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出面干預 阻中資背景企業收購NHV直升機業務
2026 年 8 月 6 日
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历任局长们，有如周小川、易纲、潘功胜这样荣升央行一把手甚至官拜副国级者，但也有如朱小华那样身陷牢狱、家破人亡，以及李福祥那样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者。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经被盛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为何只接掌了外管局？》，介绍了因为在整个央行系统除他以外居然再无一人进入二十届中委或者候补中委序列，所以朱鹤新央行和外管局系统的行政职务一经正式由人大常委会对外宣布，他朱鹤新在央行副行长中排名第一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别看他朱鹤新的貌相比潘功胜老上许多，但事实上他朱鹤新的年龄比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年轻了正好五岁。这里之所以用“正好“形容，是因为中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任期和国务院任期都是五年一届。而在去年二十大上已经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朱鹤新到2027年召开中共二十一大时也才59岁，与届时已经年满64岁，所以应该没有可能入选新一届中委的潘功胜之间是一种“接班梯队“的安排显而易见，就如同2017年召开中共十九大之前对易刚和潘功胜之间的接班梯队安排是一样的考量。 如果未来朱鹤新能够如愿从潘功胜手中接手央行行长，那么央行从周小川开始，到易纲，到潘功胜，再到朱鹤新，另外还有担任过五年央行党委书记职务的郭树清，全部都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出身，足见这个外管局在中共整个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之重。 不过，中共外管局成立之后的几十年历史上，其历任局长中有如周小川等数名晋升副国和正部的政坛辉煌者，也有本人入狱的同时家破人亡，甚至本人直接跳楼自杀者。 曾经在央行行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央行行长职务上总共延续了长达15年半时间的周小川，期间历任了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三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执政史上任期最长的行长。 自中共央行行长不再由国务院国务委员或者副总理兼任至今，后几任央行行长之中唯有周小川被安排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兼任，官至副国级。他最早是在2002年12月，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正部级身份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名接任央行行长的。此前他以央行副行长职务兼任外管局局长的上任时间是1995年9月，卸任时间是至1998年4月。 当时，在周小川之前的那一任外管局局长朱小华更是所谓“朱镕基爱将”，他当时离开外管局的去处是光大集团。一手掌握光大集团期间，朱小华在朱镕基的支持下大力改革光大，集团麾下股票大为升值，集团市值亦翻数倍，被当时的香港金融界誉为“Golden Finger”（“金手指”）。 出生于1949年，比周小川还年轻一岁的朱小华当时因为在主持光大集团的亮眼政绩而一度成为比周小川更有晋升前景的中国金融的“未来掌门人” 。可惜的是，正在风头最劲的时刻，他于1999年7月开始被“双规”后失去自由，其妻自杀，其女成疯。 2002年8月20日开始对朱小华案庭审前，中纪委已经宣布对他开除党籍和公职。据报道，当时的朱小华被控收受一家上市公司36万股的股票，随后由其妻卖掉套现108万港元(约值13万9千美元)。他同时被控透过妻子收受一名商人300万港元贿赂(当时约值38万8千美元)。朱小华在法庭上表示，2001年时办案人员欺骗他说抓了他的妻子，威胁他认罪，但事实上他的妻子早在2000年底已经于美国芝加哥自杀身亡。 朱小华的强烈抗辩招致了15年有期徒刑的重判。有对此内幕感兴趣的读者听众，网上仍可查阅到刘晓波生前的文章《朱熔基的金融班底为什么相继中箭落马？》。也请参阅我们自由亚洲2002年8月22刊登的《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个窗口：朱小华案件开庭》一文。 其实，在中共政权的历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里，朱小华家破人亡的下场还不是最悲催的，更悲催的是李福祥的自杀身亡。 前面说了朱小华的外管局局长接班人是周小川，而周小川的接棒人是中共政坛上为数不多的知名女性银行家之一，曾于2004年和2005年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为“年度全球最受关注的50位商界女性”，也曾在在2006年和2007年两度入选美国《福布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的吴晓灵。这是她首次担任这一职务，而且只担任了半年时间，一个叫李福祥的外管局时任副局长于1998年10月被扶正，接替了被宣布转任上海分行行长的吴晓灵。 出生于1952年的李福祥此前先后曾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负责人、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总经理等金融要职，1995年升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1998年升任正局长，官至副省部，时年仅46岁，比当时也还是副部级的周小川年轻4岁的他，被称为当时的中国大陆金融系统中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大有晋升空间。 追踪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历史，它在1979年成立时和中国银行“合署办公“，当时中国银行同时承担着外汇管理和经营职能，与外汇局属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982年机构改革后，中国银行开始专司外汇经营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从中国银行独立后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单独履行国家的外汇管理职能”……。所以出身中国银行，而且曾经有过金融驻外资历的李福祥自然被视为外管局掌门人的最佳人选。谁成想他接受这一职务不到两年时间，却突然用跳楼自杀的方式了结了自己，殁年48岁。 2000年5月11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消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去世》，说是受到朱镕基赏识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去世﹐死因未明﹐北京官方也还没有证实他的死讯。但是﹐外汇管理局一名姓邓的官员证实李福祥已经死亡﹐他不肯进一步透露详情﹐表示要等候上级指示如何公布李福祥的死讯。 暂时还不能肯定李福祥真正的死因。官方资料显示﹐李福祥本星期一在北京304医院登记入院﹐治疗糖尿病。 而香港《明报》的消息指李福祥星期三晚在医院跳楼身亡﹐医院停尸房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职员向路透社表示﹐他在星期三曾经处理过一名跳楼死亡的外汇管理局官员的尸体。 香港媒体说﹐李福祥可能由于工作压力太大﹐心脏出现问题﹐以及可能牵涉在贪污丑闻之内而自杀。 还有消息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不久前曾经就前外汇管理局局长､光大集团朱小华贪污案要求曾经是副局长的李福祥协助调查。 外汇管理局同国务院有关单位都拒绝对事件发表意见。 5天后，中国内地的财经时报刊登《详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坠楼身亡》，说今天来自官方的消息证实，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住院治病期间，于5月10日坠楼身亡。 消息说：1952年出生的李福祥尚不满48周岁，是目前国内主持全域工作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之一……。据悉他的坠楼地点在解放军304医院，该院是全军的三级甲等医院，以治疗创伤、烧伤而著名。 同日，中新社也刊登了内容为“记者今天从官方得到证实，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日前在北京一医院坠楼身亡”的消息。 时间又过了10天，中共大外宣凤凰卫视和内地的中关村在线等同时刊登了《国家外管局长自杀原因真相大白》的报道，说是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完成对在本月上旬跳楼自杀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的死因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消息称，李福祥在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职务之前，在原部门任职的一名与其关系十分密切的前下属，因涉及一宗近两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去向不明案，结果被中纪委“双规”调查（近期案件稍后移交检察院）。专案组相信李福祥知道内情，却未有向组织交代，有包庇他人之嫌。李福祥则认为自己对整件事情毫不知情，有被“冤枉”的感觉，造成巨大精神压力。 据悉，专案组曾多次找李福祥谈话，希望李福祥能提供其涉案密友的情况，以及当时为什么对这笔逾亿元巨款的去处毫不知情。李福祥因此精神不振，在巨大精神压力下，患上精神忧郁症，终日精神恍惚不定……。据了解，李福祥于北京三○四医院跳楼自杀前几天，曾一度割手腕自杀，所幸被及时发现，经抢救脱险。为防止李福祥再度自杀，有关部门本月初派出专人保护李福祥，防止他因情绪失控再度自杀。九日，李福祥最终还是乘人不备而跳楼结束生命。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完成对李福祥的死因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有关领导。据悉，央行有关报告对李福祥生前任职外管局长的工作表现给予肯定……。 说起来，李福祥担任副局长时的顶头上司朱小华虽然一度身陷牢狱，家破人亡，但出狱后因为不再效命中共反而能够活出人生的第二次辉煌。所以说李福祥的下场才更是令人唏嘘。 李福祥自杀后，从上海分行调回总行出任副行长才几个月时间的吴晓灵重新兼任了外管局局长。 这个吴晓灵比李福祥年长7岁，当时已经不很年轻。再加上“玻璃天花板”的性别因素，所以并未能在一线岗位上升至正部级。但是，她却是在副部级岗位上因到龄而退居二线的中共官员中极少有的退居二线的同时还能官至正部级者。 2008年1月，61岁的吴晓灵卸任央行副行长职务；当年3月即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并且出任了当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五年后，又连任了这个职务。直到71岁才退休。 在中共政坛，一般都是省委书记、国务院部长才有资格在到龄退居二线时被安排成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军队的退役上将也同样可能有此资格，事实上有些省委书记和国务院部长退居二线时，也只是被安排为低半格的全国政协的专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而从央行副行长位置上退居二线的吴晓灵，不但和退位省委书记们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平起平坐，而且还在这个二线正部级岗位上一坐就是十年。可谓十分特殊。 当年吴晓灵的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职务的接班人是比她年轻8岁的郭树清，日后离开外管局后担任过中央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的多个正省部级职务，而且是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和19届中央委员。 郭树清的外管局局长任职时间是2001年4月至2003年3月，继任者是比他年轻3岁，此前已经是央行行长助理兼外管局副局长的胡晓炼，也是外管局历史上的第二名女局长。当时中共官媒曾为此发表《走近女外汇局长胡晓炼》一文，说是胡晓炼的登场“折射女性从政新态势”。日后更有官媒文章推崇她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推手”。在2008年由《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全球50位女强人”中，胡晓炼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女性局长身份排第四位。 这位胡晓炼以央行副行长身份兼任外管局局长职务的时间总共4年4个月，将外管局局长职务交给与自己同龄的易纲后，胡晓炼继续专任央行副行长一段时间即转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政一把手。 在担任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和专门任副行长的那段时间里，胡晓炼的政治待遇也十分看好，连续被安排为十七和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离开央行之前在副行长中的排名也一直在易纲之前。 但是，性别应该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当时的易纲的“国际化背景”决定了胡晓炼在周小川行长接班人竞争中败北。中共十九大上时年59岁的胡晓炼未能进入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只在次年3月被安排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此后，她继续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一把手的位置上坐到年近64岁时才被中组部要求到点下车。 按照中共相关组织规定，相比于在地方省级副职和中央部委副职岗位上的干部年龄是60岁封顶，众多副部级的中央金融机构和副部级央企的一把手，正常情况下的任职年龄都可以延长到63岁。 至于当时打败了胡晓炼，被以央行行长备胎身份安排进入十九届中委候选人名单中的易纲为什么最终被委屈成候补中央委员，留待下篇文章与潘功胜为何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央委员等内容一并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将近年底，上海滩的气氛有些过分正常了：万圣节的热闹刚过去，年轻人又认真地过着美国的感恩节。相比几年前还到处封杀“洋节”的气氛，这一点儿变化或许算是疫情后最有意思的社会心态反映。 就那么突然之间，在经历了疫情后一年充满戏剧性的动荡之后，人民意识到了生活的珍贵，或许是1970年代改开以来最后的平静，犹如不久前李克强在沪猝逝的微澜，中国大都会的人们在感恩一个镀金时代和它的结束。 不过，对那些上海和北京市民来说，他们还在感恩一年前那些勇敢的年轻人。是他们走上街头，用无声的呐喊，结束了三年动态清零，重启了社会。而且，经过了一年疫情后的时局纷乱，也许全世界都还欠他们一个感谢：可能正是凭借这些勇敢年轻人的行动，不仅让中国回复到了最低限度的正常轨道，而且可能暂时阻止了一场战争。 甚至，在长久的未来，只要这代“白纸”青年还在，那么西太地区的和平继续就有希望。这或许才是刚刚结束的旧金山峰会背后推动美中缓和的关键力量，也是台湾人民最终将为之感恩的。因为，北京政权未来任何可能面向美国、日本、台湾的军事行动，哪怕未来极可能发生如同1930年代类似日本的大规模失业、经济萧条和军国主义冒险，渴望自由、爱与和平的白纸青年一代才是让中国统治者保持清醒、不敢盲动的唯一内部因素，也就是和平的力量，而非党内可能的主和派。 1. 白纸革命 如果再回首，对很多人来说疫情三年的记忆几乎就是模糊、错乱的，但是对中国几个大都市的人民来说，一年前发生的事情却是历历在目，仿佛疫情并未结束，每隔一段时间都在重现。例如，最近半个月北京大流行的支原体肺炎，重点袭击在新冠病毒流行中侥幸避开的儿童，让无数父母痛苦于儿童医院的匮乏、也对新冠疫苗的副作用再次感到怀疑和愤怒。 中国人民的这种怀疑和愤怒，在“动态清零”的三年间逐渐积累，最终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爆发出来。从去年11月初广州海珠区康乐鹭江也是服装厂密集区的“清理”开始，11月22日郑州富士康工厂工人与警察的大规模冲突正式拉开了全民对“动态清零”的抗议序幕。随后11月24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吉祥苑的火灾则让内地人民破防，有关维吾尔族的不能说的故事瞬间演变为巨大的悲痛和共情，第二天夜里上海青年就走上街头，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街点起了蜡烛、放上白花。当天白天，北京各中产社区居民开始冲破关卡、封锁，与保安和基层政府人员发生冲突，人们喊着要自由的口号走上大街，呼吸自由的空气，也带动了武汉、重庆、广州等多地居民的共振。 到11月26日白天，上海青年继续聚集在乌鲁木齐路，举着空白的A4纸抗议。到晚间，北京的青年人开始聚集在昔日热闹商区也是使馆区的新源里并转向亮马桥，同样举着白纸和手机，还有人大声演讲，斥责动态清零，要求中国领导人为此负责。 这一抗议也迅速出现在南京、北京的大学校园。这些抗议行动最初往往只有一个人，在初冬的冷风里孤独地站立着、举着白纸，逐渐变成大规模的围观和抗议，迅速蔓延至全国近百所大专院校。一场由工人率先抗议、青年和学生先后和平示威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就这么形成了，根本改变了中国政治，也改变了青年一代。因此，虽然这场抗议仅仅持续几天，在镇压之下迅速结束，却堪称一场未遂的革命，所谓白纸革命。 2. 社会觉醒 从2011茉莉花革命以来，防止颜色革命、防范青年人的反抗成为中共政权的中心任务，中共也因此愈益个人集权化，在过去十年剿杀了几乎所有公民社会和独立青年团体，连“团派”最终也在“二十大”后被彻底清除。 而对这场革命的主角——大都市的青年来说，动态清零的三年可谓他们的“三年再教育”，感同身受地体验了新疆“再教育营”的社会集中营模式。或许，这对其他年龄段的公民来说，只是生活不便的问题，但对青年却意味着宝贵的青春的流失和生命的虚无，这种心理创伤才是永久和根本的，也将伴随着一整代“疫情青年”或者“白纸青年”的终生。 或许因为清零模式对自由和生命价值的否定，根本上暴露了青年一代与政权的矛盾，尤其当他们意识到未来面对的是中共领导人可能终身执政的政治悲剧，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永远得不到补偿、甚至无法像文革受害者那样被平反，那么，选择决裂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在那些有勇气走上街头抗议的少数之外，更多沉默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地正在选择“无车无房无后代”的“三无青年”模式，选择了集体躺平；还有更多普通青年人如新近案例郑州青年夫妇亮亮和丽君，在遭遇融创地产拖房之后选择了离开。 亮亮和丽君这一代青年，他们正在背叛、反抗、离开他们的领袖和梦想。这是一场社会大觉醒，其深刻和广度或许不亚于黑死病之后欧洲出现的觉醒。 3. 财富清零 对更多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生活和嵌入的社会结构也在分裂。所有的改变都发生在一年前那几天的大规模抗议之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抗议，言犹在耳的政策迅速被放弃，中国各地政府陷入了口头“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实际上什么都不做的躺平状态，人为制造了随后一个月的大规模死亡悲剧。 这最后一波死亡规模，据估计可能高达500万之多，不仅摧毁了广大中产阶级对政权治理能力的信心，在中国政治社会内部也造成了结构性分裂，也就是内部脱钩的开始，以所谓走线潮、资本外流等形式表现。其中，尤以历经改开三十年积累形成的中产阶级为主体，在疫情后的一念间逐渐破产、陷入贫困和绝望。 三年的动态清零不仅展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统治模式，所谓2035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而且，随着恒大等地产公司的破产，过去三十年改开时代的中国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财富模式被否定，中国社会和中产阶级积累三十余年的财富正在渐渐清零。 如果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如果过去十年中国政治的所有迹象都指向消灭财富、消灭中产阶级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一个统治体制的末路。即使在政治上他们可能无力反抗，但是，过去一年间，他们已经窥破了“帝政成功、君政废坠”的混乱，才有当下中国政情虽然无人挑战，但是清议四起、人心思变。他们固然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的保守主义宿命，却不妨碍寄希望于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白纸一代”。 4. 青年力量 换言之，当改开时代的社会契约彻底瓦解、当中国社会结构从内部发生着脱钩、当中共的“二十大”试图建立一个永久的极权体制，中国青年就成为这个可能是全世界最虚伪体制的掘墓人，也反向被这个表面强大实则脆弱的体制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力量。 一方面，白纸革命之所以成为革命，哪怕未遂，全赖中国统治术的极端虚伪、以及这种虚伪特性的极端脆弱，然后青年人不过如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般，轻易地就能让这个虚伪体制穿帮，让过去十年强化的防范颜色革命的控制体制破功。 这种体制的虚伪在动态清零的闭关锁国和疫后一年的政策反复中已经反复展现、教育了人民：从鼓吹自主研发大跃进到病毒实验室泄漏、从自制疫苗的虚假副作用到从莲花清瘟和整个中医药的反科学，从拒绝西方现代科技到假模假式的高质量开放、从把私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到滥捕企业家等等不一而足。在每天的铁拳和荒诞之后，普通人如亮亮和丽君夫妇尚且从小粉红变成被驱逐者，何况整个社会中产和青年一代？ 另一方面，当年轻人在一个月前万圣节的狂欢中体验到了自由，没有什么再能摧毁或者剥夺他们对自由的感受。当他们意识到国家将渐渐老去，而他们将是仅存的劳动者，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通过劳动（甚至不劳动）成为权力的主体。这就是一个老年社会、老人政体内部最强大的反结构、和反结构的力量，也是白纸革命之后尽管当局大肆追捕却不敢声张的关键。他们不担心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民主异议人士、访民群体，他们只害怕这些nobody的普通青年。 在这个意义上，白纸革命不过是一代中国青年人终身革命的序幕，却是中国统治者的终身噩梦。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在美国的反习反共人士云集三藩市抗议，几组民运人士同时发起“国是会议”宣导，计画明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探讨结束暴政，创建民主中国的方案”。 海外民运搞了30多年的反共事业，被很多人讥为一事无成，而目前确实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中国经济所遭遇的严重困难，虽然并不一定会让反共大业成，但显然比经济好的时候更让人心思变。故对有志于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人士，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之窗，集合各方智慧和力量，探讨如何反习反共。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心理认知 目前发起的“国是会议”，按主办者之一、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的说法，将提出“三步走方案”，首先是召开新闻会发布“国是会议”的宣言，向全中国人民和世界提出相关话题；第二步是让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都参与讨论，让“官产学三界的精英都知道，如果中国没有宪政民主制度，谁都没有安全。不管你获得多大的成就，一夜之间会毁于一旦”；第三步是通过传播机制和政治行动，以专业讨论引领公众讨论民主建国，建立一个全民参与国是会议的社区。 我赞同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不过对“国是会议”的名称，有不同看法。一般理解的“国是会议”，是执政党和反对党等朝野各方力量，在一个共同规则下，对国家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未来走向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构建，商讨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而显然，目前召开“国是会议”，缺了中国国内这一块，没有内地政治力量的参与，就不能构成“国是”。另外，在美国要做到让所有的力量都来参与，估计也很困难。如此看来，它的代表性很有限。另一方面，对反对者来说，目前远未到把主要精力用来探讨构建中国未来政制的时候——这个事情可以交给对此有兴趣而且也有理论能力的少数人去做，而是如何动员各方力量，包括中共党内力量，去推翻习近平和中共，这才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因此，我建议取一个更恰当的名字，如海外反共联合会议，而不是“国是会议”。 我理解“国是会议”可能是要造声势，不过，要把反习反共的声势造起来，关键在于把普通民众鼓动起来，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制度已经不行，无法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打破他们对中共的幻想。其中，尤其要让他们放下造反会“天下大乱”的想法，这是共产党数十年来不遗馀力灌输给大众的，已经成了中国民众的一个心理包袱和中国民主化的一道认知障碍。 经历三年清零和经济复苏乏力的中国民众，对习的不满在大幅增多，社会情绪到了某种临界点，虽然人们基于各种考量，还不敢公开走向街头表达不满，但也知这种情况不可能维持太久。可如果无人去鼓动，中共是不会自己倒下的，民主化不会自动到来。而影响民众不敢上街反抗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就是社会普遍的造反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担忧。这种“求稳怕乱”心理，一方面来自于历史经验，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打仗的时候多，和平的时候少，形成了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心理认知；另一方面，来自于当局对民主革命的妖魔化宣传洗脑，特别是对世界范围内少数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战乱和暴力现象，把它歪曲为民主化的普遍现象，以此恐吓大众。 民主化不等于动乱、暴力、战争 一些国家在民主化中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内乱和暴力，但这是有自身的特定因素，并不表示所有的国家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比如，苏联的解体就是以一种相当和平的态势进行，作为一个靠武力起家并严重依赖暴力镇压功能的帝国，它的解体过程没有出现流血，此后社会也未陷入内乱。东欧国家的民主化也没有出现内乱。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主转型亦有很多是平和的。因此，把民主化和动乱、暴力、战争等挂起钩来，认为是国家民主转型的必然现象或者普遍规律，是错误的，是中共多年来为维护一党专制统治而编造吓唬人的。 中国和苏联一样，都有著很长的专制历史，又都在共产党的暴力统治下，既然苏联的转型是和平的，就不必成天担忧中国的民主转型一定会如此。当然，有人会反驳，苏联的民主化其代价就是一个强大帝国的解体，怎么能保证中国在民主化中不会分裂？理论上和概率上当然不能保证，甚至也不能保证中国就一定不会出现动乱，但需要向民众强调，有了人类历史上众多国家的民主化经验，中国的民主转型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和平，因此，是值得去试一试的，好比不能因为怕出车祸就不去开车。如果这样，恰恰中了共产党的圈套，它就希望人民谨小慎微，好永久统治。 政权更替免不了是有代价的，但话也说过来，当一个政权气数已尽，不会因为人们怕乱它就不会崩溃。所以，对大众来说，如果想反共，让自己从此不再生活在恐惧中，就不该被它的宣传所惑，而参与到反习反共的事业中来；对海外民运来说，则要让人们相信，民主化不会伤及他们的根本利益，会使他们在可承受的代价内。总之，必须打破公众“天下大乱”的心理包袱，让他们认识到这种认知是不对的。这应该成为“国是会议”的当务之急。 文章来源：上报
百岁基辛格“终于”去世。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老而不死是为贼”，话说得刻薄，但对于某些无德之人来说，却是一针见血。 数月前，正当中共外交陷入困境一筹莫展之际，基辛格拖著半条命，千里跋涉到北京，去帮焦头烂额的习近平站台。据说当时外出，都有救护车和医生随队，准备随时随地为他急救。做人做到这个地步，也算为出风头而鞠躬尽瘁。 基辛格是极顶聪明的人，少年得志，进入美国权力中心，辅佐过尼克松和福特两任总统，一生最重要的贡献，一是提出“核威慑”理论，二是促成美中建交。 今日看来，“核威慑”理论卑之无甚高论，它只是挑破了一个常理，便是大国再搞核竞赛，最终大家一起死。当年没有人顿悟这一点，给他想到了，他开启了限制核武器谈判，的确对世界和平有贡献。 他是先知先觉者，但没有他，迟早都会有人发现这个普通的道理。今日美俄中三国，又有恢复核武竞赛的迹象，可见人类想的是一回事，做的永远是另一回事。 很多人将美中建交归功于基辛格，其实他没有那么伟大。当年美苏中三国演义，中国处于最劣势，中共饱受来自美国的包抄，来自共产苏联的直接威胁，毛泽东又把国内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内外交困，寝食难安。 美中长期在波兰华沙秘密谈判，十几年“得个讲字”，直至庄则栋（兵乒球世界冠军）在日本一时冲动向美国兵乒球队示好，毛泽东灵机一动，正式邀请美国兵乒球队访华，一举为中美关系破冰。此后美中谈判从地下走到地上，直至尼克松下台老毛去世后很久，美中才建交。 基辛格没有主导美中建交，他只是穿针引线之人，没有他美中迟早也会建交，只是可能会稍迟一点。美中建交的基础，是三国演义中蜀吴联合抗魏的套路，美中两国都不愿见到苏联搅事，结果美中建交后，苏共老实了很多，苏联也从此走向衰弱。 基辛格离开白宫后，一度处境麻麻，后来自己开一家顾问公司，利用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任上建立的广泛国际政商关系，赚得盆满钵满。表面说是顾问，其实是为跨国公司大财团穿针引线，架设投资捷径，借此谋取利益。 美国大公司到第三世界投资，要先对所在国摸底，要找政治靠山，以便作十年数十年的长远打算。相较于总投资额，付出一点顾问费，搭定天地线，才可以一路顺风顺水。 基辛格的客户都是美国商界老相识，那些大富豪深知基辛格的国际政治能量，碰到什么疑难杂症，就找基辛格解套。他做很多“牵线”工作，帮助一些商家得到在外国经营生意的特许权，安排企业老板去朝拜外国首脑；他也会为大企业做“谘询”，随时提供一些不知有没有用的意见。每次做这种天马行空的指导，他都要收取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的酬劳。 基辛格曾否为广泛的道德议题、声讨邪恶势力、同情人民的苦难发声？在我印象中一次都没有。他与中共历届首脑关系密切，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但他对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 以他的聪明才智，以他在美国活了一辈子，浸淫了百年的普世价值，他对中共霸权无语，对中国人民身受的苦难也无感，他只是兢兢业业地做了大半辈子的中共的老朋友。直至美中关系全面交恶，中共被全世界视为过街老鼠，基辛格仍“不改初衷”，利用他在美国朝野的影响力，力挽狂澜为中共说项，所谓“老而不死”，说的便是这件事。 一个政治人物，若没有恢宏的历史眼光，没有崇高的道德抱负，汲汲于个人名利，有时甚至会绑架自己。当年美中建交改变了世界历史，基辛格有所贡献，他一生矢志不移，力图证明当初的努力没有白费。基辛格把自己的一生绑在中共身上，可惜中共成了当代世界的邪恶中心，基辛格也陷自己于邪恶帮凶的悲惨地位。 中共会不会付给基辛格谘询费？若没有就是咄咄怪事。一个愿买，一个愿卖，生意做成皆大欢喜。基辛格拜拜，美中交恶，中共在美国朝野“好朋友”星散，走了基辛格，最伤心的是中共。 这几年来，美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纷纷从对中共改革的沉迷中清醒过来，西方政要被中共妖言迷惑，不得不说是一大历史败笔。基辛格对中共执迷不悟，他有聪明才志，却没有道德承担，最终被自己的过往绑架，他不会有什么历史地位，他只是一个历史过客。 文章来源：作者脸书
最近习近平访问美国，他用的是参加旧金山APEC领袖峰会的名义，却不参加这个峰会的首日议程，而是花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与拜登会谈。究竟中国今后会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影响到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向如何？世界各国都十分关心，而台湾正是拜登与习近平对话的焦点，当然台湾就要格外注意了。 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在野势力仍在互相蚕食中纠缠，而争执的焦点竟然是统计学教科书里的入门定义—“统计误差”的各自解读（即由抽样方式及样本大小所决定的固有误差），却不曾触及与国家安全攸关的重大政策话题，而选民的注意力也因此被转移了。 习近平这次访美，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美国的商界、特别是华尔街，再次向中国投入巨额资金，来拉动中国那个疲软不振的经济。而习近平归国那一天，《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送行文章，标题是《“不碰中国”的投资战略行之有效》。而习近平访美的第一天，事实上却到“拜登教室”里“上了一堂课”，“所学”内容事关重大。 一、习近平访美的背景：美中关系紧张 过去一年半以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和以色列加沙地区发生的冲突，吸引了各国媒体的目光。相比之下，中国空军和海军对台湾的骚扰，似乎被看作是印太地区以台湾为焦点的紧张局势之常态。 共机扰台从马英九政府执政的2013年下半年开始，起初是试探性的“绕岛巡航”，2017年有3次，2018年6次，2019年2次。然后，2020年共机扰台次数突然暴增，当年有380架次进入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2021年增加到972架次；2022年扰台次数高达1,727架次，增加78%；到2023年到10月20日，共机扰台次数已近3千架次，再增加七成多。 中共如此对台湾施压，只是因为“台湾不听话”吗？当然不是。一直没有人问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共是在2020年突然大量增加军机扰台的数量？因为，中共从2020年开始执行“攻台必攻美”的军事战略了。这个战略的目的是，以占领台湾为目标，威胁并阻止美军对台湾的支援。这样就能解释，中共为何一方面用军机扰台对台湾施压，另一方面扩大航母舰队的远海演练，到台湾东部去展示对美威胁。 从台湾的角度去观察，台湾的在野势力试图用和谈来缓和两岸关系，以为这样就能给台湾带来和平。然而，台海和平的破坏者不正是专制的中共政权吗？面对这样一个嚣张跋扈的专制者，用求和就能让它同意台湾继续维持现状吗？那么，谁才能真正按住中共试图夺取台湾之手？其实，在国家关系的现实格局中，只有美国才能做到；而且，在这次旧金山会谈中，至少让习近平表面上似乎表示了暂不攻台的态度。 那美国会因为遏制中共而造成台海局势紧张吗？这是台湾某些声音不断制造的“疑美论”之一。事实上，美国通过外交交涉所实现的目标，恰恰是缓解台海局势，为台湾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而美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中共在2020年点燃了中美之间的军事冷战之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而美国最后顺势利导，用军事实力和外交交涉双管齐下，从而迫使习近平承认，中共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不容许他在台海水域胡作非为。 二、中途岛中美海军对阵：中共亮出“攻台必攻美”军事战略 过去几年来，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被解读成经贸利益上的冲突所引发。其实，真正的紧张关系之根源，乃是军事领域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这一连串事件的开头，就是大多数国际观察家都不知道的中途岛对阵。2020年初中国的“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突然前往中太平洋海域，这支舰队由导弹驱逐舰呼和浩特号、综合补给舰查干湖号、导弹护卫舰咸宁号和电子侦察船天枢星号组成。这支编队进入了美国的军事要地中途岛海域，展开了针对美军的军事演习。 关于这一事件，我曾在台湾的《政经最前线》时事评论节目里讲过多次，因为时间有限，往往是点到为止；2020年2月28日我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海军剑指珍珠港，意欲何为？》，也指出了中国海军舰队突然挺进到美国海军太平洋防线的腹地，展开了威胁美国的演习。然而，当时我的思考还不够深入，此文并没点出中共海军这次演习真正意图之所在。 现在看来，中美海军突然在中途岛对阵，其实是中共执行“攻台必攻美”军事战略的开端，因此就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危机，也同时造成了比1996年飞弹危机更严重的台湾之重大国安问题。台湾很多关注两岸关系的人，并不了解这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及其意义，而台湾的媒体当时和事后也没报道过。 中途岛中美海军对阵这一与台湾的国家安全关系重大的国际事件，之所以台湾民众很陌生，是因为绝大多数国际媒体都没抓到这条新闻。只有中国国家安全部背景的《多维新闻》网站曾详加报道（此网站已关闭）；而美国海军官网当时则有一条关于紧急出动航母编队、赶赴中途岛海域的相关报道，映证了中方的消息。 2020年2月22日中共官方的《多维新闻》网以《中国舰队挺进敏感海域》为题，报道了相关消息。此新闻写道，这次演习是“近年来首次以战斗姿态进入西半球，‘逼近’夏威夷”。其战略意图是，“与其在‘内线’（第一岛链）疲于奔命，不如在‘外线’（第二岛链）主动进攻，以攻为守”；“时下解放军‘军事斗争准备’的最核心问题是统一台湾，夺岛时要阻止‘蓝军’从海上驰援台湾”；即迂回至大洋纵深，保证台海战场不被外军介入”。 这个官方宣示表明，中共海军的作战战略有了重大转变，将从近海作战转向远海对美作战准备，也就是所谓的“攻台必攻美”。上述报道中提到的“蓝军”和“外军”，主要是指美军。因此，2020年开始，中共大量增加军机扰台的数量，以尝试孤立台湾、阻断美军对台湾的防务支援。 三、“攻台必攻美”：美国如何应对？ 自从二战结束直到苏联解体，唯一曾与美国在军事上冷战对抗四十年的苏联海军，从未到过中途岛海域，美军在它的太平洋腹地中途岛的防御一直都是象征性的。美国显然没料到，2020年初中国海军会突然前进到美国太平洋舰队防守海域的腹地，以挑衅性的姿态展开演习，并搜集当地的防务资讯。当时美国海军从加州圣迭戈海军基地紧急出动一支由罗斯福号航母率领的舰队，赶赴中途岛海域，与展现威胁姿态的中国海军舰队对峙。 中国官方一直指责美国挑起新冷战，而各国媒体上不少不了解中途岛对阵的评论人和记者，往往也误以为，中美之间之所以出现了军事上的紧张关系，是美方挑起的。唯有了解了中途岛对阵这个事件，才能真正理解，最先发起军事威胁的，是中国海军的中途岛行动；而这个行动标志着，中国明确地表示出它试图改变太平洋海域的稳定与安全的战略企图。 台湾之所以成为国际关注的战略重心，其实就是从中美海军的中途岛对阵开始的。虽然中共海军的一支小舰队当时并不构成对美国海军太平洋防线的真正威胁，但这个行动充分展示了中共的对外军事战略企图，由此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美国海军此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共威胁台湾、进而破坏第一岛链的安全和稳定的军事动态评估。而美国制定的印太战略，就是针锋相对地应对中共“攻台必攻美”战略的有力措施，其主要目标是尽量遏止中共的攻台企图。 然而，如果单纯把美国海军的备战，理解为传统的海上热战风险，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事实上，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不能爆发热战，而只能维持冷战。因此，应该讨论的问题，不只是如何防范热战爆发；更重要的问题是，双方的冷战格局怎样才能形成稳定状态。由于美苏冷战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很多人对核大国之间的冷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完全陌生了。 事实上，中共在差不多四年前点燃了又一场冷战。关于这场冷战，今年6月16日我在本台发表的《中美冷战格局固定化》一文，曾经初步分析过。自2020年以来，美中关系就进入了军事上的紧张状态。近四年来中国的海空军不断在南海、东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与美国试图维持东亚稳定的海军力量展开了反复较量；同时，中国迅速增加针对美国的核弹头洲际导弹部署，构成了对美国的新军事威胁。非常明显，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元凶和罪魁祸首，正是台湾某些政治人物对之点头哈腰的中共。 为什么说，中共的中途岛对阵行动点燃了新冷战？这要懂美苏冷战史才会明白。两个核大国之间，一旦进入潜在的军事对抗状态，就不能把眼光再放在传统热战的避免擦枪走火这个层面了。使用枪械的人，擦枪走火，最多是打死几个人；而核大国之间，擦枪走火意味着热战可能诱发核战，因为在热战中失利的一方可能动用核武器；而一方动用核武器，就是主动引发核战争，那被核武器攻击的一方，除了同样动用核武器来消灭对方的各种核武器发射平台，没有别的选择。 因此，冷战被点燃，就意味着双方的扩军备战不可能停步了；任何一方都不得不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也就是，备战才能止战。那处于冷战状态的两个核大国之间，从此它们的关系就被锁死在冷战状态中了。而这一关键就决定了，中美关系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 四、中共错判军事战略 最近一年来，习近平陷入了两个困境，一个是经济不断滑坡；而另一个困境是，中共在军事战略上犯了大错误。2020年在中途岛对阵事件中，中共喊出了“攻台必攻美”的战略，其实，那是无知导致昏庸，昏庸导致头大症。所谓的“无知导致昏庸”，是指中共在军事战略制定和海军战斗训练的组织方面犯下了重大错误。简单来讲，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中共海军选错了军事战略。以俄国黑海舰队旗舰被乌克兰用飞弹击沉为标志，航母舰队用舰载机决战的时代已经结束，最新的海战模式从此进入了飞弹决胜负的时代，航母会变成靶子和累赘。中共长期以为，有了航母，就可以控制制海权，其实，现在制海权落在飞弹占优势的国家手里，台湾虽小，不用航母也可以控制制海权。 第二，中共低估了海军装备的技术性能。海军现在必须要依赖高科技装备，而高科技装备需要运用到最先进的晶片和AI技术，中共目前还不具备这种作战能力。美国的晶片战，就是针对中共的这个弱项所采取的制裁措施，可以延缓中共高科技装备升级的速度。 第三，中共看轻了现代高科技海军的专业素质训练。中共现在的海军水兵主体依然是从农村召来的低文化程度士兵，而军官普遍不具备足够的技术素养。所以，就算中共海军研发了土法上马搞出来的舰用科技装备，官兵都用不好。而航母进入作战演训后才发现，从舰长开始，就没有合格的能懂航母作战并综合运用所有最先进高科技装备的指挥官。 这三个层面的重大错误迫使习近平回头重新考虑对外扩张战略的实施计划，也因此他在这次旧金山会谈中告诉拜登，他最近没有攻台计划。美军了解中共的这些弱点，并不担心中共航母的威胁性。但美军担心一件事，那就是，中共不懂冷战状态下如何控制军方的行动。经历过美苏冷战的美军知道，苏联当年一直与美国保持高层热线联系，特别是军方之间有热线可以随时沟通，双方都能做到，在重大事情上不互相欺骗、实话实说；而遇到任何突发事件，也能有效联络沟通，以便第一时间了解对方意图，避免误判。 也就是说，虽然共军现在完全不具备进攻台湾的真实能力，但对美国而言，除了继续提升军力，并帮助台湾不断改善防卫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即指导中共学会苏联在冷战中形成的决策模式。 五、拜习会谈的重点：防止共军行动失控 在冷战状态下，中共不会停止军事威胁行动，更不会停止扩军备战。而中共的各种军事挑衅行动经常在“打擦边球”，试图用高风险的对抗动作，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政治目的。这就是美国军方最担心的事，因为共军“打擦边球”的行动会造成双方军事对抗扩大化的高风险，这样的高风险本来是可以用外交协商来避免的。但过去几年来，中美紧张的军事关系也延伸到了外交活动方面，中国外交系统的高阶外交官与美国外交官会面时，中方官员连续采用“战狼”式外交手法。 中共的这种做法事实上关闭了中美之间的外交协商管道。以前，美中之间有八个层级的军事互动管道，但全都习近平被关闭了。所谓的外交协商管道，当然包括传统的外交沟通；而在冷战格局下，双方军方的互动管道，才是防范军事摩擦扩大化的最重要工具。 这次习近平访美，虽然他有自己的意图，但却是拜登主动安排并邀请他来的；而习近平也想借这个机会，为中共争取扩军备战的时间窗口以及挽救经济的必要机会。所以，10月中王毅便到美国先行铺路；而中国邀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访华时，习近平甚至对他说，“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 这句话是习近平2017年到美国与川普总统会谈时讲的；然后，习近平用一条理由就把美中关系搞坏了，这一条理由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现在习近平又来了一个发夹弯大改变，他从此要当乖乖的“熊猫”、不当战狼了？他会停止威胁美国和印太地区的扩军备战吗？ 拜登找习近平来美国，并不指望中共停止扩军备战，只是要说服习近平恢复军事热线，建立美苏冷战式的那种危机防范机制，那习近平也初步答应了。不过，中共现在只是恢复了过往军事热线中的几条管道而已。重点在于，习近平现在算是稍微懂了一点美方要教给他的事情。其中主要是两个部分：其一，核大国之间的常规军事威胁不能玩过头，要及时收敛；其二，双方之间必须建立互信机制，一方的欺骗行动会严重威胁到互信机制，导致风险防控机制破局。 这种美中之间防范冷战状态下的军事冲突风险机制，不会一夕之间就成功建立，但会在持续不断的摩擦中逐渐形成，当年苏联也是一步一步学会的。实际上，美国设法防范与中共的军事冲突危机，首先保护的就是台湾的安全。台湾现在能得到安全，不是因为台湾有政治人物对中共点头哈腰，言听计从，而是因为，美国按住了习近平的手，不让他武力攻台。 但是，习近平就算知道了危机防范机制的必要性，他仍然不会放弃他的扩张战略。他告诉拜登，一定要统一台湾，就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暗含的意思是，既然武攻台湾不行，那中共就会设法和平夺取台湾。所以，当前台湾的大选，是一场对台湾选民的政治智慧和国际眼光的巨大挑战。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按照”先党内再党外”的原则，日前已被宣布从央行行长潘功胜手中接下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职务的朱鹤新，应该会在下月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例会后被正式宣布为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不过，这对于七年前即已经荣升副省部，在去年二十大上跻身候补中委之后即被盛传为易纲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来说，不过是退而求其次而已！ 北京时间本月24日下午，已经上任中共央行党委书记和行长四个月了的潘功胜，和中央金融工委常务副书记王江一起，陪同一位中组部副部长出席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管局”）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欢迎曾经担任过央行副行长职务的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荣归”，以新任央行党委委员的身份接替潘功胜兼任的外管局党组书记职务。 中共外管局这样的单位，从无党政双首长的设置先例，所以按照所谓“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如无意外，这位朱鹤新应该会在今年12月下旬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被“决定“以新任央行副行长身份兼任潘功胜卸下的外管局局长的行政职务。 自原本是央行第一副行长的潘功胜在今年7月接替了易纲行长职务之后，目前的副行长只剩刘国强、张青松和宜昌能。而如上四人全为“双非”，即非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非中纪委委员。所以在去年10月“当选”了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朱鹤新一经被宣布为央行副行长，就将会名列第一副行长。 朱鹤新受命接手潘功胜兼任的外管局党组书记消息被宣布后，有媒体在分析文章中以“潘功胜甩锅”形容之，说是“中共当局继续搞击鼓传花，潘功胜把中共外储流失问题的‘烫手山芋’丢给了朱鹤新，可以说在“甩锅”。人民币贬值趋势不可逆转，朱未来的日子会非常不好过”。 相关时评人认为：“中共外储在近几个月不断下降，中共党魁特地选择去央行和外管局考察，说明中共高层感受到了金融方面的压力。在近日人民币稍有升值之际，朱鹤新立刻被任命接手外管局，对朱来说，实际是有苦难言。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外资、热钱都在从中国大陆撤走，目前虽然人民币汇率稍有升高，但谁都知道人民币贬值是一个大趋势，资本从中国跑路是一个大趋势。也就是说，朱鹤新作为新任外管局主管，未来日子会非常不好过。” 依笔者之见，朱鹤新未来的日后不好过是毫无疑问。把习近平当局目前面临的金融危局说得多严重都不过分，故中国境内网友在朱鹤新“履新”的新闻报道后面留言说他是“临危受命”，更有评论说他是“临危不惧，勇于献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不过，我们外界甚至可以挖苦这位“临危受命”的朱鹤新实乃“无知无畏”，似也不应把他的“履新”理解成潘功胜的“甩锅”。因为无论中共政权面临的金融形容是好是坏，升任央行一把手之后还长期兼任副部长级的外管局党政一把手绝非常态。交出这一兼职只是时间问题。 这里说明一点，中共所谓的国务院“国家局“分为两类，称之为”总局“的与部委平级，其他由部委代管的都是副部级。其一把手是副部，副职自然是正司局。而这类国家局里面也设有业务司，但这类司的司长都是副司局级。 今年7月潘功胜先后接替郭树清央行党委书记职务和易纲只连任了三个月的行长职务之后，笔者即在相关分析文章中介绍了潘功胜升任央行党政一把手后，为什么还继续兼任着外管局党政一把手职务，原因之一可能是易纲的行长接班人很晚才被习近平“比选”出来。 在中共内部，有人将央行与其“代管”的外管局之间的关系，类比为公安部与下属的特勤局的关系。因为习近平亲信中的“至亲”王小洪在先后接替了公安部党委书记和公安部长职务后，甚至是在去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上升任中共书记书记处书记和在今年三月又被安排为国务委员之后，其特勤局党委书记和局长的兼职仍然保留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年6月，王小洪才总算把这一个外媒称之为“无比重要”的特勤局局长和党委书记的兼职让了出来。 那么相比公安部下属单位之一的特勤局，外管局作为央行代管的“国家局”，其在中共整个金融体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年7月“临危受命”为央行党政一把手的潘功胜要把这样一个重要兼职交出来，中共当局为他挑选接班人绝对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朱鹤新从潘功胜手中接棒外管局的消息一经传出，许多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中以“重磅”形容之。 其实，就在中共外管局网站以第一时间公布朱鹤新上任外管局党组书记消息的前两天，即已经有英国路透社抢先一步，“独家”报道了“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是在中国经济和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不利因素之际，中国将任命资深银行家、国有金融集团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为外汇监管机构新任局长。 一时间，多家中国境外的中文媒体，包括几家中共大外宣纷纷转引路透社的消息，有的还把标题做得十分耸动，诸如《中国突传重磅消息！路透：朱鹤新将出任中国外管局局长 任命料最早本周宣布》之类。 这令笔者自然联想起了成蕾。澳大利亚籍的前中共央视财经节目主持人成蕾，是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于2020年8月被中共当局“采取强制措施“的。直到今年10月11日才被中共新华社通报说她在服刑期满后，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执行驱逐出境。而其所犯“罪行”在新华社的新闻稿中说是“2020年5月，成蕾受某境外机构人员攀拉，违反与聘用单位签署的保密条款，非法将工作中掌握的国家秘密内容通过手机提供给该境外机构”。 成蕾获释后接受澳大利亚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因为她提前几分钟内透露了中国政府的官方信息，违反了对媒体报道的时限，导致她被中国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起诉，遭受了3年的牢狱之苦。 如此说来，成蕾女士三年前的那次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与前几天把中共中央决定调朱鹤新接掌外管局的“重磅消息”提前知会给英国路透社的那名“消息人士”的行为，百分之百的一样。只不过因为三年前的成蕾不幸撞到了中共当局正在为报复澳大利亚政府找寻人质的枪口上。 回过头来继续讨论曾经被盛传是易纲的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为什么只是被平级调任为外管局一把手。 故事还要从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27日的一则标题为《中国将调整金融系统高层和机构设置，习近平料安插重要亲信》的报道文章说起。该文章开篇先是说“习近平准备大举调整中国金融系统的领导层，将安排重要亲信掌管央行，并重新恢复一个中共的机构部门，以加强对金融事务的政治控制。这些举措是习近平重塑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努力的延续。近年来，他为加强中共统治，进一步削弱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接下来，文章中便借“知情人士”口，披露了“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是接替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易纲（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主要候选人”。并说“这还不是最终决定，政府高级官员的任命决定只有在3月初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才会公布。” 这篇当时被众多媒体纷纷转载的报道文章中还说：“知情人士表示，朱鹤新不太可能兼任央行党委书记，这是央行中最有权力的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符合央行现有的领导层安排。央行现任行长易纲是党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央行的二把手。目前无法得知朱鹤新将担任什么党内职务。这些人说，何立峰是习近平的长期助手，将成为主管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的副总理，他可能会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文章中还说：“习近平正在改组政府领导层，那些兼具政治地位和技术职能，以及在全球市场上具有公信力的官员们基本上都从中共领导层消失了。其中包括与特朗普政府谈判达成贸易协议的经济顾问刘鹤、资深银行家和金融监管者郭树清，以及现任央行行长易纲等人……。相比之下，朱鹤新在外国商人和投资者中鲜为人知。他缺乏国际地位，而这种地位使前任中央银行高级官员能够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讨论政策、亲密交谈，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及其他全球金融集会上表达见解……。” 华尔街日报如上报道文章一经出台，立刻被广为转载，各类标题诸如《习近平亲信朱鹤新和何立峰有望出任中国央行行长和党委书记，削弱其独立性》、《美媒：朱鹤新与何立峰或主掌中国央行》等等，一时间令朱鹤新甚至比当时的候命副总理何立峰风头更劲。以至朱鹤新在中信集团的一位下属不由得替自己的上司报怨：“这哪里是在捧啊？简直就是把我们的朱老总架在火上烤嘛！” 继而，今年三月中旬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出乎外界预料地宣布了易纲的“原地踏步”，华尔街日报立刻又发表《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留任，正值监管体系重组之际》一文，说是中国全国人大周日投票决定让65岁的易纲继续执掌中国央行，在金融监管体系重组之际推迟了央行行长的交接。知情人士透露，预计易纲将在央行的领导时间延长几个月，以在过渡期间提供连续性，时间安排可能会根据交接的顺利程度进行调整。知情人士称，金融集团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被认为是接替易纲的主要人选。 而就在华尔街日报二次发文，坚持认为朱鹤新仍是接替易纲的“主要人选”的一个月之后，朱鹤新辞去中信银行董事长的消息，一时间甚至也被中国境内媒体认为是佐证了华尔街日报的“料事如神”。 其实，当时的朱鹤新是以中信集团董事长身份，辞去了他所兼任的中信集团下属的中信银行的董事长职务，但因为众多媒体的报道标题多为《中信银行董事长朱鹤新因工作安排辞任》，内容中引用了中信银行公告的原文“朱鹤新因工作安排需要，辞去该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委员职务……。董事会选举该行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董事方合英为中信银行董事长”，于是便令众多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是朱鹤新因“工作安排需要”，离开了中信的领导岗位。 事实上，朱鹤新自打2020年3月从央行副行长位置上“转轨央企”后，其新职务全称就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中信有限公司董事长。而自2021年6月后，又兼任了中信集团下属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长，直到今年4月又把这一兼职辞去。 不知前面提到的几天前抢先给英国路透社曝料朱鹤新将入主外管局的“消息人士”，与今年2月和3月给华尔街日报透露朱鹤新晋升前途的“消息人士”是否为同一人。也无从判断中共当局在去年把朱鹤新列入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后，对是否安排他“荣归”央行有过什么样的讨论，但笔者倾向于相信将潘功胜视为易纲的央行一把手接班人，应该是早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即有过的央行“接班梯队”计划的内容之一。 在6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时任央行第一副行长兼中央财办副主任的易纲，和此前已经以副行长职务接替了易纲外管局党政一把手职务的潘功胜，双双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 十九大召开的次年三月，易纲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决定接班周小川的央行行长职务。当时即有传闻说易纲是在十九大上落选了中央委员之后，才被委屈安排进候补委员候选名单的，并与此前本来就是被安排进入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名单的潘功胜均顺利当选。 而在去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上，已经年过64岁的易纲，不被安排进入中委或者候补中委名单应该说不出预料，但至此已经担任央行副行长长达10年之久的潘功胜连个候补中委都未能连任，则令央行内部人士都感觉惊讶。 而正是因为当时的易纲和潘功胜均未进入二十届中委（候补中委），所以才会有二十大上的新任候补中委，曾经担任过金融副省长和央行副行长的朱鹤新一时间被外界看好。而所谓“消息人士”的透露，更可能是“消息人士”的分析和猜测而已。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深入介绍。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被中共历代领导人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基辛格博士于11月29日去世。基辛格博士是半个世纪以来任何关注美中关系乃至全球秩序的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物。我第一次听说“博士”这个称谓还是在中共官媒对基辛格的新闻报道中，它在一个儿童的意识中留下了“博士”是足智多谋的人的印象。无人否认基辛格博士足智多谋，然而无价值原则的实用主义却是其智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中共走向国际扫清障碍 听到基辛格逝世的消息后，许多与他相关的美中关系大事件在我脑海里掠过。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1971年7月由巴基斯坦中转秘访北京的美国与红色中国关系的“破冰之旅”。当时，中国处于文革癫狂中，经济濒于崩溃，“珍宝岛战役”让中国置于苏联的直接军事压力之下，内外交困的毛泽东转向美国寻求外交突破。而美国正需要在冷战中“联中抗苏”以及解困越南战争。在那次17个小时的闪电秘访，基辛格承诺美国将逐步减少驻台的军事力量；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将在联合国大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保证通过谈判解决越南战争。随后，双方发表了会谈公告，宣布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面。不过分地讲，基辛格为中共摆脱内外交困、为红色中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扫清了首批障碍。 半个世纪来，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天安门事件所引起的巨大国际震荡也未能对其产生根本性的冲击。1989年6月4日，ABC新闻就正在发生的天安门广场的屠杀采访基辛格，主持人詹宁斯问他：“美国应该做什么，基辛格博士？” 他回答：“我不会对中国实施任何制裁。” 随后他在多家媒体上撰稿，为中共的暴行辩护，他说对北京发生的事不能只用善与恶的观点去看，中共的屠杀行为是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更仁慈、更稳定的和平进程。就是这种只顾现实利益罔顾价值原则的现实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对华政策，帮助中共很快摆脱了天安门事件后的国际孤立，而在没有任何前设政治条件下一步一步进入世界贸易和全球治理体系。 基辛格的无价值原则的实用主义 于基辛格，无价值原则的现实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他主导或影响的国际关系层面，而且贯彻于他的私人利益上。他是历届中共领导人的座上宾，访问中国超过100次，在美国政客中居首位。在《论中国》这部被西方学者奉为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中，他不时流露出对中共的溢美之词。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基辛格刚刚推出了一个与中国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合作的基金–中国创投，当得知这个事实后，詹宁斯非常后悔：“如果当时我知道现在我所知道的，我就不会让他上那个采访节目。” 基辛格2011年为当时习近平的权力竞争者—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站台的事更能说明他投机和算计。那时，薄熙来风头正健，用“唱红打黑”表现自己而挑战中共对习近平的接班安排，权争胜负一时难料。那年6月29日，为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重庆举行“万人红歌会”，基辛格特地前来现场力捧薄熙来。 基辛格的无价值原则的实用主义与中共在后天安门时期形成的“实用主义的软实力”有高度的精神契合，而中共正是靠其“实用主义软实力”摆脱天安门事件后的困境、稳住国内统治并在国际社会扩展影响力的。 中共的实用主义软实力 天安门屠杀后，中共一方面维持人民的恐惧使民间对权力的制衡缺失，一方面鼓励他们特别是其精英阶层不问政治、不问是非，只顾赚钱。这种策略确保了短期内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在低人权和低道德的情况下展现了高效率和高竞争力。在这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在国内获得成功的动力下，中共开始利用这个“实用主义的软实力”支持其持续崛起和国际扩张，并与美国竞争。这种专注于经济利益无视价值观和道德的“实用主义软实力”可以描述为：忽视人权+鄙视民主价值+金钱。 不可否认，基辛格参与推动的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对两国均有正面意义，然而，基辛格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以及这种思想主导下的近半个世纪–特别是后天安门时期–的对华政策，非但没能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变得更加自由和民主，而且在中共政权获得经济力量的加持后，不仅在国内变得更加专制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并实施它的全球野心，对以美国主导，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产生了切实的威胁。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自去年“白纸运动”以来，习近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上屡屡受挫，他发现在实力和野心之间横亘着诸多障碍，他需要再次回到邓、江、胡时期的“韬光养晦”路线，缓和与市场、与美国的关系，以换取另一个战略机会之窗，让中国的经济、技术、军事、外交实力赶上他的野心。于是，今年11月习近平从“战狼”变“熊猫”，带着笑容来到美国与美国总统见面，并与美国商界晚餐，展开魅力攻势。而在之前的7月，习近平在北京最高规格礼遇刚刚度过100岁生日的基辛格，为他补办生日宴会。在宴会中，习近平再次宣称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强调“中国人重情讲义，不会忘记老朋友。”习近平当然知道“老朋友”在此刻的妙用。 基辛格博士走了，但是“基辛格主义”仍有广泛市场，美国人记取“基辛格教训”了吗？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近日有一对中国郑州网红小夫妻“亮亮丽君”成为微博热议话题。典型打拼的小夫妻，以45万人民币（200万新台币）头期款预售屋购买人生第一间房子，背上102万人民币贷款，每个月夫妻收入一万人民币，期中三分二付贷款，小夫妻还是积极乐观常常拍房屋建筑的进度。如今丽君被公司减薪从四千元变成二千元，加上女儿出生、房贷、租金压力更大，雪上加霜是买的楼房变成烂尾楼，完工遥遥无期，小夫妻跟地产商要当时签约会退款二万元却遭售楼部殴打。 其实“亮亮丽君”不是个案更不是特例，根据日本野村证券调查，截至2022年底中国有二千万户的烂尾楼，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预估要“保交楼”（保证交屋）2000万套需要3.2兆人民币（14.2兆新台币），大约台湾政府六年的总预算。中国政府编列3500亿人民币来保交楼，2000亿提供建商低率贷款，至2023年中预算已经用完。中国住建部在2023年八月表示“保交楼”推进一年多已完成165万套房。 无论预算是杯水车薪或进度完成比率偏低，地方政府也都陷入债务危机，尚无法自救，还需要中央来救，保交楼政策在地方政府只能敷衍。日前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中国准备列出50家“白名单”大型房地产商几乎都是国企，提供这50家信贷、债券、股权的融资，在房地产商的骨牌效应下，中国政府准备只“救”这50家，其他都要断尾。 中国常说用6个口袋的钱来房子，就是夫妻跟两边的爸爸妈妈（一起买），这2000万套烂尾楼，其实影响是1.2亿人，他们口袋被掏空，如何来消费？如果无法尽速完成“保交楼”恐怕引爆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中国上层是按权力分配、中层是按资本分配、底层是按劳分配。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用权力来决定“谁”可以生存，哪一些企业可以无条件被注入无限的资金，而地产商是按资本分配，一家恒大可以欠债2.4兆人民币，现在被划入白名单的50家都有可能是一下一家的恒大，甚至是一个更大的泡沬。而像亮亮丽君一样的底层人民，他们按劳分配，劳动所得还被减薪，维权还被打，目前只能离开郑州回乡下。 地方政府债务可以展延，但人民的房子是一家人的希望，是安心立命的地方，如果烂尾楼无法处理，中国的经济就无法触底，更无法恢复，恐怕将带中国进入失速的经济时代。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李尚福已经空出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外界普遍认为要么会由现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兼任，或由现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改任。如果是刘振立改任国防部长的话，那么早已经获授上将军衔而且也已经入选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徐起零被就地扶正的可能性挺高。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三中全会上如何处分已先后被撤消行政或军内职务的四名中央委员》刊登和播出的次日，多家媒体都转载了台湾《自由时报》的报道《中共“三中全会”或于12月召开 学界研判将撤销这2人职务》，说是中共高层内斗激烈，至今迟未公布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日期。台湾陆委会委托学界分析会前局势，研判可能在今年12月举行……。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已经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国家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和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此显示中共将会在三中全会撤销秦刚、李尚福的中央委员职衔，同时免去李尚福的中共中央军委职务，补选新的中央军委委员。 上月24日中共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宣布免去秦刚和李尚福的行政副国级职务之后的次日，笔者便特别上网察看了中共国防部网站，见上面“高层“栏目的首页中，左半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的介绍中，仍保留着李尚福的名字，而右半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介绍中，李尚福的名字已经消失。 至于未来的中央全会上是否会在李尚福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被免除的同时宣布一个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首先要看习近平是否有可能如外界所预测的那样，因为已经面临着“无人可用”、“无人可信”的危机局面，干脆让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兼任国防部长。 习近平政权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宣布免去李尚福和秦刚的行政副国级职务后，美国之音刊出一篇报道文章《中国防长李尚福被免职 习近平治军难题再现》。文章中除了介绍“名列’越战帮’刘振立接防长呼声高”,也分析了习近平再循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的回锅模式，让何卫东兼任国防部长的可能性。按照该文章引述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的话说，如果是由何卫东兼掌国防部，将更凸显其实权，也可以一扫过去中国防长在对外交流时，各国普遍对出任此职务的人份量不够的质疑。 那么，如果不是由何卫东兼任，也应该没有可能由已经“身体不好”的张又侠兼任。在此前提下，无论再安排哪位现任军委委员接替国防部长，接替这位现成的军委委员的具体职务者，就要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了。 此前，在中共人大还没有开会“决定“免去李尚福的行政职务之前，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相关报道中已经介绍了路透社的消息内容，说是”多位知情人透露，现任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刘振立将军很可能成为下一任中国国防部长”。 报道指出，刘振立也是近年来少有的具有战斗经验的军事领导之一，他曾参与1986年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边境冲突。（虽然）中国国防部长很大程度上扮演外交的角色，并没有直接的指挥权。但刘振立如果被任命为防长，将提高这一职位的知名度。刘振立有领导联合参谋部的经验，外国同行将有可能与中国军事行动和战争规划的核心人物打交道。美国方面一直以来希望与直接参与指挥决策的同行进行例行交流。 这则消息中有一个没有分析到的角度，就是虽然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是当然的中央军委委员，但既不是军委副主席，也不是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军委委员的组织级别比较特殊，似乎应该高于地方上的正省部级，但却又够不上副国级。 从这个角度讲，刘振立如果能够从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位置上改任国防部长，势必也会被同时委任为国务院的国务委员，“实权”与否另论，组织级别上的确是升了半格，跻身副国级行列。 不过呢，如果习近平已经考虑了让刘振立任国防部长，那么就一定是转任，断无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兼任国防部长的半点可能。于是，新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挑选谁来接替刘振立空出的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职务。对此，虽然我们外界不能断定“花落谁家”，但必须从已经在二十大上被安排为中央委员的高级将领中选拔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必须是在位中央委员，在位的中央候补委员都不行。因为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同时应该成为中央军委委员。岂有不是中央委员的中央军委委员？ 而在刘振立的现有副手中，比他年长两岁的徐起零也已经是上将军衔，而且也已经在去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上与刘振立一同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如果真是刘振立被习近平安排改任国防部长的话，那么“就近”安排徐起零升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概率挺高。 维基百科对徐起零的介绍内容中，特别强调了一句“徐起零被外界广泛认为是习近平派系闽江新军成员之一”。该网站对何卫东的介绍同样是“被视为习近平派系闽江新军主要成员、习的亲信之一”。 当然是“习近平的亲信之一”，要不然习近平怎么会安排他在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位置上进入中央委员会？不过笔者也没有搞清楚这个徐起零为什么会被说成是“闽江新军成员之一”，而且还是“被外界普遍认为”。 此人首次被外界关注是2015年，时任职务是54集团军参谋长。中国新闻网于当年3月27日刊出的标题为《济南军区副参谋长石正露升任54集团军军长》的报道文章中把徐起零捎带提了一句。 2016年7月，中国内地媒体上又有了一篇标题为《陆军第54集团军原参谋长徐起零少将任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的报道文章，说是“官方媒体近日披露，解放军五大战区成立之后，原任陆军第54集团军参谋长的徐起零少将已调任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官方公开的新闻报道显示，徐起零之前长期在原济南军区服役，曾任原济南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原济南军区某师师长等职，并于2012年调任陆军第54集团军参谋长，少将军衔。” 自那以后，徐起零的职务开始频率变动。担任中部战区副司令员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徐起零便接受跨战区调动，去辽宁省出任了隶属北部战区的第七十九集团军军长。 2017年4月，中共以国防部名义对外宣布：中央军委决定以陆军原18个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13个集团军，番号依次为第71集团军至第83集团军。 当月18日，习近平接见新调整组建军级单位主官，并对各单位发布训令。徐起零是被接见者之一。 改任调整后的第七十九集团军军长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徐起零即于2018年12月升任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次年一月的“长安知事”报道文章《接棒秦卫江，新任东陆司令是位“铁军”战将》一文被中国内地媒体纷纷转载，内容是“最新消息，北部战区第79集团军军长徐起零近期跨战区调动，接棒秦卫江中将出任东部战区陆军司令，晋升副战区级。” 该报道文章详细介绍说：“公开资料显示，徐起零于2012年调任原第54集团军参谋长。原54集团军是解放军历史上的王牌部队，有‘铁军’美誉，多位高级将领出自这支部队…..。” 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内地媒体是否是奉命特别宣传徐起零，反正是徐起零在出任东部战区陆军司令，晋升副战区级（相当于此前的副大军区级）的大约一年半时间后，即再次被“跨战区履新”。 中共凤凰网于2020年6月2日刊登“红船杂志”文章《新晋中将徐起零跨战区履新，曾任王牌部队“铁军”参谋长》一文，说是据西部战区陆军官方微信公众号“西陆强军号”消息，6月1日，战区陆军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组织集中宣讲，认真传达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西部战区陆军徐起零司令员作传达报告。这是徐起零首次以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员身份亮相公开报道，这也标志着空缺半年多的该职位正式迎来新任。据了解，生于1962年的徐起零是河南周口淮阳县人，早期曾长期在其故乡所属的原济南军区服役……。（去年）刚刚晋升为中将的徐起零自军改以来，已先后任职于中部、北部、东部、西部战区陆军，也是集团军调整组建后首批军长之一。 该报道文章还介绍说：前任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员为何卫东，他已升任东部战区司令员，并于去年12月晋升上将军衔。 众所周知，比徐起零年长五岁，生于1957年的何卫东已经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上以年满65岁的年龄乘坐上了晋升副国级的“末班车”，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当年接替何卫东西部战区陆军司令的徐起零，同时也还是西部战区副司令员。 在西部战区任副战区职的总共时间是一年零两个月，2021年6月，徐起零又被习近平提拔为正战区级，升任西部战区司令员，官拜上将。接替了此前担任西部战区司令员也才半年即“因病重不能主持工作”的张旭东。 继而，这个与徐起零同龄，但晋升上将要比徐起零早了一步的张旭东被内部宣布出任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虚职。，但仅仅四个月后便不治身亡。 2021年10月21日，新华社刊登《张旭东同志逝世》消息，说是“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上将专职委员张旭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0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 因为消息中所说的张旭东逝世时间与消息发布时间间隔了整整20天，于是为何迟迟“秘不发丧”的质疑声四起。比如一篇标题为《上将病亡、八一大楼“鬼屋”故事和习近平的危机》的海外报道文章中，就把何张旭东去世20日才被公布死讯的奇怪与习近平“最近几次晋升上将现场毫不掩饰的愁容”，以及西部战区被频繁换将等联系到一起强烈质疑。 文中说：“张旭东生前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上将专职委员。他的病死，最引人关注的是，他于2020年12月才晋升上将，当时并首次被证实已担任西部战区司令。但到2021年7月5日，原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徐起零晋升上将，被证实接替张旭东任西部战区司令。之后的9月6日，汪海江晋升上将，并已接替徐起零担任西部战区司令。” 其实，就在张旭东被宣布病逝之前，已经有香港媒体报道了他身患绝症的消息。与此同时，因为徐起零接替的张旭东的西部战区司令职务只担任了两个月左右，即又被从新疆军区司令员位置上提拔上来的汪海江接替，所以当时的这家香港媒体顺带也把徐起零归于癌症病患人群 ，殊不知当时的习近平只是为了让徐起零在进入军委参谋部之前先有一个战区正职的资历， 所以才让他在西部战区司令的位置上短暂过度了两个月，并抓紧让他晋升上将军衔， 便急匆匆地安排他上任联合参谋部了。 徐起零进入联合参谋部的时候，参谋长还是比他年长9岁，与习近平同龄的李作成，所以在二十大召开时也才年满60岁，而且已经是上将军衔的徐起零一度是最被看好的李作成接班人选，至于习近平为何又赶在二十大召开前夜，最终决定让本已因年满65岁即要从正战区职退役的何卫东搭上了一班晋升副国级的“末班车” ，同时又最终决定由升任陆军司令员才一年三个月的刘振立再度升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背后有一个很长的故事。限于本文篇幅暂且不表。这里要强调的只是既然二十大上确定的军委领导班子才过半年出了“事故”，那么如果是刘振立会转任国防部长的话，徐起零来接替总参谋长应该是选项之一。当然，比如现任陆军司令员李桥铭也应该是升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可能人选之一。是否会出现刘振立接替李尚福，李桥铭接替刘振立，徐起零接替李桥铭的安排呢？等着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