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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3 日
極權政權一般喜歡以「人民政權」自居，然而，人民在極權政權眼裡，真實地位其實如「芻狗」，在抽象禮讚人民的同時，卻對人民怕得要死，時時刻刻防範人民的不滿，外界從北京當局這次對李克強喪事的處理中，再次看到了這點。 李克強是中共前二號人物，由於他的「平民總理」形象，以及多年來被習近平壓制的狀況，他的突然去世在中國民間引發了一股悼念潮，在其故居和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大批民眾自發前往，用鮮花表達哀思。北京當局雖然不敢阻攔民眾鮮花悼念（因為沒有說得出的正當理由），但在網上，對有關李克強的一切信息，幾乎一律封殺，搞得好像李克強不是中共的前總理，而是黨的政治反對派。當局之所以對群眾悼念李克強非常緊張，原因說來也簡單，嗅出了其中的「異味」，明白群眾不過是借悼念李克強，來表達對當下政治的不滿，矛頭直指習近平，是對習過去10年的統治說「不」，故而，它要防範「別有用心」之人藉此煽動群眾鬧事，唯恐悼念現場失控，出現另一場「四五運動」。 民眾自發悼念，傳遞清晰政治含義 中國歷史上的「四五運動」，今天在中共的敘事中，是作為一場正面的群眾政治抗議而受讚揚的，然而在當時被中共定性為一起「反革命政治事件」。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北京的長安街「十里長街送總理」，但其時中國，已經來到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周的去世成了導火索，不久之後的清明節，全國各地民眾湧向天安門廣場，借悼念周來表達他們對四人幫和毛澤東的不滿情緒，演變成一場實際是反對毛的大規模群眾抗議活動，北京市最後出動民兵、公安和衛戍部隊，以木棒暴力鎮壓了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群眾。「四五運動」可以看作群眾覺醒的一次集中爆發。文革十年暴露出毛的專制統治是多麼的極端荒謬，但也讓群眾的反專制要民主和自由的意識萌發並覺醒，並在悼念周的活動上公開表達出來。這一事件雖然在當時以被當局鎮壓收場，卻也讓黨內高層的反四人幫力量看到民心所向，和毛的極左做法非常不得人心，從而為後來的宮廷政變，逮捕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 李克強在一些方面像周恩來，兩者都被民間輿論塑造為中共黨內的清流。1976年周之死，民眾像失去了魂似的，覺得大廈將傾，國將不國，沒有方向，失去了未來，自發上長安街送行，清明節天安門悼念。今天李克強「英年早世」，民眾除了惋惜，還寄予了更多同情，同情他在過去10年，一直被習壓制，成為中共最憋屈和窩囊的總理。這點和周不一樣，周雖然也被毛壓制著，但毛離不開周撐危局，周的行政才幹和在黨內的勢力讓毛在防範他的同時又必須重用他。李基本被習撇在一邊，好事沒有，爛攤子則要他去收拾，但在收拾爛攤子時並不放權給他。 李克強的去世不像周，沒有讓民眾覺得天會塌下來，然而，鑒於李的清廉和被作為黨內改開和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死還是讓普通民眾特別是黨內精英生出一種中共最後一絲自由之火已熄滅的悲情感，未來茫茫，陷入一個更加專制和黑暗的時期。這點和1976年頗有著相似之處：現實讓人非常窒息，改變現狀的願望非常強烈，因此才會自發去紀念周和李，所要表達的政治含義可謂非常清楚。只不過對周的紀念是詩，對李的紀念是鮮花，在李的故居紅星路，放眼都是鮮花的海洋——正是在此意義上，有評論把這次鮮花悼念稱為「鮮花革命」，因為它讓大眾和統治者看清了民心向背。 當局警覺悼念活動的危險 儘管如此，兩個時期的一個最大不同，就是中央權力結構，四人幫雖然在當時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權力，但畢竟不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而且沒有軍隊的支持；可今天，習不但是最高領導人，且手握各種專政工具，包括軍隊，所以要改變現狀比1976年難得多。另一方面，北京當局亦警覺到了這場鮮花悼念的危險性——在對群眾的政治表達上，專制政權的嗅覺向來是靈敏的，寧願把危險信號誇大，也不放過可能的群眾抗議的火星。就習而言，決不能讓群眾借對李克強的悼念，發展成一場針對他的哪怕是小規模的街頭公然的抗議。如果這樣，表明他的政權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喪失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所以，「四五運動」的場景說什麼都不能在這刻重現。 習近平的擔憂是對的，如果對悼念不加以限制，任由李克強的信息在網上傳播，很可能這種網上對現政權的怨氣會變成街頭的公開抗議。因為很多人認為李克強是被冤死的，當局難脫謀害嫌疑。網上封殺有關李克強的幾乎一切信息，雖然不能阻止人們去悼念他，消除這種猜疑和怨氣，但當局發出的威脅信號民眾接收到了，即借悼念李克強而生事乃至公開在街頭抗議，是不被允許的。 不過，當局雖高度在意李克強去世對黨內外的影響，並千方百計阻止不利於當局的言論傳播和發酵，特別是避免出現群眾的街頭抗議，然而，也是在李去世的這周，在上海街頭，連接幾天出現了以慶祝萬聖節的名義，青年的盛裝出遊狂歡場面。表面上似乎和李的去世無關，甚至在當局看來，允許上海青年的萬聖節狂歡，還能釋放他們對現實不滿的某種怨氣，有利而非不利當局維護當前秩序。但如果考察這場萬聖節狂歡的內涵和它隱晦表達的政治意圖，當局實際並非樂見。 萬聖節狂歡凸顯中國青年仍關心政治 此次上海青年的萬聖節狂歡，展現了中國青年的無窮創意，他們把西方的「鬼節」，過出了中國味道，在這個意義上，可看作是一次文化狂歡。然而實際上，它也是以幽默和狂歡的形式來宣洩一種情緒，一種對過去幾年壓抑的公共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的情緒大宣洩。從流傳的視頻、圖片和參與者的描述看，人們把這幾年的熱點事件和人物化為慶祝萬聖節的元素，有些題材和人物，諸如穿著防護服的「大白」、飄綠的股市走勢圖、「學醫救不了中國人」的魯迅等，針砭時弊的意味很濃，帶有一定敏感性。除此外，甚至還出現了去年「白紙運動」的符號物——「白紙」。這就具有相當的政治敏感性了。現場參與狂歡的青年在那種氛圍下未必能夠感受到此中的政治意涵，但事後當局是一定能夠覺察出的。 相對萬聖節狂歡呈現的具體意象，或許它更大的意義在於，宣告中國青年沒有忘記他們對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關懷和熱愛。曾幾何時，中國青年被看作物質的一代，對公共生活不關心，對政治不熱心不參與，缺乏情懷和擔當，但上海青年用他們的行動和創意打破了這種定見。如果說，去年的「白紙運動」也最先是由上海的年輕人起來抗議，那麼這次萬聖節，就以狂歡形式接續了「白紙運動」上海青年對現實政治的關懷，他們不再把政治視為與己無關的東西，對當局刻意塑造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主題，以一種諷刺作出了表態。和民眾自發用鮮花悼念李克強一樣，這也是一種政治意識的覺醒。 值得一說的還有上海官方此次對上海青年的萬聖節狂歡，表現出的容忍和剋制，相信這和李克強的去世有關。上海官方大概不想強行取締青年的化妝遊行狂歡，因為這樣很可能會讓青年心中對當下生活的不滿情緒無法通過狂歡得以釋放，導致他們的情緒失控，從而在李去世這個節骨眼上帶來麻煩。從這個角度看，上海青年抓住了李克強去世的機會達成了他們的狂歡目的，但這也提醒北京當局，不能讓群眾有集體表達不滿的機會和場合。 民心已變，雖然習近平口口聲聲要以人民利益為重，把中共打扮成唯一代表人民的政黨，但他的所作所為把自己推上了人民的對立面。習也喜歡說，要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然而，民眾悼念李克強的「鮮花革命」和上海青年的萬聖節遊行，非常清楚地告訴習，他不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習想掌控一切，可他又感覺一切都在滑出他的掌控，危險隨時而至，這就是習為什麼害怕群眾悼念李克強的原因。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對比曾經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上就把”當選”中央委員還未滿一年的于幼軍在處以留黨察看處分的同時撤消了其中央委員職務，以及去年趕在二十大召開前幾天才被匆匆宣布終止十九大代表資格和「撤消黨內職務」中央候補委員李佳等人，就應該相信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上是無法迴避對秦剛、李尚福，以及李玉超和徐忠波這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的黨紀處理的。 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二十屆三中全會遲遲不開，是因為經濟還是人事？》已經分析過了政治層面的從今年下半年開始接連發生的外交和軍隊系統的高層人事翻車，或許是導致本應在今年秋季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至今仍沒有動靜的主因。道理就在無論是目前已經沒有了任何行政職務的外交系統的秦剛，還是軍隊系統里目前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李尚福，以及已經被內部宣布分別撤消了火箭軍司令員、政委職務的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當選「的中央委員，三中全會如何能避開他們的問題？ 說起來，在如上四人「當選「（或連任）中央委員才一年時間就又要撤消他們的中央委員職務，對習近平政權來說，實在尷尬。過去多少年來，趕在黨的某屆全國黨的代表大會召開的次年即把才」當選「不滿一年的中央委員給予處分的情況好像只發生過一起，但也只不過是針對一個人。一次就高達至少四人之多的情況是從未出現過的。 回想2008年10月12日閉幕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內容之一是「全會審議並通過中央紀委關於于幼軍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于幼軍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確認中央政治局今年9月5日做出的給予其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這個于幼軍和習近平同齡，是在2012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被宣布擔任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並在此基礎上被安排為十七屆中央委員，據說是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親自提名。當時的外界輿論自然認為這是在為2008年3月國務院換屆鋪路，而且在2008年3月5日開幕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確實也已經坐到了「部長列席區」。 然而，當月17日出台的國務院組成人選名單上，文化部長不是于幼軍而是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蔡武。一時間，有關於幼軍的負面傳聞四起，以致官方新華網3月13日特別在首頁用黑體字標題，推出「新華博友透露：于幼軍未被免職仍是文化部黨組書記」的消息；隨後中組部副部長又到文化部宣布，于幼軍繼續擔任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接下來的故事是，正在輿論界普遍相信文化部是實行了「雙首長」制，所以才有了兩個當屆中央委員分別擔任部長和黨組書記的時候，隨即而來的內部消息證實，正是在當屆全國人大剛剛召開的那幾天里，中紀委接到了舉報于幼軍的「揭發信「。於是中組部請示胡錦濤之後，做出了先讓蔡武出任文化部長行政職務，讓于幼軍停留在部黨組書記職務上等待中紀委」情況落實「的結果的決定。 而當時之所以決定先安排蔡武出任文化部長，考慮因素之一是此人當時已經64歲，如果于幼軍的被揭發材料能夠被中紀委判定「查無實據「，那麼一年之後于幼軍即可自然接替「因年齡原因退居二線」的蔡武。 但是，于幼軍終於還是未能逃過一劫。其十七屆中央委員的職務只擔任不足一年時間。 說起來，這位於幼軍是中共「反腐」史上先後落馬的幾十位在任或退位中央委員中最傳奇，最有「故事」的一個。單說他被審查和處分的經過，首先他是開始接受內部審查之後唯一個被官方宣布仍然擔任著黨內職務的方式對外「闢謠」，以維護其聲譽的一個。其次則是唯一一個雖然最終還是被宣布了黨紀處分，但對於他的「問題審查報告」中卻不公布任何所犯錯誤之內容的。不可謂不草率。 事後，當于幼軍被留黨察看處分的兩年察看時間完成，不久即以副部長級待遇的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副主任職務身份得以復出工作之後，才有內部傳出的消息說，2008年9月召開的那次政治局會議上，就是因為不希望即將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因為完不成於幼軍問題的處理決定而延期，所以當時的中紀委被要求在問題根本沒有查清的情況下根本未給於幼軍本人申辯的機會和時間就草草結案。這就是為什麼三中全會之前根本就沒有宣布過對於幼軍立案審查的決定，三中全會上就突兀地宣布了的中紀委「審查報告」中完全不敢有具體內容。 回想當年的于幼軍的被處分細節，再看如今二十屆中央委員里的秦剛和李尚福等軍方三人，二十屆三中全會的遲遲不開，除了因為對他們各自問題的調查、落實要假以時日，從具體時間安排上來看，為了讓習近平到美國舊金山當面向美國總統拜登遞送「中國願意同美國做夥伴、做朋友」和目前並沒有武力進犯 台灣的時間表的橄欖枝，三中全會自然不會是今11月份的當務之急。 按照中共官媒的預報，從舊金山返回北京的習近平將於本月21日晚在北京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巴以問題特別視頻峰會並講話。此後的習近平似乎暫無出訪計劃，所以本月底的政治局例會應該不會因「故」取消。而本月底的政治局例會若能如期舉行的話，會上宣布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仍然還會趕在今年之內，那怕是12月月底，是很有可能的。 筆者在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的結尾假設了如果秦剛的問題最終只被落實在 「紀法道德操守缺失」一個方面，那麼未來或者還能夠保住黨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屆中央委員職務肯定會在未來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宣布撤消（終止？）。 筆者傾向於相信如今已經被分別撤消國務院領導職務和軍內職務的李尚福、李玉超和徐忠波三個無疑都是因為嚴重辜負了習近平曾經對他們寄於的充分政治信任而令習近平憤怒不已，因而會在被軍法制裁之前先被「雙開」，即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同時剝奪上將軍銜。但為了分析問題的方便，我們這裡不妨假設他們都不是犯罪而僅僅是犯下嚴重錯誤，那麼僅僅從他們已經被分別免去了才擔任時間不長的國務院領導職務和軍內重要職務的表面跡象看，應該沒有連個留黨察看的輕處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凡是被處留黨察處分的在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是要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的。甚至更有連個留黨察看的處分都沒有背上，但也因為犯了錯誤而只是被處以「撤消黨內職務」處分而被從當屆中央委員會中剔除的。較為典型的是第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時任山西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李佳。 1961年出生的李佳從2011至2018年初一直擔任著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書記職務，期間有時是以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身份兼任政法委書記，並在此職務上被連續安排為十八和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大召開時他才51歲，足見當時被中央看好的程度。 到十九大召開時，李佳雖然連任了中央候補委員，但具體職務仍還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和政法委書記任上徘徊。於是中組部給了他一個可以享受正省部級待遇的職務，自治區政協主席。而後又平調為山西省政協主席。 202年8月2日，山西省政協宣布「免去李佳同志政協第十二屆山西省委員會主席職務」，當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決定追認關於撤銷李佳同志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資格」。兩天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表消息說：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對第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山西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李佳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調查。……決定給予李佳同志撤銷黨內職務處分；由國家監委給予其政務撤職處分，降為副省部級；按規定調整其享受的待遇；終止其黨的十九大代表資格；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給予其撤銷黨內職務的處分，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去年年10月12日，也就是離中共二十大召開只有4四天的時間，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宣布「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給予李佳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這裡特別提請注意，就是這個李佳在被免政協領導人職務、和撤消政協委員的政務處分的基礎上，黨內處分僅僅是終止十九大代表資格和「撤消黨內職務」，事實上比「留黨察看」的處分還要輕一檔。但就是這樣，也不能讓他的黨的十九大代表的資格和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職務以任屆期滿的方式自然結束。 對比一下本專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的十九屆中央委員肖亞慶，就會發現雖然肖亞慶的被審查的時間過程和李佳被審查的時間過程相差不多，但對肖亞慶就沒有趕在二十大召開之前，也就是十九屆中央委員的五年任期即將屆滿的時候宣布對他的黨內處分，就是因為二十大召開之前的中央政治局已經內定了對他肖亞慶的黨內處分是最重一檔的開除黨籍。故沒有必要趕在二十大召開之前去撤消他的黨內職務了。 如此說來，在中共二十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才半年多時間就陸續「出事」的秦剛也好，李尚福、李玉超及徐忠波也好，無論日後的黨內的最終處分有多輕，都逃脫不了被踢出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命運。 當然，有一種可能是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總不能一拖再拖，而拖到習近平當局終於認為不能再拖的時間，如上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中的全部或者其中的某一、兩個人的問題還沒有完全查證落實，故無法做出對其進行的黨內處理的終極處分的決定情況存在，那麼對其採取薄熙來模式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這裡說的所謂「薄熙來模式」就是黨內處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終止其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職務。第二步才是黨紀和政紀（軍紀）的終極處理。 2012年4月10日，新華社發表了所謂「受權發布」的重大新聞：鑒於薄熙來同志涉嫌嚴重違紀，中央決定，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請注意，這裡雖然點明了是「涉嫌嚴重違紀」，但仍然稱其為同志。 5個多月後，2012年9月2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處分和開除公職處分；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繼而，2012年11月4日召開的七中全會上對此給予確認。 按照中共相關組織規定，被開除黨籍者只要沒有被同時宣布「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那麼不會有被開除公職（軍籍）者的飯碗不保的下場，比如上次節目中介紹了的肖亞慶。 如此說來，秦剛的未來除了我們上篇文章結尾中假設的最好下場，中間下場就是開除黨籍但不被「移交司法」，所以仍能保住公職人員的飯碗。最次下場當然就是秦剛進秦城了。 至於軍方的李尚福等三人，未來的下場沒有道理會比秦剛來得輕。最大的可能都是開除黨籍、軍籍，取消上將軍銜以及移交軍事法庭。 依照以往的規律，李尚福因為是國務院的副國級，以及中央軍委委員級別，所以日後對他的軍法處理結果應該會公之於眾。 前例之一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此人於2015年4月9日被中共中央先在內部宣布進行組織調查，但此事當時對外並沒有公開。直到7月30日，中紀委網站才公開宣布，郭伯雄涉嫌受賄犯罪，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已決定將其開除中共黨籍，移交最高檢察院授權軍事檢察機關依法處理。一年之後，郭氏被中共對外宣布判處無期徒刑。 再比如2017年8月即被免去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的房峰輝，在十九大上自然中止了其中共中央軍委委員職務，但在2018年1月9日他被公開宣布因涉嫌行賄、受賄犯罪，被移送軍事檢察機關時，仍然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委員。接下來，中共發布了開除房峰輝黨籍，以及「移送審查起訴」的決定。繼而在2019年2月20日，軍事法院公開對外宣布了對房峰輝處以無期徒刑的消息。 至於火箭軍的兩位，很可能會在被宣布開除黨籍和軍籍之後，永不被宣布軍事法庭宣布結果。就如同原武警部隊司法員，在十八屆中央委員和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軍職位置上落馬的王建平一樣。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11月15日，前往美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的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在舊金山的費羅麗莊園舉行了長達四小時的閉門會談。 這次籌備已久的會談未能化解重大分歧，僅在若干領域達成低度共識或協議，包括：氣候合作：加強應對氣候變遷的全球合作；芬太尼：中方承諾遏制毒品芬太尼輸往美國；人工智慧：雙方同意禁止把人工智慧引入核武領域。另外，雙方同意恢復軍事層面的交流與對話，避免誤判。 會談中和會後發表的公報中，雙方一如既往地各自表述。即便定義兩國關係，雙方也表述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競爭「一詞。拜登的說法是：」 美國與中國正在競爭。世界期待美國與中國負責任地管理競爭，以防止其轉向衝突、對抗或者新冷戰。「習近平的說法是」 如果把對方視為最主要競爭對手、最重大地緣政治挑戰和步步緊逼的威脅，必然導致錯誤的政策、採取錯誤的行動、產生錯誤的結果。「。 言下之意，拜登指明：競爭是兩國關係的實質，也是兩國必須面對的現實。而習近平則不樂意提競爭，希望迴避與美國的競爭。因為中方清楚，它並不具備與美國競爭的實力，尤其在創新和科技領域。這方面，美國擁有的制度優勢，正是中國的制度軟肋。 習近平低頭讀稿，幕僚為他準備的稿件中，充滿了對美國的「戰略忽悠「，最具忽悠色彩的一段話是：」 中國從不賭美國輸，從不干涉美國內政，也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樂見一個自信開放、發展繁榮的美國。同樣，美國也不要賭中國輸，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應該歡迎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中國。「 有誰相信習近平這個說法的前半句呢？從不賭美國輸？只要想想中共曾經大肆宣傳的「東升西降「；中共喉舌如金燦榮炫耀的」金句「：所謂中美雙贏，就是」讓中國贏兩次「，意即，讓美國輸兩次。從不干涉美國內政？只要想想中共網軍水軍大舉入侵美國網路如洪水猛獸、以及公然在美國領土上暗設公安分局。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只要想想習近平在莫斯科留給普京的臨別贈言：「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讓我們一起來推動這個變局。「挑戰和取代美國的野心昭然若揭。 倒是習近平這個說法的後半句成立：美國從不賭中國輸，從不干涉中國內政，歡迎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中國。因為，這正是習近平上台前的三十多年間，美國對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公開立場和慷慨支持。 戰略忽悠或戰略欺詐，能否誘使美國重回綏靖政策？能否把中美關係拉回到2012年之前？明眼人都知道，這絕無可能！僅僅是習政權的一廂情願而已。這裡，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習近平可以在中國任何領域開歷史倒車，卻無法讓美中關係開歷史倒車。 美中關係再不可能回到從前。這次拜習會，重大分歧依舊、重大領域並無觸及就是明證。如烏克蘭戰爭和中東戰火，各自感受迥異。至於台海局勢，仍然是各持立場、「一中各表」，毫無交集。拜習會剛剛結束，拜登就在記者會上重申；「他就是獨裁者。中國是共產主義制度，與美國制度完全不同。」這句重申，儼然是對拜習會和美中關係的最好註腳：意識形態的截然相反，決定了美中之間的根本敵對。 值得一提的是，在費羅麗莊園舉行的這場拜習會，屬於非正式會談。這種非正式會談模式即莊園會談模式是由前總統小布希所開創的。作為民主大國，美國政府不便給專制國家領導人以正式禮遇。但中共領導人卻一直單方面期待甚至索要這樣的正式禮遇：紅地毯、三軍儀仗隊、二十一響禮炮、國宴等。於是，小布希開創了莊園會談模式，既避免了政治上的尷尬和不妥，又給了中共領導人面子，任由後者在中國國內做自我宣傳。 小布希任內，在他的私人農莊克勞福農莊接待了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沿襲這一模式，奧巴馬任內，在加州的安納伯格山莊、特朗普任內，在他的私人莊園海湖山莊、以及拜登任內，在舊金山郊區的費羅麗莊園先後接待習近平，均限於非正式會談。 令人玩味的是，費羅麗莊園的座右銘：為正義，愛同胞，過生活，對這場拜習會，似乎有所寓意，或正是拜登對習近平含蓄的忠告和奉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半個月前，李克強的神秘死亡震動中國震驚世界。一方面民間爆發出規模巨大、影響空前、世界矚目的哀悼浪潮；另一方面黨內出奇地死寂一片。中共黨內除了官宣死訊、發布全文照抄李鵬死亡訃告的訃告（僅改幾字）、公告遺體火化外，未見一篇紀念文章，連民間在官宣下的跟帖評論也被封禁。中共黨的二號人物，死的蹊蹺卻又無處尋覓真相，這一切都給中共黨內帶來巨大的衝擊與震撼，特別是上下官員唏噓凄惶、恐懼不安，唇亡齒寒，人人自危。黨內死寂一片，就是這種極度震撼的異樣呈現。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中共許多官員從李克強的命運悲劇中，隱約看到了他們難以逃脫的宿命， 首先，中共「極權統治➕個人獨裁」的制度惡，造成了李克強的總理之「困」，也是中共黨內政府系統負責官員的普遍困境。 中共奪取國家政權後，黨內官員分成兩大類：黨務系統與政務系統。黨務系統管理控制全黨；政務系統管理控制國家與與社會。黨的「領導」就是牢牢掌控國家一切權力和資源；「黨的領導」的人格化體現，即是各級「黨委書記」對人大、政府與司法，實施強力而有效的控制。在黨中央，總書記領導總理；在省里，省委書記領導省長，市、縣依此類推。簡言之，黨務官員是實施中共統治的操盤手，政務官員是維持中共統治的打工仔。這決定了只要習近平想攬權，李克強就無法阻攔。李克強任總理十年，不可謂不兢兢業業。他的同學故友評說：「陪十年小心，一事無成」，「活得憋屈，死得窩囊」。 也確實如此，習近平不斷肢解國務系統的相對獨立完整性，攬奪李克強總理的權力，李克強施政寸步難行。 讓我們回顧一些情況： 習近平上台後，很快以改革名義建立起一批「領導小組」並自任6個小組的組長。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習近平這是「抄作業」——模仿文革時期江青實際操控「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做法。 「小組是中國政治領導體制中的金字塔頂端」，「實際是制定國家重要經濟戰略決策的機構」[1]。習近平以「小組長」身份伸手抓國務院的權力，排擠李克強，逐步將他邊緣化。習近平任組長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主管著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他重用劉鶴而將李克強排除出核心決策圈。這大概是北京人稱曾被習近平重用的魯煒是「網路沙皇」而劉鶴是「經濟沙皇」的緣故吧。反過來，在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和千年大計「雄安新區」的決策以及實施中，人們也從來沒見過李克強有任何參與其間的消息報道。 李克強任總理後的施政藍圖是「在工業化進程中推進中國城鎮化」，其中包含著他所設想的促進改革與發展一攬子計劃。然而， 2013年12月，習近平以黨中央的名義召開中共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剝離出原本由李克強總理掌控的推進城鎮化工作職權和組織架構，將其納入習近平的中央「領導小組」體系之中。這在事實上改變了國務院系統內部的權責關係，李克強被架空——國務院部門不是向總理負責，而是直接向「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負責。 2018年2月，習近平中央全會決定名義，對黨和國家「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進行系統性、整體性重構」[2]，經過一年多的機構合併調整等，把政府的重要而關鍵的部門直接抓在黨中央手裡。 其做法一是將承擔公共行政職能的部門名義上都保留在國務院，但其中關鍵部門，比如財政部、發改委、審計署等，由中央「領導小組」或「中央XX委員會」領導管理。二是，將與中共黨統治有關聯並對統治構成重大影響的部門，合併到中共黨的中央職能機構中。比如人力資源部合併進中央組織部；國家新聞出版署、廣播電影局和中央電視台作為中央宣傳部直接管理的下屬單位等。三是，將此前因各種原因分散為政府有關部門管理的武裝力量，全部整編到中央軍委領導下，中央軍委實行軍委主席一人負責制，即一人獨掌軍權。 總而言之，2018——2019年的「黨政機構改革」 表明，習近平超過了毛澤東，用中共黨的系統及其職能機構并吞政府職能部門，初步而正式地建立起「黨、國一體」的黨國體制及其運轉機制【3】。 習近平這三大步直接分解了國務院權力，李克強成為1978年以後40年里最弱勢的總理。中國經濟決策的大權已不由總理掌握，國務院系統不再是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決策中樞和操作實施中樞，而是被矮化成落實「習近平中央決策」的執行系統， 正因為此，李克強難以提出和制定事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難以調整某些經濟社會政策，甚至連提出「地攤經濟」以緩解底層民眾生計艱難的倡議，都因遭到蔡奇等習近平幫伙的阻攔抵制而落空。 儘管如此，李克強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推進政府改革和經濟發展，做了不少努力。李克強十年堅持不懈抓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放管服」改革。李克強牢牢抓住「按照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 改革 。李克強曾經說過：「對市場來說，法無禁止皆可為，對政府來說，法無授權不可為」[4]。他領導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各級地方政府，清理廢除以往不符合「放管服」要求的政府規章、制度和文件。十年來推進「放管服」改革取得明顯成效：中央各部委共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2183項；各省市區取消調整36986項，全國三分之二的審批被拿掉。十年間，國務院力促減稅降費，取消了61個稅種或收費項目，累計減稅14萬億，惠及10億人；國務院大力扶植中小微企業以及民營經濟，全國中小微企業從1400萬戶增加到5200萬戶。 舉例而言，微信初起時，政府相關部門不贊成放行。李克強頂住了壓力，他說看一看再規範，微信這才得以開放。快遞業剛發展的時候，有些城市不允許快遞存在，李克強強調對新生的事物應盡量秉持「包容審慎」的監管方式，不能一上來就管死。今天，絕大多數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微信與快遞。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強始終盡心儘力而為於維護底層民眾利益，提高民眾收入、改善民眾生活。比如，十年間，李克強力推保障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累計建成保障性住房5900多萬套，讓1.4億低保低收入民眾居有定所。再比如，2015年天津新區發生大爆炸事故，死難者中有不少是「臨時工」，按以往的做法，每個死難者的賠償費最多五、六十萬，是李克強總理力排眾議，將賠償費用提高到了二佰萬。 由於中國政治的黑箱化，以上這些情況幾乎很少為民間所知，體制內人即便清楚內情，但出於自身安全考慮，也不敢隨便議論，更遑論公開言說。基於上述情況，若說十年「一事無成」，是有些冤枉了李克強，李克強盡其所能地在做事，只是他所能做成的事與正常國家情況下的總理權力應該做成的事，簡直無法相匹配。 這種惡制度造成的總理之「困」，是「黨領導一切」的共產極權國家所固有的，習近平上台後實行個人獨裁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困境。就此而言，李克強之「困」非是李克強一人之困，而是中共體制內作為「二把手」官員普遍深陷其中的「困境」。 在中共體制內，一切唯上是從。習近平上台後削弱國務院和總理權力的幾步做法，是自上而下一貫制。從中央到地方，黨的書記權力大大擴張，地方政府權力不斷削減，按照公共管理公共服務所需要的政府獨立行政其實並不存在。 同時，「黨領導一切」就是「控制一切」，「黨」的人格化身——書記——要掌控所有的權力資源，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權和財權。中共中央一直強調「黨管幹部、黨管人才」，具體事務由中央組織部操作。以往中共黨內還有民主集中制，任用重要官員，常委會還有集體討論制度（儘管書記的意見往往權重大得多）。到了習近平時期，越是任用重要官員越是習近平個人考察個人決定，總理幾無用人權。以此類推，地方「二把手」也幾無用人權，即便參加意見也要由書記決定。這就等於各級書記把官員們的官帽子拎在手裡，官員無不俯首聽命於書記。 至於財權，習近平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就等於掌握了國家的財政大權。同樣，地方各級 「書記圈子」的核心人員除了有組織部長，還有財政廳長（局長）。一個地方的財政究竟有多少錢，只有書記和財政局長知道。省長市長等「二把手」是否真知道當地財政有多少錢，取決於他與書記的關係如何。這種情況下，「二把手」即政府首腦，難以獨立處理行政事務，更談不上對一方重大公共事務擁有決策權。 這就註定了「二把手」是「一把手」決策的執行者。並且所有的「政績」都首先記在「一把手」名下，「二把手」只能活在「一把手」的陰影里。「二把手」若能力強、水平高，做成了事還會招來某些「一把手」的忌諱，生怕其功高蓋主。在地方報紙上「一」、「二 」把手的新聞報道和照片亮相度，當地宣傳機構都要小心擺正位置，「二把手」不得蓋過「一把手」的風頭。 「二把手」是否能在一地順利為官，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他對「一把手」的委屈禮讓程度，甚至「二把手」是否有升遷可能，某種意義上也取決於「一把手」對他的評價如何。這就使得「二把手」猶如小媳婦，得處處陪著小心，自然十分憋屈。然而，一旦發生事故或上級追查，政府行政部門官員首先被當替罪羊。當事故或問題的嚴重程度僅用政府部門人員頂責還不足以平息事態的話，那麼「二把手」頂罪就是無可逃避的結局。凡此種種，決定了中共體制內「一」、「二」把手之間普遍存在矛盾衝突。中共黨內所謂強調「團結」，其實際內容就是「一」、「二」把手之間的團結。 這些情況體制外人看不到，體制內人忌諱談。李克強的突然暴斃，出乎意料的引發民間哀悼浪潮，亦引發對李克強的各種評價。客觀地說，民間對李克強的評價不高。這種不高甚至有些不恭的評價卻又與哀悼洶湧浪潮共存於一體，顯得相當奇葩。這其中的緣由何在？確實是「有賴同行襯托」，人們對習近平倒行逆施的強烈不滿，終於找到一個宣洩的出口。 另一方面民間對李克強 「十年一事無成」的評價，更加重了中國政府系統官員們心頭長期積壓的委屈與無奈，李克強的處境其實就是他們處境的集中寫照。在中共現行體制下，任何一個希望為中國民眾干好事、干成事的官員基本上寸步難行，即便他們能到點下船平安著陸，他們也必定以碌碌無為、忙死累死而告終。 （第一部分完） [1]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變遷」，6/25/2014，ren shi.people.com.cn [2] 習近平 ，人民日報2019年7月6日 1版 [3] 毛澤東時期是中共黨和中國政府是各自自成體系的兩個系統，黨對政府的操控是通過向在政府部門派出「黨組」來實現。由此，毛澤東時期中國社會是自上而下三層大的構架：黨—政府——社會，黨高踞於國家（政府）之上，國家高踞於社會之上。習近平2018年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用三手架空政府：用中央領導小組（19大、20大以後中央領導小組逐步改成「中央委員會」）來操控政府經濟財政決策權力和金融管理權力，用黨的機構直接吞併政府部門來掌控政府人事權力。第三，改變武裝力量的管轄權。原先中國武裝力量有一部分歸政法委管：武警、特警、行業警察（森林警、水電警、黃金警、邊防警、消防警、鐵路警等）；只有解放軍作為國防力量歸中央軍委管。19大以後所有武裝力量全部收歸中央軍委統管，中央軍委實行軍委主席負責制，即所有武裝力量歸習近平一人管。 [4] 2014年3月15日李克強答新聞記者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相比於2018年2月對時任國務委員楊晶的撤職處分，上月由中共人大常委會出面」做出對秦剛和李尚福國務委員的免職決定並非正式處分，日後隨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將他們逐出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出籠，他們還將分別受到國家監察委和軍紀委的政務處分和軍紀處分。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為什麼說由人大常委會決定國務委員去留是假「合法」真違憲》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上月24日閉會的中共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第六次會議分別免去了秦剛的國務院委員職務和李尚福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職務。說起來，此二人的國務委員職務都是在今年3月12日被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投票決定」的，自此開始的長達五年時間的任期剛剛完成了7個月零12天就被迫中止了。 這是中共政權自1982年5月4日由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宣布對「國務院組成人員」進行重大調整，增設「國務委員」職務以來，第一次出現將在任的國務委員免職的情形發生。細心的讀者和聽眾或許會提出楊晶的先例。但其實是有區別的。2018年2月的楊晶是被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了撤消職務的決定。撤消職務和免去職務可以被理根據所犯錯誤的程度決定的處分層級的輕重不同，但有時免去職務也被當成權宜之計，或者說是應急措施，並不意味著被免去職務者就已經「平安降落」了。 按照中共人大系統的權威解釋， 免職，即免去職務，指的是依法享有任免權的機關按照法律或制度規定免去公職人員所擔任的職務。針對的是由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任命的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和工作人員，一般是因正常工作變動、離職、退休或因輕微違規違紀需要停止職務的。 撤職，即撤銷職務，是指解除由人大或其常委會依法任命和決定任命的國家機關人員的職務，是對有違法違紀或嚴重錯誤行為的國家機關人員的處置方式。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有嚴重錯誤或違法違紀，不能再擔任現任職務時，由主管機關依照法定程序提請本級人大常委會予以撤銷職務。 總之，撤職是一種行政處分，是一種懲處行為。免職可以是因調動、健康等原因免職，也可以是因違法或錯誤行為免職。依法應該罷免或撤職的不能辭職、免職。 那麼按照如上解釋，是否是意味著如今僅僅是被宣布免去國務委員職務的秦剛和李尚福所犯「錯誤」遠沒有在2018年2月被撤消國務委員職務的楊晶嚴重？ 如果再對照中共其他法律、法規的相關條文，就會發現，當年對楊晶的處分是所謂一步到位，行政撤職實際上已經是終極處理。而如今對秦剛和李尚福的「免去職務」，則可以用老鼠拉木掀，大頭在後頭形容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第五十條規定：「監察機關對經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縣級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公職人員予以撤職、開除的，應當先依法罷免、撤銷或者免去其職務，再依法做出政務處分決定。」 第五十二條規定：「公職人員涉嫌違法，已經被立案調查，不宜繼續履行職責的，公職人員任免機關、單位可以決定暫停其履行職務。 按照中共紀檢和監察部門的的權威解釋，在實踐中，根據相關規定，對有證據證明違紀問題明顯、但短時期難以完全查清的被調查黨員幹部，不宜繼續擔任領導職務的，一般予以免職。實踐中，一般在對黨政領導幹部嚴重違紀違法和涉嫌職務犯罪問題進行立案審查調查的情況下，往往都會由黨組織或任免機關、單位第一時間作出相應的免職處理，這樣既能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又能促使公職人員全力配合審查調查，使案件查辦工作正常進行。 由此可以，正是基於「及時回應社會關切「，當然更主要、更迫切的是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所以才趕在第一時間，由國務院組成人員的任免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出面先行免去秦剛和李尚福的行政職務。而這個免去職務，並非是對他們處分的終結，而不過是對他們處分過程的剛剛開始。 與此同時，他們分別擔任的各自任職系統內的黨內職務， 即國務院黨組成員毫無疑問也已經被先行免去。只不過僅僅是內部宣布，不特別對外聲張而已。還是以楊晶為例。此人自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即已經被內部宣布接受調查。十九大閉幕後的第二天，中組部即派員到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和國務院機關黨組開會宣布，由時任財政部長肖捷接替楊晶的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記和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兩項黨內職務。 筆者為此查找到了澎湃新聞2017年11月1日的一則報道，說的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網站「紫光閣」所屬「工委領導」欄目近日更新後顯示，此前擔任財政部黨組書記、部長的肖捷已於2017年10月任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記，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副秘書長。 也就是說，楊晶的黨內職務是在他被宣布撤消行政職務的前三個月即已經被免除了。 當初對楊晶的處理過程，顯然是因為案情相對簡單，調查的速度相對較快，所以對他的處理就採取了一步到位，把人大常委會對他的撤職決定和中紀委及國家監委對他的行政撤職、留黨察看及降為正部長級待遇的黨、政處分同時宣布。 而現如今無論是對秦剛還是對李尚福的處理，顯然是採取了兩步走的措施。這反而證明了無論是他們中的哪一個，問題很可能只會比當年的楊晶更嚴重，未來的受處分程度當然也只會更嚴厲。 需要強調的是，上月24日閉會的中共全國人大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同時也還「經表決免去李尚福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職務」。 這裡的所謂中央軍事委員會，具體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委員會」，在中共話語體系里也簡稱「國家軍委」。它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雖然只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但程序上是分別需要在黨的中央全會和全國人大的全體會議上產生。所以，李尚福現在雖然已經被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踢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但截止目前他仍然還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關於對政務高官先免去行政職務，日後再進行「政務撤職」和黨紀處理的例子，國務院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黨組書記、部長肖亞慶較為典型。 關於肖亞慶「出事」的消息是去年7月間先被境外媒體透露出來的，不出幾天即被中紀委和國監委的網站發文證實。去年7月28日我們自由亞洲網站刊登《中國工信部長肖亞慶被查 官員出事真相難覓？》。文中說：中紀委周四通報，中國工信部部長肖亞慶涉嫌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當局調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通告里，肖亞慶被稱作「同志」，而其他幾位近期被查的中管幹部的通告中並未使用「同志」二字。此外，肖亞慶並不像其他幾位幹部被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只是涉嫌「違紀違法」。 該報道中引述旅美憲政學者王天成的話說，「按照中共意識形態，說他是『同志』意味著這是人民的內部矛盾，還不是專政對象，也可能就不會受審、不會坐牢，但後期會不會把這兩個字去掉，我們目前就不清楚了。」 自由亞洲網站刊出如上文章的次日，工信部官方微信發布消息說：2022年7月29日下午，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同志出席工業和信息化部領導幹部會議，宣布中央決定：金壯龍同志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書記，肖亞慶同志不再擔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書記職務。 肖亞慶的黨內職務被免去的一個多月後，去年9月2日閉會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六次會議決定了兩項人事任免，其中之一是決定免去肖亞慶的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職務，任命金壯龍為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 由人大常委會宣布免去肖亞慶的國務院部長職務之後又過了3個半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於去年12月19日刊登消息《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黨組書記、部長肖亞慶受到開除黨籍、政務撤職處分》。消息中不再稱肖亞慶為「同志」了。因為雖然確如我們自由亞洲此前報道文章中所推測的，無需坐牢，但「同志」是黨內稱呼，開除黨籍了當然就不再是同志了。 這則報道中說：經查，肖亞慶背棄初心使命，喪失政治意識和黨性原則，無視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紀法底線失守，親清不分，違規收受他人大額錢款。 肖亞慶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廉潔紀律，並構成職務違法，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性質嚴重，應予嚴肅處理。鑒於肖亞慶能在較短時間如實說明本人違紀違法事實，認錯悔錯，全額退繳違紀違法所得。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對其可予從寬處理。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肖亞慶開除黨籍處分，由國家監委給予其政務撤職處分，降為一級主任科員，辦理退休手續。 關於李尚福下場的預測，留待下篇文章進行。本文先類比肖亞慶，看看如今也是先被免職的秦剛，日後是否能夠被習近平政權宣布「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對其可予從寬處理」？ 本月4日，中國紀檢監察雜誌官方網站刊發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央外辦紀檢監察組組長張際文的署名文章《以深入調查研究推動防範化解對外工作領域風險》，引起外界強烈關注，特別是針對其中「外交外事幹部是對外工作的主力軍，處在對外交往特別是與西方敵對勢力鬥爭博弈的前線，被滲透策反和拉攏腐蝕的風險相對較高」這一段內容。我們自由亞洲網站隨即發表的分析文章中就說過「網友普遍猜測，此文與深陷緋聞的前中國外長秦剛落馬事件有關。」 《聯合早報》當時發表的分析文章也認為中紀委文章內容有針對性也有所指，應該與秦剛被免職有一些關聯。 該報的分析文章還引述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唐任伍接受採訪的內容，說是中國外長和防長被免職史上罕見，儘管表明中國反腐的決心和力度，但在制度建設上仍任重道遠。外交戰線是中西方目前博弈激烈的重要領域之一，外交官員不僅代表國家形象，還掌握很多國家機密，在與外國人接觸中稍有不慎可能被探聽情報，導致政經軍事相關機密被外泄。中紀委發表最新署名文章可能表明泄密並非個案。 筆者9月1日在本專欄發表的《從中共前駐韓大使李濱曾被”性勒索”聯想到秦剛在美”失足”的可能後果》一文中即有分析說：秦剛在去年被預備成為新任中央委員和新任國務委員的過程中，向「組織上」隱瞞了他有一個懷了他孩子的情婦正在美國待產的「個人情況」。但當時的美國情報機構對此毫不知情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在此前提下，秦剛是否因此受到美國情報部門的敲詐，應該是秦剛二奶在美產仔東窗事發之後被習近平當局審查內容的重中之重。 秦剛當時任大使的中共駐美國大使館，正是張際文文章中所說的「與西方敵對勢力鬥爭博弈的前線」，放眼全球，沒有比這更「前線」的了。那麼當時的秦剛是否「被滲透策反」了，中共當局雖不可能對外公開這方面的審查結果，但我們外界還是可以從未來中共當局對他處理的寬嚴程度上判斷出個大概。 說起來，張際文身為中共中央外辦的紀檢組長，他的文章所羅列的內容應該是總結性的，與秦剛當然有關，但也並非完全針對秦剛一人。而能夠與外界已知的秦剛所犯「錯誤」內容聯想到一起的被張際文文章所羅列的內容更有如下一段：幹部出訪、駐外期間違反外事管理規定的情況仍個別存在，「八小時外」律己不嚴、紀法道德操守缺失的風險較高。 如果秦剛的問題最終只被落實在 「紀法道德操守缺失」一個方面，那麼未來或者還能夠保住黨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屆中央委員職務肯定會在未來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宣布撤消。與此同時，中紀委也應該會宣布一項對他的政務處分決定，諸如降為副部長級待遇之類。
這次來之不易的拜習會，美國開出的那張龐大菜單有實有虛，都有收穫。簡言之，美中關係回到美國前議長南茜·裴洛西訪台事件發生之前狀態，比如恢復兩國軍事溝通（裴洛西訪台之後中方宣布停止）、中國停止芬太尼出口美國、外加最近增加的AI對話。氣候議題合作，中國從來就沒拒絕過。以巴戰爭、俄烏戰爭及世界和平方面，本來就是「溝通」。最大的成功，就是雙方恢復了接觸，回復到「一切都可以談」的狀態。本文只分析與台灣相關的資訊，拜登關於台灣的講話不多，關鍵就兩句，但台灣未來這隻球，已經踢到台灣人民這裡。 習近平與拜登關於台灣的公開說辭 根據公開信息，兩國元首在台灣問題上並沒有任何突破，雙方各自重申立場。但對台灣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兩人會見時的表態，而是眼前台灣兩個月後將揭盅的2024年台灣大選。 習近平指出，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中方重視美方在峇里島會晤中作出的有關積極表態」，希望美方言行如一，「將不支持『台獨』的表態體現在具體行動上，停止武裝台灣，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拜登在峰會後的記者會上答覆記者問題時表示，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路透社引述美國官員表示，拜登在峰會中「強調了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這位官員表示，拜登還要求習近平尊重台灣的選舉程式。 雙方表態中，只有要求習近平尊重台灣的選舉程式以前未曾出現過。「程式」二字用在此處，大有講究。往淺層次理解，是希望台灣選舉能夠像以往一樣正常進行。但這點真不需要美國總統拜登操心，台灣選舉日投票過程的公開透明、一人一票、多重防範做弊，是美國應該學習的台灣經驗。往深層次理解，可做如下理解：只要中共對台灣選舉的干預不是台灣憲法規定的程式之外的動作，美國沒有立場干預。 從台灣這兩個月關於「藍白合」的輿論來看，學界媒體均無人提出政黨聯合執政違法違憲的說法，大概算不上違背選舉程式。如果有釋憲專家這時候慧眼識法，尋找出依據，倒是大好事一件。 但是，台灣選舉形勢的急變，就發生在習拜會前一天——都是11月15日，但因時差，台灣時間早於美國西部時間一天，就在習近平飛往美國舊金山的同時，一直未成的「藍白合」終成。 馬英九出面促成「藍白合」 自10月以來，國民黨和民眾黨就聯合競選總統一事進行了數次談判，這在台灣被稱為「藍白合」，但兩黨未能就誰是總統候選人、誰是副手達成一致。11月15日，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總統參選人侯友宜與民眾黨主席、參選人柯文哲舉行協商會議，在馬英九主持下，國民黨和民眾黨在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協商之後，就如何安排正副總統人選搭檔，達成以民調決勝負的共識。 這場趕在Dead Line之前的重要協商在台北馬英九文教基金會舉行，協商的見證人是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兩黨達成六點共識，其中最關鍵的是表示同意通過11月7日至17日進行的民意調查來決定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的組成，由馬英九前總統、國民黨、民眾黨各推薦一位民調統計專家。結果將於11月18日公布。 在此前的民調中，現任副總統、執政黨民進党參選人賴清德幾乎一直位居第一，最近最高的一次民調甚至高達39%，如果是三方競爭，賴清德勝出沒有懸念，但國民黨和民眾黨的聯合，則可能對其領先地位構成挑戰。 台灣中央社發布的兩黨合作檔案顯示，雙方約定如果大選獲勝將「成立聯合政府」，「除國防、外交、兩岸由總統決定，其餘部會原則上依各黨派立委席次分配，民眾黨主責監督制衡，國民黨主責建設發展。」 北京插手有如鴨子划水 勁使在水面下 馬英九這次出面並非自選動作，台媒已經有分析：藍白協商共識出爐後，各界看法不一，國民黨發言人、立委參選人林家興表示，今次藍白合協商成功，政黨輪替露出曙光。民進黨立委林俊憲則放言，「拖了三個多月，結果馬辦執行長去一趟北京，兩周內迅速搞定，最後決定權居然還回到馬英九手上。一人分飾兩角的操偶師終於要現身了嗎？精彩啊！」 11月15日，柯文哲在藍白合協商條件後，被指「讓太多」引起其基本盤不滿。當日傍晚柯赴《新聞面對面》接受專訪時，相關議題成為被拷問的焦點，談到選戰中抹紅的行為，他認為不用去指控每個人，講得好像是中共的下線、代理人，但若要問美中會不會伸手進來，他則公開講「我剛才上節目，進來第一通電話是AIT（美國在台協會）打來的，叫我們去解釋藍白合有沒有大陸介入」，他已請民眾黨秘書長前往解釋，直言這就是台灣作為小國的困境，公公婆婆太多，只能夾在中間看怎麼辦。 從旁觀者而論，中美兩國干預選舉，美國主要表現在為哪位候選人背書，中國則一杆子插到底，審時度勢，相機而入。近兩年以來，在台灣問題上，對美國是以不變應萬變；對台灣則有如鴨子划水，勁使在水面下。遠的不說，就以今年幾件事觀之，出手時間挑得正好： 郭台銘插一橫杠，要出來競選總統，分了國民黨的票，中共暗示勸退未成，隱忍很長時間，在關鍵時刻一擊，讓郭服軟退出，為「藍白合」掃清障礙。 這次「藍白合」也是關鍵時刻出手。馬英九秘書多日前已從北京領命歸台，但出手時間選在拜習會當天（時差原因相差一個工作日）。 台灣為這場選舉已經熱身了一年半之久，兩個月之後，結果將揭盅。蔡政府執政兩屆，頗見成效的是「進步主義」政策的貫徹，這本來就對賴清德形成拖累；再加上今年9月超思公司的臭蛋事件影響惡劣，這導致民進黨最大的優勢只餘反共反統。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前提本來就是中國大陸使用武力統一，不包括和平統一。此次舊金山APEC拜習會後，拜登那句關於「程式」的表態，意味著球已經踢到台灣人民這裡。 希望台灣人民能夠在2024年1月台灣大選之前多思慎思，在選舉日那天踢好這關鍵一球。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7月15日，美中兩個超級大國的領袖在舊金山郊外一座幽雅的花園洋房長談了四個小時。對這次會談本來期望值不高的各方來說，結果還說得過去，至少沒有失敗。 美方不能指望北京放棄支持俄羅斯，更不能讓習近平去譴責哈馬斯，在中國的「核心關切」台灣問題上，美方也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軍援。至少，按照事先預計的路數，也就是做到管控雙邊關係，至少暫時管控住了。恢復軍事交流，避免擦槍走火；中方還同意採取 「一系列重大措施，與美方合作禁毒。還有些可人的花絮，比如習近平暗示熊貓外交繼續，這讓不久前把所有大熊貓送還中國的一度失望的美國人又有了期待。 總之，談了四個小時，中間小範圍用餐，兩位領袖還抽空在花園小徑散步，幾十米外的記者們看不清楚他們說了什麼，北京之春榮譽總編胡平評論：「兩人散步說話，連翻譯都沒有，可是大家都知道這兩人，一個不會中文一個不會英語，一個不懂中文。」幸虧這段路不長，象徵性地走走就行了。 這件受到全球矚目的拜習會結束了，連拜登本人都認為「取得了很大進展」，可能拜登原來定的目標不很高，只要習近平能來相會，已經是一種「成功」。況且，美方「護欄」計劃的核心項目之一—軍事交流，習近平也同意恢復。想想幾個月前，雙邊關係劍拔弩張，兩位如今能這樣禮貌地坐在一起談論，從純粹外交的角度看，說取得進展毫不為過。 會晤結束了，除了官方的通報，人們還能記住什麼呢？法新社列出了拜習會談時說的幾個「警句」：習近平對拜登說：「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共同發展」，法國政治學者尼凱評點，習近平幾年前說太平洋，現在變成了地球，對北京來說，「中國夢」就是被華盛頓認可為第二個「大國」，讓G2回歸。 「警句」還有，拜登說他和習都同意，「我們可以隨時打電話」；還有，拜習閑聊時，拜登預祝習的妻子彭麗媛「生日快樂」，習近平似乎有點尷尬，回應：「太忙，我忘了」，感謝拜登提醒。原來，拜登和彭麗媛的生日都是11月20日。 真正的「警句」是在兩人峰會之後舉行的新聞會上，有記者問拜登，還認為習近平是一個獨裁者嗎？拜登回答：「他就是」，拜登解釋說，「他是個獨裁者，從他是掌控著一個共產黨國家的角度來說。他們的政府形式和我們的完全不一樣。」 這句話當然讓北京很惱火，中國人權捍衛研究與倡導協調員威廉·尼（ William Nee）X上寫道： 「把習近平稱作獨裁者可能是實際正確的，但從外交的角度看，這沒什麼幫助。」 法國費加羅報發表文章問道：「這是拜登的又一個外交口誤嗎？」「一位總統應不應該這樣說？」文章說，「假如你認為這是口誤，卻是拜登的拿手好戲。但卻成了白宮顧問們的噩夢，他們不得不提供售後服務」。 但這真的是失誤嗎？美國參議員泰德-考夫曼（Ted Kaufman）告訴路透社記者，拜登 「一直以直言不諱而著稱」，早在他入住白宮之前就已如此。現在，一言九鼎，有時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拜登對外交需要清晰且深思熟慮的表述深有體會，他曾多次自嘲地對對話者說：”沒有人懷疑過我說的是真心話，問題是有時我說的都是真心話。 人們很容易把這些話當作口誤，甚至失誤，尤其是總統的對手嘲笑其年事已高。其實，拜登6月份已經說過習近平是獨裁者了，北京當時極其憤怒，但這並沒有擋住拜登星期三再說一遍。 2022年5月，拜登回答媒體說，如果中國一旦侵略台灣，美國會軍事干預，打破了美國在對台問題上的「戰略模糊」，白宮官員下來「修補」，解釋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變。當年9月份，拜登再次重複，當CBS的記者詢問，如果中國出兵侵台，美國是否捍衛台灣，拜登肯定地表示，「是的，假如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攻擊。」白宮再次出面淡化：「一個中國政策未變」。 拜登評論習近平的「老朋友」普京也是直言不諱：2022 年 3 月，在俄羅斯侵烏一個月後，他在華沙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對準了普京：”看在上帝的份上，這個人不能繼續掌權”。白宮的一位顧問趕緊熄火，說總統的意思是 “不能允許普京對他的鄰國行使權力”，而不是呼籲 “政權更迭”。幾天後，拜登再次發難。他堅持說，”我不收回 “這些言論，”我也不道歉”。他補充說：”我只是在表達我的憤慨：他不應該繼續掌權，就像壞人不應該繼續做壞事一樣[……]，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從根本上改變政策」。 看來，拜登說習近平是「獨裁者」並非偶然。北京的反應可想而知，外交部發言人不點名譴責：「這種說法是極其錯誤的，是不負責任的政治操弄。」感覺比前兩次的反應有所淡化，也許可能是習近平人還在美國的緣故？ 從新聞會場面看，記者提問時，台下的國務卿布林肯顯得很不自在，擔心拜登「舊病複發」，瞬間，拜登那句話脫口而出……。不過，還沒有看到白宮方面出面稀釋或者淡化，可能是拜登說的太實在了，挑不出任何毛病，就像他自嘲的：”沒有人懷疑過我說的是真心話，問題是有時我說的都是真心話。 周四記者追問布林肯的感想時，他表示中國應該期待可能令其不快的坦率言論。他說：”很顯然，我們將繼續說中國不喜歡的話，做中國不喜歡的事。正如我猜測中國也將繼續做我們不喜歡的事，說我們不喜歡的話一樣「。 從外交角度來看，拜登的話有點衝撞，可能習近平也慢慢習慣了？而且，對北京而言，現在更緊急的事務是爭取更多的空間來緩和自己內外交困的局面。 所以不難理解，中方為什麼高度評價拜習會，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周四稱其為「中美關係發展史中的里程碑」。
中國的經濟困境有解嗎？有些朋友說無解，有些朋友說有解。那就是推翻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法制。這是所有解決困境的前提條件，舍此別無它法。 為什麼這樣說呢？那是因為按照中國的經驗，兩千多年來就知道，只有市場經濟才是正常發展的不二法門。而市場經濟必須的條件之一，或者說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公開透明，而且有被嚴格執行的法律環境。 因為市場經濟的優點，或者說它的活力來源，是每一位參與者根據變化的情況做出的決定。這種決定更能夠適合千變萬化的市場，因此是更加正確的決定。這樣的經濟體制註定會優於任何其它體制，獲得最好的發展 — 不僅僅是發展的速度，而且是發展的質量。 由於市場經濟需要每一個個體自主和隨時做出自己的決定，就需要公開的、一致的法律保障；需要官方的職能從發布命令指標，轉變為公平有效地執行法律。中國的政治理論從公元前就主張無為而治，說的就是讓市場的主體們自行決定，而不是政府過多地干預。這是從那時開始，中國經濟發展加快速度的主要原因。 也是從那之前人們就發現，這種市場經濟模式最需要的，不是王公貴族和國家發布的命令或者計劃，而是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法律。在公平有效的法律保障下，由每一個主體做決定總是優於少數人的決定，也就是所謂的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這就是過去的兩千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走在了世界前列的原因。這也是歐洲國家在最近的幾百年里，迅速趕上並超過中國的原因。 中國傳統的發展模式，之所以被西方國家迅速超過，原因主要是法制不完善，專制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的結構不匹配。專制政治的基本規律就是法隨言出，而不是法律固定，不隨官員們的意志為轉移。雖然國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政治現實卻是官員個人的意志，決定了法律有效與否。這種體制不但隨時降低了市場經濟應有的效率，而且給官員們的腐敗，創造了最好的條件。 中國現代隨著經濟發展而愈演愈烈的腐敗，就是由一黨專政給腐敗創造了條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趨勢。既然體制給了最好的條件，腐敗自然就順勢而為，遏制不住了。兩千多年來的專制政治不是沒有治理腐敗。之所以一直都不成功，就是因為專制和法治無法兼容。雖然監察機構疊床架屋，但是專制的官場無法自我監督，所以永遠也不成功。 民主國家的法制之所以更加成功，就在於法制體系脫離政治，多黨政治保證了有效地監督，官員們不能違法行政。市場的個體們的法律地位有了保障，經濟發展才能獲得更高的效率。這就是民主法治的市場經濟，相對於專制政治下的市場經濟的最大區別。 鄧小平的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所謂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從蘇聯的農奴制模式，進步到了中國傳統的專制政治管制下的市場經濟。之所以越來越不成功，是因為這種模式相對於民主的市場經濟，缺乏法律保障，同時給腐敗創造了更好的條件。腐敗本身就是經濟正常發展的障礙。 胡耀邦在幾十年前就有一番慨嘆：為什麼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措施，我們學來就變了味兒呢？他沒有想通的道理就是：西方的好經驗是在民主法治環境下積累的經驗，中國在缺乏民主法治的環境下抄襲人家的經驗，自然就是邯鄲學步，東施效顰，變了味兒了。 所以學習就要老老實實地學，全面深入地學。抖小聰明沒有用。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按照慣例，中共某屆二中全會完成的當年九至十一月會召開三中全會，以完成全體中央委員對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年檢」。而二十屆三中全會至今未尚未公布即將召開的時間，原因為何？ 外界已經有媒體注意到，除了二中全會，其他的某屆某中全會大都是在每年秋季的九至十一月份召開，但是，正常情況下應該已經召開過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卻至今沒有動靜。 筆者查證了一下，自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至今，召開時間最晚的一次中央全會是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具體時間是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不過，這一年召開過兩次中央全會，十三屆六中全會是在這一年的3月9日至12日召開的。 依照中共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在大會上產生出來的中央委員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會議上要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接受監督。」 按照中共十三大之後的慣例，每次黨代會閉幕的當天就會開始舉行一中全會，二中全會都是在次年春召開，主要議程是為隨即召開的「兩會「確定人事議項。而接下來的三中全會，都是在歷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次年，也就是二中全會召開的當年晚些時候召開的。這是因為雖然這一年已經召開了一次中央全會，但這一屆中央政治局在已經運作了一年時間的情況下，是需要以」報告工作」的形式去接受全體中央委員的「監督」的。 不過，習近平已經打破過一次這樣的「慣例「，那就是五年前的十九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是在年初而不是在當年晚些時候。 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開始後，在十九大召開的次年初，也就是趕在當年「兩會」換屆之前，接連召開了兩中次中央全會，其中2018年1月19日召開的十九屆二中全會專門討論為國家主席終身制提供「法律依據」的憲法修改， 2018年2月26至29日召開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是專門討論國家政權的人事議項。 早在2018年2月底，筆者即在本專欄發表了《到底為什麼要「提前召開」三中全會？》，文中介紹：如今趕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和十三屆全國政協召開之前居然「提前召開」三中全會的「不尋常」舉措，自然會召至外部評論界的強烈關注和質疑，「陰謀論」之說甚囂塵上……。 不過，現在看來，筆者當時這篇文章的標題應該改成「到底為什麼要趕在」兩會」換屆之前接連召開兩次中央全會」。 轉眼到了今年春，於2月26至28日召開的二十屆二中全會上，照例是通過了「擬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和擬向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推薦的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德國之聲早在1個多月前即開始提出的質疑：「時間已到10月，但是關於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外界沒有聽到半點信息，這是頗不尋常的，以致許多人懷疑習近平是否會召開這次全會。」 該質疑文章中說：總遲遲不公布會議日期。中共這樣做，大概出於保密的需要，好像提前多天公布會議時間，會把會議的機密泄露出去。這是一種典型的秘密會社的做法，不是一個現代政黨尤其執政黨所為。但中共越是表現出不讓外界知道的樣子，反越勾起外界的好奇，人們懷疑這裡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很容易導致外界對一些現象的誤解。 比如，前段時間有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的話爆料，習不按慣例召開決策會議，他兼任的一些小組幾年時間也不舉行一次會議，就是一個空架子。爆料者以中央深改委和政治局會議為例，稱它們召開次數不定，有時該舉行不舉行。如果平時不是對這些會議特別關注，確實會得出這個印象……。 不過，德國之聲的這篇文章強調說：習是個特別在乎規矩的人。習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我們先不看這個治理現代化裝的是什麼內容，但它必定意味著做事要有一定之規，才可稱之為”現代化”……。習強調”法治建設”和”政治建設”，前者針對整個社會，後者針對黨，它們的共性是建規立距，有章可尋。 因此，該文章作者的結論是：習自己不能帶頭違反他定下的政治規矩。他想三連任，也須先把國家主席任期制廢了，而不能在憲法規定不能三連任的情況下強行連任。就此而言，習也受政治規矩的約束，不能做到真正的隨心所欲，想怎麼方便就怎麼做。黨章是有明文規定的，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由於今年2月舉行了二中全會，如果三中全會在餘下的三個月不召開，也說得過去，沒有違反黨章。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也意味著如有必要，一年可以舉行兩次乃至三次全會。不過，如果真舉行三次全會，則表明黨內一定出了大事需要解決，故一般情況下中央全會不會舉行三次，而兩次是完全可能的。這樣來看，11或者12月舉行三中全會的概率很高。假如不舉行，就得等到明年，最晚明年年中要舉行，否則，也說明黨內出了嚴重問題。 而外部媒體再此關注二十屆三中全會「難產」原因的代表作，則是本月11月9日，《日經亞洲》前中國分社社長、現《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中澤克二專題文章，其立論是放棄「李克強經濟學」限制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選項。隨著領導人尋求其可以吹噓的成就，關鍵的經濟政策會議被推遲。 這裡說的「關鍵的經濟政策會議「即是指三中全會。 這位中澤先生曾在中國擔任7年特派記者，期間升至中國分社社長，並且是2014年范恩-上田紀念國際記者獎獲獎人。按照一位曾經在中共前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手下擔任過秘書的人士介紹，即使在中共政權內部的「謀士「們，也都挺佩服這位中澤先生分析中國問題的」獨（毒）到「。 中澤的文章指出，按照慣例，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代表一年後召開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超過350名高級黨員聚集在北京參加會議，為國家經濟政策制定基本方向。但距離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過去一年多，三中全會的日期還沒有公布，甚至在10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宣布。 中澤的文章中認為：這一推遲是在中國經濟陷入困境之際——或許正是因為如此。這是否意味著習近平政府放棄通過調整政策來改善局勢的努力？不，不完全是。不能召開如此高規格的會議是有原因的。 一位在國內外關注中國經濟政策約40年的專家將目前的延遲歸因於10年前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要決定尚未實現，這是黨內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第二位專家說，上個月因心臟病發作去世的李克強在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發揮主導作用，確定中國的基本經濟政策方向。該專家說：「人們現在可能已經忘記了，但那次會議決定的方向是所謂的『李克強經濟學』。」那次會議是在中共十八大宣布習近平為中國的頭號領導人、李克強為中國的第二號人物之後一年舉行的。這次的三中全會通過的政策旨在指導未來10年的經濟發展。會議發表公報，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表述：「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據官方媒體報道，與會者「聚焦於經濟體制改革，同時強調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 中澤認為，（此後，）中國的經濟政策與2013年制定的方向背道而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策被拋在後面……。從過去十年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黨內一致通過的經濟決策，最終也可能得不到執行。現在，中國經濟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的陣痛之中。由於中國大型房地產開發商中國恆大集團和其他企業面臨財務困境，確定（如今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日期變得異常困難。（沒有了李克強和他的經濟政策主張的）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將無法開出任何藥物來緩解困擾中國社會的重大經濟問題。如果匆忙召開三中全會，結果卻沒有採取有效措施，這將在國內外被視為令人失望的結果，並有可能使經濟更加悲觀。簡而言之，這樣的會議可能會適得其反。 中澤先生同時也認為：當今中國的動蕩不僅限於經濟政策；這在政治和外交領域也有所體現，比如秦剛和李尚福接連被免去外交部部長和國防部長的職位。秦剛和李尚福還曾擔任副總理級國務委員。作為一項被廣泛視為權宜之計的舉措，中國最高外交官、秦剛的前任王毅兼任外交部長。但是國防部長和兩個國務委員的職位仍然空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習近平政權「空手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只會凸顯中國的不穩定。（習近平政權）別無選擇，只能謹慎從事。 中澤先生的這篇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回顧和介紹了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十年來，特別是後五年來在經濟政策方面是如何的倒行逆施和如何的對李克強實際經濟主張的全盤否定，以證明三中全會不能如期召開，經濟是主因。但筆者恰恰認為首先是李克強的去世，與三中全會遲遲未能召開甚至是還沒有內部決定什麼時候召開完全沒有關係。依習近平的冷血。假如是包括中央全會在內的某個習近平親自主持的中共高層會議正在召開期間突然傳出李克強猝逝的消息，他習近平肯定會是不動聲色地繼續主持會議並令這個會議如期完成。 其次，習近平從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角度的倒行逆施早已經是他的既定方針，無需以一個中央全會「決定「的形式進行具體的解釋，無論李克強在世與否，遲早都要召開的三中全會的主要內容從經濟層面講，至多就是一個提交一份幾天才在深改委會議上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並以中央全會決定形式昭告全黨全國。 而政治層面的從今年下半年開始接連發生的外交和軍隊系統的高層人事翻車，應該是導致三中全會遲遲不能召開的主因。道理很簡單，無論是外交系統的秦剛，還是軍隊系統的李尚福、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當選「的中央委員，其中，秦剛是首任，李尚福是連任，李玉超和徐忠波兩人則是從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遞升。而對此四人的黨紀處理，應該成為三中全會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按照中共今年1月才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的相關條文，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可以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可以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做出的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處理決定予以追認。 也就是說，無論是在位的中央委員還是候補委員，即使不是犯罪而是犯「錯「，只要其」錯誤「的嚴重程度達到了可以被處以留黨察看者，對其處分的決定就必須經過中央全會的程序運作，無論是直接決定還是」追認「政治局會議已經提前做出的決定。 如上所列的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到底是犯罪還是犯錯，本專欄的下篇文章會有詳細的介紹和分析。而現在只假設他們四人都只是犯錯，那麼從目前的跡象看，應該沒有連個留黨察看的輕處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在他們的行政或者軍內職務已經被免除的前提下，其二十屆中央委員資格不被撤消的可能性應該沒有。三中全會之所以遲遲還沒有召開，有可能就是因為將要提前印發給全會的對這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的處理決定，還在等待對他們所犯罪行或者「錯誤」 的審查報告的完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