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清潔護理：守住體面，讓居家長者自在清爽安度日常
2026 年 8 月 6 日
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歷任局長們，有如周小川、易綱、潘功勝這樣榮升央行一把手甚至官拜副國級者，但也有如朱小華那樣身陷牢獄、家破人亡，以及李福祥那樣精神崩潰，跳樓自殺者。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曾經被盛傳是央行行長接班人的朱鶴新為何只接掌了外管局？》，介紹了因為在整個央行系統除他以外居然再無一人進入二十屆中委或者候補中委序列，所以朱鶴新央行和外管局系統的行政職務一經正式由人大常委會對外宣布，他朱鶴新在央行副行長中排名第一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別看他朱鶴新的貌相比潘功勝老上許多，但事實上他朱鶴新的年齡比新任央行行長潘功勝年輕了正好五歲。這裡之所以用「正好「形容，是因為中共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任期和國務院任期都是五年一屆。而在去年二十大上已經順利」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朱鶴新到2027年召開中共二十一大時也才59歲，與屆時已經年滿64歲，所以應該沒有可能入選新一屆中委的潘功勝之間是一種「接班梯隊「的安排顯而易見，就如同2017年召開中共十九大之前對易剛和潘功勝之間的接班梯隊安排是一樣的考量。 如果未來朱鶴新能夠如願從潘功勝手中接手央行行長，那麼央行從周小川開始，到易綱，到潘功勝，再到朱鶴新，另外還有擔任過五年央行黨委書記職務的郭樹清，全部都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出身，足見這個外管局在中共整個金融系統中的地位之重。 不過，中共外管局成立之後的幾十年歷史上，其歷任局長中有如周小川等數名晉陞副國和正部的政壇輝煌者，也有本人入獄的同時家破人亡，甚至本人直接跳樓自殺者。 曾經在央行行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央行行長職務上總共延續了長達15年半時間的周小川，期間歷任了朱鎔基、溫家寶和李克強三任國務院總理，是中共執政史上任期最長的行長。 自中共央行行長不再由國務院國務委員或者副總理兼任至今，後幾任央行行長之中唯有周小川被安排以全國政協副主席身份兼任，官至副國級。他最早是在2002年12月，以時任中國證監會主席的正部級身份被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提名接任央行行長的。此前他以央行副行長職務兼任外管局局長的上任時間是1995年9月，卸任時間是至1998年4月。 當時，在周小川之前的那一任外管局局長朱小華更是所謂「朱鎔基愛將」，他當時離開外管局的去處是光大集團。一手掌握光大集團期間，朱小華在朱鎔基的支持下大力改革光大，集團麾下股票大為升值，集團市值亦翻數倍，被當時的香港金融界譽為「Golden Finger」（「金手指」）。 出生於1949年，比周小川還年輕一歲的朱小華當時因為在主持光大集團的亮眼政績而一度成為比周小川更有晉陞前景的中國金融的「未來掌門人」 。可惜的是，正在風頭最勁的時刻，他於1999年7月開始被「雙規」後失去自由，其妻自殺，其女成瘋。 2002年8月20日開始對朱小華案庭審前，中紀委已經宣布對他開除黨籍和公職。據報道，當時的朱小華被控收受一家上市公司36萬股的股票，隨後由其妻賣掉套現108萬港元(約值13萬9千美元)。他同時被控透過妻子收受一名商人300萬港元賄賂(當時約值38萬8千美元)。朱小華在法庭上表示，2001年時辦案人員欺騙他說抓了他的妻子，威脅他認罪，但事實上他的妻子早在2000年底已經於美國芝加哥自殺身亡。 朱小華的強烈抗辯招致了15年有期徒刑的重判。有對此內幕感興趣的讀者聽眾，網上仍可查閱到劉曉波生前的文章《朱熔基的金融班底為什麼相繼中箭落馬？》。也請參閱我們自由亞洲2002年8月22刊登的《中共權力鬥爭的一個窗口：朱小華案件開庭》一文。 其實，在中共政權的歷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里，朱小華家破人亡的下場還不是最悲催的，更悲催的是李福祥的自殺身亡。 前面說了朱小華的外管局局長接班人是周小川，而周小川的接棒人是中共政壇上為數不多的知名女性銀行家之一，曾於2004年和2005年被美國《華爾街日報》評為「年度全球最受關注的50位商界女性」，也曾在在2006年和2007年兩度入選美國《福布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女性」排行榜的吳曉靈。這是她首次擔任這一職務，而且只擔任了半年時間，一個叫李福祥的外管局時任副局長於1998年10月被扶正，接替了被宣布轉任上海分行行長的吳曉靈。 出生於1952年的李福祥此前先後曾任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負責人、中國銀行總行資金部總經理等金融要職，1995年升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1998年升任正局長，官至副省部，時年僅46歲，比當時也還是副部級的周小川年輕4歲的他，被稱為當時的中國大陸金融系統中最年輕的副部級官員，大有晉陞空間。 追蹤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歷史，它在1979年成立時和中國銀行「合署辦公「，當時中國銀行同時承擔著外匯管理和經營職能，與外匯局屬於」一個機構兩塊牌子。1982年機構改革後，中國銀行開始專司外匯經營業務，國家外匯管理局從中國銀行獨立後劃歸中國人民銀行領導，「單獨履行國家的外匯管理職能」……。所以出身中國銀行，而且曾經有過金融駐外資歷的李福祥自然被視為外管局掌門人的最佳人選。誰成想他接受這一職務不到兩年時間，卻突然用跳樓自殺的方式了結了自己，歿年48歲。 2000年5月11日，我們自由亞洲網站刊登消息《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北京去世》，說是受到朱鎔基賞識的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北京去世﹐死因未明﹐北京官方也還沒有證實他的死訊。但是﹐外匯管理局一名姓鄧的官員證實李福祥已經死亡﹐他不肯進一步透露詳情﹐表示要等候上級指示如何公布李福祥的死訊。 暫時還不能肯定李福祥真正的死因。官方資料顯示﹐李福祥本星期一在北京304醫院登記入院﹐治療糖尿病。 而香港《明報》的消息指李福祥星期三晚在醫院跳樓身亡﹐醫院停屍房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職員向路透社表示﹐他在星期三曾經處理過一名跳樓死亡的外匯管理局官員的屍體。 香港媒體說﹐李福祥可能由於工作壓力太大﹐心臟出現問題﹐以及可能牽涉在貪污醜聞之內而自殺。 還有消息說﹐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不久前曾經就前外匯管理局局長､光大集團朱小華貪污案要求曾經是副局長的李福祥協助調查。 外匯管理局同國務院有關單位都拒絕對事件發表意見。 5天後，中國內地的財經時報刊登《詳訊：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墜樓身亡》，說今天來自官方的消息證實，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北京住院治病期間，於5月10日墜樓身亡。 消息說：1952年出生的李福祥尚不滿48周歲，是目前國內主持全域工作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之一……。據悉他的墜樓地點在解放軍304醫院，該院是全軍的三級甲等醫院，以治療創傷、燒傷而著名。 同日，中新社也刊登了內容為「記者今天從官方得到證實，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日前在北京一醫院墜樓身亡」的消息。 時間又過了10天，中共大外宣鳳凰衛視和內地的中關村在線等同時刊登了《國家外管局長自殺原因真相大白》的報道，說是 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完成對在本月上旬跳樓自殺的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的死因報告，並上報國務院。消息稱，李福祥在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職務之前，在原部門任職的一名與其關係十分密切的前下屬，因涉及一宗近兩億元人民幣的貸款去向不明案，結果被中紀委「雙規」調查（近期案件稍後移交檢察院）。專案組相信李福祥知道內情，卻未有向組織交代，有包庇他人之嫌。李福祥則認為自己對整件事情毫不知情，有被「冤枉」的感覺，造成巨大精神壓力。 據悉，專案組曾多次找李福祥談話，希望李福祥能提供其涉案密友的情況，以及當時為什麼對這筆逾億元巨款的去處毫不知情。李福祥因此精神不振，在巨大精神壓力下，患上精神憂鬱症，終日精神恍惚不定……。據了解，李福祥於北京三○四醫院跳樓自殺前幾天，曾一度割手腕自殺，所幸被及時發現，經搶救脫險。為防止李福祥再度自殺，有關部門本月初派出專人保護李福祥，防止他因情緒失控再度自殺。九日，李福祥最終還是乘人不備而跳樓結束生命。 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完成對李福祥的死因報告，並上報國務院有關領導。據悉，央行有關報告對李福祥生前任職外管局長的工作表現給予肯定……。 說起來，李福祥擔任副局長時的頂頭上司朱小華雖然一度身陷牢獄，家破人亡，但出獄後因為不再效命中共反而能夠活出人生的第二次輝煌。所以說李福祥的下場才更是令人唏噓。 李福祥自殺後，從上海分行調回總行出任副行長才幾個月時間的吳曉靈重新兼任了外管局局長。 這個吳曉靈比李福祥年長7歲，當時已經不很年輕。再加上「玻璃天花板」的性別因素，所以並未能在一線崗位上升至正部級。但是，她卻是在副部級崗位上因到齡而退居二線的中共官員中極少有的退居二線的同時還能官至正部級者。 2008年1月，61歲的吳曉靈卸任央行副行長職務；當年3月即當選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並且出任了當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五年後，又連任了這個職務。直到71歲才退休。 在中共政壇，一般都是省委書記、國務院部長才有資格在到齡退居二線時被安排成全國人大的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軍隊的退役上將也同樣可能有此資格，事實上有些省委書記和國務院部長退居二線時，也只是被安排為低半格的全國政協的專門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委員。而從央行副行長位置上退居二線的吳曉靈，不但和退位省委書記們在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平起平坐，而且還在這個二線正部級崗位上一坐就是十年。可謂十分特殊。 當年吳曉靈的央行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職務的接班人是比她年輕8歲的郭樹清，日後離開外管局後擔任過中央金融系統和地方政府的多個正省部級職務，而且是17屆中央候補委員，18和19屆中央委員。 郭樹清的外管局局長任職時間是2001年4月至2003年3月，繼任者是比他年輕3歲，此前已經是央行行長助理兼外管局副局長的胡曉煉，也是外管局歷史上的第二名女局長。當時中共官媒曾為此發表《走近女外匯局長鬍曉煉》一文，說是胡曉煉的登場「折射女性從政新態勢」。日後更有官媒文章推崇她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推手」。在2008年由《華爾街日報》評選出的「全球50位女強人」中，胡曉煉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女性局長身份排第四位。 這位胡曉煉以央行副行長身份兼任外管局局長職務的時間總共4年4個月，將外管局局長職務交給與自己同齡的易綱後，胡曉煉繼續專任央行副行長一段時間即轉任中國進出口銀行黨政一把手。 在擔任央行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和專門任副行長的那段時間裡，胡曉煉的政治待遇也十分看好，連續被安排為十七和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離開央行之前在副行長中的排名也一直在易綱之前。 但是，性別應該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當時的易綱的「國際化背景」決定了胡曉煉在周小川行長接班人競爭中敗北。中共十九大上時年59歲的胡曉煉未能進入中委和中央候補委員序列，只在次年3月被安排為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此後，她繼續在中國進出口銀行一把手的位置上坐到年近64歲時才被中組部要求到點下車。 按照中共相關組織規定，相比於在地方省級副職和中央部委副職崗位上的幹部年齡是60歲封頂，眾多副部級的中央金融機構和副部級央企的一把手，正常情況下的任職年齡都可以延長到63歲。 至於當時打敗了胡曉煉，被以央行行長備胎身份安排進入十九屆中委候選人名單中的易綱為什麼最終被委屈成候補中央委員，留待下篇文章與潘功勝為何在二十大上落選中央委員等內容一併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將近年底，上海灘的氣氛有些過分正常了：萬聖節的熱鬧剛過去，年輕人又認真地過著美國的感恩節。相比幾年前還到處封殺「洋節」的氣氛，這一點兒變化或許算是疫情後最有意思的社會心態反映。 就那麼突然之間，在經歷了疫情後一年充滿戲劇性的動蕩之後，人民意識到了生活的珍貴，或許是1970年代改開以來最後的平靜，猶如不久前李克強在滬猝逝的微瀾，中國大都會的人們在感恩一個鍍金時代和它的結束。 不過，對那些上海和北京市民來說，他們還在感恩一年前那些勇敢的年輕人。是他們走上街頭，用無聲的吶喊，結束了三年動態清零，重啟了社會。而且，經過了一年疫情後的時局紛亂，也許全世界都還欠他們一個感謝：可能正是憑藉這些勇敢年輕人的行動，不僅讓中國回復到了最低限度的正常軌道，而且可能暫時阻止了一場戰爭。 甚至，在長久的未來，只要這代「白紙」青年還在，那麼西太地區的和平繼續就有希望。這或許才是剛剛結束的舊金山峰會背後推動美中緩和的關鍵力量，也是台灣人民最終將為之感恩的。因為，北京政權未來任何可能面向美國、日本、台灣的軍事行動，哪怕未來極可能發生如同1930年代類似日本的大規模失業、經濟蕭條和軍國主義冒險，渴望自由、愛與和平的白紙青年一代才是讓中國統治者保持清醒、不敢盲動的唯一內部因素，也就是和平的力量，而非黨內可能的主和派。 1. 白紙革命 如果再回首，對很多人來說疫情三年的記憶幾乎就是模糊、錯亂的，但是對中國幾個大都市的人民來說，一年前發生的事情卻是歷歷在目，彷彿疫情並未結束，每隔一段時間都在重現。例如，最近半個月北京大流行的支原體肺炎，重點襲擊在新冠病毒流行中僥倖避開的兒童，讓無數父母痛苦於兒童醫院的匱乏、也對新冠疫苗的副作用再次感到懷疑和憤怒。 中國人民的這種懷疑和憤怒，在「動態清零」的三年間逐漸積累，最終在一年前的此時此刻爆發出來。從去年11月初廣州海珠區康樂鷺江也是服裝廠密集區的「清理」開始，11月22日鄭州富士康工廠工人與警察的大規模衝突正式拉開了全民對「動態清零」的抗議序幕。隨後11月24日發生在烏魯木齊吉祥苑的火災則讓內地人民破防，有關維吾爾族的不能說的故事瞬間演變為巨大的悲痛和共情，第二天夜裡上海青年就走上街頭，在上海的烏魯木齊街點起了蠟燭、放上白花。當天白天，北京各中產社區居民開始衝破關卡、封鎖，與保安和基層政府人員發生衝突，人們喊著要自由的口號走上大街，呼吸自由的空氣，也帶動了武漢、重慶、廣州等多地居民的共振。 到11月26日白天，上海青年繼續聚集在烏魯木齊路，舉著空白的A4紙抗議。到晚間，北京的青年人開始聚集在昔日熱鬧商區也是使館區的新源里並轉向亮馬橋，同樣舉著白紙和手機，還有人大聲演講，斥責動態清零，要求中國領導人為此負責。 這一抗議也迅速出現在南京、北京的大學校園。這些抗議行動最初往往只有一個人，在初冬的冷風裡孤獨地站立著、舉著白紙，逐漸變成大規模的圍觀和抗議，迅速蔓延至全國近百所大專院校。一場由工人率先抗議、青年和學生先後和平示威的全國性抗議運動就這麼形成了，根本改變了中國政治，也改變了青年一代。因此，雖然這場抗議僅僅持續幾天，在鎮壓之下迅速結束，卻堪稱一場未遂的革命，所謂白紙革命。 2. 社會覺醒 從2011茉莉花革命以來，防止顏色革命、防範青年人的反抗成為中共政權的中心任務，中共也因此愈益個人集權化，在過去十年剿殺了幾乎所有公民社會和獨立青年團體，連「團派」最終也在「二十大」後被徹底清除。 而對這場革命的主角——大都市的青年來說，動態清零的三年可謂他們的「三年再教育」，感同身受地體驗了新疆「再教育營」的社會集中營模式。或許，這對其他年齡段的公民來說，只是生活不便的問題，但對青年卻意味著寶貴的青春的流失和生命的虛無，這種心理創傷才是永久和根本的，也將伴隨著一整代「疫情青年」或者「白紙青年」的終生。 或許因為清零模式對自由和生命價值的否定，根本上暴露了青年一代與政權的矛盾，尤其當他們意識到未來面對的是中共領導人可能終身執政的政治悲劇，他們付出的巨大代價永遠得不到補償、甚至無法像文革受害者那樣被平反，那麼，選擇決裂幾乎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在那些有勇氣走上街頭抗議的少數之外，更多沉默的青年人越來越多地正在選擇「無車無房無後代」的「三無青年」模式，選擇了集體躺平；還有更多普通青年人如新近案例鄭州青年夫婦亮亮和麗君，在遭遇融創地產拖房之後選擇了離開。 亮亮和麗君這一代青年，他們正在背叛、反抗、離開他們的領袖和夢想。這是一場社會大覺醒，其深刻和廣度或許不亞於黑死病之後歐洲出現的覺醒。 3. 財富清零 對更多的普通人來說，他們生活和嵌入的社會結構也在分裂。所有的改變都發生在一年前那幾天的大規模抗議之後。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人民的不滿和抗議，言猶在耳的政策迅速被放棄，中國各地政府陷入了口頭「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實際上什麼都不做的躺平狀態，人為製造了隨後一個月的大規模死亡悲劇。 這最後一波死亡規模，據估計可能高達500萬之多，不僅摧毀了廣大中產階級對政權治理能力的信心，在中國政治社會內部也造成了結構性分裂，也就是內部脫鉤的開始，以所謂走線潮、資本外流等形式表現。其中，尤以歷經改開三十年積累形成的中產階級為主體，在疫情後的一念間逐漸破產、陷入貧困和絕望。 三年的動態清零不僅展現了一個可怕的未來統治模式，所謂2035實現民族復興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而且，隨著恆大等地產公司的破產，過去三十年改開時代的中國模式特別是中國的財富模式被否定，中國社會和中產階級積累三十餘年的財富正在漸漸清零。 如果縱觀歷史，不難發現，如果過去十年中國政治的所有跡象都指向消滅財富、消滅中產階級的話，那麼就意味著一個統治體制的末路。即使在政治上他們可能無力反抗，但是，過去一年間，他們已經窺破了「帝政成功、君政廢墜」的混亂，才有當下中國政情雖然無人挑戰，但是清議四起、人心思變。他們固然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的保守主義宿命，卻不妨礙寄希望於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白紙一代」。 4. 青年力量 換言之，當改開時代的社會契約徹底瓦解、當中國社會結構從內部發生著脫鉤、當中共的「二十大」試圖建立一個永久的極權體制，中國青年就成為這個可能是全世界最虛偽體制的掘墓人，也反向被這個表面強大實則脆弱的體制賦予了無與倫比的力量。 一方面，白紙革命之所以成為革命，哪怕未遂，全賴中國統治術的極端虛偽、以及這種虛偽特性的極端脆弱，然後青年人不過如喊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一般，輕易地就能讓這個虛偽體制穿幫，讓過去十年強化的防範顏色革命的控制體制破功。 這種體制的虛偽在動態清零的閉關鎖國和疫後一年的政策反覆中已經反覆展現、教育了人民：從鼓吹自主研發大躍進到病毒實驗室泄漏、從自製疫苗的虛假副作用到從蓮花清瘟和整個中醫藥的反科學，從拒絕西方現代科技到假模假式的高質量開放、從把私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到濫捕企業家等等不一而足。在每天的鐵拳和荒誕之後，普通人如亮亮和麗君夫婦尚且從小粉紅變成被驅逐者，何況整個社會中產和青年一代？ 另一方面，當年輕人在一個月前萬聖節的狂歡中體驗到了自由，沒有什麼再能摧毀或者剝奪他們對自由的感受。當他們意識到國家將漸漸老去，而他們將是僅存的勞動者，就沒有什麼能夠阻止他們通過勞動（甚至不勞動）成為權力的主體。這就是一個老年社會、老人政體內部最強大的反結構、和反結構的力量，也是白紙革命之後儘管當局大肆追捕卻不敢聲張的關鍵。他們不擔心老一代的知識分子或者民主異議人士、訪民群體，他們只害怕這些nobody的普通青年。 在這個意義上，白紙革命不過是一代中國青年人終身革命的序幕，卻是中國統治者的終身噩夢。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在習近平訪美期間，在美國的反習反共人士雲集三藩市抗議，幾組民運人士同時發起「國是會議」宣導，計畫明年2月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探討結束暴政，創建民主中國的方案」。 海外民運搞了30多年的反共事業，被很多人譏為一事無成，而目前確實提供了一個有利時機。中國經濟所遭遇的嚴重困難，雖然並不一定會讓反共大業成，但顯然比經濟好的時候更讓人心思變。故對有志於促進中國民主變革的人士，必須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之窗，集合各方智慧和力量，探討如何反習反共。 「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的心理認知 目前發起的「國是會議」，按主辦者之一、中國民主黨主席王軍濤的說法，將提出「三步走方案」，首先是召開新聞會發布「國是會議」的宣言，向全中國人民和世界提出相關話題；第二步是讓專業人士和普通民眾都參與討論，讓「官產學三界的精英都知道，如果中國沒有憲政民主制度，誰都沒有安全。不管你獲得多大的成就，一夜之間會毀於一旦」；第三步是通過傳播機制和政治行動，以專業討論引領公眾討論民主建國，建立一個全民參與國是會議的社區。 我贊同召開這樣一個會議，不過對「國是會議」的名稱，有不同看法。一般理解的「國是會議」，是執政黨和反對黨等朝野各方力量，在一個共同規則下，對國家當前面臨的重大問題和未來走向特別是政治制度的構建，商討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而顯然，目前召開「國是會議」，缺了中國國內這一塊，沒有內地政治力量的參與，就不能構成「國是」。另外，在美國要做到讓所有的力量都來參與，估計也很困難。如此看來，它的代表性很有限。另一方面，對反對者來說，目前遠未到把主要精力用來探討構建中國未來政制的時候——這個事情可以交給對此有興趣而且也有理論能力的少數人去做，而是如何動員各方力量，包括中共黨內力量，去推翻習近平和中共，這才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因此，我建議取一個更恰當的名字，如海外反共聯合會議，而不是「國是會議」。 我理解「國是會議」可能是要造聲勢，不過，要把反習反共的聲勢造起來，關鍵在於把普通民眾鼓動起來，讓他們認識到這個制度已經不行，無法保證他們的財產安全，打破他們對中共的幻想。其中，尤其要讓他們放下造反會「天下大亂」的想法，這是共產黨數十年來不遺餘力灌輸給大眾的，已經成了中國民眾的一個心理包袱和中國民主化的一道認知障礙。 經歷三年清零和經濟復甦乏力的中國民眾，對習的不滿在大幅增多，社會情緒到了某種臨界點，雖然人們基於各種考量，還不敢公開走向街頭表達不滿，但也知這種情況不可能維持太久。可如果無人去鼓動，中共是不會自己倒下的，民主化不會自動到來。而影響民眾不敢上街反抗的一個重要心理因素，就是社會普遍的造反會導致天下大亂的擔憂。這種「求穩怕亂」心理，一方面來自於歷史經驗，三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打仗的時候多，和平的時候少，形成了所謂「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的心理認知；另一方面，來自於當局對民主革命的妖魔化宣傳洗腦，特別是對世界範圍內少數國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戰亂和暴力現象，把它歪曲為民主化的普遍現象，以此恐嚇大眾。 民主化不等於動亂、暴力、戰爭 一些國家在民主化中確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內亂和暴力，但這是有自身的特定因素，並不表示所有的國家都會經歷這個過程。比如，蘇聯的解體就是以一種相當和平的態勢進行，作為一個靠武力起家並嚴重依賴暴力鎮壓功能的帝國，它的解體過程沒有出現流血，此後社會也未陷入內亂。東歐國家的民主化也沒有出現內亂。世界其他地區的民主轉型亦有很多是平和的。因此，把民主化和動亂、暴力、戰爭等掛起鉤來，認為是國家民主轉型的必然現象或者普遍規律，是錯誤的，是中共多年來為維護一黨專制統治而編造嚇唬人的。 中國和蘇聯一樣，都有著很長的專制歷史，又都在共產黨的暴力統治下，既然蘇聯的轉型是和平的，就不必成天擔憂中國的民主轉型一定會如此。當然，有人會反駁，蘇聯的民主化其代價就是一個強大帝國的解體，怎麼能保證中國在民主化中不會分裂？理論上和概率上當然不能保證，甚至也不能保證中國就一定不會出現動亂，但需要向民眾強調，有了人類歷史上眾多國家的民主化經驗，中國的民主轉型能夠做到最大程度的和平，因此，是值得去試一試的，好比不能因為怕出車禍就不去開車。如果這樣，恰恰中了共產黨的圈套，它就希望人民謹小慎微，好永久統治。 政權更替免不了是有代價的，但話也說過來，當一個政權氣數已盡，不會因為人們怕亂它就不會崩潰。所以，對大眾來說，如果想反共，讓自己從此不再生活在恐懼中，就不該被它的宣傳所惑，而參與到反習反共的事業中來；對海外民運來說，則要讓人們相信，民主化不會傷及他們的根本利益，會使他們在可承受的代價內。總之，必須打破公眾「天下大亂」的心理包袱，讓他們認識到這種認知是不對的。這應該成為「國是會議」的當務之急。 文章來源：上報
百歲基辛格「終於」去世。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老而不死是為賊」，話說得刻薄，但對於某些無德之人來說，卻是一針見血。 數月前，正當中共外交陷入困境一籌莫展之際，基辛格拖著半條命，千里跋涉到北京，去幫焦頭爛額的習近平站台。據說當時外出，都有救護車和醫生隨隊，準備隨時隨地為他急救。做人做到這個地步，也算為出風頭而鞠躬盡瘁。 基辛格是極頂聰明的人，少年得志，進入美國權力中心，輔佐過尼克松和福特兩任總統，一生最重要的貢獻，一是提出「核威懾」理論，二是促成美中建交。 今日看來，「核威懾」理論卑之無甚高論，它只是挑破了一個常理，便是大國再搞核競賽，最終大家一起死。當年沒有人頓悟這一點，給他想到了，他開啟了限制核武器談判，的確對世界和平有貢獻。 他是先知先覺者，但沒有他，遲早都會有人發現這個普通的道理。今日美俄中三國，又有恢複核武競賽的跡象，可見人類想的是一回事，做的永遠是另一回事。 很多人將美中建交歸功於基辛格，其實他沒有那麼偉大。當年美蘇中三國演義，中國處於最劣勢，中共飽受來自美國的包抄，來自共產蘇聯的直接威脅，毛澤東又把國內經濟搞得一塌糊塗，內外交困，寢食難安。 美中長期在波蘭華沙秘密談判，十幾年「得個講字」，直至庄則棟（兵乒球世界冠軍）在日本一時衝動向美國兵乒球隊示好，毛澤東靈機一動，正式邀請美國兵乒球隊訪華，一舉為中美關係破冰。此後美中談判從地下走到地上，直至尼克松下台老毛去世後很久，美中才建交。 基辛格沒有主導美中建交，他只是穿針引線之人，沒有他美中遲早也會建交，只是可能會稍遲一點。美中建交的基礎，是三國演義中蜀吳聯合抗魏的套路，美中兩國都不願見到蘇聯攪事，結果美中建交後，蘇共老實了很多，蘇聯也從此走向衰弱。 基辛格離開白宮後，一度處境麻麻，後來自己開一家顧問公司，利用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任上建立的廣泛國際政商關係，賺得盆滿缽滿。表面說是顧問，其實是為跨國公司大財團穿針引線，架設投資捷徑，藉此謀取利益。 美國大公司到第三世界投資，要先對所在國摸底，要找政治靠山，以便作十年數十年的長遠打算。相較於總投資額，付出一點顧問費，搭定天地線，才可以一路順風順水。 基辛格的客戶都是美國商界老相識，那些大富豪深知基辛格的國際政治能量，碰到什麼疑難雜症，就找基辛格解套。他做很多「牽線」工作，幫助一些商家得到在外國經營生意的特許權，安排企業老闆去朝拜外國首腦；他也會為大企業做「諮詢」，隨時提供一些不知有沒有用的意見。每次做這種天馬行空的指導，他都要收取數十萬至數百萬美元的酬勞。 基辛格曾否為廣泛的道德議題、聲討邪惡勢力、同情人民的苦難發聲？在我印象中一次都沒有。他與中共歷屆首腦關係密切，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但他對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好事。 以他的聰明才智，以他在美國活了一輩子，浸淫了百年的普世價值，他對中共霸權無語，對中國人民身受的苦難也無感，他只是兢兢業業地做了大半輩子的中共的老朋友。直至美中關係全面交惡，中共被全世界視為過街老鼠，基辛格仍「不改初衷」，利用他在美國朝野的影響力，力挽狂瀾為中共說項，所謂「老而不死」，說的便是這件事。 一個政治人物，若沒有恢宏的歷史眼光，沒有崇高的道德抱負，汲汲於個人名利，有時甚至會綁架自己。當年美中建交改變了世界歷史，基辛格有所貢獻，他一生矢志不移，力圖證明當初的努力沒有白費。基辛格把自己的一生綁在中共身上，可惜中共成了當代世界的邪惡中心，基辛格也陷自己於邪惡幫凶的悲慘地位。 中共會不會付給基辛格諮詢費？若沒有就是咄咄怪事。一個願買，一個願賣，生意做成皆大歡喜。基辛格拜拜，美中交惡，中共在美國朝野「好朋友」星散，走了基辛格，最傷心的是中共。 這幾年來，美國與西方民主國家，紛紛從對中共改革的沉迷中清醒過來，西方政要被中共妖言迷惑，不得不說是一大歷史敗筆。基辛格對中共執迷不悟，他有聰明才志，卻沒有道德承擔，最終被自己的過往綁架，他不會有什麼歷史地位，他只是一個歷史過客。 文章來源：作者臉書
最近習近平訪問美國，他用的是參加舊金山APEC領袖峰會的名義，卻不參加這個峰會的首日議程，而是花了差不多一天的時間與拜登會談。究竟中國今後會如何處理對美關係？影響到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的中美關係今後的走向如何？世界各國都十分關心，而台灣正是拜登與習近平對話的焦點，當然台灣就要格外注意了。 中華民國的總統大選進入最後階段之際，在野勢力仍在互相蠶食中糾纏，而爭執的焦點竟然是統計學教科書里的入門定義—「統計誤差」的各自解讀（即由抽樣方式及樣本大小所決定的固有誤差），卻不曾觸及與國家安全攸關的重大政策話題，而選民的注意力也因此被轉移了。 習近平這次訪美，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美國的商界、特別是華爾街，再次向中國投入巨額資金，來拉動中國那個疲軟不振的經濟。而習近平歸國那一天，《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送行文章，標題是《「不碰中國」的投資戰略行之有效》。而習近平訪美的第一天，事實上卻到「拜登教室」里「上了一堂課」，「所學」內容事關重大。 一、習近平訪美的背景：美中關係緊張 過去一年半以來，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和以色列加沙地區發生的衝突，吸引了各國媒體的目光。相比之下，中國空軍和海軍對台灣的騷擾，似乎被看作是印太地區以台灣為焦點的緊張局勢之常態。 共機擾台從馬英九政府執政的2013年下半年開始，起初是試探性的「繞島巡航」，2017年有3次，2018年6次，2019年2次。然後，2020年共機擾台次數突然暴增，當年有380架次進入中華民國防空識別區；2021年增加到972架次；2022年擾台次數高達1,727架次，增加78%；到2023年到10月20日，共機擾台次數已近3千架次，再增加七成多。 中共如此對台灣施壓，只是因為「台灣不聽話」嗎？當然不是。一直沒有人問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中共是在2020年突然大量增加軍機擾台的數量？因為，中共從2020年開始執行「攻台必攻美」的軍事戰略了。這個戰略的目的是，以佔領台灣為目標，威脅並阻止美軍對台灣的支援。這樣就能解釋，中共為何一方面用軍機擾台對台灣施壓，另一方面擴大航母艦隊的遠海演練，到台灣東部去展示對美威脅。 從台灣的角度去觀察，台灣的在野勢力試圖用和談來緩和兩岸關係，以為這樣就能給台灣帶來和平。然而，台海和平的破壞者不正是專制的中共政權嗎？面對這樣一個囂張跋扈的專制者，用求和就能讓它同意台灣繼續維持現狀嗎？那麼，誰才能真正按住中共試圖奪取台灣之手？其實，在國家關係的現實格局中，只有美國才能做到；而且，在這次舊金山會談中，至少讓習近平表面上似乎表示了暫不攻台的態度。 那美國會因為遏制中共而造成台海局勢緊張嗎？這是台灣某些聲音不斷製造的「疑美論」之一。事實上，美國通過外交交涉所實現的目標，恰恰是緩解台海局勢，為台灣帶來了一段時間的和平。而美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關鍵就在於，中共在2020年點燃了中美之間的軍事冷戰之後，美中關係日益緊張，而美國最後順勢利導，用軍事實力和外交交涉雙管齊下，從而迫使習近平承認，中共所面臨的國際局勢，不容許他在台海水域胡作非為。 二、中途島中美海軍對陣：中共亮出「攻台必攻美」軍事戰略 過去幾年來，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常常被解讀成經貿利益上的衝突所引發。其實，真正的緊張關係之根源，乃是軍事領域內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而這一連串事件的開頭，就是大多數國際觀察家都不知道的中途島對陣。2020年初中國的「南部戰區海軍遠海聯合訓練編隊」突然前往中太平洋海域，這支艦隊由導彈驅逐艦呼和浩特號、綜合補給艦查干湖號、導彈護衛艦咸寧號和電子偵察船天樞星號組成。這支編隊進入了美國的軍事要地中途島海域，展開了針對美軍的軍事演習。 關於這一事件，我曾在台灣的《政經最前線》時事評論節目里講過多次，因為時間有限，往往是點到為止；2020年2月28日我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國海軍劍指珍珠港，意欲何為？》，也指出了中國海軍艦隊突然挺進到美國海軍太平洋防線的腹地，展開了威脅美國的演習。然而，當時我的思考還不夠深入，此文並沒點出中共海軍這次演習真正意圖之所在。 現在看來，中美海軍突然在中途島對陣，其實是中共執行「攻台必攻美」軍事戰略的開端，因此就構成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危機，也同時造成了比1996年飛彈危機更嚴重的台灣之重大國安問題。台灣很多關注兩岸關係的人，並不了解這個重大事件的發生及其意義，而台灣的媒體當時和事後也沒報道過。 中途島中美海軍對陣這一與台灣的國家安全關係重大的國際事件，之所以台灣民眾很陌生，是因為絕大多數國際媒體都沒抓到這條新聞。只有中國國家安全部背景的《多維新聞》網站曾詳加報道（此網站已關閉）；而美國海軍官網當時則有一條關於緊急出動航母編隊、趕赴中途島海域的相關報道，映證了中方的消息。 2020年2月22日中共官方的《多維新聞》網以《中國艦隊挺進敏感海域》為題，報道了相關消息。此新聞寫道，這次演習是「近年來首次以戰鬥姿態進入西半球，『逼近』夏威夷」。其戰略意圖是，「與其在『內線』（第一島鏈）疲於奔命，不如在『外線』（第二島鏈）主動進攻，以攻為守」；「時下解放軍『軍事鬥爭準備』的最核心問題是統一台灣，奪島時要阻止『藍軍』從海上馳援台灣」；即迂迴至大洋縱深，保證台海戰場不被外軍介入」。 這個官方宣示表明，中共海軍的作戰戰略有了重大轉變，將從近海作戰轉向遠海對美作戰準備，也就是所謂的「攻台必攻美」。上述報道中提到的「藍軍」和「外軍」，主要是指美軍。因此，2020年開始，中共大量增加軍機擾台的數量，以嘗試孤立台灣、阻斷美軍對台灣的防務支援。 三、「攻台必攻美」：美國如何應對？ 自從二戰結束直到蘇聯解體，唯一曾與美國在軍事上冷戰對抗四十年的蘇聯海軍，從未到過中途島海域，美軍在它的太平洋腹地中途島的防禦一直都是象徵性的。美國顯然沒料到，2020年初中國海軍會突然前進到美國太平洋艦隊防守海域的腹地，以挑釁性的姿態展開演習，並搜集當地的防務資訊。當時美國海軍從加州聖迭戈海軍基地緊急出動一支由羅斯福號航母率領的艦隊，趕赴中途島海域，與展現威脅姿態的中國海軍艦隊對峙。 中國官方一直指責美國挑起新冷戰，而各國媒體上不少不了解中途島對陣的評論人和記者，往往也誤以為，中美之間之所以出現了軍事上的緊張關係，是美方挑起的。唯有了解了中途島對陣這個事件，才能真正理解，最先發起軍事威脅的，是中國海軍的中途島行動；而這個行動標誌著，中國明確地表示出它試圖改變太平洋海域的穩定與安全的戰略企圖。 台灣之所以成為國際關注的戰略重心，其實就是從中美海軍的中途島對陣開始的。雖然中共海軍的一支小艦隊當時並不構成對美國海軍太平洋防線的真正威脅，但這個行動充分展示了中共的對外軍事戰略企圖，由此引起了美國的高度重視。美國海軍此後陸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中共威脅台灣、進而破壞第一島鏈的安全和穩定的軍事動態評估。而美國制定的印太戰略，就是針鋒相對地應對中共「攻台必攻美」戰略的有力措施，其主要目標是盡量遏止中共的攻台企圖。 然而，如果單純把美國海軍的備戰，理解為傳統的海上熱戰風險，其實是一種嚴重的誤解。事實上，中美兩個核大國之間，不能爆發熱戰，而只能維持冷戰。因此，應該討論的問題，不只是如何防範熱戰爆發；更重要的問題是，雙方的冷戰格局怎樣才能形成穩定狀態。由於美蘇冷戰已經結束三十多年了，很多人對核大國之間的冷戰到底是怎麼回事，完全陌生了。 事實上，中共在差不多四年前點燃了又一場冷戰。關於這場冷戰，今年6月16日我在本台發表的《中美冷戰格局固定化》一文，曾經初步分析過。自2020年以來，美中關係就進入了軍事上的緊張狀態。近四年來中國的海空軍不斷在南海、東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與美國試圖維持東亞穩定的海軍力量展開了反覆較量；同時，中國迅速增加針對美國的核彈頭洲際導彈部署，構成了對美國的新軍事威脅。非常明顯，造成台海局勢緊張的元兇和罪魁禍首，正是台灣某些政治人物對之點頭哈腰的中共。 為什麼說，中共的中途島對陣行動點燃了新冷戰？這要懂美蘇冷戰史才會明白。兩個核大國之間，一旦進入潛在的軍事對抗狀態，就不能把眼光再放在傳統熱戰的避免擦槍走火這個層面了。使用槍械的人，擦槍走火，最多是打死幾個人；而核大國之間，擦槍走火意味著熱戰可能誘發核戰，因為在熱戰中失利的一方可能動用核武器；而一方動用核武器，就是主動引發核戰爭，那被核武器攻擊的一方，除了同樣動用核武器來消滅對方的各種核武器發射平台，沒有別的選擇。 因此，冷戰被點燃，就意味著雙方的擴軍備戰不可能停步了；任何一方都不得不提升自己的防衛能力，也就是，備戰才能止戰。那處於冷戰狀態的兩個核大國之間，從此它們的關係就被鎖死在冷戰狀態中了。而這一關鍵就決定了，中美關係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 四、中共錯判軍事戰略 最近一年來，習近平陷入了兩個困境，一個是經濟不斷滑坡；而另一個困境是，中共在軍事戰略上犯了大錯誤。2020年在中途島對陣事件中，中共喊出了「攻台必攻美」的戰略，其實，那是無知導致昏庸，昏庸導致頭大症。所謂的「無知導致昏庸」，是指中共在軍事戰略制定和海軍戰鬥訓練的組織方面犯下了重大錯誤。簡單來講，可以分成三個層面。 第一，中共海軍選錯了軍事戰略。以俄國黑海艦隊旗艦被烏克蘭用飛彈擊沉為標誌，航母艦隊用艦載機決戰的時代已經結束，最新的海戰模式從此進入了飛彈決勝負的時代，航母會變成靶子和累贅。中共長期以為，有了航母，就可以控制制海權，其實，現在制海權落在飛彈佔優勢的國家手裡，台灣雖小，不用航母也可以控制制海權。 第二，中共低估了海軍裝備的技術性能。海軍現在必須要依賴高科技裝備，而高科技裝備需要運用到最先進的晶片和AI技術，中共目前還不具備這種作戰能力。美國的晶片戰，就是針對中共的這個弱項所採取的制裁措施，可以延緩中共高科技裝備升級的速度。 第三，中共看輕了現代高科技海軍的專業素質訓練。中共現在的海軍水兵主體依然是從農村召來的低文化程度士兵，而軍官普遍不具備足夠的技術素養。所以，就算中共海軍研發了土法上馬搞出來的艦用科技裝備，官兵都用不好。而航母進入作戰演訓後才發現，從艦長開始，就沒有合格的能懂航母作戰並綜合運用所有最先進高科技裝備的指揮官。 這三個層面的重大錯誤迫使習近平回頭重新考慮對外擴張戰略的實施計劃，也因此他在這次舊金山會談中告訴拜登，他最近沒有攻台計劃。美軍了解中共的這些弱點，並不擔心中共航母的威脅性。但美軍擔心一件事，那就是，中共不懂冷戰狀態下如何控制軍方的行動。經歷過美蘇冷戰的美軍知道，蘇聯當年一直與美國保持高層熱線聯繫，特別是軍方之間有熱線可以隨時溝通，雙方都能做到，在重大事情上不互相欺騙、實話實說；而遇到任何突發事件，也能有效聯絡溝通，以便第一時間了解對方意圖，避免誤判。 也就是說，雖然共軍現在完全不具備進攻台灣的真實能力，但對美國而言，除了繼續提升軍力，並幫助台灣不斷改善防衛能力之外，還有一個需要解決的大問題，即指導中共學會蘇聯在冷戰中形成的決策模式。 五、拜習會談的重點：防止共軍行動失控 在冷戰狀態下，中共不會停止軍事威脅行動，更不會停止擴軍備戰。而中共的各種軍事挑釁行動經常在「打擦邊球」，試圖用高風險的對抗動作，達到迫使對方讓步的政治目的。這就是美國軍方最擔心的事，因為共軍「打擦邊球」的行動會造成雙方軍事對抗擴大化的高風險，這樣的高風險本來是可以用外交協商來避免的。但過去幾年來，中美緊張的軍事關係也延伸到了外交活動方面，中國外交系統的高階外交官與美國外交官會面時，中方官員連續採用「戰狼」式外交手法。 中共的這種做法事實上關閉了中美之間的外交協商管道。以前，美中之間有八個層級的軍事互動管道，但全都習近平被關閉了。所謂的外交協商管道，當然包括傳統的外交溝通；而在冷戰格局下，雙方軍方的互動管道，才是防範軍事摩擦擴大化的最重要工具。 這次習近平訪美，雖然他有自己的意圖，但卻是拜登主動安排並邀請他來的；而習近平也想借這個機會，為中共爭取擴軍備戰的時間窗口以及挽救經濟的必要機會。所以，10月中王毅便到美國先行鋪路；而中國邀請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訪華時，習近平甚至對他說，「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 這句話是習近平2017年到美國與川普總統會談時講的；然後，習近平用一條理由就把美中關係搞壞了，這一條理由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現在習近平又來了一個髮夾彎大改變，他從此要當乖乖的「熊貓」、不當戰狼了？他會停止威脅美國和印太地區的擴軍備戰嗎？ 拜登找習近平來美國，並不指望中共停止擴軍備戰，只是要說服習近平恢復軍事熱線，建立美蘇冷戰式的那種危機防範機制，那習近平也初步答應了。不過，中共現在只是恢復了過往軍事熱線中的幾條管道而已。重點在於，習近平現在算是稍微懂了一點美方要教給他的事情。其中主要是兩個部分：其一，核大國之間的常規軍事威脅不能玩過頭，要及時收斂；其二，雙方之間必須建立互信機制，一方的欺騙行動會嚴重威脅到互信機制，導致風險防控機制破局。 這種美中之間防範冷戰狀態下的軍事衝突風險機制，不會一夕之間就成功建立，但會在持續不斷的摩擦中逐漸形成，當年蘇聯也是一步一步學會的。實際上，美國設法防範與中共的軍事衝突危機，首先保護的就是台灣的安全。台灣現在能得到安全，不是因為台灣有政治人物對中共點頭哈腰，言聽計從，而是因為，美國按住了習近平的手，不讓他武力攻台。 但是，習近平就算知道了危機防範機制的必要性，他仍然不會放棄他的擴張戰略。他告訴拜登，一定要統一台灣，就證明了這一點。其中暗含的意思是，既然武攻台灣不行，那中共就會設法和平奪取台灣。所以，當前台灣的大選，是一場對台灣選民的政治智慧和國際眼光的巨大挑戰。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按照”先黨內再黨外”的原則，日前已被宣布從央行行長潘功勝手中接下國家外匯管理局黨組書記職務的朱鶴新，應該會在下月召開的人大常委會例會後被正式宣布為央行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不過，這對於七年前即已經榮升副省部，在去年二十大上躋身候補中委之後即被盛傳為易綱央行行長接班人的朱鶴新來說，不過是退而求其次而已！ 北京時間本月24日下午，已經上任中共央行黨委書記和行長四個月了的潘功勝，和中央金融工委常務副書記王江一起，陪同一位中組部副部長出席了國家外匯管理局（以下簡稱「外管局」）幹部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歡迎曾經擔任過央行副行長職務的現任中信集團董事長朱鶴新「榮歸」，以新任央行黨委委員的身份接替潘功勝兼任的外管局黨組書記職務。 中共外管局這樣的單位，從無黨政雙首長的設置先例，所以按照所謂「先黨內後黨外」的原則，如無意外，這位朱鶴新應該會在今年12月下旬召開的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上，被「決定「以新任央行副行長身份兼任潘功勝卸下的外管局局長的行政職務。 自原本是央行第一副行長的潘功勝在今年7月接替了易綱行長職務之後，目前的副行長只剩劉國強、張青松和宜昌能。而如上四人全為「雙非」，即非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非中紀委委員。所以在去年10月「當選」了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朱鶴新一經被宣布為央行副行長，就將會名列第一副行長。 朱鶴新受命接手潘功勝兼任的外管局黨組書記消息被宣布後，有媒體在分析文章中以「潘功勝甩鍋」形容之，說是「中共當局繼續搞擊鼓傳花，潘功勝把中共外儲流失問題的『燙手山芋』丟給了朱鶴新，可以說在「甩鍋」。人民幣貶值趨勢不可逆轉，朱未來的日子會非常不好過」。 相關時評人認為：「中共外儲在近幾個月不斷下降，中共黨魁特地選擇去央行和外管局考察，說明中共高層感受到了金融方面的壓力。在近日人民幣稍有升值之際，朱鶴新立刻被任命接手外管局，對朱來說，實際是有苦難言。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下行，外資、熱錢都在從中國大陸撤走，目前雖然人民幣匯率稍有升高，但誰都知道人民幣貶值是一個大趨勢，資本從中國跑路是一個大趨勢。也就是說，朱鶴新作為新任外管局主管，未來日子會非常不好過。」 依筆者之見，朱鶴新未來的日後不好過是毫無疑問。把習近平當局目前面臨的金融危局說得多嚴重都不過分，故中國境內網友在朱鶴新「履新」的新聞報道後面留言說他是「臨危受命」，更有評論說他是「臨危不懼，勇於獻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征途有艱險，越是艱險越向前」。 不過，我們外界甚至可以挖苦這位「臨危受命」的朱鶴新實乃「無知無畏」，似也不應把他的「履新」理解成潘功勝的「甩鍋」。因為無論中共政權面臨的金融形容是好是壞，升任央行一把手之後還長期兼任副部長級的外管局黨政一把手絕非常態。交出這一兼職只是時間問題。 這裡說明一點，中共所謂的國務院「國家局「分為兩類，稱之為」總局「的與部委平級，其他由部委代管的都是副部級。其一把手是副部，副職自然是正司局。而這類國家局裡面也設有業務司，但這類司的司長都是副司局級。 今年7月潘功勝先後接替郭樹清央行黨委書記職務和易綱只連任了三個月的行長職務之後，筆者即在相關分析文章中介紹了潘功勝升任央行黨政一把手後，為什麼還繼續兼任著外管局黨政一把手職務，原因之一可能是易綱的行長接班人很晚才被習近平「比選」出來。 在中共內部，有人將央行與其「代管」的外管局之間的關係，類比為公安部與下屬的特勤局的關係。因為習近平親信中的「至親」王小洪在先後接替了公安部黨委書記和公安部長職務後，甚至是在去年10月召開的二十大上升任中共書記書記處書記和在今年三月又被安排為國務委員之後，其特勤局黨委書記和局長的兼職仍然保留了一段時間。直到今年6月，王小洪才總算把這一個外媒稱之為「無比重要」的特勤局局長和黨委書記的兼職讓了出來。 那麼相比公安部下屬單位之一的特勤局，外管局作為央行代管的「國家局」，其在中共整個金融體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年7月「臨危受命」為央行黨政一把手的潘功勝要把這樣一個重要兼職交出來，中共當局為他挑選接班人絕對是一件需要慎重考慮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朱鶴新從潘功勝手中接棒外管局的消息一經傳出，許多媒體都不約而同地在標題中以「重磅」形容之。 其實，就在中共外管局網站以第一時間公布朱鶴新上任外管局黨組書記消息的前兩天，即已經有英國路透社搶先一步，「獨家」報道了「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說是在中國經濟和市場面臨越來越大的不利因素之際，中國將任命資深銀行家、國有金融集團中信集團董事長朱鶴新為外匯監管機構新任局長。 一時間，多家中國境外的中文媒體，包括幾家中共大外宣紛紛轉引路透社的消息，有的還把標題做得十分聳動，諸如《中國突傳重磅消息！路透：朱鶴新將出任中國外管局局長 任命料最早本周宣布》之類。 這令筆者自然聯想起了成蕾。澳大利亞籍的前中共央視財經節目主持人成蕾，是因為「涉嫌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於2020年8月被中共當局「採取強制措施「的。直到今年10月11日才被中共新華社通報說她在服刑期滿後，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依法執行驅逐出境。而其所犯「罪行」在新華社的新聞稿中說是「2020年5月，成蕾受某境外機構人員攀拉，違反與聘用單位簽署的保密條款，非法將工作中掌握的國家秘密內容通過手機提供給該境外機構」。 成蕾獲釋後接受澳大利亞天空新聞頻道採訪時表示，因為她提前幾分鐘內透露了中國政府的官方信息，違反了對媒體報道的時限，導致她被中國當局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起訴，遭受了3年的牢獄之苦。 如此說來，成蕾女士三年前的那次所謂「泄露國家機密」的行為，與前幾天把中共中央決定調朱鶴新接掌外管局的「重磅消息」提前知會給英國路透社的那名「消息人士」的行為，百分之百的一樣。只不過因為三年前的成蕾不幸撞到了中共當局正在為報復澳大利亞政府找尋人質的槍口上。 回過頭來繼續討論曾經被盛傳是易綱的央行行長接班人的朱鶴新，為什麼只是被平級調任為外管局一把手。 故事還要從華爾街日報今年2月27日的一則標題為《中國將調整金融系統高層和機構設置，習近平料安插重要親信》的報道文章說起。該文章開篇先是說「習近平準備大舉調整中國金融系統的領導層，將安排重要親信掌管央行，並重新恢復一個中共的機構部門，以加強對金融事務的政治控制。這些舉措是習近平重塑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努力的延續。近年來，他為加強中共統治，進一步削弱中央銀行和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獨立性。」 接下來，文章中便借「知情人士」口，披露了「中信集團董事長朱鶴新是接替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經濟學家易綱（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主要候選人」。並說「這還不是最終決定，政府高級官員的任命決定只有在3月初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才會公布。」 這篇當時被眾多媒體紛紛轉載的報道文章中還說：「知情人士表示，朱鶴新不太可能兼任央行黨委書記，這是央行中最有權力的職位。這在很大程度上將符合央行現有的領導層安排。央行現任行長易綱是黨委副書記，實際上是央行的二把手。目前無法得知朱鶴新將擔任什麼黨內職務。這些人說，何立峰是習近平的長期助手，將成為主管經濟、金融和工業事務的副總理，他可能會兼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 文章中還說：「習近平正在改組政府領導層，那些兼具政治地位和技術職能，以及在全球市場上具有公信力的官員們基本上都從中共領導層消失了。其中包括與特朗普政府談判達成貿易協議的經濟顧問劉鶴、資深銀行家和金融監管者郭樹清，以及現任央行行長易綱等人……。相比之下，朱鶴新在外國商人和投資者中鮮為人知。他缺乏國際地位，而這種地位使前任中央銀行高級官員能夠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策制定者討論政策、親密交談，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及其他全球金融集會上表達見解……。」 華爾街日報如上報道文章一經出台，立刻被廣為轉載，各類標題諸如《習近平親信朱鶴新和何立峰有望出任中國央行行長和黨委書記，削弱其獨立性》、《美媒：朱鶴新與何立峰或主掌中國央行》等等，一時間令朱鶴新甚至比當時的候命副總理何立峰風頭更勁。以至朱鶴新在中信集團的一位下屬不由得替自己的上司報怨：「這哪裡是在捧啊？簡直就是把我們的朱老總架在火上烤嘛！」 繼而，今年三月中旬召開的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出乎外界預料地宣布了易綱的「原地踏步」，華爾街日報立刻又發表《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留任，正值監管體系重組之際》一文，說是中國全國人大周日投票決定讓65歲的易綱繼續執掌中國央行，在金融監管體系重組之際推遲了央行行長的交接。知情人士透露，預計易綱將在央行的領導時間延長几個月，以在過渡期間提供連續性，時間安排可能會根據交接的順利程度進行調整。知情人士稱，金融集團中信集團董事長朱鶴新被認為是接替易綱的主要人選。 而就在華爾街日報二次發文，堅持認為朱鶴新仍是接替易綱的「主要人選」的一個月之後，朱鶴新辭去中信銀行董事長的消息，一時間甚至也被中國境內媒體認為是佐證了華爾街日報的「料事如神」。 其實，當時的朱鶴新是以中信集團董事長身份，辭去了他所兼任的中信集團下屬的中信銀行的董事長職務，但因為眾多媒體的報道標題多為《中信銀行董事長朱鶴新因工作安排辭任》，內容中引用了中信銀行公告的原文「朱鶴新因工作安排需要，辭去該行董事長、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戰略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委員職務……。董事會選舉該行黨委書記、副董事長、董事方合英為中信銀行董事長」，於是便令眾多不明就裡的讀者誤以為是朱鶴新因「工作安排需要」，離開了中信的領導崗位。 事實上，朱鶴新自打2020年3月從央行副行長位置上「轉軌央企」後，其新職務全稱就是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中信有限公司董事長。而自2021年6月後，又兼任了中信集團下屬的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董事長，直到今年4月又把這一兼職辭去。 不知前面提到的幾天前搶先給英國路透社曝料朱鶴新將入主外管局的「消息人士」，與今年2月和3月給華爾街日報透露朱鶴新晉陞前途的「消息人士」是否為同一人。也無從判斷中共當局在去年把朱鶴新列入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之後，對是否安排他「榮歸」央行有過什麼樣的討論，但筆者傾向於相信將潘功勝視為易綱的央行一把手接班人，應該是早在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即有過的央行「接班梯隊」計劃的內容之一。 在6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時任央行第一副行長兼中央財辦副主任的易綱，和此前已經以副行長職務接替了易綱外管局黨政一把手職務的潘功勝，雙雙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序列。 十九大召開的次年三月，易綱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決定接班周小川的央行行長職務。當時即有傳聞說易綱是在十九大上落選了中央委員之後，才被委屈安排進候補委員候選名單的，並與此前本來就是被安排進入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建議」名單的潘功勝均順利當選。 而在去年10月召開的二十大上，已經年過64歲的易綱，不被安排進入中委或者候補中委名單應該說不出預料，但至此已經擔任央行副行長長達10年之久的潘功勝連個候補中委都未能連任，則令央行內部人士都感覺驚訝。 而正是因為當時的易綱和潘功勝均未進入二十屆中委（候補中委），所以才會有二十大上的新任候補中委，曾經擔任過金融副省長和央行副行長的朱鶴新一時間被外界看好。而所謂「消息人士」的透露，更可能是「消息人士」的分析和猜測而已。進一步的分析內容，留待下篇文章深入介紹。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被中共歷代領導人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基辛格博士於11月29日去世。基辛格博士是半個世紀以來任何關注美中關係乃至全球秩序的人都無法迴避的人物。我第一次聽說「博士」這個稱謂還是在中共官媒對基辛格的新聞報道中，它在一個兒童的意識中留下了「博士」是足智多謀的人的印象。無人否認基辛格博士足智多謀，然而無價值原則的實用主義卻是其智謀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中共走向國際掃清障礙 聽到基辛格逝世的消息後，許多與他相關的美中關係大事件在我腦海里掠過。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他1971年7月由巴基斯坦中轉秘訪北京的美國與紅色中國關係的「破冰之旅」。當時，中國處於文革癲狂中，經濟瀕於崩潰，「珍寶島戰役」讓中國置於蘇聯的直接軍事壓力之下，內外交困的毛澤東轉向美國尋求外交突破。而美國正需要在冷戰中「聯中抗蘇」以及解困越南戰爭。在那次17個小時的閃電秘訪，基辛格承諾美國將逐步減少駐台的軍事力量；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美國將在聯合國大會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席位，保證通過談判解決越南戰爭。隨後，雙方發表了會談公告，宣布尼克松應邀將於1972年5月之前訪問中國，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會面。不過分地講，基辛格為中共擺脫內外交困、為紅色中國走向國際政治舞台掃清了首批障礙。 半個世紀來，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外交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線，天安門事件所引起的巨大國際震蕩也未能對其產生根本性的衝擊。1989年6月4日，ABC新聞就正在發生的天安門廣場的屠殺採訪基辛格，主持人詹寧斯問他：「美國應該做什麼，基辛格博士？」 他回答：「我不會對中國實施任何制裁。」 隨後他在多家媒體上撰稿，為中共的暴行辯護，他說對北京發生的事不能只用善與惡的觀點去看，中共的屠殺行為是為中國選擇了一個更仁慈、更穩定的和平進程。就是這種只顧現實利益罔顧價值原則的現實主義思想主導下的對華政策，幫助中共很快擺脫了天安門事件後的國際孤立，而在沒有任何前設政治條件下一步一步進入世界貿易和全球治理體系。 基辛格的無價值原則的實用主義 於基辛格，無價值原則的現實主義思想不僅體現在他主導或影響的國際關係層面，而且貫徹於他的私人利益上。他是歷屆中共領導人的座上賓，訪問中國超過100次，在美國政客中居首位。在《論中國》這部被西方學者奉為了解中國的必讀之作中，他不時流露出對中共的溢美之詞。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基辛格剛剛推出了一個與中國國有企業中信集團合作的基金–中國創投，當得知這個事實後，詹寧斯非常後悔：「如果當時我知道現在我所知道的，我就不會讓他上那個採訪節目。」 基辛格2011年為當時習近平的權力競爭者—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站台的事更能說明他投機和算計。那時，薄熙來風頭正健，用「唱紅打黑」表現自己而挑戰中共對習近平的接班安排，權爭勝負一時難料。那年6月29日，為慶祝中共建黨90周年，重慶舉行「萬人紅歌會」，基辛格特地前來現場力捧薄熙來。 基辛格的無價值原則的實用主義與中共在後天安門時期形成的「實用主義的軟實力」有高度的精神契合，而中共正是靠其「實用主義軟實力」擺脫天安門事件後的困境、穩住國內統治並在國際社會擴展影響力的。 中共的實用主義軟實力 天安門屠殺後，中共一方面維持人民的恐懼使民間對權力的制衡缺失，一方面鼓勵他們特別是其精英階層不問政治、不問是非，只顧賺錢。這種策略確保了短期內最糟糕的資本主義在低人權和低道德的情況下展現了高效率和高競爭力。在這種赤裸裸的實用主義在國內獲得成功的動力下，中共開始利用這個「實用主義的軟實力」支持其持續崛起和國際擴張，並與美國競爭。這種專註於經濟利益無視價值觀和道德的「實用主義軟實力」可以描述為：忽視人權+鄙視民主價值+金錢。 不可否認，基辛格參與推動的美中關係的正常化對兩國均有正面意義，然而，基辛格現實主義的外交思想以及這種思想主導下的近半個世紀–特別是後天安門時期–的對華政策，非但沒能讓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變得更加自由和民主，而且在中共政權獲得經濟力量的加持後，不僅在國內變得更加專制而且在國際舞台上展現並實施它的全球野心，對以美國主導，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產生了切實的威脅。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自去年「白紙運動」以來，習近平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上屢屢受挫，他發現在實力和野心之間橫亘著諸多障礙，他需要再次回到鄧、江、胡時期的「韜光養晦」路線，緩和與市場、與美國的關係，以換取另一個戰略機會之窗，讓中國的經濟、技術、軍事、外交實力趕上他的野心。於是，今年11月習近平從「戰狼」變「熊貓」，帶著笑容來到美國與美國總統見面，並與美國商界晚餐，展開魅力攻勢。而在之前的7月，習近平在北京最高規格禮遇剛剛度過100歲生日的基辛格，為他補辦生日宴會。在宴會中，習近平再次宣稱基辛格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強調「中國人重情講義，不會忘記老朋友。」習近平當然知道「老朋友」在此刻的妙用。 基辛格博士走了，但是「基辛格主義」仍有廣泛市場，美國人記取「基辛格教訓」了嗎？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近日有一對中國鄭州網紅小夫妻「亮亮麗君」成為微博熱議話題。典型打拚的小夫妻，以45萬人民幣（200萬新台幣）頭期款預售屋購買人生第一間房子，背上102萬人民幣貸款，每個月夫妻收入一萬人民幣，期中三分二付貸款，小夫妻還是積極樂觀常常拍房屋建築的進度。如今麗君被公司減薪從四千元變成二千元，加上女兒出生、房貸、租金壓力更大，雪上加霜是買的樓房變成爛尾樓，完工遙遙無期，小夫妻跟地產商要當時簽約會退款二萬元卻遭售樓部毆打。 其實「亮亮麗君」不是個案更不是特例，根據日本野村證券調查，截至2022年底中國有二千萬戶的爛尾樓，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預估要「保交樓」（保證交屋）2000萬套需要3.2兆人民幣（14.2兆新台幣），大約台灣政府六年的總預算。中國政府編列3500億人民幣來保交樓，2000億提供建商低率貸款，至2023年中預算已經用完。中國住建部在2023年八月表示「保交樓」推進一年多已完成165萬套房。 無論預算是杯水車薪或進度完成比率偏低，地方政府也都陷入債務危機，尚無法自救，還需要中央來救，保交樓政策在地方政府只能敷衍。日前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要求，中國準備列出50家「白名單」大型房地產商幾乎都是國企，提供這50家信貸、債券、股權的融資，在房地產商的骨牌效應下，中國政府準備只「救」這50家，其他都要斷尾。 中國常說用6個口袋的錢來房子，就是夫妻跟兩邊的爸爸媽媽（一起買），這2000萬套爛尾樓，其實影響是1.2億人，他們口袋被掏空，如何來消費？如果無法儘速完成「保交樓」恐怕引爆社會不穩定的潛在因素。 中國上層是按權力分配、中層是按資本分配、底層是按勞分配。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用權力來決定「誰」可以生存，哪一些企業可以無條件被注入無限的資金，而地產商是按資本分配，一家恆大可以欠債2.4兆人民幣，現在被劃入白名單的50家都有可能是一下一家的恆大，甚至是一個更大的泡沬。而像亮亮麗君一樣的底層人民，他們按勞分配，勞動所得還被減薪，維權還被打，目前只能離開鄭州回鄉下。 地方政府債務可以展延，但人民的房子是一家人的希望，是安心立命的地方，如果爛尾樓無法處理，中國的經濟就無法觸底，更無法恢復，恐怕將帶中國進入失速的經濟時代。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全文轉自上報）
李尚福已經空出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職務，外界普遍認為要麼會由現任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兼任，或由現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改任。如果是劉振立改任國防部長的話，那麼早已經獲授上將軍銜而且也已經入選二十屆中央委員的徐起零被就地扶正的可能性挺高。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三中全會上如何處分已先後被撤消行政或軍內職務的四名中央委員》刊登和播出的次日，多家媒體都轉載了台灣《自由時報》的報道《中共「三中全會」或於12月召開 學界研判將撤銷這2人職務》，說是中共高層內鬥激烈，至今遲未公布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日期。台灣陸委會委託學界分析會前局勢，研判可能在今年12月舉行……。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6次會議已經免去李尚福的國務委員、國防部長、國家中央軍委委員職務和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此顯示中共將會在三中全會撤銷秦剛、李尚福的中央委員職銜，同時免去李尚福的中共中央軍委職務，補選新的中央軍委委員。 上月24日中共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宣布免去秦剛和李尚福的行政副國級職務之後的次日，筆者便特別上網察看了中共國防部網站，見上面「高層「欄目的首頁中，左半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的介紹中，仍保留著李尚福的名字，而右半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介紹中，李尚福的名字已經消失。 至於未來的中央全會上是否會在李尚福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職務被免除的同時宣布一個新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首先要看習近平是否有可能如外界所預測的那樣，因為已經面臨著「無人可用」、「無人可信」的危機局面，乾脆讓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兼任國防部長。 習近平政權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名義宣布免去李尚福和秦剛的行政副國級職務後，美國之音刊出一篇報道文章《中國防長李尚福被免職 習近賓士軍難題再現》。文章中除了介紹「名列』越戰幫』劉振立接防長呼聲高」,也分析了習近平再循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的回鍋模式，讓何衛東兼任國防部長的可能性。按照該文章引述的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穎佑的話說，如果是由何衛東兼掌國防部，將更凸顯其實權，也可以一掃過去中國防長在對外交流時，各國普遍對出任此職務的人份量不夠的質疑。 那麼，如果不是由何衛東兼任，也應該沒有可能由已經「身體不好」的張又俠兼任。在此前提下，無論再安排哪位現任軍委委員接替國防部長，接替這位現成的軍委委員的具體職務者，就要增補為中央軍委委員了。 此前，在中共人大還沒有開會「決定「免去李尚福的行政職務之前，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的相關報道中已經介紹了路透社的消息內容，說是」多位知情人透露，現任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的劉振立將軍很可能成為下一任中國國防部長」。 報道指出，劉振立也是近年來少有的具有戰鬥經驗的軍事領導之一，他曾參與1986年中國和越南之間的邊境衝突。（雖然）中國國防部長很大程度上扮演外交的角色，並沒有直接的指揮權。但劉振立如果被任命為防長，將提高這一職位的知名度。劉振立有領導聯合參謀部的經驗，外國同行將有可能與中國軍事行動和戰爭規劃的核心人物打交道。美國方面一直以來希望與直接參与指揮決策的同行進行例行交流。 這則消息中有一個沒有分析到的角度，就是雖然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是當然的中央軍委委員，但既不是軍委副主席，也不是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的軍委委員的組織級別比較特殊，似乎應該高於地方上的正省部級，但卻又夠不上副國級。 從這個角度講，劉振立如果能夠從聯合參謀部參謀長位置上改任國防部長，勢必也會被同時委任為國務院的國務委員，「實權」與否另論，組織級別上的確是升了半格，躋身副國級行列。 不過呢，如果習近平已經考慮了讓劉振立任國防部長，那麼就一定是轉任，斷無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兼任國防部長的半點可能。於是，新的問題又來了，那就是挑選誰來接替劉振立空出的聯合參謀部參謀長職務。對此，雖然我們外界不能斷定「花落誰家」，但必須從已經在二十大上被安排為中央委員的高級將領中選拔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必須是在位中央委員，在位的中央候補委員都不行。因為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同時應該成為中央軍委委員。豈有不是中央委員的中央軍委委員？ 而在劉振立的現有副手中，比他年長兩歲的徐起零也已經是上將軍銜，而且也已經在去年10月召開的二十大上與劉振立一同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如果真是劉振立被習近平安排改任國防部長的話，那麼「就近」安排徐起零升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的概率挺高。 維基百科對徐起零的介紹內容中，特彆強調了一句「徐起零被外界廣泛認為是習近平派系閩江新軍成員之一」。該網站對何衛東的介紹同樣是「被視為習近平派系閩江新軍主要成員、習的親信之一」。 當然是「習近平的親信之一」，要不然習近平怎麼會安排他在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的位置上進入中央委員會？不過筆者也沒有搞清楚這個徐起零為什麼會被說成是「閩江新軍成員之一」，而且還是「被外界普遍認為」。 此人首次被外界關注是2015年，時任職務是54集團軍參謀長。中國新聞網於當年3月27日刊出的標題為《濟南軍區副參謀長石正露升任54集團軍軍長》的報道文章中把徐起零捎帶提了一句。 2016年7月，中國內地媒體上又有了一篇標題為《陸軍第54集團軍原參謀長徐起零少將任中部戰區陸軍副司令員》的報道文章，說是「官方媒體近日披露，解放軍五大戰區成立之後，原任陸軍第54集團軍參謀長的徐起零少將已調任中部戰區陸軍副司令員。官方公開的新聞報道顯示，徐起零之前長期在原濟南軍區服役，曾任原濟南軍區作戰部副部長、原濟南軍區某師師長等職，並於2012年調任陸軍第54集團軍參謀長，少將軍銜。」 自那以後，徐起零的職務開始頻率變動。擔任中部戰區副司令員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徐起零便接受跨戰區調動，去遼寧省出任了隸屬北部戰區的第七十九集團軍軍長。 2017年4月，中共以國防部名義對外宣布：中央軍委決定以陸軍原18個集團軍為基礎調整組建13個集團軍，番號依次為第71集團軍至第83集團軍。 當月18日，習近平接見新調整組建軍級單位主官，並對各單位發布訓令。徐起零是被接見者之一。 改任調整後的第七十九集團軍軍長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徐起零即於2018年12月升任東部戰區陸軍司令員。次年一月的「長安知事」報道文章《接棒秦衛江，新任東陸司令是位「鐵軍」戰將》一文被中國內地媒體紛紛轉載，內容是「最新消息，北部戰區第79集團軍軍長徐起零近期跨戰區調動，接棒秦衛江中將出任東部戰區陸軍司令，晉陞副戰區級。」 該報道文章詳細介紹說：「公開資料顯示，徐起零於2012年調任原第54集團軍參謀長。原54集團軍是解放軍歷史上的王牌部隊，有『鐵軍』美譽，多位高級將領出自這支部隊…..。」 不知道當時的中國內地媒體是否是奉命特別宣傳徐起零，反正是徐起零在出任東部戰區陸軍司令，晉陞副戰區級（相當於此前的副大軍區級）的大約一年半時間後，即再次被「跨戰區履新」。 中共鳳凰網於2020年6月2日刊登「紅船雜誌」文章《新晉中將徐起零跨戰區履新，曾任王牌部隊「鐵軍」參謀長》一文，說是據西部戰區陸軍官方微信公眾號「西陸強軍號」消息，6月1日，戰區陸軍通過電視電話會議組織集中宣講，認真傳達貫徹全國「兩會」精神。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西部戰區陸軍徐起零司令員作傳達報告。這是徐起零首次以西部戰區陸軍司令員身份亮相公開報道，這也標誌著空缺半年多的該職位正式迎來新任。據了解，生於1962年的徐起零是河南周口淮陽縣人，早期曾長期在其故鄉所屬的原濟南軍區服役……。（去年）剛剛晉陞為中將的徐起零自軍改以來，已先後任職於中部、北部、東部、西部戰區陸軍，也是集團軍調整組建後首批軍長之一。 該報道文章還介紹說：前任西部戰區陸軍司令員為何衛東，他已升任東部戰區司令員，並於去年12月晉陞上將軍銜。 眾所周知，比徐起零年長五歲，生於1957年的何衛東已經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上以年滿65歲的年齡乘坐上了晉陞副國級的「末班車」，晉陞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軍委副主席。而當年接替何衛東西部戰區陸軍司令的徐起零，同時也還是西部戰區副司令員。 在西部戰區任副戰區職的總共時間是一年零兩個月，2021年6月，徐起零又被習近平提拔為正戰區級，升任西部戰區司令員，官拜上將。接替了此前擔任西部戰區司令員也才半年即「因病重不能主持工作」的張旭東。 繼而，這個與徐起零同齡，但晉陞上將要比徐起零早了一步的張旭東被內部宣布出任中央軍委戰略規劃委員會專職委員的虛職。，但僅僅四個月後便不治身亡。 2021年10月21日，新華社刊登《張旭東同志逝世》消息，說是「中央軍委戰略規劃委員會上將專職委員張旭東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10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8歲。」 因為消息中所說的張旭東逝世時間與消息發布時間間隔了整整20天，於是為何遲遲「秘不發喪」的質疑聲四起。比如一篇標題為《上將病亡、八一大樓「鬼屋」故事和習近平的危機》的海外報道文章中，就把何張旭東去世20日才被公布死訊的奇怪與習近平「最近幾次晉陞上將現場毫不掩飾的愁容」，以及西部戰區被頻繁換將等聯繫到一起強烈質疑。 文中說：「張旭東生前最後一個職務是中央軍委戰略規劃委員會上將專職委員。他的病死，最引人關注的是，他於2020年12月才晉陞上將，當時並首次被證實已擔任西部戰區司令。但到2021年7月5日，原西部戰區陸軍司令徐起零晉陞上將，被證實接替張旭東任西部戰區司令。之後的9月6日，汪海江晉陞上將，並已接替徐起零擔任西部戰區司令。」 其實，就在張旭東被宣布病逝之前，已經有香港媒體報道了他身患絕症的消息。與此同時，因為徐起零接替的張旭東的西部戰區司令職務只擔任了兩個月左右，即又被從新疆軍區司令員位置上提拔上來的汪海江接替，所以當時的這家香港媒體順帶也把徐起零歸於癌症病患人群 ，殊不知當時的習近平只是為了讓徐起零在進入軍委參謀部之前先有一個戰區正職的資歷， 所以才讓他在西部戰區司令的位置上短暫過度了兩個月，並抓緊讓他晉陞上將軍銜， 便急匆匆地安排他上任聯合參謀部了。 徐起零進入聯合參謀部的時候，參謀長還是比他年長9歲，與習近平同齡的李作成，所以在二十大召開時也才年滿60歲，而且已經是上將軍銜的徐起零一度是最被看好的李作成接班人選，至於習近平為何又趕在二十大召開前夜，最終決定讓本已因年滿65歲即要從正戰區職退役的何衛東搭上了一班晉陞副國級的「末班車」 ，同時又最終決定由升任陸軍司令員才一年三個月的劉振立再度升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背後有一個很長的故事。限於本文篇幅暫且不表。這裡要強調的只是既然二十大上確定的軍委領導班子才過半年出了「事故」，那麼如果是劉振立會轉任國防部長的話，徐起零來接替總參謀長應該是選項之一。當然，比如現任陸軍司令員李橋銘也應該是升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的可能人選之一。是否會出現劉振立接替李尚福，李橋銘接替劉振立，徐起零接替李橋銘的安排呢？等著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