为当今中共政权陆续处理过的所有大小党政官员里，只有经济问题而没有“生活作风”问题的虽然为数不多，但确实还有，但只被查出“生活作风”问题而经济上却被找不到任何把柄者，一个没有。而经济层面的受贿或贪污达到一定数额，就是所谓“从量变到质变”了。 所以，未来的秦刚如果被宣布“数罪并罚” 的话，即使严重到 了“移交司法”的程度，但党纪处分通报中只要既没有“泄密罪”，也没有“渎职”，那么他与所谓“火箭军窝案”之关联的说法便可证明是子虚乌有。 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的消息被中共官媒对外宣布至今，所有参与讨论、预测秦刚最终命运的媒体记者、评论人士少有特别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那就是习近平的“主席令”里说的是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这个“兼”字很重要，等于是强调了他秦刚在没有了外交部长的实职之后，至今还是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 能够与秦刚在仍然还是国务委员前提下被免去国务院部长兼职一事类比的最近的例子是去年6月下旬第十三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免去赵克志兼任的公安部部长职务，任命王小洪为公安部部长”。 从那以后，赵克志不但继续挂名国务委员，其党内另外一项重要兼任也一直被保留到中共二十大召开，那就是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而如今的秦刚的国务院党组成员职务也仍还被继续保留。 不过，去年赵克志在继续担任国务委员的前提下被免去公安部长兼职与如今秦刚在继续担任国务委员的前提下被免去外交部长兼职虽然是步骤及程序上没有区别，但日后下场肯定是迥然不同。去年的赵克志与王小洪之间是所谓的“新老交替”，所以到今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时，他赵克志的国务院国务委员职务是一届任满，自然卸任。而如今的秦刚在被免去部长兼职之后的国务委员职务，没有半点可能会被持续到2028年3月，也就是中共十五届全国人大召开的时候。 至于对秦刚的党内处理意见何时出台，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说过了参照一下对杨晶的处理过程，对秦刚的调查和处理意见的形成的过程一共需要三、五个月，也是十分正常的。当然，如果最终会被“数罪并罚“的话，那么结案的时间也许会更长。 我们在过去的关于秦刚案的分析文章里，曾经拿中共前国务院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也是因为与情人育出私生子而被判“重婚罪”与之相提并论。 这个在中纪委通报中对受贿为主罪，“涉嫌重婚”只被列为副罪的邱晓华，最终被落实的“受贿”金额只有区区20万元，而且还全都是“私营业主”们给他的发妻所患之疑难病症的寻医找药钱， 以至最高检察院接手此案后坚决不同意按受贿罪结案，只好以重婚的单项罪名判了他一年有期徒刑。而从邱晓华最后一次以国家统计局局长身份对外公开活动到被提起公诉的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是近二、三十年来陆续被“司法处理”的省部级以上党政干部中处理程序最简单，耗时最短的一个。 按照邱晓华出狱后自己的回忆，中纪委对他宣布采取“双规”措施之后，即提醒他“双规”的时长第一期可以是6个月，但6个月后办案人员还可以申请延长6个月。而邱晓华因为“案情简单”，所以第一个“双规期限的一半即3个月的时间都未用完，就已经被移交检察院了。 与当初邱晓华被“双规“的时限所不同的是，如今中纪委和监察委对秦刚的软禁措施如果已经被宣布为”留置“的话，”法定“时限也已经改成了3个月加3个月。即3个月期满时，可因为案情需要而”依法“增加3个月。 以日前刚刚被判处15年有期徒的中共前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为例，他是去年三月下旬被宣布“接受调查”的，到去年9月7日被宣布了党内处理意见，开除党籍、移交司法。前后不足6个月的时间。 现如今，秦刚在没有被对外公开宣布“接受调查”之前，理论上是不能被采取“留置”措施的。 一般情况下，这个官宣接受调查的时间越往后拖，被轻处理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里说的“轻处理”，指的是区别于邱晓华被“移交司法” 的杨晶模式—-只被施以比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双开）要轻一至两档的党纪和政纪处分。 有心的读者和听众不妨拿中共政权对杨晶和对近日刚刚被判刑的沈德咏的处理程序的不同，来预估一下秦刚未来被处理方式的可能性之一。 2022年3月21日，中共对外宣布沈德咏“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这样的表述，等于是直接定性，指明沈氏一定会被“移交司法”。所以他当时他任职的全国政协立刻配合出台了对他的“除名”措施。 当年9月初，沈德咏被宣布“双开”，随即进入所谓的“司法程序“。 2017年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关于杨晶被调查的说法就已经出现。接下来，仍然还出席了十九大的杨晶没有被安排连任中委，当然也不可能连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似乎证明了杨晶“出事“的传闻，但十九大闭幕后的当年11月间，杨晶仍然还曾以国务委员兼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但是，该来的迟早要来，正如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介绍过的那样，2018年2月24日，赶在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的前10天，，中共新华社“受权发布”了“（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杨晶同志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决定”。 请注意，这里使用的“撤销“二字。 也就是在“受权发布“杨晶的行政职务被”撤销“的前几个小时，新华社先”转引“了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网站的消息，说是对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后的处理结果是”决定给予杨晶同志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部长级”。 对比之后不难看出，事实上中纪委当初在宣布让沈德咏“接受调查”之前，即已经将他的问题定性为“敌我矛盾”。而对杨晶的调查一开始便是所谓“同志式”或者说“治病救人”式的，所以在调查期间显然还是允许他带“病“工作，然后在宣布对他进行调查的同时就宣布了党纪和政纪处分的处理结果。 那么，我们假设习近平当局已经内部决定不对秦刚施以重罚，那么因为“秦二世”的曝光也没有可能令秦刚以外交部长身份继续对外活动，所以无论如何先免去他外交部长的“兼职“都是当务之急。 接下来，中纪委和监察委对秦刚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包养二奶并生下私生子的调查，必然会扩大到贪污受贿层面。这是中共各级纪委对每一个被举报婚外情之后又无法帮其遮掩的官员进行调查的必不可少的下一步程序。所以说，对秦刚的调查和处理意见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是十分正常的。未来仅令他秦刚接受杨晶一样的降为部长待遇的下场，不失为一种可能。 但是，也正像笔者过去的文章里已经分析过的，秦刚的事情大概率是因为“看热闹的不嫌事大”而被外界媒体复杂化了。同时笔者也认为秦刚所犯的周恩来所说的“乱搞”的错误已经上升到了不以他本人和习近平意志为转移的“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外交形象、外交信誉”的高度，所以为此恼羞成怒的习近平对秦刚的感情由爱转恨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去年的这个时候习近平对秦刚爱得有多深，如今的习近平对他秦刚恨得就有多切。秦刚当初的“一时快活”把个习近平搞得是要多背运有多被动，用不着在这里过多着墨了。 那么如果是习近平对秦刚由爱转恨的分析成立的话，那么进秦城肯定是秦刚未来的唯一出路了。 笔者在两个月前的《一级大法官沈德咏是否会被从轻发落？》一文中已经介绍过，几年前一位“贪官”亲属告诉笔者，他的那位被控受贿罪的亲人因受贿单项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如今还在监狱服刑。当初此人被中纪委专案组移交给检察院的“犯罪金额”是5百万出头。但到了检察院之后，把他历年来收受过的财物，包括茶叶礼品盒等都按市价算成受贿金额，一下了就过了千百门坎了。更过分的是，比如一个茶叶礼品盒本是10多年前收受的，但却按发现这个礼品盒的抄家时间的当时市价计算成“受贿金额”。更更过分的是，此人被社会上的商人们陆续安排过的旅游度假过程中的机票、旅馆等的开销，也都会被计入受贿金额。 依此类批，仅仅是傅晓田在美国生活期间，以及往返华盛顿洛杉矶专机再加医院产仔等所有开销，无论是由谁买单，最终都被计算成为秦刚的经济犯罪金额，由使馆支付算贪污，其他渠道支付则算他受贿。仅凭这笔钱，就足以让他秦刚进秦城吃牢饭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月5日和6日，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在沙特举行，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派乌克兰问题特使李辉出席了这次会议。之前舆论对中方是否会派人参加普遍持谨慎观望态度。因为此次会议虽说是在沙特举行，但幕后操盘者是乌克兰和美欧等国，而按中方一贯做法，它不会出席一个排斥俄罗斯的国际会议，以免损害俄中关系。此前，中国就没参加6月底的哥本哈根会议，而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南非这几个被认为是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都派人参加了，故李辉这次出席会议，连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都表示，“是历史性胜利和超级突破”。 有人将此和几个中国人驾车去俄罗斯旅游，遭俄海关官员盘查刁难，中国领事馆特意为此发声，和俄交涉一事并提，认为中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和态度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相信这种看法的人似乎正在增多。 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中国的立场就广受瞩目。北京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明确谴责俄入侵乌，它宣称持中立立场，既不站在俄罗斯一边，也不偏袒乌克兰，如果一定要说站在什么立场，中国站在和平一边。但是，北京的这个公开表态也被舆论质疑，认为它中立、谋和谈的背后其实是支持莫斯科。不过，随著这场战争打了一年多，俄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国际上也不时传出中国有意和俄拉开距离，比如在瓦格纳事变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就称，习近平和普京的兄弟情已经见顶，对后者的继续支持对习已无甚益处。类似说法总能得到某种蛛丝马迹的证实。李辉出席于沙特召开的乌克兰和平会议，也给外界此种想像。 但在我看来，作如此解读有些牵强，李辉赴会并不表示中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在进行调整，从实质性的支持俄罗斯摆正到开始支持乌克兰。北京派李辉参会，主要出于三个考虑：第一，尽管乌克兰是幕后的发起者，但主办地在沙特，而且也是沙特出面邀请的，中国就不能不给沙特这个面子。年初中国调停了沙伊复交，沙特给了中国很大面子，两国关系近年来有明显升温，沙特在王储主政下，在外交上愈来愈靠近北京，而北京也要用沙特作为抗衡美国的一张牌，所以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利雅德。一名西方外交官就直白地告诉媒体，选择沙特作为主办地，部分原因是希望沙特说服中国与会。 如前所述，中国向来强调劝和促谈，今年二月还特意发布关于乌克兰和平的12点主张，并随后宣布设立乌克兰问题特使，负责和谈的斡旋事宜。李辉在6月为撮合俄乌会谈还专门到乌、法、波、俄以及欧盟跑了一圈，见了泽连斯基，虽然无功而返。这次会议也是关于结束战争的和平会议，如果中国不去，和之前宣称的和平立场就相冲突，会被人怀疑和谈诚意与努力只是个做样子，实际是站队俄罗斯的。北京当然要避免这种舆论出现。 从此次会议的主旨看，几个核心的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希望利用这个场合，将全球南方国家，至少是其中的重要国家，拉到西方一边，造成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力挺乌克兰的印象和声势，从而让俄罗斯处于一个更不利的境地，同时也为西方对乌支持增加道义优势。俄乌战争打到如今，由于它所造成的外溢效应，特别是粮食和能源危机已波及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俄乌及背后支持的美国都有意见，保持中立，而俄乌双方也正为赢得这些第三势力的支持在国际上展开日益激烈的较量。俄罗斯最近在莫斯科召开了和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峰会，宣布对非洲的粮食援助计画。乌克兰和美欧无疑希望各国能在这次标志性的和平峰会上争取到国际社会对有利于乌克兰的和平条款的支持，届时就能签署解决俄乌冲突的共同原则。 另一面，主办者沙特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纯粹是被乌克兰和美欧“利用”。沙特的目的是通过这次会议，在俄乌战争这个当今全球最关注也最棘手的事情上，凸显中东国家的力量，同时展现沙特在中东及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力。过去中东国家基本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参与和界入国际冲突等热点问题的处理，除非它发生在中东，但现在沙特认为它有这个能力，中东不能老是在国际场域缺席。可沙特也知道，要发挥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不能少了中美来捧场。美国不会缺席，因为它正要利用这个场合，排斥俄罗斯，中国能不能来，就要打个问号。除中国外，沙特要做这个场子，全球其他重要的南方国家，亦不能缺席。所以这次会议，实际是全球南方国家和西方阵营借乌克兰问题争取国际规则权，表面上是美欧要“讨好”前者，实际是双方各有盘算。 对北京而言，沙特是一个重要朋友，以后在伊斯兰世界还要仰仗利雅德，因此，这个面子是不能不给的。中国的自我定位也是全球南方国家，且是领头羊，而在出席此次会议的30多个国家中，包括印度、巴西、印尼、埃及、墨西哥、智利、南非等有影响力的全球南方国家，假如中国不来参会，全球南方国家就缺一只领头羊，因而，中国也要借此场合，和这些国家协调立场，共同确立全球南方国家一致的声音，不被美欧和乌克兰“带偏”节奏。如此来说，中国虽然派团出席会议，但不会接受泽连斯基早前提出的10点和平主张，因为泽氏的主张和北京的主张虽然都打著和平旗号，但本质内容是有差异的。全球南方国家亦不大可能改变它们原先的中立立场，而完全站队乌克兰。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