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被敦促檢查學校照片授權書 防止被濫用
2026 年 6 月 23 日
美中大國博弈在科技戰場進行的所謂「晶片戰」，最近又有了新的變化，雖然符合之前戰略上的預期，但是美國商務部的戰術目標從緊盯了中國一整年的先進晶片技術，轉向關注中國大力發展中的成熟晶片技術。 此一轉變可能一時讓部份不熟悉半導體產業的觀察者，有意料之外的感覺，本篇就來說明此一轉變其實也在情理之中。 上個月12日，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將於這個月啟動一項調查，欲了解美國公司如何採購「當前世代和成熟節點的半導體」，就是俗稱的「傳統晶片」（legacy chips）。而更深層的目的則是要為「繼續分析更廣泛的美國半導體供應鏈和國防工業基礎的能力和挑戰奠定基礎」。 並且直指要「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的國家安全風險。」 換言之，美國憂慮的還是己身軍事國防能力因為晶片供應鏈受損而衰弱。這點很容易理解，《晶片戰爭》作者Chris Miller 在其大作中提出過一個觀點，認為前蘇聯在與美國的冷戰中敗北的主要原因，就是微電子技術太過落後，無法製造先進的晶片，因而無法製造出精準的武器。此說有一定道理。 從美國商務部2022年10月7日到去年10月17日兩道出口限制令，也可以看出此一邏輯，拜登政府就是要預防中共政府取得更先進的晶片來發展更先進的AI技術、乃至更先進的武器。 只是，這回關注焦點大轉向，不再是先進晶片了，而是成熟晶片。 晶片的所謂成熟或先進，並沒有一個公定的標準。晶片製造業全球第一領先群的美國 Intel、韓國三星、與台灣台積電，都已經在3奈米以下的技術展開近身肉博了；第二梯隊的台灣聯電、美國格羅方德等兩家晶圓廠則5年多前就宣布止歩於14奈米；歐洲的大廠則主要專註於28奈米、40奈米的晶片製造。而中國領頭羊－中芯國際的製程技術，雖然幾年前即已進入10奈米以下，但受限於無法取得足夠先進的製造設備，即使傳言協助華為製造了Mate60手機所需的麒麟9000s，量產能力還無法完全被確認。 所以，光是技術先進還不夠，還要能夠量產，才足以滿足廣大的市場需求。 好，關鍵來了：「市場需求」！半導體是一個全球市場，不計設備、材料、軟體，僅論其終端產品－晶片，2023年的統計還沒出來，根據研究機構 Gartner的統計，2022年的全球晶片營收是5996億美元。再耙梳台灣電電工會一份公開的研究報告，可以看出報告中定義的所謂先進位程－小於等於22奈米以下－其全球晶片市場佔比，小於報告中定義的成熟製程－28奈米至150奈米，而且成熟製程的應用範圍，遠多於先進位程。 應用，更是關鍵。本文開頭提及的美國商務部報告第二段也特別引用商務部長 Raimondo的話：「傳統晶片對於支援電信、汽車和國防工業基礎等美國關鍵產業至關重要。解決外國政府威脅美國傳統晶片供應鏈的非市場行為事關國家安全。」 至此可以小結一下：美國現在關心的重點－用白話來說－就是：我雖然壓制了你的先進晶片製造能力，但是你們的成熟晶片製造能力與產量，卻似乎正在大步向進，而我們也需要成熟晶片，尤其是包括國防工業在內的關鍵產業所需的成熟晶片；萬一未來這塊市場都被你們掌握了，對我們的國家安全也不利啊！ 不要奇怪職責本應為美國廠商開拓市場的Raimondo，現在卻反其道而行，時時限制美國廠商的銷路，而且總是把國家安全掛在嘴邊。前述報告中也說明了，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啟動調查，也是回應國會授權的一篇調查報告，而這篇評估美國微電子工業基礎如何支持美國國防能力的報告，又是根據拜登政府2021 財年國防授權法（NDAA）第 9904 條要求編寫的。可以說，如本文破題，一環扣一環，都是美中科技戰大戰略指導下的戰術作為。 其實，中國可能掌握成熟製程來反制美國的策略，並非臆測。美國國內早有智庫大聲疾呼，指出中國曾在鋼鐵、發光二極體、太陽能板等等產業都「犯有前科」，呼籲美國商務部要把成熟製程也置入出口管制。另一廂的中國「小粉紅」在網上嗆聲要把成熟晶片「製成白菜價」也時有所聞，等於把中國可能的反制措施，先行昭告天下了。 如此一來，美國商務部終於出手，開始「研究」成熟製程技術的現況，可以想見，未來支援製造28奈米及更大尺寸晶片的設備、材料，BIS都有可能列入出口管制。至於晶片設計軟體，則可能為時已晚，因為中國自研的EDA工具，從華為的麒麟9000s、升騰910觀之，應該已經突破至足以設計14奈米以下的晶片了，遑論成熟晶片。 結論，美中目前進行的是大國國力的拚鬥，軍事力量是大國國力要素中的最根本項目，其強弱（在現今這個年代）完全依賴國家科技力，科技力中又以人工智慧（AI）最悠關未來的軍武力量，而 AI的基礎就在能夠發展它、執行它的半導體產業產品－晶片。 如果軍武力量、國防工業需要的不止先進晶片，也需要成熟晶片，那美國也限制中國的成熟晶片技術，就不奇怪了。 文章來源：上報
中國外交部日前對貝宜陸上和武器系統公司等5家美國軍工企業實施制裁。措施包括凍結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禁止中國境內組織、個人與其進行交易、合作等活動。 外交部強調這是根據中國的反外國制裁法而作出的制裁，換言之，這是對美國之前的對台軍售以及將中國企業納入美管制清單等作出的反制行為。 普遍認為，中國對美企的制裁不會有什麼效果，因為這些美企在中國的業務很少或者沒有。問題不在於效果多大，中國的制裁是要表達一種政治姿態，即面對美國的打壓和遏制，不能示弱，正如外交部發言人表示的，如果美國不停止對華非法單邊制裁，必將遭到中方堅決有力回擊。 拜登和習近平去年11月在舊金山的會晤和莊園散步給了中國人一些幻想，以為美中的對抗會緩和一點，兩國關係會往上轉進一點。這種幻覺當然是中國官方的宣傳造勢導致的。由於習近平非常在乎這次會談，於是官方對外釋放的信號，就是拜習會對兩國接下來的發展怎麼怎麼重要，把它塑造成似乎是扭轉乾坤的會議，以凸顯習的所謂掌控國際大局、運籌帷幄的能力。雖然拜習會同意管控兩國分歧，在某些議題上恢復了雙方團隊的交流，可也就僅此而已。白宮沒有像中國官方那樣對拜習會大肆宣傳，在白宮看來，兩人的會談不過是拜登會見了另一國領導人，雖然習近平的分量比一般國家的領導人要大，但在當前的美中關係下，它不會對兩國關係的改善有任何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美中從無管控競爭走向有管控競爭 於是，外界看到，在拜習會後，美國對中國該怎麼著還怎麼著，沒有因這次會面而有某種改變。對台軍售照樣進行，在晶片問題上照樣管制，不準荷蘭ASML公司賣給中國先進光刻機，在新疆議題上照樣制裁中企，在中菲南海衝突上照樣力挺菲律賓，軍艦和軍機照樣按照固有節奏穿越台海等。總之，美國在打壓中國上，一點都沒有放鬆。這讓中國的很多線民，看在眼裡，氣在心裡，氣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國政府，感覺中國當局就是一頭熱。比如最近中國舉辦了一場中美建交45周年的紀念會，外長王毅親自參加還發表了致辭，但美國沒有舉辦紀念活動，在中國的紀念會上，出席的也僅是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臨時代辦，連大使都沒有視頻致辭。 當然，這不是說拜習會就沒有一點效果，其效果是，拜習會前，美中是沒有管控的競爭或者對抗，現在變成有管控的競爭或對抗，差別就在這點。所謂有管控，是雙方都需要的，擔心激烈的競爭走向失控，因為雙方都還沒有做好失控的準備。因此，雙方軍方高層在前不久終於通話了，拜登和習近平也在1月1日這天對兩國建交45年互致賀信。對美國來說，有管控的競爭比沒有管控的競爭，其實更有利，因為美國如今在歐洲戰場和中東戰場都搞得有點焦頭爛額，特別是以哈戰爭，讓美國的道義形象在全世界大為受損，此種情況下，即便美國有能力在東亞開闢第三個戰場，可能夠避免還是盡量避免，而同中國有管控的競爭能夠避免戰火出現。 拜習會最多暫時穩住了兩國關係，然而，隨著今年美國大選開啟，這種止跌企穩的局面能夠維持多久，恐怕不樂觀。美國大選將從兩個方面對美中關係造成衝擊，一是選戰的過程，二是選戰的結果。將近長達一年的選舉過程，隨時有可能因美國兩黨候選人對中國說出哪句粗話，或者做出某個不友好的舉動，而又回到拜習會前特別是氣球事件時那種劍拔弩張的狀態。美國如今兩黨高度對立，在國內幾乎所有的議題上，都說不到一塊，只有抗中兩黨一致。所以兩黨總統候選人為表示自己在抗中上都不比對手弱，會比著賽似的攻擊中國，甚至攻擊習近平。中國成為美國大選的議題，對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的攻擊也不可能無動於衷，當中國進行反擊，會進一步引起兩黨候選人的回擊，事情就會惡化。 美國大選的結果，如果是川普當選，鑒於共和黨比民主黨對中國更不友好，川普的對華政策可能會比現在拜登的對華政策更強硬。這位前總統已經放話，他當選後將廢除中國的最惠貿易國地位。如果兌現，這將比他發動的貿易戰對兩國關係的傷害更嚴重，美中貿易雖然不至於完全中斷，但必然在現有的基礎會大幅減少，中國的報復也可能是強烈的。美中關係會地動山搖。如果是拜登連任，是否就保持現有的遏制力度呢，也不見得。拜登若連任，由於沒有第三次競選的壓力，假如兩黨極端派施壓他對中國採取進一步的強硬措施，不排除他會這麼做。作為一個外交事務的老手，拜登清楚美中的對抗關鍵在未來這幾年，如果在他的第二任期不能壓制中國，恐怕今後就壓制不住了。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即便沒有兩黨極端派的壓力，他在遏制中國上，可能也會強化力度。 中國其實已預見到了今年美國大選會對中美關係造成一定動蕩。這次外交部對美五家軍工企業的制裁，發生在中國去年底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之後不久。外事工作會議再次敦促外交官們要發揚鬥爭精神，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擺明了要回到早兩年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架勢。習近平再有定力，在美國不斷打壓下若不反擊，會被國內民眾視為懦夫。如此，拜習會達成的管控兩國分歧的共識屆時也將不復存在。 文章來源：上報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如何令毛左們從滿懷希望到極度失望》已經介紹過了習近平在上個月的毛誕13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公然辜負廣大毛左們的期望，再提毛澤東的文革之「錯」，終於令毛左們對他習近平失望至極。因為毛左們強烈感覺習近平的這番表述，比起十年前的紀念毛誕120周年的講話內容中對毛的文革錯誤講述得更為直白，甚至連「失敗為成功之母」這樣的開脫之詞都懶得再說了。 這裡，我們有必要先把習近平十年前與上個月的兩次毛堂祭屍後的紀念講話中的對於毛曾經的「錯誤」進行開脫的內容摘引如下： 習近平上個月的懷毛講話只有8500字，比十年前的懷毛講話少了2100字。其中的「毛錯」部分只有如下一個自然段： 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全新的事業，由於中國是在極為落後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在前進道路上出現這樣那樣的曲折和失誤是難以完全避免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特別是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這個嚴重錯誤。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過，我們黨已經作出了全面評價，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 而十年前年懷毛講話中的「毛錯」及相關評價總共有如下6個自然段： 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綜觀世界歷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都會跌宕起伏甚至充滿曲折。「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失敗為成功之母。」毛澤東同志也常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一切正義事業發展的歷史邏輯。我們的事業之所以偉大，就在於經歷世所罕見的艱難而不斷取得成功。 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他在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行了全面評價。鄧小平同志說，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 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有其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還在於複雜的國內國際的社會歷史原因，應該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待和分析。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係。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 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儘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鬥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並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 兩篇紀念講話中的對毛曾經的「錯誤」的開脫的內容雖然篇幅上有長有短，但翻譯成人話都只是如下兩個意思：一，錯誤是不可能避免的；二，瑕不掩瑜！ 不過呢，前後十年間的兩次懷毛講話中相關「毛錯」的敘述還是有幾處比較重要的區別。其一習近平在十年前的講話中如實敘述對毛澤東「瑕不掩瑜」的評價是鄧小平的一錘定音。而十年後的習近平則是不提鄧小平的名字，把同樣敘述內容變成了「我們黨已經作出了全面評價」 。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習近平在十年前的懷毛講話中前後四次提及鄧小平的名字，也提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名字。但在上個月的這份講話中，從頭到尾沒有提一次鄧小平，當然更不會提及江澤民和胡錦濤。 第二個區別是，十年前的懷毛講話中，習近平不惜筆墨，反覆論述有成功就必須有失敗，要成就就必須先犯錯誤，前進的過程不可能避免彎路……。而十年後的這新一次講話，對「毛錯」的不可避免論「論述從簡，很不到位」。。 第三個區別是，十年前的懷毛講話中，習近平把毛澤東在晚年犯了的「嚴重錯誤」說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錯誤。而在上個月的這新一次講話中，則把這一說法改成了「特別是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這個嚴重錯誤」 。而這正是毛左們高度不滿的原因之一，認為十年前已經有「輕描淡寫」的跡象了，十年後怎麼又退回到老鄧的「歷史問題決議」水平上去了呢？ 至於習近平如今對毛「錯」的評價是否真是「退回」到鄧小平的「歷史決議」的水平上，就應該回顧歷史，仔細對照一下前後兩個「決議」的相關內容，即鄧小平主導制定的，於1981年6月27日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鄧氏決議」）和習近平主導的，於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習氏決議」）中的相關內容，。 42年半前出台的「鄧氏決議」是把毛澤東統治的27年執政史劃分成三個階段表述，即「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和「文革」十年。 在這個「決議」的制定過程，對於毛澤東的評價，有說法是最先由陳雲定下基調。據毛左網站上曾經刊登的相關文章介紹：陳雲否定毛澤東晚年的言論(即毛澤東一生的四個階段)最早出處是美國人傑斯布萊恩著《胡耀邦傳》一書。而國內正式出版該書是1989年3月部隊最高學府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作為中共黨史資料研究的黨史權威出版社也出版了美國人這本《胡耀邦傳》一書。兩本書都明確指出，鄧小平安排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請陳雲領頭講話。陳雲說：「我是共產黨員，是實事求是的。大家對於毛主席的功與過，不論說是『二八開』『三七開』，還是『四六開』。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實的。我認為毛主席一生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領導是正確的，應予全面肯定。第二階段是到1957年鳴放運動止，其間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運動，雖稍有偏差，但成績大於錯誤，應予基本肯定。第三階段從1957年反右開始，經過三面紅旗的胡搞亂開，到1965年止，其間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線，不問大事，經濟才有了轉機，但在他當政那一段時間，應予基本否定。第四階段從1966年到他逝世為止，那慘絕人寰的『文革』悲劇，他是主要責任者，應予全面否定。」 當然，毛左網站刊登如上內容的目的是要否定陳雲曾經有過如上表述。但事實上「鄧氏決議」確實是基本遵循了如上思路。 對於「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957—-1966），「鄧氏決議」如此評價： 這十年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 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接下來，在整部「鄧氏決議」中，單「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這部分就佔了6600字的篇幅，其中最關鍵的幾處內容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 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鄧氏決議」產生的40年後，「習氏決議」中對毛澤東「嚴重錯誤」的輕描淡寫首先就體現在把「鄧氏決議」中的毛澤東執政三階段揉搓成一個「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然後就是把「鄧氏」決議中涉及「毛錯」的上萬字內容縮略成如下幾句： 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後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鬥爭也被嚴重擴大化。面對當時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黨極為關注社會主義政權鞏固，為此進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 仔細讀罷，不難發現「習氏決議「中不但用」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作為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的客觀原因，而且故意把」十年內亂「的主要成因說成是林彪和江青集團利用毛澤東錯誤禍國殃民的結果。 但是，習近平對「毛錯「的如此輕描淡定，依然遠沒滿足毛左們的需要，因為毛左們的基本立場就是肯定文革—-至少也必須肯定文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更多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進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八年執政疲態，以及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不具憾動力的現勢下，這次總統大選原本再次政黨輪替的機會確實不小，加以國民黨、民眾黨總統得票數（率）相加，明顯勝過賴清德，照理應是來到「反綠選民」扳倒民進黨的一刻。如今，賴清德以未過半選票當選，自然代表他接手執政將充滿挑戰，但藍、白的未來，同樣是滿布荊棘。 回到年初藍白兩黨開始為本次大選備戰，很明顯，無論國民黨欲重返執政，或民眾黨要終結藍綠，主要核心戰略，都不脫「仇恨動員」、「仇恨政治」（國民黨應是更早就從2020年大選開始），他們用以召喚支持的手段，無非反覆重述對手施政留有的民怨，並欲圖升高營造民眾對民進黨的道德反感，再把執政和在野劃分成把持特權的少數，和為受到不公平對待多數的代言。進入選舉中後期，則是以「戰爭與和平」為訴求，至於製造恐懼，向來就是許多國家仇恨動員的典型作風。 「仇恨動員」、「仇恨政治」主導的互動主要是辱罵性的，過去以來，證明了在選舉上有其特效，仇恨的力量如此強大，以至政客很難抗拒藉由它去激勵支持者的誘惑，它的成效，絕大多數正是建立在長期栽植醞釀出的結晶──討厭對方政黨。在台灣，「討厭民進黨」於先前多次選舉中，更是效果顯著，也正因為如此，再又鼓舞了藍白兩黨主事者於本次大選中如法炮製。 不過，以美國為鑒，當地「仇恨政治」愈趨普遍，它的後遺症也許有很大機會亦會出現在台灣政壇。包括仇恨政治帶來的政治極端對立。根據美國民調機構FiveThirtyEight的調查統計，40年前的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選民，看待對方政黨，曾維持一定的好感度，此後在對立、仇視不斷升級下，厭惡帶動的不信任循環，已造成如今兩黨選民幾乎陷入水火不容，於是再又出現政治學家最不想見到的「消極黨派之爭」，也就是政黨競爭純粹剩下攻擊，一旦出現極端的黨派仇恨，民主崩潰的前奏就響起了。 這是「仇恨政治」最不利一地民主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對發動「仇恨政治」的黨，同樣具有潛在且不小的破壞性，也就是那將促使一個黨愈往「單極」發展。如FiveThirtyEight報告所說，40年前的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選民對對方政黨仍維持一定好感度時，在這背景下，無論共和黨、民主黨，內部皆容或同時存在溫和派、自由派和保守派，這讓單一政黨有了不同價值、路線的辯證空間，但當一個黨長期經由全國性選舉反覆操作「仇恨政治」，在與他黨高度對立的同時，也代表自己將愈加容不下同黨異音。 這就是為什麼如今多有評論提到，共和黨已被「民粹主義」把持，而民主黨已然「左派化」的原因。無論前者、後者，都代表了一個黨的路線走向窄化。 繼續「仇恨動員」、「仇恨政治」下去，國民黨、民眾黨會變得如何，這次選舉其實已見端倪。再者，何以國民黨、民眾黨都以「討厭民進黨」為出發，卻無法共同組成團隊，因為仇恨政治的特色在製造分歧，只有分歧才能藉由仇恨的反饋創造政黨利益。「製造分歧」正是藍白政黨當下的行事特色，無形中，自然無以創造任何和他黨可能合作模式的經驗，且終究會因為缺乏信任而無法走在一起。「仇恨動員」、「仇恨政治」的過患，在對外競爭極化，對內路線窄化，在彼此路線窄化下，藍白兩黨可能有的「共識」又會更小，更不可能合作。而事實證明，藍白矛盾還又勝過「下架民進黨」這一總統選舉中的空洞想望。終究，藍白合作既不可能，棄保也沒有法發生。這是兩黨長期「仇恨動員」、「仇恨政治」的反噬。 選票開出，有國民黨支持者仍在媒體上念念不忘「當初侯友宜被柯文哲糟蹋成這樣」，柯文哲支持者不喜國民黨，也早表露無疑，雙邊政治嫌隙，或許之後也將不下他們和民進黨。從一個角度看，賴清德雖贏，確實一點也不輕鬆，可見「仇恨政治」的確相當程度成功消耗了他的政治動能，從另一個角度看，藍白若繼續沉溺「仇恨政治」的情緒快感，未來的政黨經營，恐怕會再次面臨卡關。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電動車廠比亞迪去年第四季賣出超過52.6萬輛，全球電動車龍頭特斯拉則交貨近48.5萬輛，比亞迪擠下特斯拉，坐上電動車銷量冠軍寶座。針對超英趕美豐功偉業，中共官方喉舌《環球日報》並沒有額手稱慶，反而發表社評痛批「中國電動車威脅論」，指責西方世界連一個比亞迪都容不下。 宛如一九五七年前蘇聯領先美國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Sputnik-1），吹響太空競賽號角，刺激美國朝野全面支持太空科技研發，最後成功登陸月球扳回一城。比亞迪彎道超車特斯拉，驚醒原本即有戒心的美國與歐盟，不再繼續坐視中國以不公平競爭手段掠奪市場。 高舉凈零碳排環保大旗，歐洲曾經敞開雙臂歡迎價格低於當地平均水準三至四成的中國低價電動車。去年九月中旬，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宣布，對中國電動車展開反補貼調查，她強調不能重蹈歐洲太陽能產業被中國徹底擊垮的慘痛經驗。兩個月後，范德賴恩再次公開抱怨中國官方高額補貼電動車產業，讓大量中國製造廉價電動車泛濫歐洲市場。在此同時，美國拜登政府正考慮提高中國電動車與電動車電池組等進口關稅，扶持美國本土新能源產業，對抗來自中國低價產品。 太陽能板產業是血淋淋的前車之鑒。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統計，全世界每十塊太陽能板有八塊是由中國製造，尤其中國廠商仍然持續盲目競逐太陽能投資泡沫，預計明（2025）年以後，全球太陽能板生產供應將完全由中國壟斷。嚴重供過於求惡性循環衍生價格崩盤，無利可圖讓歐美太陽能板產業失去生存空間，美國與歐盟深陷進退兩難尷尬處境，積極擁抱潔凈再生能源，無異於放任中國製造設施設備侵門踏戶，等到回頭打算培養本土供應鏈，卻已經錯過最佳時機。 中國電動車有意複製太陽能板崛起模式，儘管產能過剩或品質參差等問題一籮筐，挾規模經濟與完整供應鏈等優勢，終究還是有辦法推出世界級產品，就算最後無法主導全球市場，至少攻佔一定市佔率。尤其關鍵電池供應鏈多掌握在中國手中，不想被掐住脖子的美國與歐盟，不得不陸續祭出補貼法案，在新能源車輛研發推廣上奮力急起直追。 被氣候變遷議題綁架的美國與歐盟，徹底覺悟強行推動傳統燃油車淘汰轉型，反而會給中國制電動車迅速茁壯機會，嚴重衝擊歐洲傳統汽車製造業，可能帶來數以萬計工人失業，對整體經濟弊大於利，紛紛面對現實放緩腳步。 歐盟與美國懸崖勒馬，猶未為晚。德國於十二月中旬全面取消購車補貼，法國也同步修訂有利於法國與歐洲製造的購車獎勵規定，美國《降低通膨法案》則自元月一日起，排除含有中國製造或組裝電池組件的電動車免稅優惠。 文章來源：上報
民調封關之後，民進黨的內參民調開始出現變化。柯文哲幾乎以一天1％的數字往上成長，只在民進黨推出「在路上」競選廣告的那兩三天才稍稍遏阻這不正常的漲勢，不過，廣告熱潮過後，又開始起漲，投票倒數3天，甚至出現第二名與第三名黃金交叉的數字。事後證明，這「假性黃金交叉」應該與年輕柯粉積極表態有關；但也因為這樣的漲勢，讓國民黨陣營最後發起的棄保戰始終無法發揮效用，543的三分天下局面就此底定。 柯文哲沒有組織，僅憑空戰，最後竟然能拿下369萬張選票，這已經是台灣總統選舉史上的紀錄，其實打得非常漂亮。這369萬張選票將是他往後縱橫政壇的籌碼，以柯文哲詭辯靈活的個性，他勢必不會安於與一方合作；不管是立法院長或往後行政院的政策，他將論件計酬、待價而沽，牟取他個人與民眾黨最大的政治利益，伺機在4年後捲土重來。 國民黨面對這場大選只有兩個主軸，一個是「下架民進黨」，另外一個是「藍白合」，而「藍白合」的目的，其實也就是為了「下架民進黨」。提名侯友宜的目的原本是打算以候選人的本土色彩打一場不一樣的選戰，但由於侯友宜本職學能不足，讓好牌變包袱，整個黨必須背著候選人走。從洪秀柱（後改提名朱立倫）、韓國瑜到侯友宜，一連三屆總統大選，國民黨總是迷信出奇制勝，卻又所託非人；等到選舉結果揭曉後，竟開始「捉戰犯」，把總統選舉失利的因素歸咎給「民眾黨作假民調」，身為一個在台灣曾經長期執政50年的政黨，實在愧對支持者。 如果說柯文哲的支持者結構是依選民年齡層由下往上的正三角形，那國民黨侯友宜的支持結構就是一個倒三角形。正因為得不到年輕人的支持，所以國民黨支持者才會想方設法與柯文哲大搞藍白合。若說是民進黨「挖掘」柯文哲，真正「養大」柯文哲的，其實是國民黨的這些主事者。如今柯文哲已經站穩腳跟，往後4年他將繼續招降納叛、滲透藍營；只要國民黨自己不解決與年輕人「絕緣」的問題，所謂的「柯文哲難題」將會如鬼魅般與老Ｋ黨如影隨形。 賴清德在本次總統大選只拿558萬票，足足比蔡英文在4年前的817萬票少了259萬票，這些流失的年輕選票多數毫無懸念地到了柯P的囊中，佔了柯文哲此次選票三分之二的結構。年輕人為何以前挺蔡英文現在不挺賴清德？這固然可以用「執政疲態」來解釋，但也與主帥賴清德拘謹、無趣、過於保守的從政風格有絕對關係。若非憑空長出的「搶救義川大兵」搶救了基層熱情，加上選戰後期「在路上」宣傳片的成功，民進黨的國會席次與總統選票可能還會再下探。 民進黨從創黨以來都習慣在逆境中打選戰，但賴清德從頭到尾卻都維持著「舒適的領先」，這導致民進黨面對這場選戰只想守成，保守有餘、創意不足，連帶影響了開拓立委席次的空間。說起來令民進黨人扼腕，桃園海線與板橋的立委都僅以1、2千票的差距落敗，若當初能改變氛圍，甚至及時補強，來回就是4席的差距，這區區3千票的差距，可能就此改變了未來4年立法院的生態結構。 這是一場藍綠白都有所得也有所失的選戰，但要論起「凈獲利」，這位只做「無本生意」，卻拿下369萬總統選票，以及用8席立委成為國會關鍵少數的柯文哲，絕對是最大贏家。三黨不過半的國會將一個「大交換」、「大演戲」，甚而「大分贓」的國會，但這是民意的選擇，身在其中的治人物只能努力地迎向它。 （全文轉自上報）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討論國際政治事件的起因時常用三個術語：恐懼、榮譽和利益，相對於榮譽或者利益，恐懼在修氏看來，常常是引發國際爭霸的首因。事實上，對於中國當下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恐懼來解釋，習近平對政權安全和自身政治地位安全的擔憂和恐懼，驅使他在政治上採取越來越嚴厲的控制措施，打造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極權政權。 習近平從集權到極權 習近平成為中共核心，修改憲法廢除任期制，大搞個人崇拜，並最終在二十大三連任建立習家軍統治團隊，有多種解釋，一種流行的看法就認為，他要干大事，時間短了不行，事情尚未做完，兩屆任期就結束，留下爛尾工程，所以不能有任期限制。習自己也常常要求領導幹部胸懷「國之大者」，好像的確干大事的樣子。或許不排除他有這種想法，可以部分解釋他的集權。然而，愈到後來，這種解釋的說服力愈弱。如果說，集權是手段，干大事是目的，那麼愈到後期，手段和目的就置換，手段本身也即集權成了目的。因為集權是個重新洗牌的過程，勢必會打碎原有的利益和權力結構，很多人尤其是高官和資本家會成為失敗者，在過去，失敗者往往人頭落地，現今畢竟披著一件現代文明的外衣，所以不至於被處死，但財產沒收，鋃鐺入獄是少不了的。 這些失敗的高官和資本家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會利用各種方式、手段和機會給習近平及其政權挖坑，製造難題，讓習防不勝防。這當然會讓習感到非常不安，非常恐懼，恐懼政權不穩，恐懼權力不安，甚至恐懼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危險。這種恐懼感越強，就越要強化集權程度，把自己里三層外三層圍起來，確保絕對安全，從而導致集權變極權，手段異化成了目的，原有目的則虛化。 反腐永遠反不完 慣用來確保自身政治生命和政權安全的手段和措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反腐、以等級原則建立的政治規矩，以及對經濟和社會的泛安全化。反腐是習樹立個人政治權威的不二法門。由於中共的腐敗到胡錦濤統治晚期積重難返，不反腐有可能亡國，這就給了習反腐極大的正當性，不但會得到大眾力挺，在黨內也會得到黨員乃至一般官員的理解和支持，這可以解釋何以習舉起反腐大旗，腐敗高官一個個毫無還手之力，任憑發落。習借著反腐，大大擴充紀委權力，並在政府層面成立監察機構，將它們牢牢控制在手上，成為打擊政治異己的利器。反腐既然開了頭，就不可能有結尾，所以，習近平美其名曰「反腐永遠在路上」。 原因在於，以中共幹部隊伍的龐大，在過去幾十年里，積累的腐敗是個天文數字，要在十年內不可能就徹底治癒，現在很多落馬的官員，都是倒查幾年、十幾年乃至二、三十年的；何況，中共的體制乃是一個製造腐敗的機器，老的腐敗去了，新的腐敗又來，永遠反不完。另外，習也有自己的私心，他要利用反腐不斷敲打官員隊伍，尤其是那些對他心裡不服，暗中有威脅的官員特別是政敵，要他們時刻牢記，他的政治權威和地位是不能挑戰的，必須服從他的指揮和領導，對他恭順忠誠，否則以腐敗論處。故而，這兩年被查處的高官數量非但未減少，還在增長，這說明，習是有意識地保持一種反腐張力，來震懾官員隊伍，清除有二心的高官。 政治規矩出自習一人意志 但是僅有反腐還不夠，雖然中共的幹部很難找出沒有腐敗嫌疑的，然而，總不能將所有有腐敗嫌疑的官員都拿下，這是不現實的。如何讓大多數官員都服膺他的領導權威，還得有另外的法子，習想到的是政治建設。本來共產黨的各種建設都帶有政治性，無需在思想、組織、制度、理論等建設上再特意加上政治建設，並且把它放在其他建設的首位。雖然這看似多此一舉，但絕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其目的。習的目的就是借政治建設在黨內建立一套帶有強烈等級特徵、完全體現其個人意志的政治規矩，以此約束全體黨員和全體官員。中國古人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有人的地方就有規矩，要做事也須有規矩，但是，在一個政治體系中，規矩是集眾意所成，體現的是眾人意志，而非少數人更不是單個人的意志，它約束的對象是體系中的所有人，包括規矩制定者，才顯公平和公正。 然而，習的政治建設不是這樣，它不是出自眾意，是習一人意志的條文化、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根據習的意志搞出的這套政治規矩，也約束上至總理，下至村長的所有大小官員，除習自己。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受「規矩」監督和約束的。過去的中共政治局，總書記和政治局成員在黨規上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總書記只是會議的召集人，好比是一個班幹部集體，總書記只是班長，他和其他班幹部不存在上下級關係，不能指揮指使他們。但習通過政治建設，改寫了這種關係和遊戲規則，他不再是班長而是班主任，有名正言順的權力去領導指揮和調度政治局的那幫班幹部。於是，人們看到，每到年末，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眾政治局委員要向習交一年的工作總結和學習心得，聽他點評，合格與否。這套政治規矩就變成一套套在官員頭上的政治緊箍咒，每個人都必須服從和遵守，不管願不願意，因為如果不服從，在現行體制下，勢必沒好果子吃，輕得穿小鞋，靠邊站，重則會有某種不可測的後果。在這種威脅面前，官員們當然「自覺」趨利避害，少有敢對習不敬的。 對經濟社會兩手抓 雖然制定了一套政治規矩，習仍覺得不夠安全，它只能管到官員和黨員，對廣大百姓和非黨人士約束的力道就不足。此外，個人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威通過反腐和立規，是保住了，但還有一個政權安全的問題。政權安全如果出了大漏洞，政權保不住，作為中共政權總代表的習近平，其自身政治安全也難保，所以這兩者是聯動的。反腐和立規當然也助於政權安全，然而，要讓政權更安全，不出事，就需在政權安全上下功夫，也就是加強各種安全機構的權力，出台更多的安全制度和措施，採取更多的安全技術手段，來對付不安全的事和人，特別是在重新以發展經濟為黨的工作重心的當下。 習明白，中共政權的根本合法性，取決讓百姓過上好日子，過上好日子的前提是發展經濟，過去幾年的折騰和政治挂帥，讓經濟一落千丈，元氣至今未恢復，大大挫傷了民眾和市場的信心，不得已，要重新去拼經濟。但是，面對不友好的地緣政治環境，以及人心思變，不能因為要發展經濟就對安全馬虎，放鬆了政權安全這根弦，所以，外界就看到兩個互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號令大力發展經濟；一方面安全這隻手也閑不住，全民抓間諜，蠢蠢在動。習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就導致泛安全化，在很多方面和領域，對安全的重壓窒息了社會和經濟的活力。外資為什麼撤離中國，泛安全化是一重要因素。 以上三個方面都和習近平對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的恐懼有關，恐懼催生並加劇了他要用反腐、立政治規矩以及治理的泛安全化，為其政治權力和中共江山保駕護航，它的後果當然是導致他幾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階層，包括原本可以作為他統治支柱的紅二代，以及相當多的普羅大眾。和後者相比，精英是有雄厚的資源和手段來表達他們對習的不滿的。習害怕這種情況的出現，所以就更加強化安全保護，而這樣一來讓精英階層也更難受和不滿，又進一步使習恐懼不安，於是雙倍抓緊安全保護不放，以致形成惡性循環。習氏極權就是在他的一步一步的恐懼中建立起來的。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美國選舉歷史悠久，這讓他們對選民投票行為留下豐富研究，包括在一場又一場非暴力權力過度的自由競爭中，候選人是勝是敗，除了理性面（政策、價值觀、意識形態等等）因素，各自支持者確實也會受到一系列情緒左右，例如誰能營造幸福感，誰刺激了仇恨，以及誰能讓人感到有希望，都足以決定一個人票怎麼投。不容否認的是，「候選人的視覺外觀」（visual appearance），往往也會介入選民的判斷，當社會心理學證明一個人會「根據他人外錶快速評估他人」時，這一效應其實也適用於政治學。 2008年，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有篇期刊便討論到候選人的外貌如何影響選舉。這篇期刊是由多位腦神經、心理學專家所發表，他們主要透過腦部核磁共振造影（fMRI），去測量一個人對不同候選人所出現的腦部活動變化，證明了當選民對候選人並不那麼熟悉時，候選人的「外表負面歸因」對投票的影響會比「正面歸因」更大。 所謂「外表負面歸因」，或是指類似一個人感到疼痛、恐懼和不開心時顯露出來的表情，這樣的表情對民眾的腦部刺激通常比較顯著，而此時他們的腦部神經區域，主要是促使一個人聯想到對方可能更具欺騙性和威脅性。 2020年，科（醫）研期刊《ScienceDirect》也有類似報告（從社會心理學分析），同樣提到了候選人因情緒而來的表情反應，將導致選民對他產生不同的觀感。有別於2008年那篇期刊所強調「候選人外表的負面歸左右選民更多」，《ScienceDirect》這篇報告的重點則說明了「候選人的『微笑』，亦是一種包括領導力在內的有效非語言訊號。」 這篇期刊以2012年美國大選中的歐巴馬為例，研究顯示歐巴馬的微笑，可有效提增支持者的幸福感。也就是說，當候選人發表演說時，支持者除了注意他所釋放的訊息，亦會被他的「正面表情」所吸引。反之，一個「公開的不恰當表情」，往往很容易引起選民對其選舉動機和領導能力的懷疑。期刊內容並引證過往研究，提到了「候選人藉由肌肉組織細微差異產生的『微笑』，可傳達出人與人之間的隸屬關係或主導地位」，雖然「憤怒／威脅」等面部表情經常被用作壓制對手的武器，同時召喚支持者，但歷來更大比例的勝選者，主要仍是透過表現出快樂和放心的樣子獲取支持。由此，一個候選人懂得「表情管理」確實很重要。 至於無論是候選人「外表負面歸因易遭致選民反感」，還是「選民更願意信任面帶微笑的人」，歷來候選人競選文宣（台灣亦然），可以說都是在滿足上述兩個結論。即不管哪位候選人的選舉看板，都會充分表現微笑示人的一面。2019年，《時代雜誌》更曾引述日本學者淺野雅彥（Masahiko Asano）所做研究，內容提到他利用臉部辨識技術，分析1980年到2017年共6000位候選人競選海報，得出「政客的微笑」和其勝率成正比；2020年，四名韓國政治學者的調查統計，也發現「候選人的微笑」的確有助他們在特定選舉背景下多拿到一些票。 不過，儘管今天任何候選人都不會忽略「微笑」的重要性，但現實是，「演講容有劇本，微笑卻不是」。因為「微笑」對一個人來說，往往有其一致性，候選人慣性的笑容，傳遞出的訊息究竟是柔和、快樂，還是做作、輕蔑，很難矇混過人，效果也大不同。為什麼2012年歐巴馬對上羅姆尼，歐巴馬的微笑被形容為克制而有趣，多數民眾卻認為羅姆尼的微笑更像擺姿態和輕視對手，且還透露了個人帶有威脅和缺乏合作意願的訊息，道理就在這。英國心理學家羅森伯格（Rosenberg, EL）曾提到「微笑」有效的溝通力，是一個人經由臉部各種肌肉的細緻展示所產生的，進而，當一個人平常並不習慣「微笑」時，他的笑就很容易流於刻意和不自然，溝通力自然不佳。 台灣這場大選，很明顯藍白候選人對支持者的召喚，正是建立在下架、討厭民進黨的負面情緒上，基於仇恨動員，候選人能創造多少「微笑」比例？至於前段時間民進黨推出的「在路上」競選廣告之所以獲得廣傳，則以美國「候選人微笑的影響力」研究，原因和片中蔡、賴、蕭表現出的「微笑」應是有正相關。 當下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問題，在「選民的決定」有多大程度是出於積極動機（正面情緒）所驅使，又有多大程度是被消極動機（仇恨情緒）所激發，即將而來的投票日，對上述提問將會做出說明。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迄今為止，中國經濟下行並未出現反彈的跡象，然而，中國國安部卻率先將「經濟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層級」。對於在社群媒體平台上散布對中國經濟的悲觀言論，中國當局將其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行為，強調必須以多種手段、全方位、高效率應對經濟領域的國家安全新挑戰。他們認為那些對中國經濟進行悲觀評價的言論屬於「陳腔濫調」，本質上是一種「認知陷阱」，妄評中國經濟衰退的敘事陷阱。 一些知名網紅或財經專家隨即被封殺，例如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劉紀鵬，因呼籲股民不要入市而遭禁言，甚至被罷免院長職務。多名財經網紅也受到了「禁止發言」和「禁止關注」等手段的打擊，包括自稱著名財經評論家的「水皮more」和深圳東方港灣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但斌的今日頭條帳號，都因違反規則而被禁言。職業投資人洪榕也遭到了言論和關注的禁令，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更早在2023年六月就被禁止。即便是中國經濟學者李迅雷的文章《李迅雷：上山容易下山難？從需求側看經濟》，該文引用北京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2021年的調查數據，指出中國月收入在2000元人民幣以下的人口約為9.64億。這篇文章曾一度成為微博熱搜第一，但隔日即被下架並刪除。 在台灣總統大選的辯論和政見發表會上，民眾黨的柯文哲指出台灣的經濟狀況非常糟糕，國民黨的候選人侯友宜則批評民進黨的經濟成績不及格，同時提出了經濟改革的三大支箭。這些批評和挑戰都是挑戰者常常提出的，但從他們的主張中，都強調了台灣的經濟出路需要與中國經濟緊密結合，以期獲得改善。 回顧蔡英文的執政成績，代表經濟景氣的台股創下歷史新高，突破了17500點。美國全球金融雜誌公布的2023年世界富裕國家排名中，台灣名列第14位，超越中國、日本和韓國。國民所得達到3萬2811美元，以購買力平價（ＰＰＰ）為基礎計算各國國內生產毛額為7萬3344美元。此外，外匯存底連續兩個月創下新高，截至2023年12月底達到5,705.95億美元。 在台灣，人們可以提出問題，並且並非必須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有些人甚至以低質的手段，如造假或偏離事實，提出批評，卻能吸引大量支持者，甚至可以參選總統或副總統，而不會因國家安全理由而被禁止言論。弔詭的是，一方面享受台灣言論自由，卻主張想與中國結合成「兩岸一家親」或達成「九二共識」下的一個中國。 相較之下，中國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打擊提出問題的人。中國並非致力於解決問題，而是選擇打壓提出問題的人。中國的宣傳更注重盛世的讚美聲，並且中國並不追求法治，而是以壓製為主。儘管台灣相對較小，但它容納不同的聲音，同時也是一個擁有法治的社會。 維護台灣民主選舉是「兩國」最基本的區別之一。然而，深化民主同時需要不斷選擇保留優質並淘汰劣質的政治參與者。若不能實現這點，台灣的民主可能變成負面的範例，最基本使得不適格的人「無法」當選成為我們的總統或國會議員。只有確保我們的民主機制能夠有效篩選和培養出具備品質的領袖。香港2023年區議會選舉已經示範了一次「中國特色的民主」，我們如何才能避免步上香港模式，民主被沒收，只有愛國愛港者才能參選，而只剩下歌頌「祖國」而不能批評的選舉。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黨魁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後，中國政局更加詭異，表現在官場，就是密集的人事變動，以及外事系統和軍方秘而不宣的清洗。在公曆新年前後，一系列與習近平妻子彭麗媛的「山東幫」有關的中共高層人事變動，釋放敏感信號。 彭夫人「山東幫」搶權卡位 2023年12月29日，中共火箭軍等多個軍種的大批將領，還有一批軍工企業高層的落馬傳聞坐實，但僅以被免去人大、政協職務的方式，沒有正式官宣。 李尚福被免後懸空兩個月的國防部長也已到位。12月29日當天，中共官方公布，任命前海軍司令員、上將董軍為國防部長。 董軍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首名出身海軍的防長，1961年生，山東煙台人，二十屆中央委員。之前他歷任海軍司令部軍訓部長、北海艦隊副參謀長、海軍92269部隊司令員、東海艦隊副司令員、海軍副參謀長、南部戰區副司令員，2021年8月升任海軍司令員，次月晉陞上將。 2023年12月31日，在海外X平台上，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校姚誠揭出和他相識的董軍的底細。姚誠指董軍其實為一草包，但很會來事。他說董軍三年連升三級，歸根結底還是沾山東人的光（彭麗媛的老鄉）。 中共黨內歷來有不同派系，以仕途經歷地域劃分或以籍貫、校友甚至同事為關係紐帶的幫派，長期存在。習近平雖然禁止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但習家軍自己就拉幫分派，一般分為福建幫、浙江幫、新上海幫、陝西幫、清華幫、軍工幫等等。 本身是山東鄆城人的習妻彭麗媛，也被指有「山東幫」，這一勢力近期扎堆上位。 2023年12月25日接任海軍司令並升上將的胡中明，也是山東（青島）人。他是二十屆中央委員。 在董軍獲任國防部長的同天上任的文旅（文化和旅遊）部長孫業禮，是山東安丘人。卸任文旅部長的現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鬍和平是山東臨沂人；現任文旅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是山東威海人，還有一名文旅部副部長杜江，是山東諸城人。文旅部儼然成了「山東幫」窩點。 和董軍同天獲任民政部長的陸治原，也與山東有淵源，他在2021年9月2日至2023年10月間，歷任山東省委常委、青島市委書記，山東省委副書記。 2023年12月29日，上任不足兩年的清華大學校長王希勤，調任副部級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副部長級），實際上是被貶。 得勢上位接捧的李路明，原來只是排名最末的清華大學副校長，他也是山東人，1968年2月出生於山東省淄博市桓台縣。 這波有習近平清華幫內訌意味的人事變動，是山東幫搶權卡位的又一例。 二十大人事或經由彭麗媛幕後運作 彭麗媛是中共軍中女高音歌唱家，文職將軍（少將），總政歌舞團第一批「國家一級演員」，原有總政歌舞團團長、中國歌劇研究會副主席、全國婦聯執委、中音協副主席等一大串頭銜。2012年5月彭麗媛升任軍隊藝術學院院長（後更名為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 美國《富比世》（Forbes）雜誌公布的2017年度「全球百大最有權勢女性」名單中，彭麗媛位列51。六年後，其權勢應屬大漲。 過去十年來，隨著習的固權大戰拉開，一大幫官場中善於攀附和見風使舵者走夫人路線，由彭經手網羅收編。彭麗媛在中共黨內的勢力範圍，在黨政軍中都有。 在山東老鄉當中，最早被認定是彭系人馬的，是祖籍山東鄆城的現任政治局委員、新疆書記馬興瑞。《金融時報》早年曾援引北京知情者透露，馬興瑞和彭麗媛有家庭淵源，他在習上台前就出入習家。 也有消息指，是後來有人以「老鄉」關係為名，通過私人關係將馬興瑞引薦給了習家，準確說是推薦給彭。馬興瑞在中共十八大後主政深圳併兼任廣東省委副書記，直接就和彭有關。 最近突然有網路傳言稱，新疆黨委書記馬興瑞將接替蔡奇任中辦主任。筆者認為此消息未必是真，因為手段老辣的蔡奇是不會輕易放權的，現在他和彭麗媛的關係比較微妙。這類換人傳言，很可能是山東幫自己放風，也可能是蔡奇自己放風，不管是誰放的風，背後都是權力鬥爭的需要。 有「變色龍」之稱的現任人大第一副委員長李鴻忠，祖籍山東昌樂，原是江派人馬，許多人認為他是表忠習近平上位，但他其實也走了夫人路線。 2021年10月26日，中美合辦的天津茱莉亞學院和天津音樂學院茱莉亞研究院落成，彭麗媛致賀信。李鴻忠主政的天津，市政府外事辦公室，隔幾天馬上就舉辦了「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做好天津對美人文交流工作研討會」和「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做好天津對美工作座談會」。天津官方稱，彭麗媛的賀信為「新形勢下」開展對美國的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 這是首次有官方稱頌「彭麗媛精神」，並將歷來只能用在習身上的「指明了方向」說辭，套用在彭的身上，當然能獲得彭的歡心，並在習面前美言幾句。故此，儘管李鴻忠在天津政績相當差，在GDP增速和財政收入方面，經常全國倒數第一，但他在中共二十大上成功留任政治局委員。 筆者粗略疏理了中共二十屆中央的205名中央委員籍貫，發現山東籍最多，有32人，排第二的江蘇籍有25人，之後才是浙江、福建、陝西。 根據中共官媒說，二十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和中紀委委員，都是習親自把關的，這當中，有多少是彭麗媛吹枕頭風定下的名單呢？ 兩屆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比較特殊，王也是山東人，未當常委之前，時常陪習近平夫婦出訪。山東幫當中，有部分人可能其實是王滬寧的人，王和彭麗媛的關係現在也比較微妙。 其他山東籍高層還有政治局委員、北京書記尹力，中央委員中則有西藏書記王君正、江蘇書記信長星、內蒙古書記孫紹騁、寧夏書記梁言順、安徽書記韓俊、河北省長王正譜、浙江省長王浩、湖北省長王忠林、貴州省長李炳軍、寧夏區主席張雨浦、廣東省委副書記兼深圳書記孟凡利等。 軍隊的中央委員中還有一幫山東人，比如新任國防部長董軍、現任火箭軍政委徐西盛、武警司令王春寧、東部戰區政委劉青松、軍科院院長楊學軍等。 其他如最高法院院長張軍、教育部長懷進鵬、國資委主任張玉卓、司法部長賀榮……名單還很長，不再細列。 彭麗媛介入終極內鬥？ 最近風傳，由於習近平沒有定接班人，習家軍都在盼習突然身體不行了，然後乘機上位，其中包括預想可以按規矩以第一順位繼承者登頂的總理李強。但屆時可能以強力介入搶權的，則包括掌控中央警衛局的常委蔡奇，還有控有公安私家軍的王小洪。七常委中最年輕的丁薛祥，則想在習「駕崩」前，習能留下遺言讓他接班，丁要當華國鋒第二。 但槍杆子才是最關健的，有軍方背景的彭麗媛，加上是中共國「國母」，是不可忽視的人物，習不能視事，軍方可能聽她。 習近平集權之勢，正比肩建政的毛澤東，但同時因為他背下了中共惡政黑鍋，還要一條路走到黑，結果統治出現巨大危機。目前習疑心增大，抓了秦剛、李尚福、李玉超等大批自己提上來的人，2024年內鬥將加劇，叛亂隨時發生。 習近平近年出訪，數度出現腳步不穩，或是差點摔下台的情況，令人懷疑他的健康不佳。香港命理學家丘智偉曾預測習在73歲之後身體轉壞，但也有人說習近平病死恐是2024年頭號的「黑天鵝」。 獨裁者走到最後，老朽來臨，健康惡化，可能誰都不信，最後只能靠夫人上陣。在中共歷史上，毛澤東逃不過讓妻子江青參與政治的怪圈，習也一樣。 然而，不管中共內部怎麼爭位，對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中共本身氣數已盡。如今在中共黨外，從海外到中國國內，反共義士已做好充分準備，將在習近平無法控制權力、中共在內鬥中垮台時接盤。 文章來源：上報
