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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3 日
极权政权一般喜欢以“人民政权”自居，然而，人民在极权政权眼里，真实地位其实如“刍狗”，在抽象礼赞人民的同时，却对人民怕得要死，时时刻刻防范人民的不满，外界从北京当局这次对李克强丧事的处理中，再次看到了这点。 李克强是中共前二号人物，由于他的“平民总理”形象，以及多年来被习近平压制的状况，他的突然去世在中国民间引发了一股悼念潮，在其故居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大批民众自发前往，用鲜花表达哀思。北京当局虽然不敢阻拦民众鲜花悼念（因为没有说得出的正当理由），但在网上，对有关李克强的一切信息，几乎一律封杀，搞得好像李克强不是中共的前总理，而是党的政治反对派。当局之所以对群众悼念李克强非常紧张，原因说来也简单，嗅出了其中的“异味”，明白群众不过是借悼念李克强，来表达对当下政治的不满，矛头直指习近平，是对习过去10年的统治说“不”，故而，它要防范“别有用心”之人借此煽动群众闹事，唯恐悼念现场失控，出现另一场“四五运动”。 民众自发悼念，传递清晰政治含义 中国历史上的“四五运动”，今天在中共的叙事中，是作为一场正面的群众政治抗议而受赞扬的，然而在当时被中共定性为一起“反革命政治事件”。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的长安街“十里长街送总理”，但其时中国，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周的去世成了导火索，不久之后的清明节，全国各地民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来表达他们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演变成一场实际是反对毛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北京市最后出动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镇压了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四五运动”可以看作群众觉醒的一次集中爆发。文革十年暴露出毛的专制统治是多么的极端荒谬，但也让群众的反专制要民主和自由的意识萌发并觉醒，并在悼念周的活动上公开表达出来。这一事件虽然在当时以被当局镇压收场，却也让党内高层的反四人帮力量看到民心所向，和毛的极左做法非常不得人心，从而为后来的宫廷政变，逮捕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李克强在一些方面像周恩来，两者都被民间舆论塑造为中共党内的清流。1976年周之死，民众像失去了魂似的，觉得大厦将倾，国将不国，没有方向，失去了未来，自发上长安街送行，清明节天安门悼念。今天李克强“英年早世”，民众除了惋惜，还寄予了更多同情，同情他在过去10年，一直被习压制，成为中共最憋屈和窝囊的总理。这点和周不一样，周虽然也被毛压制着，但毛离不开周撑危局，周的行政才干和在党内的势力让毛在防范他的同时又必须重用他。李基本被习撇在一边，好事没有，烂摊子则要他去收拾，但在收拾烂摊子时并不放权给他。 李克强的去世不像周，没有让民众觉得天会塌下来，然而，鉴于李的清廉和被作为党内改开和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死还是让普通民众特别是党内精英生出一种中共最后一丝自由之火已熄灭的悲情感，未来茫茫，陷入一个更加专制和黑暗的时期。这点和1976年颇有着相似之处：现实让人非常窒息，改变现状的愿望非常强烈，因此才会自发去纪念周和李，所要表达的政治含义可谓非常清楚。只不过对周的纪念是诗，对李的纪念是鲜花，在李的故居红星路，放眼都是鲜花的海洋——正是在此意义上，有评论把这次鲜花悼念称为“鲜花革命”，因为它让大众和统治者看清了民心向背。 当局警觉悼念活动的危险 尽管如此，两个时期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中央权力结构，四人帮虽然在当时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权力，但毕竟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没有军队的支持；可今天，习不但是最高领导人，且手握各种专政工具，包括军队，所以要改变现状比1976年难得多。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亦警觉到了这场鲜花悼念的危险性——在对群众的政治表达上，专制政权的嗅觉向来是灵敏的，宁愿把危险信号夸大，也不放过可能的群众抗议的火星。就习而言，决不能让群众借对李克强的悼念，发展成一场针对他的哪怕是小规模的街头公然的抗议。如果这样，表明他的政权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丧失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所以，“四五运动”的场景说什么都不能在这刻重现。 习近平的担忧是对的，如果对悼念不加以限制，任由李克强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很可能这种网上对现政权的怨气会变成街头的公开抗议。因为很多人认为李克强是被冤死的，当局难脱谋害嫌疑。网上封杀有关李克强的几乎一切信息，虽然不能阻止人们去悼念他，消除这种猜疑和怨气，但当局发出的威胁信号民众接收到了，即借悼念李克强而生事乃至公开在街头抗议，是不被允许的。 不过，当局虽高度在意李克强去世对党内外的影响，并千方百计阻止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传播和发酵，特别是避免出现群众的街头抗议，然而，也是在李去世的这周，在上海街头，连接几天出现了以庆祝万圣节的名义，青年的盛装出游狂欢场面。表面上似乎和李的去世无关，甚至在当局看来，允许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还能释放他们对现实不满的某种怨气，有利而非不利当局维护当前秩序。但如果考察这场万圣节狂欢的内涵和它隐晦表达的政治意图，当局实际并非乐见。 万圣节狂欢凸显中国青年仍关心政治 此次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展现了中国青年的无穷创意，他们把西方的“鬼节”，过出了中国味道，在这个意义上，可看作是一次文化狂欢。然而实际上，它也是以幽默和狂欢的形式来宣泄一种情绪，一种对过去几年压抑的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情绪大宣泄。从流传的视频、图片和参与者的描述看，人们把这几年的热点事件和人物化为庆祝万圣节的元素，有些题材和人物，诸如穿着防护服的“大白”、飘绿的股市走势图、“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鲁迅等，针砭时弊的意味很浓，带有一定敏感性。除此外，甚至还出现了去年“白纸运动”的符号物——“白纸”。这就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性了。现场参与狂欢的青年在那种氛围下未必能够感受到此中的政治意涵，但事后当局是一定能够觉察出的。 相对万圣节狂欢呈现的具体意象，或许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宣告中国青年没有忘记他们对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怀和热爱。曾几何时，中国青年被看作物质的一代，对公共生活不关心，对政治不热心不参与，缺乏情怀和担当，但上海青年用他们的行动和创意打破了这种定见。如果说，去年的“白纸运动”也最先是由上海的年轻人起来抗议，那么这次万圣节，就以狂欢形式接续了“白纸运动”上海青年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他们不再把政治视为与己无关的东西，对当局刻意塑造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主题，以一种讽刺作出了表态。和民众自发用鲜花悼念李克强一样，这也是一种政治意识的觉醒。 值得一说的还有上海官方此次对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表现出的容忍和克制，相信这和李克强的去世有关。上海官方大概不想强行取缔青年的化妆游行狂欢，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让青年心中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情绪无法通过狂欢得以释放，导致他们的情绪失控，从而在李去世这个节骨眼上带来麻烦。从这个角度看，上海青年抓住了李克强去世的机会达成了他们的狂欢目的，但这也提醒北京当局，不能让群众有集体表达不满的机会和场合。 民心已变，虽然习近平口口声声要以人民利益为重，把中共打扮成唯一代表人民的政党，但他的所作所为把自己推上了人民的对立面。习也喜欢说，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然而，民众悼念李克强的“鲜花革命”和上海青年的万圣节游行，非常清楚地告诉习，他不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想掌控一切，可他又感觉一切都在滑出他的掌控，危险随时而至，这就是习为什么害怕群众悼念李克强的原因。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对比曾经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把”当选”中央委员还未满一年的于幼军在处以留党察看处分的同时撤消了其中央委员职务，以及去年赶在二十大召开前几天才被匆匆宣布终止十九大代表资格和“撤消党内职务”中央候补委员李佳等人，就应该相信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是无法回避对秦刚、李尚福，以及李玉超和徐忠波这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党纪处理的。 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二十届三中全会迟迟不开，是因为经济还是人事？》已经分析过了政治层面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接连发生的外交和军队系统的高层人事翻车，或许是导致本应在今年秋季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至今仍没有动静的主因。道理就在无论是目前已经没有了任何行政职务的外交系统的秦刚，还是军队系统里目前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李尚福，以及已经被内部宣布分别撤消了火箭军司令员、政委职务的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三中全会如何能避开他们的问题？ 说起来，在如上四人“当选“（或连任）中央委员才一年时间就又要撤消他们的中央委员职务，对习近平政权来说，实在尴尬。过去多少年来，赶在党的某届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即把才”当选“不满一年的中央委员给予处分的情况好像只发生过一起，但也只不过是针对一个人。一次就高达至少四人之多的情况是从未出现过的。 回想2008年10月12日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内容之一是“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9月5日做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这个于幼军和习近平同龄，是在2012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被宣布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并在此基础上被安排为十七届中央委员，据说是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亲自提名。当时的外界舆论自然认为这是在为2008年3月国务院换届铺路，而且在2008年3月5日开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确实也已经坐到了“部长列席区”。 然而，当月17日出台的国务院组成人选名单上，文化部长不是于幼军而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一时间，有关于幼军的负面传闻四起，以致官方新华网3月13日特别在首页用黑体字标题，推出“新华博友透露：于幼军未被免职仍是文化部党组书记”的消息；随后中组部副部长又到文化部宣布，于幼军继续担任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接下来的故事是，正在舆论界普遍相信文化部是实行了“双首长”制，所以才有了两个当届中央委员分别担任部长和党组书记的时候，随即而来的内部消息证实，正是在当届全国人大刚刚召开的那几天里，中纪委接到了举报于幼军的“揭发信“。于是中组部请示胡锦涛之后，做出了先让蔡武出任文化部长行政职务，让于幼军停留在部党组书记职务上等待中纪委”情况落实“的结果的决定。 而当时之所以决定先安排蔡武出任文化部长，考虑因素之一是此人当时已经64岁，如果于幼军的被揭发材料能够被中纪委判定“查无实据“，那么一年之后于幼军即可自然接替“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的蔡武。 但是，于幼军终于还是未能逃过一劫。其十七届中央委员的职务只担任不足一年时间。 说起来，这位于幼军是中共“反腐”史上先后落马的几十位在任或退位中央委员中最传奇，最有“故事”的一个。单说他被审查和处分的经过，首先他是开始接受内部审查之后唯一个被官方宣布仍然担任着党内职务的方式对外“辟谣”，以维护其声誉的一个。其次则是唯一一个虽然最终还是被宣布了党纪处分，但对于他的“问题审查报告”中却不公布任何所犯错误之内容的。不可谓不草率。 事后，当于幼军被留党察看处分的两年察看时间完成，不久即以副部长级待遇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职务身份得以复出工作之后，才有内部传出的消息说，2008年9月召开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是因为不希望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因为完不成于幼军问题的处理决定而延期，所以当时的中纪委被要求在问题根本没有查清的情况下根本未给于幼军本人申辩的机会和时间就草草结案。这就是为什么三中全会之前根本就没有宣布过对于幼军立案审查的决定，三中全会上就突兀地宣布了的中纪委“审查报告”中完全不敢有具体内容。 回想当年的于幼军的被处分细节，再看如今二十届中央委员里的秦刚和李尚福等军方三人，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迟迟不开，除了因为对他们各自问题的调查、落实要假以时日，从具体时间安排上来看，为了让习近平到美国旧金山当面向美国总统拜登递送“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和目前并没有武力进犯 台湾的时间表的橄榄枝，三中全会自然不会是今11月份的当务之急。 按照中共官媒的预报，从旧金山返回北京的习近平将于本月21日晚在北京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并讲话。此后的习近平似乎暂无出访计划，所以本月底的政治局例会应该不会因“故”取消。而本月底的政治局例会若能如期举行的话，会上宣布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仍然还会赶在今年之内，那怕是12月月底，是很有可能的。 笔者在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的结尾假设了如果秦刚的问题最终只被落实在 “纪法道德操守缺失”一个方面，那么未来或者还能够保住党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届中央委员职务肯定会在未来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撤消（终止？）。 笔者倾向于相信如今已经被分别撤消国务院领导职务和军内职务的李尚福、李玉超和徐忠波三个无疑都是因为严重辜负了习近平曾经对他们寄于的充分政治信任而令习近平愤怒不已，因而会在被军法制裁之前先被“双开”，即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同时剥夺上将军衔。但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这里不妨假设他们都不是犯罪而仅仅是犯下严重错误，那么仅仅从他们已经被分别免去了才担任时间不长的国务院领导职务和军内重要职务的表面迹象看，应该没有连个留党察看的轻处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凡是被处留党察处分的在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要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的。甚至更有连个留党察看的处分都没有背上，但也因为犯了错误而只是被处以“撤消党内职务”处分而被从当届中央委员会中剔除的。较为典型的是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 1961年出生的李佳从2011至2018年初一直担任着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书记职务，期间有时是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身份兼任政法委书记，并在此职务上被连续安排为十八和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大召开时他才51岁，足见当时被中央看好的程度。 到十九大召开时，李佳虽然连任了中央候补委员，但具体职务仍还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政法委书记任上徘徊。于是中组部给了他一个可以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职务，自治区政协主席。而后又平调为山西省政协主席。 202年8月2日，山西省政协宣布“免去李佳同志政协第十二届山西省委员会主席职务”，当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追认关于撤销李佳同志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两天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消息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李佳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副省部级；按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去年年10月12日，也就是离中共二十大召开只有4四天的时间，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宣布“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给予李佳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里特别提请注意，就是这个李佳在被免政协领导人职务、和撤消政协委员的政务处分的基础上，党内处分仅仅是终止十九大代表资格和“撤消党内职务”，事实上比“留党察看”的处分还要轻一档。但就是这样，也不能让他的党的十九大代表的资格和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职务以任届期满的方式自然结束。 对比一下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肖亚庆，就会发现虽然肖亚庆的被审查的时间过程和李佳被审查的时间过程相差不多，但对肖亚庆就没有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也就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五年任期即将届满的时候宣布对他的党内处分，就是因为二十大召开之前的中央政治局已经内定了对他肖亚庆的党内处分是最重一档的开除党籍。故没有必要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去撤消他的党内职务了。 如此说来，在中共二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才半年多时间就陆续“出事”的秦刚也好，李尚福、李玉超及徐忠波也好，无论日后的党内的最终处分有多轻，都逃脱不了被踢出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总不能一拖再拖，而拖到习近平当局终于认为不能再拖的时间，如上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中的全部或者其中的某一、两个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查证落实，故无法做出对其进行的党内处理的终极处分的决定情况存在，那么对其采取薄熙来模式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这里说的所谓“薄熙来模式”就是党内处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终止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职务。第二步才是党纪和政纪（军纪）的终极处理。 2012年4月10日，新华社发表了所谓“受权发布”的重大新闻：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请注意，这里虽然点明了是“涉嫌严重违纪”，但仍然称其为同志。 5个多月后，2012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和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继而，2012年11月4日召开的七中全会上对此给予确认。 按照中共相关组织规定，被开除党籍者只要没有被同时宣布“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那么不会有被开除公职（军籍）者的饭碗不保的下场，比如上次节目中介绍了的肖亚庆。 如此说来，秦刚的未来除了我们上篇文章结尾中假设的最好下场，中间下场就是开除党籍但不被“移交司法”，所以仍能保住公职人员的饭碗。最次下场当然就是秦刚进秦城了。 至于军方的李尚福等三人，未来的下场没有道理会比秦刚来得轻。最大的可能都是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以及移交军事法庭。 依照以往的规律，李尚福因为是国务院的副国级，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级别，所以日后对他的军法处理结果应该会公之于众。 前例之一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此人于2015年4月9日被中共中央先在内部宣布进行组织调查，但此事当时对外并没有公开。直到7月30日，中纪委网站才公开宣布，郭伯雄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决定将其开除中共党籍，移交最高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一年之后，郭氏被中共对外宣布判处无期徒刑。 再比如2017年8月即被免去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房峰辉，在十九大上自然中止了其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但在2018年1月9日他被公开宣布因涉嫌行贿、受贿犯罪，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时，仍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接下来，中共发布了开除房峰辉党籍，以及“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继而在2019年2月20日，军事法院公开对外宣布了对房峰辉处以无期徒刑的消息。 至于火箭军的两位，很可能会在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军籍之后，永不被宣布军事法庭宣布结果。就如同原武警部队司法员，在十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军职位置上落马的王建平一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11月15日，前往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的费罗丽庄园举行了长达四小时的闭门会谈。 这次筹备已久的会谈未能化解重大分歧，仅在若干领域达成低度共识或协议，包括：气候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迁的全球合作；芬太尼：中方承诺遏制毒品芬太尼输往美国；人工智能：双方同意禁止把人工智能引入核武领域。另外，双方同意恢复军事层面的交流与对话，避免误判。 会谈中和会后发表的公报中，双方一如既往地各自表述。即便定义两国关系，双方也表述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竞争“一词。拜登的说法是：” 美国与中国正在竞争。世界期待美国与中国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防止其转向冲突、对抗或者新冷战。“习近平的说法是” 如果把对方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和步步紧逼的威胁，必然导致错误的政策、采取错误的行动、产生错误的结果。“。 言下之意，拜登指明：竞争是两国关系的实质，也是两国必须面对的现实。而习近平则不乐意提竞争，希望回避与美国的竞争。因为中方清楚，它并不具备与美国竞争的实力，尤其在创新和科技领域。这方面，美国拥有的制度优势，正是中国的制度软肋。 习近平低头读稿，幕僚为他准备的稿件中，充满了对美国的“战略忽悠“，最具忽悠色彩的一段话是：” 中国从不赌美国输，从不干涉美国内政，也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乐见一个自信开放、发展繁荣的美国。同样，美国也不要赌中国输，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应该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 有谁相信习近平这个说法的前半句呢？从不赌美国输？只要想想中共曾经大肆宣传的“东升西降“；中共喉舌如金灿荣炫耀的”金句“：所谓中美双赢，就是”让中国赢两次“，意即，让美国输两次。从不干涉美国内政？只要想想中共网军水军大举入侵美国网络如洪水猛兽、以及公然在美国领土上暗设公安分局。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只要想想习近平在莫斯科留给普京的临别赠言：“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让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变局。“挑战和取代美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倒是习近平这个说法的后半句成立：美国从不赌中国输，从不干涉中国内政，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因为，这正是习近平上台前的三十多年间，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公开立场和慷慨支持。 战略忽悠或战略欺诈，能否诱使美国重回绥靖政策？能否把中美关系拉回到2012年之前？明眼人都知道，这绝无可能！仅仅是习政权的一厢情愿而已。这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习近平可以在中国任何领域开历史倒车，却无法让美中关系开历史倒车。 美中关系再不可能回到从前。这次拜习会，重大分歧依旧、重大领域并无触及就是明证。如乌克兰战争和中东战火，各自感受迥异。至于台海局势，仍然是各持立场、“一中各表”，毫无交集。拜习会刚刚结束，拜登就在记者会上重申；“他就是独裁者。中国是共产主义制度，与美国制度完全不同。”这句重申，俨然是对拜习会和美中关系的最好注脚：意识形态的截然相反，决定了美中之间的根本敌对。 值得一提的是，在费罗丽庄园举行的这场拜习会，属于非正式会谈。这种非正式会谈模式即庄园会谈模式是由前总统小布什所开创的。作为民主大国，美国政府不便给专制国家领导人以正式礼遇。但中共领导人却一直单方面期待甚至索要这样的正式礼遇：红地毯、三军仪仗队、二十一响礼炮、国宴等。于是，小布什开创了庄园会谈模式，既避免了政治上的尴尬和不妥，又给了中共领导人面子，任由后者在中国国内做自我宣传。 小布什任内，在他的私人农庄克劳福农庄接待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沿袭这一模式，奥巴马任内，在加州的安纳伯格山庄、特朗普任内，在他的私人庄园海湖山庄、以及拜登任内，在旧金山郊区的费罗丽庄园先后接待习近平，均限于非正式会谈。 令人玩味的是，费罗丽庄园的座右铭：为正义，爱同胞，过生活，对这场拜习会，似乎有所寓意，或正是拜登对习近平含蓄的忠告和奉劝。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半个月前，李克强的神秘死亡震动中国震惊世界。一方面民间爆发出规模巨大、影响空前、世界瞩目的哀悼浪潮；另一方面党内出奇地死寂一片。中共党内除了官宣死讯、发布全文照抄李鹏死亡讣告的讣告（仅改几字）、公告遗体火化外，未见一篇纪念文章，连民间在官宣下的跟帖评论也被封禁。中共党的二号人物，死的蹊跷却又无处寻觅真相，这一切都给中共党内带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特别是上下官员唏嘘凄惶、恐惧不安，唇亡齿寒，人人自危。党内死寂一片，就是这种极度震撼的异样呈现。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中共许多官员从李克强的命运悲剧中，隐约看到了他们难以逃脱的宿命， 首先，中共“极权统治➕个人独裁”的制度恶，造成了李克强的总理之“困”，也是中共党内政府系统负责官员的普遍困境。 中共夺取国家政权后，党内官员分成两大类：党务系统与政务系统。党务系统管理控制全党；政务系统管理控制国家与与社会。党的“领导”就是牢牢掌控国家一切权力和资源；“党的领导”的人格化体现，即是各级“党委书记”对人大、政府与司法，实施强力而有效的控制。在党中央，总书记领导总理；在省里，省委书记领导省长，市、县依此类推。简言之，党务官员是实施中共统治的操盘手，政务官员是维持中共统治的打工仔。这决定了只要习近平想揽权，李克强就无法阻拦。李克强任总理十年，不可谓不兢兢业业。他的同学故友评说：“陪十年小心，一事无成”，“活得憋屈，死得窝囊”。 也确实如此，习近平不断肢解国务系统的相对独立完整性，揽夺李克强总理的权力，李克强施政寸步难行。 让我们回顾一些情况： 习近平上台后，很快以改革名义建立起一批“领导小组”并自任6个小组的组长。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习近平这是“抄作业”——模仿文革时期江青实际操控“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做法。 “小组是中国政治领导体制中的金字塔顶端”，“实际是制定国家重要经济战略决策的机构”[1]。习近平以“小组长”身份伸手抓国务院的权力，排挤李克强，逐步将他边缘化。习近平任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管着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他重用刘鹤而将李克强排除出核心决策圈。这大概是北京人称曾被习近平重用的鲁炜是“网络沙皇”而刘鹤是“经济沙皇”的缘故吧。反过来，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和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决策以及实施中，人们也从来没见过李克强有任何参与其间的消息报道。 李克强任总理后的施政蓝图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中国城镇化”，其中包含着他所设想的促进改革与发展一揽子计划。然而， 2013年12月，习近平以党中央的名义召开中共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剥离出原本由李克强总理掌控的推进城镇化工作职权和组织架构，将其纳入习近平的中央“领导小组”体系之中。这在事实上改变了国务院系统内部的权责关系，李克强被架空——国务院部门不是向总理负责，而是直接向“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负责。 2018年2月，习近平中央全会决定名义，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2]，经过一年多的机构合并调整等，把政府的重要而关键的部门直接抓在党中央手里。 其做法一是将承担公共行政职能的部门名义上都保留在国务院，但其中关键部门，比如财政部、发改委、审计署等，由中央“领导小组”或“中央XX委员会”领导管理。二是，将与中共党统治有关联并对统治构成重大影响的部门，合并到中共党的中央职能机构中。比如人力资源部合并进中央组织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局和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的下属单位等。三是，将此前因各种原因分散为政府有关部门管理的武装力量，全部整编到中央军委领导下，中央军委实行军委主席一人负责制，即一人独掌军权。 总而言之，2018——2019年的“党政机构改革” 表明，习近平超过了毛泽东，用中共党的系统及其职能机构并吞政府职能部门，初步而正式地建立起“党、国一体”的党国体制及其运转机制【3】。 习近平这三大步直接分解了国务院权力，李克强成为1978年以后40年里最弱势的总理。中国经济决策的大权已不由总理掌握，国务院系统不再是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决策中枢和操作实施中枢，而是被矮化成落实“习近平中央决策”的执行系统， 正因为此，李克强难以提出和制定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难以调整某些经济社会政策，甚至连提出“地摊经济”以缓解底层民众生计艰难的倡议，都因遭到蔡奇等习近平帮伙的阻拦抵制而落空。 尽管如此，李克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进政府改革和经济发展，做了不少努力。李克强十年坚持不懈抓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李克强牢牢抓住“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改革 。李克强曾经说过：“对市场来说，法无禁止皆可为，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4]。他领导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清理废除以往不符合“放管服”要求的政府规章、制度和文件。十年来推进“放管服”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中央各部委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183项；各省市区取消调整36986项，全国三分之二的审批被拿掉。十年间，国务院力促减税降费，取消了61个税种或收费项目，累计减税14万亿，惠及10亿人；国务院大力扶植中小微企业以及民营经济，全国中小微企业从1400万户增加到5200万户。 举例而言，微信初起时，政府相关部门不赞成放行。李克强顶住了压力，他说看一看再规范，微信这才得以开放。快递业刚发展的时候，有些城市不允许快递存在，李克强强调对新生的事物应尽量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不能一上来就管死。今天，绝大多数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微信与快递。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始终尽心尽力而为于维护底层民众利益，提高民众收入、改善民众生活。比如，十年间，李克强力推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累计建成保障性住房5900多万套，让1.4亿低保低收入民众居有定所。再比如，2015年天津新区发生大爆炸事故，死难者中有不少是“临时工”，按以往的做法，每个死难者的赔偿费最多五、六十万，是李克强总理力排众议，将赔偿费用提高到了二佰万。 由于中国政治的黑箱化，以上这些情况几乎很少为民间所知，体制内人即便清楚内情，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也不敢随便议论，更遑论公开言说。基于上述情况，若说十年“一事无成”，是有些冤枉了李克强，李克强尽其所能地在做事，只是他所能做成的事与正常国家情况下的总理权力应该做成的事，简直无法相匹配。 这种恶制度造成的总理之“困”，是“党领导一切”的共产极权国家所固有的，习近平上台后实行个人独裁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境。就此而言，李克强之“困”非是李克强一人之困，而是中共体制内作为“二把手”官员普遍深陷其中的“困境”。 在中共体制内，一切唯上是从。习近平上台后削弱国务院和总理权力的几步做法，是自上而下一贯制。从中央到地方，党的书记权力大大扩张，地方政府权力不断削减，按照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政府独立行政其实并不存在。 同时，“党领导一切”就是“控制一切”，“党”的人格化身——书记——要掌控所有的权力资源，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权和财权。中共中央一直强调“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具体事务由中央组织部操作。以往中共党内还有民主集中制，任用重要官员，常委会还有集体讨论制度（尽管书记的意见往往权重大得多）。到了习近平时期，越是任用重要官员越是习近平个人考察个人决定，总理几无用人权。以此类推，地方“二把手”也几无用人权，即便参加意见也要由书记决定。这就等于各级书记把官员们的官帽子拎在手里，官员无不俯首听命于书记。 至于财权，习近平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就等于掌握了国家的财政大权。同样，地方各级 “书记圈子”的核心人员除了有组织部长，还有财政厅长（局长）。一个地方的财政究竟有多少钱，只有书记和财政局长知道。省长市长等“二把手”是否真知道当地财政有多少钱，取决于他与书记的关系如何。这种情况下，“二把手”即政府首脑，难以独立处理行政事务，更谈不上对一方重大公共事务拥有决策权。 这就注定了“二把手”是“一把手”决策的执行者。并且所有的“政绩”都首先记在“一把手”名下，“二把手”只能活在“一把手”的阴影里。“二把手”若能力强、水平高，做成了事还会招来某些“一把手”的忌讳，生怕其功高盖主。在地方报纸上“一”、“二 ”把手的新闻报道和照片亮相度，当地宣传机构都要小心摆正位置，“二把手”不得盖过“一把手”的风头。 “二把手”是否能在一地顺利为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一把手”的委屈礼让程度，甚至“二把手”是否有升迁可能，某种意义上也取决于“一把手”对他的评价如何。这就使得“二把手”犹如小媳妇，得处处陪着小心，自然十分憋屈。然而，一旦发生事故或上级追查，政府行政部门官员首先被当替罪羊。当事故或问题的严重程度仅用政府部门人员顶责还不足以平息事态的话，那么“二把手”顶罪就是无可逃避的结局。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共体制内“一”、“二”把手之间普遍存在矛盾冲突。中共党内所谓强调“团结”，其实际内容就是“一”、“二”把手之间的团结。 这些情况体制外人看不到，体制内人忌讳谈。李克强的突然暴毙，出乎意料的引发民间哀悼浪潮，亦引发对李克强的各种评价。客观地说，民间对李克强的评价不高。这种不高甚至有些不恭的评价却又与哀悼汹涌浪潮共存于一体，显得相当奇葩。这其中的缘由何在？确实是“有赖同行衬托”，人们对习近平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终于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 另一方面民间对李克强 “十年一事无成”的评价，更加重了中国政府系统官员们心头长期积压的委屈与无奈，李克强的处境其实就是他们处境的集中写照。在中共现行体制下，任何一个希望为中国民众干好事、干成事的官员基本上寸步难行，即便他们能到点下船平安着陆，他们也必定以碌碌无为、忙死累死而告终。 （第一部分完） [1]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变迁”，6/25/2014，ren shi.people.com.cn [2] 习近平 ，人民日报2019年7月6日 1版 [3] 毛泽东时期是中共党和中国政府是各自自成体系的两个系统，党对政府的操控是通过向在政府部门派出“党组”来实现。由此，毛泽东时期中国社会是自上而下三层大的构架：党—政府——社会，党高踞于国家（政府）之上，国家高踞于社会之上。习近平2018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用三手架空政府：用中央领导小组（19大、20大以后中央领导小组逐步改成“中央委员会”）来操控政府经济财政决策权力和金融管理权力，用党的机构直接吞并政府部门来掌控政府人事权力。第三，改变武装力量的管辖权。原先中国武装力量有一部分归政法委管：武警、特警、行业警察（森林警、水电警、黄金警、边防警、消防警、铁路警等）；只有解放军作为国防力量归中央军委管。19大以后所有武装力量全部收归中央军委统管，中央军委实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即所有武装力量归习近平一人管。 [4] 2014年3月15日李克强答新闻记者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相比于2018年2月对时任国务委员杨晶的撤职处分，上月由中共人大常委会出面”做出对秦刚和李尚福国务委员的免职决定并非正式处分，日后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他们逐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出笼，他们还将分别受到国家监察委和军纪委的政务处分和军纪处分。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为什么说由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务委员去留是假“合法”真违宪》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上月24日闭会的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六次会议分别免去了秦刚的国务院委员职务和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说起来，此二人的国务委员职务都是在今年3月12日被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投票决定”的，自此开始的长达五年时间的任期刚刚完成了7个月零12天就被迫中止了。 这是中共政权自1982年5月4日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宣布对“国务院组成人员”进行重大调整，增设“国务委员”职务以来，第一次出现将在任的国务委员免职的情形发生。细心的读者和听众或许会提出杨晶的先例。但其实是有区别的。2018年2月的杨晶是被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撤消职务的决定。撤消职务和免去职务可以被理根据所犯错误的程度决定的处分层级的轻重不同，但有时免去职务也被当成权宜之计，或者说是应急措施，并不意味着被免去职务者就已经“平安降落”了。 按照中共人大系统的权威解释， 免职，即免去职务，指的是依法享有任免权的机关按照法律或制度规定免去公职人员所担任的职务。针对的是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般是因正常工作变动、离职、退休或因轻微违规违纪需要停止职务的。 撤职，即撤销职务，是指解除由人大或其常委会依法任命和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人员的职务，是对有违法违纪或严重错误行为的国家机关人员的处置方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有严重错误或违法违纪，不能再担任现任职务时，由主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予以撤销职务。 总之，撤职是一种行政处分，是一种惩处行为。免职可以是因调动、健康等原因免职，也可以是因违法或错误行为免职。依法应该罢免或撤职的不能辞职、免职。 那么按照如上解释，是否是意味着如今仅仅是被宣布免去国务委员职务的秦刚和李尚福所犯“错误”远没有在2018年2月被撤消国务委员职务的杨晶严重？ 如果再对照中共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文，就会发现，当年对杨晶的处分是所谓一步到位，行政撤职实际上已经是终极处理。而如今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免去职务”，则可以用老鼠拉木掀，大头在后头形容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五十条规定：“监察机关对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公职人员予以撤职、开除的，应当先依法罢免、撤销或者免去其职务，再依法做出政务处分决定。” 第五十二条规定：“公职人员涉嫌违法，已经被立案调查，不宜继续履行职责的，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可以决定暂停其履行职务。 按照中共纪检和监察部门的的权威解释，在实践中，根据相关规定，对有证据证明违纪问题明显、但短时期难以完全查清的被调查党员干部，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一般予以免职。实践中，一般在对党政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职务犯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的情况下，往往都会由党组织或任免机关、单位第一时间作出相应的免职处理，这样既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又能促使公职人员全力配合审查调查，使案件查办工作正常进行。 由此可以，正是基于“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当然更主要、更迫切的是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所以才赶在第一时间，由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任免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面先行免去秦刚和李尚福的行政职务。而这个免去职务，并非是对他们处分的终结，而不过是对他们处分过程的刚刚开始。 与此同时，他们分别担任的各自任职系统内的党内职务， 即国务院党组成员毫无疑问也已经被先行免去。只不过仅仅是内部宣布，不特别对外声张而已。还是以杨晶为例。此人自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即已经被内部宣布接受调查。十九大闭幕后的第二天，中组部即派员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国务院机关党组开会宣布，由时任财政部长肖捷接替杨晶的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和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两项党内职务。 笔者为此查找到了澎湃新闻2017年11月1日的一则报道，说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网站“紫光阁”所属“工委领导”栏目近日更新后显示，此前担任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的肖捷已于2017年10月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 也就是说，杨晶的党内职务是在他被宣布撤消行政职务的前三个月即已经被免除了。 当初对杨晶的处理过程，显然是因为案情相对简单，调查的速度相对较快，所以对他的处理就采取了一步到位，把人大常委会对他的撤职决定和中纪委及国家监委对他的行政撤职、留党察看及降为正部长级待遇的党、政处分同时宣布。 而现如今无论是对秦刚还是对李尚福的处理，显然是采取了两步走的措施。这反而证明了无论是他们中的哪一个，问题很可能只会比当年的杨晶更严重，未来的受处分程度当然也只会更严厉。 需要强调的是，上月24日闭会的中共全国人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同时也还“经表决免去李尚福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这里的所谓中央军事委员会，具体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会”，在中共话语体系里也简称“国家军委”。它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虽然只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但程序上是分别需要在党的中央全会和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上产生。所以，李尚福现在虽然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踢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但截止目前他仍然还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关于对政务高官先免去行政职务，日后再进行“政务撤职”和党纪处理的例子，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较为典型。 关于肖亚庆“出事”的消息是去年7月间先被境外媒体透露出来的，不出几天即被中纪委和国监委的网站发文证实。去年7月28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中国工信部长肖亚庆被查 官员出事真相难觅？》。文中说：中纪委周四通报，中国工信部部长肖亚庆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当局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通告里，肖亚庆被称作“同志”，而其他几位近期被查的中管干部的通告中并未使用“同志”二字。此外，肖亚庆并不像其他几位干部被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只是涉嫌“违纪违法”。 该报道中引述旅美宪政学者王天成的话说，“按照中共意识形态，说他是‘同志’意味着这是人民的内部矛盾，还不是专政对象，也可能就不会受审、不会坐牢，但后期会不会把这两个字去掉，我们目前就不清楚了。” 自由亚洲网站刊出如上文章的次日，工信部官方微信发布消息说：2022年7月29日下午，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金壮龙同志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肖亚庆同志不再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职务。 肖亚庆的党内职务被免去的一个多月后，去年9月2日闭会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了两项人事任免，其中之一是决定免去肖亚庆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职务，任命金壮龙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由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肖亚庆的国务院部长职务之后又过了3个半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于去年12月19日刊登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消息中不再称肖亚庆为“同志”了。因为虽然确如我们自由亚洲此前报道文章中所推测的，无需坐牢，但“同志”是党内称呼，开除党籍了当然就不再是同志了。 这则报道中说：经查，肖亚庆背弃初心使命，丧失政治意识和党性原则，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纪法底线失守，亲清不分，违规收受他人大额钱款。 肖亚庆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并构成职务违法，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应予严肃处理。鉴于肖亚庆能在较短时间如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认错悔错，全额退缴违纪违法所得。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其可予从宽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肖亚庆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关于李尚福下场的预测，留待下篇文章进行。本文先类比肖亚庆，看看如今也是先被免职的秦刚，日后是否能够被习近平政权宣布“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其可予从宽处理”？ 本月4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官方网站刊发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组长张际文的署名文章《以深入调查研究推动防范化解对外工作领域风险》，引起外界强烈关注，特别是针对其中“外交外事干部是对外工作的主力军，处在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敌对势力斗争博弈的前线，被渗透策反和拉拢腐蚀的风险相对较高”这一段内容。我们自由亚洲网站随即发表的分析文章中就说过“网友普遍猜测，此文与深陷绯闻的前中国外长秦刚落马事件有关。” 《联合早报》当时发表的分析文章也认为中纪委文章内容有针对性也有所指，应该与秦刚被免职有一些关联。 该报的分析文章还引述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接受采访的内容，说是中国外长和防长被免职史上罕见，尽管表明中国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但在制度建设上仍任重道远。外交战线是中西方目前博弈激烈的重要领域之一，外交官员不仅代表国家形象，还掌握很多国家机密，在与外国人接触中稍有不慎可能被探听情报，导致政经军事相关机密被外泄。中纪委发表最新署名文章可能表明泄密并非个案。 笔者9月1日在本专栏发表的《从中共前驻韩大使李滨曾被”性勒索”联想到秦刚在美”失足”的可能后果》一文中即有分析说：秦刚在去年被预备成为新任中央委员和新任国务委员的过程中，向“组织上”隐瞒了他有一个怀了他孩子的情妇正在美国待产的“个人情况”。但当时的美国情报机构对此毫不知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在此前提下，秦刚是否因此受到美国情报部门的敲诈，应该是秦刚二奶在美产仔东窗事发之后被习近平当局审查内容的重中之重。 秦刚当时任大使的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正是张际文文章中所说的“与西方敌对势力斗争博弈的前线”，放眼全球，没有比这更“前线”的了。那么当时的秦刚是否“被渗透策反”了，中共当局虽不可能对外公开这方面的审查结果，但我们外界还是可以从未来中共当局对他处理的宽严程度上判断出个大概。 说起来，张际文身为中共中央外办的纪检组长，他的文章所罗列的内容应该是总结性的，与秦刚当然有关，但也并非完全针对秦刚一人。而能够与外界已知的秦刚所犯“错误”内容联想到一起的被张际文文章所罗列的内容更有如下一段：干部出访、驻外期间违反外事管理规定的情况仍个别存在，“八小时外”律己不严、纪法道德操守缺失的风险较高。 如果秦刚的问题最终只被落实在 “纪法道德操守缺失”一个方面，那么未来或者还能够保住党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届中央委员职务肯定会在未来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撤消。与此同时，中纪委也应该会宣布一项对他的政务处分决定，诸如降为副部长级待遇之类。
这次来之不易的拜习会，美国开出的那张庞大菜单有实有虚，都有收获。简言之，美中关系回到美国前议长南茜·裴洛西访台事件发生之前状态，比如恢复两国军事沟通（裴洛西访台之后中方宣布停止）、中国停止芬太尼出口美国、外加最近增加的AI对话。气候议题合作，中国从来就没拒绝过。以巴战争、俄乌战争及世界和平方面，本来就是“沟通”。最大的成功，就是双方恢复了接触，回复到“一切都可以谈”的状态。本文只分析与台湾相关的资讯，拜登关于台湾的讲话不多，关键就两句，但台湾未来这只球，已经踢到台湾人民这里。 习近平与拜登关于台湾的公开说辞 根据公开信息，两国元首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各自重申立场。但对台湾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两人会见时的表态，而是眼前台湾两个月后将揭盅的2024年台湾大选。 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重视美方在峇里岛会晤中作出的有关积极表态”，希望美方言行如一，“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拜登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答复记者问题时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在峰会中“强调了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位官员表示，拜登还要求习近平尊重台湾的选举程式。 双方表态中，只有要求习近平尊重台湾的选举程式以前未曾出现过。“程式”二字用在此处，大有讲究。往浅层次理解，是希望台湾选举能够像以往一样正常进行。但这点真不需要美国总统拜登操心，台湾选举日投票过程的公开透明、一人一票、多重防范做弊，是美国应该学习的台湾经验。往深层次理解，可做如下理解：只要中共对台湾选举的干预不是台湾宪法规定的程式之外的动作，美国没有立场干预。 从台湾这两个月关于“蓝白合”的舆论来看，学界媒体均无人提出政党联合执政违法违宪的说法，大概算不上违背选举程式。如果有释宪专家这时候慧眼识法，寻找出依据，倒是大好事一件。 但是，台湾选举形势的急变，就发生在习拜会前一天——都是11月15日，但因时差，台湾时间早于美国西部时间一天，就在习近平飞往美国旧金山的同时，一直未成的“蓝白合”终成。 马英九出面促成“蓝白合” 自10月以来，国民党和民众党就联合竞选总统一事进行了数次谈判，这在台湾被称为“蓝白合”，但两党未能就谁是总统候选人、谁是副手达成一致。11月15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与民众党主席、参选人柯文哲举行协商会议，在马英九主持下，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协商之后，就如何安排正副总统人选搭档，达成以民调决胜负的共识。 这场赶在Dead Line之前的重要协商在台北马英九文教基金会举行，协商的见证人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两党达成六点共识，其中最关键的是表示同意通过11月7日至17日进行的民意调查来决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组成，由马英九前总统、国民党、民众党各推荐一位民调统计专家。结果将于11月18日公布。 在此前的民调中，现任副总统、执政党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几乎一直位居第一，最近最高的一次民调甚至高达39%，如果是三方竞争，赖清德胜出没有悬念，但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联合，则可能对其领先地位构成挑战。 台湾中央社发布的两党合作档案显示，双方约定如果大选获胜将“成立联合政府”，“除国防、外交、两岸由总统决定，其馀部会原则上依各党派立委席次分配，民众党主责监督制衡，国民党主责建设发展。” 北京插手有如鸭子划水 劲使在水面下 马英九这次出面并非自选动作，台媒已经有分析：蓝白协商共识出炉后，各界看法不一，国民党发言人、立委参选人林家兴表示，今次蓝白合协商成功，政党轮替露出曙光。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则放言，“拖了三个多月，结果马办执行长去一趟北京，两周内迅速搞定，最后决定权居然还回到马英九手上。一人分饰两角的操偶师终于要现身了吗？精彩啊！” 11月15日，柯文哲在蓝白合协商条件后，被指“让太多”引起其基本盘不满。当日傍晚柯赴《新闻面对面》接受专访时，相关议题成为被拷问的焦点，谈到选战中抹红的行为，他认为不用去指控每个人，讲得好像是中共的下线、代理人，但若要问美中会不会伸手进来，他则公开讲“我刚才上节目，进来第一通电话是AIT（美国在台协会）打来的，叫我们去解释蓝白合有没有大陆介入”，他已请民众党秘书长前往解释，直言这就是台湾作为小国的困境，公公婆婆太多，只能夹在中间看怎么办。 从旁观者而论，中美两国干预选举，美国主要表现在为哪位候选人背书，中国则一杆子插到底，审时度势，相机而入。近两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是以不变应万变；对台湾则有如鸭子划水，劲使在水面下。远的不说，就以今年几件事观之，出手时间挑得正好： 郭台铭插一横杠，要出来竞选总统，分了国民党的票，中共暗示劝退未成，隐忍很长时间，在关键时刻一击，让郭服软退出，为“蓝白合”扫清障碍。 这次“蓝白合”也是关键时刻出手。马英九秘书多日前已从北京领命归台，但出手时间选在拜习会当天（时差原因相差一个工作日）。 台湾为这场选举已经热身了一年半之久，两个月之后，结果将揭盅。蔡政府执政两届，颇见成效的是“进步主义”政策的贯彻，这本来就对赖清德形成拖累；再加上今年9月超思公司的臭蛋事件影响恶劣，这导致民进党最大的优势只馀反共反统。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前提本来就是中国大陆使用武力统一，不包括和平统一。此次旧金山APEC拜习会后，拜登那句关于“程式”的表态，意味著球已经踢到台湾人民这里。 希望台湾人民能够在2024年1月台湾大选之前多思慎思，在选举日那天踢好这关键一球。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7月15日，美中两个超级大国的领袖在旧金山郊外一座幽雅的花园洋房长谈了四个小时。对这次会谈本来期望值不高的各方来说，结果还说得过去，至少没有失败。 美方不能指望北京放弃支持俄罗斯，更不能让习近平去谴责哈马斯，在中国的“核心关切”台湾问题上，美方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军援。至少，按照事先预计的路数，也就是做到管控双边关系，至少暂时管控住了。恢复军事交流，避免擦枪走火；中方还同意采取 “一系列重大措施，与美方合作禁毒。还有些可人的花絮，比如习近平暗示熊猫外交继续，这让不久前把所有大熊猫送还中国的一度失望的美国人又有了期待。 总之，谈了四个小时，中间小范围用餐，两位领袖还抽空在花园小径散步，几十米外的记者们看不清楚他们说了什么，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评论：“两人散步说话，连翻译都没有，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两人，一个不会中文一个不会英语，一个不懂中文。”幸亏这段路不长，象征性地走走就行了。 这件受到全球瞩目的拜习会结束了，连拜登本人都认为“取得了很大进展”，可能拜登原来定的目标不很高，只要习近平能来相会，已经是一种“成功”。况且，美方“护栏”计划的核心项目之一—军事交流，习近平也同意恢复。想想几个月前，双边关系剑拔弩张，两位如今能这样礼貌地坐在一起谈论，从纯粹外交的角度看，说取得进展毫不为过。 会晤结束了，除了官方的通报，人们还能记住什么呢？法新社列出了拜习会谈时说的几个“警句”：习近平对拜登说：“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共同发展”，法国政治学者尼凯评点，习近平几年前说太平洋，现在变成了地球，对北京来说，“中国梦”就是被华盛顿认可为第二个“大国”，让G2回归。 “警句”还有，拜登说他和习都同意，“我们可以随时打电话”；还有，拜习闲聊时，拜登预祝习的妻子彭丽媛“生日快乐”，习近平似乎有点尴尬，回应：“太忙，我忘了”，感谢拜登提醒。原来，拜登和彭丽媛的生日都是11月20日。 真正的“警句”是在两人峰会之后举行的新闻会上，有记者问拜登，还认为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吗？拜登回答：“他就是”，拜登解释说，“他是个独裁者，从他是掌控着一个共产党国家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政府形式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 这句话当然让北京很恼火，中国人权捍卫研究与倡导协调员威廉·尼（ William Nee）X上写道： “把习近平称作独裁者可能是实际正确的，但从外交的角度看，这没什么帮助。” 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文章问道：“这是拜登的又一个外交口误吗？”“一位总统应不应该这样说？”文章说，“假如你认为这是口误，却是拜登的拿手好戏。但却成了白宫顾问们的噩梦，他们不得不提供售后服务”。 但这真的是失误吗？美国参议员泰德-考夫曼（Ted Kaufman）告诉路透社记者，拜登 “一直以直言不讳而著称”，早在他入住白宫之前就已如此。现在，一言九鼎，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拜登对外交需要清晰且深思熟虑的表述深有体会，他曾多次自嘲地对对话者说：”没有人怀疑过我说的是真心话，问题是有时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人们很容易把这些话当作口误，甚至失误，尤其是总统的对手嘲笑其年事已高。其实，拜登6月份已经说过习近平是独裁者了，北京当时极其愤怒，但这并没有挡住拜登星期三再说一遍。 2022年5月，拜登回答媒体说，如果中国一旦侵略台湾，美国会军事干预，打破了美国在对台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白宫官员下来“修补”，解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当年9月份，拜登再次重复，当CBS的记者询问，如果中国出兵侵台，美国是否捍卫台湾，拜登肯定地表示，“是的，假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攻击。”白宫再次出面淡化：“一个中国政策未变”。 拜登评论习近平的“老朋友”普京也是直言不讳：2022 年 3 月，在俄罗斯侵乌一个月后，他在华沙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准了普京：”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个人不能继续掌权”。白宫的一位顾问赶紧熄火，说总统的意思是 “不能允许普京对他的邻国行使权力”，而不是呼吁 “政权更迭”。几天后，拜登再次发难。他坚持说，”我不收回 “这些言论，”我也不道歉”。他补充说：”我只是在表达我的愤慨：他不应该继续掌权，就像坏人不应该继续做坏事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变政策”。 看来，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并非偶然。北京的反应可想而知，外交部发言人不点名谴责：“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感觉比前两次的反应有所淡化，也许可能是习近平人还在美国的缘故？ 从新闻会场面看，记者提问时，台下的国务卿布林肯显得很不自在，担心拜登“旧病复发”，瞬间，拜登那句话脱口而出……。不过，还没有看到白宫方面出面稀释或者淡化，可能是拜登说的太实在了，挑不出任何毛病，就像他自嘲的：”没有人怀疑过我说的是真心话，问题是有时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周四记者追问布林肯的感想时，他表示中国应该期待可能令其不快的坦率言论。他说：”很显然，我们将继续说中国不喜欢的话，做中国不喜欢的事。正如我猜测中国也将继续做我们不喜欢的事，说我们不喜欢的话一样“。 从外交角度来看，拜登的话有点冲撞，可能习近平也慢慢习惯了？而且，对北京而言，现在更紧急的事务是争取更多的空间来缓和自己内外交困的局面。 所以不难理解，中方为什么高度评价拜习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称其为“中美关系发展史中的里程碑”。
中国的经济困境有解吗？有些朋友说无解，有些朋友说有解。那就是推翻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法制。这是所有解决困境的前提条件，舍此别无它法。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按照中国的经验，两千多年来就知道，只有市场经济才是正常发展的不二法门。而市场经济必须的条件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公开透明，而且有被严格执行的法律环境。 因为市场经济的优点，或者说它的活力来源，是每一位参与者根据变化的情况做出的决定。这种决定更能够适合千变万化的市场，因此是更加正确的决定。这样的经济体制注定会优于任何其它体制，获得最好的发展 — 不仅仅是发展的速度，而且是发展的质量。 由于市场经济需要每一个个体自主和随时做出自己的决定，就需要公开的、一致的法律保障；需要官方的职能从发布命令指标，转变为公平有效地执行法律。中国的政治理论从公元前就主张无为而治，说的就是让市场的主体们自行决定，而不是政府过多地干预。这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加快速度的主要原因。 也是从那之前人们就发现，这种市场经济模式最需要的，不是王公贵族和国家发布的命令或者计划，而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法律。在公平有效的法律保障下，由每一个主体做决定总是优于少数人的决定，也就是所谓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就是过去的两千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的原因。这也是欧洲国家在最近的几百年里，迅速赶上并超过中国的原因。 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之所以被西方国家迅速超过，原因主要是法制不完善，专制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结构不匹配。专制政治的基本规律就是法随言出，而不是法律固定，不随官员们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国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政治现实却是官员个人的意志，决定了法律有效与否。这种体制不但随时降低了市场经济应有的效率，而且给官员们的腐败，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中国现代随着经济发展而愈演愈烈的腐败，就是由一党专政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趋势。既然体制给了最好的条件，腐败自然就顺势而为，遏制不住了。两千多年来的专制政治不是没有治理腐败。之所以一直都不成功，就是因为专制和法治无法兼容。虽然监察机构叠床架屋，但是专制的官场无法自我监督，所以永远也不成功。 民主国家的法制之所以更加成功，就在于法制体系脱离政治，多党政治保证了有效地监督，官员们不能违法行政。市场的个体们的法律地位有了保障，经济发展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率。这就是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相对于专制政治下的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 邓小平的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所谓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从苏联的农奴制模式，进步到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管制下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越来越不成功，是因为这种模式相对于民主的市场经济，缺乏法律保障，同时给腐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腐败本身就是经济正常发展的障碍。 胡耀邦在几十年前就有一番慨叹：为什么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学来就变了味儿呢？他没有想通的道理就是：西方的好经验是在民主法治环境下积累的经验，中国在缺乏民主法治的环境下抄袭人家的经验，自然就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变了味儿了。 所以学习就要老老实实地学，全面深入地学。抖小聪明没有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按照惯例，中共某届二中全会完成的当年九至十一月会召开三中全会，以完成全体中央委员对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年检”。而二十届三中全会至今未尚未公布即将召开的时间，原因为何？ 外界已经有媒体注意到，除了二中全会，其他的某届某中全会大都是在每年秋季的九至十一月份召开，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已经召开过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却至今没有动静。 笔者查证了一下，自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至今，召开时间最晚的一次中央全会是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具体时间是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不过，这一年召开过两次中央全会，十三届六中全会是在这一年的3月9日至12日召开的。 依照中共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中央委员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上要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按照中共十三大之后的惯例，每次党代会闭幕的当天就会开始举行一中全会，二中全会都是在次年春召开，主要议程是为随即召开的“两会“确定人事议项。而接下来的三中全会，都是在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也就是二中全会召开的当年晚些时候召开的。这是因为虽然这一年已经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但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在已经运作了一年时间的情况下，是需要以”报告工作”的形式去接受全体中央委员的“监督”的。 不过，习近平已经打破过一次这样的“惯例“，那就是五年前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是在年初而不是在当年晚些时候。 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后，在十九大召开的次年初，也就是赶在当年“两会”换届之前，接连召开了两中次中央全会，其中2018年1月19日召开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为国家主席终身制提供“法律依据”的宪法修改， 2018年2月26至29日召开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是专门讨论国家政权的人事议项。 早在2018年2月底，笔者即在本专栏发表了《到底为什么要“提前召开”三中全会？》，文中介绍：如今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召开之前居然“提前召开”三中全会的“不寻常”举措，自然会召至外部评论界的强烈关注和质疑，“阴谋论”之说甚嚣尘上……。 不过，现在看来，笔者当时这篇文章的标题应该改成“到底为什么要赶在”两会”换届之前接连召开两次中央全会”。 转眼到了今年春，于2月26至28日召开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上，照例是通过了“拟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德国之声早在1个多月前即开始提出的质疑：“时间已到10月，但是关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外界没有听到半点信息，这是颇不寻常的，以致许多人怀疑习近平是否会召开这次全会。” 该质疑文章中说：总迟迟不公布会议日期。中共这样做，大概出于保密的需要，好像提前多天公布会议时间，会把会议的机密泄露出去。这是一种典型的秘密会社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政党尤其执政党所为。但中共越是表现出不让外界知道的样子，反越勾起外界的好奇，人们怀疑这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很容易导致外界对一些现象的误解。 比如，前段时间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爆料，习不按惯例召开决策会议，他兼任的一些小组几年时间也不举行一次会议，就是一个空架子。爆料者以中央深改委和政治局会议为例，称它们召开次数不定，有时该举行不举行。如果平时不是对这些会议特别关注，确实会得出这个印象……。 不过，德国之声的这篇文章强调说：习是个特别在乎规矩的人。习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先不看这个治理现代化装的是什么内容，但它必定意味着做事要有一定之规，才可称之为”现代化”……。习强调”法治建设”和”政治建设”，前者针对整个社会，后者针对党，它们的共性是建规立距，有章可寻。 因此，该文章作者的结论是：习自己不能带头违反他定下的政治规矩。他想三连任，也须先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废了，而不能在宪法规定不能三连任的情况下强行连任。就此而言，习也受政治规矩的约束，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想怎么方便就怎么做。党章是有明文规定的，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由于今年2月举行了二中全会，如果三中全会在余下的三个月不召开，也说得过去，没有违反党章。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也意味着如有必要，一年可以举行两次乃至三次全会。不过，如果真举行三次全会，则表明党内一定出了大事需要解决，故一般情况下中央全会不会举行三次，而两次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来看，11或者12月举行三中全会的概率很高。假如不举行，就得等到明年，最晚明年年中要举行，否则，也说明党内出了严重问题。 而外部媒体再此关注二十届三中全会“难产”原因的代表作，则是本月11月9日，《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现《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专题文章，其立论是放弃“李克强经济学”限制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选项。随着领导人寻求其可以吹嘘的成就，关键的经济政策会议被推迟。 这里说的“关键的经济政策会议“即是指三中全会。 这位中泽先生曾在中国担任7年特派记者，期间升至中国分社社长，并且是2014年范恩-上田纪念国际记者奖获奖人。按照一位曾经在中共前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手下担任过秘书的人士介绍，即使在中共政权内部的“谋士“们，也都挺佩服这位中泽先生分析中国问题的”独（毒）到“。 中泽的文章指出，按照惯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代表一年后召开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超过350名高级党员聚集在北京参加会议，为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基本方向。但距离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过去一年多，三中全会的日期还没有公布，甚至在10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宣布。 中泽的文章中认为：这一推迟是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政府放弃通过调整政策来改善局势的努力？不，不完全是。不能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是有原因的。 一位在国内外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约40年的专家将目前的延迟归因于10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定尚未实现，这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位专家说，上个月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的李克强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发挥主导作用，确定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方向。该专家说：“人们现在可能已经忘记了，但那次会议决定的方向是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那次会议是在中共十八大宣布习近平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李克强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之后一年举行的。这次的三中全会通过的政策旨在指导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会议发表公报，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表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据官方媒体报道，与会者“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中泽认为，（此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与2013年制定的方向背道而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被抛在后面……。从过去十年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党内一致通过的经济决策，最终也可能得不到执行。现在，中国经济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阵痛之中。由于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和其他企业面临财务困境，确定（如今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日期变得异常困难。（没有了李克强和他的经济政策主张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将无法开出任何药物来缓解困扰中国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如果匆忙召开三中全会，结果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这将在国内外被视为令人失望的结果，并有可能使经济更加悲观。简而言之，这样的会议可能会适得其反。 中泽先生同时也认为：当今中国的动荡不仅限于经济政策；这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也有所体现，比如秦刚和李尚福接连被免去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职位。秦刚和李尚福还曾担任副总理级国务委员。作为一项被广泛视为权宜之计的举措，中国最高外交官、秦刚的前任王毅兼任外交部长。但是国防部长和两个国务委员的职位仍然空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习近平政权“空手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只会凸显中国的不稳定。（习近平政权）别无选择，只能谨慎从事。 中泽先生的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回顾和介绍了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十年来，特别是后五年来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何的倒行逆施和如何的对李克强实际经济主张的全盘否定，以证明三中全会不能如期召开，经济是主因。但笔者恰恰认为首先是李克强的去世，与三中全会迟迟未能召开甚至是还没有内部决定什么时候召开完全没有关系。依习近平的冷血。假如是包括中央全会在内的某个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中共高层会议正在召开期间突然传出李克强猝逝的消息，他习近平肯定会是不动声色地继续主持会议并令这个会议如期完成。 其次，习近平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角度的倒行逆施早已经是他的既定方针，无需以一个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进行具体的解释，无论李克强在世与否，迟早都要召开的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从经济层面讲，至多就是一个提交一份几天才在深改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并以中央全会决定形式昭告全党全国。 而政治层面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接连发生的外交和军队系统的高层人事翻车，应该是导致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的主因。道理很简单，无论是外交系统的秦刚，还是军队系统的李尚福、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其中，秦刚是首任，李尚福是连任，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则是从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递升。而对此四人的党纪处理，应该成为三中全会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按照中共今年1月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的相关条文，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可以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做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位的中央委员还是候补委员，即使不是犯罪而是犯“错“，只要其”错误“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可以被处以留党察看者，对其处分的决定就必须经过中央全会的程序运作，无论是直接决定还是”追认“政治局会议已经提前做出的决定。 如上所列的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到底是犯罪还是犯错，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而现在只假设他们四人都只是犯错，那么从目前的迹象看，应该没有连个留党察看的轻处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在他们的行政或者军内职务已经被免除的前提下，其二十届中央委员资格不被撤消的可能性应该没有。三中全会之所以迟迟还没有召开，有可能就是因为将要提前印发给全会的对这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处理决定，还在等待对他们所犯罪行或者“错误” 的审查报告的完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