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紅嬋新代言費全歸她自己？網傳分賬說法引熱議
2026 年 8 月 7 日
習近平唯一「合法」的職位是共產黨的總書記 從中國和中共的機構及職位沿革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自一九八三年至今稱作「國家主席」，實質上是虛位元首，而國務院總理才是政府首腦，即國家最高行政首長。但是，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中共中央總書記即中共黨魁才是真正的最高領導人。毛時代，黨魁為黨主席。 一九八零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八大所決定並在十年間要求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並且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九八二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決定，中國共產黨不再設主席、副主席。從此，總書記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最高領導職務。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領導下，中央書記處仍負責黨政軍的日常工作。 到了江澤民時代，為了集中權力和「與國際接軌」——黨魁在外訪時需要享有國家元首的待遇，黨魁遂兼任國家主席。但是，與他的所有前任一樣，習近平的國家主席是不合法的，因為是沒有經過選舉的。所以，中國的國家主席更不能與西方總統制下的總統畫上等號。習近平訪問西方國家時，西方國家的政府和主流媒體稱他為主席，等於是幫助其將非法的職務合法化；也有稱他為總統（President）的，更是張冠李戴，等於是誤認為中國是有選舉的民主國家。實際上，西方只應當稱呼習近平為總書記（general secretary），這才名正言順——孔子說得好：名不正，言不順。 美國和西方很遲才發覺需要糾正這個重大的錯誤。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美國國會委任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在發布的年度報告中說，應該以習近平的黨魁頭銜來稱呼他，才更準確地描繪他的政治角色。「總統」則暗示習近平是通過普選民主投票選舉產生的，從這個稱呼中看不出他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獲勝者。USCC表示，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其公民無權投票、集會或自由發言。賦予習近平總書記這樣一個他不配的「總統」頭銜，就是給中共的專制統治貼上了一層民主合法性的假象。 習近平最重要的三個頭銜是共產黨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家主席，沒有一個頭銜是總統。 中國官方媒體在中文中稱習為總書記或國家主席，甚至有同時報出習近平多個職位的時候。 然而，西方國家在很多正式場合經常用英語「總統」來稱呼他（最早始於中共自己刻意模糊的翻譯）——習近平似乎很享受這個命名，但他絕不會像蘇聯末代共產黨總書記以及唯一的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那樣，改設總統制。 《華爾街日報》評論說，毛時代之後，中共官媒的英文版稱呼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常常使用「總統」這個單詞。 這是中共企圖淡化黨的角色，避免西方社會強化共產黨黨魁是最高領導人的印象。 中共外宣機構不僅對最高領袖的稱呼暗度陳倉，對其他級別的官員的真實身份也加以潤飾。 中央電視台播出習近平首次國事訪美的新聞時，電視台找到了一張習近平三十年前第一次出訪美國所用的名片，名片很快就在網上瘋傳。名片顯示，習近平的頭銜是河北省石家莊地區食品協會主席，而不是河北省正定縣縣委書記——那時候，習近平及其上級就知道，縣委書記這個頭銜在美國並不吃香，所以要刻意隱瞞這個身份。 中國各大學的黨委書記，出面參加外事活動時，從不使用黨委書記這一高於校長的頭銜，而使用「校務委員會主任」這個看上去跟校長差不多的職稱。如此，他們跟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的校長們談笑風生，才不顯得尷尬。 共產黨的總書記就是國王 中共想要隱瞞的真相，西方一定要讓其大白於天下。 實施上，在USCC發布報告之前，一些美國的政治家已經開始對習近平的稱呼進行了調整。 二〇一九年十月月三十日，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在曼哈頓哈德遜學院晚會上的演講中提到「習近平總書記」。這是其中國問題首席顧問余茂春的努力——余茂春是戰後美國國務院負責對華政策的第一個真正懂中國的、在中國生活過的華裔「戰略規劃師」。余茂春首先發現了稱習近平為「總統」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為了糾正這一錯誤，他找出冷戰時代中蘇交往時的文件，發現里根對蘇聯領導人的稱呼就是總書記。有了這一先例，他建議蓬佩奧將對習近平的稱呼改為名副其實的總書記。 二零二二年，美國國會設立「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華盛頓最敢於發聲的對華鷹派之一、共和黨眾議員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成為該委員會主席。他也稱習近平為總書記。他是一名前海軍陸戰隊情報官員，擁有冷戰政策制定方面的博士學位。他堅持認為，管理著歐威爾式的技術極權主義監視國家的中國共產黨，企圖讓美國成為附屬國。他警告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正讓中美處於戰爭狀態，美國必須為習近平所說的一場關乎二十一世紀生活的生存鬥爭做好準備。 更早，美國眾議院前議長、共和黨政治家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公開演講中說，從鄧小平起，四十年來，中共在宣傳中一直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正常的、讓國際社會可以接受的國家，但這只是「真實中國的欺騙性外表」。他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然後是中央軍委主席，最後才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權力基礎是中國共產黨，而不是中國人民。金里奇表示，如果美國的媒體和政府一直將習近平稱為總書記而不是總統，美國人會很快理解美中不同的體制和價值觀。把習近平稱為總統是扭曲了真相，容易讓人誤認為中國的權力架構與美國一樣，這樣會讓美國處於危險之中。 更有幽默感的川普總統。 有一次，川普當面稱呼習近平為「國王」（King）。後來，川普在共和黨的一次活動上發表演講時，特別憶述二〇一七年訪問中國時的這一幕：我叫他國王，他說「但我不是國王，我是主席」，我說「不，你是終身主席，所以是國王」，他喜歡我叫他國王。 川普說出了一個所有中國人不敢說出的真相，終身主席或終身總書記就是國王，就是權力不受憲法制約的「絕對君主」。國王沒有穿衣服，全世界都看到了。 對習近平「正名」是制定正確的對華政策的關鍵步驟。中國古典名著《西遊記》中有一個有趣的情節：唐僧師徒四人到了蓮花山蓮花洞，遇到妖魔金角大王、銀角大王。這兩個妖怪來頭不小，他們從太上老君那裡偷來五樣寶貝：紫金葫蘆、羊脂玉凈瓶、煉魔劍、晃金繩、芭蕉扇，個個法力無邊。其中，紫金葫蘆本是裝仙丹之用的，被他們用成裝人，能裝一千多人。這個法寶的用法是，把葫蘆塞子拔開，口朝下，底朝天，想裝誰，叫一聲對方的名字，只要對方答應，「嗖」地一聲就收進葫蘆里。最可怕的是，只要蓋上葫蘆蓋子，被裝進去的人莫想再逃出來，連七十二般變化、神通廣大的孫悟空都跑不出來。殺個人就是蒸煮吃了，還會剩點毛髮，但這葫蘆一時三刻便會將收進的人化為膿水，卻連一點痕迹證據都不留。 我少年時代讀到這個章節時就想，如果我有這個紫金葫蘆就好了，可以將壞人都裝進去消滅掉。 後來，我看了很多美國漫威系列的漫畫和電影，發現那些英雄人物手上的武器，全都比不上這個神奇的紫金葫蘆。 如今，世界範圍內最壞的壞人就是習近平，如果我們手上有一個紫金葫蘆，就可叫一聲「習近平總書記」，他一答應，就會被收入其中，再也不能作惡多端了。但是，如果我們叫的是「習近平總統」，我們把他的稱呼和職位弄錯了，就對他無計可施，他照樣逍遙自在，繼續作惡。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副教授蔡萬煥在政治課堂上談論到中國的言論自由時，有學生用親身經歷反駁,聲稱自己去四通橋拍照後遭公安扣查，中國根本沒有言論自由。教授不信，說中國共產黨不會這樣做。學生與老師各抒己見爭執不下，於是雙方決定打賭通過實踐來證明。這位副教授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共產黨沒有這麼壞，也為了讓學生心服口服，自己親自到四通橋拍照驗證。結果拍照觸發了警報系統，當場被公安帶走，並且遭到了留置盤問。這樣的經歷令其非常意外，十分尷尬。 蔡萬煥教授能親自去四通橋拍照驗證中國淪陷區有無言論自由，說明蔡老師是個治學嚴謹的人，尷尬的結果同時也透視出一個殘酷的事實：對於中共的邪惡與殘暴，以及共產專制下中國社會的黑暗與不公，別說外國人難以理解，即使在淪陷區出生長大的很多樸實善良人的認知，與現實社會的確相距甚遠。可憐他們一直被蒙蔽束縛在共產黨通過謊言宣傳編織出的夢境里。實際上，這樣的現象與受教育程度和處於哪個社會階層似乎沒有必然的聯繫，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呈現出成反比的狀態。此事的曝光又讓我想起了謝陽律師探訪東師古的經歷。 2011年秋天，當我們一家被中共非法拘禁在家的消息傳出後，成千上萬的網民中很多就是因為不敢相信而前往我的老家東師古驗證。 其中湖南謝陽律師的經歷十分具有代表性：當謝陽的朋友告訴他正發生在東師古的事情後，作為中共黨員的他根本不相信。身為一個職業律師他認為法律已經比較完善，發生這樣的事情難道中國真的沒有王法了嗎？！於是朋友和他打賭說「你不相信可以去看看，路費我出。你若能在東師古村口拍一張照片，我給你 兩萬元人民幣；你若能在東師古村委會拍一張照片，我給你 四萬元人民幣；你若能在陳光誠家大門口拍一張照片，我給你 六萬元人民幣；如果有一張你和陳光誠的合影拿來，我給你十萬元人民幣」。 然後謝陽到了山東臨沂，距離東師古還有好幾公里之外就被人盯上了。他買了一輛二手自行車，遠遠的從東邊向北繞著東師古轉，發現到處都是中共的打手，根本無法靠近。等他轉到村子南面時，向正在山上幹活的我的鄰居打聽，這位鄰居告訴他這裡的危險，善意的提醒他趕快離開。可是他還沒有走出幾百米就被中共的打手按倒在地，反剪二臂，戴上黑頭套押走了。毆打審訊完畢後，把他身上所有的錢財、銀行卡，以及證件等都洗劫一空，之後把他押送到幾十公里之外扔到了坑裡。他當時以為會被活埋…… 在事實面前不容他不信中共對我一家的非法拘禁。謝陽回到湖南，這次的經歷讓他以往的認知碎了一地。 上述每天都在淪陷區發生著的事實說明：第一，大眾的啟蒙必須結合社會實踐不斷推行，永遠在路上。即便是淪陷區結束了專制統治，也要有必須經過一段時間陣痛後社會才能恢復正常的思想準備。第二，只要把事實擺出來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對於推動社會進步就有用，否則中共就不做網路審查和「防火牆」了。所以切莫被「水軍無用論」破壞了鬥志。第三，達者為師，無論是天文、地理，還是科學、人文、社會，誰先掌握了關於它們的知識，先認識到接近事實的真理，誰就是老師。因此文憑並不一定代表水平。 很明顯，和蔡萬煥打賭的那個學生對社會的認知早就足夠作蔡萬煥的社會學老師了。 生活在專制制度下，不僅要避免被獨裁者洗腦，還要避免自己成為「死讀書」的書獃子，或者只會紙上談兵的辦公室專家。要不斷從獨裁者的掩蓋中尋求事實真相。與朋友們共勉。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攻上國會第一大黨，許多國民黨人沾沾自喜；不過，比較4年前後的兩次選舉票數，這只是在掩耳盜鈴。國民黨在4年前的總統票有552萬（還不包括宋楚瑜的60萬），今年只有467萬；國民黨在4年前的政黨票有472萬，今年雖小漲到476萬票，但還是輸給民進黨的498萬，差距拉大為26萬票；至於幫國民黨攻上第一黨的區域立委票，4年前還有563萬票，今年竟只有540萬，還輸給民進黨的609萬票近70萬。若非藍營在東部、離島及原住民選區的席次紅利，以及多個選區僅以1、2千票險勝，所謂的國會第一大黨實在當之有愧。 這還是民進黨執政的第三任期，在總統制國家，選民喜新厭舊的表現通常直接又明顯，同一黨籍的總統連續執政3次都屬特例。美國從上世紀1950年代以來，同一政黨執政3次的情況，僅在雷根交給老布希時出現過一次。台灣卻在第8次總統大選就出現同一政黨連續執政3次的罕見情況，並不是民進黨做得多好有多強，而是反對黨實在太令人不放心；不放心的原因無他，就是「兩岸」 ，台灣選民不放心國民黨死死抱住的「一中法統」。 何謂「一中法統」？就是在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之上，還有一個位階更高的「巨靈」，也通常被叫做「兩岸一中」。從「一中法統」出發，台灣是屬於中國的（雖然國民黨說這中國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人依《憲法》有「追求統一」的義務；而從侯友宜、朱立倫，到「戰鬥藍」，到馬英九，每個人在這場選戰里都避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沒有互相隸屬的問題， 因為他們說，這會違背「一中憲法」的原則，但真正的理由其實是會觸怒中共，導致後果難料。 從「台灣人都有追求統一的義務」出發，違背的人就變成「數典忘祖」，就是「追求台獨」，也就會「惹禍上身」；台灣過去8次總統大選里所謂「戰爭與和平的選擇」基調，就是這樣來的。早前，國民黨的這套法統論述深植人心，所以它總是能夠以「戰爭牌」恐嚇並動員選票；不過，隨著過去30年台灣的老人不斷凋零，人口結構不斷地轉換，這套荒謬的「法統論」與「戰爭論」在選舉中越失去效用，對年輕人尤其如此。 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80後年輕人而言，民主、人權以及本土的理念是他們與生俱來的DNA；他們生長在自由的土壤，不解兩岸間的恩怨糾葛，更無法懂得什麼憲法一中。他們知道有個「敵意的大國」在身邊，但絕不喜歡台灣內部有個政黨一天到晚拿戰爭來恐嚇自己的人民；尤其，台灣都已經自己選總統了，為什麼還要聽任一個比《憲法》還要大的統一巨靈來指揮自己的前途方向？ 幾乎成功預測此次大選得票差距的美麗島民調，就佐證了這樣的說法。若以它選後發布的「大選追蹤民調最終結果」交叉分析來看，國民黨在50歲以上族群還稍稍可以與民進黨分庭抗禮，但隨著年齡層往下，支持度隨即如跳水一般，國民黨在30到39歲的支持者只有12％，20到29歲族群更只拿到11％，都遠不及民進黨的32％與22％，若非柯文哲在年輕族群分票，藍綠差距還可能繼續擴大。 從人口結構的轉換來看，國民黨幾乎無法遏阻這種長期下墜的趨勢；想要改變，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徹底地從「一中法統」里解放。包括朱立倫、江啟臣等國民黨主席都曾做過類似的努力，但總是不了了之；因為，「一中法統」已經深入國民黨的肌理，構成了國民黨的黨名、黨綱、黨德，以及黨魂，任何人想改，不僅黨內保守勢力強力反彈，共產黨也不會放過他，硬推下去就只有分裂一途，沒有任何黨主席敢承受這樣的罵名。 國民黨在2018及2022兩次地方選舉都大勝，但一年後的兩次總統大選隨即被打回原形，那是因為台灣人期待制衡，卻又無法放心國民黨的兩岸路線，所以地方可以給國民黨執政，但連續3次把中央執政權交給民進黨。國民黨人可能慶幸比起4年前，他們的總統票追得更近了；但那其實是柯文哲參選，淡化了兩岸因素在總統大選舉足輕重的催票效果。只是，4年後的「柯文哲因素」會變成什麼樣？選舉的成敗全交給別人來決定嗎？想要角逐下屆總統大選的國民黨人恐怕得好好地想一想。 全文轉自上報
旅澳法學家袁紅冰發表文章提及，以劉少奇之子劉源為首的一批紅二代，達成幾點政治共識，一是習近平背離改革開放路線，導致中共陷入全面危機；二是習近平摧毀了民主集中制，實行個人獨裁；三是中共應轉化為社會民主黨，放棄武力攻台，改善與西方國家關係。 這批紅二代包括劉少奇之子劉源、鄧小平之子鄧朴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馬文瑞之女馬曉力、羅瑞卿之女羅點點。此外還有葉劍英、賀龍、聶榮臻、徐向前、粟裕、徐海東、王震等的子女。 我認為這件事相當可靠。我早就說過，紅二代不會坐視習近平倒行逆施，因為習近平胡搞只會搞死中共，搞死中共即讓所有紅二代一起落水，沒有人可以倖免。與其等死，不如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這些紅二代的父輩，當年在中共黨內地位高過習仲勛多多，中共黨內輪資排輩思想很嚴重他們對習近平，有居高臨下之勢。紅二代們深知習近平「冇料到」，更加看不起他，他們糾眾反習也出於對他的輕蔑。 去年年中，劉源在紀念其父的文章中談實事求是，年底前財新網連續發表文章談實事求與民主集中制（大陸傳言財新網胡舒立的後台是王岐山）。實事求是即是否定文革，民主集中制即是反對獨裁，二者都是沖著習近平而來。簡而言之，這一波媒體大動作，可視為劉源們此次集結的輿論準備。 再說，只是一兩個紅二代反習，習近平很容易照劉亞洲模式鎮壓下去，但一大幫紅二代同時挺身而出，排排站，氣勢逼人，習近平見到那個架勢，不免小腿肚子發抖，更談不上報復，因此，一旦集結就有恃無恐。 有人將此次事件視為政變，這是沒搞清楚狀況，活捉四人幫才叫政變，這次只能算是集體上書。上書給誰？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中共黨內必定有一種機制，是可以凌駕在總書記之上的，否則任何人都沒有安全感。當年活捉四人幫，陳雲說「下不為例」，便是黨內一天到晚政變，黨將永無寧日，因此，這次只能算是上書。中共黨內行民主集中制，本來是容許反對意見的，但中共內部紀律又不允許「非組織活動」，也就是不允許串連，此次劉源等人反習算是踩紅線，說他合乎黨紀也可，違反黨紀也可，關鍵是氣勢夠不夠大，夠大就可以。 劉源等人是否指望上書能解決掉習近平，恐怕也未必，現在問題不只是習近平該不該下台，而且是習下台後誰來做。習掛冠走人，留下的位子誰坐，坐不坐得穩，會不會弄出更大紕漏，這才是問題的要害。習近平十餘年實行奴才體制，身邊沒有一個能人，現在最高位空出來，如找不到足以挽狂瀾於既倒的曠世英豪，那中共可能死得更快。 劉源等人集體起事，當然也受到黨內反習勢力的鼓勵，也受民間日益熾熱的反習高潮之影響，可以說是順應黨心民意，在道義上佔上風。現在紅二代集體上書被公開，等於在黨內與民間再點一把火，把本來被壓抑的反習思潮更進一步煽動起來。也就是說，全國範圍內對習的不滿將變本加厲，再結合西方民主國家的反共高潮，習近平就支撐不了多久了。 中共這套馬車已去到懸崖邊上，往前一步則死無葬身之地，坐在馬車上的紅二代們不甘於橫死陪葬，千鈞一髮之際要合力把駕車的那個笨蛋推下去，大家合力把馬拉住，看看會不會避過一場粉身粹骨之大禍。 至於最後提到的放棄武力攻台，緩和與西方民主國家的關係，這都是順應黨心民意的最直接而容易做的事，只要習近平一倒台，兩件事都可以即時撥亂反正。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本來也不是新東西，早在六四前，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先行者方勵之教授，就大力鼓吹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體制，但在中國大局平定之前，中共實行痛改前非實行政治改革，走民主社會主義的議會道路，那都還是很遙遠的事，先平定亂局再從長計議。 劉源們的政治共識繼續發酵，引起連鎖反應，倒習是有可能的，但趕走習近平後誰人接掌這個爛攤子，接掌後有沒有雄才偉略扶危解困，那才是問題的關鍵。一旦習近平下台，黨內擺不平，地方割據自治，中共也可能死得更快。劉源們上書有其正當性，但風險也相當大，搞得不好，他們也會成為搞死中共的一隻黑天鵝。 不變是死，變也可能死，中共今日的處境，便是不死不活，欲死欲活，將死將活。2024年，內外矛盾交叉互相激化，人民的憤怒與黨內的崩解互相呼應，習近平已焦頭爛額，中共已千瘡百孔，劉源們的振臂一呼，其結果可能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我認為袁紅冰的爆料可信，首先相較於習近平，這些紅二代都比較理性開明，劉源去年十一月曾發表文章談民主集中制；鄧朴方與胡德平老爸都是中共改革開放的推動者，馬曉力與羅點點都曾痛斥文革，反對復辟，這些紅二代都有相近的政治訴求，反對習近平的倒行逆施。 這是一次紅二代確立政治共識的集結行動，在當前危重的形勢下，任由習近平葬送中共，也必然葬送紅二代的身家性命，因此糾合一批有地位有影響的人，達致對時局共同的看法，然後每個人簽名作實，向黨內最高決策機制提出政治要求，希望撤換習近平以挽救中共。 紅二代們達致撤換習近平的共識不困難，他們的父輩比習仲勛地位更高，他們雖然早已被邊緣化，但政治能量不可小覷。每個人單獨出面唱反調，其下場必與劉亞洲一樣悲慘，但如糾集大批同夥，大家簽名作實，共同承擔風險，那時習近平想要動他們，就下不了手了。 只有集結才有力量，只有大家共同進退才能形成政治壓力。紅二代們的「起義」，更來自黨內對習近平普遍的不滿，也來自民間對習近平倒行逆施的憎恨，更來自習近平對惡劣時局的無能為力。紅二代們明白習近平不得人心失道寡助，當然更有恃無恐。 如果這是一份上書，只能上書給中共最高決策機制，可能是老人幫為主的幕後顧問委員會。最重要是集結，是達成共識，只有大家都拍案而起，才能把習近平逼走。 紅二代們的上書為什麼會被公開？因為公開了符合黨心與民意，公開才能引起黨內和民間的熱烈響應，鼓勵黨政軍民學各種政治力量形成推翻習近平劣政的共識，才能施加更大的政治壓力，逼習近平放棄他的獨裁權力。 當前大陸各種社會危機正在倒骨牌一樣的爆發，黨內與民間反習的聲音此起彼伏，習近平靠他手上的權力，對黨內進行大清洗，對民間的抗爭實行暴力鎮壓。可是一旦黨內各級幹部受到紅二代共識的鼓勵，民間百姓也因此更放膽表達自己的意志，那時反習的勢力將空前集結，形成巨大的政治風潮，把習近平直逼上絕路。 紅二代的集結表態吹響了倒習的號角，這是習近平的喪鐘，他以一人之狂，再加身邊一夥奴才，在黨內始終都是極少數，黨內與民間的反習一旦形成風潮，社會動亂層出不窮，各級幹部消極抵抗，最終習近平非但掌控不了專政機器，甚至自己會落入黨政軍民學的重重圍困之中，使他除了掛冠走人，再也找不到出路。 紅二代這一招無疑比政變更現實，政變引起的政治動蕩更大，也更危險。當年打倒四人幫，陳雲告誡全黨「下不為例」，即是說發動政變傷筋動骨，可一不可再。今日形勢危急，已經到生死存亡之秋，政變將導致中央瓦解、地方割據的死循環。紅二代這一招，是絕地求生之舉，與其大家抱在一起死，不如借習近平人頭一用，趕走習近平，另起新局面。 紅二代們的上書會繼續發酵，在各級幹部與全國百姓中間產生漣漪效應，習近平將面臨對自己執政地位的空前挑戰。他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掛冠走人，二是負隅頑抗，前者可保暫時平安，後者只有同歸於盡。習近平真正的生死關頭來臨了。 問題只是，紅二代們趕走習近平，有誰或是有哪一些人，才有本事挽狂瀾於既倒，誰有非凡道德感感召天下百姓，誰有大智勇解決各種危機，眼前看起來很渺茫。趕走習近平，沒有人解困扶危，穩住政局，重起爐灶，中共江山仍然保不住，中共之崩潰仍不可避免。 紅二代們的倒習集結號，雖然有正當性，但可惜來得太遲，習近平可能被逼宮，但中共江山依然保不住。（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歷屆台灣大選都有一些國家各方人士組團前往觀選，但2024大選觀選卻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特點，不少自媒體與西方人士的關注焦點集中在台灣選舉程式的公正透明，樣板就是最後的計票環節，一致評論為透明度高、距離真實選情最近，選後並無盜票指控。有的評論不憚指出：這一點就值得美國學習。儘管我多次表達過希望美國放下民主指導者身段，學習台灣選舉過程的投票計票過程，但這次還是希望再系統地複述一次：應該學習台灣的什麼經驗。 台灣維護了一人一票、出示證件、選舉當日出結果的制度 每個國家的政府財政開支都依賴於本國納稅人所交納的稅，因此，只有本國公民才具有投票資格，而且是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這一制度在美國尤其是2020年大選崩壞。所幸的是，台灣執政黨雖然亦步亦趨學習美國，在計票驗票這點上卻沒在毀壞台灣自有民主選舉以來就堅持的一人一票且需要驗證身份的定製。 多家國際媒體早就介紹，根據台灣法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以上，以及在投票地居住達4個月以上，就可以投立委票及政黨票，居住達6個月以上可以投總統及副總統票、立委票及政黨票。 此外，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以外居住的人民可申請返回台灣行使選舉權。受理期間自至今年12月4日止，申請人必須在此期限，向其原戶籍地的戶政事務所辦理返台投票。投票期間，受監護者（比如重大刑案犯人或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等）不能投票。備受關注的2024年台灣大選在當地時間1月13日吸足了全球的注意力。 美國號稱民主燈塔，但在2020年不少民主黨州就允許17歲的青少年投票，比如加州、新澤西州。早在2018年8月，美國眾議員格蕾絲·孟（紐約州民主黨）提出了一項決議，提議修改美國憲法，將全國投票年齡降至 16 歲。該決議( HJRes.138 ) 將取代第二十六修正案，禁止各州的投票年齡高於18 歲，規定：「年滿16 歲的美國公民的權利，美國或任何州不得因年齡而拒絕或減少投票權。」 作為憲法修正案，該提案需要獲得美國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多數以及四分之三州的批准。如果通過，這將有效地允許十六歲和十七歲的個人在所有聯邦、州和地方初選和選舉中登記和投票。少數州還宣布重刑犯可以投票，布隆伯格還專門投入資金為民主黨購買這種選票。 美國選舉自從2020年選舉日當晚六大戰場州停止計票，出現拜登曲線之後，選舉日成了選舉月甚至更長。這一改變只有美國民主黨覺得自己是在「捍衛民主」。 計票過程透明度高 除了大選結果外，還有一件事在社交媒體上引起轟動，那就是台灣選舉唱票過程相當透明。 德國《明鏡》（Der Spiegel）記者科尼利厄斯·迪克曼（Cornelius Dieckmann）在X平台上盛讚台灣唱票的透明度。 「台灣的民主正在發揮作用。每張選票都被（唱票者）高高舉起，以便讓公眾能看到。」迪克曼說，「選票上的結果被（唱票者）大聲喊出、並重複喊，然後在一張讓外界都能看到的（被貼在展示板上的）紙上進行統計。」 「任何人都可以觀看、拍照或錄影。當投票箱空了時，工作人員會向公眾展示投票箱確實是空的。」 這條推文有390萬流覽量，很多評論者都認為這種做法才是公正透明的。1月13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一、科技企業家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在Twitter上附上了一個類似的台灣大選唱票視頻，並稱讚說： 「這就是台灣人的做法，完全透明——與我們不同。」 台灣大選到現在進行了十六屆，選舉要求選民親自到指定的投票站投票，並且採用的是紙張選票。台灣沒有缺席投票、提前投票、代理投票或電子投票等其它方式。選票由專人清點，每張選票在計票前都會展示出來供公眾監督。台灣選舉計票過程一直如此，為何只有今年才被關注到？關鍵是2020美國大選出現的嚴重問題，不僅導致本國民眾對本國民主信心喪失，還導致世界對美國大選的透明公正產生懷疑。 我專門研究過台灣的選舉，早就知道台灣在競選過程中互相抹黑對手、挖對方隱私並誇大曝光、在法律允許範圍內採用各種贈物方式來影響投票傾向，均稱得上無所不用其極，但在選舉投票過程卻始終保持透明公正。2020年美國大選採用大規模郵寄選票、機器投票之後，不少台灣人口頭上並不相信美國大選舞弊這一指控，但我與他們在Twitter、Facebook上討論相關問題時，問他們「台灣願不願意學習美國這種大規模郵寄選票、機器投票」時，無論他們的政治態度如何，都一致表示，他們堅決反對台灣採取這種投票方式。更有人表示，台灣的民主來之不易， 當初民進黨為了防止國民黨操控選舉，力爭建立了這種最簡單也最容易防止作弊的制度，對雙方都公正，不會輕易改變。 民主制度的建立包括三個重要環節，一是民主程序，主要是選舉過程的透明公開；二是民主選舉產生委託人代理制，由民選官員治理國家；三是民主的定期修正機制，如果委託人（選民）不滿意，可以用選票定期更換。這種選舉雖然花費高昂，但遠比一場革命實現的政權輪替要低。而民主制的脆弱，就是因其懸在一張張選票上；民主制的保有，基本有賴於民主程序的公開透明，這點關係到選民意志能否得到實現。台灣作為一個3000萬人口的小國，實行民主制度的年數雖然不長，但在民主程序的公開透明上，卻已經超過了它的民主導師美國。有美國評論者如彭博有作者說這是為了防止中共介選，實是不了解台灣計票制度的形成歷史。 台灣的選民主體知曉自己的長遠利益 與歐美國家相比，台灣選舉面臨的各種外部壓力特別大，選舉輿論環境的惡劣與外部干擾也相當罕見，尤其是TikTok對年輕世代選民的影響力之大前所未見。也因此，台灣選前預測賴清德會勝選，但贏得的票數最多在幾十萬至百萬之間，極少數甚至判定幾萬票差距，但最後以558萬票勝出，立法院也只比國民黨少一票，可說是台灣選民在優先事項的判斷上，很清楚何為台灣之「本」，何為「末」，其定力與清醒程度，完全值得歐美國家的選民學習。 自從西方國家實行「選票換利益」以來，歐美國家的選民多關注短期利益，幾十美元購買一張Homeless的票、出資讓福利院護工收割養老院選票的事情經常發生。但台灣很少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台灣媒體很少有過相關報導。 在大選之前，我就寫過一篇《APEC拜習會後：台灣命運之球已踢到選民手裡》，那篇文章我表達的希望是：儘管台灣選民對蔡政府有諸多不滿，但還是希望他們在選舉日那天踢好這關鍵一球，做出有利於台灣命運的選擇。如今台灣2024大選已經落地，這守護的責任就落到民進黨新政府身上。我相信賴清德總統會體察民意，對蔡英文奉行的「進步主義優先於民生」路線加以調整，將台灣人關心的經濟民生放在推行各種「進步主義」主張之前。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1月17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3年的人口數據，只出生902萬（生育率只有1.0），遠少於2016年國家衛計委所預測的1550萬（生育率1.75）。歷史比較，2023年中國的出生數是1762年以來的最少，當時總人口只有2億。國際比較，2023年中國的出生數只是印度的三分之一。 中國的官方的出生數在2020年之前嚴重誇大，此後仍有些高估。例如，官方公布2021年出生1062萬；但抽樣調查顯示生育率僅為1.08，意味著出生不到1000萬。官方公布的 2023 年出生數也應該被高估。 由於放棄新冠清零政策，2023年前三季度結婚人數增長了4.5%，加上2024年是龍年，預計中國2024年會出生930萬左右，2025年的出生將大幅下降 。 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預測，中國的生育率將從2023年的1.19上升到2050年的1.39、2100年的1.48，總人口將在2100年降至7.67億，遠低於2019年版所預測的10.65億。然而，2022年版的預測仍是嚴重誇大，因為2023年中國的生育率僅為1.0，並將沿著台灣、香港、澳門這些華人地區的老路下降，2022年三地的生育率分別只有0.87、0.70、0.68。2023年中國東北的生育率只有0.6。 歷史上中國人口長期佔全球的三分之一，1820年佔37%，1950-1980年穩定在22%，但是2023年只佔16%。假設中國有幸能將生育率穩定在1.0，出生數將分別從2025年、2032年、2062年開始少於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美國。中國65歲及以上老人佔全球比例從1970年的16%上升到2023年的26%，而同期出生佔全球比例卻從26%下降到6%，並將繼續下降到2050年的3.6%、2100年的1.3%。2050年、2100年中國的總人口將降至10.6億、3.9億，佔世界比例將降至11%、4%。而美國普查局預測2100年美國人口為3.7億，聯合國 預測2100年巴基斯坦、奈及利亞、印度的人口分別為4.9億、5.5億、15.3億。 中國的人口低於預期，意味著「對內高壓，對外戰狼」的人口學基礎不復存在，將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2023年的出生只是1990年的三分之一，意味著中國的製造業將快速衰落。兒童佔比與居民消費率正相關；2023年的出生遠低於預期，意味著內需將持續低迷，經濟和就業不得不繼續依賴出口，急需改善對外關係。超乎預期的快速老齡化和勞動力萎縮，意味著中國經濟下行並非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不可逆的，中國將無力構建「國際新秩序」。最近中共外聯部長劉建超訪美，提出「不尋求改變現行國際秩序」。 建立在數據沙灘上的獨生子女政策 回顧起來，中國幾十年的人口政策全是建立在錯誤預測基礎上。1980年宋健等人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80年達42.6億，嚇得決策層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其實，即便沒有計劃生育，峰值人口只會達16億，然後下降。 中國的生育率在1991年就開始低於更替水平，早該停止計劃生育。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 ，但是被篡改為1.8 ，因為計生委官員和人口學家們缺乏跨學科的知識，無法理解生育率為何如此之低，尤其是他們需要用「人口快速增長」以證明計劃生育的必要性。比如2007年7月10日，國家計生委發言人於學軍說 ：「如果（生育率）是1.2，就不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了。」 我在2000年開始率先掀起反計劃生育思潮，在2000-2006年的文章以及在2007年版《大國空巢》中預測，如果繼續獨生子女政策，總人口將在2017年開始負增長；呼籲立即停止計劃生育，生育率將從2006年的1.95降至2023年的1.47，那麼峰值人口將不到14億。然而，中國當局並沒有採納我的建議停止計劃生育，而是禁了我的書，因為他們更相信人口學家的集體結論。 2004年，顧寶昌、翟振武等18位頂級人口學家聯名上書 ，預測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會在2044年達16.07億。2006年，由三百多官員、學者完成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 ，建議堅持獨生子女政策不動搖，預測生育率將長期穩定在1.8，人口將在2033年達15億峰值。 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為1.18 ，但被篡改為1.63 。2011年4月26日，計生委官員於學軍和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被推薦給政治局上課，建議「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 。 單獨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的預測全錯得離譜 2012年3月《改革內參·高層報告》發表我的5萬字的報告，預測如果實行二孩政策，生育率只會暫時反彈到1.4。我在2010-2013年的七十多場演講中，以及在2013年版《大國空巢》和多篇文章 中，認為二孩政策也是錯誤的。 但是2012年蔡昉等17位頂級人口學家在《人口形式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 一書中，甚至反對實行全面二孩政策，因為他們預測生育率會超過4.4（每年出生4700多萬），人口將在2044年達15.35億 峰值。翟振武也預測，每年將出生4995萬人 。這些預測嚇得決策層只敢在2014年實行單獨二孩政策。然而，2015年小普查顯示，生育率只1.05 ，不是官方預測的1.8 。 2015年國家衛計委發公函阻攔出版我的《大國空巢3》、《大國空巢4》，原因有二：第一，我呼籲徹底停止計劃生育；第二，我預測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只會反彈到2018年的1.4，然後降至2026年的1.0。 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和翟振武等人的《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變動測算研究》一書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論依據，他們預測生育率將在2018年達2.09的峰值，到2023年、2050年還有1.75、1.72；2018年、2023年將出生2189萬、1550萬人。但是即便根據《衛生健康統計年鑒》中誇張的數據，2018年也只出生1362萬，而不是2189萬，更不是4700多萬、4995萬。國家統計局公布2023年只出生902萬，而不是1550萬。 2021年中國實施三孩政策，因為以李建偉為首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所論證，三孩政策足以「實現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然而，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0，遠低於更替水平2.1。 中國當局認為，世界正在經歷以中國崛起為標誌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事實上，世界正在經歷以中國人口和文明迅速衰落為標誌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我在一年前開春之際，曾發表「2023年中共十大危機」長文。一年來，這十大危機的發生幾乎皆在我的預測之中。今年以後，中共的危機態勢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些舊危機是新危機的萌芽與前兆，有些新危機則是舊危機的延續與惡化；新舊交疊，已使中共政權處於內外交迫、危機四伏之中。 第一危機：美中關係脫鉤斷鏈 2023年12月12日，美國眾議院「中國特設委員會」發布一份兩黨議員連署的「大型意見書」，這份長達53頁，內含150項建議清單的報告，稱為《reset, prevent, build》。這份報告以三大重點為支柱：重置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遏制美國資金和技術流入中國為其軍事現代化和人權迫害提供助力、投資技術領先並與盟友共同建立具有韌性的經濟聯盟。我把它概括為「三個斷」：貿易斷鉤、資本斷供、技術斷流。 這份報告進一步呼籲，切斷美中之間的經濟和金融聯繫，包括取消20多年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美國給予中國的低關稅待遇，也就是「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這份有史以來最完整的「抗共保美」清單，建議切斷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資本和技術流動，整個報告的關鍵詞落在：「經濟上依賴一個利用黨國力量進行經濟競爭的戰略對手對美國構成嚴重風險」。換言之，這份報告旨在建議美國與中國必須脫鉤斷鏈。 即使這份報告是否成為行政部門重建美中關係的具體政策，尚有一段距離，但至少證明美中關係至今沒有得到緩解，甚至持續惡化。儘管習近平在2023年11月舊金山APEC峰會中，向美國總統拜登表達了「願與美國結盟並做美國朋友」，但習近平這種翻轉和變身，有人稱之為「微笑外交」，實際上是「面具外交」，已經被視為外交姿態的矯情表演而不被國際社會所信任。換言之，美國不吃「習近平這一套」。 我估計，2024年以後，美中關係將從「去風險」走向「戰略性脫鉤」，再到「大面積斷鏈」的地步，理由是中國對美國已經做出「終極對抗」的戰略準備。 日前，《紐約時報》依據一份衛星監視影像指出，中國正秘密恢復和重建已經廢棄達60年的新疆「羅布泊核試場」，新挖了深達536公尺深的「豎井」(silos)，還新增了許多設施，包括新挖隧道、鋪路、新建築群等，顯示中共正在準備一場你死我活的美中核武決戰。 實際上，有不少人懷疑，12月18日發生於甘肅、青海的6.2級地震，可能正是羅布泊秘密核試所造成的「核爆地震」，理由是這次地震是一種「底層擠壓型」的地震，以致造成青海省出現「砂湧現象」－地下含水量沙層遭擠壓破土而出形成泥流－，都間接證明甘肅地震極可能是一場人為製造的地震。 中共一旦走向與美國的「核武競賽/核對抗」，必將重蹈當年蘇聯由於與美國進行核武競賽而導致「國窮民困」的覆轍。特別是在中國未來10年處於「低度經濟增長」的局面下，這種繼續窮兵黷武的戰略瘋狂，必將使中共重演蘇聯解體的命運。 第二危機：陷入南海戰爭 儘管2016年海牙國際仲裁法院做出了中國對南海主權所謂「歷史性權利」的主張是無效的，但中共既不承認此項判決，也從未停止對南海島礁的軍事化行動。由於中共始終主張對南海90%的海域擁有主權，這幾乎惹毛了所有南海主權聲索方。 2023年12月，中共海警船與菲律賓補給船分別在黃岩島和美濟礁發生對峙和衝撞事件，使南海的緊張形勢迅速升高，甚至瀕臨戰爭邊緣的狀態。 自1995年起，中共就佔領了美濟礁，並開始在此填海造島，建造軍事設施。1999年菲律賓佔領了仁愛礁，與美濟礁隔海對峙。2012年中國則控制了黃岩島。隨後，自2018年起，中共就開始向美濟礁、渚碧礁和永暑礁部署了反艦導彈和防空系統，並經常對菲律賓進行包括「圍堵」、「禁航」、「驅離」和「衝撞」等等戰術攻擊行動。 中共的目的，一方面試圖驅離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影響力，一方面試圖打擊西太平洋包括關島在內的美國及其盟軍的軍事基地。 美國和菲律賓自1951年起就訂有《美菲共同協防條約》，近期，美菲又訂立了《加強防禦合作協定》(EDCA)，只要中共對菲律賓的攻擊造成傷亡，就會受到美國的反擊。另外，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也尋求日、韓、印度等國的協助，除了已經允許美國駐軍之外，還提出菲日兩國相互駐軍的構想。未來如果情勢繼續升高，極可能在這一地區爆發一場針對中國的「圍中之戰」，中國必將遭受「新八國聯軍」(美、菲、日、韓、印、澳、英、南海主權聲索國)的集體圍剿。 第三危機：異化的民族主義 從一戰結束到二戰期間，特別是德國納粹主義、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過程，說明了一些「(自認)屈辱性的強權國家」在面臨內外交迫、經濟封鎖、權力競爭與國際孤立的困境之下，最容易形成一種「瘋癲的」、「失控的」、「叫魂的」民族主義，並且進一步採取「報復性外交」或「無理性侵略」來展現「雪恥復國」的強勢立場，乃至危害現有的秩序與穩定。「雪恥復國」向來是獨裁者最廉價而有用的法寶，授予獨裁者採取以軍事對抗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絕佳理由。中共當前正處於「以民族主義進行報復性擴張」的失控狀態：一方面開始實施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一方面實施極端的對外擴張。 依據《自由時報》報導：去年12月，發生在日本一家名為「中華西太后」的中式餐館，由於在疫情期間於門口張貼「禁止中國人及韓國人入內」，遭到旅日中國網紅「油頭四六分」的騷擾。事件曝光後，立刻在社交平台掀起熱議，日本反中情緒再度升溫，不少日本網友甚至高喊「中國人滾出去」。另外，最近發生一個小粉紅擰了一把鼻涕，塗抹在台灣駐加拿大領事館的招牌上。 這種「中國小粉紅現象」其實就一種「民族主義的武器化」。問題在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始終是在中共的組織、規劃與鼓動之下形成的，但是一個失控的民族主義也會轉過來使「操縱者失控」。一方面，由於操縱者對民族主義的控制能力不足，導致操控者被民族主義驅使和綁架，造成「腦熱」與「蠻幹」的冒險行動。另一方面，在習近平強力洗腦洗出一些「腦殘粉紅」之後，這些粉紅反過來逼迫他們的領導人，不得向世界低頭示好，不得對反華勢力妥協退讓。這種現象我稱之為「異化的民族主義」(alienated nationalism)，這將使得中國無法走出民族主義的精神毒癮，無法邁出與世界友好合作的步伐，最終走向一種不計後果的全球對抗。 第四危機：走向通貨緊縮 通貨緊縮是指「貨幣供應量少於流通領域對貨幣的實際需求量」，也就是社會消費支出不足，從而引起商品和勞務的貨幣價格總水平持續下跌的現象。長期的貨幣緊縮會抑制投資與生產，導致失業率升高與經濟衰退。 自去(2023)年4月以來，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都徘徊在0%，在7月數據掉到- 0.3%之後，8、9月回到0.1%和0%，但10月份再度出現 -0.2%。至於「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更是連續13個月負成長，去年10月份為 -2.6%。 依據中共官方去年10月份統計，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用來衡量消費者購買能力的變動，以及「生產者物價指數」(PPI)，用來衡量企業生產的產品價格的變動，雙雙出現下滑。換言之，即使商品價格下跌，消費者依然不敢消費。其中PPI下滑更為嚴重。兩項指標，都顯示中國將持續惡化的經濟衰退之中。 第五危機：中南海權力震蕩 火箭軍事件、李尚福事件、秦剛事件與李克強猝死事件相繼爆發，各方認為這是習近平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而進行一連串的「權力大清洗」。表面上，這是習近平以「剷除忠臣」的方式鞏固了自己的獨裁地位，但實際上可能造成黨內人人自危的離心力量與信任危機。 習近平已經進入「老齡執政」的階段。在共產黨歷史中，領導人往往年紀越大越危險、越失控，一方面恐懼生命苦短、時日不多，一方面充滿壯志未酬的焦慮感，我把它稱為「共黨頭目的老年危機症」。斯大林如此，毛澤東如此，習近平看來也是如此！ 習近平的疏失，不僅在於改變中共的「傳統黨規」，更在於不願建立「接班人」制度，以及藉「維穩」之名強力壓制人民的不滿與批評，這就會產生「兩怨危機」：民怨與黨怨。一方面，當安倍晉三、李克強等政治領袖死亡時，人民心中普遍產生一種「可惜不是你」的怨嘆；一方面，一旦習近平有什麼三長兩短，必然提前在中央層級產生「爭奪接班人」又在事後「爭奪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鬥爭。 最近習近平發起了一場「新評毛澤東運動」，藉「捧毛」來墊高自己搖搖欲墜的地位。特別是在去年的「權力大清洗」中，習近平清洗了自己親自提拔的人，不僅證實了「伴君如伴虎」，更造成「伴君如送死」的恐懼感。這是一種「黨性輾壓人性」的無良政治，也就是「靠習近平越近，死得越安靜」。可以預見，來自民間自發的反習聲浪將「由小到大」，來自黨內「逼(宮)習」的奪權力量將「由暗到明」。換言之，在習近平的「肅貪－肅殺」之下，「中南海的權力震蕩」很可能發生，其慘烈情況更是難以預料。 第六危機：深陷國際孤立 中共最近召開了「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再度提出「鬥爭口號」：敢於鬥爭、敢於亮劍、積極備戰等等，重新恢復「戰狼外交2.0版」，這必將使中共再度陷入國際孤立狀態。這包括美國將「重置」中美關係，不斷在南海挑釁造成印太國家「聯合抗中」的態勢，不公平貿易與企業補貼政策導致歐盟採取「反補貼調查」等等。我把這種孤立概括為「三重孤立」－「美亞歐」三個區域性孤立的狀態。特別是美菲之間加緊軍事協作關係，隨時啟動「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以及EDCA，越南也開始倒向美國，成為美國「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對象，以及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然而，中共依然叫囂「武力統一台灣」，造成全球一致反對中共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壓力，從區域孤立到全球孤立的局面，必將出現。 中共當前面臨的真實外交局面就是：大朋友都跑光了，只剩下一些「小朋友」，例如北韓、伊朗、俄羅斯和緬甸這些受到國際制裁的「流氓國家」。這四個國家已經被視為「邪惡軸心」，是破壞國際體系的「麻煩製造集團」。換言之，中共的國際形象已經跌落至「末段班」，陷入一種「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已經無國際誠信與價值號召力可言，成為眾所公認的「國際公敵」。 第七危機：中歐貿易戰一觸即發 在2023年12月7日北京舉行的「中歐峰會」顯示，中歐關係已經撕破了臉。中國擺明了不會在俄烏戰爭中支持歐洲，也無意在中歐貿易失衡問題上做出讓步。 歐盟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達到近4000億歐元，歐盟認為這種貿易失衡既是「不可持續的」，也是「不可忍受的」。目前，歐盟將已經展開針對中國電動車的「反補貼調查」，估計將在2024年下半年公布調查結果。毫無疑問，中共行之多年的貿易補貼政策必然證據確鑿。 在此同時，歐盟也自去年5月17日啟動「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如果中共不願在出口補貼和貿易公平問題上做出讓步，極可能遭到歐盟進一步的貿易制裁，進而失去大部分的歐洲市場，甚至引發繼川普之後的「中歐貿易戰」。 第八危機：官僚失能，治理失敗 1，疫情高爆發：白肺疫情 由於疫苗效力的低落、醫療能量的不足、公共衛生條件的落後，使中國處於疫情高爆發、傳染大規模、死傷較嚴重的情況。在歷經Covid-19三年「動態清零」之後，中共官方並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和謀求改進，這就是「官僚躺平」的現象。在中共這種缺乏民意監督、權力制衡，僅僅只有「黨內問責」的體制下，這種每次流行性疾病甚至是新冠變種就造成疫情高爆發的現象，只會越來越嚴重。 2，災難常態化：貴州地震與杜蘇芮颱風 這次甘肅發生規模6.2的地震，人民在房子倒塌之後跑到戶外避難，在零下10度的低溫下坐以待斃，顯示中共當局的災難防治非常疲軟和落後。有人甚至懷疑，這場地震是中共進行秘密核子試爆所導致的「人為地震」；加上更早之前杜蘇芮颱風襲卷中國華北地區，造成重大災難。官員採取的是「保中央、不保人民」、「保維穩、不保救災」的態度，這幾乎是一種「官僚殺人」的事件，至今依然積累極大的民怨。 第九危機：資產三流失(財政、投資、人才) 1，財政部分 2023年中國的各種經濟數據中出現一個關鍵指標，那就是政府的月度財政公共預算出現明顯下降。實際上，自5月份起，中共的月度財政收入的增量開始下滑，到了8月，財政收入增量出現了負值，同比2022年8月短少了600億人民幣。 財政萎縮的主因，來自各種稅收的減少。依據2023年1－8月統計，消費稅下降了9%，顯示民生消費確實出現萎縮；企業所得稅下降了7.6%，顯示企業的利潤確實下滑；個人所得稅下降了0.1%，幅度雖然不大，但也顯示人民的所得出現剛性下降；另外進口貨物增值稅和出口退稅同時下降，顯示出口疲軟和無力；印花稅下降了8.9%，其中證券交易印花稅下降了29%，是金融活動衰退的表現，另外在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耕地佔用稅都同時下降，顯示房地產處於下行蕭條的階段。 2，投資部分 依據2023年第二季度的統計，境外對華直接投資下降到49億美元，創下了1998年以來的最低值，與2022年同期相比降幅達到87%，目前這個數字已經達到92%，顯示外資流失的規模非常龐大，而且繼續在流失。相對的，在中國對外投資方面，相較於2016年暴跌了25%。換言之，中國同時出現了「內外投資雙流失」的現象，也就是外國對中國的投資金額低於中國對外投資的金額，也就是「撤資大於新增投資」的趨勢。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去年11月3日公布第3季「國際收支統計」，外資第3季直接投資總額為負118億美元(約新台幣3790億元)，為1998年建立統計以來首次出現負值。另依據《經濟學人》的估計，依據中國習慣於模糊和灌水的國際收支數據，實際上可能掩蓋高達 5000 億美元(約台幣15.65兆)的資金流出。 另依據「中國美國商會」2022年秋季的調查顯示，66%的會員企業將「中美關係緊張」列為中國市場主要的風險。另一方面，「中國日本商會」去年9月針對會員企業的調查顯示，近5成的會員表示「2023年不投資」或「將比2022年減少投資」。 3，人才部分 《華爾街日報》去年7月5日發表一份調查報告，中國的「凈移民」人數在2018年已接近30萬人。所謂「凈移民」，是指一段時期內移居到國外的移民總數減去每年移居到國內的移民總量(移出減移入)，這些移民，大多數是富人或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也就是所謂「高凈值個人」(資產超過100萬美元)。從數據來看，2017年富人的凈移民人數超過1.1萬人，2019年超過1.5萬人。 從「凈移民」中的富人流出數據來看，2022年有1.8萬富人移出，2023年有大約1.35萬名富人離開中國。 凈移民的增加(移出大於移入)也反映外國人才流入的減少。中共官方數據顯示，2020年上海和北京的外國居民僅為163,954人和62,812人，較2010年分別下降了21%和42%。 人才流失必然造成資產外移、技術流失、經濟倒退、社會退化等等危機。 第十危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依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2023年12月發布「中國經濟危機展望」指出，如果中國不能在短期內解決「房地產價格暴跌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按考慮到物價波動的實際增長率來看，1%左右的GDP低增長將形成「常態化」。換言之，中國要實現到2035年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翻一番的目標，將非常的困難。綜合各方的分析，未來10年中共的GDP將處於「0%－3.5%」低檔徘徊和增長乏力的狀態，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並在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水準後，出現了停滯或「卡關」的狀態。這種停滯狀態表明，既無法在技術上與「先進經濟體」競爭，也無法在工資成本上與「低廉經濟體」競爭，造成經濟始終「上不上、下不下」的狀態。 未來，如果中國不能維持平均每年6%-7%的GDP增長，若合併技術創新的不足、「黨管經濟」以致擾亂市場的自主與活力，加上貧富不均與人口老化，中國必將跌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之中。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全文轉自上報
台灣大選雜感 台灣大選塵埃落定，民進黨賴清德、蕭美琴當選正副總統，我認為是選對了人，走對了路。今天有些零碎感想，不妨講講。 一、今早看見一位「老師」在臉書若有所指說，中國軍工股禮拜一必定上漲，不禁失笑。莫說中國A股久已「不舉」，就算還有資金炒上，軍工股在賴蕭民調領先時，按照他的邏輯，也早應該大漲了。但有嗎？沒有。 炒股是炒預期，正如某區要起捷運，樓價在消息一出時就衝天了，根本不會等到捷運落成才升。當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老師」不是講股票貼士，只是藉此暗示：票投民進黨，台灣人就要上戰場。真的嗎？ 二、中共最希望台灣人相信的，正是綠營贏了，戰爭風險就會大增。退一萬步，就當這是真的，卻似乎沒有人探討過：戰爭機率會增加多少？增加一倍有可能嗎？絕對有可能，比方說，機率由萬分一增加到萬分二，也是升了一倍，問你怕未？ 三、看了昨晚大選得票率，我反而覺得有現在這個結果，台灣今後四年打仗的風險才最低。為什麼呢？請看看以下四屆總統當選票數走勢： 2012年馬英九689萬票 2016年蔡英文689萬票 2020年蔡英文817萬票 2024年賴清德558萬票 今屆侯友宜及柯文哲，分別得467萬、369萬票。儘管賴清德得勝，但跟上屆相比，綠營丟了250萬票，反映了什麼民情呢？不言而喻吧。 對民進黨更不利的是，今屆立法院席次民進黨不過半（51席），藍（52席）白（8席，成了關鍵少數）聯手，跟綠營比例是60:51，賴總統施政必受制肘，國防預算、軍備購置都可能受到藍白阻撓。 看了這個形勢，如果你是習近平，會怎麼想？綠營雖然贏了，但民情逐漸背離（這是數據反映的客觀事實），今後數年，只要加強對台灣的「認知作戰」攻勢，堅持抹黑對手不動搖，再調整一下選舉策略，下屆大選，就很可能把民進黨拉下台。 然後呢？裡應外合，完成「大一統」千秋大業，這樣成本才最低，習近平現在為什麼還要打仗？ 綠營得勝，雖然大喊「美德贏台灣，台灣贏得美」，但恕我直言，看得票率和立法院席次，綠營贏得不算很美。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賴蕭贏得不美，卻符合中共將來「統一」的如意算盤，反而降低它即時侵台的可能。 四、塵世間所有土匪，都是取易不取難的。攻颱風險何時最大？讓我重複一次，就是「裡應外合」的時候，即習近平自信滿滿，認為有最大機會成功的時候。 五、中共國台辦在台灣大選後說： 「這次台灣地區兩項選舉結果顯示，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島內主流民意。台灣是中國的台灣。這次選舉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改變不了兩岸同胞走近走親、越走越親的共同願望，更阻擋不了祖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的大勢。」 看數字，確實有過半選民不投民進黨，但島內主流民意，也肯定不是跟中國統一。根據台灣陸委會2023年10月26日發布的民調，支持「儘快統一」者僅1.1%，支持「暫維現狀，以後走向統一」是5.7%，換言之，僅6.8%台灣人支持所謂「統一」。 由此可見，不管大多數台灣人支不支持民進黨，台灣主流民意都是反對「統一」。 六、既然台灣人多數抗共，為什麼明顯親共的藍、白兩黨總統候選人，加起來依然有超過800萬票呢？因為這群人大多數仍相信藍、白不會賣台。 但馬英九已明言「必須相信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而中國近日發射衛星，引發台灣發全國警報後，柯文哲竟一時口快以「豬隊友」形容中共。如果連叫你相信習近平、稱中共作「隊友」的人，你都看不出是對岸執政集團頭目的愛將，我也實在無話可說。 不禁想起2012年香港「選」特首，當時主流民意也相信「親民貼地」的梁振英；習近平初上台時，很多中國人亦寄予厚望，為他的「打貪」鼓掌。呵欠，太陽底下無新事，人類總是犯重複的錯。 今後數年，但願民進黨能挽回民望，也儘力備戰（只有自身夠強，對岸才不敢動手），因為不單是你輸不起，台灣人更加輸不起。（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新年伊始，出來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消息。美國禁止外國的腐敗官員和親屬來美國，包括轉運資金等等。可在中國卻炸了鍋，從中央到地方的媒體卯足了勁地痛罵，像極了一句古語叫做如喪考妣。這可真夠奇葩的。 人家禁止髒錢入境，這不是幫助中國反腐嗎？怎麼中國倒不答應，急赤白臉地跳腳呢？正常人真的看不明白了。對中國稍微有常識的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貓膩了。因為中國早就不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了，這個禁令危害的，是正在轉移資金和老婆孩子的官商結合體階級，也就是官僚資產階級。 有朋友質疑說，錢入美國不是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嗎？為什麼反對呢？問題在於這些錢入美國，也加強了中共對美國的滲透，從根本上危害著美國的安全。這些人都是兩面吃，老婆、孩子和錢送到美國是安全的，給中共做滲透也是必須的，否則那邊日子也不好過。表忠心是存活的重要條件，這就決定了兩面吃的特點。 為什麼官僚資產階級要背叛自己的國家和政黨呢？這就是船要沉了老鼠先逃跑的道理。船要沉了首先關係到自身的存亡，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以習近平的多疑善變和冷酷無情，誰是絕對安全的呢？而且共產黨的反腐敗，只是清除可疑對手的借口而已。誰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就變成可疑分子了呢？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先安排好退路才是識時務者為俊傑。 即使你相信自己比劉源、劉鶴還更加發小，不會觸碰政治紅線，也架不住經濟崩潰後被清算，成為習近平的替罪羊。那麼火的經濟怎麼就會崩潰呢？這可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從幾代領導人的改革開放以來，GDP就成為政績的硬指標，升官發財的原始根據。於是就變本加厲地實行基建狂魔，貧困縣市可以花多少個億的資金，建設毫無用處的形象工程。大公司可以資不抵債建設爛尾樓。這種風氣積累下來，就是銀行業背不起巨額債務了，經濟崩潰指日可待。 不就是銀行沒錢嘛，可以發行鈔票就有錢了呀，沒什麼了不起。這就是內行騙外行的標準用語。老百姓都窮得快要吃不起飯了，只好開始割那些富人的韭菜了。中產割完還不夠，就輪到了官僚資產的大戶了。股市上不好割，傳說上已經割到官僚資產階級的上層，不給錢就上手段，露出了他爹當年打土豪收買路錢的本色。傻瓜還不趕緊逃跑。 有些人是幾年前就看出來崩潰的必然性，趕快趁著高價賣掉了房地產。這不算聰明，只不過按照常識冷靜判斷而已。任何商品遠遠超出需求，必然賣不出去積壓資本。大比例的積壓資本，必然的下場就是經濟危機。很多經濟學家都不明白，為什麼會選擇基建狂魔這種傻X政策呢？而且現在已經賣不出去了，還要再注入資金，積累經濟危機呢？ 這裡邊肯定有問題，不是人傻錢多可以解釋的。這就和共產黨人的專制政治有關了。這些人從小受的是馬列主義的教育，滿腦子都是什麼什麼決定著什麼什麼，只要抓住了什麼什麼，就一把鑰匙解開了千把鎖。從迷迷糊糊的計劃經濟轉舵，要搞市場經濟了。看看人家資本主義依靠什麼衡量經濟發展呢？GDP就是那個硬指標。 於是為了這個決定性的硬指標。製造出了無數穩賠不賺的經濟奇葩，積累出了現在的經濟危機。聰明的老鼠已經跑得差不多了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台灣總統選舉結果和此前民調顯示的一樣，由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當選。對於賴清德選勝的原因，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去分析。然而，有一點要注意，中國因素，即台灣多數選民特別是綠營選民對中國的恐懼，可能為他們把票投給賴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台灣總統選舉或許是自政黨輪替以來最激烈的一次，藍綠白三黨推出了各自候選人競逐，在選前的所有民調中，雖然賴清德都要贏過其他兩個候選人，但和第二名侯友宜的差距並不大，兩人的得票數也表明了這點，這使得此次選舉充滿一定懸念。 民進黨雖然在台上執政八年，擁有比在野的國民黨和民眾黨更多的資源用於輔選，可客觀地說，台灣民眾對蔡英文這八年的執政評價有很大分歧，要不能，在選戰初期的民調中，有六成選民希望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事實上，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確實也贏得立法院微弱多數。 中國因素促使選民票投民進黨 民主國家，如果一個政黨執政多年，選民普遍會有一種疲勞心態，想換它的對手上台，尤其是執政黨若政績不佳的話，這再正常不過。原因也很簡單，除了選民有喜新厭舊的心理，主要是執政黨台上時間長了，總會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些問題未必是執政黨造成的，但因為是你執政，就得背鍋。台灣這次選舉，國民黨猛打民進黨的弊案，包括高端疫苗的「黑幕」問題，賴清德本人的老宅違建、民進黨立委的自拍和偷錄等。但是，為什麼多數選民尤其是綠營基本盤還把票投給了賴，就值得細細琢磨。 不妨假設，這次選舉中國的因素完全不存在，或者台灣是另外一個國家，如果國民黨攻擊民進黨的弊案，很難講它不會對賴清德的綠營支持者產生影響。因為在一般情況下，選民雖然會支持本黨或者認同的政黨候選人，但也會看重他支持的政黨及其候選人的品格，倘若在選舉中該政黨或者候選人被對手揭出弊案，他的支持者是否會死心塌地地就把票投給他，其實是說不準的。 然而此種情形在本次台灣選舉中沒有出現，不是高端疫苗的「黑幕」或賴的老宅違建問題可以忽視，而可能是另外的因素導致的，這就必須說到中國。因為無論如何，中國的因素是避免不了的，即使中國不存在介選，台灣選舉要想撇開中國因素，也做不到。從這個角度看，完全有理由認為，綠營選民最後把票投給賴清德，不是他們容忍民進黨的弊案，或者認為賴的違建無關緊要，乃是在他們看來，只有賴才能確保台灣不被中國「吞併」，免受大陸專制制度的侵襲，而對侯友宜和柯文哲，他們可能就沒有這種信心。 在去年選戰開打初期，國民黨將本次選舉塑造為戰爭與和平之戰，選國民黨會帶來和平，選民進黨會帶來戰爭；民進黨則將選舉定調為民主與專制之戰，選民進黨會保住台灣的民主體制，選國民黨會給台灣帶來專制的災難。這個口號的喊出，對綠營支持者有極大的鼓動作用，因為他們確實擔心，如果國民黨上台執政，隨著兩岸交流的加深，台灣會被大陸帶壞。中國的專制體制以及由這套體制支配的生活方式借著兩岸交流而強勢侵入台灣，污染台灣的政治、生活和民心。這是綠營選民不樂見並且感到害怕的。 不要專制的中國，台灣本土意識抬頭 兩岸在過去十幾年的漸行漸遠以致現在多數台灣人，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總根子在於中國的專制體制。台灣本土意識的生成，成因很多，包括國民黨放棄戒嚴，開啟民主轉型，民進黨執政後修改課綱，有意識地推進文化台獨，去中國化等。然而，有一個現象必須提及，也就是在兩岸恢復交流，特別是在兩岸直航三通後，經貿、文化、旅遊交流的頻繁並沒有弱化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反而加固強化了，讓台灣人更體認到，台灣人是台灣人，大陸人是大陸人。 這種身份意識的強化並非只出現在綠營，藍營也有。在兩岸交流的二、三十年里，台灣人意識發酵壯大，成為主流民意，尤其是40歲以下的中青年，絕大多數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很多外省二代特別是三代已經完成了身份轉變。國民黨的新生代也不把自己當作中國人，主張將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台灣國民黨，不只是出於同民進黨爭奪選民的考量。此次總統選舉，不少人注意到，藍綠白三對正副總統候選人，只有柯文哲的副手表態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其他人只稱自己是台灣人。也許侯友宜和趙少康怕被民進黨貼標籤，然而，這種怕的心態不正好說明問題了嗎？ 為什麼兩岸交流越密切，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反而越強烈，對中國越排斥？原因就出在，正是交流的頻繁讓台灣人認識到兩岸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態的迥異，擔憂中國會借著龐大的體量，在兩岸交流中變得強勢，台灣抵擋不住中國專制體制的侵襲，從而污染台灣的政治生態，破壞台灣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 兩岸的大規模交流是在胡錦濤後期和習近平前期，胡雖是弱勢總書記，但在他執政後期，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以及面臨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中共變得比過去保守和專制。這種情況到習上台進一步強化，當局對思想、言論的壓制達到一個空前強度，對維權人士和政治反對派的打壓變本加厲，對黨內和社會的控制是自毛以來最嚴重的。習惟我獨尊，容不下異己，整個社會的政治風貌完全改觀，重新回到毛時代的那種肅殺狀態，沒有一點自由的習氣。 大陸人對習近平的極端專制都非常痛恨，無法容忍卻又不得不容忍，台灣人看在眼裡，他們當然害怕大陸的這套體制對台灣自由民主的侵害。雖然出於發展經貿等現實考量兩岸不得不來往，但台灣肯定要設置一套防火牆阻遏大陸的專制制度在兩岸交流中滲透台灣，就像大陸設置防火牆阻遏台灣的民主制度滲透大陸一樣。當中國當局不把中國民眾當人來看待，怎指望台灣人親近中國？結果只能是，兩岸交流越密切，台灣人對中國的排斥越強烈，對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越淡薄，乃至完全沒有。再加上蔡英文八年兩岸的緊張態勢，終致兩岸在不同路徑上分道揚鑣。 除非中國變革，台灣民意不會認同中國 坦率地說，要想台灣主流民意認同中國，已經變得非常困難。唯一的可能路徑，就是中國大陸必須變革，改變中共的專制體制，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兩岸和平統一或許還有一線希望。中國的民主變革當然首先不是為了統一台灣——相反很可能，由於兩岸70多年的分治，即使中國民主化後，多數台灣人依然不願和中國統一，而是為14億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活得有自由、有尊嚴，受政府尊重；但是，中國民主化後，至少在統一問題上，會得到自由世界的理解甚至支持。而如果中國還處於習近平極權統治的嚴酷體制下，連自己的民眾都在通過各種方式潤出來，逃離中國，去強行統一台灣就缺乏道義支撐，遭到民主國家的反對乃是可以想見的。 故而，從中國的角度看，賴清德的選勝告訴北京當局，中國要想贏得台灣民心，缺的不是力，缺的是民主，或者民主之力。不開啟中國的民主化轉向，仍行3000年秦制，兩岸只會愈行愈遠。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